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思恭杨焕育《武俊英从艺四十年回眸》

    王思恭、杨焕育两位作家写作的《武俊英从艺四十年回眸》，已经获得了戏剧观众和文学读者的共同称赞，这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一个剧种的代表性艺术家，不是自诩的，也不仅是观众加封的，而是艺术家在这个剧种的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成就和艺术地位所决定的。作为山西乃至全国最古老的剧种——蒲剧，在历史上曾有过几个轰动京城和全国的辉煌时代，取得过绝非一般地方戏所能得到的艺术成就，靠的是这个剧种成熟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家上乘的艺术功力。一个剧种在每一个时代拥有不拥有代表性的艺术家，是这个剧种兴盛和衰落的主要标志。晚清时期的郭宝臣、祁彦子是蒲剧的代表性艺术家不必说了，在近现代史上也只有不多的几位，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阎逢春和王秀兰。阎逢春是剧情演绎和程式表演向戏剧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提升时期，运用程式和特技表现人物已臻化境的艺术家；王秀兰是男旦向坤角战略性转换时期，充分展示唱腔和表演的女性优势的艺术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蒲剧这个剧种具有开创性的超越性的艺术贡献，而定位一位代表性艺术家的主要条件，就是看他（她）是否具备这种开创与超越。武俊英在唱腔和表演方面，一改蒲剧过去的“粗、土、俗、过”的缺点，开辟了蒲剧动听的历史，也开辟了蒲剧儒雅委婉的表演风格，都是具有开创性和超越性的。武俊英作为当代蒲剧的代表性艺术家，就是她这种开创性超越性的贡献决定的。

    这样，记录武俊英的艺术足迹，反映她对蒲剧的巨大贡献，就成为文学作家的责任。

    在文艺事业需要的时候，作家是不会缺席的。

    《武俊英从艺四十年回眸》（以下简称武俊英）就应运而生。王思恭、杨焕育两位作家，把他们的文学目光，投向蒲剧这一艺术领域，投向武俊英这一艺术人物，是有着高远的艺术见识的。《武俊英》这部长篇传记文学，以准确而朴素的文学语言，翔实地记录了武俊英艰难跋涉的成长过程，表现了武俊英锲而不舍的卓绝努力，辨析了武俊英的艺术个性和流派继承，也反映了武俊英尊师爱徒的艺术道德。本书脉络清晰、资料真实、形象逼真、语言朴实，委婉悠扬的行腔、含玉吐珠的道白、红氍毹上的儒雅表演、排练场上汗水淋漓，都情景毕现，真实地反映了武俊英的艺术人生，称得上是一部成功的传记作品。运城的文学创作素以小说著称，传记文学只有李逸民的《涑水河畔》、《红心向党》，刘月凤的《邵新民传》，杨焕育的《王秀兰》等屈指可数的几部。《武俊英》这部传记文学，是运城文学创作的新的收获，也是传记文学创作的新的里程碑。

    王思恭、杨焕育两位作家，首先是戏剧作家。他们的艺术成就，以戏剧创作的成就为最。他们又是蒲剧界著名的戏剧活动家、蒲剧史家，对蒲剧的悠久历史和当代发展，都了如指掌；对蒲剧界的艺术团体和演职员工，都十分熟悉。而在文学方面，他们也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绩，各有不少文学作品行世。由他们两位写作这部传记，是最适当的人选。对戏剧事业的热爱，对戏剧艺术的参与，对艺术团体和舞台生活的熟悉，对艺术家人生道路的全面了解，是这部传记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不了解艺术家的生活，不熟悉舞台艺术，这部传记难以完成，也难以写得这样成功。戏剧生活、文学手段，统一在这两位作家的艺术贮备里，所以作家才这样得心应手。可见作家选准题材是多么重要，可见题材对作家的选择，也是多么重要。

    其实，文学和戏剧从来就是孪生姐妹，戏剧离不开文学，文学也会借重于戏剧。没有《群英会》、《失空斩》，《三国演义》的文学故事就不会这样普及。同样，没有文学构思和描写，戏剧的表演就是无本之木。戏剧的文学构思太复杂，不能细说，我们只要回忆起几出戏里的文学警句，就可以明白文学对戏剧的重要功能——京剧《满江红》里，身陷囹圄的岳飞看到岳云、张宪被冤杀，一句唱词声如裂帛：“不死于寇死于朝廷！”就把岳飞对奸臣昏君的满腔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京剧《野猪林》林冲屡遭迫害仍然逆来顺受，一句唱词就把人物的社会背景和心底幻想揭示了出来：“心存一念回故乡。”原来他对恢复他的高级职员的生活存在着留恋。“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落花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唱出了莺莺姑娘兰闺寂寞芳心难平的情形。而《断桥》里最后一句唱词：“看当年借伞处风景依然。”简直就是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歌的结句，那样余音袅袅，那样余味悠长。这些警句，在戏剧里是唱词，在文学里就是心理活动描写。以文学的目光审视艺术，是身兼文学作家和戏剧作家双重身份的王思恭、杨焕育特有的优势，是文学和戏剧的一次密切配合和高度统一的创作实践。

    一个剧种的艺术高度和文化深度，往往取决于文化的参与程度，取决于文化人的参与程度。如果说秦腔和晋剧比我们蒲剧的艺术成就要高，并不是我们蒲剧剧种的艺术表现力弱于秦腔和晋剧，而在于西安、太原两个省会城市对于戏剧投入的文化力量比我们强，不论是文学、音乐还是美术，秦腔和晋剧比蒲剧占有的文化资源大大超过了我们。一个省会城市的文化配置，戏剧文学、戏剧音乐、戏剧美术等方面的研究部门和顶尖级别的研究人才，都聚拢在省会艺术院团的周围，戏剧演出就吸收了充足的文化因素，音乐配置人家都交响了，舞美人家都印象派了，编剧导演就更不用说了。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前，即使那些戏剧大师，也一样离不开作家或者文化人的帮助。可以说梅兰芳先生的班底中，如果没有齐如山的文化参与，梅先生的艺术成就，就不会是这样完满的。杨焕育就在蒲剧团工作，王思恭是晋南两个地区著名的戏剧活动家，对于蒲剧事业的文化参与和渗透，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他们对武俊英艺术人生的熟悉，以及对她具体艺术实践的参与和帮助，对于完成这部艺术家传记，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

    读了长篇传记文学《武俊英》，让我们认识到文学和艺术的密切关系，让我们看到了一次文学艺术相辅相成的成功范例。

    《山西作家通讯》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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