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生命的支撑-我们脚下的这一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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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永济地税局职工文化讲座的演讲

    讲讲我们最熟悉的地方,永济。

    永济是我们的家乡,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是我们每天早出晚归的地方,有什么新鲜的事情要讲吗?有什么重大的事件、重要的意义、深刻的影响要讲吗?

    当然有,有很多需要讲的。

    因为认得的不一定认识,熟悉的不一定熟知,了解的不一定理解。

    知其然不一定知其所以然。

    我们经常说永济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这几个字不是随便说的,是有重大事件、重要意义和深刻影响在支撑着。作为永济人,作为在永济工作的人,对脚下这一块1221平方公里的土地,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应该知道我们生活在怎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中,生活在怎样一个文化氛围之中,我们曾经而且现在仍然因袭着怎样的文化影响。

    我讲三个题目:1.地理决定历史;2.历史积淀文化;3.文化影响人格。

    一、地理决定历史。

    我们永济的地理特色是什么呢?

    简单讲,就是以高山、大河、雄关、险渡、平川、盐池为特色的地理形貌。

    高山——中条山;大河——黄河;雄关——蒲津关;险渡——蒲津渡;平川——晋南平原、运城盆地;盐池——运城盐池。

    ——这些地理条件,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

    简单讲,这里就是最适合人类生活、居住、生产、繁衍的地理环境。

    这里,可以收集野果、野生粮食;可以打猎、捕鱼;直到后来发展了农业生产、畜牧、养鱼。

    这里,可以解决饮水:引水、汲水、凿井;

    这里,可以逃避洪水:上山;

    这里,可以解决食盐:池盐是直接晒成结晶的;

    这里,可以解决居住:山洞、土崖洞等。

    所以,这里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

    ——于是,永济这里就成为人类早期认识自然进化发展的最具优势的地方。

    在这里,人类认识了白天和黑夜;认识了四季和寒暑;认识了春种,夏管、秋收、冬藏。认识了立春、立秋、夏至、冬至。

    在别的地方,就不是这样:

    你在东北,立春是什么季节呢?

    你在西藏,早晨是早晨吗?傍晚是傍晚吗?中午12点,是端晌午吗?

    你在南方,立冬有什么意义呢?冬至有什么意义呢?

    ……

    ——于是,永济这一带,就成为人类早期社会形态形成的地方,即文明之源头。

    在这里,人们有了最早的社会形态,就是原始部落联盟,就是我们历史上的黄帝炎帝时代,就是其后的尧舜禹时代。

    黄帝和尧舜禹时代,中心地域就在永济。

    这是公元前30世纪,就是公元前3000年,距今5000年的年代。再往前,什么盘古开天、女娲造人、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等等,都是史前时期,都是神话传说了。

    尧舜时期的永济

    真正有了社会结构,是尧帝时代,“尧旧都在蒲。”(唐,杜佑《通典》)现在的尧王台就是遗址。

    真正完善了社会结构,是舜,“舜都蒲坂。”(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

    在这里,创造了历法;

    在这里,发明了文字;

    在这里,发明了算术;

    在这里,学会了烹饪;

    在这里,学会了农耕;

    在这里,学会了制陶;

    在这里,学会了经商;

    在这里,学会了社会管理,有了不同职务的管理官员,形成了一个原始社会的管理中心,也就是政治文化军事中心,就是现代的首都。

    ——“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西汉,司马迁《史记》)

    ——在这里,最早形成了城市,形成了都市。

    ——在这里,最早形成了社会结构,形成了具有管理职能的社会形态。

    ——非常可能,最早在这里开始了税收。这和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就有了关系了。

    总之,以人类早期社会形态为开端的文明源头,在永济为中心的地带形成了。

    ——具体表现为,这里最早叫中国。

    “《史记》:(尧)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尧之子)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西汉,司马迁:《史记》)

    “天子之位不可旷年,(舜)于是遂反,而当帝位。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是为帝舜。”(东汉,刘熙)

    就连中华民族为什么叫中华民族,都有可能是用这近处的两座山(中条山、华山)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来冠名的。

    现在,我们还可以找到二妃墓(或坛)、舜帝村,“大孝有虞氏舜帝故里”碑、薰风楼、“迎薰解愠”碑等实物或者遗址。这些都是舜都和舜帝的文化遗存。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这一切,是发生在晋西南这一大片土地上的,不是我们永济一家可以专美的,但这里是最中心的地带,这是没有争议的。就像外国人说起中国,只说北京怎样怎样一样。

    隋唐时期的永济

    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混乱,隋朝统一了全国。这一年是581年。

    隋朝统治只有37年,就垮台了,兴起的是唐朝。

    在隋唐兴替的过程中,永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隋朝末期,李渊担任河东抚慰大使,在蒲州驻扎。他是隋朝的“八柱国”之一,袭爵“唐公”。他和二儿子李世民带兵解了隋炀帝的围,隋炀帝封李渊更大的官,为太原留守。

    在全国到处点燃了农民起义烽火、隋朝统治即将垮台的时候,李渊在太原起兵造反,于617年向西安进军,一路势如破竹。但到了蒲州,遇到了强有力的抵抗。蒲州城墙雄伟坚固,西门又紧靠黄河,战略物资和后续兵力支援便利。李渊在蒲州经营多年,但在蒲州面前,他打不过去。直到李渊大军从河津龙门渡河,占据西安,又经过一年时间,推翻了隋朝,于618年建立了唐朝以后,蒲州还继续为隋朝屹立在黄河岸边。唐朝的军队经过近一年的进攻,仍然攻打不下。弄得李渊都没有信心了,告诉李世民,河东那一块地方就不要了,谨守河西而已。

    是李世民坚持了解放河东的意见,他说:太原是我们的基础,国之根本,而河东富足,是资供京城的重要后方。如果放弃,对我们损失太大了,这是绝对不能的。让我亲自带兵去攻蒲州吧。于是,李世民正式向蒲州走来。他亲自披坚执锐,带兵上阵,等到十一月黄河冻了冰,又从龙门过河,挥师定河东。

    蒲州这才回到了唐朝的怀抱。这时候,唐朝建国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穿过一千三百年的云卷云舒,我们仿佛还能够听见李世民关于蒲州的战略预言,历史的沧桑也业已证明了他的预言。蒲州是李唐王朝的战略重镇,是联系太原革命根据地的咽喉要塞,是资供首都的后勤保障与重要依托和精神倚仗,是李唐王朝从起跑到终点的战略中间站。

    而且,在蒲州的争夺和战斗中,考验了李世民,也锻炼了李世民。蒲州也引起了李世民的深入思考:蒲州居两京之间,内乱时可掌控中原,为长安(京城)锁钥;外敌入侵时(主要是北方的突厥),运兵运粮,陆路水路,蒲州都是最便捷的通道,都是最可靠的后勤保障。蒲州,实在是最重要的战略重地啊。后来的多次战争和军事活动,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切,都是在蒲州思考、策划和组织实施的。军盐是潞村盐池取之不竭的盐晶,军衣是峨嵋塬上柔韧的棉麻,军粮是晋南平原的小麦和八百里秦川的稻谷——横跨大河、通衢秦晋的蒲津桥以及紧挨大河之沿的军事重镇,真是天助伟业啊。李世民在历史已经十分悠久的城垣上,该是以怎样的心情一次次印下自己也将十分悠久的脚步啊。

    总之,永济对于唐朝,是太重要了。

    而唐朝,对于中国历史,对于中国人,都太重要了。自秦以来,中国一共经历了九个大王朝,五十三个小王朝,从控制的疆域和统治的时间来说,包括它的国势、军力、民生、人口、经济、政治、治世、纲纪、民族、文化、外交……唐朝都是排名最前的。

    说到文化,唐朝更是登峰造极。唐朝,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王朝。

    唐朝多么重要,李世民多么重要,蒲州就多么重要。

    蒲州,就不会不受到格外重视。有唐一代,蒲州城和蒲东地境不断兴建的国家顶尖级别的文化景观——普救寺、鹳雀楼、蒲津渡浮桥和铁牛、栖岩寺、王官谷……就是这种高度重视的表现。

    其他历史时期蒲州还有重要表现,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二、历史积淀文化。

    文化是什么?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和结果的表现,都是文化。

    除了最自然形态的物质,都是文化。

    原始人采了野果、野菜、野生禾苗果实,这些就是物质;经过发明农具、自己种植、收获,成为五谷粮食,就是文化——农耕文化。

    把那些食物生吃了,也能充饥,也能补充热量,那就是物质;把它煮熟,或者煎炒烹炸,弄得色香味形俱佳,就是文化——饮食文化。

    等等等等。

    我们这里,是说最狭义的文化——艺术,文学、音乐、戏剧、美术等等。

    永济的历史文化,艺术级别最高的,是唐代文化。

    唐代在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文化成就,是建筑、佛教、印刷术和文学,这是历史的大总结。其实,它的音乐、舞蹈、美术、书法,也有上乘表现,特别是我们永济,都有上乘表现。

    先说文学。文学的一般形式,是指诗歌、散文、小说、理论。唐代的这些艺术门类的最高成就,都在永济。

    ——诗歌。唐代诗坛,有“仙、圣、佛”之说,“诗仙”是李白,“诗圣”是杜甫,“诗佛”则是王维了。王维(701-761),就是永济人。他的原籍是太原祁县,他的父亲当时任汾州司马,并不在蒲州,但他看中了蒲州的城市规模和居住环境,把家搬到了蒲州,就像现在有钱有地位的人纷纷把家搬到北京上海一样。开元九年(721),王维进士及第,进京做了官,任太乐丞,管理宫廷音乐舞蹈方面的工作。王维和弟妹们特别是弟弟王缙感情很深,时时挂念,常有书信问候。王维有一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是这时候写的: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这里的山东不是山东省,而是华山之东的家乡蒲州。兄弟们和母亲留在蒲州,往年重阳节这天都要登高避邪,采摘许多茱萸回来插满屋里屋外。茱萸,是一种植物,多为野生,可入药。古代风俗,九月九日这天,要佩茱萸囊,攀登高处,可除邪避恶。今年重阳,只有自己一人在外,登高插茱萸,就只少自己一个人了。这感情真挚自然,亲情浓郁。“每逢佳节倍思亲”成了千古名句,至今我们也常用来表达思念亲人的感情。蒲州,是诗人一辈子念念于兹的地方。登高的去处,当是万固寺、栖岩寺这些中条名刹。

    王维三十岁时妻子亡故,再没有续娶,他写的《相思》,是思念亡妻,也是思念更多的朋友: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相思》

    婉转蕴藉,情深谊厚,现在还有人互相题赠。

    另一首送别诗,是为他的朋友元二出使安西的临别赠诗,更是千古绝唱: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送元二使安西》

    多少送别诗,都是悲怆凄楚,而这一首却健朗明快,思念、留恋和劝勉融于清丽的景色之中,融于一种清爽健朗的感情之中,不消沉,不颓丧,意境新奇,情景交融,兴味无穷,余音袅袅,成为送别诗的典范,历代诗界评价很高:“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之前所未道。此辞一出,……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明,李东阳:《麓堂诗话》)唐以前没有,唐以后再也达不到这样的高度,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另一位大诗人柳宗元(773-819),虞乡人。担任过礼部员外郎——文化部司长一级的干部。这期间,他加入了王叔文的革新集团。改革失败,改革集团首领王叔文被杀,他和另外一些参与改革的官员被降职下放到边远地方担任闲职——司马,著名的“八司马”事件就说的这件事,他就是“八司马”之一,被贬为永州司马。后来,他又调任柳州刺史。仕途真是坎坷。而文章憎命达,愤怒出诗人,官场不幸文场幸,中国因此而产生了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平淡而深远,清新而简峭,情感深沉,意味悠远。我们最熟悉这一首: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

    不屈的精神和孤愤的心情,都蕴含在这如画的江雪图中。说是写景,人格都被他写出来了。他祖籍蒲州,生前身后都被称为“柳河东”,对家乡的认同和感情比王维就更深一层。永济有个柳园,园门两侧是一副楹联:“河东吾故土……先生称晋人……”写得真好,正是真实的写照。王维是怀念母亲兄弟,他在家乡已没有了母亲兄弟,他就只怀念故乡:

    海畔尖山似剑鋩,秋来处处割愁肠。

    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若能像佛祖那样将自己化作一千亿个身子,一千亿个身子都会站在峰头遥望故乡啊!还有比这更深切的思乡之情么?

    蒲州诗人,多是忧国忧民的,这是蒲州文化从小对他们产生影响的原因,也是他们互相之间影响的原因。论起反映劳动人民疾苦,更要说平民诗人聂夷中。他的悯农诗,在唐诗中独树一帜。聂夷中(837-?)是晚唐著名诗人,家庭贫寒,一直在蒲州乡下务农植桑,深知农民的艰难。咸通十二年(871),他34岁,中了进士。但中进士不等于就是官,而要有权力部门和权威人士推荐才行。他家境艰难,没有力量置办礼物巴结权门,就是现在说的没钱跑官,就在京城滞留了下来。这一滞留就是一二十年,直到晚年,才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华阴县尉。他一辈子虽然连个七品县官也没有当上,但他却是唐代顶尖级别的诗人。我们都熟悉他的诗:

    种花满洒园,花发青楼道。

    花下一禾生,去之为恶草。

    ——《公子家》

    父耕原上田,子劚山下荒。

    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

    ——《田家》

    反映农民惨遭剥削的痛苦生活,是现实主义诗人聂夷中作品的重要内容。他的诗以朴素生动的语言,描绘鲜明的艺术形象,通俗流畅,音节和谐自然。

    还有那首更著名的《悯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一首的著作权有争议,有一种说法,说是李绅的。李绅仕途平顺,官至宰相,一直官场得意。尽管也写些悯农诗,但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怜悯,与自身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亲身从事艰苦劳作经受苦难生活的人的深切感受,是会有极大的差别的。我们体味这首诗,从两个人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地位来判断,判定为聂夷中的作品才更合乎情理一些。

    永济的唐代诗人,人数众多,我们只是罗列一下《唐才子传》里记载的前十名:王维,卢纶,耿韦,畅当,杨巨源,柳宗元,吕温,司空图,聂夷中、王驾。

    掂掂这十个名字的分量吧!这些诗人,都在诗歌艺术道路上攀高援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达到了峰顶,无一例外地表现了自己的第一流的艺术品级。

    古代文学的最高艺术文体是诗歌,而蒲州,是一个诗的国度。

    这些,还不是永济的最高成就,最高成就是一位外地诗人来到永济创造的。这个人不是永济人,但没有永济,他就不能取得这样的最高艺术成就。如果是那样的话,唐诗的顶峰,就会矮下了一大截,珠穆朗玛,就不成其为珠穆朗玛。

    说是外地人,却也离永济不算太远,新绛人——王之涣。王之涣比李白、王维大13岁,比杜甫大24岁,比崔颢大10岁的样子。在这些后起之秀面前,王之涣是前辈诗人了。崔颢写《黄鹤楼》,被天下传颂,李白上了黄鹤楼也不再写了,说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有诗在上头。”王之涣不由要想,要是我去黄鹤楼,能不能写呢?是不是也要和李白一样,有景道不得呢?

    ——如果我登上另外一座楼阁,能写下怎样一首诗呢?

    这是他这一阵子心里挥之不去的情结,是他登鹳雀楼前的思想背景:如果我的人生也有一个辉煌季节,那么,这个季节也许就在蒲州,就在鹳雀楼上。

    王之涣终于来到了永济,来到了鹳雀楼前,开始了这次历史性的攀登。

    站在鹳雀楼顶层的西南方向,阵阵河风扑面,阵阵涛声贯耳,极目远望,那远山、那大河……蓦然,灵光一闪,像热泉喷涌,如神思飞来,从他内心的最深处,流出了滚热的诗句: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登鹳雀楼》

    只前十个字,便写尽诗人眼前广袤大地、秀丽河山:远处,一轮夕阳渐渐落进了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晚霞给逶迤的山势勾勒了一道金边,映衬了一幅胭脂红的天幕;近处,浩浩荡荡的黄河似乎从天边奔泻而来,在暮霭中仿佛古铜色的河水波翻浪涌,奔腾激荡,向着东方的大海滔滔而去。天空大地,远山近河,全收眼底;落日晚霞,壮阔苍茫,尽在笔端。仿佛一幅画,辽阔壮美,意境深远。后两句诗,由前面的景物描写转入情感抒发,揭示了朴素又深邃的哲理,含蓄双关,婉转深刻:极目才可骋怀,站得高才望得远。诗中饱含着诗人对美好大自然的热爱,表现了他旷达豪放的心境,也表达了诗人冲破名缰利锁的人生态度和高远超拔的思想境界,反映了诗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高瞻远瞩的襟怀。

    不论当时还是后人,在唐诗的高峰巡览,目光都会锁定他的《登鹳雀楼》。无论怎样评价它,都不会过高。

    他过去还写过一首《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登鹳雀楼》二十个字,加上《凉州词》的二十八个字,共四十八个字。

    四十八个字,压倒整个唐诗!

    王之涣,真是写尽了黄河。“黄河入海流”,是顺流而去;“黄河远上白云间”,是逆流而上。这两首诗,抵得上多少绮词俪句。李白写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刘禹锡写黄河:“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到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浪淘沙》)都有着重复王之涣的影子,都没有完全跳出王之涣的艺术意象。李白、刘禹锡这样级别的诗人尚且这样,还有谁能超过王之涣的诗?王之涣一生的诗虽说只有六首流传到现代,但是字字珠玑,最经得起岁月的淘洗。再过一千年,哪怕所有的诗都被时间的尘埃掩埋,王之涣的诗都会流传下去,流传永远。唐代有那么多的诗,应该说都是好诗。但是,把所有的诗同王之涣的诗放置在同一个平台上,就立见高下。他们都是喜马拉雅的山峰,而珠穆朗玛,就是珠穆朗玛!

    《登鹳雀楼》,不可超越的高度。

    唐诗最优秀的一首诗,是在永济产生的。是永济玉成了它。没有永济,没有鹳雀楼,便没有这一诗中极品。

    于是,鹳雀楼,就荣幸地成为唐诗高度的标志。

    我们的鹳雀楼高73.9米,是目前国内最高的楼阁。但它不是凭73.9米来证明自己的高度的。别的地方再造一座80米的楼,它就是最高的诗的楼阁了吗?不会的,谁也代表不了诗歌的高度了,只有鹳雀楼,只能是鹳雀楼了。

    ——散文。魏晋南北朝期间的散文,主要是一种骈文,讲究文字对仗排比、对偶平仄等等修辞手法,讲究用典和辞藻华丽,追求形式华美,渐渐发展成内容空洞、玩弄文字技巧的文体。到了唐朝的时候,这种文体已经严重影响了文学内容和思想的表达。这时候,一些严肃的文人、作家、学者们,纷纷呼吁改变这种文学状况。为了推动这项改革,竟然需要发起一场文学运动,叫做“古文运动”,就是要提倡秦汉时期的古文那种朴素、明确、实用的文风,就是恢复那种能够自由表达思想和现实的古代散文。这场“古文运动”当然需要最有文学声望和实力的人物来领头,来举起改革的大旗,这个擎旗人,这个旗手,是两位,一个叫韩愈,一个叫柳宗元。而我们知道,柳宗元就是我们永济人,具体说是虞乡人。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捕蛇者说》《黔之驴》等等,就是一种新的文风。

    ——小说。在唐代,小说还不叫小说,叫传奇。传奇,就是“传”写“奇”事。唐代传奇首先从内容上有了很大的突破,它的描写对象从神仙鬼怪演变为现实生活与人情世态。在表现形式上,传奇就不仅是记录“奇”事,而且加入了艺术创造,成为有意识的文学创作了。这是我国叙事文体的一个革命性的进步,这种文体到这时候才具备了自己的构成要素与基本特征。这一新兴文体在中唐时期一下盛行起来,名家辈出,佳作如林,除了已经亡佚的,遗存当代的还有数百篇之多,专集就有四十多部。其实,其中最为著名的篇什,也就只有《离魂记》、《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等等。我们需要知道,这么多的传奇,哪一篇才是当时和后世影响最大、艺术生命力最强的呢?

    是《莺莺传》。

    这就和我们永济有关系了:《莺莺传》,就是《西厢记》的前身,写的是发生在蒲州的事儿。

    蒲州普救寺,是这篇唐传奇经典的摇篮。

    我们永济人经常去普救寺,我们去参观游览,不可以匆忙而过,我们起码应该知道哪几个地方是要特别留意的。

    大雄宝殿。这是每一个寺庙里最重要的建筑,是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的大殿。对于佛教来说,这里是最庄严、最隆重、最让人敬畏的地方。但是,普救寺的大雄宝殿,却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一天,寺庙在这里给莺莺的父亲做道场,一身素装的莺莺一进殿,那美丽姿容和绰约风韵吸引了满殿里僧俗人众:和尚们“住了念经,罢了随喜,忘了上香。”“添香侍者似疯狂,执罄的头陀呆了半晌,作法的阇黎神魂荡漾。”(《董西厢》句)“大师年纪老,法座上也凝眺;举名的班首真呆佬,觑着法聪头作金罄敲。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王西厢》句)一次道场,完全成了一次对美的欣赏和倾倒。什么封建传统,什么宗法观念,什么宗教法力,什么功名前程,在青春和美丽面前,都黯然失色,都苍白无力!

    我曾陪着一位外地的朋友游览普救寺,进了大雄宝殿,给他背了几句董西厢和王西厢的句子,他感觉大煞风景,说,这里的和尚都是流氓啊?我的这位朋友实在不懂艺术:这是对美的肯定啊,是人类自然属性和审美意象的生动体现啊!歌德说过:“不断升华的自然界的最后创造物就是美丽的人。”这是不用讳言的。而漫长的封建社会曾经压抑过多少美?毁灭过多少青春?阉割过多少爱情?否定对美的追求就是否定人本身,封建社会最不合理的就是对人的否定和蔑视。连马克思也这样说过:“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西厢记》一再描写张生在美丽的莺莺面前的疯魔颠倒,描写张生不顾一切去追求莺莺而抛弃了前程,就是在封建礼教面前人性复苏和进步的表现。这一切,都是在大雄宝殿里进行的,是在庄严的佛陀面前进行的。普救寺的包容和宽厚的文化特征,就体现在这里。普救寺历久不衰的生命力,就体现在这里。

    鼓楼。晨钟暮鼓,哪一个佛寺都不会没有鼓楼,但普救寺的鼓楼有特别意义。《西厢记》是反映爱情主题的,张生莺莺的爱情故事是中国最具广泛知名度的故事,但是,也是会受到现代人质疑的。还是我的那位朋友说的,什么爱情?一见面就不去赴京赶考了,就去死乞白赖地追人家小姐,还不是因为那小姐长得漂亮?我说,向往人家长得漂亮是肯定的,莺莺小姐也是喜欢张生的翩翩风度的。但不完全是,还是有着爱的,张生的表现是引起莺莺小姐爱意的。咱们去看鼓楼。当年孙飞虎要强抢莺莺,发兵五千围了普救寺,老夫人和寺院长老等人就是在钟楼上观看的。见到贼势蜂拥,众人胆怯,老夫人无奈之下,宣告有退得贼兵者,许莺莺为妻。危难之时是张生挺身而出,给他的好友白马将军杜确写信求救。三日后,白马将军领大军前来平息兵乱,才解了普救之围。白马将军与贼兵战于寺前,老夫人与众人又来到钟楼观阵,看白马将军活捉了孙飞虎,庆幸得救,大家生命无虞,普救寺也免了一场浩劫。张生和莺莺小姐更是喜出望外,以为他们的爱情就要如愿以偿了,哪里想得到后来还有那么多的曲曲折折?不过曲折归曲折,一介书生的张秀才急危救难挺身而出的优秀表现还是赢得了莺莺的芳心。“谁道书生无用处?横扫千军使笔锋!”相国千金真正爱上张秀才,该是这一刻。如果完全是才子佳人容貌吸引,这经典爱情的质量就要打折扣了。如今游人上得大钟楼,自然不肯轻易路过,都要上到顶层,举目四望:远处的黄河风涛、巍巍蒲关遥遥在望,山门前一片开阔地面就在眼前。遥想当年寺前一场恶战,体味张生莺莺在钟楼观战的急切心情,那体会比看书看戏还要深切得多。

    梨花深院,西厢,还有那一面东墙。院里的西厢房,就是莺莺住的西厢了。西厢记,西厢记,就说的是这三间西厢房。房中铺设典雅,洁净大方,很符合相国小姐的身份。西厢记最重要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房间里。房外南侧东墙下,一丛翠竹,环抱一块太湖石,造型奇特,玲珑剔透;墙外有一株杏树,虬枝浓叶,正是张生跳墙来到西厢与莺莺幽会的地方。

    我的朋友说,啊,这就是张生跳墙的地方啊?这就是那两个不领驾照就开车的地方啊?

    我说,这跳墙处和西厢房,对于几千年来在封建礼教的桎梏下煎熬挣扎的青年男女来说,不亚于先驱者的革命圣地。这粉墙杏树的一跳石破天惊,这一跳跨过了几千年封建礼教的深深鸿沟!他们的叛逆和抗争是黑暗中点燃的火炬,后来世世代代的青年男女的感情解放和自由追求都是他们的惠赠。因此在这里我们不能有一点点轻浮和揶揄,而只应表示对他们由衷的敬意。

    院外,墙边果真栽着一棵杏树。但树上挂着一个牌子:“不准攀越。”我们不能跳,可以摸一摸杏树光滑的树身。可以感觉到,一种文化的温度传导进我们的心里。

    这里,是一场破天荒的爱情的源头,是一部空前绝后的伟大艺术品的源头。一颗璀璨的艺术明珠,从这里走向世界文化宝库。五千年文明古国,我们的古典戏剧,凭什么参加戏剧奥运会?凭什么和人家世界级的戏剧对阵?凭什么抗衡人家莎士比亚、莫里哀?我看就只有《西厢记》和《牡丹亭》了。没有永济,没有普救寺,就不会有《西厢记》,中国队的队伍就会少了一半。

    ——理论。理论是创作的领航。对于文学来说,创作和理论,是车之两轮,是鸟之两翼。理论是创作的学术总结,又是创作实践的理性指导。

    唐代是诗歌的高峰,唐代的诗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谓空前绝后。

    唐代的诗歌创作,应该有理论总结,应该有创作经验的总结。这是对唐诗的总结,也是对后来的诗歌创作的理论指导。唐朝一共有290年,它的诗歌也辉煌了290年。有没有理论总结?是谁进行了理论总结?

    还是永济人。永济王官谷的诗人、诗歌理论家司空图。

    司空图生活的时代,是晚唐时代。唐朝已经到了它的晚期,它的雄健、恢宏、强大、伟岸,已经成为过去,它已经开始衰落了,已经江河日下,已经无可奈何地走向了夕阳西下的时候。

    初唐、盛唐、中唐、晚唐,那么多的诗人,那么多的优美诗歌,都过去了,这时候,就留下一位司空图了。浩浩荡荡的诗人队伍,苍天把他安排在最后。

    司空图成为整个唐诗的最后见证者,成为浩浩荡荡的唐诗大潮的终点。他当过朝廷的官,级别不高,但在中枢机关。他看到朝廷已经没有指望了,他自己也无力回天,就回到了家乡。这一阵,在山间小路徘徊时,在山涧溪流戏水时,在休休亭里高卧时,在王官庄园流连时,他都在思考着一个重大问题:唐诗这场大戏就要落幕,我该为唐诗做些什么呢?唐诗选择了他,时代选择了他。一部“总结唐家一代诗”的诗论专著,在他的笔下诞生了。

    “诗品者,品诗也。”(清,杨振刚:《诗品续解》)司空图优越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读书甚多,有着扎实的文学功底。而他有生之年,正经当官的时间少,退隐闲居的时候多。他又生活在唐代最末期,唐代诗文大戏都在他之前充分表演过了,诗人们留下的浩如烟海的诗作,他大都读过了。他,也只有他,具备了总结唐诗的条件。在王官庄园里,淙淙溪水和啁啾鸟语轻声伴奏,徐徐山风和缕缕花香弥漫周身;轩窗外浓浓绿荫,星空下点点流萤,都为他洗烦涤俗,都为他醒脑清心。一篇篇诗歌鉴赏论文,时而像东峪瀑布飞流直下,时而像西峪泉水汩汩流淌。伴着他的心血和汗水,伴着他的喜悦和悲哀,终于写了出来:

    雄浑 冲淡 纤秾 沉着 高古 典雅 洗炼 劲健

    绮丽 自然 含蓄 豪放 精神 缜密 疏野 清奇

    委曲 实境 悲慨 形容 超诣 飘逸 旷达 流动

    一共二十四种。即《诗品二十四则》。

    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主要在于文学原理、创作技巧和艺术风格方面,阐述了文学反映生活的基本原则和艺术追求,总结了文学创作的方法、经验和体会,展示了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这是对唐诗二百多年来的全面审视、正确评价和理论提升,是文学理论史的重要建树和发展。

    对于诗歌和整个文学,它功在当时,利在后世。唐诗达到了什么高度,诗歌理论就应该达到什么高度。我们欣慰的是,司空图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整个一个唐朝,那么多的诗人,诗论家就司空图一人。这个伟大的使命,是在王官谷完成的,是在永济完成的。

    夕阳西下的唐朝,由于有了我们永济的司空图,夜幕降临前一刻,还仍然晚霞绚丽。

    需要指出的是,在唐朝正式落幕的时候,在所有人都无可奈何地成为大梁新王朝的臣民的时候,是司空图以个人的生命为辉煌的唐朝殉葬。一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在它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以身殉之,是无法向历史交代的。

    又是历史选择了他,选择了永济人,选择了永济。司空图在王官谷绝食,几天后从容离世。辉煌的唐朝,最后一页日历,是在王官谷揭下的。最后一个句号,是在永济画定的。他用自己的理论,总结了唐诗。他用自己的生命,陪同唐朝走到了终点。

    文学的四个组成部分,诗歌、小说、散文、理论,最高成就都在永济。永济的成就有多高,唐朝的成就才能说多高。

    除了文学,还有音乐。我们前面说过永济诗人王维,他就是个音乐家,他曾经担任过皇宫的太乐丞,就是现在的中央歌舞团团长。国家最高级别的音乐舞蹈活动,就是他组织领导的。他个人的音乐成绩也不简单。他的那首送别诗,被谱入乐府,满城歌唱,而且歌唱时反复吟哦“西出阳关”一句,一波三折,一唱三叹,令人荡气回肠,被称为“阳关三叠”。这是唐代音乐名曲,现在还保存着。

    还有舞蹈。王维太乐丞在宫廷组织的大型舞蹈,最著名的叫《霓裳羽衣曲》,跳起来,几百宫女参加演出,领舞的是谁呢?当然是最优秀的舞蹈家,也是皇帝最宠爱的杨贵妃,我们蒲州的女儿杨玉环。这是唐代最高级别的舞蹈了,几乎成了国家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乐的象征。安禄山造反,国家遇到动乱了,诗人描写是“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舞跳着,国家就繁荣富强着,国家遭遇战争不安宁了,首先就是这个舞跳不成了。

    不管是音乐还是舞蹈,唐朝最高级别的,都是永济人弄成的。蒲州要复修老城,以后的城门上要刻一副对联,我写了一副:“霓裳羽衣由蒲州女儿领舞,阳关三叠系河东诗人填词。”这不是吹的,而是名副其实的。

    还有美术和书法。蒲州的薛稷,书法是初唐四大家之一,美术也极有名,他的画,挂在皇宫秘书省,就是现在的中央办公厅。但薛稷现在的籍贯是万荣,咱不说了。中国书法史上,王羲之的字,排名第一,他的《兰亭集序》,在绍兴兰亭写的,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那么“天下第二行书”是什么呢?是谁写的呢?是在哪里写的呢?是颜真卿写的,叫《祭侄稿》,是在咱们永济写的。

    颜真卿(709-785),是西安人。安史之乱的时候,他是平原太守。他联合周围十七郡人马抵抗叛乱的军队。他的兄长颜杲卿是常山太守。贼兵起时,他兄长派儿子颜季明来给他传递军情。要返回时,敌人已经逼近了常山城。他不让侄儿回去,说常山已经很危险了,可他的侄儿坚决要求回去和他父亲一起抗敌。季明回去后不久,常山城被敌人攻破,季明和父亲双双遇难。安史之乱平定后,颜真卿的官职很大,但在宦海沉浮中遭遇了一次贬谪,被逐出京城。蒲州有幸,他被贬的地方就是蒲州,做了蒲州刺史。我们知道他又是一个著名的书法家,书法中的颜体,就是他创造的。我们不难想象,在出产蒲笔蒲纸的地方,来了一位书法家长官,对于书法的发展,是一个多么好的机遇,他不会不给我们留下一些文化的痕迹。

    蒲州西城墙上的逍遥楼,城东六里之外的普救寺,就是他题写的牌匾。后来,朝廷为安史之乱中的英烈们追封官职,他的侄儿季明被封为赞善大夫。消息传来,颜真卿怀念侄儿,感慨万端,就在蒲州官衙内写了一篇《祭侄稿》。这是一篇文情并茂的千古名帖,雄沉浑厚,刚劲苍郁,完全不是王羲之的纤巧秀丽,表现了浑然大气的大唐气象,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值得庆幸的是,在这篇《祭侄稿》中,颜真卿给我们留下“蒲州”两个端庄饱满的大字。现在去蒲州的路上,有一个石头牌坊,上面蒲州两个字,就是《祭侄稿》里的字。

    蒲州二字,永远留在中国书法史里。

    三、文化影响人格。

    现在,说永济“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我们应该有所认识了,应该体会得更具体、更深入一些了。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对于我们现代的永济人,有什么影响吗?

    当然是有一定影响的,甚至可以说是有着深刻影响的。文化从来都是人格形成的基因和依据。我们的祖辈曾经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中生活,在那样的文化氛围中生活,那样的历史影响和文化影响,都会积淀为我们祖祖辈辈的心理、性格、趣味和行为方式。这样血缘的遗传、文化的传承、民俗的延续、行为的自觉不自觉的沿袭,都会给我们现代永济人以深刻影响,都会成为我们现代永济人的性格基因和精神遗传。我们现代永济人的思想、精神、性格、心理、习惯、行为,都会烙上深深的历史文化的印记,也就是说,永济的历史文化影响着我们的人格。

    我们所说的蒲州文化,具有什么特点呢?我总结了这样几条:

    兼收包容和谐共处的精神厚度与文化襟怀;

    仁厚爱民蕴藉淡雅的官治风格与文化生态;

    矜持平和又不示弱的人格自重与文化韧性;

    忠孝仁义和谐敦厚的心理素养和人文精神。

    由于这些文化精神的长期熏陶和濡染,现代永济人的性格是怎样的呢?

    我再总结一下:平顺、和善、温良、恭谨、勤俭、忍让、不尖刻、不极端、不粗暴、不张扬、不过分、不逞强……

    永济人说话文雅,不粗野;

    永济人处事温和,不粗暴;

    永济人行动得体,不粗鲁;

    永济人举止文明,不粗鄙;

    永济人衣着整齐,不怪异;

    永济人处人有礼,不野蛮;

    永济人行为低调,不疯张;

    永济人处理纠纷理性,不极端;

    永济人争取私利有度,不过分;

    ……

    永济人对学业看得重,对下一代的学习格外重视;永济的教育成绩,一向要比别处好;永济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比较和谐;永济的干部比较团结,领导干部也都比较平易,上下级之间关系也比较融洽;永济人都比较公平善良,生意场上坑蒙拐骗的事情很少;永济人办事不张名河海,比较低调、收敛和谨慎;永济人的性格比较平和温顺,激烈的争吵斗气和恶性事件较少;永济人处理争端的方式比较冷静,激烈的极端的现象不多发生。来永济当书记、县长的人,常说永济的干部素质高,群众通情达理,甚至说永济的群众都是顺民。

    这些都是好的,崇尚文化,遵规守纪,是建设精神文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法治环境、建设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保障。

    不敢说是很准确,只能说大致不差。

    这是主流方面,是我们永济悠久的历史优势、文化传统、优秀基因。

    但是,它也是有负面影响的。

    文化营养人,也限制人;

    文化成全人,也耽误人;

    文化丰富人,也劳累人;

    文化提高人,也孤独人。

    远处不说,就拿我们永济人和芮城人比,和万荣人比,性格、心理、行为方式都大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用芮城人自己的话说,是芮城人爱“上”,芮城人爱“仰”。万荣人呢,就是“万荣争”了。

    芮城人爱“上”,这个“上”字不好准确表述。就是经不得人家表扬和鼓励,你越表扬他越有劲儿,想上,争取上,能上则上,不好上努着劲儿上,条件不够创造条件也要上,上不去攒把劲儿再上,你说我不能上我偏要上,你能不能上反正我要上,再下苦再破本总得要上,上去了滑下来鼓鼓劲儿仍然要上。应该肯定,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不甘人后发展自己的精神。

    我们很多的永济人就不是这样:随波逐流,得过且过,犹豫徘徊,患得患失,就愿意坐在北墙根晒太阳,就愿意躺在死人坡不动弹,有机会上时要考虑该不该上?机会不太好时要考虑敢不敢上?合适不合适上?人家要上咱该不该和人家争着上?上去有风险咱还上不上?上不去弄得人笑话还不如不上,上去了叫人拉下来还不如不上,上到半截窝上不去又下不来还不如不上……

    芮城人还爱“仰”。这个“仰”字找不到很确切的字,也不好准确表述,意思就是小娃爱戴铃铃帽的意思,“二尺五”是假的人都爱戴的意思。有光芒就放,有嗓子就唱,有粉就往脸上搽。芮城人注重宣传自己,有成绩八分就想说足八分甚至还想说成十分。你在报纸上登一篇,我就要在报纸上登一版。你登芮城报,我就要登运城报,你在山西报上登广告,我就设法上中央电视台。你成了个企业家,我也努努力当个小企业家。你当了人民代表,我争取当个政协委员。你是红旗标兵我是优秀先进,你领个大锦旗我领一块小玻璃匾。你在我面前“仰”,我却可以在还不如我的人面前“仰”。应该肯定,其本质意义就是张扬个体生命光辉和展现自我人生价值。

    很多永济人就不一样了,脸皮薄心眼瓤,八分成绩说个五分就行了,免得大家说咱骄傲。凡事总是犹犹豫豫,先想面子上过得去过不去?先想这事儿怕不怕让别人背后议论?别人说咱爱出风头怎么办?别人说咱烧包怎么办?别人说咱屎壳郎爱显黑尻子怎么办?怎么来怎么去,烧茄子早变成凉拌黄瓜了。

    和万荣人比较也一样。

    万荣人坐火车,中途不对号,上了车没座位,就说,我花钱买了票,怎么没座位?列车员怎么给他解释都不行,反正我买了票就得有座位。列车员没法就带他去见列车长。列车长是个老铁路了,什么样的旅客没见过。见他口口声声说他买了票,就要过他的票。那时候的车票是个小硬纸板,印着上车的站名和到站的站名。车长一看,运城站,太原站。就说:你买的就是个站票嘛,你看,运城站,就是从运城开始站;太原站,一直到太原,还是站。万荣人一看,果然,于是就不闹了,自个儿乖乖地去车厢连接处站着去。车到侯马,是个大站,下车人很多,一下空出了许多座位。列车长过来,见万荣人还在车厢头站着,就说这么多空位,你去坐吧。没想到万荣人不去坐,说:“我买的是站票,我不沾国家的光。”就这么,万荣人一直站到了太原。

    人都说,万荣人怎么都是自我嘲笑,自轻自贱啊?

    也不完全是,还是这个万荣人,下火车时急忙间扛行李的短扁担把一块车窗玻璃给打碎了。列车长要他赔,万荣人不肯赔。列车长就耐心做工作,我们是人民列车啊,每个人都要爱护人民财产啊。万荣人就说,只要是人民列车,那就好办了,我就是人民,我把我那一份打碎了,以后再不坐车了。见列车长不答应,万荣人就恼了:我不是人民?你敢说万荣人不是人民?

    万荣人还真是讲究自尊和自重呢。

    万荣人不仅自尊自重,还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有一个万荣人叫冯有印,是高村乡丁樊村的农民,他想国家有国徽,我们中华民族就没有个族徽?如果有了族徽,对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好处就太大了,于是自己就在家里琢磨设计。这一次不光是说说而已,这个人真的把他的设计稿递交到运城市人大常委会上去了。据说常委们还认真议论了一阵,最后想到设计族徽这样的事好像不是他们这一级常委会能定的,就不了了之了。冯有印心里很不以为然,你这一级常委会定不了,你给我往上送么!

    万荣人说话口气大,想的问题也大,也确实有点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有个万荣农民叫屈根存,虽然一普通草民,但心怀天下。美国攻打伊拉克,他在万荣一小村庄里夜不能寐,“辗转难眠披衣而草”,给美国总统布什写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地劝布什早日结束伊拉克战争,“给美国人民积点阴德,给伊拉克人民留点福祉”。这封信大概是没有寄到布什手里,即使寄到了布什也不会听他的。但一介草民,心忧天下,能够做出这种事的,恐怕只有万荣人了。至于给长城贴上瓷砖,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把长城电扇都搬到北极冰山吹冷气,防止地球气候变暖,等等等等,这样的想法,永济人绝对不会有。

    一方水土一方人情,永济人就不会是这样的人,不会有这样强大的文化人格,不会有这样的博大胸怀、这样的独特性格、这样的独特思维方式。

    事物的形成都有其历史背景和文化依据。芮城人、万荣人的性格和素质,我以为和他们所在的地理环境有关。芮城靠山,万荣靠滩,历朝历代政治统治和文化统治相对薄弱,人们受政治文化的约束就少得多,容易张扬个性自由发展。而中条山北边的永济、虞乡、解州,有州府县衙还有蒲津驻军衙门,政治文化统治则森严多了。永济沿黄地带比芮城万荣本来就少,主要在蒲州一带,但不幸蒲州即是府治,蒲州一带人民受到的约束就大得多。永济人民祖祖辈辈被统治阶级依照封建主义理想道德模式培养成温良恭俭让的理想性格,而芮城人万荣人受到这样的培养即封建荼毒相对就少。到现在建立市场经济,给发挥个体潜能、张扬个体生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天地。受封建文化荼毒较少的芮城人万荣人这种性格特征,正好与市场经济环境下要建构的现代人格相适应、相契合。芮城人的爱“上”、爱“仰”也罢,万荣人想大的干大的也罢,都适应了当前“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形势要求,他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优秀表现,所具备的人文依据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永济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怎样用好自己的文化优势,怎样甩掉自己的文化包袱,我想,大家都会有正确的理解的,都会做出正确的行动的。

    2014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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