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知少年成“罪魁”

    2008年10月25日中午，雨雾濛濛。在贵州省青少年收容管教所会客室里，一名管教民警将瓮安县城关二小六年级一名14岁的学生带来，这是位瘦小的孩子，黑黄的脸庞，明亮的眼睛，大约1.5米的个头，也许是衣着单薄，也许是紧张，坐下好几分钟才镇静下来。当他谈起自己的身世，谈起自己在“6·28”事件中的经历时，眼眶里噙着泪花。

    他来自单亲家庭，父母离异后，他被判给父亲，但父亲却顾不上照管他，无奈的孩子只好跟着母亲过日子。他既没有得到父爱，也享受不了双亲家庭的温暖，更谈不上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小小年纪就与孤独相伴。

    “6·28”那天，大约16时左右，他听同学讲县政府有人闹事，就同几个同学一道跑去看热闹。“哇！从来没见过的热闹，从来没见过的新鲜，从来没有过的激情，从来没有过的冲动！”他说。

    他跟随学生、跟着人群冲进县公安局大楼，在一片鼓掌声、“加油”声中，他的思想、情绪、行为一下就失控了。什么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什么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什么是放火罪？不要说他当时根本不知道，根本没想到自己的行为正在违法，直到案发公安人员把他带走，他仍一头雾水，茫然不知。

    他万万没有想到，不学法，不知法，不守法，一时幼稚的冲动，付出了依法收容管教3年的沉痛代价。

    在建设得像花园一般美丽的管教所里，他一边学习文化，一边做检验电器元件的手工活。“我期盼早日回到学校，回到教室去。”他满怀期待地说。

    与城关二小的这位学生一样，瓮安县参与“6·28”事件的学生，当时只觉得打、砸、烧新奇、热闹、好玩，特别是周围成人为他们鼓掌“加油”时，高声呐喊助威时，似乎自己一下成了“英雄”，越砸越勇，不可阻遏。

    而另一些学生则是出于“义愤”，想打“抱不平”。瓮安第一中学高二年级的一个学生说：“那天我是去公安局门口看热闹，到那里时警车已被掀翻，一些人正往公安局大门里冲。我听到大家说李树芬是被人害死的，觉得不公平，为了发泄，才跟着抬车，以为是把车抬到公安局大厅里去堵警察，没想到有人把车点燃了。”

    瓮安第二中学教师徐家海说：“我问在现场的学生：‘你们为什么拍掌？’得到的回答是：‘看到前面拍掌，就跟着拍’。真令人哭笑不得。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精神文明不容忽视，特别是小学生、中学生，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我们对怎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教育很缺乏。”

    引发瓮安“6·28”事件的导火索，是一名14岁女中学生的溺水死亡，最初为其申冤的队伍成员主要也是学生，涉案中小学生达110名，有些中小学生还加入当地黑恶势力，成为帮派成员。他们直接参与了当天针对瓮安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的打砸抢烧行动，不少未成年中小学生一时幼稚的冲动，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和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是学校和社会重智育、轻德育、忽视法制教育的受害者。

    二、“参加黑社会，有吃有喝有地位”

    “读书苦，读书累，读书还要交学费，不如参加黑社会，有吃有喝有地位。”“6·28”事件发生前，这首民谣在瓮安县中小学中广为流传，当地黑社会对校园的渗透可见一斑，反映出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帮派文化”已经渗透校园，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道德造成极大影响，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学生，是非不分，正邪不辨，盲目从众，这是导致众多中小学生参与打砸抢烧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

    2008年第36期《瞭望》新闻周刊在题为《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一文中，描述了黑社会将黑手猖獗伸向校园造成的影响：

    15岁的廖保华（化名）与引发“6·28”事件导火索的溺水女生李树芬就读于同一所学校——瓮安三中。

    6月28日下午，他和几个朋友在街上看到为李树芬请愿的游行队伍，就马上加入进去。

    “虽然我并不认识李树芬，可我也觉得她死得很冤，瓮安那么多命案破不了，都是警察失职。”廖保华说。当时冲在最前面的多数都是学生，大家非常激动，他和一些学生冲进公安局大楼，在一间办公室里抢走了公安机关平时收缴的刀具和钢管。

    据公安机关调查，冲突中曾有一位受伤的民警被人从公安局大楼背出来，而廖保华和几个学生又拿着砍刀、钢管朝受伤民警身上砍去，致使其受重伤，他还参与焚烧了多部汽车。

    事后，他的父亲在县电视台播放的录像上清晰地看到了儿子的身影，带他投案自首，希望能从宽处理。

    让人关注的是，廖保华曾被迫加入瓮安最大的黑恶势力组织“玉山帮”，让年幼的他更加仇视警察。

    “加入黑帮，是为了保护自己，在瓮安县生活没有任何安全感，所以我痛恨警察”，廖保华说。

    廖保华并不厌恶学习，可初一时自己曾被抢劫的经历和学校门口经常发生的打架事件曾让他害怕至极。“整天提心吊胆，甚至不敢上学，我们真的很害怕”，他说，有天放学时被人堵在学校对面的巷子里抢走了70多元，现在想起仍心有余悸。

    后来，他在县城一个游戏室里结识了“大哥”钱小波，这位“大哥”在当地很有影响力，很多社会上的人都认识他，他靠给别人看赌场挣了些钱，经常请几个兄弟吃饭。而且认了“大哥”后，自己再也没有被欺负过，遇到任何麻烦，只要给“大哥”打个电话就全摆平了。“这让我找到了安全感，在同学面前也很有面子。”他说。

    ……

    不足15岁的卫少文（化名）个头矮小，可他的话语却显示出异样的成熟和冷静。

    6月28日，他和家人在乡镇玩耍，听说县城有人游行示威，自己打车迅速赶到现场。

    卫少文有一个十分幸福的家庭，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在县政府某单位工作，夫妻俩都无比疼爱这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可是，父母谁都没有想到，他会冲进政府大楼，点火焚烧了多间办公室，还曾加入帮派，跟着“大哥”在外面抢钱。

    这一切让父母突然发觉自己熟悉的孩子原来如此陌生。

    “他们工作太忙了，没时间管我，对我来说，在外面混好像比在家里更有安全感。”卫少文说，虽然父母很疼爱自己，可父亲是中学老师，晚上也经常要上晚自习，很晚才能回家。而母亲因为工作要求，每周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镇值班，周末才能回家。

    从小学4年级开始，他就不得不自己孤独地放学、孤独地回家、孤独地等待。这样的生活经历让卫少文变得早熟，也被迫较早地进入社会。

    当有一次自己遭到打劫后，他没有求助于父母，而是在同学的介绍下结拜了“大哥”，加入“叶霸二帮”，并且经常跟着“大哥”在外面抢钱、打架。在“江湖上混”让他“疾恶如仇”，觉得自己理应为无辜的女孩“讨个公道”。

    82岁的城关一小原教导主任李隆瑞说：“一些黑恶势力近年来逐渐向学校渗透，一些孩子硬被拉入帮派，不进去就要挨打。尤其是父母不在身边、学习成绩较差、单亲家庭和留守少年，成了黑社会组织重点争夺的对象。”

    瓮安县每年约有2000名初中毕业生不能继续升学。人数庞大的青年学生离开校园以后，便融入社会闲散人员队伍，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给社会治安造成隐患。他们有的被黑社会利用，有的自己成立团伙。帮派组织将黑手伸向学校，罪恶的目光盯着防范能力弱的中小学生，或收取“保护费”，或要挟学生加入帮派组织。为了团伙的利益，他们经常聚集在学校门口打架斗殴，争夺势力范围，使校园不得安宁，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秩序。

    黑恶势力猖獗，政府不闻不问，公安撒手不管，不仅学生没有安全感，更让家长及教师提心吊胆。县文化局一位领导为了在瓮安二中上班的妻子和女儿的安全，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给母女俩用。一些教师站出来保护学生时，不仅受到黑恶势力的恐吓，有时甚至还被殴打。为了学校、为了学生不受骚扰，有的教师出于无奈，不得不放下人民教师的尊严，找私人关系求助黑恶势力“大哥”，恳求出面“打招呼”，对自己的学校和学生“高抬贵手”。

    瓮安黑恶势力横行霸道，社区无能为力，学校无可奈何。瓮安县职中教导主任田维忠说：“学校对黑帮的渗透无能为力，学校能做的只是不让外人进校园，但一出学校这道门，我们就鞭长莫及了。”

    黑社会、流氓恶势力长期横行，对当地青少年成长造成恶劣影响。近10年，瓮安县社会治安形势一直非常严峻，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突出，犯罪率大幅增加，刑事案件起数和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瓮安县公安机关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到2007年，当地公安机关审结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共59件，其中2004年审结10件，2007年上升到26件，比上一年增加15件；审结未成年人犯罪人数101人，其中2007年45人。

    分析瓮安县近年来未成年人的犯罪，种类趋于复杂，罪行更加恶劣，刑事犯罪种类包括盗窃、抢夺、抢劫、伤害和强奸等。全县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占全县审结刑事案件的比例也明显增大，从2004年的7.7%上升到12.44%。在法院已经审结的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呈现出涉及财产型犯罪增多、暴力性犯罪比重较大、被告人犯罪年龄趋向低龄化、被告人中在校学生所占比例增大等特点。

    而由于当地公安机会的刑事案件破案率仅50%左右，许多刑事案件、甚至命案不了了之，罪犯逃之夭夭。法网疏漏，导致部分青少年是非不分，更谈不上有法制观念，这是部分青少年学生参与瓮安“6·28”事件打砸抢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瓮安县教育局副局长严军说：“新时期新阶段进入黄金发展期，这阶段人们心理容易产生畸形，瓮安县城生活闲适，没有多少压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再有上进心，缺乏乐观向上的精神，就去追求奢侈的生活，稍不遂意就牢骚满腹，就连四川来瓮安擦皮鞋的农民也看不惯，对我说‘贵州人笑贫不笑娼’，这样的思想观念，几乎每日每时都在影响社会。”

    “中小学生识别是非能力差，学校教师讲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多是抽象的条文，是一种理想境界，与青少年学生在社会上看到的不同，就会产生疑问，心理就会发生变化，一旦遇到外因刺激，不满情绪一下涌上心头，一时幼稚的冲动，不知不觉间就走向违法犯罪道路。‘6·28’事件以后，各校开始注重抓学生心理咨询，抓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教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净身，学会净心。”严军说。

    三、学校重授业轻传道

    受访的瓮安县教育局领导、部分中小学校长、教师谈到，瓮安教育质量在黔南州名列前茅，升学比例高，近年来每年高考都有2000多名学生被全国各地的大中专学校录取。他们在谈及辉煌业绩的时候，没有流露多少喜悦，相反，吐露的是苦涩与自责。他们一语道出众多中小学生参与“6·28”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这是我国教育评价机制出了偏差，过分强调应试教育，素质教育考评不到位，一俊遮百丑，一好定终生，驱使学校和教师重授业，轻传道，集中精力抓分数抓出来的苦果。

    瓮安县城关一小教师张益荣说，学校法制课开不起来，关键在教育评价机制有问题。比如老师的再教育培训，只注重教育技能培训，对国情、国际形势、法制等知识培训很少。学校、老师重授业，轻传道，一心只想学生考试考出好成绩，不重视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和法制教育。学生的学习主要是应试型学习，思想品行修养、提高综合素质被放在一边，由于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没有有效渠道和正确途径了解和区分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一遇突发性事件，不少学生就乱了方寸。

    教师们反映，瓮安县曾经推行过“教师末位淘汰制”，期末考试教学成绩排名倒数后三位的老师，一律被调到边远的学校去，这无异于“发配充军”，更加驱使教师只关心学生的考试分数和升学率，顾不上抓德育教育。一些教师感叹道：“推行这样的考核评价制度，我们不得不拼命抓授业，抓分数，其他哪顾得上？如果学生考试考砸了，我们的各种评比就免谈。”

    瓮安一中、二中、三中、城关二小等中小学的校长、教师谈到，瓮安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教育质量在黔南州相对要高一些，每年考入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在全州名列前茅。重视子女教育的城乡居民，不惜代价将子女送到瓮安读书，包括州府所在地在内的各县市，都有学生涌入瓮安，无形中挤占了瓮安的教育资源，瓮安的师资、校舍、设备、仪器等办学条件却有限，日益陷入“僧多粥少”的困境。

    瓮安县中小学中，多数学校的不少班级学生人数严重超编，而且师资力量不足，教师精力有限，难以顾及学生思想辅导，对学生教育管理难以到位。如瓮安二中现有学生4000多人，全校51个班，只有49间教室，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班达130人，大大超过前些年才出现108人的“梁山班”。教师在大班讲课后面的学生听不见，只好用喇叭，却又影响别的班级上课。教师批改大班学生的作业，时间和精力都不够，只好改出标准作业，然后让学生自己对照改。学校缺两间教室，只好用物理、化学两间实验室代替。学校还有一栋教学楼是危房，七八百个学生挤在里面上课，学校领导、教师、学生都提心吊胆。

    何况部分教师师风师德差，有的沉溺于打麻将赌博；有的马马虎虎应付授课以后，一门心思经营自家的生意；有的则想方设法收取学生的补课费。这部分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也就放任自流了。

    瓮安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不同步，教育投入严重不足，教育设施欠账太多，各校的教室特别是学生宿舍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瓮安一中需要住校的学生2500人，学校只能提供1000人住校；瓮安二中需要住校的学生3000多人，学校只能满足600多人住校；瓮安三中需要住校的学生1000多人，学校满足不到200人住校。绝大部分学生被迫在校外租房住，既给学生学习、生活带来不便，又给学校管理带来困难，社区管理软弱涣散，黑恶势力却有机可乘。

    三中语文教师吴琼说：“这些年学校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没有关心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小学、高中的尖子生，综合素质并不高，不知尊重父母，也不尊重老师，更不懂得感恩，回报社会。上课时他违反了课堂纪律，老师不敢批评，怕他承受不了，跳河死了怎么办？要教育学生光懂知识不行，要有爱国思想，要自尊、自信、自强、自立。要学会尊重人，知道感恩，有健全的人格，将来才能成为国家的建设人才。

    “当老师的要讲师德师风，要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学生健康成长，要把学生当自己的娃儿来教育和爱护。”

    瓮安城关三小副校长龙成君说：“教育评价体系过分强调智育，一好定终身。学校、老师自然要跟着考评机制的指挥棒转，有的班级思想品德课拿去上语文，不重视德育教育，削弱了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学校越来越走向闭门办学，连游泳课都不敢拉到河边去上，因为河水很深，学校领导和教师都怕出安全事故，一上游泳课就提心吊胆，还在河边书写了‘注意安全’的大标语。对擅自下河的学生，定有举报制度。教师也不敢拉学生出去扫墓、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也是怕出安全事故。像这样不接触社会的教育，温室里能培植出万年松？”

    龙成君说：“学校要加强师德师风教育，树立良好的班风、校风，教育培养学生树立良好的思想道德观念，明确今天的努力学习，是为明天的幸福生活打好基础。随着社会向多元文化发展，学生的健康成长受到来自多元文化的影响，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中小学校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很有必要形成长效机制。”

    四、学校法制教育缺失

    法制教育缺位，法制意识淡薄，使瓮安部分青少年在不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去看热闹，跟着起哄，在极不理智的状态下，参与打砸抢烧事件。不少学校的法制教育课，一个学期很难开展一次，有的甚至从未上过法制教育课，有的虽然也上了，但内容不结合实际，学生不感兴趣。法制教育流于形式，形同虚设，而“帮派文化”盛行和“不劳而获”思想的侵蚀，却给青少年造成错位的价值判断和扭曲的人生观。

    城关三小副校长龙成君说：“法制教育也没有落实到位，只是由政法部门的人员挂名法制副校长，而且来的时间和次数太少了，实质是走过场。教师年龄老化，教学观念陈旧，对学生的心理疏导，成了隔靴搔痒。”

    瓮安城关一小校长田应时说：“‘6·28’事件显示，学校平时的德育课、法制课流于形式，没有收到实效。学校、教师都知道德育重要，但没有找到符合中小学现状的授课内容和教育形式，许多学生并不能分辨是与非，不学法、不知法、不懂法。”

    三中语文教师吴琼说：“反思‘6·28’事件，法制教育没有跟上，学生只知道他有享受9年义务教育的权利，而不知道他应尽的义务。学校要对学生加强普法教育，学生、老师、老百姓的法律意识都淡薄了，要是大家都有法制观念，都学法、知法、守法，就不会发生‘瓮安事件’了。”

    瓮安实验小学认真总结吸取“6·28”事件的教训，新学期开始重视抓法制教育和德育教育，编有法制教材、远离毒品教材，开展常规德育教育。学校组织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缅怀革命先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聘请退休教育工作者、家长和社区管理人员，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实验小学校长黄可国说：“只要全社会都来重视教育，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培养的学生一定会成为有用的人才。”

    李树芬生前所在的瓮安三中更是高度重视法制教育。由于法律、法规是条款式的，学生很难学进去，学校专门编有中学生法制教育读本，选择许多典型案例，附有专家点评，校长要求班主任一两天、最少一个星期写一条，及时讲解，讲清哪种行为是违法的，要使学生清楚明白。瓮安县政法委、县司法局组织犯了法的青少年去三中等中学现身说法，用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典型案例，去对学生开展活生生的法制教育。

    周遗贵说：“过去由司法人员上法治课，讲法律条款，抽象干巴，学生听不懂，台上在讲法律，台下叽叽喳喳。这次法制课由少年犯现身说法，穿着囚衣、剃成光头的少年犯在台上一站，几千师生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从始至终没人交头接耳。这种法制教学方式，对学生心灵触动很大。”

    走进瓮安三中校园，“今天为幸福的人生作准备，明天为祖国的繁荣去效力”的醒目标语跃入眼帘。尽管3000多学生拥挤在校园里，做广播体操时学生伸胳膊展腿都有些局促，校园活动却井然有序。

    校长周遗贵说：“德育、法制教育既要深入学生心灵，又要落实到学生行动上。国家实行免费9年义务教育，不少学生不认为是党和国家的恩惠，反而觉得是应该的，并不好好读书。学校、家庭、社会应该跟上感恩教育。”

    “德育内容选择要适合学生年龄特点。我国现行的德育内容脱离实际，正如有的专家所说：‘小学教爱党爱国，大学教不随地吐痰’。应该结合学生成长年龄阶段特点来施教，小学教尊敬父母，中学教遵守社会规范，大学教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6·28”事件以后，瓮安县各中小学在重视抓法制教育的同时，同样重视抓教育质量的提高，县教育局领导和一些中小学校长认为，目前在找不到更科学合理和可操作的考核评价办法以前，不能因为强调德育就放松了智育，必须把智育当成一件大事来抓。各校的调查表明，学习成绩好的学生，“6·28”事件中的法制观念、思想品德表现也是好的。这些学生自控力强，道德、学习、生活习惯都是好的。瓮安考上大学的学生，思想品行也是优秀的。

    周遗贵说：“从总体上看，这一代青少年是值得信赖的。”

    瓮安三中九年级四班女学生胡廷菲在“6·28”事件现场的观察、思考和表现，成人推她她也不“冲击国家公安机关”的行动，为周遗贵校长的判断提供了佐证。14岁的胡廷菲说：

    “‘6·28’那天下午4点多钟，我同我家院子的一个姑娘一起上街，看见游行队伍举着横幅去找县政府，他们一路走，一路乱打县政府大楼的门和门牌。县政府只有一个人在值班。他们就去找县公安局，警察看见人越来越多，穿起警服，手拿盾牌阻止。在队伍前头冲击警察的主要是学生。一个大人推我上前去冲警察，‘这是冲击国家公安机关，而不是英雄’的潜意识制止了我。”

    “我看见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打警察，把矿泉水洒在警察身上。警察非常克制，把她轻轻拉到一边。一些十多岁的学生冲在前面，用泥巴、石块往警察乱砸。一些学生用斧头、角钢把警车、公家车的油箱戳穿，然后放火烧车。我看见一个高中男生，也跟着抬车去公安局烧，只见浓烟直往天上冲。公安局的警察退到大楼天台上，把铁门紧紧关上，冲击公安大楼的人群，就用烟花冲警察。”

    “这些人接着去冲击县政府大楼，砸电脑、砸饮水机，将档案一捆捆往楼下甩，然后放火烧。县政府大院里挤满了人，有的爬到树杈上去看热闹，把树杈都压断了。”

    “县政府大楼被打砸，被放火，好多人却像过年一样高兴，欢呼！社会上一些染黄头发的青年，手举大刀，在县委、县政府大院里走来走去，耀武扬威。”

    “学校老师陆续赶到现场，把认识的学生劝回去。我父亲正好在现场遇到我，走过来对我说：‘你看这是些什么人？赶快回家！’我就劝认识的同学一道挤出了围观人群。”

    城关二小教师赵水方说，学校今年在制度上全面配套，法制教育单独配了教材，法制志愿者开专题讲座，建立健全各项制度。要求教师要了解学生思想动态，与家长保持联系，及时沟通，定期召开家长会，与家长配合做好学生教育工作。学校还从北京购来心理书籍，加强对女学生增强防范意识、提高防范能力的指导。

    严军说：“‘6·28’事件发生时，我在中心区2个小时，救助警察时被不法分子打伤，躺在病床上思考了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发展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这阶段人们心理容易产生畸形，成为多事之秋。苏联发展到这个阶段没有把握好，付出国家解体的沉重代价。这次‘6·28’事件，教师、学生参与的不少，有的学生甚至参加打砸抢烧，与学校德育、法制教育流于形式有关。学校教育讲的是社会道德规范，法制教育抽象，不能入耳、入脑、入心，与学生在社会上看到的截然不同，他看到的多是打麻将赌博，打架斗殴，吃喝玩乐。中小学生识别是非能力差，世界观处于形成期，外界刺激心理产生变化，容易冲动，有人一吆喝就冲上去了。学校法制教育缺失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贵州省、黔南州和瓮安县党委、政府、公检法司机关、瓮安“6·28”事件专案组以及教育管理部门、有关中小学校，高度重视卷入“6·28”事的中小学生、特别是参与打砸抢烧行动中小学生的教育帮助和思想转化工作，对卷入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学生，以疏导、引导、教育、帮助为主，绝大多数学生已经重新回到学校、回到教室。经公安部门对涉案学生案情的深入调查和取证，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学生只有10人。

    五、教育成了学校的单打独斗

    “6·28”事件充分暴露了教育陷入学校单打独斗的困境。家庭教育方面：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几乎成为空白，单亲家庭使孩子缺乏双亲温暖，校外借宿学生，实际上已被学校、家庭、社区“边缘化”；社会教育更糟糕：学校周边网吧播放暴力片、色情片的，打麻将赌博的，打架斗殴的，酗酒闹事的，黑恶势力骚扰的，比比皆是。家庭、社会教育跟不上，学校教育很难发挥引导家庭教育、引导社会教育的作用。

    瓮安三中校长周遗贵说：“虽然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却充分暴露社会大教育环境出了问题。由于许多成年人在学生后面使劲鼓掌、呐喊‘加油’，十多岁的娃娃没有考虑国家财产，没有考虑行为违法，反而认为自己是在‘伸张正义’，是在‘打抱不平’，其结果，娃娃冲在前头打砸抢烧，娃娃违法了，难道为娃娃鼓掌‘加油’的成年人没有责任？难道社会没有责任？”

    从教育学角度讲，教育应由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共同承担，教育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才能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青少年教育直接关系国家未来和民族希望，家庭、社会教育缺位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严军说：“家长是孩子涉世的第一师，家长应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楷模。可是一些家长当着孩子的面发泄不满，甚至吵骂，直接影响孩子情绪和健康成长。要办好家长学校，教育家长严于律己，积极配合学校教育孩子健康成长，必须尽到家长的责任。”

    由于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不作为，瓮安校园周边的网吧、游戏机室为了掏学生腰包里的钱，昼夜不停地播放对学生成长产生消极影响的片子。“6·28”事件发生前，小小县城共有网吧和各类游戏机室57间，而经县文化局、县工商局等监管部门登记批准的仅有7家。黑网吧、黑游戏机室大量容留未成年人上网、玩游戏，网络上大量暴力场景、暴力游戏和色情网页等，使好奇心强、模仿力强、识别力差、世界观、人生观尚未形成的不少青少年，一下就着了迷。一些农村进城借宿读书的孩子，甚至不惜把生活费也拿去上网，钱花多了，到月底只能啃馒头、吃咸菜。一些青少年长期沉溺于网络游戏，没钱了就去偷，有的甚至去抢，跟着“大哥”收取“保护费”，这成为瓮安青少年犯罪的一大诱因。

    黄可国说：“校园周围网吧多，传播的多是打打杀杀，宣扬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留长头发的小仔经常敲诈学生，干扰正常教学秩序。现在单亲家庭学生父母两不管，社区管理跟不上，光靠学校教育力不从心。不少家庭对独生子女溺爱，不利于学生性格健康成长。”

    龙成君说：“校园周边环境严重影响学生正常生活、学习和健康成长，有吸毒的，有用注射器吸毒的，还有黑恶势力向学生收取‘保护费’的。独生子女在家中娇生惯养，学校安排学生打扫卫生，有的家长非常反感，找班主任老师吵：‘宁愿交钱，就不打扫！’拉着孩子扬长而去，既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也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目前的教育评价体系是智育一好定终身，思想品德课也拿去上其他文化课，不重视思想品德教育，削弱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亟待全社会配合抓德育教育。”

    周遗贵说：“学校对学生要增强辨别是非能力的教育，增强法制观念的教育。现在网络文化充满了暴力事件，好像凭借武力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打杀没有法律管，加之校园周边‘黄、赌、毒、黑’（黑恶势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所以有的专家说现在的教育是‘5＋2＝0'，意思是说学校对学生5天正面教育的收效，学生到社会上2天受的负面影响就抵消光了。”

    瓮安县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全县47万人口，外出打工人员达11万之众，留守儿童达3万多人。大量农村人员外出务工，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缺乏父母温暖，缺乏家庭监护和良好教育，对健全人格和性格的形成造成不利影响。近年来，瓮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断增多，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单亲、离异家庭及留守少年。留守少年数量大，家庭温暖的缺乏，家庭教育的缺失致使他们产生孤独感，自卑感，容易偏激，容易走向极端，这已经成为瓮安乃至当今中国西部农村的普遍社会问题。

    “参与‘6·28’事件的学生，多是家庭不大管的孩子，多是寄读生。进入市场经济社会，进入开放型社会，追求自我意识的父母不少，全校3000多学生，其中有400多人来自单亲家庭，单亲家庭的学生比重高达13.3%，他们的父母离异过程中，不会顾及子女身心的健康成长，也是部分青少年家庭教育缺失的重要原因。”周遗贵说。

    瓮安县委、县政府、县教育局对留守儿童教育成长问题引起高度重视。2008年10月31日上午，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有一座楼盘开业在即，公司老总来到县委副书记瓦标龙办公室，邀请县委领导到时出席楼盘开业剪彩仪式，瓦标龙爽快地答应了。

    瓦标龙说：“最近我们在做这样一件事，这家公司的一个项目要开盘，请县领导出席和剪彩，说要给纪念品。我们商量决定，不用发纪念品了，建议企业将购买纪念品的钱，用于建立关爱留守儿童基金，用在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和帮教上，用来做善事。企业欣然同意，决定捐款10万元回报社会。”

    在瓮安，校外借宿学生成了学校、家庭、社区三不管的“野孩子”。他们离开学校和父母的监管，难免沉溺于网吧、游戏机室，有的游荡街头，成为社会不良青年拉拢利诱的对象，给黑恶势力渗透学生以可乘之机，不仅经常骚扰他们，欺负他们，向他们收取“保护费”，甚至胁迫他们加入黑帮，寻求“大哥”保护。“6·28”事件中的李树芬、王某等，都是乡镇到县城上学在校外租房住的中学生。

    瓮安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与教育发展的速度不同步，教育投入少，校舍、设施建设和师资力量配备等都跟不上实际需要，家庭、社会教育跟不上，教育靠学校单打独斗的局面难以改变。全县9万多学生，学校首先要抓好学生的教育，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课、德育课、体育课、劳动技能等课应由学校教师授课，法制课由教师上有困难，司法部门、其他部门有责任共同承担对青少年一代的法制教育。

    教育应该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教学氛围，现在却是一个模式。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学内容都有局限性，学校连春游、秋游、夏令营都不敢安排，游泳学校应该教，但就连这起码的体育技能学校都不敢教，玩都不敢让学生去河边玩，怕出安全事故被问责。现在连高考接送学生进城都要层层审批，走向关起门办教育的极端。学校好比生产人才的车间，生产的产品却是一个模式，这样下去怎么能满足国家建设人才多样化的需求？

    龙成君说：“瓮安发生震惊中外的‘6·28’事件后，我们开展大讨论，认为开展师德师风教育太重要，抓学生德育太重要。影视、书刊、影碟、网吧等各种传媒，对学生成长影响很大，青年学生世界观没有成熟，甚至直接影响他今后的一生，可是，对这方面的管理和教育却成了瓮安教育的‘软肋’。”

    瓮安县各级学校内部自身也存在管理不善的问题，要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值得认真研究和加以改进。高中好一些，不是义务教育，可以通过各种措施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现在是信息社会，教师可以纵横比较，人民教师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教师群体尽职尽责是比较好的，但与别的群体特别是暴富的矿老板、发财的商人、垄断行业的员工相比，心理就会不平衡。教师虽有岗位津贴，享受的其他待遇就要少一些。要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有待教师的待遇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待遇相适应。“6·28”事件以后，各学校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抓机关干部作风整顿的号召，全县开展了“千名教师大家访”的活动，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形成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严军呼吁说：“目前教育发展面临不少困难，社会、家庭对教育的期望值过高，学校压力太大，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理解、支持、帮助办好教育。”

    受访的瓮安县教育界人士谈到，“6·28”事件以后，县委书记亲自抓社会治安整治，打击黑恶势力，打击卖淫嫖娼，查禁黄赌毒，组织治安巡逻，强化社会管理，社会秩序很快恢复正常，社会治安明显好转。过去沿街打麻将赌博的现象看不到了，打架斗殴的大大减少了，手提大刀在街上耀武扬威的黑帮成员，该抓的抓了，其余的停牙伏爪了，买卖白粉的逃之夭夭，社会大环境得到改善，对学生是无形的教育和引导。

    “6·28”事件以后，瓮安县委、县政府安排开展的“千名教师大家访”活动，每个家长的住址、电话都建有联系卡，联系很方便，学校教师随时可与家长沟通孩子在校的学习、思想情况。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看到希望了。

    瓮安社会各界人士通过深刻反思，越来越清晰地看出，“6·28”事件凸显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教育考评机制、教学方式、教学内容等许多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和弊端。居安思危。要巩固执政根基，加强执政基础，必须加强对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教育，通过深化教育改革，切实解决深层次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教育发展方向，明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端正办学态度，整顿师德师风，整治校园环境，以“八荣八耻”为镜，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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