（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基础

    Chapter Five ：The Soil and Foun dation of American Think Tanks"

    Influence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思想库相比，美国思想库不仅起源最早、数量最多，而且对政策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的。二战之后的时代，思想库与美国就像汉堡包、苹果派与美国的关系一样。究其原因，除了其特殊的舆论地位、全方位的舆论传播策略之外，从深层次来看，与美国思想库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及其自身成熟的商业化运行机制有着必然的联系。

    对此，布鲁金斯学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Antoine Van Agtmael认为：“因为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多元的政治文化使得思想库有机会影响政策，很多学者希望通过自身对信息和知识的掌握帮助政府制定更好的政策，而美国的慈善传统和基金会文化则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很显然：有需求，有人力，又有资金，这就是思想库繁荣发展和产生影响力的原因。”杰姆斯·迈甘在其研究中指出，影响各个国家思想库发展程度和影响力的主要因素有政治体制、公民社会、言论环境、经济发展程度、慈善文化、大学的数量和独立性等(James McGann，2005)。

    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认为：“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是布鲁金引自笔者2008年5月6日在华盛顿对Antoine Van Agtmael的专访。

    斯学会一直坚守的核心理念，影响力来源于质量和独立性，而质量和独立性又加强了影响力，三者是相辅相成的。”从舆论学的视角来看，“思想库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产生的，其作用的大小以及发挥作用的空间是由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决定的。没有一定的政治民主，思想库的充分发展是不可能的。思想库需要思想自由和科学研究自由的政治环境。独立探索政治经济问题不受政府的干扰是这种政治环境的标志。充足的资金是它生存的重要条件。思想库与政府机构、社会，特别是媒体之间的平等地位与良好互动，决定它能否产生好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力（刘建明等，2009）205。”

    以上几种观点从不同的视角对美国思想库影响力产生的基础进行了分析，杰姆斯·迈甘更多强调宏观环境，约翰·桑顿强调的是微观运行机制，Antoine VanAgtmael则从经济学的视角对思想库进行分析，而舆论学视角更强调舆论形成的环境。很显然，任何一种单一的视角都是不全面的，在综合以上四种视角的基础上，笔者认为美国思想库影响力产生的深层基础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的因素：独特的政治文化、开放的政治体制、发达的基金会、成熟的运行机制。

    （第一节政治文化创造了思想基础

    美国思想库之所以能够在美国产生、兴盛并且在政治过程中发挥巨大影响力，与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存在着直接关系。如果把美国思想库比喻成一棵参天大树，那么独特的政治文化就是这棵大数赖以生存的思想和文化土壤。

    阿历克西·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有助于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因是自然、法制和民情。同时他认为按照贡献对他们分级的话，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不如民情。在托克维尔眼中，民情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托克维引自笔者2008年5月6日在华盛顿对约翰·桑顿的访谈。

    尔强调的民情就是美国的政治文化（托克维尔，2006）。美国的政治文化以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等价值观为中心，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塑造了美国国民的政治意识形态。更进一步而言，美国的政治体制、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都是其政治文化的反映。

    影响思想库的政治文化因素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政治学杂志上发表的《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政治文化这个概念。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内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和感情的总和，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

    任何政治体系或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它通过各种途径直接决定着每个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也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个政治角色的功能( Gabriel Almond，1956)”1-409。”影响美国思想库的政治文化主要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社会责任意识和不信任政府思想。

    从某种角度而言，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美国分权的政治体制和权利法案得以确立的思想根源。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个人是本源，社会是派生的，社会、国家是个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某种权利或利益而组成的人为的机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建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加里·沃塞里，1994)。”在个人主义指导下，个人的利益和权利得到保障，个人的才智和创造力得以被充分发挥出来。这种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在经历了各个时代的历史演变之后，已经广泛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美国关于人的价值的核心，也成为美国民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一定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一种代表个人主义的政治语言，不过与个人主义相比，自由主义带有更为浓厚的政治色彩。

    自由主义构成了美国政治文化的基础，确立了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奠定了美国宪法中言论自由的根基。在美国，不同种族之间虽然存在着相当深的矛盾，但无论是有种族优越感的白人，还是曾经受过种族歧视的黑人，或是固守民族传统文化的华人，他们都坚定地崇尚自由主义价值观。政治上，自由主义相信天赋人权、个人自主，主张限制政府权力，把国家职能局限于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平等、民主、共和、宪政、法治等都是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和基本原则。自由主义的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立国者们，使其成为《独立宣言》和《合众国宪法》的指导思想。《合众国宪法》则确立了自治原则，规定人民是政府的基础，人民拿出自己天赋人权的一部分来换取政府的保护。同时，宪法也体现了对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确立了相互制衡和相互监督的三权分立的联邦制度。而权利法案则明确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平集会自由等权利，确定了政教分离的根本原则。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政治文化为美国思想库的发展提供了施加影响力的政治空间和舆论空气。

    实用主义的政治文化也是影响美国思想库政治行为的重要因素。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说：“美国人以务实民族而著称，重事实而轻理论，从结果上发现命题的含义，把试验和谬误视为通向真理之路，而不在乎演绎逻辑(Schlesinger，1986)。”缘起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具有其显著的独特性，其基本内涵是以行动求生存。实用主义是一种行动哲学，特别强调实践对人类生存的决定性意义。康马杰(1988)在《美国精神》一书中也指出：“美国人讨厌理论和抽象的思维，不纠缠于任何深奥的政治哲学，但他们却靠一种注重实际的行动哲学使他们的政治机构像他们发明的机器一样灵活。”美国人普遍形成了独立、自由、务实、不拘泥于传统、不迷信权威、竞争进取、富于创新的民族精神，显示出其特有的求实、求利、求效的心态，这也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和人生信念，它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正是因为实用主义的政治文化使得美国思想库这样一种独立于政府之外、又不同于大学的、专业的政策研究机构得以在美国形成并且蓬勃发展。美国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所秉承的也正是在“知识”与“权力”之间寻找到一条实用主义道路的理念。

    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兼具个人主义与社会责任意识的双重精神。美国思想库之所以最早在美国诞生，除了20世纪初美国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国内、国际问题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对政府的不信任和社会责任意识。这两种政治文化的存在为美国思想库提供了巨大需求动力和经济支持。基于掌权者更易于谋取更大私利的认识和对政府、官员不信任的思想，美国人认为，政府和政客属于最不能相信的团体之一。为防范政府权力范围无限制地扩张，人们只能把政府当作异己的力量加以怀疑、柔化、限制，甚至反对。公共责任是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个人主义相辅相成的观念。美国著名政治家伊拉扎将公共责任观念表述为道德主义政治文化，他强调民主政府应建立在公共利益原则基础之上，他认为政治是人类追求完美社会的伟大行为之一，同时也在运用权力完善公共利益。因此，普通大众和政治家都将政治看作以公共利益概念为核心的公共行为，如果对公共利益和整个社会幸福是必要的，社会力量可以干涉私人行为( DanielElazar，1984)。

    政治文化的舆论需求美国思想库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权力体系外的政策研究机构，舆论是其影响政策制定的工具。正是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为美国思想库提供了充足的“舆论空气”，奠定了舆论民主的思想基础，塑造了积极的、赋予创造性和参与性的舆论主体，并且塑造了强大的舆论需求。美国政治文化对思想库的具体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政治文化所崇尚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鼓励个人积极表达思想、追求真理，维护个人的言论自由，这种政治文化为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产生创造了民主的社会意识和舆论环境。在这样的社会意识和舆论环境下，各种观点可以自由的表达，既可以对现任政府提出新的政策建议，也可以批评政府的已有政策。也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借助思想库的智力支持在各种纷繁复杂的舆论中，寻找到舆论的核心和各种舆论的契合点。除此之外，在宽松的舆论环境下，众多思想库可以在舆论的市场上自由竞争、辩论。美国思想库众多，观点的争论也非常激烈，甚至一个思想库内部的不同学者之间也经常存在观点上的巨大分歧，这一方面有利于具有创新性舆论的产生，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动影响力的扩散。另外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这种政治文化有利于发挥每一个个体的创造力和激发创新精神。

    第二，参与的政治文化塑造了美国思想库影响力得以形成的舆论主体。美国的政治文化从本质上来讲属于一种参与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与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密切关联，即谁可以参与政治决策、公民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自由、怎样做出决策、人民总体上如何看待政治家和政府（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1987）。政治文化是政治的灵魂，影响着人的政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公民的政治行为方式，并赋予政治过程以不同的意义和形式。阿尔蒙德曾把政治文化分为教区的、服从的和参与的三种政治文化。在教区的政治文化中，根本不存在公民参与决策的现象，绝大多数公民并不关心政府的事情。在服从的政治文化中，公民对政治系统和输出过程存在着倾向，但却很少意识到自己作为参与者的存在，从本质上来说，他只是一个被动的从属对象。在参与的政治文化中，公民有着高度的政治意识，了解许多信息，对作为整体的政治系统以及有意义的公民参与有着明确的倾向，他们对影响政府的决策有着积极的兴趣。美国就属于典型的参与的政治文化(Gab，iel Al-mond，1963)。正是因为这种参与的政治文化使得美国知识分子、企业家和社会公众关注、参与政治，希望通过思想库的创新思想提高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和水平。

    像布鲁金斯、卡内基这样的实业家和一些知识分子创建了思想库这样的政策研究机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政府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维护公共利益。美国思想库作为舆论制造的工厂，其实现影响力的工具是舆论，而舆论与公众的参与天然联系在一起，没有大规模公众的参与，就不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声势。

    第三，没有市场的需求就不可能有思想库市场的繁荣，更谈不上影响力的产生，对政府不信任的政治文化为思想库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受众和市场需求。无论是政府官员、媒体还是社会普通公众都对思想库的专家地位和独立性抱有信任和需求。

    美国思想库面临两方面的市场需求，一是思想需求，二是人才需求。所谓思想需求又分为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指美国政府面临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需要思想库提供的思想支持。第二个层面是指美国媒体需要思想库以舆论领袖的身份提供政策解读和创新观点。媒体是一个信息传播的渠道和平台，其本身不具备生产思想的功能，媒体与思想库之间是一种互为需求的关系，思想库需要借助媒体传播、放大影响力，媒体需要思想库的观点和声音提高公信力和收视率。第三个层面是指广大社会公众对思想库的需求。思想库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开辟了一个政策交流的平台，从某种意义上承担了哈贝马斯所讲的“公共空间”的功能。社会公众和政治精英在这个公共空间可以就政策问题轻松、自由的交流。所谓人才需求是指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对政治人才的需求很大，而思想库承担了为下届政府培养人才、输送人才的“蓄水池”和“旋转门”的作用。

    美国之所以成为思想库的圣殿并不是因为政策研究和意识形态驱使上的无限需求，而是因为美国参与的政治文化从本质上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更进一步来讲，因为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信仰，因为对政府的不信任，美国的政治体系被宪法确定为三权分立和联邦制，再加上政党制度的虚弱，为思想库发挥影响力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各种机会。

    （第二节政治体制提供了生存空间

    美国思想库的产生发展，与美国政治的需求密不可分。可以说，美国思想库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影响，是由美国政治制度的特点所决定的，美国思想库是为了适应美国政府的需要而建立的。

    美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三权分立和权利制衡，这种制度结构必然形成权利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性与开放性。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和宽松的政党制度为美国思想库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和施加影响力的空间，同时这种权利的分散和制衡也使得政府决策必须依赖思想库的智力支持。

    权利碎片化的政策需求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为总统制，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中最主要的是权利的分立和制衡。多元的政治文化加之权利的分立导致了美国政治的高度碎片化，从而也为思想库影响力的拓展创造了更多的渠道和空间。

    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写道：“防止几种权利逐渐集中于一个部门的最保险的办法就在于…    给予每个部门的领导以必要的宪法手段和个人动机来阻止其他部门作出超越职权范围的事情……必须以野心对付野心(JamesMadison，1969)。”“由于我们是具有与生俱来的弱点和缺陷的人类，那就得受到统治，同时也不能完全相信政府(Larry Arnn，2005)。”弗瑞德齐指出：“分权乃是文明政府之基础、宪政主义之内涵……通过分权，宪政主义对政府行动提供了一套有效制衡的体制(Carl Friedrich，1968)。”基于这样的政治理念，美国的开围之父们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

    所谓三权分立是指在中央政府建立平等而又彼此独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部门。其中，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属于总统，司法权属于各级联邦法院。立法机关负责制定法律，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和实施法律，司法机关负责解释法律，这三个部门彼此平等、相互独立并且相互制衡。国会有立法权，总统对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否决，国会又有权在一定条件下推翻总统的否决。总统可以提出立法议案，可以否决法律，可以提名美国政府官员和联邦法官。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可以宣布国会通过并经总统签署的法律违宪。总统负责实施法律，但是所需经费由国会负责提供。在这种相互制衡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制衡关系，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国会与总统具有同等的提议权和决策权。国会的每一级议事机构如小组委员会、委员会等都能在不承担政治风险的情况下否决总统提议的法案。国会通过立法权、控制国家预算和财政的权力、任免国家高级公职人员和对总统进行日常行政监督的权利，对总统构成强大的制衡能力。而总统通过向国会提出必要的立法建议、对立法过程施加影响以及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等，又对国会形成反制衡。

    美国政治权利的碎片化不仅仅表现在三权分立，还表现在美国国会内部、行政机构内部。在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在立法上各具独立权，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委员会和分委员会具有决策的权利。美国国会分为两院制，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目的也是为了使两院之间相互制约。参议院设议员100名，由每州选举2名参议员组成，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的参议员。众议院有议员435名，由各州按人口比例选举众议员组成，任期2年，期满全部改选（李庆四，2007）。众议院可以弹劾总统和包括联邦法官在内的其他官员。参议院批准对联邦高级官员的任命和对外条约。参议院和众议院均对彼此的立法享有绝对的否决权，任何议案都必须同时经参众两院同意。除此之外，两院均设有许多委员会，还设有由两院议员共同组成的联席委员会，国会工作大多在各委员会中进行。在国会山上所讨论、审议和立法的问题涉及内政、外交的各个领域，可谓无所不包，而各委员会的议员不可能具备各个领域的专门知识，这就势必需要借助思想库这一“外脑”的智力支持。

    行政当局由很多强大的机构组成，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政策取向。国会和总统领导的行政当局互不从属、互相竞争。另外，面对着庞大而繁杂的国内、国际问题信息与资料，国会与行政当局之间往往会发出不同的声音。为了赢得政策主导权与公众的支持，政府和国会都需要专门的机构与独立的政策来源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与整理，这就为思想库各展其能、各施影响提供了更多空间和可能性。有需求才有供给，思想库的存在和发展正好适应了美国“政治市场”的需求。

    美国思想库之所以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还与美国公共政策决策机制中权利的碎片化有着必然联系。政策制定过程主要包含确定政策议题、拟定政策方案、政府制定政策三个阶段（约翰·金登，2004）。思想库、大众传媒、利益集团和公众舆论都是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行动体和舆论因素，它们都对政策制定发挥着各自的影响力。由于思想库的独立性、专家地位，以及其所拥有的大量高级人力资源、丰富的脑力支持，频繁的对外专家交流以及不间断的政策问题研究，使得思想库较其他机构更能够搜集到更为广泛、权威的信息，提供更独到、详实、具有创新性的政策建议。

    松散政党制的舆论活力除了联邦制与权力分散外，美国还存在相对虚弱的政党。松散的政党制度为思想库提供了更多发挥影响力的机会。

    美国政党与其他国家政党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就是组织分散、权力也分散。

    美国的民主与共和两大政党都对任何人开放，而且选民可以随时改变立场。美国两大政党虽然是全国性的政党，但都没有中央领导机构，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力中心。两大政党的各级组织都各是一个权力中心，相互之间彼此独立、各自为政。党的全国组织--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委员会既不是全党的领导机构，也不是决策机构，对州和地方党组织也没有控制权。而党的全国委员会对下级党组织和党员也没有进行纪律制裁的权力，州和地方党组织也是如此。从地方到中央，美国政党的每层都对应着政府的每一级。尽管各层之间有所联系，但每一层就财政、支持者、提名和政纲而言都独立于其他各层，没有哪一层次上的政党对其他各层有实际的控制权，也就是说．相互之间彼此独立，互不隶属。并且，政党领袖对同党人士也没有直接发号施令的权力，没有对违纪犯规的本党人士进行纪律处分的权力。政党领袖寻求下级的支持主要是通过劝说、协商等手段，而不是通过命令(施密特等，2005)。这与其他西方国家如英国、德国、加拿大等国的政党具有明显的不同。在德国，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基金会进行政策研究，为本党参政服务。在英国和加拿大，政党的全国领导机构都对下属机构具有较强的控制力，对下属机构和党员也有较强的纪律约束力，国会议员都非常强调政党原则和党内团结。而在美国，白宫和国会山里的决策者却不需要遵守一套固定的政党原则。美国松散的政党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政党没有建立自己有规模的政策研究“臂膀”，因此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它们就不可能在政策发展方面起太大的作用。为了填补政党政治留下的空白，美国思想库大量地向国会和政府行政部门提出各种政策主张和建议，美国的决策者经常积极地向思想库的政策专家寻求政策意见。

    就国会内部的民主、共和两党而言，尽管国会内的组织是按政党组建的，但是对于本党的国会议员，两大政党都缺乏严格的纪律约束。参众两院各有其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组织，但两院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是彼此独立的，不从属于全国政党。尽管总统是执政党的当然领袖，但总统不能给国会的本党组织下命令。在这种情况下，国会议员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做出决策，而不必去考虑这些观点是否与自己所在政党的利益和政策相悖。但是，国会议员每天不仅要拟定政策方面的大概观点，还要思考、回复许多具体的、非常技术性的问题，这些都要求他们具备专门知识。显然，议员们不可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更不可能为每个待需要他们考虑的立法或行政议题做所有的准备工作．他们需要政策专家们的帮助。虽然国会议员可以依靠很多官方思想库或者是利益集团来获取有关议题的信息和数据，然而这些机构往往无法提供独立思想库所能提供的客观、中立、创新性的思想。可以说，这种弱势的政党体制不仅为思想库敞开了大门，而且提出了更多的需求。

    另外，美国政党制度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稳固的两党制，即民主党和共和党通过选举而轮流执政，其他任何小党都无法冲击这两大政党的稳固地位。这种轮流执政的模式为思想库学者与政府官员之间提供了一个稳固“旋转门”。一个政党一旦执政，其政府班子往往大换血，很多前任政府官员会到思想库休养生息，以待东山再起。而思想库的很多学者则加入政府，成为直接的政策制定者。两党轮流执政所带来的“旋转门”机制在“知识”与“权力”之间构架了一座桥梁，更为美国思想库发挥政策影响力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通道。

    总而言之，思想库的生存必须以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为土壤，美国开放的政治体系为思想库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土壤和发挥影响力的广阔空间。

    （第三节稳定资金保证了机构运营

    美国思想库作为非盈利机构，其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稳定的资金支撑，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拓展更离不开以基金会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资金保证。

    思想库研究学者肯特·韦佛和安德鲁·里奇曾经通过定量分析指出：“影响美国思想库媒介曝光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美国影响力排名前五位的思想库运营资金都不少于1千万美金(Donald Abelson，2002)90-业。”

    美国思想库的运营资金一般来自于基金会、企业、个人捐款和政府合同。基金会作为一种相对稳定和长期的资金来源是美国思想库得以运营的基础。出于对政府不信任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基督教所宣扬的“乐善好施”的慈善思想，以及美国政府在税收上对慈善的鼓励政策，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基金会。除此之外，美国企业和个人也热衷于慈善。这些都为美国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和进行舆论传播提供了充足的财源。

    更进一步而言，美国思想库所具有的独特投资价值一一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是其能够赢得充足资金支持的更深层原因。

    基金会的资金支持美国基金会的发达有其历史和文化渊源。从历史渊源来看，美国人的慈善文化传统来源于英国的慈善思想。自1620年首批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抵达美洲大陆后，英国人便源源不断地移民到这块新大陆来。这些早期移民在向北美移民过程中曾得到英国慈善团体或个人的资助，即使在他们到达并在北美定居之后，仍继续得到英国慈善组织的捐助。受英国这种慈善观念的熏陶和影响，这些早期移民很自然就在思想和实践上继承了英国的慈善思想。从宗教文化传统来说，美国许多人信仰基督教，而基督教则明确教育信徒要乐善好施（刘澎，2001）。基督教的这种宗教思想也成为美国人慈善思想的重要源泉。

    美国基金会的数量是世界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根据2000年版美国《基金会年鉴》提供的数字，当时资产在300万美元以上、年捐款在20万美元以上的基金会共有10 492家，这个数字不到全美大小不等的正在活动的基金会总数的1/4。从整体上说，这些基金会控制着多达3 000亿美元的资产（托马斯·戴伊，2003）52。它们不仅资助美国的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研究等，还推进全球文化传播、关注世界粮食与人口问题以及促进美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从而在美国政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在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历程中，很多具有影响力的重要思想库最初的创建都得益于具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和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以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例，布鲁金斯学会的成立得益于企业家和慈善家罗伯特·布鲁金斯。

    1916年，包括罗伯特·布鲁金斯在内的一批企业家为了提高政府公共政策水平创立了政府研究所。1922年和1924年，在罗伯特·布鲁金斯的资金支持下又创立了经济研究所和布鲁金斯研究院。1927年，这三个机构合并成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1910年，美国钢铁业巨子、实业家和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自己75岁生日时，拿出1 000万美元建立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这个集基金会和思想库于一身的民间组织，试图通过教育公众热爱和平、鼓吹利用司法仲裁手段解决国家间争端等方式，来促进世界各国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以达到消除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对于政策研究的财力支持，福特、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三家基金会独领风骚。

    1936年，福特家族设立了福特基金会，20世纪50年代，亨利·福特第二将基金会的功能扩展为一个推动国家政策制定的组织。无论是环境、人权还是城市建设问题，福特基金会都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政策研究。多年来，福特基金会是向布鲁金斯学会提供大笔资助的组织。福特基金会的一名成员还曾担任布鲁金斯学会的总裁。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外交事务情有独钟，戴维·洛克菲勒曾担任对外关系委资料来源于布鲁金斯学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关于其历史的介绍。www. brookings．edu，wwwCarnegieendowment. org.

    员会的董事会主席，直到1985年才隐退。美国思想库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数量激增，除了政府需求增大的原因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于基金会对政策研究机构的大规模资助。在1982～1987年间，美国基金会对思想库的资助总额从5.2%上升到10%，具体而言就是从7千万美金增加到2亿美金(Diane Stone，1996)46。

    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思想库、基金会、政府三者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固而密切的关系。由于美国的慈善文化传统和税收制度的优惠，基金会热衷于为思想库提供研究基金。而美国思想库由于有了基金会的稳固资金支持，它们就可以有充足的运营资金从事独立的政策研究和影响力的传播。而政府作为需求方，则得益于并且支持基金会和思想库的持续运作。基于政府、基金会、思想库之间的密切关系，托马斯·戴伊(2002)曾指出：“各基金会是联系官员和知识界之间的主要纽带。”不可否认，基金会与思想库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思想库研究的独立性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美国思想库大都积极拓展资金来源的渠道，从而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除了基金会的捐赠外，美国的企业和个人也都热衷于慈善事业。以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为例，2007年度其近3千万美金的运营资金中，20%来自于基金会，39%来自于企业，个人捐赠占到10%。对于美国思想库的发展而言，多元化的资金来源避免了思想库对某一资金源的过度依赖性所带来的弊端，有利于保持研究的独立和客观。

    税收制度的催化力量美国基金会的发达和全民的慈善热情，虽然源于历史文化传统，但是却并非是简单的利他主义，而是利人利己之举。可以说，美国完善的税收减免制度是美国基金会和慈善事业发展的助力器和催化剂。

    参见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网站2007 Annual Report. www. csis. org《美国慈善法指南》作者阿德勒曾指出：“美国慈善部门以其活力、多样性、经济实力和成长速度而格外引人注目。一个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美国有一个对慈善发展有利的法律环境（贝奇·阿德勒，2002）。”

    美国的联邦税法和州税法都对慈善组织以及慈善捐赠行为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制。美国慈善税法以减免税收的形式保证了捐助者的经济利益，税法促使美国富豪们创立基金会，高额的遗产税使美国富人们大都放弃了把财产留给后代的做法，而代之以将财富投入基金会。国家对基金会运作给予的大量免税、减税优惠，使得慈善基金会可以获得其他企业无法企及的高回报。

    几乎在美国现代慈善组织诞生的同时，美国国会就开始建立鼓励民众捐款的相关制度。根据美国税法规定，每年只要捐献一定数额的收入就可减免收入税，于是许多人为避免缴纳高额的财产税而纷纷捐献。美国政府从1913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仅仅四年后，美国国会就通过法案，规定捐款或实物捐赠可用来抵税，所得税可抵税部分最高达i5%，借此鼓励民众捐赠行善。1935年，美国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但同时允许公司用捐款抵税。目前，美国个人所得税的可抵税比例维持在50%，企业的这一比例则为10% 。在税收减免的作用下，美国人民以及美国公司都十分乐于捐献。刺激美国人进行慈善或公益事业捐款的还有美国的遗产税。美国遗产税于1797年首次开征，当时是为发展美国海军筹集资金。1916年，遗产税成为固定税，美国的遗产税、赠予税实行高额累进制，遗产超过300万美元以上时税率高达55%，而且遗产受益人必须先缴纳遗产税，后继承遗产。高额的遗产税促使很多美国富翁另想高招，以成立基金会或者其他的捐赠方式，既规避了高额的税款，同时赢得了乐善好施、服务公益的好名声，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子女后代的利益（李韬，2003）。

    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美国人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在纳税和慈善之间选择了后者。完善的慈善减免税政策直接推动了民众捐款的热情和捐款数量的增加，非营利性慈善组织的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1953年，美国有5万个慈善组织，2006年，美国的慈善捐款总额超过了2 900亿美元。截至2008年，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有大小慈善机构约140万个，总资产占美国经济的5%。而在过去40年中，美国人年均慈善捐款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 8%。美国的税收制度除了通过减免税的方式鼓励捐赠外，其捐赠免税程序也极为科学。美国人捐款减免税极其方便，只需要在年底的报税单上附上非盈利机构的抵税发票，即可坐等税务局寄来的退税支票。对于如何界定什么样的机构可以享受减免税，美国税法也有明确的规定，比如美国税法50l(c)3规定，符合下述三个条件的组织可以享受免税待遇：一是该组织运作目标完全是为了从事慈善性、教育性、宗教性和科学性的事业，或者是为了达到该税法明文规定的其他目的；二是该组织的净收入不能用于使私人受惠；三是该组织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不是为了影响立法，也不干预公开选举。对于美国思想库而言，要取得签发抵税发票权利必须受到税务局各项严格的监管。思想库需要给税务部门提供年度收支明细账，以及其付给管理人员和主要研究人员的薪酬等，同时还必须通过专门机构对思想库的财务和经营状况进行审计。另外，美国思想库每年必须公开其财务报表，供社会公开监督。

    由于美国税收制度的优惠待遇和完善的税收体系，美国思想库可以获得稳定的资金支持。另外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对于基金会而言，还是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把资金捐赠给思想库事实上是一种思想的投资。美国思想库虽然不能为投资者带来直接的和显性的资本回报，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却可以为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做出贡献，这不但有利于投资者自身，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另外，通过对思想库的资金投资，投资者有机会参与到政治决策的核心过程中来，寻求对政策制定发挥影响力的最佳机会。从深层次来看，有利于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思想库的投资价值还体现在它是连接金钱和政治的纽带，虽然表面上金钱不能直接影响政治，但金钱却可以通过支持思想库的政策研究，然后再通过专家的政参见中国社会组织网，美国慈善史：从卡内基到盖茨。.

    策建议转化为政治影响力。

    （第四节商业运营推动了政策创新

    美国思想库之所以能够具有影响力，除了适宜的土壤，参与政治决策的机会以及稳定的资金支持外，同样离不开其全方位的独立性和完善的运营机制，正是独立性保证了思想的创新能力，政策实业家的领导力推动了美国思想库的持续发展。

    在思想自由竞争的市场上，美国思想库作为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其产品是思想，目标客户是政策制定者，思想库的成功不是以利润的多少来衡量，而是取决于是否产生了影响力。影响力获得的基础就是产品质量，产品质量的优劣是决定市场成功的关键因素，而决定思想库产品质量的决定因素又在于思想库研究人员的素质、思想库的独立性和完善的运行机制。事实上，美国思想库所遵循的三个核心价值：质量、独立性、影响力之间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独立性的机制保障美国思想库大都宣称自己是非党派、非政府的独立政策研究机构。美国思想库的独立性包括思想的独立、资金的独立和政治的独立。所谓思想的独立是指思想库专家们研究的独立性，学者以开放的思维来开始他们的研究项目，并通过对事实的客观分析获得结论。研究的独立性保证了思想库产品的高质量和创新性。为了保证思想的独立性，美国思想库在机构设置上以研究人员为核心，一般分为政策研究和行政管理两大块，政策研究为核心，行政管理服务于政策研究。

    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研究部门分为五大部门：外交政策、经济研究、城市研究、全球经济与发展以及政府研究，每个部门由一位副总裁负责，不同部分下设不同研究中心，由主任负责。研究中心内部是不同级别的研究人员，资深学者、研究学者、访问学者等，一般资深学者配有一到两名研究助理。行政管理则分为资金管理、后勤服务、媒体服务、管理培训、出版社，每个部门各设一名副总裁，直接对总裁负责。其中媒体服务的副总裁负责整个思想库研究产品的推销，一般由具备政府公关或者媒体背景的资深人士担任。所有这些行政部门的日常工作就是为研究部门提供支持和服务。对于美国思想库的学者而言，所需要做的就是保证研究的高质量。

    美国思想库学者的工作方式非常宽松，无论是研究选题还是工作时间上都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还是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学者们可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自主选择课题、举行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与访问。当然，在举行大型的公开研讨会时，需要和具体项目负责人进行事先沟通，在不违背国家利益和机构声誉这个基本底线下，一般都会按照学者的计划进行。比如说，笔者在布鲁金斯做访问学者期间研究的选题是美国思想库，于是笔者计划举行一次以思想库为主题的、面向华盛顿公众的会议。笔者需要做的是和所在研究中心的主任进行议题与会议可行性的沟通，然后进行会议时间的初步安排和其他参会专家的人选确定。之后的细节工作，比如会议场地的安排，会议信息的传播、邀请函等工作会有研究中心负责行政事努的人员来完成。会议举行完毕后，相关会议的文字和影像资料会在布鲁金斯网站上发布，这项工作也会有相关行政和传播部门来完成。

    资金的独立是指思想库虽然接受基金会、企业、个人的资助以及政府的合同项目资金，但是思想库的研究不受到资金来源的影响。美国思想库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大都是企业化运作、实行商业化管理。规模较大的思想库一般人员在100到300人左右，年运作资金在1千万到5千万美金左右。资金的来源直接决定和影响了美国思想库研究选题设置和研究方向，每家思想库在接受资金捐赠时都力图保证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不受资金来源的影响。但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时，金钱总是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思想的走向。

    为了保证资金的独立性，美国思想库的资金来源大都保持尽可能的多元化，包括大量公共和私人的资助方。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对于保持独立性和保证研究质量非常关键。对此，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说：“我们相信很多资助者在学术和资金方面都会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但是最终必须由我们的学者来决定研究的问题及得出的结论。”在思想库的资金来源渠道中，基金会通常占的比例最大，在很多思想库的创建之初都是依赖于基金会的巨额资助。对于一个智库来讲，如果拥有一笔稳同的基金，对于其研究选题的独立性而言是非常有益的。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因为拥有巨额基金可以支撑其日常运营，其总裁杰西卡·马秀丝(Jessica Mathews)坦言：“我们拥有相对充足的基金，因此我们在研究选题上具有很大自主性，我们也可以把更多时间花费在研究，而不是寻找资金上。”对于一些会员制的思想库而言，通常个人捐赠会占到一定的比重，像传统基金会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都是会员制的思想库。而来自于政府的资金大多是采用合同的方式，像兰德公司和城市研究所在20世纪70年代时，政府资金大约占到85%，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走向资金多元化。政府的合同资金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经常会取决于政府领导人的政策偏向和喜好(Diane Stone，1996) 54咱。。也因此，大多数思想库为了保持独立性，积极寻求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刻意减少政府资金的介入，有的思想库如对外关系委员会甚至拒绝接受政府资金支持。

    政治的独立是指美国思想库追求独立于政党之外，在研究过程中遵循客观、独立，不受任何党派政治和利益的影响。对于这一点，很多思想库的研究者们不以为然，经常把思想库的研究倾向和观点按照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中立来划分，并以此为依据判断思想库与政党的关系。如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被视为共和党的大本营，而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进步中心则被视为民主党的大本营。由于这种根植于美国政治传统的偏见，使得美国思想库很难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产生绝对客观、中立的思想。事实上，大多数美国思想库都力求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受任何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方面，美国思想库都力图保持自己研究成果的独立和引自笔者2008年5月6日在华盛顿对约翰·桑顿的访谈。

    引自笔者2008年5月7在华盛顿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杰西卡·马秀丝(Jessica Mathews)的访谈。

    高品质；另一方面，美国思想库的多样性和竞争性使得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得以表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偏见所带来的危害。

    当然，美国思想库的独立也只是有限的独立，它不可能脱离其生存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不同的思想库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的倾向性和偏见，所谓纯粹的客观、独立与其说是美国思想库的一个准则，不如说只是一个神话和理想。

    尽管美国思想库的独立性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金钱、政治、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美国思想库的独立性。相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思想库而言，美国思想库的独立性以及其保证独立性得以实现的运行机制还是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的。

    政策实业家的卓越领导力美国思想库的成功与其强有力的领导者是分不开的，理想而言，一家思想库的领导者需要具备学术和政界的经验，要与商界和媒体有着良好的关系，既要是一个演说家又要是一个实干家，这样的人被美国思想库研究者称为“政策实业家”( Poli-cy Entrepreneur)。约翰·金登认为，政策实业家“与众不同的特质类似于企业创业人士的特点，他们愿意投入资源--时间、经历、名誉，有时候还是金钱--寻求一种未来的回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推广他们的价值观，或者促成公共政策”。一般而言，在思想库的组织架构中，设有董事会、总裁、副总裁、中心主任，他们组成思想库的领导层。对于一家思想库，董事会主席和总裁是最核心的领导者，他们个人的视野和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家智库的发展方向和影响力范围。

    如果把思想库的发展比作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帆船，那么董事会主席所要做的就是在高高的桅杆上极目远望，确保帆船的航向和航行的大环境保持准确和稳定，而转引自唐纳德·阿贝尔森，智库能发挥作用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67.

    总裁所要承担的责任就是具体负责帆船各个部门的正常运行。

    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现任董事会主席是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他是高盛银行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现任汇丰银行北美主席，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教授，负责“全球领导力”项目。因为约翰·桑顿在华尔街乃至全球商界的人脉和影响力，布鲁金斯的财政状况在他担任董事会主席以来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势头。而约翰·桑顿本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和他希望推动中美关系、推动世界发展的良好愿望，则直接促成了2003年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和其北京办公室的成立，约翰。

    桑顿本人在五年内捐赠1 250万美金用于中国中心的运营。另外，2008年7月“中国最高级别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在北京召开“全球智库峰会”，约翰·桑顿应邀出席峰会并代表全球智库在开幕式上作主旨发言。约翰·桑顿本人的政治远见和在中国的影响力直接促进了布鲁金斯学会对中国研究的重视和在中国的信誉度。

    布鲁金斯学会的现任总裁是塔尔博特( Strobe Talbott)，他的职业生涯跨越传播媒介、政府机构和学术界。塔尔博特自2002年7月开始担任布鲁金斯学会总裁至今，之前他在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担任领导人。1993年，在时任总统比尔’

    克林顿，也是他在牛津大学的室友的劝说和力邀下，塔尔博特离开任职21年的《时代》杂志加入政府。作为一位著名记者期间，他主要负责跟进东欧、国务院及白宫的事务，及后成为华盛顿办事处主管、编辑及外交事务专栏作家。1994～2001年，塔尔博特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副国务卿。克林顿曾在自传《我的人生》(My Life)中专门提及邀请塔尔博特加入政府的细节，塔尔博特在制定对俄罗斯外交政策上的巨大影响以及他和塔尔博特的友谊( Bill    Cliton，2005)。塔尔博特跨越媒介、政府、学术界的职业背景赋予了他敏锐的洞察力和领导力。凭借他个人对媒体的充分了解和广阔的人脉，他把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传播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他本人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副国务卿的经历和他与克林顿本人和其他官员的深厚关系则为布鲁金斯学会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纽带。塔尔博特在学术界的职业背景则有助于他管理布鲁金斯学会的日常研究事务和与学术界的沟通与合作。

    传统基金会的总裁艾德温·福尔纳(Edwin Feulner)则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领导者的力量。拥有MBA学位的艾德温·福尔纳1973年作为董事会成员参与创建了传统基金会，自1977年开始担任总裁。他认为传统基金会不应该成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而应该成为一个商业化运作的、采取各种营销机制寻求效益最大化的机构。“我们的作用就是要尽力影响华盛顿的公共政策圈，具体地讲，最重要的是影响国会山，其次是行政部门，第三是全国性的新闻媒体( Donald    Abelson，1996)114。”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传统基金会从1977年只有9个人的小研究机构成为而今拥有220名工作人员的、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库之一。用艾德温·福尔纳自己的话说，“如果传统基金会没有一个合适的领导者是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就的。”事实上，每一家具有影响力的美国思想库都可以看到其领导者的理念和影响贯穿于整个机构的运作之中。美国思想库的发展、壮大与其卓越的领导者密切相关。

    本章结合不同学科和学者的分析视角，从政治文化、政治体制、资金保障、运营机制四个维度分析了美国思想库影响力产生的基础。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为美国思想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舆论空气”，奠定了舆论民主的思想基础，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和宽松的政党制度为思想库影响力的拓展创造了更多的需求和空间，完善的税收制度和发达的基金会为美国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和进行舆论传播提供了充足和稳定的财源，而全方位的独立性和政策实业家的领导力则保证了思想的创新能力，并且推动了美国思想库的持续发展。接下来的一章将对美国思想库影响力的评估进行分析。

    参见传统基金会网站关于其历史发展的介绍。www．Heritage．org.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