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家园

    许多作家写过“寻找家园”这个题目。但什么是家园呢？至今尚未有人界定清楚。

    不是不想界定，而是不好界定；家园是个主观上的概念，因人而异也。所以，人们写寻找家园，多写“家园情绪”，或“归家情绪”，宣泄一番之后，不了了之。

    对家园的认定，不是一个恒定的东西，比如，有一刻，我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女人，便咬定，心爱的女人便是男人的家园。无论你漂泊到哪里，只要夜半醒来，摸到相爱的女人在身边躺着，便有一种居家之感。男人是飘动的枝叶，女人是根须；只要不失去爱情，便未失去家园。后来我变了，因为爱情是那么的不可把握，她把你弄得遍体鳞伤之后，竟会飘然离你远去，把你扔到荒芜的大漠：脚底无一抔“家园”的泥土，头上无一片“家园”的屋瓦。我哭了。

    家园啊。

    冷静下来，感到家园首先与生养你的那块土地有血脉联系，即，“家园”与“故乡”或许是一种等同的东西。我离开故乡已经很久了，回忆它的时候，已模糊不清，只留下沟壑纵横，荒草漫漫的大体印象——这几乎是北方山区共有的特征。

    一想到故乡，便想到那株柿树。

    那柿树，长在石板小屋的背后。柿树很高大，将小屋整个荫盖起来。这是我至今唯一看到的，远远高于同类的一株柿树。在故乡的地盘上，能够攀上这株柿树的，只有父亲。树和它的主人像有一种宿命的关系在。于是，便不担心人为的损失：柿子可以放心长到很深很深的秋境，直到霜降将来临，不得不摘下来。

    柿子结得很多，果实长得很大，大得出奇，称“磨盘柿”。

    摘柿子的时候，我坐在小屋的顶上，看他如何作业，从第一只柿到最后一只柿。

    父亲攀柿树的技巧，清晰地印在我的大脑深处：他用摘柿子的长竹竿把长长的大绳挑到树的中干，用力抽一下绳身，活扣便系牢了。他双手抓住大绳，双膝紧紧夹住树身：手往上攀一下，双膝便也往上挪一下，是一个同步。若不同步，那绳子便会把人荡起来，荡来荡去，将人荡晕了头，重重地摔到地上。往中干上爬时摔到地上，只会摔断脚，无生命之虞。人已到了相当的高度，绳子是万万不能荡起来的，若荡起来，其后果；一、摔断脚杆；二、摔断脖颈；三、摔碎心肝。

    攀树之前，父亲叮嘱说，无论有多大的惊险，决不可叫喊。谁若叫喊，谁便是盼他死去。那么，有谁敢叫喊呢？所以，看他上树，心里不是滋味。他攀上树膛之后，坐在树杈间，抽一袋莫台烟，然后脆厉地咳一声，开始摘柿子。他摘完一只，再摘一只，不急不躁。果实到手，急什么呢？

    这个过程写得太长了。但不能不写得长一些，这个过程诞生了故乡的意义：

    在故乡，或许什么都没有，却有一株奇异的柿树。由于这株奇异的柿树，便产生了一个有异样秉性的父亲。我的幼年，只能同一株柿树联系起来，而不会是一条船，一尾风筝，一匹骆驼……

    去岁深秋，回了一次故乡。柿树依旧茁健，果实正期待着收获。在回归的儿子面前，父亲意气风发起来，他要再攀到柿树上去，收取荣誉的果实。

    他攀到树的中干，夹紧树干的双膝便颤抖起来。他用力并拢膝头，一块树皮脱落了（柿树老了），他随绳荡了起来。下意识地，我心中怦地想起一个声音：故乡老了，家园衰颓了！

    父亲跌下的时候，被我托住了。我想替父亲攀到树上去，双手却怎么也拽不拢那摇荡的绳子——我根本不能开始那最初的攀缘。

    父亲白了我一眼，在膝头上裹了两块兽皮，吃力地攀上去了。

    我忽然感到，无论如何，那株柿树，只能属于父亲；待他不再能够征服它的时候，他会依偎着它悄然死去，它也会因为他的消失，变得毫无价值。而我只能远远地望着它，任它孤独地伸向岁月的深处。

    于是，故乡之于父亲，才具有永恒的意义；之于已远离故乡的我辈，故乡这座家园便只是一个心象，一个回眸。

    故多是父辈的家园。

    那么，我辈的家园呢？

    为了栖身，在工作的小城，要了三分土地，盖了几间房子，整了一个庭院。刚住进的时候，我整夜睡不着觉；我觉得我枕的是一块异地的土壤，除了给我提供一个栖止的场所以外，它无法填充我无边的心灵落寞。这种落寞是远离故乡的一种伤怀，是远离根系，无依无靠的一种恐惧。

    伤怀之下，从故乡弄来一些马齿苋和谷头蓟的种子，在庭院之中开了一爿小小的田园，将种子撒下去。很快就长出幼芽，一周便长成完整的植株。割下嫩茎，沸水浸渍，凉拌之口，不改故乡滋味。一周之后，二茬的植株又异常繁茂，若不割采，便老了，老得菜茎如柴，割下丢弃，令人叹息。于是，即便是出远门，也要叮嘱内子，莫错过采割佳期。

    后，又植了一株香椿。香椿幼株，遇雨疯长，几天之内便长出一尺开外，若不打尖，只长主茎，不生旁条；而香椿的食用芽，均长在旁条之上，只长主茎，于人何益？便遇雨打尖，悉心调理，感到它的成长，责任在我。

    奇怪地，在小田园里侍弄久了，竟不再有异地之感，心里充满着对马齿苋们的多情牵挂，落寞的影子亦跑得不见踪迹了。

    我的马齿苋谷头蓟啊！我的疯长不息的香椿啊！

    所谓家园，不正是生长属于你的植物的地方么？寻找家园，不正是在寻找一株牵系你的植物么？

    这不是荒谬的叹息：土地是人类的母体和出发点，我辈虽然不会完全拥有父辈垦植的植物，亲近土地的情结是血脉相承的。远离故乡之后，不再有父辈家园的依靠；若不做漂萍，便要开辟自己的家园：翻耕脚下的土壤，种下属于自己的植物。

    这不是简单的植物啊，是家园的根系。

    城市人，有钢筋水泥构筑的屋舍，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壤，望着华丽的墙壁，望着满室的豪华电器，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看护夫，一个匆匆过客。以一个过客的心态生活着，冷漠自己亦冷漠他人，空虚自己亦空虚他人，便是自然的事。

    正是疯狂发达的物质世界，渐渐把人类挤出自己的家园。

    梭罗远离物质的都市，到林草丰沛的瓦尔登湖畔，给自己造了一座小屋——他亲近土地，亲近风雨，他活得很健康，用人的神经叩问自然，叩问心灵，便培植出了一株茁健的属于自己又属于人类的心性的大植物：《瓦尔登湖》。

    他找到了自己的家园，亦指给人类一条找到家园的路径。

    2.书生小语

    “废园”心态

    不管承认不承认，在现代人中，存在着深刻的价值危机。

    正如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的艺术》中所说：“人处在一个真正缩减的漩涡中，胡塞尔所讲的‘生活世界’在漩涡中宿命般地黯淡，存在堕入遗忘。”

    在这个缩减中，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大自然缩减为室内的装饰风景，读书和思考缩减为看电视，人类的公共事业缩减为金钱，文化缩减为大众传播媒介……

    缩减，仿佛是一种宿命。

    缩减的结果，是一切精神价值都被实用价值所取代。具体地一方面，一切严肃的作家和严肃的读者受到挤压——文化人从“圣坛”上跌落下来，对人类生存的根本价值的探索，被视为一种不合时宜，甚至是一种奢侈，“媚俗”将是一种时尚。

    然而，严肃的作家和读书人，是不肯在根本价值问题上随波逐流的；当前，他们面临价值失落的根本性困惑。

    面临这样的失落和困惑，如何找到自己的心理平衡呢？

    汪曾祺说，我对金钱，无动于衷。他老了，自然地流入淡泊。

    钱钟书说，要进行人格的自我铸造。钱钟书有一个一般文化人不可企及的、过于宏阔的精神世界。

    平凡的我们，该怎么办呢？

    想到了朱湘的一首诗，便是《废园》：

    有风时白杨萧萧着，

    无风时白杨萧萧着；

    萧萧外更不听到什么。

    野花悄悄的发了，

    野花悄悄的谢了；

    悄悄外园里更没什么。

    毫无疑问，“废园”曾繁盛过，甚至繁盛得令人眼红。眼下，“废园”已被冷落已远离市井颜色。但它寂寥而不怨艾，有风无风均“白杨萧萧”；孤独而不荒颓，野花“悄悄的”谢了又发。无论世态如何变化，它终究是一个存在；而且虽被人遗忘，不自我遗忘，“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管白杨“萧萧”，花儿发得“悄悄”，生命不竭。

    于是，不自我荒颓，不自我轻贱，不自我“跌落”，一切便有希望。

    这是“废园”的一点启示，一点精神。存这样的心理，直面“媚俗”的世态，日“废园心态”。

    存“废园心态”，是价值失衡之后，面对失落的一种心理疗治。不是消极的悲观，而是悲壮的现世把握。

    它使我们平息无用的疾愤，沉去惯性的浮躁。以沉潜的心地，坚忍的毅力，在人和世界的本质这一存在层面上，默默地探索，默默地积累。面对市井，“废园”也许是一种荒疏，观照内心，却是不竭的一种生命的热情。这要吃多少苦头啊！但明白要“背时”，要吃苦，却依然去做，便悲壮！

    云烟本是过眼客，俗媚乃是心灵空虚的花哨饰物。没有不过时的时尚，却没有消失殆尽的真理。

    不被时尚左右，存一种不动摇的信念，在被人遗忘中，悄然作真理的探索，是大人格。

    于是，汪曾祺的“无动于衷”，钱钟书的“自我铸造”，存的莫不是一种“废园心态”。

    不同的是，大家是在对“市声”的无动于衷中，以不变的人格，向俗媚开战；普通的我辈，面对俗媚，八分恪守，两分无奈，洁身自好，自我完成。两者都好。

    戏侃作家

    1

    在商海钱潮的翻滚中，作家，已从神坛上跌下来。神秘的面纱被猝来的风绝然地揭去了，作家深深地陷到现实的浮尘之中，发几声怨艾的、轻微的喟叹。

    但作家发出的无奈的喟叹，并不预示着什么，现实依然茁壮。作家中，一些仓惶者已纷纷“跳海”了，前程尚未卜，忧伤却已深。追随风尚和降格以求，使作家失落了自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激情也显得苍白和奢侈。

    也好。

    面对现实和命运硬塞给作家的一张答卷，做何种选择，该如何写，挥毫之间便见真心；或点出风骨，或涂抹成泥……寻常人家，正好看个明了。

    以往，作家给寻常人的训谕和“启发”已太多太多，今天回过头来，看几眼“长衫人”的真实行状，有何不好？

    这是一种公平。

    2

    其实，现实正赐给作家一个机会，一个回归的机会。

    现实还给了作家的真实属性：作家不属哪一种特定的人群，哪一种特定的氛围；不负责制造“圣经”，也不必穿传道的那一袭黑袍，更不必要装什么样的“孙子”……而是试着（这两个字很重要）用文字探索怎么活着才会更好些，试着给人生经验人生独白找到准确的文字方位，把瞬息飘逝的价值层面予以固定。写作本身就是目的，文字之外的一切，不该是作家所求。

    也就是，以康德的乐观主义精神，表达所能表达的。正如篾匠，只关心把手中的篾篓编好而不关心使用篾篓的到底是些什么人。

    作家也是摆摊的，在孤灯黄盏下练活儿。

    常常卖不上好价钱，但仍不哀怨、仍不停息，寂寞地把时光剥蚀得斑驳，世人由此而感动，觉人间不只是一种物化的世界。足矣！

    3

    遗憾的是，作家是人。

    人如何逃得出现实的束缚呢？所以，在现实的冲击下，作家有一刻的困惑，是多么的可以理解啊。但作家毕竟是属于精神的一族，就必须从现实中超然而出，即；作家要把现实作为探索（探索的含义或许是探索心灵的自由，或许是生存的自由，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内容）的原始材料，而不是把它作为束缚自己手脚的因素，作家要把自己视为一种完全独立的力量。

    无论是金钱、冠冕，美丽的颜色；无论是顾忌、恣妄，还是妩媚的情感……都不能阻碍作家根据自己的理智和愿望行事。

    问一问那些真正的作家，比如巴金、冰心、钱钟书，他们肯于在根本价值问题上随波逐流么？

    于是，具有独立力量的作家，其创作便是一种在现实的漩涡中的一种孤独的遨游。驱逐孤独的是幻想。永葆激情的燃料，是思想的自大。

    4

    是不是退一步说呢？比如说快乐。

    因为追寻快乐是人类的一种禀性。

    金钱、名誉、权力能给人带来快乐，但取得这些快乐常伴随过分的悲伤、惶惑、卑琐、羞辱、恐惧、倾轧、仇恨、虚伪、阴暗、污秽、堕落……在这种快乐中浸淫久了，便会产生对世界的冷漠和厌恶。

    这，已无须寻找例证。

    便想到快乐与婴儿的关系。

    婴儿时时能得到快乐，因为婴儿对世间的需求太少太少。所以，弗洛伊德说，金钱本身之所以不能带来任何快乐，那则是因为没有要儿想要钱，那么，作家为什么不存在一些婴儿心态呢？

    婴儿最想得到的是一个玩具，乐意做的是一个游戏；作家最钟情的是一支笔，安心的是写一纸温馨的文字。

    与其被商海钱潮徒然困扰，不如相信作家是一种人类的独造，文章是其快乐的源泉！

    天哪。

    在温暖中读书，

    读书，是不是也需要一个氛围呢？

    需要，

    比如我之于读书，屋子须温暖。有一爿热炕则更好。

    这缘于少时的读书生活。

    山里老家睡土炕。土炕下有纵横的几截通火道，与土炕前的地炉子相连着，土炕便很热烙，得腰腿病的人极少。

    在土炕的一头放一张小方桌，盘腿坐着看一些读物。父母睡前把地炉封了煤，土炕便是一个温床。夜愈来愈深，愈来愈静；地炉的火渐渐强劲起来，身下也愈来愈热。如无数温柔小手轻轻撩摸，周身通泰着，无困倦的一丝影儿，书读得好有滋味。

    到小城之后，想土炕便是一重奢侈。把屋子弄得暖一些，还是很容易的。

    在书斋中生了一个洋炉。围炉而读，再佐以一杯热茶，直弄得手热、脸热、心热，那读书的趣味与在土炕上睡觉便无二致。

    另，不仅围炉而读，与合得来的友人，围炉而谈，或围炉小酌，心热无芥蒂，也能侃出厚厚温温的妙趣。不到三年，与莫逆张先生合著了《两个人的风景》、《两个人的故事》等三本书，便是额首拥炉的产物。所以，这些书与其是思想的结晶，莫如说是围炉趣味的积叠。

    伏案著书是一桩苦差事，炉前啜茶闲聊却是大乐事。书生有书生的日子可过。

    然，洋炉生得久了，烟尘太厚，书架上的新书，也像从旧书堆上捡来的，便生出一些不快活。掏了仅有的一点积蓄，置办了土暖设备。靠在暖气片上读书，热气从背膀间沁进心中，那昏暗纸面上的黑黑的字，就也像一棵棵春草，青葱起来。

    朱湘说：“科学，哲学，等于脑；宗教，艺术等于心。”那么，读书便是灵魂与灵魂的交融，心与心的相印。交融，相印，都离不开一种东西，即温暖。

    在温暖中，血液流得畅快，从趾梢到发尖的郁积皆渐渐地敢去，七窍均悄悄地开放了，成一种吸收的场。在如此特殊的场中，那寂寞的书香，飘进寂寞的心田，作痛彻的融合，是忒自然的事。

    土暖气的暖气炉有个大大的炉膛，延续那近似生命的温暖，要烧去很多很多的煤。

    自己的女人说，煤烧得太快了，钱花得费。

    我说，煤可以再买，钱可以再挣；灵魂的那一刻愉悦，一但逝去，便不可再捕捉了。

    自己的女人爱自己，不怕烧去她一文一文艰辛的血汗钱；但我们的作家，却常常不心疼你。当自己把自己整得很温暖，心和脑皆作开放状，捧一本堂皇的书而读，而读到的却是粗鄙、卑污、伪情和假的科学、假的意识；那一刻，给人的感觉，仅仅是“三春寒”么？一个恋人，含着深情，去吻自己的爱人，对方却亮出了一把匕首，与之为一辙尔。

    近年来，屡遭这般情状，便生出一丝无用的愤慨：与其让这些末流的书充斥市井，不如无有书。因为，人真知道了无，才能创造有；拥有伪有的时候，决无创造真有之望。

    噫吁，从温暖中读出温暖来，须好书啊！

    但不悲观。温暖的炉子是不熄的（人类生命与创造之火不熄），依然有可读的书闪着寂寞之光；即便没有，几本好读的旧书还在书架上鼓着，温暖的读书趣味，是终究不会失去的。

    独处四昧

    1

    在独处时，你最接近你自己。

    周围除了雪白的墙壁，就是如砥的桌面……柔和的灯光，照着毫不争持的静物，你完全被静寂和幽秘包裹善。

    你感到极端的放松。

    凡尘给你的一切虚名和饰物，此时，已失去效力，你不再膨胀。

    旁人给你的一切讥讽和鄙视，此时，已决然远去，你无须自惭。

    因此，你可以静静地谛视着你自己，准确地找到你的优势和误区。于是，你自己给自己找到了罗盘，绕开一些该绕开的，采摘一些该采摘的，走向远方那一片明媚。

    2

    独处时，你的心灵最为平静。

    时空要你安心地坐一坐，让你远离了欲望和诱惑。你的双眼或澄澈如水或温柔如雾，双耳也清廓如谷，于是，你便听到了微弱却真实的心的声音。

    而思想正是心声的凝聚，独处则使思想从微弱到强烈，从朦胧到清晰，从无形到有形。

    若适时地拿出一支笔来，作忠实的记录，便是捕获了思想的结晶。

    独处使心声颤动而凝聚，是思考的过程；而记录思考，正是创作的过程。

    哲人和作家，是最懂独处妙谛的人。

    3

    独处时，你的情感最真诚。

    浮躁培植了夸张，熙攘培植了矫情，而在人际中，情感则往往出现“怪圈”和断层……一切皆缘于在人群中甩也甩不掉的那一份功利。而独处时，面对的仅仅是你自己；如果你不是害神经的人，你甘于自己欺骗自己么？

    于是，思念时独处，会知道思念的淡与浓；崇拜时独处，会辨别崇拜的真与假；成功时独处，会认准追求的无边；失败时独处，会懂得人生的厚度……

    4

    独处时，你最会做梦。

    这里说的，是那种叫幻想的白日梦。

    这时，如果你是丑的，可以把自己想得极其美丽，罗裙之下，也有高贵的王子执袂；如果你是懦弱的，可以把自己想得极其雄健，在傲岸的峰巅上，你双手举起燃烧的日头……独处，使你用幻想弥补生活的遗憾，缝合心灵的残缺。

    于是，女人因幻想而生动；男人因幻想而深沉。

    是幻想为人类拓展了生存的空间；是幻想诱发了将来的一切。

    不会幻想的人，不会创造；不会幻想的人活得太累。

    于是，哲人说，动物与人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会独处。

    于是，在市声喧嚣人欲芜杂中，会独处的人，是多么的有福啊！

    须特别提到的是，独处与孤独不是同一概念，孤独是一种无奈，独处却是一种积极的生活。

    寂寞

    市井人说，眼下，寂寞是一种时髦病。因为，文入学子都在那里喊着寂寞。

    却是一种错误。因为很久很久以前便有个古人说过；自古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寂寞，是个很古老，几近永恒的东西了。

    举几个寂寞与人类相习的例子：

    ——人在幼年时，有着无知的疯狂。纵情追逐快乐，若猎人追赶一只美丽的小鹿。这是一种敏捷的东西，当你越过高山和林地，快要捕捉到的那一瞬间，它却消失在草原的深处。你空手而回，拖一身疲倦，满心怅惘，乏力地躺在床榻上，恹恹欲病。这时，寂寞适时地踅到你的床前，填补你的失落。

    ——当人失去了追赶新的快乐的勇气，为了不使自己的身心过早地枯槁，便埋头于一些回忆上面。有人说：“回忆中的生活是愉快的。”不幸，当你认真地沉浸在回忆中的时候，却感到那些回忆是不可捉摸的东西，若镜里花影，待你伸手去捡拾，它的影子反被遮掩了，仅留一只空手触在冰冷的镜面上。“没有记忆的日子，像一本没有故事的书”，便感到空虚，充填空虚的质料，便依然是寂寞。

    ——当人连记忆都不愿搜寻的时候，想寻觅一些现世的感受，便用情感的丝，织一张友谊的网，爱情的网，亲情的网，捕捞一点人世的温存。但捞住的，往往是意外的冷落，深感人生的悲凉，便只有重与寂寞相厮磨。所以，一个文人说：“啊，情感是易变的，背信的，寂寞是忠诚的，不渝的。”

    ……

    可以看出，寂寞是人类共同拥有的东西，锄者，工匠，文人，学子，不论凡人还是智者，均在人生中经受着寂寞。寂寞既不是时髦病，也不是文人雅士独有的病。只要有对理想，对快乐，对友情，对事业，对和谐，对美好，对幸福，对真理的追求，便要经受寂寞。寂寞是追求的一重影子，且是一种特殊的影子，无论阴晴雨雪，均与追求同在。

    于是，寂寞，是人生来就带来的东西，是一种遗传的病症，无药可治也。

    但人世间的寂寞，确实有差异存在。

    普通人追求的是现世生活，实际生活的声、光、电、色中，只能产生瞬间的寂寞，飘浮的寂寞，即小寂寞。况且，生存本身的风烟云雨，早已把寂寞的影子湮灭了。凡人不言寂寞。

    文人是情感生活的宠儿。精神需求大于物质需求是文人的本质。这一特性，注定文人要饱尝寂寞的浸淫，生一种“文人寂寞”的心态。自古文人对物质生活压力的反抗是软弱的、内趣的、无奈的，文人自身的一些束缚，使文人不能像常人一样揭开面子，在物质场中，作淋漓的拼搏。一点点自私和矜持使文人天然地与寂寞接近。当文人在酣热的场中，听到喧闹的乐音，往往会生出一点点莫名的感伤，未待曲终便嗒然离去，去寻找寂寞。文人认为，有声的音乐是银的，无声的音乐是金的，寂寞便是这种无声的音乐。说到底，是价值取向使然。毋庸讳言，从历史中走出来的文人寂寞，不免有一些病态，便是对现世的疏离，一迳地玩味寂寞，被市井所讥嘲，文人活该有比常人更多更深的寂寞，是自然的事。

    但真正的文人，与寂莫的相处，是取一种对生命和精神的探幽与观照。取陆蠡的话佐之：

    和寂寞相处的时候，我心地是多么坦白，光明！寂寞如一枚镜，在它面前，可以照见我自己，发现我自己。我可以在寂寞的围护中和自己对语，和另一个“我”对语，那真正正的独白。

    正因为有这种“真正的独自”，才有文人那让灵魂颤栗的文章，文人的寂寞，便值得给几分钦佩。

    细细想来，与真理探求者相比，文人的寂寞仅仅为中寂寞而已。

    真理的探求者，是超拔的智者，是人间自我的牺牲者。他们背负着全人类的责任，为人类苦觅到人间仙境的那道通途。而真理所在，在遥遥的远方。智者要离开温暖的屋顶，去暴露在旅途上，风餐露宿，几度寒暑；不仅孤单地行路，孤单地栖止，还要忍受焦盼的煎熬。真实的是，智者没于尘寰，却须俯瞰群类，便被视为异端，嫉恨唾骂者众，同道相伴者稀；便有取义惠于众生，捱寂寞迫于自己的境地。这里有悲壮的况味，乃大寂寞。

    然，这样的寂寞，几近黑暗；凡常吾辈想一想，也会颤抖，便只有膜拜。

    3.文学的缩减

    人的日常生活，总是那么平凡、琐屑和重复，一些诗意和美好便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这是身外的时空与生态，正因为不可及，便生一种猜想和觊觎，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有人已做了形象的概述：人总是猜想己身所不具备的一切——情窦初开的青年，异性是他的猜想；饥寒交迫的乞儿，王子是他的猜想；终日奔波的凡人，帝王将相是他的猜想……便可以说，猜想是一种归宿，而这种归宿的内在理念，是人生神秘性。人生神秘，是客观的存在，人自身的太多不可企及宿折射到人的心理，便是人生的不可捉摸，即神秘。但与其说猜想是归宿，不如说是津桥，一头是现实的残缺，一头是梦幻的圆满，靠猜想的引渡，给人以心灵抚慰。

    文学便是一种猜想。它是一个无疆域的想象时空。它使心灵跳出肉体的缧绁，在想象的境地中，作自我补偿与调养。所以，人与文学具有本性的亲和关系，文学在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块可供现照的圣土，青春的男女天生就是诗人，亦为不谬之语，在与文学的亲和中，分化出两种人：一种人凭藉文学的丰沛与浪漫，弥补残缺，圆满梦境，使心灵得到安妥，然后再回到现实中去，以更大的自信与激情，直面人世的苍茫与无涯，以不懈的实践，修补人生的残缺。一种人，浸淫在文学的梦境中，徜徉不归，且将梦想当真，将文学当日子过。忆明珠的一首小诗，可以行状：

    风景入目最佳处，不在此岸，不在彼岸，向前走，走过桥去，再回头，回到桥中间。

    “回头”这一突然的逆转，暗含着幻灭感；“回到桥中间”意眯着找到新生之地。这新生之地，就是文学本身。文学已不再是架在现实与梦想间的津桥，而是人生本身。这一类人，便是文学家和文学的痴徒。

    凭窗望桥，桥是一重浪漫的风景；站在桥上度日，却是大悖于人伦与世情，苦不堪言，帕斯说，“作家同语言的关系是争论的、斗争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充满激情，有如性爱。”“语言文字是生气勃勃的创造物，它们向我们挑战，诱惑我们。”这便是，把文学当日子过（即在桥上度日）的精神实状。文学中人，已陷入语言的“诱惑”和与语言的“斗争”的怪圈之中：对语言的一次征服，便是人生的一次征服；在语言的构筑上的一次成功，便是人生的一次成功。为什么已功成名就的作家，仍孤灯黄盏，一篇接一篇地写作不止，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一篇小作品的一次小小的成功，根源便在于此。但，现世的生活再不如意，却有粗糙而原始的丰富与活力，文学之境再精美，却是语言的“游戏”。便可以说，文学的人生系一种自我封闭，是在残缺的人生上的又一次缩减。

    缩减的具体特征，便是敏于冥想，钝于行动；与世隔膜，脆弱多疑空发哀叹，更新无门……在某种意义上，文人喊“重建精神家园”，实在并没有足够的底气，为这个“家园”注入活力；系在文学的缩减与困厄中，以困兽犹斗的心态，做一种盲目的抵抗。在多元选择的时代，文学人生的苍白已显得有目共睹。这客观地要求文人们，应该重新审视文学，给文学一个恰切的定位：文学不是归宿，只是津桥——把梦的圆满引渡到不圆满的现实的津桥。倘有更理想的通幽之径，能够给心灵以补偿和调养，为什么不去做一番尝试与把握呢？

    在具体操作上，张贤亮在《拓展生命占领的时空》一文中论述到：“一个人生下来时，神并没有给他指定职业，因而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全能的。在一个多面体多元化的世界中，既然有机会，就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潜能发挥出来。生命的生辉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天生的能力，而所有方面的‘感验’都能化成文字，那样的文字才是生命所刻画，能力透纸背。”这是一种心灵的悟性，是可镜鉴。总之，生命理应拓展和占领而不能人为地缩减。

    4.温暖的汪曾祺

    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汪老的文章。并不因为他是名人，是心里很想很想。

    从未见过汪老。只听人说，他身高不够七尺，是个很不起眼的老头儿。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因为，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不起眼的人，往往有很强的内在力量。有这种感觉的人，不止我一个，还有一个刘恒。他在《冬之门》里写了一个复仇故事——最后把土匪头子杀了的，不是大块头的英雄，而是最没能力杀人的一个厨间的委琐的饭夫。《冬之门》让我一夜没睡好，我感到人是高贵的，因为人是生物界中惟一不靠体力取胜的动物。

    我固执地认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文章与他本人应该是一种宿命关系。汪老的文章很小却有大的内力；他本人便不应该驴高马大、张牙舞爪，悄然而柔韧地生活写作，于他于他的读者，都惬意。

    我爱读汪曾祺到了这般情形；长官不待见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感到人家待见不待见有屁用；辣妻欺我的时候，读两页汪曾祺便心地释然，任性由她。在我的办公桌上，内室的枕畔，便均备放一本汪曾祺。

    汪老的文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概因汪老的文章，不浮、不滑，有一种滋润生命的温暖。

    读汪老读得久了，竟幻化出这样一种情景：

    在一个古旧的小木屋里，有一只用泥抹的小火炉，围炉坐着汪老和我。汪老是一个爱讲故事的老人，我是一个爱听故事的孩童。炉中无声地闪着橘黄色的光，照得爷儿俩的脸也一片橘黄。汪老平静地讲他的故事，故事也无大的波澜。他的故事讲得脉络清晰，里边的人物即便是丑角也有几分妩媚，即便是惊天悲哭也有间歇中的微笑。使你感到，他不是在讲别人的故事，而是在叙说自己的生活经历。见我听得很专注便说：

    “你看，人活着，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啊！”

    见我不吱声他以为我没听懂，便用绵温的手抚一抚我的头，“不必想它了”。他不强迫我懂，其实，我早已懂了。继续听他讲下去，后来，那个火炉与汪老竟成为一体了。

    这一幻境，其实就是读汪老文章的感觉的具像。他不强迫你读懂他，他不强迫你接受他，你却被他感染，甘心情愿地接受他。正如那悄然冒着橘黄色火苗的火炉，它不强烈地炽烤你，你却感到了擦到心尖上的温暖。

    如果人有颜色的话，汪老便是橘黄色的。

    他的故事，有一个总的主题：便是人活着是一种有意思的事。

    汪老很尊重他的读者。汪老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人生境界的深厚，使他不愿展示伤疤，以逞英雄豪气；不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纷繁大干。而是取与读者平等的角度，娓娓地跟你谈些什么。使心灵的毛孔张开，需要的便是这种娓娓的气氛；这娓娓的情调，会给心灵以滋润。猛火给人以表皮的刺痛，文火才把温暖滋润进骨髓。汪老大睿智。

    汪老很尊重他笔底的人物。他把笔下人物当作自己的友人，而不是一任笔尖拨动的玩偶。他爱他的人物，不忍心糟践他们。因为，在朋友眼里，友人只有一些这样那样的短处，却没有大恶丑——

    那个行医的王淡人先生（《钓鱼的医生》），痴迷垂钓，爱做傻事，傻到竟把抽大烟的病人接到家里，管治病，管吃喝，却不取分文。感于他傻事仗义，汪老在小说的结尾，写了这么一句：你好，王淡人先生！

    这是在写小说么？这声你好，非经年老友不说出口啊！

    还有在《八千岁》中写宋侉子。宋侉子是个混迹江湖的马贩子，乃俗鄙之人。花钱住在情人家里，“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爱得天昏地暗。情意正酣，钱袋却瘪，宋侉子怎么办呢？汪老写道：

    （宋侉子）就说一声，“我明天有事，不来了”，跨上踢雪马骓俊马，没影儿了。在一起时，恩恩义义；分开时，潇潇洒洒。

    这俗人身上的一股超然大气，一些正人君子能望其项背么？

    所以，汪老的文字，虽然平静，却是真性情之作。真性情，是一种温暖的东西；浑浑地滋润到读者的心里去，便是极自然的事。

    索性直接说，汪曾祺是个善写人性的作家，是一个能把人性写得是那么回事的中国作家。

    “为给人间送小温”，这是汪老说的。这便是汪老文章使人感到温暖的根本。

    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己心温暖，则世间温暖。

    你好，汪曾祺先生！

    5.好人林斤澜

    林斤澜同汪曾祺一样，都是我想写一写的作家。

    汪曾祺至今未曾谋过面，林斤澜却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宽沟，1985年10月，他与刘绍棠、浩然等几个老作家给北京的青年作者讲课。他讲的是小说。他称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小说的结构，一但设置得好，小说便成功了一大半。他那时正起劲儿地写“矮凳桥”系列小说，关于结构，有许多现身说法，加之他抑扬顿挫的江浙口风，他讲的课，很抓人的心。所以，待他讲完，大家都把他围住了，一口接一口地称他“林先生”。文学场上称老师，是一种碍情面的称呼；那么大个老头子或老婆子，不管他（她）讨不讨你喜欢，不叫声“老师”便磨不开面子；而叫先生则不同，是一种真诚的尊重，亦有一些崇拜的意味。

    崇拜林斤澜什么？他不仅小说写得好，而且学问也好，讲课中讲的真玩艺儿很多，透出很厚的知识底子。所以，王蒙一主张作家要学者化，许多人便下意识地想到林斤澜。

    见过他一面后，便留意他的小说。他后来的小说写得极朦胧，几乎没有什么成型的故事，整篇小说写的是一团情绪，一个意象；语文讲究到“咬文嚼字”的地步。他的小说从语言到意境均有一种“涩”味，须反复读几遍才可品出甘味。所以林先生的小说不能离开阅读环境，不好改编成影视作品。林先生本人名气很大，但他的小说是“寂寞”的。

    有人说，林先生写的是“怪味”小说，是新时期“怪味”小说的代表人物。我不以为然。林先生是个爱锤炼语言的人，他把中国汉语的语序、语音、语意和语境在小说中做了刻苦的探究，做了多面的（时髦语为全方位）尝试，他是以小说的形式来寻找和体验汉语之独特魅力，他写的是“语言小说”。由于这种探索走得远些，且生出“涩”味，便失去了一部分读者；留下的读者就更津津乐道于他的“涩”；认为他的小说很“纯粹”，他小说家的档次，在批评家那里有很高的地位。

    后来去地摊上，买了一本他的散论集《舞伎》。粗粗地翻了一过，觉得他的语言在小说中表现出的“个色”魅力，在这本集子中没有一点影子。隐在语言诗意背后的“诗意小说家”，偏偏跳到语言的平面上，作一些表现小狡黠小机智的泛论，让人不好接受，甚至感到遗憾。我固执地认为，一个卓有个性的作家，要唱好自己的“角色”，“反串”虽是一种本事，便总给人以卖弄哗众之嫌。

    林先生是不是太“寂寞”了。

    1994年6月，在关于散文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终于又一次与他相见。

    七十好几的人了，容颜依旧，无老态。

    他的口风又一次抓住了人的心：

    他认为，现在散文主要影响人物是周氏二兄弟；要繁荣当代散文，必须对二人作对比研究。二老的语言个性极其鲜明，仿效者在其身后形成两大河流；但更要注意二者思想的细微差别。二人都有历史循回观：鲁迅的循回观其循回呈螺旋上升状，历史重演的再酷肖，仍是有差别的，不断前进的；而苦茶的历史循回，是在平面上的循环，只看到历史的重演，而来看到历史的前进。大同的历史观，造成了不同的人生观、文学观和艺术个性……

    林先生的话，为他赢得了很长的一片掌声。

    晚上，我去拜访他。刚坐定不久，又来了几位；或请题签，或请他再发高论。他说：

    “签字可以，发高论不敢。老了以后，亦染上了老年常见病，便时时提醒自己，跟旁人讲话，尤其跟青年人，千万不可用教训的口气，做学问只是做学问而已。”

    几位说，不妨，不妨，难得您的指教，林先生便笑着摆摇手，面上有倦色。我感到这几个人有些闹的哄，便悄然离去了。

    第二天中饭前，他居然来到我的房间。我有些吃惊。

    “你好像很能喝酒”，他开口说：“在饭桌上看到的。”

    “只因年轻，喝一点。”我很不好意思。

    “一顿喝几两？”他竟问。

    “情绪好，喝六七两吧。”我更不好意思了。

    “水平偏中，跟我差不多。”他咯咯地笑起来。

    他随口讲了一个故事。前年，他跟汪曾祺到黄山出席一个全国性文学会议。别人都去爬山，他二人却坐在黄山脚下，喝黄酒。每人一坛，一坛二斤。两人喝得滋润；我奈何不得山，山也奈何不得我，有酒在肚，山自在胸。还想再喝。林先生就又调了两坛。汪先生连连退避，不能再喝了。

    “汪曾祺他喝不过我。”林先生得意地咯咯笑，童子一般。

    “中午，你跟我一桌，咱俩好好喝喝，老伴没跟着，可以放点量。”林先生说。这一刻，我得到大放松，便取一本自家小书进他求正。这时，作协一女同志来催饭，他举一举书，“先回趟房间，把书收起来。”女同志说：“我给您搁回去吧！”“不用，还是我自己来。”话音未落，人已登上两级台阶了。

    望着他一耸一耸爬楼的身影，我想到，眼下，做一个正经的文人，究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虽然我们同住了三日，对他《舞伎》的一点私见，终于未曾说出口。

    林先生小说做得好，酒喝得好，人也做得好，《舞伎》类的小瑕疵，实在算不得什么。其实未必是瑕疵：林先生喜欢作学问，他把精构小说，散论生态作为他学问的两翼，也未可知。

    这么一个好人，一切由他。

    6.不迷本性

    身为文人，又不甘心作文人；处于清贫，而又不安于清贫，这是对下文人的众生相。在“不甘”与“不安”中，一部分文人在“转轨”中有了辉煌的别业和滚滚的资财；而大多数文人依然如故，只是内心更加不平静了，心性更加迷乱了。

    该读一读苏轼的《老人行》：

    断鸿空逐水长流，或安贫，或安富，或爵通侯封万户。一任秋霜换鬓毛，本来面目长如故。

    诗意是说，有人居于贫穷，有人居于富贵，有人居于万户侯的高位，而自己呢？只一介区区文士，虽年龄已高，已鬓如秋霜，终不会改天真率性的“本来面目”。

    这是苏轼对自己的感慨，透着一种经风历雨后对人生的认知。这种认知，有几分无奈，有几分恬适，但绝无抱怨。

    他认自己是文人这个命。

    这个命认得好，认出了“大江东去”的文人风采，给后辈丈人留下了心胸深处的一丝温暖。

    “本来面目”，是指人本有的心性，系佛家语汇。《六祖法宝坛经.行由品》云：

    惠能从弘忍处接受衣钵后，遵弘忍指示，发足南行，两月中间，至大庚岭。数百人来，欲夺衣钵。一僧俗姓陈，名惠明，先是四品将军，性行粗糙，极意参寻，为众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掷下衣钵于石上。曰：“此衣表信，可力争耶！”能隐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动。及唤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表来。”惠能遂出，盘坐石上。惠明作礼云：“望行者为我说法。”惠能云：“汝既为法来，可屏息诸缘，细生一念，吾为汝说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扰言此时），那个（即不思善、不思恶）是明上座（对惠明尊称）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

    惠明是在惠能“开示”下有了顿悟，了解了自己“不思善，不思恶”的本性；而时下文人又有谁可予以“开示”呢？

    靠文人自己。途径有二：

    探望时间深处，即从黄盏下的书籍之中求得启示和抚慰，如吟读苏轼《老人行》。此其一。其二，就是自己的生活实践，在生活中碰碰壁，看一看别的角色是否可以扮得下去。

    文人识得本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生活在事实上并不平等的社会中，心性易被迷乱，因此有人迷恋高官爵禄，有人迷恋金钱美女，乃是自然的事。只有在时势中碰得失魂落魄，才在“猛回头”中识得自己本性。苏轼在几遭贬官，经历了一番人生沧桑之后，才有《老人行》，才安于文，安于贫，才会有“一任秋霜换鬓毛，本来面目长如故”的激越情怀。

    时下文人的不平静，便是迷了文人的本性；因而心理上难于平衡，蒙上种种阴影。可以到世事中碰一碰，走不通路以后，再复归“本性”；但像苏轼那样的人生大代价，今人又有几人能担得？还是研读一下《老人行》，取决捷的镜鉴，少一点生命浪费，多读几本书，多著几篇文为好。

    这并不是悲观。人的一生只能做好一件事，那么就把这件事做好。诗人周涛就很干脆，我是个文人，这辈子就把文学这件事搞好。既然心性是文人的心性，就不该自哀自怜，就不该上下忐忑，左右踌躇，心甘情愿地埋首其中，乐于自己的活法。

    况且，文人的生活，并不是一种过不得的生活，许多甘美的滋味和情趣亦非文学之外的人所能享。比如围炉而读。一般人围炉而坐，也许只为了一刻的悠闲和温暖；而文人的围炉而读，却是一种生命的体验：围炉而坐，展开书卷，顿感城市那种特有的嘈杂、喧哗，以及被各种欲望驱动而去竞争的紧张、烦恼、亢奋像冰炭一样化去，生活显得非常祥和与温馨，心灵开始澄澈平静，精神之舟在火的温暖中无边无际地飘荡。

    这是生活给文人的一种独赐。

    所以，回归自己的“本来面目”，是文人的自救之法。

    7.自己的风景

    文人与妇人；

    文人，是孤独的妇人。

    渴求情感，却无情感之树；追寻忠贞，却错上了背叛之船。也曾哭泣，却四壁无声；也曾怨艾，却面色苍白。以幻想作津桥，回首却踌躇；以等待作风景，却杳无造访之人。肉身久旷，以窗花镜影作情人；内心清冷，以檐滴涧流作烧酒。

    便不再渴求与追寻，不再哭泣与怨艾，不再幻想与等待。把自己作为刀剪与针线剪裁世情人梦，编织人心入诗。妇人的日课是纳鞋底，纳了一双又一双，且一双比一双针脚细密，一双比一双式样精美。——不纳鞋致，让人怎么也不能与大蒜联系起来。

    果然有三二美人趋而观之，啧啧赞叹，美靥竞绽。由是观之，大蒜是一种无言的存在，并无凡俗与高雅之境，亦无分辩之机心。是人，以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品味方式，标定了它的品格。人若俗了，大蒜亦俗；人若雅了，大蒜便也雅了。

    8.文人的力量

    一

    一个崇拜力量的文人，对于一帆风顺而又自鸣得意的人们，有一种天然的厌恶。

    我便是这样，便亲切地想到卢梭。

    卢梭是温柔的，平静的，从未听到他大声地张扬。但他内心却崇尚有力量的东西，而不是丝弦管乐、红粉脂尘那些软绵绵的东西，所以他在正值名声的盛期，毅然远离了热闹的巴黎社交界，独自躲到郊外，过他农民式日子。我很理解当时的卢梭。这事本身，使他成为追求力量的一个勇敢的人。

    海明威创造了一系列硬汉形象，因而使他本人也挂上了一种力量的牌证。海明威毕竟是幸运的，尽管他也有过曲折的经历，但他一生都是在花天酒地中度过的——他一边享受着女人，一边享受着文学，这一点，妨碍了我们对他硬汉形象的欣赏。他的硬汉人物，让人感到突兀、尖冷，虽惊心动魄，却不会让人感动。他的人物是优裕的人对力量的一种图解，或多或少有一种概念化的成分在。所以，伟大的海明威，其实是很造作的。

    因此，读海明威之于我一直是在生活过于平淡过于沉闷时，在他的“硬汉”群中找一些刺激，并不真当作那么一回子事。而读卢梭的《漫步遐想录》，却每读一次，心灵都要经一次泪的浸洗。因为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卢校正是一个弱者，一个被迫害者。他是在孤独与苦闷中向内心倾诉微音，是在黑暗与绝望中为生存掘一丝光亮。他没有像一般被迫害者一样，自行死掉，而是坚韧地活下来了。一部《漫步遐想录》，让人真切地体会到了人类对于苦难的承受程度，同时让人坚信，人是柔弱的，更是坚韧的，是有力量在苦难中生存下去的。

    于是，卢梭虽未塑造硬汉形象，他却是力量本身。

    “艺术为奴役者兴建宫殿时，人们是信任它的。人们以为它在分担共同的见解，而在日后又分担共同的命运。”（帕斯捷尔纳克《安全保护证》）。所以，笔者对卢梭和海明威的认识，并不是一种个人的牵性的感情的偏颇。正是因为人类有着共同的命运，对命运的态度，卢梭更可信而已。

    “人生本来就是被击败的，你可以毁灭他的肉体，却无法击败他。”这出自享乐的海明威，而不是苦难的卢梭，让人觉得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二

    坦然地说，文人的力量，主要表现在他的创作生活。换言之，文人与常人的不同，在于他想象空间的广阔，意象世界的绚丽；其作品，是那个世界的瞬间捕捉，是其外在表征。

    帕斯捷尔纳克詈难，在于《日瓦戈医生》的意象世界对当时当地的生活产生了反拨，所以，他说：“天才作家的下意识领域是无法度量的。”（《安全保护证》）他自己对自己的“下意识领域”亦即那个想象世界都无法度量，社会的尺度就更显得不知所措，便只有禁止。勃留索夫饱尝了他诗歌意象给一己心灵的甘美浸润之后，情不自禁地感叹；“在无拘无束的幻想中诞生的意念有时真会令人震慑的。”（《勃留索夫日记钞》）他于是抓了幻想的触须，把自己造就成俄国象征派诗歌的领袖，成为俄国的历史人物。

    于是，文人的成功，得益于“想象的世界”，是文人们的共识。

    然而，命运不会因此对文人特别青眼，给文人一个强有力的想象世界，却往往让文人在现世生活中软弱无力。这是已无须例证的事。我们可以这么想，一个人的生活世界可能是个定数，富此便贪彼，“占尽人间春色”的努力，几近于徒劳。

    这其实没什么可悲哀处，伟大的文人，正是敢于直面这个现实，才接近了永恒——福克纳避开北方繁华的诱惑，在南方的故乡，一边经营自己的农场，一边苦心经营“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没有这套世系小说，福克纳不过是个乡巴佬。

    《麦田的守望者》畅销后，塞林格马上过起了隐居生活，他幽居的日子愈久人们探知他想象世界的欲望就愈强烈，他的名声因此而大噪。

    索尔仁尼琴遭放逐之后，索性在美国的卡文迪什小镇上营造一间小木屋；过简朴的生活，一心一意创作《红色车轮》。这部著作比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还要长二倍，因这部著作的支撑，75岁的索氏比青年人活得还要年轻。

    可以这么说，节制自己的现世欲望，纵情于孤独的想象生活，是文人的立足点，是文人的自尊。

    顾城的悲剧，便在于他未曾觉醒于这种自尊。

    他的诗的童话世界是美丽的、纯洁的，因而纯洁了多少颗已被污染尚被污染的灵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们没有理由不被打动，这样的意象太具有穿透力。所以他的死不在于他的“女儿国”梦想及梦想的破灭；因为他不仅有梦想，还有极强的占有欲。占有欲是世俗生活中最强烈的一种欲望；而一个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世俗的低能儿，却怀有这么强烈的世俗欲望，不发生悲剧才是怪事！

    由是，文人发于想象（精神），而止于想象（精神），乃大觉悟也。

    还可以说——

    文人的生活是一种节制的生活，也是一种苦难的生活，这之于他的肉体；

    苦其肉而悦其灵，而灵内像昼与夜，本是一体，却常分离；所以，做一个文人，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9.作家话题

    商品社会金钱的追逐，自然会把人引向物质的一面；谈论精神便显得很奢侈，且受“俗媚”的挤压。但精神是不会走向绝望的，因为精神涵盖着人的良心、德行、爱和品格。这些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作为物种特征的存在。人种若不走向灭亡，精神就不会沦为虚无，不过是精神价值的显现在社会之上的消长变化而已。

    作家，便也不会被商人、官人等世俗的社会势力排挤掉。这里的世俗，并非贬意，系一个中性词，指人群的“趋势”，大众的现时取向。因为作家是精神的继承者、提炼者和创造者，是人类精神的缩影，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德行、爱和品格。

    由于作家的存在，社会舞台之上便不乏精神的闪光。社会不会彻底陷入黑暗与蒙昧，历史会不断进步，社会的“善性含量”会越来越多。作家，便总有自己的位置和作为。

    所以，作家没有必要担心自己位置的丢失。应该担心的是，在精神的家园中，作家的信念是否坚定，是否具有大眼界、大气魄、大才具和大德行。对于人，所谓高贵，便是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有理性的确知，且努力扮好自己的角色，使自己的角色光彩照人。市井之上，不是在嘲笑理想和崇高么？作家便要以对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的姿态，高扬理想和崇高，给人的灵魂以有力的反拨，让人们有同情心，有功德心，有羞耻感，有高尚情怀。市井之人，不是正在沉溺于现世的享乐么？作家便要为其打开一些远望的视角，给麻木的人心敲几下重锤，让人们关注一下生命的本质意义，并以宇宙意识、地球意识审视人类生活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如是，便显现出作家的高贵所在。

    作家的这些“使命”，便要求作家必须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一个人格卓越、眼界高拔、气质高华、悲天悯人的人。作家每一根血脉之中，都应该有追求的细胞，这种追求远离一般人向往的名、利、权、欲，它完全超越个人之上，那是整个人类命运在他生命中的回响与激荡。

    这是不好达到的一个境界，但是，如果我们已经选择了作家这一人生走向，我们就必须努力达到这个境界，否则，便沦为“文学的行乞者”。作“文学的行乞者”是一种大难堪：因为俗恶的人群一直在寻隙向“精神超拔者”泼去阴晦的污水，黯淡其光泽，使他们从“超凡”堕入“庸凡”，湮没于“众”的生活层面，为自己制造业已失落的心理平衡，作为“文学的行乞者”，便更无力与世俗的力量抗衡；不仅很快便被同化，还要遭到更残酷的戏弄与羞辱；文学不但作不了救命稻草，反而不得不去过一种“近不得高贵，远不得俗媚”的异化生活。其后果，既失去了个人的幸福，又给精神家园的艰苦创业者拆了“烂污”。此等情形，不堪回味。

    于是，我们的作家要强化内在的质素，在一些基本方面，长期地保持一种高度的自省——

    其一，要有坚定的“文学自信”。

    时下，市井上最大的瘟疫，便是时尚与流行。一部分文人便也在时尚与流行的冲击下，为了使自己不被遗忘，“随行就市”，匆匆忙忙，将自己支离破碎得若找不到家门的“行乞者”——你“性焦渴”么？我便给你写赤裸裸的性张扬；你“发烧”、“追星”么？我便为你搜拾明星秘闻……城市的瘟疫，使他们学会了用鼻子思考与输出，用自己本身也染着的病灶，吞噬所剩不多的“善性”，让躁动的更躁动，让低劣的更低劣。可怜的作家啊！但亦有傲然不“人流”者，面对时尚的挤压，不仅安享于“纯洁的精神”，而以更高贵的情怀，在寂寞之中作更纯粹的人文精神的追求如张承志，如韩少功等等。这是作家的希望与代表，我们应该深深地向他们致敬，但更要培养自己的“贵族精神”；无论时尚如何变换，如何无信仰，如何躁动与迷乱，我们都要珍爱自己的心灵，以自己的思想和只眼“领会”眼前的世界，以不断的创造来征服迎面而来的苦难，以永远的乐观应付无情的现实；不要乞求别人对自己的理解与抚慰，而要在孤独的前行中不断地把关怀与抚慰献给历史与人类。要有这个大气度。说到底，便是作家的文学自信。文学自信，是作家的盾牌与长枪，一以生存，一以发展，万万不可失却。

    其二，要自觉地清除内心的“小农意识”。

    当代中国文学浸染着很浓的“小农意识”，是毋庸置疑的。“小农意识”从根本上制约着文学品位的提高和与市场体制的融合，更制约着文学的走向世界。毛志成先生的大著《小农意识——中国文学的染色体》（载《雨花》1995年2月号），就“小农意识”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制约，论之透彻，论之淋漓，可堪品味（遗憾的是，文学界对之竟反应淡漠）。“小农意识”，使作家写作功利化、俗媚化；使作家眼界偏低，思维封闭，文学探索趋伪。这种“伪变”，其表现，作品貌似写改革，实际上是勾画小农心目中的“美景佳境”；貌似写全新的爱情，其实是对“妻妾文化”的暗自垂涎；所谓“新移民文学”，实质上是“衣锦还乡”小家心理的现代版……这是个非常值得作家们自省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一些作家就那么轻易地向时尚投降呢？急功近利是“小农意识”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为什么我们的作品土、俗、浅，文化含量那么低呢？反文化性亦是“小农意识”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为什么我们的作家与作品那么地缺少个性与风骨呢？对钱权显阔的攀附又是“小农意识”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可以说，“小农意识”存在于每一位中国作家，是作家“思想进化”的一条尾巴，不是有无，只有长短。于是，作家对“小农意识”的自省，便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学意义。

    其三，要走出俗恶的“自我哀怜”。

    这里所说的“自我哀怜”，非自卑意义上的那种可以同情和理解的自我珍惜自我怜护，而是“自我膨胀”与“自我玩味”。这两种情感是文人的历史通病，于今尤甚。这或许是对时尚挤压的一种自我抵御，但终究是一种病态。这里有极纷繁的病象——作家整日里沉浸在个人的小悲苦、小情感、小气氛、小圈子里，写不尽的身边事，道不尽的一己情；于是，便出现大量的自炫文、琐屑文、风月文……人说这是女性作家的专利，其实更有须眉不让坤伶。日前，偶然读到一有一定影响的雄性作家篇幅颇长的散文《珍惜恶名》，琐屑不堪还不为恶，竟对自己身上的无赖泼皮气津津乐道，不惮其烦地写自己的耍赖经过，与其说是张扬一点文人身上的傲气，莫不如说是炫耀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资本为确。文人的这种自我摩挲自我玩味，正是文学与社会隔膜，生命力萎顿的一大根源。在文坛上，弄出几本小书，赢得一点小声名，便以“名家”自居，写出的东西亦全是“名家”口气；文人之间，不立足于“整体攻坚”，酷爱争长道短，并且拉山头，占地盘，称尊，称大师，“匪气”弥漫；另，“霸手”之下必聚“庸众”，抬轿，吹捧，“奴性”昭彰。“匪性”、“奴性”的杂合，使作家的文化人格“虚化”、“水化”，“含金量”颇为寡薄。

    种种形状，归根结底均是文人“自我哀怜”的变种，貌似自我珍惜，实为自轻自贱。“自我膨胀”、“自我玩味”的深层背景，便是自我虚弱。丧失了自信和力量的群落，还谈什么大意志、大境界和大建构？文坛若不惊警，便是文学的大悲哀；作家若不自省，便是作家文学人生的大虚妄。

    其四，便是不要漠视作家的“自我解放”。

    武断地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要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有自己的思想架构，并且要有自己的文体操作。这就是独异性，因了这种独异性，才有其存在价值。所以，“自我解放”不是危言耸听，不是口号与标榜，而是作家的实际需求。

    人格独立，才能不谄，不媚，不虚，不妄，这是精神创造者最本质的要求。任何形式的依附都妨碍你用良知发出公正的声音，都妨碍你超越个人利益作高贵的道德评判。以上行文中所说的三个方面，不都寄寓着对作家独立人格沉郁的呼声么！与其听那些“精神不纯洁”、不公正的文学声音、不如直接听取政治的和金钱的评判，尽管政治的评判残酷，金钱的评断势利，但真实。

    文学史证明，没有自己思想架构的作家，是作家的赝品，时间会把他们合并，留下一个“模型”粘着于人类的有情，其余统统淘汰。这是历史的无情，因为它只钟情于真品、极品或者异品，或者说是钟情于开创者、革新者或叛逆者，而不理睬因袭者、平庸者或附依者的哀哭。作家的思想架构，便是自己把自己造就成“异品”，自己给自己在时间深处点一柱红烛，光虽弱弱，亦独照幽幽。

    至于文体的操作，实在不是小题大作，作家的个性很大程度依赖于作家的文体，其“思想解放”也期望着“文体的解放”。作家若选择了适合“运载”其思想的文体，其思想的阐述将更淋漓、更透彻、更生动、更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文体是作家的标识，文体就是作家本身。它使作家从茫茫文海中低呼一声“我来了”而从容地登上人文精神的岸头。所以，作家的“自我解放”，在操作上的第一步，便是“文体的解放”，从文体的因袭和“自我模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创造适合表现时代精神和“内心声音”的文体，使作家的文体与思想一样，同样有分量。但我们的作家尚缺乏这样的自觉。日前，在一家读书报上，读到一封作家来信，对另一位作家给别人作的跋中，称著者为弟而非兄大加责难，认为这不符合序跋之道，为独辟“邪”径。不禁得到了周作人“五四”时期的那篇《思想革命》。针对当时文学革命的现状，周作人认为，要想使文学革命真正有效力，推行白话文，作文字的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重要。但历史发展到了今天，连文字和文体的改革都这般不易，更遑论思想的改革？久久沉味，不禁心冷，我们的作家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从自以为是的因袭和封闭中“自我解放”出来啊。世道人心已进入商品世界，我们的作家却还在封建的过于古旧的人文精神氛围中沉迷不醒，悲哉！

    关于作家话题，说也易，做亦难。其心，萦系于人类命运；其身，却羁束于市井柴米。精神的天使，背时的苦人。说到底，作家亦是一个需要硬着头皮才可做的行当。做不下去，尽可走人，没有会跟你过意不去；若做下去，便要做得“纯粹”些，硬派一些。同各种手艺人一样，这是“职业”的自尊。

    10.重温《论持久战》

    看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大型史实系列片《中流砥柱》，明晰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的背景：

    在“亡国论”的悲伤气氛中，中国共产党促成了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统一战线，取得了平型关和台儿庄大捷；人们欣喜若狂，“速胜论”腾空而起，于是中国军队会战于徐州，幻想在数月内从根本上扭转战争的格局。讵料大败，徐州失陷，“亡国论”复又抬头，举国颓然。正是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指明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方向，坚定了中国人民必胜的信心。

    便重温（现在已很少用这个词了）《论持久战》。读得很投入，感受着虽历时日却仍喷薄欲出的伟人那天才的气息。

    在那么危急的战争背景和那么惶恐的人心背景下，同样是“战争中人”，处于“当事者迷”境地中的毛泽东，居然能用那么冷静的理性分析，透彻地分析出中日战争的性质，中日双方在战争中“互为反对”的特点，给战争予以一个压倒一切的定位：中国必胜，但须持久战。他不仅仅满足于一个定位，而且还结合战争的实际，详尽地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方向和战术运用的具体细节，使《论持久战》成为极具操作性的抗日战争的圣典。事实证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没有超出这部圣典创作的“规范”。可以说，仅一部《论持久战》，就足以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指导地位。

    《论持久战》雄辩地证明着，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历史贡献。

    重温《论持久战》，感慨很多，那个民族危急的关头，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时势给了共产党人一个历史的机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抓住了这个机遇，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之所以紧紧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取决于他们超拔的人生品格：他们超拔于个人利益之上，襟抱的是对民族和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真正做到自我牺牲的卓然的一群。

    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能不能成功地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使民族富强是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而我们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均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国家面临着发展中的艰难，民族是在艰难中发展。如此，历史又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个新的机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决心抓住这一机遇，带领全国人民沿着邓小平指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让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但在这样伟大的使命面前，一些人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结党营私，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腐败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放在历史的角度看，这些腐败分子与腐败现象，是反动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现世代表，是令人作呕的“小农意识”的现代版，这与共产党人的革命性与进步性格格不入。虽然这些都是“旧时货色”，属泛起的“历史沉渣”，历史特有的过滤功能，会迟早将其清除；但其危害是巨大的，而民族的发展是迫切的，来不得持久战。

    伟大与渺小不是抽象的名词，是鲜明可感的东西。对伟人的景仰，应该使人有所改变：少追逐一些个人利益，多承担几分民族发展的历史责任，你也许成不了伟人，但你对历史的默默奉献，会使你面对伟人那巨大的历史背景，也感到活得轻松。

    11.关于读自己的著作

    日前，听书评家谭宗远兄讲过这么一段文人轶事——老作家张中行每发表一篇文章，都要悉心剪下来，然后精心地放到专放自己作品剪报的大牛皮信袋里。这样的信袋鼓鼓囊囊的有好几个，每个信袋上，张老都端端正正写上一行毛笔字：文章还是自己的好。

    听过之后，心里很热，觉得这非张老狷傲，而是一种深知文章之道而敢于逆市井逆时势的个人风度，是一种对文章之途的尊仰。眼下，文章之途已不被旁人看重，文人自己再不自行珍重，黄帝民族几千年文章神圣的经久脉搏，就会在文人手中最后断了。所以，文人自重，有一种悲凉的历史感在。

    由此想到自己对自己文章的态度。

    老实说，不佞是颇写了一些好文章的。比如散文《悖语人生》。若归类，这篇一定要归到新潮散文中去，而且应该放到新时期新潮散文代表作之一的位置。在文章里，我极尽纵横捭阖之势，用放达不羁的语调对人生实质进行了“悖语”。文章在1989年3月号《青年文学》发表之后，收到了不少蘸着血泪的读者来信。“荷花淀派”老作家王风梧竟对作者说：“也许我的感觉太偏颇，此文之中，每个字都是一颗思想的头颅。”许多青年甚至把文末的两个句子当成了一种人生信条。这两句其实是我判断一个人最终是否沉沦是否堕落的一种看家的标准——

    最后的日子终于来临，我紧紧抓住儿子的手，缓慢而清晰地说，儿子，大胆地朝前走吧，你只须记住两点：

    一、不要偷别人的东西；

    二、不要强奸女人。

    然后，死去。

    所以一个书评家说：“我以为当代散文彻底陈腐了，死了，没料到，还有这样生动强劲的分子在。”当时，我感到了一种瞬间的伟大，痛快如做爱达到的那一种高潮。但是，面对这一重重真诚的赞美，我的回答却让赞美者愕然——

    “其实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之处，它只是酒后的产物。”

    于是，赞美者愕然之后，便哑然，便悻然远离。怀着一种神圣感情的人，跟一个醉酒的人，又有什么话好说的呢？我心里很难受，心里骂道：“操，孙子写的才是醉中乱语呢！”是传统培植的那种虚伪的自谦，毁坏了别人和自己的好心情。

    即便现在我承认这篇文章的确是一篇好得不能再好的文章，在自己和别人心中留下的创痕也抹不去了；况且，时过境迁，精神常新，在那时是“悖语”的东西，眼下已习以为常，只留下一层敝帚自珍的孤寡味了。

    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

    某报的一位文艺记者表示要在近期采访我，如果要问，你最喜欢读谁的著作？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最喜欢读的著作，一是自己的著作，二是鲁迅的，三是周作人的。这不是矫枉过正，而确系真情。其妙味有二——

    妙味之一，读自己的著作，会感到自己曾真实地生活过。时光流逝，往事如烟，是一种必然，是一种无奈。自己的著作，即便不是不朽宏著，却也是往日生活的凝注和自己生命的刻痕。读着纸上的爱情，眼前会浮现青春的爱人迈着美丽的脚踝朝你走来，会重新咀嚼到初恋的那一份纯甘，初恋便成为永恒；读着故事里的辉煌，会回溯起那奋斗的过程，会重新闻到那时的鼻息，摸到那时的脉搏……生活是一条永远流淌的河，往昔的一切，真实而不虚妄：只要我愿意，会抓到以往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次回望都是一次再生，我愿活多少次就是多少次。今生已足矣，何须寄来生！一个官人，卸去官冕时，转身而看，一片空茫，会叹息：“除了戴过官帽，一生还干过什么呢？”一个商人，当把手中的钱花光之后，会不堪回道，“除了有过钱之外，我还得到过什么呢？”这亦许是文人的一种迂腐的推断，但今生我不会推倒这种推断。

    妙味之二，读自己的著作，会不断增强生活的自信。说小一点的。写文章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句子拘涩，心情抑郁：鄙人薄命非才子，吃一些个玩一些个，做一俗物罢了。但真的自我放逐，又生虽生犹死之感。此时，若读一读自己的旧著，心情会渐渐平静下来——旧时浅薄的我，尚能写如此华文；已渐丰富的新我，岂能无惊世之佳构？便写下去。说大一点的。在现世生活中难免被人排挤，有感到事事不如人的时候，读一读旧著，心情会渐渐豁亮起来——文章之途虽不大贵，但尚有所守，还有何惧！

    能说出如此二妙，感觉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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