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杀人犯，不是反革命》读后

    我们地区的文学景况，总体来说是队伍壮大，作品迭出。就作品数量和整体水平来说，算得上一派繁荣景象。但要说在全省全国顶尖级的作家和作品，应该承认，我们还没有，而且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都没有出现。

    这就是说，我们还太平庸，还不具备攀高援顶的努力和条件。我们缺乏突破和攀升，缺乏远离平庸的思想准备和艺术准备。

    但文学又是急不得的事，拔苗助长不行，激素催肥也不行。作家们都在努力着，我们也只有期待。

    我们已无奈地期待了好久。

    终于——运城的作家，终于拿出了一篇不同凡响的作品：《山西文学》九期头条，特别推荐了孟昭民的《是杀人犯，不是反革命》。省城不止一位作家对我说起，好多年没有看到这样震撼人心的东西了。

    我的感受，与他们是一致的。

    当前的文坛，写作的个人化倾向、物欲化倾向、粗俗化倾向、浮躁化倾向严重泛滥，反映了作家人文精神的溃退和价值观念的动摇。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积极反映，作家担负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使命，这些关乎文学存在价值的基本观念被一些作家淡化了，模糊了，甚而放弃了。表现在具体写作实践中，就是“写什么？”——这个文学的基本命题发生了低俗性倾斜：生理欲求、下流渴望、低级趣味、堕落放荡……成了热门题材。公道说，我们地区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清醒的，我们的文坛上没有出现这一类不健康作品。但我们受到错误文学观念的影响，在题材问题上逐渐脱离主流生活，远离崇高精神，消解积极意义，热衷个人琐事，在低俗的路子上越走越远。这样我们怎么能有思想意义和艺术意义上乘的作品？我以为，这就是我们的作家和作品很长时间一直平庸着的主要原因。

    《是杀人犯，不是反革命》震撼了读者，也给予我们作者一种醍醐灌顶般的启示：写什么？选择什么样的文学题材？孟昭民这篇散文，选材是“文革”中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最紧时发生的事。一个贫下中农生产队长，凭着政治身份的优势和职权，强奸了一个地主出身的人的儿媳，这个地主出身的人给队长下跪，求他不要再纠缠儿媳，没想到队长又变本加厉，强奸了他的女儿。他和儿子去上级告状，上级反而批判他们怀着阶级仇恨，诬蔑贫下中农，这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他的儿子见告状无门，决计要打死那个队长。为了泄愤，更主要是为避免儿子报复杀人，他自己提前行动，找了个机会，一镢头砸死了贫下中农生产队长。那时候，这不是报复杀人，而是反革命行动。他当然被定性为“反革命杀人犯”，判了死刑。这个杀人犯是有一些文化的，在狱中，直到临刑前，他都要强调，他是杀人犯，他承认杀人应该偿命，应该枪毙，他对政府的判决口服心服，但他要申辩自己不是反革命，他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看到这里，所有的读者都会被打动，都会引起深深的思考。没有经历过这样时代的青年人会发出不可思议的疑问，过来人则会勾起曾几何时的记忆。我们曾经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那样不合理的政治形态竟然是我们的社会原则？那样的法律就是判别是非的准绳？否定“文革”，拨乱反正，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党的工作重心转移”……还用党校老师为我们讲解这一切的伟大意义么？一篇数千字的文学作品，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奇异的故事。

    写出这样文学作品的作家，就不是一个平庸的作家。

    作家不是仅仅会编故事的人。

    “明天是清明节。每年，一到清明节，我就会想起我的奶奶。我的奶奶……”“今天上班的路上，一只小花狗从我身旁跑了过去。于是，我想起了我的‘花花’……”这种粗浅记事低俗记事琐碎记事的文字，实在不能说它是文学，是散文。遗憾的是，我们不少作家，还在这样煞有介事地写着。

    孟昭民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给我们树起了一根标尺：一个称职的作家，就要写深刻反映社会问题，能够给人启迪引人思考的文章。这当然要求作家要真正掌握选择写作题材的本领，这个本领首先是创作观念问题而不是一个技巧问题。就孟昭民同志的这篇散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散文，而是《山西文学》倡导的“叙事文体”。应该感谢这个“叙事文体”，是这种编辑方针让我们看到了许多原汁原味又动人心弦的故事）来说，要不是对自己生活经历的认真反思，要不是对那个时代政治生活的深刻分析，就不会有这样一篇作品。而进行这样的反思和分析，没有一些写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是不行的，没有一定文化人的社会良知是不行的，没有一种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更是不行的。这是一个作家身份构成的必备要素和职业要求。正是由于昭民同志具备了这种良知、这种担当、这种责任感，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怎样写，写了多少，尚在其次。《是杀人犯，不是反革命》记述的可悲可叹的故事，以我们现在的目光，认识到它的不合理和荒唐是容易的，但在当时那种亿万人集体失智的年代，这却堂而皇之合理合法地存在着。要把它从当时见怪不怪的纷纷纭纭中剔抉出来，会被一些人理解为揭疮疤、揭露阴暗面，会有一定的风险和可能的麻烦。要为历史和社会负责，要忠实地典型化地记录这个故事所反映的历史现象，就要有一些勇气，有一些担当。昭民同志是一个党员干部，又是一个称职的作家，义所当为，毅然为之，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篇震撼人心的作品。

    读者受到的启迪自不必说。作为一个作家，读了这篇作品应该想到，告别平庸，应该从哪里开始。

    《山西政协报》2005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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