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克拉玛依分居的美人-1972年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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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工龄起始于1972年2月。起始于一次在赣剧院举行的欢声雷动的大会。起始于一本红彤彤的光荣证,也许,还有同样鲜红的一朵大红花。我记不清了。我想,光荣证是理应佩戴大红花的。不过,那么多的光荣证,得耗费多少红布呀?

    弟弟也得到了光荣证。他是老二,初中毕业,本来有两个选项:升学,或者插队。而高中生一律插队,除非病留。病留需医院开具证明。父母紧锁愁容,为我想出了留城分配的理由:近视,脚气(不过是小脚趾的丫巴痒痒罢了)。得知病留控制得很紧,也就无奈了。后来,父亲曾悻悻地讥嘲我的得以病留的同学。是的,真有因近视而病留的。

    对弟弟,父母则气得心疼,骂着抹泪。父亲在志愿表上为他填下的是“升学”,可递到他手上后,被他悄悄擦掉,改为“插队”二字。那块橡皮叫逆反,那枝笔叫任性。

    我和老二分在同一个公社,却是南辕北辙。难为了要送儿子下乡的父亲。可父亲决定为高中生送行,而不是才十六岁的初中生,气弟弟不听话呢。当然,也有对付长舌邻居的理由,老二有拖拉机接,老大没有。

    小城很小。过了我家附近的铁路道口,横穿村庄和田畈,翻越一座座丘陵,就是广阔天地。接我的是一位哧啦哧啦吸着鼻涕的贫下中农,他叫小老周;一架替我们载行囊的独轮车,又名羊角车。我记得,羊角上挂着顺带置办的农具,锄头铁耙柴刀以及其它。独轮车吱嘎作响,铁器叮当作响。父亲和我,我同学和他的父母及妹妹,都跟在独轮车后面。

    一路上,小老周仍惦记着城里的包子。他身上弥散着肉包子的香味。他得意地夸耀说,从前做铜匠时跟人打赌,曾一口气吞下二十个包子。一脸盆呢。饱经风霜的他证明,肚皮更乐意接纳包子,尤其是肉包子,若是一脸盆稀饭,无论如何是灌不下去的。

    高天上有一种鸟,始终以叽叽喳喳的叫声伴随我们,却不见身影。很小很小的鸟。久雨后的晴日里,它们总是藏在云层里撒欢儿。天地因它们而广阔。

    我们背靠大山,扎根在山脚下。扎根在被柴烟熏得黑黢黢的屋子里。那栋屋带阁楼,两头是厨房,里面住着五六户人家。两股汇流的浓烟,把两个知青合奏的咳声迎进了屋。到达之后才知道,去城里接人的,还有一位叫大老周的。他走散了。后来我发现他走路有个特点,要么仰脸望天,要么低头看路,不走散才怪呢。独自回来后,他骂骂咧咧地从独轮车上卸下箩筐、蓑衣和斗笠。小老周以为他在抱怨自己,跟他争辩了几句;而农场主任听着,觉得大老周像是对今天的派工不满,在发牢骚,便把竹烟筒往鞋底上一磕,横眉怒目冲他吼了一嗓子。大老周人蔫下去,声音反而响亮了:我骂自家眼瞎骂不得呀!

    嘟嘟哝哝的自责,断断续续,贯穿了我做知青的头一天。我听得分明,他在痛骂自己眼屎巴巴的双目之余,也骂了赣剧院,它的大门太小,门前临街,街上人多。

    父亲是带了桂圆和白糖去的,都是一斤装。东西虽少,却稀罕,托列车员从福建捎来的。

    当时,农场主任不屑一顾的样子,却很豪爽地表示,会好好培养我们两个知青,能重用的重用。

    主任姓桂,有个斑驳的秃头,确切地说,是瘌痢头。所以,他常年戴帽子。冷天是呢帽,热天是草编的礼帽。他也喜欢裹围裙。一块士林蓝土布,往腰间一裹,夏天连裤衩也不用穿。如果仅仅为了贪图凉快,这时节穿着厚厚的裤子,为什么也要裹围裙呢?

    几户人家都抢着请客。我看出来了,桂主任才是真正的贵客。他当过千烟之村桂家村的生产队长,因为脾性拗烈、经常抗上,被公社设计拿下。公社的巧计就是以重用的名义派他来公社农场当主任。要知道,桂家村在当地可是威风八面,所以,在这里,桂主任的权威至高无上。他不用起灶生火。每家的锅灶都属于他。

    春节刚过,鱼肉是现成的。小老周脏,大老周啬,小老徐鬼,桂主任平常更乐意在老苏、老詹家搭伙。农场请我们的那餐,放在老詹家。我记住了他家的煎米粉肉。

    几天之后,桂主任果然重用我俩了。一个荣任记工员,一个当了保管员。每晚必须召集的记工会,是在我们的寝室里进行的。贫下中农坐在两张床上,他们的儿女坐在大人的腿上。农场有一百五六十亩田,田亩已经平摊到各人头上,农活几乎由各人筹划,记工毫无意义。记工会其实是汇报会。自我表扬一番,免不了批评别人。于是,烟雾腾腾的屋子里便有了火药味。

    挑事的总是小老徐。他丧妻多年,独自带大了两个女儿。大的已为人母,小的才十一二岁。然,为人母的大女儿年方十八。除了桂主任和老实巴交的老苏,几乎每位贫下中农及其老婆都鬼鬼祟祟地指着小老徐的外孙,让我们辨认他像谁。像谁呢?不给答案。给的是无限的想象空间。比广阔天地更广阔。

    小老徐黑而又胖,脖子较短,脑袋仿佛由双肩抬着,平时话虽不多,眼睛却骨碌骨碌转。眼里有话呢。眼里的话正是记工会上的发言内容。他手脚慢,但做活认真仔细。他容不得别人偷奸躲懒、弄虚作假。或者说,他不甘居于人后。他总是曲里拐弯、含沙射影地揭发别人挖田太潦草,甚至连禾蔸也没有翻起来。农场多冷浆田,使不得牛,得靠人工挖。春节一过,大家就脱掉裤子下田挖田了。

    小老徐的批评对象以小老周为主,兼及其他。每一回争吵,都是以桂主任发火而结束。桂主任当然得主持公道。所以,借着油灯跳跃的光芒,我总能瞥见小老徐得意的阴笑。

    妇女无需参加记工会。小老周的老婆却喜欢抱着孩子倚在门边听会。她手里还牵着一个,肚里又怀了一个。这个年轻女子是走村串户的小铜匠以包子为诱饵,从邻县乡下钓来的。长相并不难看,人也很热情,穿着却脏兮兮的,且成天撒着一双大脚板。冬天也不例外。在我的记忆里,她没有鞋。

    记工会后,她必定会闯进我们寝室,拖住小老周不让走,硬要和我们聊天。聊什么呢?包子。一个永远的话题。她说小老周当年用一个肉包子骗自己上钩后,再也不肯兑现承诺,从来不曾带她进城吃包子。小老周便用力吸吸鼻涕,嘿嘿傻笑。闲聊片刻,他夺过老婆怀里的孩子,急着要上楼去睡觉。

    每天此时,黑黢黢的过道里,总会响起小老周流着涎水的问话:女吔,让我上楼困你的妈好啵?

    我听见了,从清早出工起,小老周就喃喃着,盼望天黑。他有句名言,说吃肉要是比做那事好嬉,猪崽子都会被吃光了。

    哼着一首语录歌,我结识了他们。那首歌这样唱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农场里的贫下中农,其实是生产队的边缘人。因是手艺人,因残疾,因脾气不合群,过去在生产队倍受歧视。于是,他们跑出来谋生,被农场收留了。一个个自然对农场感恩戴德。确切地说,他们感恩于前主任。

    前主任的名字常在他们的唇齿间跳跃。就像经常跳跃在门前坪地上的一对鴉雀。那对鴉雀索性在附近的松树上做了窝。前主任一定也把农场当作了自己的窝。已离职返乡养老的他,来给大家拜年了。后来,我在农场还见过他两次。

    他在农场住了两夜。那两天才叫过年呢。一大早,家家忙着打麻糍。屋里屋外,到处糯饭飘香。一盘盘麻糍,纷纷端到前主任面前。蘸白糖的,撒芝麻的,裹豆粉的,或兼而有之的。各家在麻糍上颇费了一番心思。吃完麻糍,男人扛着锄头去挖田,女人端出盛满米糖花生芝麻片的一份份果盘,陪着他晒太阳。中餐和晚餐,则是吃了东家吃西家。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

    令我纳闷的是,前主任出现的时候,恰好是桂主任去桂家村探亲的日子。也不知是成天扛着一把锄头独自打逻的桂主任,发现山道上匆匆而来的身影有意回避呢,还是他俩早已达成某种默契?

    桂主任平时话不多,脾气却火爆,开口冲得很。可是,他从不在背后数落别人,尤其对前主任,更是在人前只字不提。偏偏倒是那几户贫下中农,在殷勤接待前主任的同时,争风吃醋,彼此揭短,于不经意间竟伤及他们共同的恩人。

    这时,田亩已分到知青头上。我们也该出工了。田埂上铺着一层白霜,脱掉长裤下到冷浆田里,冷水刺骨。幸好那年的正月天气晴好。到了半上午,水就被晒热了。很吃力地挖着田,身上也暖和了。

    田里的男人都惦记着那位尊贵的客人。于是,那两天我在田头听到了一段段闪烁其词的告知。大意是说,小老徐大女儿、老苏女儿出嫁时都才十六岁,不嫁不行了。言下之意,都跟前主任有关。然而,那两位少妇带着老公和儿女,这两天正在娘家跟她们的父母一道,盛情接待前主任呢。前主任与全场男女老少的亲密状,是才出校门的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开心了两天,前主任要走了。一大早,大家一再挽留。男人堵住他,女人拖住他,就是不肯放行。还有不停抹泪甩鼻涕的。场面挺动人。期期艾艾地磨蹭到中午,前主任硬是被苏家母女留下吃过午饭才走。几家人簇拥着他送出老远,还恋恋不舍地站在高坎上挥手,直到他拐过前方的山嘴,不见了人影。

    一转身,小老徐和老苏家大吵了一场。小老徐单挑老苏夫妻及女儿女婿。寡不敌众的小老徐抛出了杀手锏,言之凿凿地声称,他有证据,证据就是日历牌,每一次都在当天的日历上做了记号,每一次都是他亲眼目睹的。徐家和苏家两隔壁,隔墙是竹篾糊石灰的墙,抠掉石灰,扳断一截竹篾,不难填进一只眼睛。

    老苏缺牙齿,平时说话就关不住风,语音含混不清。此时,他气得浑身发抖,干脆懒得相骂,握着锄头恶狠狠捣地。他在老婆女儿身后助威呢。

    好像司空见惯了,竟没有相劝的。小老周反而幸灾乐祸地问我们:现在晓得那个崽像何人了吧?

    我做知青的第二年,公社团委书记因奸污多名女知青被判刑。听说,那人起初是前主任培养、提拔的,他俩还沾亲带故。

    老詹常常偷着乐。他的笑里有些自豪的意味。

    老苏是老年娶妻得子,其女儿是再嫁的老婆带来的。大老周娶的也是拖油瓶的老婆,可他没有老苏幸运,生了个女儿,女儿半边脸上长着红嘟嘟的肉瘤。所以,大老周热衷于修桥补路。

    而老詹虽拖着一条瘸腿,却讨了个精明能干的黄花女做老婆,生得一女一子。人说,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他老婆默默笑纳,并不就此评说。

    我们和小老周共着厨房。农场为我们准备的松毛柴没有晒干,每每烧火做饭,整栋屋子里尽是烟,灶里却不见明火。好不容易焖出来的饭,上面夹生,下面糊得成了炭。

    老詹老婆抱了一捆干柴给我们。此后,她对我们关怀备至。为了赶挖田的进度,我们每天收工很晚。又累又饿的,等饭熟了,也顾不上炒菜了,拌些白糖或酱油,填饱肚子了事。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餐餐都留一碗好菜焐在饭甑里,等到我们端起饭碗,便赶紧送过来。

    后来,她索性邀我们到她家去搭伙。她说,这不就是多两双筷子两个碗的事吗。那时,我们真是不谙世事,感激之余,心里还美滋滋地想着助残呢。老詹腿瘸,干农活无碍,可挑水、打柴却不方便。于是,我们交粮交菜交柴火,一日三餐吃在詹家,同时,承包了挑水、劈柴等重活。

    大约有两三个月吧,我们过着饭来张口的日子。每天饭桌上都有一道好菜,比如,我所钟情的煎米粉肉;比如,梅干菜烧肉、咸鱼和泥鳅黄鳝。鲜肉和咸鱼,大多是我们回家带来的。

    为回报老詹家的关照,我们还经常送上一包包白糖和荔枝干、桂圆干。那些可都是家里舍不得吃留下的。这说明,我们懂得人情客往,只是不懂人情有时也需要兑成现钞而已。

    果然,老詹老婆伸手要现钱了。她并不是痛快淋漓地提出的。而是先给我们脸色瞧。原本笑容可掬的她,忽然沉默了,脸色冷冷的。一憋好些天。我们还以为她家有事呢。问老詹,老詹狡黠地一笑。大约觉得我们太笨,实在忍无可忍了吧,老詹老婆终于开口了。我记得那天整栋屋子里没有人,我们提前收工刚进寝室,她突然出现在门口。她说,你们搭伙,怎么不交工钱?

    分明是质问。这声质问令我们汗颜。交工钱,无疑天经地义。可是,我们怎么会忽略呢?当即,我们每人交她五块钱,一共十块。五块钱,卖掉了我投身广阔天地之初的新鲜感,买来了笼罩心头、挥之不去的无望。

    两个知青又开始自己做饭。我和我同学轮班值日。大约就是从那时起,我同学踏上了相亲的漫漫征程。农场的贫下中农串联邻近各村、甚至邻县的贫下中农,共同给他当媒人,只要有人介绍,他绝不放过任何线索。有人背地里嘲笑此举为“牵猪牯”,即赶着猪牯去配种。

    这时,挖田的活儿已全部完工。冷浆田靠锄头翻个身。等到端午节前,去年的禾蔸就沤烂了,就该耙田栽禾了。栽的是一季晚。秋天收割后,闲一阵子,春节一过,又要挖田了。

    等待栽禾的日子里,来了一场倒春寒。这时,有条野狗夜闯农场,闯到屋子里来了。犹豫片刻后,不知谁一声高呼:关门打狗!顿时,全场贫下中农包括他们老婆儿女也无需指挥,分头扑向各个大门。前门,后门,两边厨房的门。野狗嗷嗷哀嚎着,很快就变成了一锅香喷喷的红烧狗肉。掌勺的自然是老詹老婆。

    半夜里,昏暗的灯光下,全场人围着一只热气腾腾的脸盆,吃得开心且友好。我看见小老徐竟给老苏夹肉呢。吃完,女人孩子去睡了,男人还有事要做。要连夜冲洗打狗的血迹,打扫烤烧狗毛的灰烬,掩埋狗骨头狗下水。一句话,不得留下蛛丝马迹。万一野狗不野,也有主人呢?

    农场那栋屋子里,装着从邻近大队牵来的有线广播。广播喇叭里经常播送那个大队的开会通知。第二天一早,大队通过广播叫全体知青上午去大队部开会,反复播送通知其间,插播的正是那首语录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跟着哼哼。唇齿间,似有狗肉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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