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上搜索这一条目，与之相关的内容寥寥无几，而且，大约都牵连着销售古旧书刊的信息。比如，《工农兵革命故事专辑》，由波阳县工农兵文艺站编；《人物画资料》，由南昌市工农兵文艺工作站编；《工农兵文艺》1971年第一期，由九江专区工农兵文艺工作站编；《工农兵文艺》1972年第一期，由上饶地区工农兵文艺工作站编。仅此而已，未见其它。
几本书刊，均产自江西。莫非，工农兵文艺站为江西省所独有？我不知详情，且无意探究。不过，以上提及的文艺站倒是唤醒了我对它的记忆。我相信，若能得到那些书刊，翻开来，其中一定有我熟悉的作者姓名……
在偏僻的农场里，我用父亲从单位上带回家的列车编组顺序表写诗，也用拍打干净的磷肥包装袋写诗。所以，我的诗有时比薄薄的顺序表还浅薄，有时比敦厚的牛皮纸还生硬。
是插队在别处的同学告诉我，城里有个工农兵文艺站，并鼓励我把诗稿寄给文艺站的林老师。小学毕业那年，我尝过投稿的好处，那便是得到了报社赠送的一枚书签。来自1966年、印有毛主席语录的书签，至今仍夹在某个笔记本里。当然，做知青的我希望得到的不再是书签。是什么呢？也许，只是林老师的回信。
回信很简短，要我得便回城时去文艺站一趟，像一句接头暗语。面谈却很长，见面后，林老师把我领到文艺站楼上的家里，善谈而热情的他，操着浓重的广东腔并伴以生动的表情，捧着我的诗稿，向我面授文学写作的基本知识。以后跟林老师的交往更长，长过了漫长难捱的知青岁月，也长过了冗长的文学话题。当地好些爱好写作的知青都把他当作最可亲近的师长。都爱径直往他家里跑，都爱把知青注定会有的心事告诉他。
所以，躲过别的耳朵后，他在鼓励我争取发表作品时说：这本不是我们的生活目的，也不是我们所应追求的，但在某个具体时刻中，是可以考虑一下这种需要的。良心不堕落就行。
为此，他屡次以工农兵文艺站的名义，把我的诗推荐给少得可怜的几家公开发行报刊。
而更多的时候，他叮嘱道：千万不要忽视诗味，诗不能没有美！又说：中国的文学，说到底还是应时文学。真正能传下去的，被历史认识的，这些年来有多少呢？要经得起清算的！
言辞虽铿锵有力，他的声音却很轻很轻。仿佛耳提面命，仿佛憋忍不住。我还记得他当时神态的变化。开口之前，先是凝望窗外或别处，作沉思状。接着，用笑意荡然无存的目光逼视着我，吐露心声后，耸耸肩头，要么起身离座。那些令我振聋发聩的见解，如电闪，稍纵即逝。也许，这是一种技巧。那时，真诚地讨论文学，的确需要技巧。知青作者中鬼鬼祟祟地传说，坦诚的他就曾因出言不慎而被揭发、被批判。
与之相比，文艺站的郝老师简直是谨小慎微，像我幼时在科教片中看到某种小动物，比如瓜田里的獾或沙漠中的鼬鼠。郝老师是突然出现的，很快便调走了。林老师把我介绍给了他。他漠然地瞄我一眼，漫不经心地说，晚上到我住处来吧。
林老师曾是海军军官。当年转业时，随大批军官一道被安置在国营垦殖场，后有不少转业军官分别调入各地的工农兵文艺站或其它文艺单位，他也在其列。郝老师也来自部队，还是专业创作员，听说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拍摄时不巧赶上“文革”。电影虽夭折，作者仍难逃罪责，于是，在挨整后转业地方。
郝老师住在图书馆一楼右侧的第一间。我熟知图书馆的结构和布局。一楼左侧是外借室，右侧是几间办公室或单身职工的寝室，二楼则是阅览室。外借室晚上不开放，因此，一楼只有悬在门厅和过道上的几盏昏黄的灯。二楼倒是灯火通明。读中学时，我常去阅览室，趁着停电的机会，曾顺手牵羊摸走一张《解放日报》，是一篇赞美雪莲的散文令我爱不释手。
天黑之后，我揣着一叠诗稿，贴着灯光的边缘，走进更黑的暗影，小心翼翼地敲着他的房门。门缓缓地敞开一道缝，郝老师站在门后，我侧身挤了进去。
一只十五瓦的灯泡，钨丝是暗红色的。一张黑黑的脸，眼睛是阴郁的。我俩相对而坐，头上悬着灯泡，眼睛辨认着眼睛。他没有接下我的诗稿，而是用低沉而缓慢的声音顾自说着闻捷、公刘、陆棨、沙白、梁上泉，说着他喜欢的诗人。他甚至背诵了他们的好些诗作。他叫我一定要读读这些诗。我记住了那些诗人的诗集，可是，他应该知道，那年头除了报刊上的应景之作，哪里还有诗歌？何况，早在初中时代，我就凭着父亲的借书证，把城里的两家图书馆都读遍了。这绝不夸张。每证每次可借两本，我的频率是每天分别去一家图书馆，而图书馆的文学藏书早已被清得只剩下科幻、民间故事和极少的小说。
后来读大学进了省城，我在校、省、市的三家图书馆里，总算一一找到了闻捷们，我把郝老师提及的诗人通读了一遍。
我想，当时，我登门时很神秘，离开一定也很神秘，像影子一样。大约被好诗灌醉了，我竟不记得是怎么告别郝老师的。
三十多年后，与旧日的诗友邂逅，谈及郝老师，没想到，诗友如我，为拜会写作导师，也曾狐妖一般出入图书馆。
工农兵文艺站，其性质同文化馆、群众艺术馆无异。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以“站”相称，不觉间变得滑稽起来。我等的经历，使之恍若地下党的交通站、秘密联络站。
当然，文艺站即冠以工农兵，理该为工农兵轰轰烈烈地干活。我记得，有一年，上面要求抓好重大题材创作，我恰巧有个长篇叙事诗的写作计划，反映的是梨园里的知青生活。理所当然的，引起了文艺站的关注。
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偏偏，那个创作过程被记录下来了；我也没有收藏的习惯。偏偏，那个小本子侥幸地被留存下来了。
那个计划酝酿于早春二月，此时，梨树酝酿于枝条上的芽苞、花苞已经膨胀。待等一夜春风，便见梨花似雪。也许，我就是看到某粒圆鼓鼓的芽苞萌生了好高骛远的念头。
四月底，文艺站紧急组织讨论我的写作提纲，提出了几个问题。其一，关于主题思想。要反映通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一代新人，在新的形势下，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在阶级斗争中迅速成长；其二，关于人物设计。原提纲事件淹没了人物，一号人物形象单薄，有的地方有损于英雄形象，如谈心等细节。英雄的行动较少，被动，一号人物要起主导作用。反面人物技术员应是极端个人主义者，反右斗争中受批判下放林场，后得副局长信任，又燃起个人奋斗的欲火，妄图实现破灭的幻梦，故与一号人物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其三，其它要求。结构不要过细，表现手法宜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等等。此时的果园里，一棵棵梨树已经挂果。我的诗句也一段段地挂在了文艺站提供的方格稿纸上，我得到了好几本稿纸。
五月下旬至六月初，上饶地区工农兵文艺站放在铅山县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各县的重大创作计划，计有长篇小说三部、中篇小说十一部、电影剧本一部、长诗两部，按题材分，则是知青题材六部、学大寨题材四部、历史和教育题材各两部，血防、工业等题材各一部。会期竟长达十天，先是学习讨论上面的重大题材创作会议精神，接着，各地汇报创作计划，其后分组讨论具体的作品或提纲。作为业余作者，那是我第一次外出参加文学活动。七十年代的铅山县城，晨起群鸦噪林，暮至满城倩影，令我甚是惊奇。
会余，邻县文艺站一老师建议我的长诗可命名为《风雨梨园》，大自然的风雨锻炼考验了梨园，阶级斗争的风雨锻炼了一代新人。如此这般，立意就深刻了。而分组讨论的意见挺尖锐的，说同走资派没有正面冲突；说七八九月份翻案风刮起，写梨园丰收十分不妥；说某个正面人物成了木偶；说矛盾的线条混乱，中心事件经不起推敲……为会议压轴的是出版社编辑讲话，讲话核心内容是，矛头要紧紧对准走资派，不能虚晃一枪。散会后，我搭乘人民公社的拖拉机离开铅山，去上饶乘火车回家。在拖拉机上晃得很实在，五脏六腑差点没颠出来。如今想来，心里一惊。拖拉机怎么会成为我等的运载工具呢？若是会议主办方安排的，别是启示作者该怎么对待走资派吧？
六月份的梨园，真的是风雨梨园。台风一来，满地落果。台风接踵而至，落果层层叠叠。尚未经过糖化期的落果，淡乎寡味，只能任其腐烂成泥。梨园里弥漫着浓烈的酸臭气息。
农场的梨园里，早、中、晚熟品种都有。早熟的，六月底便可陆续采摘，晚熟的，拖不过八月份。根据我的记载，文艺站的老师惦记着《风雨梨园》，曾于十月初徒步十余里来到农场，向我面授机宜。意见比从前更多更系统。于是，那部长诗和我的信心，都像秋天的梨园一样，黄叶片片坠地，随风飘去。
当年的上饶地区工农兵文艺站真是活跃。其后的一年间，我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竟达三次之多：诗歌和歌曲创作学习班，赴井冈山参观学习，新国歌创作会议。
我所在的小城是全省恢复高考的试点县份。过考后没几天，由镇革委会政治部（而不是文艺站，以体现领导重视）亲自召集作者开会，布置新国歌创作。那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歌曲征集活动，意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国家主人翁的作用。新国歌要求：鲜明地表现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往开来，承前启后，为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奋发图强的时代精神和战斗风貌；歌词要求精炼；曲谱要求庄严雄壮，有民族风格，易记易唱。
三天之后，当地选中我，让我携词作去上饶开会。地区文艺站同样退隐于幕后，会议由政治部主办。
不知为何，我极为吝惜笔墨的日志恰恰在这次会议期间突然中止了，绿皮封面的小本子上从此记的是，北京和上海一些现代化养鸡场的鸡舍设计，青年鸡、蛋鸡的饲料配方。
如今，面对那一份份很细致的配方，真是匪夷所思。要知道，其时高考录取通知书可能已经上路，我怎么还会惦记着农场一再闹鸡瘟的养鸡场而不顾新国歌呢？
工农兵文艺站呕心沥血抓的重大题材创作，好像没有一件能横空出世，包括我的《风雨梨园》，均胎死腹中。
不过，忆起文艺站，心底自有别一种亲切。因为它，我结识了文学，结识了好多老师和作者。所以，我敢说，网上搜索到的文学书刊里一定有我熟悉的姓名。
那年头，文学是可以一块敲门砖的。有不少知青，正是因写作而改变命运。我也受益于写作。拿到手的好处是，镇革委会召开三级干部大会、群英会，调我去大会材料组，凭着笔杆子，吃了好些天的会饭，省下农场食堂的不少饭菜票。甚至，镇上准备调我回城，去宣传部门工作。若不是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同样也会因写作而改变知青身份。
几年前，我读到一本年近花甲的诗集，题《知青岁月》。里面的许多诗作已经三四十岁了，是那个远逝时代关于情感的断简残篇，是一个人的背影和心情，为众多知青回顾历史、回望人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心灵线索。作者以劳作入诗，以日常生活入诗，以乡村人物入诗，以点点滴滴的自我感受入诗，诗歌仿佛是他的青春日记。可以想见，在插队落户的艰辛岁月，诗歌成为作者最忠实的青春伴侣，写诗是发自内心的倾诉，也是对自我内心的一种抚摩。于是，在只有“竹片做隔篱”的知青宿舍里，一豆灯火，照亮了既充满青春冲动又不无青春彷徨的诗心。
不由地联想到自己。那时候，我写下数千行诗，最初总是礼赞广阔天地里的杜鹃花紫云英马尾松什么的，工农兵文艺站批评我的诗充满“小资情调”，弄得我挺委屈的。后来，我的诗歌就成了在“大我”、“小我”的积木之间平衡关系搭起来的小房子，我把自己关进了这样的小房子里。我怎么就不懂得用诗歌来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呢？
这番感慨，毫无抱怨文艺站的意思。当年的文艺站也无奈。正因为如此，我倍加感恩于文艺站里的两位不露声色的播火者，那些私密的文学教诲。要知道，并非所有地方的文学作者都会如此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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