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主题的开掘和表达。任何一出戏都是给人思想教育的，过去叫“高台教化”，叫“说书唱戏，给人比喻”，现在叫“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山妹》这个戏，我们是会受到教育的，剧作者的创作意图也是明显的。作品通过一位“军妹”的形象和一个“美丽的谎言”的动人故事，表现了军民鱼水深情、人民是子弟兵坚强后盾的重大主题。但现在的舞台基调，有一种悲悲切切的气氛，我想这是不太符合我们的生活实际的，也是影响主题思想展现的。这个戏的主题是人民对自己军队的爱护和支持，是在自己遇到困难和打击的情况下一种坚强的支撑，是我们民族的自觉的牺牲精神。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几十年形成的新型军民关系的实质与内核。人民对自己军队的支持是自愿的，是发自内心的，是以此为荣的，而不是受苦受难、悲悲切切、勉为其难地去支持军队工作。所以我设想那个男青年参军前家庭困难、父母伤病、妹妹尚小又要读书的情况，似乎不太准确，似乎不太符合情理。我们的兵源是十分充足的，以这种家庭情况，就没必要非参军不可。这是情节的依据、事件的起因，剧情发展是以此为基础的。这个基础如果有情理上的缺陷，全剧的发展就根据不足。我的建议是：父母的病与伤，都是男青年参军以后的意外事故，这样似乎男青年的参军就更合情理些。同样，母亲病故，妹妹在家完成孝子的任务，没有叫哥哥知道，哥哥没有回来奔丧，也是不太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的。一般来说，军人家中有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故，在当今和平环境下，部队都会让他回来处理事务和尽其孝道的。要说不能回来，就必须是特殊情况。我们可以设计他接受了特别任务，在特别任务期间是不能离开的，否则，就会影响某项重要的部队建设任务的完成。这样，军人服从大局不能回来就有了意义，军人的妹妹独立完成孝子的任务而向哥哥隐瞒了母亲病故的重大情节就有了意义。而且，从乡俗出发，孝子在丧礼上的任务也要特别强调，男孝子回不来，在乡人眼中是十分严重的，这个情节才有意义。剧情的主题才会更深刻地开掘出来。
悲悲切切的舞台气氛当然是剧本所提供的剧情决定的，但也是导演营造气氛的艺术手段的强调形成的。苏导演是我省戏剧界的著名导演，我是十分钦佩和尊重的，但由于是我几十年前相识的老师，我才会不揣冒昧，提醒苏老师在这个戏的总体把握上，在气氛营造和舞台风格的把握上注意考虑到这一点。
二、关于情节的展开和冲突。《山妹》是以“美丽的谎言”为线索、为艺术焦点来展开情节的。这虽然有《一个志愿军的未婚妻》的套路，但处理得好，也还是可以抓住观众、完成主题的。一个戏要有个好故事，故事的展示靠的是在戏中逐步完成的情节。故事靠情节来发展，人物靠情节来塑造，主题靠情节来表达，情节在戏剧中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好的情节，戏就不好看。应该说，《山妹》中的故事情节是基本成功的，但我觉得现在的情节有些简单，剧情的波澜也缺乏层次。如果可假定按我刚才的建议——家里父病母亡都是男青年参军以后发生的，我们就可以把父病——母亡——有人来认亲妹妹作为整个情节中的三个重要环节，层层推进，事件一次比一次困难，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人物一次比一次丰满。现在的问题，似乎这些情节已经安排了，但描写得不充分，好像很多该说的话、该唱的词没有说没有唱，而有些可以不说、可以不唱的词却不少。戏剧是讲究简练的，就那么两三个小时，又要装进去丰富的内容，该写的要写足，不该写的就不能占时间。最后一场，男青年从部队回来，已经知道了家里发生的一切，已经知道妹妹为他做过的一切，该有多少话要说，有多少戏要唱呀。我们听到的，却不是我们希望听到的，也就是说，情节框架是基本设计好了，但剧作者没有充分表达出来。这是描写不足的问题，更直率地说，是笔力不足的问题。一些作家，包括我在内的小说作家都有这个问题，笔力不足，我们的表达功力没有达到一部戏、一部小说所要求的水平，这当然是要慢慢提高，是终身追求的境界。眼下要说的，是要着力丰满它、表现它。“美丽的谎言”是情节贯穿的线索，我们就应该在这方面多费笔墨，把它编圆，编得像。一次次谎言是山妹对哥哥的支持、对部队工作支持的真情表现。三次谎言一次比一次编得大，山妹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观众受到的感染也就越大。三次谎言又不能简单重复，也不能互相割裂，这需要作家铺排好，把故事写得可信。“美丽的谎言”写在纸上不觉得什么，可要在舞台上让一个演员拿腔拿调地道白，就显得很别扭，是把这词改一改？还是改由那个文绉绉的记者来说？还是当做他写的一篇报道的题目？请剧作家和导演再考虑一下。戏剧是要靠冲突的，戏剧冲突是推动情节、展现人物的重要手段，也是演员出彩的地方，甚至是乐队出彩的地方。如果一个戏没有什么冲突，就那么平平地唱，一夜戏都用不着武场面，那样的戏肯定没看头。现在戏里的冲突，主要是在父女两人为有人来认亲妹妹上发生了冲突，范琳同志演得声情并茂，观众也跟着流下一掬同情之泪。但说实在的，这里的冲突依据不足，写得不到位，显得很生硬，人家山妹就没有说要认，你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按我假定的情节：父亲得病要不要告诉哥哥，是一次小冲突；母亲死了，要不要告诉哥哥，是一次大冲突；要不要认那个记者哥哥，就是一次更大的冲突，是戏剧的高潮。假定记者要写一篇发生在山妹家和山妹身上的报道，题目就叫“美丽的谎言”，山妹知道了，当然她要设法不能让记者发这样的稿子。她知道要是这篇报道见了报，军营之内的哥哥看到了，她的这一场苦心经营就失败了。哥哥在部队的工作就受到影响，就会给部队造成损失。她就要设法见记者，或者写信给记者，这就叫父亲误会了。家里的困难、自己的病痛、儿子的远离、女儿的背叛（是他以为的背叛），就可以激起他的冲动了，冲突就形成戏剧高潮了，演员就有戏可唱了。冲突是一定要有的，又是要自然形成的，而不是生硬编造的。
我以为最满意的一段戏是在本剧的结尾：哥哥回来了，妹妹远远看到了，哥哥妹妹在山里奔跑着，呼喊着。远山的呼唤有一种艺术的张力。如果说前面的戏疙疙瘩瘩，叫人泪水流不畅快，那么这场戏真是让人热泪奔流、痛快淋漓，让我们的审美需要一下得到满足，让我们压抑的情绪一下得到释放。这一场戏是剧情发展的必然，是人物结局的必然，也是导演功力的体现。这一场戏不唱也不说，但它发展到这里，又形成了一个戏剧高潮，是让人击节赞叹的地方。
三、关于人物的形象与性格。戏剧是演人物的，观众通过戏剧人物来接受教育、欣赏艺术。《山妹》里的人物形象不很鲜明，原因是剧本没有提供人物必要的性格特征。山妹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作家的意图是塑造山妹这样一个顾全大局、牺牲自己、克服困难、支持哥哥、也就是支持部队工作的“军妹”形象。在写军民关系的戏中，有视军人如亲人的子弟兵的母亲，有默默奉献的军嫂，而军妹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军人的妹妹，自己还没有成年，还没有到承担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时候，原本应该无忧无虑地上学读书，但由于哥哥参了军，更由于家里突然发生了变故，为了不影响哥哥的工作，为了不影响军队的正常训练，她毅然担起家庭重担。如果说父亲的病她还仅仅是多付出些劳动，那么母亲的死她就要承担很大的压力，要充任更大的社会角色。最后面临的是她不是这家的亲女儿，面临要认她的亲哥哥。她稚嫩的心承受不了这样严峻的生活内容，她柔弱的肩膀承担不了这样沉重的生活压力。为了亲爱的哥哥，为了她从小就热爱的人民解放军，她承受了，她挺住了，她成为我们热爱的一位军妹形象。我们的军民关系的图画中又增添了一道亮丽色彩，我们的国防建设的凯歌中又增添了一曲动听的旋律。这就是山妹的意义，这就是山妹形象的基调。现在的舞台上，我觉得山妹基本上立起来了，由于情节上的单薄，山妹的形象也就显得单薄些。我们可以设想在山妹送哥哥参军的路上，兄妹就说起他们共同对人民解放军的热爱、对部队生活的向往。可以写山妹对哥哥参军的羡慕和嫉妒，这虽然有些孩子气，但是符合她的年龄特征，更重要的是，这是她后来行为的基础。她从小热爱解放军，向往部队生活，她和哥哥都立志要参军——当一个光荣的解放军战士。由于农村不收女兵，或者别的原因，如年龄原因，哥哥当兵了，她也高兴，她觉得骄傲，她不能让哥哥在军营里为家庭分心，她要支持哥哥当个五好战士，或者立功受奖，这样她后来的行为才可信。这一点写不出来，表演不出来，她的行为就是人为地拔高了，就不可信了。山妹就不是个可爱的军妹形象，而成为一个拥军模范的符号了。她当然不能等同于一个子弟兵的母亲，她也不能等同于一个军嫂，她就是军妹，她就具备军妹的特征。现在我们看到的山妹是个小大人。大人倒不错，她有志气，有觉悟，热爱军队，顾全大局，干的是大人的事，但在小字上做文章不够。她和大人一样了，就达不到塑造军妹形象的目的了。剧本应该也能够为她设计一些表现她年龄特征的行动和细节。她还很幼稚，她还很柔弱，她是人小志大，她在行动中免不了有很多孩子气，她说话办事一定会有一些大人看起来可笑而以她的年龄来说实际上可敬的方式。小的文章做足，大的文章做够，她才是一个“小大人”的完整而可爱的形象。她的性格特征就是又小又是一个大人。我想，这个性格特征把握住了，剧作家和导演会给她设计出好的道白、唱词和动作的。剧本我不会写，若是写小说，我会让她在最后一场与哥哥在山坡上呼喊奔跑终于相拥在一起的时候，说一句这样的话：“哥，你怎么才回来！”不管她多么大人一样地支撑着，在哥哥面前，她一下子就孩子气了。她形象的意义就在于她只是个“军妹”，军人的小妹妹。
父亲的形象就不说了，范琳同志是有经验的演员，本子写出来，导演说到了，他就能演出来。我要提醒的是：他的性格依据，是善良的，爱女儿的，是尽力帮着女儿支撑家庭的，是支持部队的，是积极的而不是病恹恹唉声叹气的。他只有到误认为山妹要认她的亲哥哥才急怒攻心，作出了激烈的反应。他的反应是人之常情，他在激烈发作之后、了解真相之后的自我悔恨和对女儿的理解及爱意，更显出他的淳朴与可爱，他仍然是可敬的子弟兵父亲的形象。
剧中还有一位我记不住名字的人物，那位爱说闲话的大嫂。这位大嫂演得有性格，但这是导演硬加上的，演员硬演的，剧本没有给她设计必要的人物活动。她应该是一个热心口快的人，她说话直爽，促成了很多好事，比如让她在山妹父亲得病、母亲死去之后，都给予了山妹很大的帮助，但也因为心直口快弄坏了一些事（实际上并不是坏事，只是剧情发展需要她把某些事情戳破）。因为有了她，事情弄明了，情节就发展了，人物活起来了。我想剧作家还是要给她一些戏，当然这些戏都要糅和在大的情节之中，她心直口快的性格也就不是为性格而性格了。其他几位人物也要有事情做，要有戏，要对情节发展起作用，不要弄得在台上没事干，很别扭。
临猗眉户剧团我是很喜欢的，许多领导、创作人员我都是早就认识的，所以才直率地提出以上不成熟的意见。写一个好剧本很不容易，在一旁提意见却是很容易的事，弄好了是旁观者清，弄不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想剧本不要急着改，领导不要急着催，戏就那么先演着，不要老是重改重排，一定要发扬艺术民主，一定要尊重作者的艺术表达方式，等作者综合多方面的意见，真正想好了修改方案，再动笔修改。我们相信，一台更好的《山妹》将会与观众见面，将会取得更高的艺术成就。
《三晋戏剧》200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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