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华山论剑：中国模式的概念之争
关于中国模式的概念，目前仍然存在概念之争。我们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正面观点，作为中国模式概念的权威观点。
一、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概括
到目前为止，国外许多著名学者从不同角度概括“中国模式”。
1.雷默对“中国模式”的概括
雷默认为，中国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和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称为“北京共识”。那么，他所说的“北京共识”是什么呢？雷默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有空想，它是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北京共识从结构上说无疑是邓小平之后的思想，但是它与邓小平的务实思想密切相关，即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求变、求新和创新是这种共识中体现实力的基本措辞……”雷默认为，中国的崛起正在通过向世界展示新的发展和力量原理重塑国际秩序，“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不只是中国模式，而且已经开始在经济、社会以及政治方面改变整个国际发展格局。”[1]
深入分析雷默的文章，我们不难看出，他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与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同，与倡导“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即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同。这个模式是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它既具有获得现实成功一面，同时还具有赢得未来的一面。
在这里，有必要对“华盛顿共识”作一概述，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
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
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
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④实施利率市场化；
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
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
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
⑨放松政府的管制；
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发展模式，通过对“华盛顿共识”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有更为全面清晰的理解。
2.郑永年对“中国模式”的概括
2010年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的专著：《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在该书中，郑永年从如下13个方面论述中国模式：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人本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型和中国模式；民主化的中国模式；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模式；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放权改革：中国的中央、地方与公民社会；必须保卫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政策；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农民与民主：村民自治研究中被忽视的关键点；中国要从新加坡模式学习些什么等13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模式问题。郑永年认为，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显而易见，郑永年更多的是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角度来概述和研究中国模式。即现实地概述中国模式的具体运行及其鲜明特点。当然他也十分重视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认识和概括中国模式。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强调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要有历史感。他说，“中国模式需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个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
3.凡胡尔对“中国模式”的概括
西班牙驻华使馆前商务参赞、西中企业家委员会主席恩里克·凡胡尔认为，“中国模式”优势凸显：中国模式吸引人的地方有两点：其一，就经济危机而言，发展中国家遭受了毁灭性影响，但（中国）不应为其负责。危机发端于工业化国家，是其经济代理人贪得无厌和主管部门管理系统失效的结果。其二，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基于令人瞩目的数据。长期看，中国近30年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革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其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发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凡胡尔还指出，“北京共识”特点鲜明；北京共识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有如下几点：改革政策的循序渐进；面向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对外开放模式；面对意外情况极强的灵活应变和适应能力。最后，中国模式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最不为人知也很少被提起，那就是极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这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关键。
以上几位学者、官员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是典型的从中国取得的现实成就和实际做法角度来认识和概述中国模式。比较客观、直白。
总结概括目前欧美媒体报道的“中国模式”的主要观点，我们不难看出，所谓“中国模式”，准确而言是对全球化背景下与“华盛顿共识”相比照的中国改革发展道路或发展路径的基本概括。在欧美媒体的报道中，“中国模式”概括起来具有如下基本特征：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是解放思想与制度创新，以经济改革为先导；中国模式的突出特点是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中国模式在发展方式上注重渐进性、连贯性、平等性、艰苦奋斗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模式的基本原则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中国模式包含能够促进中国在政治稳定中发展且治理有效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民主发展模式。
二、国内学者对“中国模式”的概括
近几年来，在关于什么是中国模式这个基本问题上，国内学者基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模式概念进行了概括。
1.一般性概括
程恩富（2009）认为，中国模式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政治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中国的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模式，中国文化模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要内容。中国模式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内容，但核心是中国经济模式，经济模式的发展受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影响。如前所述，程恩富于2010年9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中国模式作了新的概括。
张西立（2009）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走出的一条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之路。这是一条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践基础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奋斗旗帜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的完全新型的现代化道路。
蔡拓教授认为，“中国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回应参与全球化的社会发展模式。这一社会发展战略和模式以一种开放的眼光和世界的胸怀，充分利用、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以建设性的态度对待和参与国际机制，趋利避害，力争最大限度地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条件。离开全球化来谈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模式就没有抓住核心。
2.侧重比较研究强调中国模式特点的概括
有一些学者认为，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中国模式内涵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是有着自身鲜明的制度特色。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虽然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内容，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发展既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选择的集中体现。所谓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30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战略和治理模式，它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统一。“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及其原因的描述与总结。“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从所有制角度来看，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从分配角度来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实行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为主导的双重调节模式；从统筹国内外发展角度来看，实行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强调全方位开放的模式。这些学者还认为，从中国模式基本的概念内涵来看，以下几点是核心和保障：一是国家信用；二是计划和市场的有机结合；三是利益归属。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灵活创新模式，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最大政治特点就是有一个致力于现代化、致力于改善民生的强势政府；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采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模式，推动了大量的改革和创新；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所有的内容背后都有中国文化底蕴的支撑，传统文化价值和管理思想大多在中国模式中得到了体现。从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是中国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发展的基石，同时，中国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发展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提升与传播。
3.强调中国和平崛起的概括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中国模式”的新内涵。突破“中国模式”的纯经济内涵，提出“和谐社会”这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观念，表明了“中国模式”的和平内涵，点出中国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员，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展，还有社会的全面发展，更是全球的和谐共处。“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它所代表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但是，正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与她独特的政治、文化等模式相结合的，也是与中国其他领域中的改革同步进行的，因此，绝对不能忽视这个因素，否则无法完全认识“中国模式”的真正意义，也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根源。西方二元思维的结果必然是把“中国模式”当作一种困扰，总是在一边提倡中国模式值得学习之时，表明中国是“利益攸关方”时，不免在内心深处环绕着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是对的，那是否代表西方是错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会不会淹没西方的发展模式？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崛起必然压制西方的生存呢？突破“中国模式”的纯经济内涵，提出“和谐社会”这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观念，表明了“中国模式”的和平内涵，点出中国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员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全面发展，更是全球的和谐共处。
4.突出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的概括
吴海江认为（2010），“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著名学者俞可平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另有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龙闪研究员）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认为，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对其产生、形成、理论渊源和内涵，以及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作了深刻的阐述。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刘志明认为（2009年提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实现形式。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所谓“中国模式”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本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视这些基本事实的人，就会被中国主张利用外国资本主义、鼓励私营经济和允许小范围地区存在资本主义这些现象所纠缠，就会看不到问题的实质，错误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实质视作“国家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等这类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以上大致是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模式”概念比较权威的观点。综合来看，国内学者们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显然要比国外学者的概括更全面、更深刻，更接近于问题的实质。
三、“中国模式”的科学定义问题
在中国模式问题上的概念之争，与“中国模式”的科学定义问题直接相关。如果能够给出“中国模式”的科学定义，概念之争是可以回避的。但是，如何给出“中国模式”的科学定义呢？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观点，本人认为首先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问题：1.如何以一种科学态度来讨论中国模式的定义问题；2.定义“中国模式”要特别关注哪些问题；3.如何确定中国模式的权威定义。
1.如何以一种科学态度来讨论中国模式的定义问题
从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主要观点看，科学定义中国模式，必须强调客观、公正。以科学态度讨论“中国模式”的定义问题，以下几个相关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第一，谁首先提出这个概念是否重要？以科学的态度，这个问题不重要。外国人首先提出这个概念，只要对中国发展有好处，我们可以采用它，承认人家的发明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概念，都是外国人提出来的，我们都采用了。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一点也没有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也没有降低中国人民的国际地位。
第二，“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有无实质性差别？以科学的态度衡量，没有实质性差别。如果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看做一项伟大的事业，而不把它看成一个僵死的概念，那么，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本来就没有实质性差别。概念之争往往很无谓甚至很无聊。如果认真分析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主要观点，其基本内容也是很一致的。再引述一下两个比较权威的观点：程恩富认为，“‘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四主型制度’”；“在政治建设上体现为‘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在文化建设上体现为‘一个体系、两个主体’”；“在社会建设上体现为‘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2]包心鉴认为，“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进程及其有机统一。”[3]人们基本上看不出二者之间的实质性差别。
第三，关于中国模式，我们重点关注什么？是过多地关注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总结概括，还是更多地关注它的历史进程？以科学的态度来思考，应该更多地关注它的历史进程，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国模式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就是说，要客观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目前，国内外学者大多关注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总结概括。这样，往往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往往更容易受个人主观因素影响，更容易受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影响，因而更难作出科学判断。所以，在如何以一种科学态度来讨论中国模式的定义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先对自己进行一番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训练。
2.定义“中国模式”要特别关注哪些问题
从现在掌握的材料看，国内外在定义“中国模式”时，大多过多地关注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总结概括，而没有更多地关注它的历史进程，在如何科学定义中国模式问题上缺少比较一致的看法。科学定义“中国模式”，首先要强调，这是对一种社会发展模式进行科学定义。既然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就要明确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起始时间；其次，要明确它的主体：中国的模式，中国共产党是领导者，中国人民是实践者；第三，要大致规定它的基本内涵和外延，中国模式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哪些东西可以归入“中国模式”名下？第四，要描述它的一般特点和本质特征，与其他模式相比，这个模式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根本性区别？第五，要高度关注概念内容的合法性，即中国的国家权力机关对中国模式或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如何规定的；第六，要描述它的历史进程：过去、现在、未来，这个模式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综合考虑以上6个方面，才可能给出“中国模式”的科学定义。
3.如何确定中国模式的权威定义
这是一个一般性问题。可以从几个角度分析：从学术角度看，关于中国模式的比较权威的定义是在学术讨论中自然形成的；从政治角度看，关于中国模式的权威的定义一般在中国共产党的某种正式会议上予以明确；从法律依据角度讲，关于中国模式的权威的定义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关于中国模式的定义将是可修正和补充的概念，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把这些方面综合起来考虑：通过学术形式充分讨论中国模式的定义问题，形成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党的会议充分讨论并充分尊重学术界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意见；国家立法机关就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意见的核心内容以法的形式予以明确规定；学术界再综合党的会议和国家法律关于中国模式的意见和规定，形成“中国模式”的权威定义。同时，明确一个基本理念：对权威定义也可以从学术角度进行深入探讨，提出不同观点。这样，对中国模式的权威定义也不会变成僵死的教条，中国模式的科学定义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了。
四、“中国模式”概念的定义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可以用较为繁琐的文字来概括或定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过程中，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从本国国情出发，在比较世界上各种社会发展模式并汲取其成功经验而逐步形成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从目前发展状况看，“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简称。具体地说，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遵循价值规律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有机结合。它的思想理论和道德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各国优秀文化精华；它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政治协商、人民当家作主、公有制为主体与共同富裕、依法行政与政府宏观调控、以人为本与和平发展；它的最近目标是全面完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建设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它的最高理想和长远目标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逐步实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理想。
这样定义中国模式，是在客观总结中国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其他政策性文件概括出来的。其具体内容，本书相关章节将展开论述。
第二节 莫衷一是：中外学者论中国模式的内涵
一、国外学者（媒体）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的概括
1.关注中国模式的经济方面的特征和影响力的观点
对于中国模式，国外学者（媒体）主要是根据自己的观察、理解，作出客观描述。“北京共识”概念的首创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雷默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从雷默关于“北京共识”的概括可以看出，他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表述，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方面，以及它的影响力方面，而对中国模式的基本制度和理论基础则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
墨西哥《每日报》2004年5月24日刊登戴维·马克斯·阿亚拉的文章，分析中国取得成就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只是简单地依照自身的情况，理智地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经济向开放的、高效的多种形式经济过渡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国有公共企业就应该消失，也不意味着不再需要政府的指导、管理以及再分配的作用。”日内瓦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维为博士将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历程描述为“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的有机结合”。这种模式即“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与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地进行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乔纳森·霍尔斯拉格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毫无疑问是上个世纪以来最为成功的。他引用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证明这一论点：自1978年以来，已有6.3亿中国人脱贫。并且在经过30年的快速工业化后，中国人民仍然坚信，持续的经济增长将继续改善他们的生活。正是这种期待使中国创造了第二个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社会正享受着历史上最为稳定与和平的时期。霍尔斯拉格经过潜心研究，总结出“中国模式”的4条成功经验：第一，通过将廉价劳动力与东亚市场充裕的资本相结合，为中国打开了一扇独特的机遇之窗：一项被证明非常有效的战略。这一做法，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推行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包括“来料加工”、引进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等等。第二，持续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有效治理。霍尔斯拉格对此十分赞赏。他认为，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后，继续实行开放政策，使中国工业化进程发展得又快又好，与许多19世纪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的过渡期治理则是相当成功的。第三，成功的外交。主要指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的时间里，与世界上发达国家、新型市场经济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发展了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以及良好的政治互信关系。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中国人民巨大的创造力。霍尔斯拉格极为赞赏中国人民的刻苦耐劳精神，他认为正是中国亿万劳动者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才创造出中国的经济奇迹。他还认为，中国政府必须意识到这些仅仅是过渡时期相对容易的阶段。要保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需要更多政治勇气。目前而言，需要巩固经济增长，建设和谐社会。应该积累新的经验，当问题出现时要尝试新的解决办法。
显而易见，这些文章对中国模式内涵的关注点也是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方面，以及它的影响力方面，而对中国模式的基本制度和理论基础也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
2.关注中国模式的内涵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特征的观点
西方也有另一类分析，不少出自资深的政治家和有影响的学者之口。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2005年5月出版了一本题为《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的书，他在书中写道：“如果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权就如何处理民主和人权问题指责中国人，那么，大多是因为对中国在三千年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缺乏知识和尊重。中国的市场经济将进一步发展，其政治文明也会进一步发展。谁只要大体上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他就会明白：中国不需要任何监护。而我们的美国朋友尤其应当理解这点，对中国进行任何方式的‘监护’都是不现实的。”他还写道，他反对在德国实行中国的政治制度，但“中国现行体制所保障的政治稳定是必要的，对中国人民及其邻国来说都是有益的”，“如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享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波士顿大学中国问题学者约瑟夫·史密斯说：“俄罗斯在建立民主政府方面遭遇的失败可能是影响当前中国国内舆论的最重要因素。在中国，没有人希望中国从一个强大的国家跌落成一个四分五裂、衰弱不堪的国家。”[4]这是西方人较多关注中国模式内涵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方面的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3.关注中国模式的内涵及本质特征的观点
2011年5月，国外学界就中国模式“属性”展开争论。2011年5月16日哥伦比亚《一周》周刊网站发表哥伦比亚麦德林行政、金融和技术大学国际贸易系主任玛利亚·冈萨雷斯—佩雷斯的文章，题目是：有“中国式资本主义”吗？文章概括了社会学界和国际贸易学界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论焦点：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还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是以政府推动固定资产为特色的其他发展模式？这是关注中国模式本质特征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者认为，这种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存在中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的争论，在当今世界有着重要意义，因为这关乎中国如何与西方传统经济大国进行互动。中国模式“属性”问题为什么重要呢？玛利亚·冈萨雷斯—佩雷斯作了如此分析：如果中国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发展，就意味着它是一个竞争对手；如果中国以其他经济模式发展，那它可能就是一个国际掠夺者。玛利亚·冈萨雷斯—佩雷斯分析道：从定义角度看，财产私有和市场的自由运行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要特点。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私有企业在市场上对资本、服务和商品展开竞争，按照资本主义经典理论，其终极目标是获取利润。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国家的作用仅仅是制定游戏规则（如遏制垄断），只有在极端情况下，国家才会干涉市场。然而，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太一样，中国到底要向什么方向发展，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采取什么方式，玛利亚·冈萨雷斯—佩雷斯认为，这对其他国家来说非常关键。
玛利亚·冈萨雷斯—佩雷斯还概述了2011年出版的一期《组织管理研究》杂志就中国是不是资本主义问题展开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国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或国家控制的企业，中国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和西方国家并不相同。有学者将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模式命名为“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中央管理的资本主义”。依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形成的看法，政府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但在中国，政府是国家的中心，这就意味着政府的关键领导人注定要在国家层面发挥核心作用，中央管理机构就像一个伟大的经营者，对它来说，政治是凌驾于市场之上的。作者认为，中国经济是一种政府集中管理和计划的经济，目标是保持和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抵御全球经济下滑对中国造成的连锁反应。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中国政府的频繁干预可能是过渡性的，这些干预只是防止经济的快速下滑。[5]
以上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的研究分析说明，由于在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价值观和语言能力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加之没有直接参与中国建设事业，西方人只能对中国模式比较表象的方面作出比较客观、全面的概括，而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的深度把握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外学者和其他各方面的人士，很难客观、完整、准确地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王岐山副总理在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说的一件事也能说明问题：他说，外国人不理解“小康”这个概念，怎么解释也说不清楚。后来跟他们说，“小康”就是老百姓在“衣、食、住、行”几个方面都无忧无虑，外国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可见，文化差异也是外国人很难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国内学者（媒体）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的概括
较之国外学者和媒体，国内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的把握显然要全面、系统、深刻、准确。这里引述三篇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文章的基本观点。
1.程恩富对“中国模式”内涵的概述
程恩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方面造诣很深。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模式问题研究并发表了有见地的观点。他与辛向阳研究员合写的《如何理解“中国模式”》一文，对中国模式的内涵作了完整表述。笔者认为，他们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程恩富、辛向阳从四个方面就中国模式的内涵作了完整表述。第一方面是经济制度的主要内涵和本质特点。他们认为，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主要体现为“四主型制度”。所谓“四主型制度”：一是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这表现在资本结构、就业结构、GDP结构、税收结构、外贸结构等多方面：二是劳动主体型的多种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并重的制度；三是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即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在廉洁、民主、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作用；四是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即处理好引进国外技术和资本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效利用本国资本的关系，不断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第二方面是政治制度的主要内涵和本质特点。他们认为，中国模式在政治建设上主要体现为“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具体而言就是：第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中国模式”在政治上的本质体现。第三方面是文化制度的主要内涵和本质特点。程恩富、辛向阳认为，中国模式在文化建设上体现为“一个体系、两个主体”。……在根本要求上，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第四个方面是社会建设方面的主要内涵和本质特点。程恩富、辛向阳认为，中国模式在社会建设上体现为“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首先，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不断健全。其次，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建立了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利保障机制。[6]
笔者认为，这是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最全面、系统和最富有启发性的表述。这种研究问题的态度和明确表达基本观点的做法，笔者也很欣赏。并且，就程恩富、辛向阳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和他们在学术方面的成就看，这也可以视为国内学界比较权威的观点之一。
2.其他学者关于“中国道路”的内涵的表述
在《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体现》一文中，包心鉴对“中国道路”的内涵作了如下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进程及其有机统一。作者在该文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作了进一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经济形态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保障和发展人民民主权利；这一政治形态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一文化形态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本质和核心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这一社会形态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坚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相互协调、整体推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7]
笔者认为，包心鉴对“中国道路”的内涵所作的解释，与程恩富、辛向阳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表述没有根本性区别。可见，国内学者在中国模式内涵的认识方面，都难以回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在总结概括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在《“中国道路”的六个内涵》一文中，李慎明、何成、宋维强认为，“中国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在看来，‘中国道路’由以下六个方面的主要内容组成。”“第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发展道路。”“第二，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走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第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走与各国各民族相互学习借鉴，与不同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的文化发展道路。”“第四，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科学发展，在各个领域走不断改革创新之路。””第五，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并在开放中坚持独立自主，与世界各国在借鉴上平等互利，走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开放之路。”“第六，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政治上互不干涉内政并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和平发展，走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之路。”[8]
包心鉴与李慎明、何成、宋维强关于“中国道路”的内涵的表述，与程恩富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的表述，虽然所用概念不同，但内容大同小异，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其主要政策、法律和理论依据，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文件和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权威文献。由此可见，在国内学术界，在中国模式问题上尽管存在概念之争，但由于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文化，从而在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问题上没有根本性分歧。
第三节 核心问题：讨论中国模式要有历史感
全面准确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与上述科学把握“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概念有直接的关系。一般地说，上述几位学者关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内涵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科学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的要求。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他们过多地关注当前的发展、过多地依据现行政策、法律文献，对中国模式的把握缺少历史感。笔者认为，要全面准确把握中国模式的内涵，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去分析研究和总结概括：
一、中国模式的历史形成过程
从中国模式的历史形成看，它初步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以前苏联为榜样，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模式在中国的发展不太理想。1978年，邓小平领导中国走改革开放之路，逐步形成了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即当前国内外普遍认同的“中国模式”。其所以要讲这个历史，是因为1978年前后两个发展时期是不可分割的。任何模式的形成，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强调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强调这个模式形成、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它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研究了中国和世界的近、现代历史，并经过几十年革命斗争实践而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
二、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
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具体一些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具体一些，还应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体表述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与其他社会发展学说不同，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也要或快或慢地相应变化，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看，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决定的。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决不是任意而为。恰恰相反，是从世界发展大趋势和中国国情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尊重客观、尊重客观规律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中国模式的现实基础
中国模式的现实基础，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形成共识的。一般地说，只要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就不难作出比较全面、系统和准确的概括。国内外学者在这个方面的表述基本上是可信的。特别是国内权威学者的表述具有可信性、权威性。简要地说，就是目前已经初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基本运行模式和基本思想方法。笔者认为，把上述程恩富、辛向阳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表述与包心鉴、李慎明关于“中国道路”内涵的表述综合起来，中国模式的现实基础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
四、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向
一种社会发展模式，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经历酝酿、产生、形成、成熟、变革、再发展等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可能要经历曲折反复。中国模式的发展，如果从1949年算起，那么它已经经历了酝酿、产生和形成等几个阶段，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已经基本形成。下一步的发展，存在“向何处去”的问题。根据我国国情，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但是，国际上和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要把它往“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上引。中国模式的发展问题，事实上仍然具有不确定性。根据马克思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成熟的资本主义必然向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演变。但是，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上层人物们绝不相信这一点。并且他们还有与共产主义“血战到底”的态势。中国模式的发展方向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尽管邓小平在改革之初一再强调在“姓资”与“姓社”问题上不争论，但随着中国模式的不断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迟早会浮出水面。
五、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
如果具体地描述，中国模式内涵十分丰富。但是，如果哲学感强一些，抽象地看，中国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加“市场经济”。它的本质特征是它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不是它的“市场经济”特征。它的最大成功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和抗击世界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因而得到“中国模式”的称谓。
毫无疑问，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思想文化方面：第一，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主要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国家组织形式方面的中央集权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第二，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基本经济制度，主要包括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产权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强调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运行制度、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劳动用工制度等等；第三，强调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决策思想和科学方法论；第四，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共同富裕、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利益的社会发展观；第五，文化建设和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突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崇尚以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础的高尚道德、倡导继承和弘扬优秀文化遗产。这五个方面有机统一，把13亿中国人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奋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和官员对此虽然很难全面、准确把握，但对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差别也是心知肚明的。在此问题上，不必有任何的含糊和回避。下面在探讨中国模式的基本制度体系的基本特征时还将展开论述。
注释：
[1]本章内容参阅了网络上众多观点，恕不一一注明。
[2]《人民日报》2010年9月15日第7版。
[3]《人民日报》2011年1月11日第7版。
[4]以上观点引自百度网络文章。
[5]参阅《参考消息》2011年5月18日第14版。
[6]参阅程恩富、辛向阳，《如何理解“中国模式”》，载《人民日报》2010年9月15日第7版。
[7]《人民日报》2011年1月11日第7版。
[8]《中国教育报》2010年12月23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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