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个故事就能想见她的美丽了。

    我从前在国营垦殖场的分场管伙食，也管着开饭之后就无人问津的一栋空房子。除了冬季总场会调集劳力来此修水库、挖树坑外，平日里来食堂打饭的单身职工，要比梁上的麻雀少得多。麻雀也少。

    分场是刚刚划归垦殖场的公社农场，那些老农拖家带口的，谁愿意吃食堂呢？几个单身职工通常是打饭回屋吃。不小心飞进食堂的麻雀，噪闹一番，鼓翼便走。麻雀嫌饿得慌，也嫌闷得慌。

    食堂一端有两间房子。都应该算库房，一间贮存着粮油菜，另一间存放的是账簿、饭菜票和我，是我的寝室兼办公室。当食堂管理员的好处是，可以脱产，不用下田上山受累。不过，众口难调，这是个受气的活儿。

    没多久，垦殖场要调我去相距二十多里的总场当会计，从总场那边选了个同样读过高中的职工来接替我。那是年近三十的女性，其丈夫在克拉玛依，长期两地分居。我向她移交食堂的帐目和钱物，很费了些时日。原因是，她虽然高中毕业，却没上过几天课，她长得太漂亮，演出呀讲解呀礼仪呀，都得用漂亮。所以，由她接管食堂，我得先替她辅导算术，从珠算教起。她常常红着脸解释，她没学过珠算。怎么可能呢？比她矮几届的我，至少换过三把算盘。她笑眯眯地翘起玉指，捏住了羞答答的算珠子，算珠子随她的睫毛一块儿扑闪。

    移交自然是在我的房间里进行的。那些天里，百忙之中的场长一直陪着我们，养鸡场闹鸡瘟不管（锲而不舍地连年养鸡，肉鸡未见出栏，蛋鸡不曾下蛋，都瘟死了），架高压线资金紧缺不顾（养的是洋鸡，叫白洛克，挺娇贵，没有恒温的环境，它们宁肯发瘟），整天就蹲在我们的腿边，逗美人的女儿玩。

    交接完毕后，我感慨道：你这么喜欢小孩呀！我其实想说，那女孩既不好看也不可爱，逗她岂不是没完没了地替她擤鼻涕抹泪？

    场长正色道：我是为你好。大家都出工去了，这里空空荡荡，就剩下孤男寡女，好吗？你太年轻，我怕你上当。你一个知青，二十啷当岁，将来前途远大。你看她眼睛，是个埋人的窟，怕你掉进去！

    场长辛苦了。

    场长是个好人。场长后来威严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恢复高考那年，我所在的小城是全省的试点，我获知此事已来不及复习，匆匆上了考场。总场离小城有十多里地，考场设在城里的中学校。我最有把握的就是政治，在知识荒芜的年代，我们不就生活在政治里吗？可是，头天上午考完政治，感觉可能拿不到我预期的高分，想想下午是考已丢掉六年的数学，心里发怵了，逃也似地回了总场。午饭后，被场长发现，他一把揪住我，厉声喝问为什么临阵脱逃。我支支吾吾地解释一番后，他竟上纲上线，给我扣帽子。被他吓着了，我骑上他的专车——一辆铃铛崭新、别处破烂的自行车，一路狂奔，途中还得跨过信江上的浮桥。赶到中学校门口，第一遍铃声响了，闯进考场，恰好第二遍铃声乍落。

    由此看来，甘当联防队员的场长真是为我担心为我忧。

    得到场长的警告，有一阵子我经常反思与美人相处的细节。当时不经意的那些细节纷纷突显出来——每当大家出工走了，场长马上就到我的房间里来上工了，他要么坐在床上、坐在我俩的背后抽烟，要么蹲在地上逗孩子，目光却是时刻警惕着；当美人的脸距离我手中的账簿太近时，场长立刻叼着香烟凑过来，腾腾烟雾蒙住了她的眼，我的脸；而当场长暂时离开后，一旦门被女孩闩上，他敲开门进来的那一瞬间，目光尤其扎人。

    当然，美丽既然被人看作邪恶加以防备，一定有他的理由。理由之一，恐怕就是美的强大的蛊惑力，以及人自身脆弱的心志。在反思中，我不免心虚。假如没有悬殊的年龄界限，假如她与遥远的克拉玛依毫无干系，我能保证自己不会搂着所谓的前途一道跳进那个埋人的窟里吗？她的微笑芬芳而甜蜜，让人情不自禁地要做几次深呼吸；她的美貌神秘而热情，让心在算盘上活蹦乱跳，也不识数了。

    这可能是所有男人共同的窘迫。所以，在总场那边，全场上下都挣扎在她的气息、她的声音中，以极端的方式抵御着她的诱惑，冷落她，蔑视她，甚至丑化她。公社农场划归垦殖场后，我第一次去总场，瞄着她的背影，也许我的目光很可疑，当即就被刚刚结识的好心人告知，她姓甚名谁，她在高中、在县文工团如何风流，如何下放垦殖场，如何远嫁克拉玛依。冷静想来，都是漂亮招致的麻烦。然而，蜚短流长把总场那边的女人滋养得光鲜娇媚。鬼鬼祟祟的口口相传，通常是在井台上进行的。井台关涉洗涤，在那里，女人们用井水洗衣洗菜，用传说洗涤男人不安分的心灵和眼睛。去分场管伙食之前，她在总场的林业队。林业队常在井台边取水配农药。打药杀虫，是林业队春天最日常的工作。十多个人，只有一台三人操作的喷药机，其他人各自背一只喷药器。人人都有邀伴使用喷药机的机会，她却没有。谁敢邀她呢？粘在她背上的目光，比梨树叶片上的蚜虫更稠密。她的春天是一只孤独的喷药器。

    最叫人惊讶的是，人们厚此薄彼的那种自觉，以亲疏好恶表达出的那份警戒。他们对另外两位与丈夫两地分居的少妇，长得富有安全感的女人，时时投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出工，有人帮着扛工具；在井边洗衣，有人帮着打水；病了，更有人举家前往病榻边慰问；有的丈夫公然与之打情骂俏，妻子还在一边偷着乐呢。而美人却被孤立着，尽管见了谁，她都打老远笑脸相迎，可得到的回应总是冷冷的，从鼻腔里发出的。尤其那无辜的女孩，打小就没机会学喊叔叔阿姨。办移交的日子里，她老是被场长逗得哭，大概是受宠若惊吧？

    我恰恰是通过观察那只丑小鸭，来窥望美人的命运的。一旦离开母亲的怀抱，女孩便摇摇摆摆冲向宿舍的墙角边，那里竖着为屋顶补漏留下的空的柏油桶。女孩好像特别迷恋柏油的气味，藏在桶后探出头，像附着在桶沿上的一大块沥青。她总是含着手指，警觉地谛听着世界的动静。一双黑色的眼睛好像远在克拉玛依，掠过遥远，不解地张望着母亲碧玉般的美貌和寂寞。也许，女儿正是因此让自己长成一块沥青；或者，那如花似玉的美貌正是因此嫁给了石油。

    可是，我从未见过美人愁苦或气恼的样子，无论遇见的是敷衍、冷漠，还是戒意。她永远笑眯眯，仿佛她就是要以多情的微笑征服一切，征服每天所经历的无数次失败，征服自己的美貌。这可能恰恰就是其狐媚之所在了。回想起来，当她的眼睛和形形色色的警惕遭遇，那神采多么纯净而高贵！

    黑瘦委琐的女孩，不会是爱笑的她不经意间挤出的一滴泪吧？

    其实，总场的职工几乎都是下放青年，高中生多得很。为何偏偏调她去分场呢？分场在山里，偏僻，人少，条件也差，她怎么愿意呢？我一定这么探问过。可我的探问无解。最好的回答是暧昧的一笑。问她，她也笑，笑得却是明亮，像早春一夜之间陡然绽放的满树梨花。

    我调总场后，仍能时常见到她的笑脸。有时是我去分场发工资，有时是她来登门求教。她来的时候，场长尽可放宽心了，哪怕是单独教她作账。因为，场部几间办公室门对门，我的窗户紧挨着场部大门，找我的人都喜欢扒窗探看，更何况，她来了，许多的关切自然会纷至沓来。

    既然美人管着大家的嘴，所有的嘴都有话要说了。批评伙食，批评帐目，批评算盘珠子的笨拙和字迹的丑陋……以至终于有一天，她带着沥青去克拉玛依和石油团圆了。我记不确切了，对她的批评是不是从某次调集劳力去分场会战开始的。

    前几年，我去哈纳斯路经克拉玛依，车在辽阔的油田里迷了路，迷失在由“磕头机”构成的迷魂阵里，迷失在她最后的微笑里。我记得道别时她的眼睛依然多情，依然如包围着总场的那片果园，果园里的明媚的花朵。那是清晨，被她叩开的每扇门只敞着一道缝，很窄，只有声音才能挤进去。她的声音轻轻的，甜甜的，像是从笑眼里发出的。当人们确信她真的要走时，那些门才如释重负般豁然洞开，首先打门里冲出来的是刚下床的花短裤。皱儿吧唧的花短裤。一片庆幸的五彩斑斓，投映在她笑意盈盈的眼睛里。

    车在油田里转悠，我真想停车找个人，打听她那属于江南的娟秀的名字，打听她那像江南一样温柔清丽的声音是怎样交织在粗粝而灼热的风里，打听她那桃红柳绿的美貌会不会长成一路上不时可见的向日葵，那由无数细密的破碎建筑起来的花朵。

    可是，平野茫茫，道路纵横，机井遍布，却不见人影。不由的，我心里一惊：当年调她去偏僻、荒凉的分场，该不是别有用意，该不是为了远避美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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