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来得并不突然，因为为父亲办理退休的一些后续的事情，在半个月前，父亲就早早和秀英姨、秀英叔通了电话，父亲激动不已，说了近一个小时。他把如今银城的糟糕环境，一天早晚接送小孙女后和母亲坐在阳台上喝茶，仍然习惯腌一罐子辣白菜和酸菜絮叨一遍，还反复提到我，说他有个出息的女儿在滨海做记者，嘱咐秀英姨有什么难处可以找他的女儿，说他总是做梦梦见红村的人……仿佛要回来的人不是我而是父亲。再者，也许是因为秦丽的死，死起到了催化作用和逃逸的功能，让我无限期向后拖沓的习惯瞬间崩溃。又因为那扇后窗，我不能完全确定，就像我无法确定死去的秦丽以及秦丽之前的朱珠和林兰，或者与她们更多相似的人，如果她们的世界里拥有这样一扇后窗，也许她们会活下去。
我在八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到达红村，红村的住户在减少，空房子和一人之高的蒿草在增多，看上去红村更像一片隐秘在丛林中的王国。午饭后，我和秀英姨躺在与后窗连接的火炕上：“年轻人都搬到共青城去了，年纪大的不是身子走不动，是心走不动。”我把侧向后窗的身子翻到正上方面对着屋顶，屋顶垂下的北墙上贴着耶稣的像，是印刷品，但，我时刻感到那个背负的十字架即将压倒过来。我又将身子侧向了秀英姨的脸，“我看共青城里建的楼房很不错。”秀英姨无心那些遥远的楼房，仿佛俗事于她是如此的善意与满足的关系。她从吃午饭开始就句句不离主，她开始给我讲耶稣的诞生与耶稣的教义，我一直在静听，在她的讲述中，耶稣为我们的罪而受苦受死，舍己受死作赎罪祭，对世人怜悯、慈爱。面对她的讲述，我无法将秦丽的死加进去。
红村八月的风经过阴凉处就带着凉意，凉意中渗透着西红柿、黄瓜、水果的成熟味道，还会有些潜藏在过去的无法描述的东西混入其中，穿过后窗扑到炕上，以及世代在炕上生活的人身上，穿过三十年的时间间隔，我竟然激动地嗅到了一九八七年红村那阵焦渴的烧煳味儿。
那时候我八岁，比今天稍稍晚些的下午，焦煳味儿在我嗓子里燃烧之后从七窍中冒出来，我借着一次又一次咳嗽把自己佝偻成一个句号，面向后窗，眯着眼睛能看到后窗这片菜园，支起木架的黄瓜藤，黄色和红色的西红柿，我没有生病的时候，会变成一只猴子，从火炕上一脚踏过去，蹦到窗外的菜园里，随手摘个西红柿或者黄瓜啃一啃，这样的行为布满我的童年。可是，那一天我没力气爬起来，我浑身烧火，把后窗以及我周围的世界都烧得模模糊糊。我母亲靠在火墙边缝补我父亲的裤子或者塑料布包袱，用以秋收，我记不清母亲手里忙的什么东西，她一生总是一副劳动的姿态。
我在昏昏沉沉的状态中最渴望后窗之外那个瘦瘦的人影出现，自从那个人影陪我度过了为数不多的夜晚之后，我就在无聊，或者遇到困难，或者分分秒秒中渴望。尤其是我在燃烧中听到一句喊声飘忽过来，肯定是那个终日里要到红村转上一圈儿的郭老头，无论春夏秋冬，他都用一辆自行车驮着一个白色方块箱子，箱子里包着白色的棉被，棉被里裹着似乎总也卖不完的冰棍儿。他从进红村村口就开始唱着他的冰棍儿谣，“冰棍儿，冰棍儿喽，香香甜甜的冰棍儿喽，五分一根，一根五分！”
现在想来，他不会用什么华丽的词为他的冰棍做广告，就像秀英姨不会煽情而讲述有关耶稣的故事，我对自己没有以虔诚的态度听她的讲述而自责。我做了个认真点头的动作，看着秀英姨的脸听下去。可我听到的依然是冰棍儿的喊声。在今后逐渐成长后我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听不到如此大的叫卖声，那一声一声的冰棍儿喊分明就是从我家后窗之后的那条小路上传来的。我把咳嗽声咳成嘶哑的撕裂声，痛苦的哀求声，我从后脑勺上依然感到母亲还在不停地将针线穿来穿去，她把脑袋低得那么低，几乎要钻到裤子里面去。我继续把自己的身体紧紧缩成一个点，并发出剧烈抖动，我甚至感到火炕在抖动，一阵子我就在装腔作势中精疲力尽。
可我看到了后窗那个人影，立在后窗的正中央，有一棵玉米秆那么粗，比玉米秆要矮上一截，我迷迷糊糊跨过窗台，跳到了后园，回头时，我才发现，我母亲不知何时已经不在那里，炕上只有一团我父亲的裤子，插着一根带线的针。
我喊了一声：“大山，我就知道你会来。”
“感冒了，嗓子？”
我才发现我的声音嘶哑成哑巴，我的眼泪开始大肆地流，我们俩挤坐在一排黄瓜架下面，阳光从叶子的缝隙里钻过来，有些甚至穿透衰老的黄色老黄瓜，斑斑点点地打在我们两个人的脸上，他显得像花斑奶牛一样黑。我嗓子疼得无法说话，就哭个不停，郭老头从村子的西头返回到东头，再次经过我家后面的小路，他的喊声从远处一来，我把眼泪流成无声的瀑布，到如今，我都无法忘却那种深入骨髓的渴望，我望着黑土一样的大山一只手钻进裤兜里摸索一遍又一遍，希望能摸出五分钱来。那时，他还小，没有长出喉结，我看到他的嗓子里有东西在上下嚅动。我把眼泪和鼻涕都涂到他的短袖子上，他的袖子灰丢丢的扛在肩膀上，他把他唯一干净的衣角上边的部分扯出来，扯到我的眼睛和鼻子能够到的高度，我就在上面拼命地擦，直到他终于准确地在郭老头到达小路的时刻起身，窜出后菜园。
他变魔术一样变出了一根冰棍儿，把表面的纸小心翼翼剥掉，“吃吧！”整个过程我用舌头一丝一厘地舔完，经过时间和遗忘，我无法确认当时大山的脸上是如何复杂的一副表情，他被浓缩成我记忆里一双突兀的眼睛和上下嚅动的嗓子，随着我每舔动一下而发生着越来越强烈的变化，仿佛是痉挛的样子。
我太陶醉了，以致我的世界里只剩了那根冰棍儿，我伸着舌头围绕着冰棍的任何一个位置舔动，我能发出声音了，我发出嗒嗒的舔舐的声音，随着那声音逐渐响亮，我发现一根冰棍儿就足以治好我的病，甚至救了我的小命。我眼前的世界不再是那么火烧火燎和布满焦煳味儿，它在我那个属于春季的年龄里把世界变成一个晶莹剔透的玻璃瓶子，纯粹、透彻、香甜，仿若静止。在只剩了一根木棍儿举在手里之时，我发誓，我清晰地听到大山颤巍巍着嗓门对我说：“以后，你就叫我哥吧。”我对着那根米白色的也许是杨木的冰棍棍儿毫无顾忌地回答：“哥。”
那天下午天气晴朗，阳光是一片银亮色，我们吃完了冰棍后坐在黄瓜架底下玩，有一会儿我没有听到他嗓子上下攒动的声音，他跑去摘了一个黄柿子给我，“感冒了要多吃水果。”我捉着柿子继续吃起来，我发觉那个柿子和郭老头的冰棍一个味道。后来他突然说：“要是将来我娶你，你会嫁给我吗？”我不假思索地舔一口冰棍棍儿，再吃一口西红柿，“会！”现在，我不能明晰当时我们是否谈论过兄妹和婚嫁，但是，我尽量在后来的生活中虚构出我那天的真实回应。
我躺在炕上吞口水，不知道秀英姨是否也刚刚停止她的讲述，她爬起来端了一杯凉开水给我，秀英叔在另一个屋子里走进来，直接走到窗台几个凉水杯前，端起一杯咕嘟咕嘟灌下去，“村委上班点儿到了，去盖章。”
村委在村子中央的位置，三十年没有变地方，只是比我记忆中要小得多，村书记是个年轻人，做事不拖拉，秀英姨和他说了原委，他就把父亲的事情办了，听说我是生活在外面的红村人，是个记者，我们坐下来多聊了些，他是个大学生村官，年龄比我小，但一身的抱负和美好期许，他问我：“红村美吧？”我点点头，可以说，活在另一个城市，浮华和匆忙占据身心，红村是埋在内心最深层的那一部分。
“现在，红村大面积发展水稻，农民受益很大。外面还有很多适合红村发展的项目，红村会越来越‘红’。”
“听说很多人都搬到共青城去了？”我问。
“嗯，居住在共青城，种植在红村，更适合管理。”
“那红村会消失吗？”我的鼻子发酸。
我没看到他丝毫的担忧，“如果我们的生活能更好，如果红村成为更广袤的农田，红村怎么会消失呢？”
临走前，我们握了握手，“世界上哪有永远存在的东西，消失不一定是坏事，总有新的出现，再说，其实根本没有消失，只是换了另一种存在形式。希望你更爱红村。”年轻人的手坚硬无比，像当年那个浑身都坚硬的大山。
我感到我的后窗有希望了，虽然我一直在现实世界里虚构那扇后窗的世界，但，谁又能怀疑现实根本就是虚构的一部分呢。我还是决定再次亲眼去看看我家的那扇后窗。我和秀英姨、秀英叔走出村委后，直接朝我的家走去，我的家在村西，大院之外是一条马路，三十年前它就不是我家了。秀英叔说：“主人是从十七连转来的李家人，前几年十七连和红村合并时搬来的。”
大院前宽阔的地方被新主人用铁栅栏围了起来，里面停着红色水稻收割机，浇水管，一些凌乱的农具。主人的儿子正穿着背心儿在检修收割机，叮当一片，秀英叔和小伙子嘀咕了几句，我看到他侧着脑袋向铁栅栏外望，充满惊奇。
我选择绕过铁栅栏直接去后窗的菜园，秀英叔说：“看到这棵杏树了吗？那还是你父亲当年种的，人家搬进来就没动过。”很多常年被虚构的东西都在这一刻变成现实，“当然记得，我父亲给我摘过杏子，很甜，是黄杏。”
那扇窗口和当年一样褪色，漆皮裂出竖缝，我就是从这扇窗口蹦来蹦去，从屋内到屋外，反反复复。最为神奇的是，我在窗户下面摞起一排砖头，斜在墙壁上，那排砖头的姿态仍然没有变，唯一增多的是附着在表面的绿色苔藓。这么多年，我在虚构的过程里曾经逐渐把这一细节丢失，我惊讶极了，“这砖还是我小时候摞在这里的，它们还是这样，它们没有变。”我的鼻子一酸，看到秀英姨的眼睛里湿漉漉的，也许，那是反射我的眼睛。
我第一次见到大山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眼睛里反射了我的样子。那是小学一年级暑假前的一个下午，大山被班主任领到教室，他就成了我的同桌，他的脑袋一直高挺着，看我的姿态也是目不转睛，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认真的眼神，我看到我在他的眼睛里竖成一根清晰的棍儿，就再也不愿意抬头和他对视。他言语不多，仿佛完全靠他走出的姿态示人。所以，从学校的任何一个角落看到大山，都像一根硬挺的玉米秆在移动，但他走在村路上的时候喜欢低头，到处捡矿泉水瓶、纸盒之类的东西，然后到垃圾场里卖成钱。也许，我在那天几乎被烧煳的下午吃到的冰棍就是用这些钱获得的。他大大方方地把那些瓶子装进他硕大的书包里，然后，继续恢复笔挺的姿态。他那种高傲与穷酸混杂的姿态让他在学校里，乃至整个红村格格不入。
第二次长在他的眼睛里是在暑假的一个夜晚，暑假对于我总是充满矛盾，自由和孤独丛生。我们这一代是黑龙江实施独生子女的第一代，我父母是积极向上的人，我就是积极向上的唯一结果。那是众多相同夜晚中的一夜，我独自一人在家里等待父母从地里干活回来，没什么聊以安慰恐惧的心理，我从懂事起就习惯抱着一只小鸡。屋子里所有的灯都要亮起，我需要每一个角落充满光明才能克服对黑暗的恐惧。我抱着那只鸡紧紧盯着唯一通向黑暗的后窗，后窗外面传来一阵阵风声，风吹打黄瓜架的窸窣声，黄瓜架就会走动起来，后窗有人影。
在恐惧中，我几乎把怀抱里那只小鸡憋死，才听到窗外一句轻声：“红英，是我，是我呀！”我听出来是他，抱着鸡几步就从后窗窜了出去。我们在暗夜里就坐在这排砖头上，是他一块一块摞起来的，像一个小凳子，而墙就自然成了椅背，我们一起坐在上面后他告诉我，“女孩子不能总坐在地上。”我在几缕射出的灯光中模糊看见他的眼睛，极其认真地看着我。我除了答应着，发现他和我们这些学生的不同，他比我们要成熟得多，懂事得多。
就从那天夜里开始，我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我克服了对黑暗的恐惧，我不再害怕后窗上晃动的影子，我多了一种期盼。我逐渐了解了他的家事，他和我一样是个独生子女，父母离异，跟着父亲从二十三连来，住在红村的老龙岗那间破旧的房子里。我已经记不清我们一起坐在后窗外的砖凳子上度过了多少个暗夜，我们说了多少话，在秋季渐深的时候，我们顶着满身的蚊子疯咬的红包从后窗钻进了家里，我们在明亮的炕上玩嘎啦哈，他总是输；我们下跳棋，输掉的还是他；困到极点的时刻，我们在炕上抱成一个圈儿睡到被母亲摇醒，他就会擦着眼睛摸回老龙岗，有时，更晚些，父亲会送他回家。我一直都感谢我的父母，若不是他们的宽容与正直，也许我不会拥有这扇终生都属于自己的后窗。
这时，一个东西突然从半空坠下来，砸到了我的脑袋，我浑身惊了一下，迅速朝着菜园外退过去，“哎呀，又掉一个！”秀英叔正爬在一架木梯子上，为我摘了几个剩在高枝头的杏子，秀英姨立在下面挣着塑料口袋，“掉就掉吧，怎么也是到土里去，谁能不出个错。”
“是啊，谁能不出个错，可有些错人的一生都犯不起。”我自顾想着，从那扇后窗的过去走出来，杏子被摔碎在地上，露出白黄色的杏核，我恍惚看到杏子在无限变大，变得苍白，变成秦丽、朱珠和林兰的残碎身体，我不能肯定，如果我的世界里没有那扇后窗最先占据，我与她们对另一座城市悬挂在九楼的窗的理解也许没有区别。
我重新回到菜园子里，秀英姨和秀英叔正站在后窗口跟里面的人说话：“老李，给姑娘摘几个杏子吃，可是她家的杏子呢！”屋子里传来粗老的声音：“你是说老刘家回来了？”人一定是在炕上爬起来，隔着后窗说话，这是红村的习惯，红村的炕都是紧紧连着这扇后窗的，里外的世界一窗之隔。
“不是老刘，是老刘家的姑娘，睡醒了就好，我们正想着进屋看看。”
“来就是了。”
我真的重新走进了我的家，主人老李刚下了炕，端了三杯凉开水，他对我说：“你们家后菜园的东西都没动过，看看，是不是还是老样子。”
秀英姨回：“她走的时候小着呢，不见得记清楚。”
我的家比记忆中的小很多，那铺火炕小到不足以躺下三个人，屋顶的中央向下塌陷，总有顷刻间坍塌的危机，屋子里的光线昏暗得像暗夜中的夜色，和我记忆中明亮的屋子不是一个空间，而那扇后窗也低矮不堪，后窗上布着纱窗，纱窗比以前更加密不透风，透过后窗，后面的东西模糊不清，任何被风吹动的东西都像影子在移动，站在陌生的屋里这一刻，我的胸口发闷，仿佛后窗的一切故事都变得并不真实可信。
我重新坐到离后窗最近的炕上，从纱窗望出去，我记得后来大山不知为什么走了，他没来得及跟我去告别。但是，我有了一个习惯，我习惯抱着我那只已经扎了硬毛的鸡，也许已经换了另一只，像往常一样将每一个屋子的灯全部打亮，坐在后窗正对面的那把椅子上望窗外，我等待着后窗那个瘦瘦的移动的影子，我除了期盼，再没有恐惧。而此刻，我得到了巨大的满足感，这扇后窗和我的记忆并非完全吻合，它甚至更加真实而强大，但我确定，大部分时候，现实成为了虚构的替身。
就这样，我在红村只度过了一个夜晚，就要匆匆赶回到另一个城市里开始匆忙的生活。那一夜，我彻夜未眠，我仔细地倾听秀英姨将整本的《圣经》讲述给我，她与秀英叔的世界里有耶稣，有神的生命光辉，有着强大的精神信仰，我父亲先前的担忧是多余的。
我们三个坐在炕上，刚好对着那扇后窗，我鼓起勇气询问有关大山的事情，我想把关于大山的询问说得无比寻常，就像人总要穿一件遮体的衣服一样，“村里原来有个叫大山的小男孩儿？”两个老人开始回忆红村过往的人群，他们似乎很费力也没有从记忆中捞到。
“哪有这么个小孩儿，红村不大，你们那一拨孩子都有数。”秀英叔已经不吸烟了，他嗑着瓜子琢磨着，“你八岁就跟着你爸妈转学回了山东。你们那一拨孩子没有一个留在红村的。孩子，离你父母远，在外凡事自己要多想。”
“那个大山瘦瘦的，像一根玉米秆，是后来来红村的，”我把手指向村东的老龙岗，“他们家当年好像住在老龙岗附近，靠着羊圈。”
秀英叔想起来了，“你是说那家人啊，一个爸领着个儿子，亏你还记得，他总共在红村住了没一个月。”
“一个大男人带着个孩子，注定得到处跑。那可不是个红村能盛得下的人。”
“那孩子不错，倒是从来不知道叫大山。后来有人提起过，说是出去当兵了，当的炮兵，现在又没有仗可打，天下太平。”
秀英姨在秀英叔的提醒下似乎才找到一丝痕迹，她把《圣经》轻轻合上，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对着窗子说：“主会保佑他们。”
我们一直在说有关红村的事情，他们并不强迫我讲些外面的世界，只有在临近黎明的时刻，秀英姨说起新闻上播放过有记者和教师跳楼死亡的事件，她捉住我的手，告诉我：“我们不怕，孩子，主给了我们生命，感谢生命，感谢主。”我学着她的样子，在自己的胸前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我没有把陪伴我一起工作生活的三个姐妹从窗口跳下去的事告诉他们，在这扇影子婆娑的后窗面前，我更加想念秦丽、朱珠和林兰，也许还有那个在全村都不知名的大山。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还是睡着了，也许只在天亮前打了个盹儿，我在即将醒来的时候，迷迷糊糊看见一个立在后窗外的人影，我惊了一跳，躺在我身边的秀英姨看到我满脸失色，抬起头向后窗瞄了一眼：“都是你叔，非要在后窗正中种一排黄瓜，架子搭得和他一样高，像个人似的。”明亮的晨光已经打在后窗那排高耸的黄瓜架上，在叶子和茎之间，阳光碎成一片金黄。
我觉得秀英姨和秀英叔可爱至极，那排拥有人形的黄瓜架可爱至极，从秦丽的死亡跳跃到红村的后窗，世界也有可爱至极的这一面。我重新背向秀英姨躺下，但，我再也无法平静，我努力把自己佝偻成一个句号，在耶稣巨大的画像之下流出眼泪。
后来，我重新回到那二层床铺或者九楼宿舍之高的生活。不用说，我就知道我和秦丽一样被莫名其妙地调到了广告部，如果要活下去，我们必须飞奔在滨海各大企业间拉足够多的广告。虽然，那几乎逼疯了我们，除了逐渐自闭，要么与交易背后的污浊同流合污，那离我们的梦乡越来越遥远，几近背道而驰，虽然我们是文学版的编辑高手，手里握着一只孱弱的笔。我也已经知道，秦丽的床上早已一片崭新，像当年林兰死后秦丽的到来，一个比秦丽或高两公分或年轻几岁的女孩儿迅速占据了她的位置。
后来，我从母亲那里得知，秀英姨在经历一场夺命的疾病后找到了主，她说主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并在每时每刻要珍惜。后来我离开了报社，继续经历与现实的对接，我在今后的生活中，在梦里，在想象中，更加频繁地看到那扇后窗，敞开着，虽然我无法描述清楚那里的真实，而仅仅记住了些影子，但，却真实地存在着。
那一次，我还从红村带回了我家杏树上结的杏子，临走前把它们分给报社的同事们，他们无不惊讶不已：“怎么可能，三十年还是那同一棵杏树？”
“吃吧，甜的！”我回。
责任编辑 李国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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