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赋渔

    1992年夏天，我随南下的人潮，来到广州。下火车时已经是傍晚。在候车室，我买了几份报纸，看上面的招聘广告，等着天亮。

    第二天，我去了六家公司。从最后一家公司出来，我完全打消了找办公室文员这样体面工作的念头。我朝火车站方向走——那是民工的海洋，应该有我的出路。离车站不远的马路边，一堵破旧的墙壁上，层层叠叠地贴着各种各样的广告。我挤在人群当中，身旁挨挨挤挤的都是和我一样背着行李的民工。

    “找工作啊？”我回过头，身后是一个白净英俊的年轻人。他是常州人，邻近我老家，一个省的，算是老乡了。他介绍我去他所在的服装厂。

    公共汽车朝三元里的方向一路开过去，我们在一个远而偏僻的站台下车。拐了两个弯后，走进一条窄窄的小巷。小巷的尽头，有一扇铁皮门。敲门进去，里面是一个不大的院子，四间房屋。他指指我，朝一个站在门口的瘦黑的中年人打招呼：“是我老乡。”中年人嘴唇上的小胡子动了动，像是笑了，没有说话。

    老乡安排我住在最右边房间的阁楼上。

    阁楼矮矮的，只能弓着腰。地上是木地板，空空荡荡。然而当晚竟热闹起来，上来六七个人，有男有女，显然跟我一样，都是被介绍来打工的。

    最左边一间房子是厨房，卖一元钱一碗的河粉。晚饭过后，小胡子将我们集中在院子里讲话。我终于弄明白，进工厂前必须先培训，培训必须先交培训费。我们这伙人中，嗓门最大的是个一口湖南腔的小伙子，他嚷嚷着，说不学了。我的老乡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嗵”的一声，他倒在地上。于是，所有的人在另外两个小伙子的看护下，到中间那屋子交钱，一人200元。

    我朝老乡走过去，递给他5元钱，说只有这么多。另一个年轻人走过来，打开我的旅行包，拎着底一倒，衣服和十多本书，掉在地上。这么多的书，让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小胡子站在一边冷冷地看着我，抱着肩，一动不动。我弯下腰，慢慢从老乡的脚边捡起我的衣服和书。

    这一夜，阁楼上的人或坐或躺，几乎没有人睡觉。第二天一早，小胡子说，一切都是自愿的，你们，可以走也可以学。他指指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所有人都走了，除了我。我不可以走，因为没交钱。

    我的钱藏在裤腰上一个做好的补丁里，可是这时候交出来也已经晚了。老乡拉我坐在树荫下的凳子上。他说：“没想到，你还是个读书人。老大是看重读书人的，我们一起干吧。”

    我摇摇头：“可能你不相信，我到广州来并不是为了钱，我是想找一个机会。到底我要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你们让我做的事，我一定不会做。只要做了一件，我这一生就完了。”

    我和他谈我的经历，谈我对未来的打算。他默默地听着，没有插话。最后，他把总放在口袋里的左手拿了出来，放在我的面前。无名指没有了，被齐根斩断。“以前，我也像你一样，经常会想自己将来要怎样怎样。因为别人欺负我妹妹，我跟他们打架，手指被砍断了，我也捅了对方一刀。我在外面躲了两年，没有人知道我是死是活。”

    第三天，天还没亮，他来喊我。他打开铁皮门，让我赶紧走。他递给我一张纸条，说上面写着他家的地址和他妹妹的名字，他说：“如果有一天你到常州，你告诉我妹妹，我好好的，在一个厂里上班。”

    铁皮门无声地在身后合上，微雾的清晨里，只有我几乎渺不可闻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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