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
中国模式问题，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首先是由国外学者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并明确提出来的。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东西方“冷战”，一些国外学者不仅关注东、西方发展模式问题，而且开始关注“后工业社会”发展问题，这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根据中国学者的研究，最早探讨中国发展模式的也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在20世纪70年代末编著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就集中分析、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利因素及主要障碍等问题。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在1968年出版的《传统、变革与现代化——对中国经验的反思》一书中，从传统社会文化的秩序特征以及中国社会变迁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发展的路向问题。国外学者的这类研究，可以说是当前中国模式问题研究的前奏。
一般地说，中国模式问题真正得到关注，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特别是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问题才成为一个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并不断取得巨大的成功，中国的发展开始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罗斯的“西化”式改革并不是很成功，于是，中国模式问题便变得越来越热。1993年4月，美国学者乔·克莱因在分析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时就把“渐进性改革”列为首位，并把它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对峙起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93年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循序渐进地实行市场经济的改革战胜了苏联集中推行的休克疗法。1998年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亨利·朱发表文章认为，在今天全球陷入经济动乱之时，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正在重新评价对自由市场的看法，这时，中国模式看起来是十分明智可取的。[1]这一时期的文章，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重点，集中放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比较研究方面。
在西方的研究论著中，有许多用来形容“中国模式”的词汇，例如，市场社会主义、后社会主义、威权资本主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学者乔舒亚·库伯·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雷默2004年5月7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反意义上的“北京共识”。同年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智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雷默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由此引发了中国模式热。
雷默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和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称为“北京共识”，并把它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集聚能量。雷默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重塑国际秩序，中国发生的事情正在改变国际发展、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整个图景。[2]
雷默的研究报告很快引起国际社会的积极反响。2004年5月20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络版发表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2004年5月24日，墨西哥《每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2004年5月27日，英国《卫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
“北京共识”命题的提出，使人们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研究中国模式问题。即从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模式问题，进而探讨人类社会发展模式问题。人们从当代科技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着眼，从各国最新发展现状出发，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的优劣，试图对当代社会发展模式问题提出新的看法。
这一讨论过程，可视为中国模式问题正式成为国际性热点问题的过程。也可视为将中国模式问题泛化为重新探讨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新起点。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发展模式问题的关注进一步升温，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讨论中来，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讨论也越来越深入。“中国模式”成为国际媒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
第二节 焦点问题：有无中国模式
“北京共识”提出后，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中，很快出现了一个焦点问题，即有无“北京共识”？这个问题在国内外有不同的解析。
一、有无中国模式：中国模式问题的国外解读
（一）中国模式的国外解读
中国模式在国外有许多种解读，根据本书的主题以及上面的分析，下面侧重分析三种主要观点。
1.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并关注其创新点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上述“北京共识”概念的创造者雷默的观点为代表。此外，一些专家学者发表了许多与雷默相近的观点。比如：美国智库之一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对“中国模式”作出了如下的解读：“中国模式”最重要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优先。这一模式不但解放了官方意识形态，而且也保留了被称为“经济稳定器”的主要银行与大型国有企业。此外，地方政府享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自治权。换言之，“中国模式”是实用、自由和市场竞争力的结合体。
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乔纳森·霍尔斯拉格认为，“中国模式是上个世纪以来最为成功的”。他认为，“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主要有4条：第一，通过将廉价劳动力与东亚市场充裕的资本相结合，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独特的机遇之窗：一项被证明非常有效的战略；第二，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后，继续实行开放政策，与许多19世纪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过渡期治理则相当成功；第三条是成功的外交；第四条经验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巨大的创造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需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个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就可能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3]
显而易见，上述观点是研究者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以关注社会发展模式研究的态度来研究中国模式问题并承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
2.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或者极力贬低中国模式
在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总是有一些人习惯于从“冷战”思维出发，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敌意。他们或者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或者极力贬低中国模式的创新性和先进性。美国右翼智库企业研究所2007年底出版的《美国人》双月刊发表的署名文章，对“中国模式”作了这样的分析：中国模式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是效仿自由经济政策的成功要素，……第二部分就是允许执政党保持对政府、法院、军队、国内安全机构以及信息自由流动的牢牢控制。”他们认为，描述这一模式的一个较为简捷的方式是：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他们不能否认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只好通过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模仿西方市场经济的结果，同时强调中国存在“政治压制”，甚至干脆说中国存在“专制”、“独裁”来贬低中国模式。他们不能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但是极力贬低中国模式。
而有的学者，则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2010年2月18日美国《华盛顿日报》网站发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媒体研究员本杰明·泰里的文章《思想斗争迫使西方后退》，文章援引剑桥大学太平洋研究项目主任、尼克松研究中心著名研究员史蒂芬·哈尔伯的话说，“中国带来的经济和军事挑战十分严峻，必须予以密切关注……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认清或明确中国所构成的观念挑战，它的市场权威模式比美国的产品、也就是市场民主对第三世界政权更富有吸引力……”。“哈尔伯主张设立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中央政策部门并改组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处理重大威胁，A级和B级的。中国是A级威胁’”。[4]2010年3月23日，日本《富士产经商报》发表文章认为，“北京共识”“实际上并不存在”。“认为中国‘将取代华盛顿共识，是可复制的经济发展模式代表’的观点并没有理解该国的复杂性，‘北京共识’这一假说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国内外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本质的不同见解”。[5]
显而易见，上述观点是按“冷战”思维从东、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相互斗争角度来看待中国模式。笔者撰写本书过程中，正好发生了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欧美国家又借撞船事件鼓吹“中国威胁论”。[6]怀疑中国、唱衰中国、否定中国或捧杀中国和误导中国，等等，是西方一些人的惯用伎俩。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和发展，必定会招致非议，13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必定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3.关注中国模式的发展，重视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
这方面的文章很多，以一些有敏锐观察力的官员和著名学者的观点为代表。2003年4月29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访华之后》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公式：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的技术管理”。文章援引久加诺夫的话说，不仅俄罗斯共产党，整个俄罗斯社会都应当从我们的近邻中国的发展中汲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这对理解15年来世界发生的根本变化至关重要。[7]2004年底，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在《远东问题》第5期发表了《中国现代化经验的国际意义》一文，认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成功解决深刻的国内及国际矛盾的经验，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鲜活的榜样，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为它们发展与中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中国改革开放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提出了解决中国国内和国际发展之间的社会经济矛盾和不同文明冲突的最佳模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主席恩里克·凡胡尔在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网站7月31日发表文章，题目是“北京共识：发展中国家的新样板？”文章说，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结果之一是“中国模式”的浮现。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北京共识”可能会最终替代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虽然因为中国的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点，“中国模式”很难被复制，但中国经验仍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题为《中国新经济模式将使各方受惠》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正在试图摆脱一直实行的出口带动型增长战略。……“它正努力建立世界水平的体制”。[8]
上述权威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论点，从一个层面说明，中国模式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它对世界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国外学者热衷研究中国模式问题的缘由
国外学者为什么关注中国模式问题，这很难准确解答。一般说来可作如下解释：
1.出于对东西方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的需要
历史地看，国外有相当多的学者特别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理论问题的研究。自文艺复兴以来，具有世界影响的创新性概念和社会发展理论——诸如《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后工业社会”理论、“第三次浪潮”理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地球村”概念、“经济全球化”等等，都是欧美学者提出来的。20世纪60年代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就是这种学术性较强的发展模式研究。西方重视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传统，也在一些官员身上体现出来。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金融家沃尔芬森在回答记者关于民主与扶贫的关系时说：“有证据表明，透明度和民主也是有作用的。但是，也许这不是唯一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果拥有一个像中国那样有效的政府结构，就会有一个较好的结果。必须考虑到地方文化和历史。”这也可以视为从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角度看待中国模式问题的具有权威性的观点。
2.出于欧美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需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对中国采取什么态度便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选择中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中国模式自然成为重点研究对象。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2005年5月与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说：“我总是告诉我的美国朋友们，那就是让中国自主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基辛格说，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顽固地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苏联模式，“一提到共产主义，他们头脑中便出现了根深蒂固的消极形象，而且从不允许这种形象向好的方面转变。但是我不能同意”。显然，这是从中美关系的战略选择角度看待中国模式问题。
3.出于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及其影响的关注
前述默雷“北京共识”的观点即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2007年1月曾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这显然是从中国模式对世界和未来的影响角度看问题。
发展模式研究是与人类社会发展模式选择直接相关的，是一种大战略研究，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000年，《财富》论坛在我国上海举行，主题是：未来中国50年。这样的论坛主题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欧美国家对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视程度也可见一斑。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模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国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高度关注中国模式问题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和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由此可见，中国的发展早已引起发达国家的重视，出于发展战略考虑，他们早已把中国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二、有无中国模式：国内中国模式问题研究
国内专家学者如何对待中国模式问题研究呢？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模式问题研究在国内远比国外平淡。在这里，所谓“平淡”，主要是指缺少具有理论深度的研究成果和有意回避中国模式问题研究。这是我国理论界必须面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一）中国模式的中国解读
国内关于“中国模式”的解读存在很大分歧。关于这种分歧，有学者作了如下归纳：总的来说，在中国内部，对“中国模式”存在着很大分歧，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认为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并且这个模式较之西方模式优越；第二种，不承认存在着“中国模式”。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尽管中国市场转型的发展策略有自己的特点，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在大的方向上与90年代全球市场化改革进程基本一致，只是实施方式与其他国家存在差异而已；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未定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提出中国模式具有局限性，大致表现在：第一，模式本身的局限性；第二，中国模式一词被青睐，如果仅仅因某些所谓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难以满足学理研究上的诉求，这种理论“创新”与中国改革发展现实不相符合；第三，中国模式对中国长远发展的不利之处在于：首先，拔高中国阶段性的发展经验，将制约中国的持续发展；其次，将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显性对峙，不利于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再次，中国模式的国际示范，可能会因国情差异导致水土不服。
笔者认为，关于中国模式问题，国内的研究或解读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缺少独创性的一般性研究或解读；另一类是出于政治谋略且缺少自信力的应答式研究或解读；第三类是从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角度来研究中国模式问题。
1.缺少独创性的一般性研究或解读
国际上兴起中国模式问题研究热以后，国内有一些学者开始重视中国模式问题的研究，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文章。综观这些文章，除了一般性地介绍中国模式问题、讨论中国模式内涵外，缺少自主研究、缺少科学研究精神，没有什么创新观点，基本上是模仿了国外学者的基本观点：一种是认为存在中国模式；一种是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如上所述，认为存在中国模式的，往往有一种民族自豪感，甚至存在一种简单的社会主义优越感。而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的，则往往有一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自卑感，甚至还有一种“假洋鬼子”的腔调夹杂其中。这方面的文章较多但很平淡，不一一列举。
2.缺少自信力的应答式研究或解读
这方面的研究或解读集中于被称为“官方”解读的相关文章。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在2009年12月7日发表4篇探讨“中国模式”的文章，对“中国模式”基本持消极评价。4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可简述如下：
李君如在题为《慎提“中国模式”》的文章中认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讲，他并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而是主张“中国特色”。“邓小平曾经希望我们到2020年，中国各方面体制能够定型。但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体制还没有完全定型，还在继续探索。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
赵启正在《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一文中认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所以，我们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就得十分小心，我更倾向于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
施雪华认为：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关于中国特色发展经验和道路，简称“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比提“中国模式”更加科学、合理，也给未来“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有可能上升为“中国模式”留下余地和空间。
邱耕田认为，当务之急是注重科学发展，并强调：中国的发展是一种高代价的发展，如果这种发展的高代价性被“中国模式”所包括，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应当是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的；如果不被包括则又说明了所谓“中国模式”的片面性和不符合实际性。
2010年12月23日《中国教育报》第五版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李慎明和中宣部理论局何成、宋维强的文章：《“中国道路”的六个内涵》。作者认为，“‘北京共识’是西方政界和学术界的话语体系中的提法，本质上并不存在。‘中国模式’的提法，一是给人有完成式和不再发展的凝固之感；二是有加强、推广和扩张之嫌；三是我国经济已高速发展30余年，但仍有1.2亿贫困人口，其发展方式亟待转变，也很难说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并且这一发展方式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而采取的举措，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但很难‘复制’。因此，我们认为提‘中国道路’为宜。”
此五篇文章的观点，是典型的出于政治谋略且缺少自信力的应答式研究或解读。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回应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另一方面是告诫国民不要盲目乐观。但从科学研究和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角度看，其观点既缺少客观事实依据，又缺少应有的理论勇气，难以让人信服。试想，所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等等，都是发展成熟以后才正式提出并在全世界流行的吗？绝对不是！理论研究受制于政治谋略的学术研究环境和“不敢为天下先”的文化背景，是我国鲜有理论大师的症结所在。联想到中国经济学界鲜有关于中国经济总量在多少年后将超过美国的专家学者论点，难免让人心生中国人是否失掉了自信力的疑惑。
3.从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角度来研究中国模式问题
与上述两种研究态度不同，国内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对中国模式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发表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中共中央党校著名科学社会主义问题专家赵曜教授认为，中国模式挽救了世界社会主义。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美国，也挽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苏东剧变，社会主义遭致前所未有的“大挫折”，而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出现“新局面”。
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在近年来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格外关注，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吴海江在《“中国模式”实质、普适性及挑战》一文中提出，正确辨识“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合理评价“中国模式”的普适性，对于推动“中国模式”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论自觉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他认为；在“中国模式”的意义问题上，强调“中国模式”只是一种地方经验或强调“中国模式”具有普遍的适用价值，都是非辩证的观点。实践证明，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找到了一条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仅解决了本国的问题，也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
2010年9月15日《人民日报》以问答形式发表了《如何理解“中国模式”》一文。在此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认为，“中国模式基本成熟”。“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四主型制度”，在政治建设上体现为“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在文化建设上体现为“一个体系、两个主体”，在社会建设上体现为“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这可以说是关于中国模式内涵最完整的表述。在这篇访谈文章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在回答如何看待“中国模式”这个问题时认为，“中国模式”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在印度和中东一些国家，“中国模式”受到高度肯定。就是在美国，也有学者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从实践意义看，“中国模式”也许不完全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毕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值得他们思考；从理论意义看，“中国模式”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论点以及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论。[9]
201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包心鉴的文章：《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体现》。文章虽然没有使用“中国模式”而用“中国道路”，但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肯定中国模式。这是问题的实质。
（二）在国内，中国模式研究为什么如此平淡
一般地说，中国模式的研究在国内反而比在国外平淡，应该说，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理论研究风气不正
毋庸讳言，理论界存在一种浮躁气息，突出地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不下苦功，凭一己之见，泛泛而论；二是借用国外专家学者的某些观点，添油加醋，调和成鸡尾酒式的文章；三是顺乎政治策略的需要，写一些应付时局的文章；四是迎合某些方面的需要，写一些批评时政、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等等。一般地说，在发表的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文章中，有一些就属于这一类。严格地说，这些研究成果有一些启发作用，但没有太多的实践指导意义，更谈不上深远的理论意义。
2.出于政治谋略，避免引起争论或引人注目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或方式等方面，一直遵循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允许试”、“不争论”的方针行事，极少在“姓资”与“姓社”等有关发展路向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以免引起争论。在国际事务和国际宣传方面，则遵循邓小平“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方针，尽量少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强调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量低调行事，以免引人注目，过早地遭人反制。这种政治策略在有关中国模式这类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上也必然会反映出来。如上所述，这种由政治策略转化而来的理论研究策略，往往会给人留下缺乏自信力的印象。
3.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需要时间
中国模式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涉及的问题太多：从理论方面看，首先必须研究它的理论渊源；其次要探讨它的基本定义和内涵；第三，要深入研究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第四，要深入研究它与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的关系，等等。从实践方面看，首先要确定它的起始时间；其次要概述它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特点；第三，要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说明它取得的突出成就；第四，从发展态势看，它对世界和未来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还仅仅是中国模式问题研究的主要问题举例。由此可见，中国模式问题研究需要时间，目前表现平淡不足为怪。上述《人民日报》发表的访谈文章虽然已表现出相当的理论功底，但是，与中国模式问题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复杂性相比，只能说是中国模式问题研究的良好开端而已。
从现有研究成果看，中国模式的有无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但仍然没有彻底解决。而中国模式的概念、内涵、特征、影响力等方面的问题，其研究还刚刚开始，远远没有解决。现实地看，中国模式问题已经不可回避。笔者认为，在此问题上如果我们表现出过分的平淡，这对于一个处于全球化背景下高速发展状态的大国来说，将是十分危险的。
第三节 中国模式研究：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在中国模式研究问题上应采取什么态度？这涉及对中国模式的认识。一般地说，如果认为中国模式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个别发展事例，那么我们一般地做些研究就可以了。如果认为中国模式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全新模式，那么，我们就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客观地分析，中国模式将会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创新型模式，及早开展积极稳妥的科学研究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来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把握中国模式问题的实质，以积极态度开展科学研究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对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运行模式的系统性改造。现在，30多年过去了，这一系统性改造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模式显现出抗拒危机的巨大威力，国外一些专家学者和政治家已经感觉到中国模式对欧美模式的挑战性。这就是国际上出现中国模式问题研究热的背景，也是我们必须重视这一问题的国际背景。
中国模式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中国模式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模式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同时，要对它的基本特征、完善程度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入研究；还要针对它的普适性价值问题、即它对世界和未来的影响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和前瞻性研究。当然，除了进行整体性研究外，还应就它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的特点和优缺点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由此可见，中国模式问题不是一般的国家发展经验问题，而是有关社会发展模式比较和选择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从理论层面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人类社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的角度对中国模式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并以此积极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科学发展，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从实践角度看，中国模式正处于发展初期，远没有定型，具有不完善和不稳定性，在实践中发展和不断完善这个模式，是需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之长期努力奋斗的伟大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理论作指导，中国模式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
中国模式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就我国的基本制度和文化传统来说，我们不仅要积极引导专家学者就中国模式问题展开个性化的研究和讨论，而且要组织一批专家学者，就中国模式问题展开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并组织或参与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还应把中国模式研究不断引向深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世界金融危机对欧美国家的冲击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开始显示出它的优越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切不可因谨小慎微、瞻前顾后而错失历史良机。伟人毛泽东曾豪迈地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经过建党、建国以来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始显现出这种能力。对此，我们应取积极的、科学的态度。说到底，这也是对7000多万中共党员和13亿多国民的积极引导问题。
二、摒弃浮躁气息和中国模式问题上的意识形态之争
中国模式研究，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及其发展而展开的科学研究，一定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即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这个实际，同时还要联系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第一，要坚决摒弃理论研究上的浮躁气息。如上所述，中国模式问题，要从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历史发展的角度、从中国模式与世界上其他模式的比较分析角度去研究，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角度去研究。要摆事实——摆现实社会发展中、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事实，用事实说话；要用数据说话——用现实社会发展中、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数据说话。同时，要特别警惕简单罗列事实、运用一些简单数据来“论证”中国模式这样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当然，更要防止那些从理论到理论、引经据典、貌似强大的理论研究。因为，这样的理论研究只会把问题引向肤浅和庸俗，对中国模式的发展和完善毫无用处。第二，要防止和摒弃中国模式研究问题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在中国模式问题上，国外有人习惯于“冷战”思维，无端攻击或否认中国模式；国内也有人盲目崇拜西方模式，极力否定中国模式。与此相反，国外有学者鄙视“华盛顿共识”，有点过分赞赏“北京共识”；在国内，有的专家学者出于某种情感和思维惯性，在中国模式问题上表现出太多的社会主义优越感。这种研究态度虽然主观上是好的，但客观上往往有害处，也是不可取的，必须加以克服。
三、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目的和基本态度
就中国模式展开科学研究，其目的不是宣传这个模式，更不是推广这个模式，而是不断完善这个模式，促进中国模式科学发展。所以中国模式研究的重点不仅仅是总结已有的成绩和经验，而是要重点研究这个模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足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是中国模式研究应取的基本态度。
综观国内外中国模式研究的主要论点，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即：中国模式之所以受人关注，除了前面所述原因外，还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功，这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第二，世界金融危机使欧美模式（“华盛顿共识”）备受打击，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性市场失灵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发展是不是应该有新的发展模式与之相适应？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是在如下三个方面，即中国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复兴，加强对市场的科学有效调控、成功抗击世界金融危机，积极探索当代科技发展条件下的发展模式创新等三个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如何完善和丰富中国模式，这很有可能是人类社会进步事业发展过程中最新的、也是最伟大的探索。这样我们回到本书的主题：中国模式研究极为重要，这不仅仅涉及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同时也涉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问题。就此问题开展积极稳妥的科学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步发展，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注释：
[1]徐崇温，《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改革和中国模式的讨论述要》，载《新华文摘》2010年第二期，第151-152页。
[2]徐崇温，《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改革和中国模式的讨论述要》，载《新华文摘》2010年第二期，第151-152页。
[3]郑永年，“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什么”，新加坡《联合早报》5月11日，《参考消息》2010年5月13日。
[4]《参考消息》2010年2月19日。
[5]《参考消息》2010年3月24日第16版。
[6]《参考消息》2010年9月30日第16版文章：《西方借撞船事件鼓吹“中国威胁论”》。
[7]徐崇温，《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改革和中国模式的讨论述要》，载《新华文摘》2010年第二期，第151-152页。
[8]徐崇温，《国际社会关于中国改革和中国模式的讨论述要》，载《新华文摘》2010年第二期，第151-152页。
[9]参阅程恩富、辛向阳，《如何理解“中国模式”》，载《人民日报》2010年9月15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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