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爬上梯子,在房顶闲逛。高原的土木房屋低矮,房顶平展,富贵人家留下来的松木大房才有房脊,中央躬起,仿佛瘦猫的脊背。我家的房顶自然低矮,如同甘肃永昌的火柴盒子。我看见曾经残留在房泥中的青稞此刻正抽出绿芽,柔弱着春天。大板夯筑的土墙,它的褶皱里是去年的青苔,面朝东南方向的杉木大门上是羊的齿痕,院子里栽着还没开花的樱桃树。我在房顶上浪掷童年时光,没有丝毫悔恨,并且自鸣得意:你看整个村子,现在全在我的脚下,它们后靠山,前依水,四仰八叉仿佛一个晒太阳的披着褐色衣衫的懒汉。
轰隆隆的声响来自东边,我以为是雷声自天边滑落。但是,扭头,我看见了死亡。声响与死亡之间,不需要多少过程,小说才会叙述它。我首先看见饲养院几间房子的死亡(房子没有生命吗?有:“这房子寿命可长了”),它的尸体摊开来,没有力气的散落在阳光中,黑色椽条,黑色柱子,熏黄的檩条,并不端正的大梁,干硬的房泥,陈年草茎,它们失去了结构和形式,一切都空了。人们喊叫着,扔掉他们肩头的背篼。他们刚刚还在为这些房子挖去积攒在地面上的牛马粪,他们是要房子们更好更持久地活下去,但房子不干了,死亡是一种断然反抗。然后我看见红色的毯子。纯正的大红,像父亲泼在地面上的一摊红漆。红色的毯子盖在女人身上,女人像一朵虞美人那样躺在灰尘叫嚣的院子里。夏秋时候,我家院子中四方的小花园里总会开出些深紫浅红的虞美人,当然也会开出些罂粟。它们的叶茎裹满淡绿的绒毛,仿佛蜘蛛的细腿。一场急雨过后,花瓣们掉在泥土上,拽着它们的艳丽不撒手。你看花的死亡跟房子的死亡不一样,女子的死亡又跟房屋的死亡不一样。
那一年,我留下记忆的并不是那场意外事故中死亡的女子,但我记住了那一年的红毯子。你要知道四月份的高原还是一片苍黄,寒烟仿佛雨雾笼罩远处山梁,尽管人间的四月已是燕在梁间呢喃。冷凉的风依旧在河谷和山顶盘旋,仿佛一些不怀好意的小兽。天空的云还没有扎成棉花。土壤穿着冬天的旧衣裳,墙壁上斑驳的白色圈里是毛主席语录:“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见过纸老虎,它藏在父亲学画的草纸上,神情倦怠,猫一样躲藏,但是我不知道帝国主义。那一天盖在女人身上的红毯子在四周的荒寒中格外醒目。上学后我读到“突然晴天里一声霹雳”这句诗时,想着霹雳的样子也就是那一年红毯子的模样。
诞生怎么样,死亡又怎么样,它们也许和成长、上学、结婚、生病一样,和豆荚里的籽粒一样,和山洼里的野草一样,和天空遥远的星星一样,它们只是一部分,涵盖不了整体,它们偶尔变化,但并不表示它们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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