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再平衡”举步维艰

    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结束对日本的访问。他在到达日本前，接受日本《读卖新闻》专访，表示由于尖阁列岛（我国称“钓鱼岛”）受日本管辖，因此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覆盖的范围。4月24日，他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示包括钓鱼岛等所有日本管辖的地方，均适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共同防御条款。

    奥巴马自推出其“重返亚洲”与“亚太再平衡”政策后，前后已有三任国防部长以及两位国务卿作出上述表示。但由美国总统本人代表政府如此表示，这还是第一次。从表面上看，这是美国强化美日同盟、加强美国对日安全承诺的突出显示。但在实质上，这是面临中国强势崛起以及日本率先改变钓鱼岛现状从而引起中日关系严重紧张时期，美国意在同时对中日两国进行“再平衡”之举。

    钓鱼岛问题由来经纬清晰，美国心知肚明。美国在1972年结束对冲绳托管的时候，错误地与日本私相授受，非法将我国钓鱼列岛交与日本，有意在中日之间制造矛盾。也因如此，美国始终不敢承认日本拥有对钓鱼岛的主权，这一是符合事实，二是避免引起更多事端。

    美方长期以来的立场是：钓鱼岛的主权未明，但日本肯定不具有对钓鱼岛的主权，美国也未将钓鱼岛的主权交给日本。《美日安保条约》明确保护日本领土，但由于美国不承认日本拥有对钓鱼岛的主权，因此美国是否根据上述条约对日本所称的对钓主权予以保护，美方长期对此语焉未详，直到冷战结束后才开始调整立场，政策逐步变得明确。目前的美国当局是对此说得最为清楚的，其立场也是我国最为反对的。

    美国长期信奉“美国治下的和平”，它刻意将中国的钓鱼岛给予日本，一是为了损害中国权益，二是为了在中日之间制造矛盾。过去它对《美日安保条约》是否对钓鱼列岛适用不说清，是由于中方实力还弱，不至单方面以武力予以收回。同时，也由于日本大致还是遵守了与中方达成的关于“搁置争议”的默契，因此鉴于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钓鱼岛主权争议得到管控，美国自然也不需要调整其立场以免失去平衡。

    但目前的情形是：日本在2012年“国有化”钓鱼岛，单方面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现状，而且日本政府信口否认中日间曾达成关于“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共识，这严重地冲击了中日美三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平衡状态。中方强烈反对日本破坏现状的做法，要求制止其“国有化”的错误行为，在“国有化”之后又要求日本去“国有化”，作为恢复关系平衡的正当前提。美国政府也在日本“国有化”钓鱼岛前多次告诫日方尊重中国意见，但这些忠告都被日本当局置若罔闻。

    美国政府很清楚：关于钓鱼岛的主权存在争议，而且美国是造成这一重大争议的推手。美国政府在去年建议美国民用航空公司遵守我国政府宣布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也是以实际行动部分接受了中国政府在钓鱼岛空域具有行政管理权从而与日方的平行诉求形成争议的事实。美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当前的日本政府不顾事实、不管平衡、不顾大局甚至不顾美国利益的冲撞形态，已经构成了对美国利益的严重损害。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在对外行为上已日渐脱离美国轨道，因此美国目前推行的“亚太再平衡”就有了再平衡日本不负责任行径之需求。

    美国政府同时也看到：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做法，不仅不能达到有效“国有化”钓鱼岛的目的，反而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给了中国以实力反制日本的机会。由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单方面改变现状，使得中国在同一问题上摆脱现状从而反制日本以正当性，这不仅增加了中日发生物理冲撞的可能性，而且日本对此未必能占上风。这也是美国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会造成或者美国被迫卷入从而形成中美冲撞，或者美国放弃保护日本从而使华盛顿在其盟国群中失去可信度。对于前者，美国完全没有必要为一些既非属于美国也非属于日本的石头同另一个有核国家冲突。对于后者，美国更不愿看到其44个盟国对美国失去信心。如若不然，这些盟国或者转投其他大国，或者发展完全独立的防务与外交。无论何种，都不符美国利益。

    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因此举步维艰。奥巴马宣布的《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日本对钓鱼岛的管辖，最终是出于如下的三重平衡：压抑中国维权意志，平衡日本反弹，继续宣示美国保护盟国群的既定政策，这在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事件发生后美国难有作为的背景下尤显重要。这只能说明美国管控世界的能力在下降，包括管控盟国的能力也在下降，世界格局因此也在继续发生对美国不利的变化。

    钓鱼岛属于中国。中国愿意与日本就此搁置争议，但如果不愿继续搁置，我们只好奉陪，这不是美国威胁所能改变的。美国总统在日本所做的政策宣示，显示的不是美国的强大，而是美国无奈地承认它对不负责任的盟国的失控。中国不率先采取改变现状的做法，对此美国也是明白的。即使美国相关政策做了调整，中美都愿意维护稳定的共同立场并未变化，北京和华盛顿寻求规避风险的机会仍然很多。

    2014年4月25日

    奥巴马挺日实为不智

    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24日迈出了危险的一步——他在美日首脑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声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此言一出，举世皆惊，这是美国在任总统首次在重大外交场合发表如此出格言论。面对一个向右狂奔的安倍政权，面对亚太波谲云诡的局势，奥巴马发表如此轻率言论实为不智。

    众所周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甲午战争期间为日本窃取，“二战”后被美国私相授受给日本。换句话说，美国本来就对钓鱼岛问题负有责任，如今不思如何解绳，反而提出要“协防日本”，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化。

    奥巴马和美国近来的所作所为与国际法和国际道义相背离，背弃了在有关领土主权问题上不选边站队的承诺，让美国的可信度蒙尘，此为不智之一。

    奥巴马和他的白宫幕僚们可能以为，“高调”表态可以给东京打打气，换得日本在其“亚太再平衡”的棋盘上多出出力，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问题上让让步。殊不知，奥巴马的算计正中了安倍政权和日本右翼势力的下怀。

    世上有一种人，看起来精明无比，行事却失于短视和轻率，被人当枪使却不自知。眼下的美国，正大有聪明反被聪明误、被安倍政权当枪使而不自知的“风范”。

    自从2012年日本悍然“购岛”以来，日本的右翼势力日益膨胀。尤其是安倍上台以来，东京在右翼道路上一路狂奔，大有刹不住车的势头。

    一年多来，安倍是一步一个脚印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安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炮制“侵略定义未定论”，参拜靖国神社，试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一年多来，日本自卫队演习不断，上演了大规模“夺岛演习”，安倍多次身着戎装亲临练兵场，先后到硫磺岛和缅甸祭拜“二战”阵亡的侵略日军，甚至不避嫌疑坐编号为“731”的战机，其穷兵黩武的做派一览无遗；一年多来，安倍一直在积极推销所谓“积极和平主义”，其实质是“积极战争主义”，其目标是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妄图复活军国主义。

    面对试图跳出“潘多拉魔盒”的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总代表安倍政权，奥巴马的明智选择应该是想方设法约束其膨胀的野心。但是，奥巴马在东京和此前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的表态，公开为东京在钓鱼岛问题上撑腰，公开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为安倍政权的危险举动背书，无疑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纵容包庇，可谓是“与狼共舞”，殊为不智。

    不智之三是，美国依然用落伍的冷战思维指导其亚太战略。奥巴马和美国近来的作为表明，华盛顿想强化美日同盟，为其“亚太再平衡”添砖加瓦。其实，美日同盟是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双边安排，早该摒弃。冷战结束已经20多年，而华盛顿的思维还停留在上一代，与当下的国际形势有“代沟”。

    当下的亚太，是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我们不反对美国参与亚太的经济合作，不反对美国分享亚太经济繁荣的“一杯羹”。然而，美国抱着冷战时霸权主义思想不变，通过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想牢牢掌控着亚太地区安全与经济的主导权。为了当老大，实力下降的美国不惜姑息日本右翼政权，不惜复活19世纪“分而治之”的老把戏，不惜鼓动对立、对抗，置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大局于不顾，如此做派必将为世人所唾弃。

    2013年12月的一项皮尤调查发现，有超过半数的美国受访者表示美国“在国际上应该只管自己的事情，而让其他国家自己尽可能地融洽相处”。这表明，连大多数美国民众自己都不愿意看到华盛顿四处搞事，亚太地区亦不例外。

    奥巴马政权最大的不智是错误地对待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

    明眼人一看即知，奥巴马的东京表态敲打的是中国。俗话说得好，“做人要厚道”，奥巴马不久前还信誓旦旦地说无意遏制中国，要推动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转身就到中国隔壁“使绊子”，两面三刀，其外交诚信和国际信誉受到世人质疑。

    更重要的是，奥巴马应该认识到，作为世界的头号和二号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剑拔弩张不仅不利于自身，也不利于世界。无论是“重返亚太”还是“亚太再平衡”，换汤不换药，其核心都是想方设法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拉拢亚太国家对抗日益增强的中国。

    拉日本来遏制中国本身就是错误的。美国《福布斯》双周刊杂志网站不久前发表前美国国务院官员何思文（斯蒂芬·哈纳）的一篇文章指出，近30年来中国的崛起是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划时代发展。从现实主义和追求自身国家利益出发，美国的政策必须最大化地利用中国崛起，并根据这一目标酌情调整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然而，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政策却与此背道而驰。何思文可谓一言中的。

    一个负责任、明智的领导人思考的应该是，如何给世界、给历史留下正资产，而不是负能量。因此，我们奉劝奥巴马：要慎言慎行，不要被人当枪使；清酒味虽好，但不是谁敬的都可以放量喝。

    2014年4月25日

    “泰式民主”不在乎血和泪

    泰国乱局是今年上半年最瞩目的国际事件之一。5月7日，随着泰国宪法法院一纸判决，美女总理英拉潸然泪下成为这场“司法政变”最让世人铭记的一刻。5月22日，泰国军方宣布政变，民主又一次终结于枪炮与长剑。

    算起来，泰国是亚洲较早引入西式民主的国家，1932年泰国就实行君主立宪制。80多年来，泰国大大小小发生过近20次军事政变，西式民主在泰国走过了一个个轮回，于家、于国、于民都是一次次轮回殇痛。

    自2006年他信因政变下台以来，“泰式民主”发展更是惨烈，泰国一次次陷入循环往复你上台、我示威的政治怪圈，“司法政变”次第上演，军事政变“一锤定音”。

    泰式民主充满了血和泪。八年来，“红衫军”、“黄衫军”你方唱罢我登场，封机场、占国会、烧商场，死伤惨烈。无论是“红衫军”还是“黄衫军”，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无论是选委会还是三大法院，时常挂在嘴边的都是一句“为了民主”，甚至连发动政变的军队，也宣称为了“推进泰国的民主”。但没有人在乎的是，人民为此付出的生命代价：2010年“红衫军”示威之时，军警武力清场造成200多人死亡，近2000人受伤；过去半年里，街头暴力和冲突致死28人，更多人受伤。

    生命无价是一个朴素的真理。西式民主再好，也不能以生命为代价。

    英拉的泪，民众的血，映射出泰国的国家之殇、族群分割、阶层对立之殇。对于泰国乱局，专家学者们分析其成因的文章汗牛充栋，但总归一点是：西式民主到泰国虽已80多年，历经数代，但依然水土不服，“泰式民主”依然处于“失序”、“不完整”状态。

    我们丝毫不想贬低西式民主的地位与历史成就，因为她毕竟是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问题是，西式民主仅仅是人类社会制度的模式之一，世界上还有其他平行的、适合本国的制度模式，这恰恰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文化的多元。

    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是枳”，西式民主在欧美成功不代表在别处就一定能成功，正如水稻在西班牙长得好就想当然可以移植到比利牛斯山以北的西欧大平原一样。然而，西方总是有一些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执着：要把西式民主推广到全球每个角落。

    表面上，他们是打着“为了全人类福祉”的幌子，但其本质思维还是几个世纪之前的“十字军东征”，亦或是虚拟武侠小说里“东方不败一统江湖”，徒为人们茶余饭后之笑耳，当不得真。

    世界是丰富多样的，文明文化是多姿多样的。西方人认为天经地义之事，换个地方会成笑谈；同理，泰国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西方人会认为不可理喻。这就是我们这个蓝色星球的本真，无论你看到还是有意无视，现实就在那里。

    人类的共同心愿是和平、稳定、自由、幸福，条条大路通罗马，民主不过是实现此目标的手段之一，是推进社会进步的驱动轮中一个。泰国的血与泪，恰恰折射出西式民主在发展中世界推广的尴尬。

    其一，西式民主不一定给发展中世界能带来和平与稳定

    从中南半岛到黑海之滨，从非洲大陆到波斯湾，西式民主并没有带来橄榄枝。拿2010年之后中东北非剧变来说，西方曾一度认为这是西式民主将在中东传播开来的“阿拉伯之春”，为此不惜在利比亚动武，但结果再度证明这不过是西方的一厢情愿。人们看到，埃及政局大起大落，军方再次掌握政权，利比亚政府瘫痪，国家走向索马里化，叙利亚内战不断死伤惨重，只剩下突尼斯情况稍好。

    然而，令人齿冷的是，西方世界对“推广民主”道路上民众的鲜血与眼泪从来是视而不见，泰国如此、伊拉克如此、乌克兰亦是如此。

    其二，西式民主不一定能给发展中世界带来政治清明和社

    会和谐除了泰国外，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不久前刊文历数南非、土耳其、孟加拉等诸多引入西式民主的国家，坦诚一些党派越来越“自私自利”，有的“正堕入腐败与专制的深渊”，有的陷入抵制大选、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的怪圈。

    印度被西方称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实行的是“正宗”西方民主，直接传承于英国议会制度，被标榜其为“样板”，但其“败笔”连西方媒体也不讳言：政治犯罪化、议会议政能力下降、中央政府决策能力弱化、政治对经济发展构成障碍。由于金钱和暴力操控政治，许多政党的候选人中充斥着刑事犯罪分子。统计显示，印度中央和地方两级议会的议员中，约有三分之一涉及刑事犯罪。

    其三，西方民主不一定能给发展世界带来社会进步与经济

    的快速发展放眼全球，西式民主不是助推经济的“万灵药”，从广袤的拉美到肥沃的非洲，从加勒比到东南亚，莫不同此理。

    还拿印度为例子，世界银行不久前曾提供一份意味深长的对比数字：1980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是1896亿美元，而中国是1894亿美元；印度人均国民收入为270美元，而中国为220美元；两个数字印度均领先。但30多年后，在2012年，中国的GDP是8.23万亿美元，大约是印度1.84万亿美元的4.5倍；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是5720美元，是印度1580美元的3.6倍。

    令人莞尔的是，尽管西方一些势力不遗余力对外鼓吹西式民主，但西式民主在西方都在褪色，日暮已现。

    德国《世界报》网站去年刊文指出，西式民主的弱点和缺陷可以列出一张很长的单子：持反对意见的人阻挠乃至勒索、无法管理，国家债台高筑，政党分崩离析、政府分崩离析、国家分崩离析的可能性也不再能排除……

    对于西式民主最大的“布道者”美国来说，《世界报》把其诊断为“帝国过度扩张”，而英国《经济学人》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让世人看清其真面目：民主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遮羞布。

    西方民众对西式民主越来越厌倦了。政党是西式民主的基础，但发达国家里人们参加政党的热情持续下降：仅仅1%的英国人现在参加政党，而1950年的数字是20%。2012年针对七个欧洲国家的调查显示，逾半数选民“根本不信任政府”。

    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指出，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推而广之，无论是泰国、印度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永远是硬道理，但如何发展，如何管理社会，不应是单项选择。“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国的政治模式，符合自己国情的才是最好的。

    2014年6月1日

    泰国乱局，让人倒抽一口冷气

    乌克兰政治危机还没有过去，泰国政坛之乱更加扑朔迷离。几年以来，泰国政坛动荡不已，近几个月更上演广场冲突的剧情。尽管局面暂时得到控制，但不排除未来还发生“红黄大对决”。泰国可能陷入无休止的动荡且看不到头，让人倒抽一口冷气。

    泰国向何处去，是泰国的内政，我们不必多说。作为泰国的友好邻邦，我们希望泰国尽快稳定下来。对中国人来说，这几个月冷眼旁观和深刻思考，则不啻是一堂关于西式民主的政治课。

    这堂课得出的结论就是：幸亏我们没有走西式民主那条不归路，庆幸我们一直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

    我们得到哪些启示呢？

    第一，西式民主的简单照搬使许多非西方国家陷入灾难，由于美国和西方长期推行意识形态战略，把世界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极，并给予选择性支持；也由于“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流播，不少国家和地区盲目崇拜所谓“西方民主”，从西亚到北非，不少国家热衷“颜色革命”。民主本是个好东西，但在美国和西方语境下的民主，却变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没有给人带去幸福和安宁，反而造成分裂和内斗。泰国人民平和友善，经济发展不错，但从2006年推翻他信政权之后，泰国政坛便开始了通过操控选举夺取政权的政治模式，各种派别的政治势力缠斗不已，“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弄得乌烟瘴气。

    第二，“街头政治”成为常态，使有些国家长期处于内乱和内战边缘。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应该是在法治轨道上协商合作，而西式民主却热衷于游行、集会、闹事。从西亚、北非到乌克兰、泰国，尽管国情不同，文化各异，但都无一例外地被引入美西“民主政治”的歧途——“街头政治”，只要政客们对政治分肥稍有不满，只要各种政治势力的利益诉求未能满足，就煽动老百姓上街游行。规模越大越好，闹得越火爆越好，善良百姓一旦被政客们绑架，很难在动荡的政局中保持理性，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严重的打砸抢烧，我们看得很清楚，“街头政治”无论出于什么理由，也不管其诉求是否合理，都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其结果一定是使国家和人民陷入灾难的深渊。

    第三，所谓“选举政治”，极易成为政客操纵的游戏。选举是实现民主的一种形式，其本意是让老百姓作出选择，然而西式民主选举的虚伪性、欺骗性正在于，打着民意牌满足自己的政治野心。一方面，为了迎合选民，赢得选票，政客们往往作出一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承诺，而实际上多半是画饼充饥，上台后大半承诺都抛诸脑后。另一方面，政客们为了赢得政权，奉行实用主义路线，玩弄拉帮结派游戏，不讲道义，不讲诚信。很少有人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为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况且，即使有的政治家想这样做，恐怕也很难做到，因为他们效忠的对象不是人民，而是支持他们上台的财团和大佬们。

    通过对泰国政局的分析，我们应该更加清醒起来，对美国和西方推崇的所谓民主政治有一个更加本质的认识。我们不介入别国内部事务，不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我们只关心和做好自己的事情，坚持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最关键的是，千万别落入“民主政治”的陷阱。

    2014年5月31日

    日本谋“入常”，中国不答应

    安倍晋三尾随着习近平主席拉美之行，也来了一次拉美五国游走。安倍火急火燎跑到拉美去，所为何事？外电都看得很清楚：一是推销经济；二是为“入常”拉票；三是继续与中国较劲。为此，日本有些媒体跟着大造声势。有媒体说，安倍棋输数招的“马后炮”，根本不是什么正常的外交活动，而是抵消中国影响，遏制中国发展的搅局、捣乱之举。

    众所周知，安倍与“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头面人物，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军国主义复活是他不变的梦想。所以，安倍上台以后最想干的事情，就是为日本在历史上的侵略罪行翻案，推翻“二战”形成的国际秩序，重温“大日本帝国”的昔日辉煌。安倍深知，中国的崛起，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最大障碍。所以，他鼓吹“侵略定义未定论”，否认慰安妇问题，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等等，敌视中国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所以媒体说安倍此次拉美游走是为抵消中国影响，遏制中国发展的搅局、捣乱之举，判断是准确的。

    在历史上，日本经常会有“以蛇吞象”的妄想。70多年前，日本悍然发动全面对华战争，甚至自不量力地发动太平洋战争，导致彻底失败。人们会想，日本何以胆敢挑战人类和平正义力量，向全世界宣战，从历史迷狂到现实政治来看，就是从来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今天仍然如此。日本声称，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但要成为正常国家，起码要有正常思维。而日本没有。

    日本谋求“入常”已非一日，但常常碰一鼻子灰。何故？在这个世界上，日本恐怕是最没有资格想这个问题的国家。“五常”的格局，是战后国际政治秩序最重要的安排。换言之，这是“二战”胜利成果的体现，是对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复活的有效制约机制。

    历史问题是日本的死穴。日本是犯下战争罪行的战败国，理应痛改前非，反省罪行，以实际行动向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受害国人民认罪。而人们看到的却是，安倍等日本右翼势力非但不思罪行，反而为战犯招魂，为复活军国主义呐喊，有罪而不认罪。可以想象，有战争罪行而不思悔改，却想抢夺和平奖，岂不荒唐可笑？也足见其不自量力。正如国际舆论所说，当下的日本最要紧的是，老老实实谢罪，求得亚洲国家原谅，而不是穷兵黩武，把日本推向和平与正义的对立面。

    日本之所以敢于公开否定历史罪行，更沉迷“入常”的非分之想，是和美国所谓“亚洲再平衡战略”分不开的。日本自以为有“老大”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自以为有“老大”支持，就应该得到非分之“奖”。这实在是自欺欺人。因为，美国终会明白，纵容日本，不仅是对自己历史的亵渎，也必将被日本绑架。正像美国不应忘记被摧毁的珍珠港，日本一天也没有忘记那两颗原子弹。养虎者，必为大患。更重要的是，正义的力量终究主导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只要日本一天不认账、不谢罪、不反省，人们对历史真相的追问，对侵略罪行的揭露，就不会停止。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谋“入常”，无厘头，不够格，不仅中国人民不答应，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维护和平的力量也不会答应。

    今夕是何年？世界已经进入21世纪，但有些日本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正是日本的悲剧。日本整天喊“中国威胁”，其实真正的威胁是他自己：右倾化的魔鬼一旦被唤醒，恐怕就再也无法装进瓶子。而为军国主义招魂，意味着将再次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2014年8月3日

    中国不点头，日本入不了常

    7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拉之行刚刚结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便迫不及待地造访拉美五国。安倍之行，被外界普遍认为，意在“一石二鸟”：拉拢拉美国家一道“制衡”中国，进而为日本“入常”谋取更大支持。

    自2005年起，日本“入常”话题已喧嚣多年。之所以多年来跳梁不止，“入常”之事却始终难有实质推动，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距离一个“常任理事国”应有的担当相去甚远。世界已经看到，日本并非如它说的那样，一直在积极地谋求世界和平：其首相不顾邻国抗议，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其国会、政府不顾国内外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更不顾联合国和国际舆论一致谴责，长期扭曲“二战”“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问题。

    可以说，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已然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然而，其收获的反应是负面的、消极的，是应被联合国所有成员国作为反面教材的不负责任、一意孤行的国家典型。

    众所周知，中国重返联合国舞台以来，用真诚的态度和实际的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一个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积极维护世界发展与稳定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十多年来，中国是联合国无偿提供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遍布世界四大洲。中国对外援助从不附加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部事务。2010年至2012年的三年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高达893.4亿元人民币，为受援国和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积极斡旋朝核、伊核问题，调停叙利亚危机和巴以冲突，以派出特使、构建对话平台等方式管控和解决危机。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更是为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和金融秩序提供了不可忽视的鼎力支持。

    事实已经证明，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具有中流砥柱作用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成员。可以说，没有中国的认可和支持，持续倒行逆施、一意孤行的日本，必然难圆“入常”的黄粱美梦。

    联合国作为“二战”后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获得国际普遍认可的国际组织，具有神圣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首要基石，就在于对“二战”轴心国侵略乃至反人类行径的彻底否定和对和平友爱的国际秩序的追求。相比之下，日本当前一系列否定“二战”胜利成果，颠倒黑白的行为显然与联合国成立的宗旨背道而驰。试想，一个否认侵略历史、扰乱地区和平稳定的国家，又如何有资格和能力担当起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国际责任？作为历史上饱受殖民苦难和强权欺凌的拉美国家和人民，又怎会轻信精心伪装、巧舌如簧的安倍晋三来挑拨离间、混淆视听？

    实质上，安倍的经济牌和意识形态牌打得再处心积虑，也永远比不上长期的真诚态度和实际行动来得有效。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具有绝对的自信和相当的能力。人们高兴地看见，无论是在全球安全、国际政治还是世界经济等各大领域，都有中国无私和积极的奉献与努力。刚刚在拉美结束的金砖国家峰会上，新成立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正是中国努力推动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取权益的新举措。对此，有评论称，中国正愈来愈成为一个敢于和勇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声发力的名副其实的大国。同时，在日本“入常”这一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上，中国的声音也同时代表着相当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真实心声。这一心声，不应当被忽视，也绝不能被忽视。

    平心而论，日本人民期望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本是情有可原、无可厚非。但日本作为亚洲国家的一员，应当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已经赢得了亚洲人民的普遍信任和理解？自己是否已经成为亚洲国家共同合作与和平发展的好伙伴？

    十年前的日本并没有做到这些，十年后的今天，它的所作所为更加让人们感到失望甚至担忧和不安。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此前所说，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事关联合国长远发展和193个会员国的切身利益。必须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广泛共识。任何联合国成员国，包括希望在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的国家，首先应该尊重历史，对历史负责，不能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

    追求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中国作为为“二战”胜利付出数千万人牺牲这一鲜血代价的战胜国和为当今世界持续贡献智慧和发展动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绝不会纵容日本极右势力导演的一系列乱象。只要日本领导人一天不正视历史，不改弦更张，中国就一定会继续严守世界和平之门，严防“二战”法西斯幽灵死灰复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二战”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道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携手前行。对于日本的一言一行，中国也将“听其言观其行”，本着对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负责任的态度，谨慎对待和处理日本的“入常”诉求。

    2014年7月31日

    泰国乱象折射“民主之殇”

    用“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形容泰国乱局，可谓允当。党派斗争持续升级、街头政治轮番上演，在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之际，军事政变如期而至，再次演绎出泰国“政变—选举—再政变”的经典剧情。从上世纪80年代结束军人政治恢复“民主政治”以来，这个国家先后发生了三次军事政变。撕裂、冲突、仇恨、停滞，泰国民主的乱象，正在挑战习以为常的民主化理论命题。

    “究竟是民主病了，还是得了民主病？”有人这样发问。无论是“红衫军”还是“黄衫军”，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他们都宣称是“为了民主”，都标榜自己是推进民主的使者。然而，人们所抗争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就连《华尔街日报》也发表评论说，反对派决定通过使国家变得无法治理来夺权上台，这种行为正是“不忠诚反对派”的标准定义。

    试想，如果只认党派属性、无视公共利益、践踏基本共识，凡是对方支持的就要反对，凡是对方反对的就要支持，为了选举胜利可以无所不用其极，那么党争极化势必让社会陷入撕裂和冲突的深渊，亦必会形成一个失去治理能力的“否决性体制”。这也恰好印证了政治学的一个经典判断：当一个社会缺少底线共识，选举民主只会加剧社会撕裂和阶层冲突。

    放到世界历史进程中来看，泰国面临的问题并非孤本个案。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进入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让西方一些学者发出“历史终结论”。然而，几十年过去了，一些国家深陷内讧泥潭而失去决策能力，“自由民主”成为“无效民主”，又重回“威权主义”；一些国家则出现治理失败，民主之花开出宗教之果，饱尝“民主的坏脾气”。剥开西方输出民主的华丽外衣，是时候认真思考托克维尔的告诫：本土的民主常常是最好的民主形式。

    前不久，《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民主怎么了”，表达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焦虑。诚然，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传承、社会结构和文化土壤，怎么会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模式呢？“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尽人皆知的朴素道理，人类的文明史上，也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一针见血地指出，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都为这个判断提供了有力证据：国家之间的政治分野，是政府安邦定国的有效程度而不是政府的形式。关于制度选择与文化土壤的关系，卢梭曾经做过生动比喻，“正如建筑家在建立一座大厦之前，先要检查和勘测土壤，看它是否能担负建筑物的重量一样”。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和民主形式，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生搬硬套别人的制度模式，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还会因水土不服造成严重后果。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2013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显示，85%的中国人对本国发展方向“十分满意”，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31%。我们是一个学习型和反思型的民族，也应该从一些国家的民主乱象中认识到：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2014年6月1日

    泰国政治难题与“中产阶级带来民主”

    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如埃及、泰国、乌克兰，正在挑战着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甚至被当做圣经的民主化理论命题，诸如“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中产阶级带来民主”、“民主有利于民族和解”。

    很多人习惯在“元叙事”上看民主，把一个国家的好坏都归因于民主。我们应该更专业地看待这个实在是太重要的现实问题，为此就需要以更敬业的态度去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与现实。

    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有一句“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成为西方民主化理论的金科玉律。于是乎，西方民主化的经典理论就变成：经济发展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催生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自然要求民主。这是西方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而给出的一个高度抽象和简单化、因而也是有违其自己历史的民主化教条。西方民主化历史的真相是，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了精英民主，这不用质疑，但精英民主和革命前的贵族制、寡头民主也没有多少区别，而真正民主化的到来则是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的事，最迟也是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的事，大众民主从此到来。也就是说，即使是欧洲的民主历史，也不是民主化教条理论所说的那么简单。因为理论的简单化，而简单化的理论必然有违历史本身，以至于就连亨廷顿这样的“先知先觉者”在《第三波》中也沿着摩尔的路线得出所谓“中产阶级带来民主”这样的命题。

    而泰国的政治难题告诉我们，恰恰是城市中产阶级，构成了民主的反对力量。他们不停地搞街头集结，不推翻民选政府决不罢休。更为可笑的是，因为泰国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的30%，他们提出了极端荒谬的政治主张：70%的国会议员和官员靠任命，30%的靠选举。在泰国这样一个城乡两极的社会结构中，中产阶级成为少数，必然是人头政治的输家。因此，此中产阶级非彼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产阶级与民主没有必然联系。

    泰国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反面教材。其实泰国并不特别。大量的历史和既有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有财富的阶级喜好自由，自由带来财产权，而且喜欢用脚投票，即哪里环境自由、哪里能发财就到哪里去，他们特别不喜欢一人一票的靠数人头的民主政治。什么人喜欢人头政治呢？什么人喜欢平等呢？当然是下层阶级、穷人和无产者。也正因为如此，西方政治思想上的主流理论一直是压制、妖魔化作为大众权利的民主的，托克维尔说的“多数人暴政”就是讲民主弊端的可能性。但是，当西方的大众、美国的黑人有了选举权以后，又没有出现托克维尔所担心的穷人对富人的合法剥夺，原因何在？在于宪法，在于法治，在于苛刻的制度安排，使得大众即使有了民主选举权也不能实行不利于富人的政策，民主变成了穷人四年一次的“嘉年华”，富人的隐忧消失了，穷人的心灵也得到了抚慰。

    我一直认为，民主在价值上是公共之善，值得也必须追求；但是，民主更是一个现实中的工具性问题即是一个政体问题，既然是政体问题，它和君主制、贵族制一样，必然存在内在的利益冲突性。原因很简单，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政治，而多数人之间的利益很难一致化，而且多数人之间甚至可能存在对立性的种族或根本性物质利益的对立。因此，民主本身具有内在的张力和冲突性，这是我们必须务实地看到而不能选择性失明的，否则，正如很多历史上和现实中正在发生的故事一样，民主到来之后并不都是福祉，反而成为祸害。基于民主固有的张力和冲突性，实现民主的条件尤其是同质性条件就不可或缺，尤其是对一个大国、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多种族国家而言。同质性条件至少包括三点：

    国家认同前提：这是连自由民主理论家达尔和林茨都反复强调的，民主只能在大家都接受的特定疆域内玩，各家各派都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否则民主就变成了分裂国家的工具。

    基本的政治共识前提：现代国家必然是文化或观念多元化的政治生态，但应该是多元一体，即存在最基本的、大家都能接受和认同的政治价值，否则，分裂型价值之争就会通过党争而强化，进而演变为分裂型社会，难以达成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自由民主理论家萨托利如是说，除非存在政治共识，否则多党制是很危险的。

    社会结构的大致平等性与同质性：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指出了社会结构与政体的关系，即中产阶级主导型社会最为稳定，西方的民主化也基本是橄榄型社会形成以后的事。而在极化对立的社会，即贫富悬殊、教派对立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之中，选举只不过是强化了社会结构的对立和冲突。在发展中国家，穷人必然居多数，有产阶级为少数，结果是有产阶级反对民主；而在教派对立的大中东，选举最终不过是强化多数派的主导权，因而选举非但不能抚平教派斗争的伤痕，甚至加剧教派分裂。

    我们要反思的不仅仅是上述命题的正误，还有民主形式本身。和经济需要竞争一样，政治也需要竞争。但是，采取什么形式竞争？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竞争性选举对于西方民主的价值——尽管竞争性选举的背后其实是“党争民主”因而使得问题重重，但是这种对西方管用的工具对其他国家又是什么结局呢？对于缺少同质性条件的后发国家而言，人们向往民主、需要民主，因此学习民主、效仿民主而搞“党争民主”，而党争必然以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即种族、宗教、阶级为平台，结果，党争民主很有可能导致分裂型社会。鉴于此，我们提出建设全面的、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制度，实在是明智的、必要的举措。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作为走向“公共之善”的最佳路径，协商民主制度是一种比选举民主要求更高、实行起来更难的一种理想型制度。

    2014年6月2日

    西方民主在泰国的失效

    泰国人恐怕是东南亚最以“民主”为豪的国家了。但当民主在泰国拉动经济、提振实力、改变面貌、一路凯歌至新千年之后，却突然失效。当泰国人希望用西方民主最王牌的选举制度来解决政治矛盾时，却发现民主的功能不仅退化，而且阻滞着社会发展，加剧了社会隔阂与分裂。民主，在泰国，究竟怎么了？

    一路艰难的民主

    泰国人是最早吸纳民主概念的东南亚国家之一。在曼谷王朝拉玛四世和拉玛五世执政期（1851—1910），泰国的统治者就开始有计划地向西方国家取经，引入西方的民主思想。到了1932年，一场政变结束了泰国的封建制度，开启了君主立宪制下的立宪民主体制，开启了宪政民主时代。

    但形式上的民主与传统的碰撞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泰国才真正结束军人统治，威斯敏斯特体系的议会制才在泰国真正发挥功能。但1990年的军事政变和次年的“五月惨案”又一次显现出泰国传统军人政治势力的反扑，西方民主在泰国仍处于水土不服的阶段。

    90年代后期是西方民主在泰国积极演化为常态的黄金时期。在这一阶段，泰国政治平和，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普遍安定。直至1997年索罗斯在泰国大搞一把并引发亚洲金融风暴，西方民主的脆弱性才再一次被放大。那一年，泰国政坛震荡，党派分分合合，财阀政治和集团政治演绎出各种民主版本，各说各话，各持己见。进口民主和土生政治难以融合，致使国家发展党等一批老牌政党退出江湖，各派政治势力如散兵游勇一般游弋于政坛内外。

    他信·西那瓦2001年上台执政，摒弃了精英政治，放弃了从前与大财阀、大集团合作的政治传统，改走草根路线。由于他信本人富甲天下，他不再靠拉拢财阀才赚取政治人气，而是打压财阀精英来为自己的草根政策埋单。他信深知，一个财阀的财富虽然可抵一个选区的选民，但在投票中，却是人手一票，对于政客而言，“种草”意味着巩固自己的“后花园”。

    至此，精英与草根对立，两大集团生成，两大阵营开始比拼。

    难有作为的民主

    反他信集团的构成很明确，包括城市中产阶级、财阀利益集团以及老牌政党民主党等一些在政治上有反他信诉求的政治集团。自2005年他信以绝对优势赢得选举、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连任的总理后，反他信集团发现，他信在垄断泰国政治，他靠财富拉拢其他党派议员，令一些政治人才转党投身自己的政治集团下；他靠政策收买选民，令其他党派哪怕全面联合也无法分羹；他甚至靠立法为自己的利益集团铺路，使他信集团出现了想做什么做什么的局面。

    反他信集团首先想到的就是利用西方民主体制中最精髓的工具——选举。选举被认为是表达社会偏好的方式，“社会选择”和“民意”被认为是最公平的抉择。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反他信集团发现，由于他信牢牢掌握占选民大多数的草根阶层，在投票过程中，无论精英阶层如何游说，草根只认定他们的实惠，并不能认清他信执政理念的本质。所以，当他信2006年初迫于街头集会压力之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重新选举的方式。结果，他在那一次国会选举中获得500个议席中的497个，令反对派彻底瞠目。即便是2006年军事政变后，反他信集团修改了宪法的诸多条款，限制了他信集团的势力，但在随后的选举中，他信集团仍然赢得选举。选举，在反他信集团看来，不仅不能发挥民主的作用，相反，成为他信揽权的工具。

    不能自救的民主

    在选举失效后，反他信集团选择了西方民主的另一种表现，集会和游行。在大财阀支持下，反他信集团搞了数年集会，靠社会影响力来给政治施压，这便是泰国独有的“街头政治”。这些自称是“民主化身”的黄衫集会者占道路、抢机场、攻机关，在过去几年内使尽各种方式来对付他信政权以及他的代言政府，却最终也“培养”出他信集团的反集会街头力量红衫军。另外，以英拉政府为例，这届政府对反政府集会采取完全避让、不予理睬的策略，集会这种方式到头来只会闹出个人财两空草草收场的结局。

    反他信集团在“民主手段”用罄后，转而投向一些独立机构施加影响，包括三大法院、选举委员会和上议院。过去几年间，三大法院裁决出不少对他信集团不利的案子；选委会作出过不少对他信集团参选不利的决定；上议院则抛出过不少弹劾议案。但这些在民主框架内的权力机构非但未能清除他信势力，相反，把泰国民主政治带入一个死胡同。

    此刻，军方入。陆军司令巴育在发动“5·22”政变后解释说，政变原因有三，其中一条就是泰国的民主无法继续进行下去，需要军方干预，重新洗牌、洗局后再来。姑且不论军方借口是否充分，但在短期看，如果不政变，泰国政治势必就此僵化，演化为内战也不无可能。从这个角度分析，政变，竟然成了泰国民主屡屡不能自拔时的一种“泄力”方式。

    民主和政变看似是一对矛盾体，但却在泰国交替上演了许多年。泰国人对政变看怪不怪，甚至有些“欢迎军人来搅局”的念头，这无非说明，普通民众对民主的寒心。《泰叻报》等泰国媒体最近也在广泛讨论为何民主在泰国如此遭遇，其中原因之一被归结为“我们过于相信民主”。

    2014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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