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注重历史发展过程，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历史发过程和规律中寻找发展的趋势。研究市场经济发展趋势，需要这样的历史观、哲学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近代以来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从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算起，其历史发展经历了300多年，期间显现出两种基本状态，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和政府有限调控的市场经济。
一般地说，美、英、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市场经济，均可视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只是一个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指导、加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协调而形成的市场经济，可视为政府有限调控的市场经济。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强调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完全的自由竞争；同时强调政府不干预社会经济的运行，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依法治国”、“契约自由”、“大社会、小政府”。政府有限调控的市场经济在不触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前提下，实行政府对经济的有限干预、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指导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协调。其基本特征是：私有资本股份化、股份公司生产经营国际化；政治上层建筑积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在宏观经济调控、国际协调与合作方面表现积极，显现出“大社会、大政府”的特征，目前表现为“全球化、大政府”的特征。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以两次世界大战作为代价，在战后为政府有限调控的市场经济所取代。政府有限调控的市场经济经过战后60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了发生重大危机的端倪：经济方面，从2008年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前的世界粮食危机、持续不断并难以预测的世界石油危机，这三个方面随时可以引发难以控制的世界经济危机；政治（军事）方面，从2003年美国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开始，美国无视联合国宪章大搞“单边主义”，武力输出美国式民主，到目前，美国以及英国、法国等西方军事强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的政治（军事）行动以及在埃及、突尼斯、巴林和也门等国家的政治行为，已经让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了西方民主的本来面目：欧美发达国家，试图用赤裸裸的武力干涉来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科学技术方面，持续的能源危机、与此关联的全球“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危机、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危机和2011年发生的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核危机，也让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人类在真正的大危机面前的软弱无能！所谓科学技术，与神奇莫测的自然造化和强大无比的自然力相比，只不过是人类借以自慰的儿戏而已。这三个方面的危机现象，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一个历史性的总结、分析和评估呢？历史是无情的，它会告诉你一切。
一、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性调整及其成果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后60余年的和平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它怎样实现的呢？从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是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进行国际性调整来实现的。如下基本事实能较好地说明这一点：
1.战后大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关系调整卓有成效
两次世界大战，是社会基本矛盾在国际范围内尖锐冲突的集中体现。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几千万人的死亡和无可估量的财产损失，终于唤醒了人类的良知：现代战争不可能有赢家，现代科技条件下不可能通过战争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经济、政治上的利害冲突；只能建立协商谈判机制和国际法制，才能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和人类面临的问题。于是，建立了联合国和世界三大经济组织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这些举措，实质上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冲突国际化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借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性冲突而采用的正确方法。战后大国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加强经济、政治关系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大国之间60多年无大规模战争，发达国家经济和科技持续、高速发展，从一个侧面强有力地说明社会基本矛盾的国际性调整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社会基本矛盾进行积极的调整，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科学文化方面的合作；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
2.东、西方大国（集团）之间在调整社会基本矛盾方面取得实际成果，最终实现“冷战”结束
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特别是意识形态冲突，东、西方大国（集团）之间处于尖锐冲突的“冷战”状态。在一些危急时刻，甚至达到战争一触即发的程度。东、西方“冷战”，是政治、经济矛盾在国际范围内尖锐冲突的具体表现，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冲突国际化的具体表现。它说明，伴随经济、政治矛盾冲突的国际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冲突的国际化。而“冷战”的结束，又恰恰说明，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终究要让位于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需要。单纯的意识形态冲突，只可能在小范围或短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从长远来看，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来看，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的根本性需要，把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这是不可抗拒的，具有积极意义。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是如此，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如此。意识形态的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需要。在当代科技为主导力量的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出了国界，因此，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调整生产关系（经济合作关系，下同）；而在世界范围内调整生产关系，必须首先在相关大国范围内调整政治和思想文化关系（即上层建筑方面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正是在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在国际范围内调整社会基本矛盾的背景下，大国之间、特别是东、西方大国（集团）之间开始调整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关系，即开始在国际范围内调整社会基本矛盾，并随着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而不断加大调整力度。到20世纪90年代终于结束东、西方长达40余年的“冷战”，使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全新时代。
3.区域性国际组织对区域性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进行国际性调整并取得显著成效
在这方面，我们提到以原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合作，“欧共体”—“欧盟”国家的合作，“石油输出国组织”、“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和“77国集团”等组织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它们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就可以了。人们由此不难看出，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化，必然使生产关系国际化；生产关系的国际化，必然使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发挥作用的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国际化。笔者认为，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是国际化的政治上层建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先后成立的国际组织，就是政治上层建筑国际化的标志和具体体现。
从以上事实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60余年的和平发展，是国际社会对社会基本矛盾进行国际性调整所取得的基本成果。并且，这个成果还在进一步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连续60多年的和平发展雄辩地证明：在当代科技发展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早已突破国家界线。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标志的当代科技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生产力，是一种国际化的强大生产力，它必须也只有在世界范围才能获得充分发展。在国际范围内调整社会生产关系，即在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合作关系，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更进一步，国际政治关系协调和思想文化观念的融通也就成为必须解决的头等大事。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发展需要，这种需要已经变为一种国际性需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学说，在当代社会的国际关系演变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二）当前国际社会新的焦点问题
20世纪40年代开始，以巨型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国际性企业（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从一个侧面实现了生产关系的国际性调整，促进了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较好地适应了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标志以现代科技为核心的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而促进了战后几十年和平发展和世界性经济繁荣。这种长时期、大范围的持续高速发展，是史无前例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先进生产力巨大无比的发展推动力的作用下，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都不可抗拒地汇入了经济全球化浪潮。
经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30余年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金砖四国”的持续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新的迅猛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不可避免地产生出社会基本矛盾新的焦点问题。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必然出现。在这些必然出现的社会基本矛盾新的焦点问题中，下述焦点问题也已国际化，迫切需要进行国际性调整：
1.资源争夺和环境责任承担问题
当代科技为主导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具有消耗地球上所有已知资源、并从根本上毁坏地球的能力。从现有科学技术水平和人类的认知水平看，地球资源难以承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新兴国家”（主要指“金砖四国”）总计约38亿人口的高速发展与共同富裕。这样，保护环境、合理分享资源，开发可再生或不可穷尽资源便成为一种国际问题和国际责任。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已出现过严重的环境危机和能源（石油）危机。最近，又出现石油价格飙升，可以说是新一轮资源争夺战的信号。如果不能尽快发展生产力和适时调整国际性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有可能演变成灾难性后果。
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同样如此：一方面，需要我们通过发展生产力（科技）来保护环境；另一方面需要通过调整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关系以及改变生活观念来保护环境。然而，事实并不尽如人意。在资源、环境、气候变化等方面，新一轮矛盾冲突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威胁。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科技和军事方面的优势，极力运用多种手段控制石油资源丰富的中小国家；与此同时，积极发展各种新型武器。凡此种种，对世界各国来说，是十分危险的信号。
2.经济大国急于扮演政治大国的角色，国际政治关系矛盾冲突再次明朗化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告诉我们，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利益集团，必定要通过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来获取政治权力。并由此而获得在经济、政治领域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或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用这一理论来解读当今国际政治关系，就是生产力相对发达、经济实力强大的经济大国，力图通过联合国改革来获得政治大国的地位，从而在今天的世界发展基本格局中、在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实现本国（或国家利益集团）的利益。日本、西德、印度和巴西在联合国改革中“争常”，最典型不过地说明了当今国际社会基本矛盾演变的一个新动向。
3.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崛起持恐惧和遏制态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危险的战略性对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历史地形成的种种条件和机遇，迅速成长为名符其实的超级大国。在它的带动和庇护下，英、法、日本、西德等一批资本主义国家，快速成长为世界主导经济力量，主导了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直到今天，发达国家通过控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各种核心技术，仍然代表和主导着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创新是有规律可循的。世界文明史早已表明，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历史性转移具有不可抗拒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科技、经济中心由欧洲转移到美国。尽管目前还难以看出再次转移的迹象，但绝不可认为世界科技、经济中心会停留于美国不再转移。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近万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能长久保持世界第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迅猛发展，实质性地改变了国际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使国际社会生产力发展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会要求国际社会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作出适应性调整。客观地看，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生产关系的适应性调整已经从法理上和运行机制上完成。眼下和今后的问题是，这些迅猛发展的经济大国如何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实质性地发挥作用，原有的经济大国如何看待这种新兴国家力量。生产关系上的实质性调整，必定要引起国际社会的上层建筑——以联合国为代表——适应性调整，这也是不可抗拒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调整才能符合国际社会生产关系调整的要求，符合国际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促进全球性生产力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造福于全人类，而不是刻意追求某个国家、某几个国家（国家利益集团）的经济、政治利益，更不能刻意追求某种国家霸权。在此问题上，目前，不同国家（国家利益集团）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从社会基本矛盾调整的国际化视角深入分析，这种国际性矛盾冲突也符合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规律。随着中国、印度等国经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国际生产力发展格局还将进一步变化。相应地，国际社会生产关系和国际政治上层建筑的调整还将进一步加深，社会基本矛盾冲突在国际范围内还将进一步加剧。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除以上焦点问题外，还有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贫困问题等重大的国际性问题。
以上基本事实表明，从国际范围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新的矛盾正在积累。如果要避免尖锐冲突，国际社会必须针对这些新的焦点问题进行国际性调整，即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平等协商，正确处理好这些矛盾，化解这些矛盾，这是新世纪保持世界和平发展的客观需要。
4.社会意识形态冲突问题
社会意识形态从属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并为之服务。随着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方面的重大变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也必然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特别是在政治思想、法制意识和全球意识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更是如此。当今世界，随着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矛盾冲突也随之加深。从近年来所显现的一些迹象分析，思想文化冲突的国际化趋势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国和国家集团之间互不信任，思想文化体系矛盾显现
有史以来，各国都是相对独立发展，相应地，都形成了本国的思想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系。这些体系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当各大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的相容性越来越强时，思想文化方面的不相容性便凸显出来。大国和国家集团之间，基于文明背景差异而产生的思想文化方面的矛盾已变得十分深刻、十分尖锐。这种基于文化差异的思想文化方面的矛盾冲突，是经济、政治全球化进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特别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尊重。如用强加于人的做法，都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冲突，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2）基于“单边主义”的民主“输出”大行其道
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认为其文化价值优于其他文明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在历史上，就有过“十字军”东征和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运动。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遥遥领先。在国际政治中，美国一超独大，单边主义公然挑战联合国权威。有那么一些人认为，输出美国式民主，推翻一些“邪恶轴心”国家的现政权，世界会更安全。正是在这种思想认识基础上，向全世界输出美国式民主便成为一种战略选择。2011年发生在利比亚的欧美国家的武力干涉，以卡扎菲政权失败而收场了。力量对比如此悬殊，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然而，这是一场可耻的胜利！它留给利比亚人民的，将是永远的伤痛；留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印象，就像是新的“十字军”东征。人类文明发展所培育的各种思想体系和价值体系都自认为有其独特价值和发展价值，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会接受输出民主的做法。近年来西方国家所操纵的“颜色革命”引发的矛盾冲突将会越来越激烈，目前仅仅是一个序曲而已。[1]
（3）文明冲突在思想文化领域愈演愈烈并演变为武力抗争
在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文明的冲突》，其观点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对于亨廷顿关于儒教、伊斯兰教将会对西方文明发起挑战、各种文明（亨廷顿认为世界有8种文明）的冲突是世界冲突和战争的根源的观点，笔者在此不予评论。仅就其论文题目和所提出的问题而言，笔者认为的确反映了人类文明发展在当代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从马克思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观点看，经济、政治全球化，必然导致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球化。在思想文化全球化过程中、也就是世界几大类型文明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必定会发生矛盾甚至发生冲突，这是不足为奇也避免不了的。那种将被全世界大多数人接受的思想文化体系、价值体系，在各种文明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过程中必将诞生和发展起来。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目前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是，经济上空前融合，而政治上互不信任，各行其是；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上，更是互不买账，“各依其主”。近几百年来，历史上的一些文明国家相对落后了，他们在经济、政治方面根本无力平等参与国际性竞争。但是，在一种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又一代人，他们深信这种文明或某种思想体系的伟大和不可侮辱。文明冲突必须从文明发展的渊源来认识，从思想文化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来认识。单纯从经济、政治力量对比角度，以不尊重其他文明的心态从事，甚至单凭军事力量来围追堵截（所谓全球反恐），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激发这种矛盾冲突。在中华文明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一位先哲老子讲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目前，在一些海湾国家发生的事态、美国与朝鲜和伊朗等国家的矛盾冲突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政治方面的矛盾冲突，从深层次分析，是意识形态层面、也是文明层面的根本性矛盾。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国际性市场失灵已经常态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不适合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当代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在基本制度层面作出重大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性市场失灵常态化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世界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这些危机，经济学家们有他们的理论和分析，但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角度看，这些危机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失灵”开始演变为国际性市场失灵并常态化。
1.世界粮食危机难以平息
简要回顾一下世界粮食危机。从2006年9月至2007年年末，国际市场小麦价格飞涨112.0%；大豆飙升75.1%，玉米猛增47.3%；大米上扬3.1%。2008年头两个月，世界粮食价格又上涨了9%。4月下旬泰国大米价格达到每吨1000美元，几乎是年初的三倍。[2]粮价如此持续飞涨，说明国际粮食市场已经失控。2008年危机平息以后的情况怎么样呢？实际上，世界粮食市场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2010年以来，由于气候变化、全球粮食供求失衡加剧，加之投机炒作和贸易壁垒，全球粮食价格不断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2011年1月，全球粮食价格指数达到1990年以来最高水平。4月份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232点，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36%，其中谷物价格指数同比增加了71%。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总干事希兰表示，遭受干旱的东部非洲地区粮食价格和燃料价格飞涨，主要农作物玉米的价格涨幅已经达25%-120%。目前，全球饥饿和营养不良人口达10亿，每6个人就有1人挣扎在饥饿边缘。[3]
2.石油价格危机潮起潮落
国际石油价格涨落，可以视为当代世界经济的晴雨表。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前的1970年，沙特原油官方标价每桶1.80美元。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油价首次突破每桶10美元。以后油价相对平稳上涨，1979年突破每桶20美元，1981年达到39美元，1990年突破40美元。2004年突破50美元，2005年突破70美元。2007年开始，油价持续飙升，连续突破80美元、90美元、100美元……[4]到2008年7月，逼近150美元。2008年8月以后，油价持续下跌，到2008年9月，跌破每桶50美元，跌幅达65%左右。有专家估计，从长期看，甚至会跌至每桶20美元[5]。2008年9月到2010年年底，油价一直在50美元-90美元之间波动；但从2011年2月25日，伦敦市场北海布伦特原油每桶到达105.78美元，创下2008年9月以来的新高；到4月，油价逼近115美元。[6]人们不禁要问，究竟谁能经受如此急剧涨落的油价？到底“谁在操纵世界油价走势”？究竟如何控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性市场失灵？
3.金融危机暗藏玄机
世界金融危机方面的情况更为严峻。2007年，由美国房地产泡沫引发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其影响之大，波及面之广，让人始料不及。2008年9月开始，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破坏性终于浮出水面：2008年9月7日，美国政府接管美国房地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并可能通过购买优先股的方式向房利美和房地美各注入最高达1000亿美元资金”。9月15日，美国有158年历史的第四大投资集团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美国银行则同意以440亿美元收购遭遇危机的美林证券公司；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这位被人们视为有神奇力量的前央行管理者说，美国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7]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给市场带来的信用危机，其破坏性更难估量。目前，世界金融危机还在恶性发展：继2008年冰岛发生可以导致国家破产的严重债务危机以来，欧元区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和希腊先后发生债务危机。国际金融市场的可调控性正经受巨大的考验。诚然，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于2011年5月10日达成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以帮助可能陷入债务危机的成员国，防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8]，但是，成效如何，还有待观察。
4.资源性产品危机火上浇油
伴随粮食石油和金融危机，还有其他资源性产品价格飙升隐含的价格普遍上涨危机。以铁矿石贸易为例，中国宝钢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铁矿石，2008年被迫接受了涨价97%的条件。[9]尔后，铁矿石谈判的天平向国际出口商倾斜：据中新社北京2011年2月23日电（记者 阮煜琳），刚刚卸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之职的罗冰生23日在北京表示，中国与三大矿业巨头的国际铁矿石谈判已经处于停滞状态。目前国际铁矿石价格已经不是通过供需双方谈判来决定的。2011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在1月份铁矿石价格155美元的离岸价格基础上，提出把铁矿石的价格上涨到188美元，只是向钢铁企业发布“通知”，中国钢铁企业只能被迫接受。目前，铁矿石资本化趋势不断增强，全球铁矿石供应处于一种价格垄断的特定条件，也就是说，必和必拓、力拓等矿业巨头对全球铁矿石资源的控制量超过70%，他们可以通过对发货、生产前后时间推移的控制，对整个全球铁矿石的供需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据罗冰生估算，由于价格的大幅上涨，“仅进口铁矿石这一项，2010年中国进口铁矿石6.18亿吨，平均每吨铁矿石上涨48.51美元，全年多付了外汇300.1亿美元，按照汇率1∶6.6计算，折合人民币1980亿元”。[10]这种大幅度涨价，使中、印等发展中经济大国面临巨大的通胀压力，也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火上浇油。
2008年世界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并发，使“世界经济面临一场空前经济地震”[11]。尽管这些危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引发无法控制的灾难性后果，但也没有危机已经过去的定论。这些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它凸显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失灵。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危机凸显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性市场失灵。并且，这种国际性市场失灵有国际垄断企业和国际资本人为炒作的因素在内，调控和监管难度很大。
（二）网络经济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加剧
对于2008年以来世界发生的多重危机，值得深入探讨的深层次问题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性市场失灵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是市场运行中的技术性原因造成的，还是市场经济的制度性原因造成的？对此人们恐怕难以形成共识。客观地分析，是制度性原因造成的。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推进经济全球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将空前加剧。
1.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遇到了新问题
一般地说，在过去的60多年里，政府有限调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符合生产力和世界经济发展需要，在世界范围内促进了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但是，由于政府有限调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然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分强调私人资本的利益和发达国家的利益，因此，从制度层面上讲，它不可能根据现代科技和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作出及时的适应性变革。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随着现代科技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和网络经济的迅猛发展，政府有限调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遇到了新的问题：一是国内市场调控和监管难度加大；二是南北矛盾日益尖锐，新兴经济大国与传统发达国家的矛盾冲突加剧；三是国际性“市场失灵”现象加剧，国际性调控和监管手段有限。由此可以推论：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性市场失灵现象将常态化，世界经济发展会面临严重危机的困扰；由此必定会引发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矛盾冲突，使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发展进入新的不稳定期。
2.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状况的矛盾将持续发酵并引发多重矛盾
对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性市场失灵问题，可以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去研究分析，但更重要的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角度去加以分析，即从哲学角度去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作出适应性调整以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与以手推磨为标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蒸汽磨为标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12]同理，当今世界的生产关系，必须与以网络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缺陷，即一个国家内的市场失灵问题，自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看得见的手”）流行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个问题，也采取相应措施（如“罗斯福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解决了市场失灵问题。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受“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压力和影响，加大了政府对本国经济的干预，加强了发达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协调，市场失灵现象在战后670多年的持续发展历程中，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受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规律影响和制约的。考察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性市场失灵问题，必须深入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状况。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与此相应，“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使世界经济体系和运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角度看，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与此相应，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也出现了一般的适应性变化，因而促进了生产力和世界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这是近20年来国际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基本状况。然而，这种适应性变化很不彻底。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资本）的私人占有为主与生产国际化为主的矛盾。特别是当网络技术推动网络经济特别是虚拟经济迅猛发展、资本在国际市场能够迅速聚集快速流动而使国际市场变幻莫测、调控难度大大增加时，生产关系方面没有进行根本性调整，上层建筑方面也没有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从而使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变得越来越严重。特别是资本（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包括以私人占有为基础的股份制）与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往往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比如：粮食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国际社会（各国）需要大量投资发展农业增加农产品（食品）；同时，由于农产品具有难以长期保存的特点，也特别需要农产品的供需平衡。但私人资本则不会考虑这些问题。私人资本可能因利润低而不投资农业，且为了赚钱而在农产品方面大肆投机。这就是资本私人占有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不适应性。2007年以来一直存在着的世界粮食危机，是这种不适应性的突出事例。在网络经济条件下，资本调度在短时间内可出现急速流动和巨额聚集，从而加剧了这种矛盾，也增加了调控的难度。全世界数以万计的实力强大的公司和数以亿计的个人交易行为、特别是网上交易行为，其调控难度超出人们的想象。当代以网络技术为标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目前没有现存答案。但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的调控能力不足已是明显的事实。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看，当前近于失控的金融危机和难以平息的世界粮食、能源危机，就是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不断恶化的结果。
第二，国际社会对“金砖四国”生产力发展提出的国际性生产关系调整要求严重估计不足，社会基本矛盾在国际范围内得不到及时调整，因而使矛盾冲突加剧。近30年来，令世界瞩目的重大变化有三：一是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加入WTO；二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剧变；三是中、印、俄、巴西等人口大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对于前两项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决策者们只是暗自庆幸他们在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胜利，并暗中谋划如何“和平演变”中国；[13]对于后一项，则让他们始料不及。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对中、印等人口大国生产关系调整带来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严重估计不足；对“金砖四国”生产力发展提出的国际性生产关系调整要求严重估计不足；对“金砖四国”发展提出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调整要求严重估计不足。简言之，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印等人口大国的发展没有做出正确且适时的反应，社会基本矛盾在国际范围内得不到及时调整，矛盾越积越深。从哲学角度讲，粮食、石油、金融三重危机在美欧国家爆发，这也是他们不承认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因而不及时对新的国际关系进行调整，不对国际资本的过度投机行为采取强力调控措施的必然结果。
第三，人们对劳动者的成熟度和能量严重估计不足，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没有因之作出适时调整，加剧了矛盾冲突。近30年来，在生产力要素中，劳动者要素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一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武装起来的劳动者获得了很大的能量；二是富裕起来的劳动者拥有一定的财力，在市场行为中具有一定的经济影响力。劳动者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面对以高水平、高素质和高能量的劳动者为核心的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如何调整才能适应，这是新世纪国际社会面临的新课题。笔者坚持的基本观点是，当今社会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情况，突出地表现在这方面。
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状况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在分析今天国际性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方面仍然有效。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来分析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以及粮食危机和石油等资源性产品涨价危机，就有理由相信，今天的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呈现的情况十分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兴起，英、法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势力相对衰落以及美国隔岸观火政策所形成的世界格局直接相关。在当时，生产关系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经济合作与协商机制尚未形成，各资本主义强国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矛盾冲突达到不可调和、空前尖锐激烈的程度，于是战争一触即发。
今天的危机，发生在中、印、俄、巴西“金砖四国”经济快速发展，美欧老牌资本主义大国相对衰落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经济迅速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国际性调整远远落后于生产力发展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长期孕育和积累，现在已经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政治和文化关系调整出现了严重困难。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角度看，2008年发生的危机具有历史必然性，它是近30年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和其他多种矛盾在世界范围内长期积累的结果。虽然有理由相信这些危机不至于引发新的世界大战，但这场危机刚刚开始，对世界经济政治关系发展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人们的认识也不一致。在2008年危机发生时有专家称，次贷危机比大萧条还严重。[14]这场危机内含的矛盾冲突，其深刻和尖锐程度不会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前的危机。所不同的是，在这次危机中，世界各国、特别是20国集团加强了协调，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手段并产生了较好的效果，这是正确的举措，也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当然，危机还没有结束，有些事态还在酝酿之中，如果处置得当，则可化险为夷；否则，其后果实难逆料。
第四，巨型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人为炒作，为矛盾冲突添加变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机，客观地分析，是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在起作用。但是，社会发展规律的特点是，客观规律里面有主观因素起作用。2008年爆发的世界粮食危机、石油危机和金融危机，巨型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人为炒作是重要原因。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全球经济。”美国人是世界上最想控制全世界的人。正如中国农业大学李绍明教授在一次关于粮食和种子产业的会议上所指出的，“石油、粮食和美元是美国统御全球的三大战略。实际上，美国的国际战略布局基本都是围绕这三大战略展开。因此，大力发展与粮食、种业有关的转基因技术，本身就是美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在全球转基因育种的市场中，美国孟山都一家公司就占据85%的份额。据李绍明教授介绍，美国目前在转基因技术上是全球领先的，这个领先比常规育种更大，是全球垄断。根据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当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转基因作物研发的相关技术都已经被孟山都等少数公司所控制。目前，阿根廷国内种植的大豆99%以上都已经是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孟山都公司已经实际上垄断了阿根廷的大豆市场和大豆种子的销售，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公司为什么这样神，它们迅速进行全球扩张的“绝招”是什么呢？关键是它们拥有领先的技术和具有扩张经营的理念。中国农科院作物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万建民向《中国经济周刊》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跨国公司在上海一个废弃的厂房旁发现一种生命力很顽强的野生大豆，他们特意去采了，并从中提取了一类抗病毒基因，通过分子标记手段在美国申请了100多项专利。于是，原产于中国的大豆，开始在跨国公司手里发扬光大，以此陆续控制了巴西、阿根廷等全球大豆的种子市场。之后，中国农民种植本国大豆，便侵犯了美国的专利权。万建民说，“因为在国际种子市场的游戏规则中，种子资源是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只有基因受知识产权保护，对于这个游戏规则，我们还没有话语权”。从目前情况看，技术优势和全球扩张理念，让这些巨型跨国公司无敌于天下。
金融业方面的情况更为明显。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强大的美元霸权、巨大的贸易逆差、超前消费以及巨额财政赤字的基础之上……在‘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和追求创新的旗号下，金融衍生产品花样翻新，魔法一般地使美国人更‘有钱’了，他们从虚拟经济中获得了远比实体经济要高的报酬”[15]。其实人们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发达国家的巨型跨国公司和巨额资本拥有者，就是利用他们在技术和资金方面的优势，垄断国际市场，炒作粮食、石油和股票等有价证券的价格，以便达到他们赚取超额利润的目的。只是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和其他方面的实力太强大，并且又是那么极端自私自利、霸气十足，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必然包含人的主观因素：对所有人和全社会来说，人的自利本性、资本拥有者和巨型跨国公司追求超额利润的本性是客观存在的。也就是说：具体个人的本性、思想，对具体的个人来说属于主观的东西；但是，这些具体个人的本性和思想，对他人和全社会来说就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些具有自利本性和具有追求超额利润思想的具体个人在相互打交道时，必定会产生矛盾，矛盾积累多了就会发生危机。个人利益（包括集团利益，在国际关系中也包括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的膨胀程度与危机大小成正比；国家或国际社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力度的强弱与危机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成反比。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内在机制，不以人们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三）当代国际性市场竞争条件下，国家（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难以调和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来，发生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有两个大事件是不能忘记的：一是两次世界大战；二是东、西方“冷战”。这两个大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是国家（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又处于酝酿之中，这是当今世界各国在国际合作表象下涌动的暗流。这股暗流的源头是人类的自利本性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全看人类的道德觉悟和国际社会的调控能力。
1.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人们总是从一个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来看待和处理社会基本矛盾。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发展并迅速向世界扩张，特别是在经济科技发达的国家，靠调整国内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当时的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仍然缺少经济、政治协调机制，根本不能适应生产力和经济的世界性扩张的需要。加之传统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和法西斯主义横行，在短短30年（1914～1945年）的时间里，便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从哲学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国际性扩张与生产关系极度缺乏国际性调整的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当时，生产关系需要进行国际性调整，而国际政治关系（国际性政治上层建筑）又极不适应生产关系的国际性调整的需要，加之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鼓噪，于是社会基本矛盾便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出来。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雄辩地说明，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和一般规律：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便需要生产关系作适应性调整以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是这样，在国际范围内也是如此。如果生产关系不能作出适应性调整，生产力发展便会受到一定的阻碍，各种矛盾就会因此而激化。而生产关系的调整，必定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伴随着经济上、政治上、思想文化观念上的激烈冲突。当人们认识到这种调整需要并能自觉地服从生产关系调整需要时，这种生产关系调整就能较平缓地实现。反之，则会导致政治上和思想文化观念上的激烈冲突。通过平缓的形式实现生产关系调整，我们称为“社会改良”或“改革”。通过激烈形式实现生产关系调整，我们称为社会革命或叫“造反”、“暴动”、“反叛”等。
这种社会现象，在历史上，一般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成规律性地表现出来，也可在较小范围或更大范围表现出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内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巨型股份公司及其跨国生产经营的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种历史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国内市场看，私人资本利益演变为私人资本利益集团利益；二是从国际市场看，私人资本利益集团利益演变为国家利益或国家集团利益。与此相应，矛盾冲突范围由国内市场延伸到国际市场，各国政府作为不同利益集团的总代表，在国内代表私人资本利益集团，在国际上代表本国利益集团。这样，不同国家的私人资本利益集团在国际市场上的利益冲突，逐步演变为国家（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
2.国家（国家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难以调整
2008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利益冲突的突出表现。自危机发生以来，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调控市场，控制危机的恶性发展，但是成果有限。简要回顾和分析一下国际社会对危机的应对行动便可窥见一斑：
2008年6月初，联合国粮农组织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世纪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或部长级官员以及有关国际组织的官员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双轨”策略应对高粮价，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强调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提出应对食品危机的十点计划。[16]2008年6月10日，77国集团在科特迪瓦政治首都亚穆苏克罗举行会议，商讨粮食危机和贫困问题。2008年6月22日，国际石油会议在沙特港口城市吉达举行，商讨高油价等问题，我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2008年7月1日～3日，第九届世界石油大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高油价是大会重要议题。2008年7月8日～9日，八国集团峰会和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举行，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出席，粮食和石油危机是会议主题之一。2008年7月19日，联合国大会举行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特别会议，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大使出席。2008年11月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在华盛顿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2009年4月，20国集团在英国伦敦举行金融峰会，就世界经济复苏、改革国际金融管理机制和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等问题进行协商。2009年9月、2010年6月、2010年11月和2011年4月，20国集团峰会分别在美国、加拿大、韩国和法国举行。会议主题仍然是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国际金融管理机制改革和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监管等问题为主。此外，8国集团、欧盟还举行过一些多边会议。
这些会议的效果如何呢？总的说，有一定的积极成果，但成果不大。有报道加评论性文章称《媒体称吉达峰会成果有限》，《石油大会难解高油价困局》，《八国峰会框架呈现“制度性疲劳”》。[17]也就是说，对于粮食、石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价格飙升，人们采取了不同的立场，很难取得能及时有效地解决根本性问题的显著成果。“世界银行的一份机密报告”称，发展生物燃料是推动粮价上涨主因（占7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粮食和石油价格上涨可能“严重削弱”多达75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而美欧国家一些高官或主要领导人极不负责地把粮食和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主要归咎于中国、印度发展需求扩大。就是人们寄予希望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除发表原则性宣言外，也缺少实际成果。2011年5月，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国际初级农产品价格问题高官会议就如何避免国际市场初级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进行了讨论，并提出相关建议，但在如何稳定粮食价格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18]这些基本事实反映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应该通过国际会议来解决当今世界的重大危机，这是正确的也是进步的方面；二是在世界经济危机面前，各国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这表明，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尖锐的利益冲突。由此可见，在世界金融、粮食和石油等关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危机面前，发达国家无视事实，也不讲科学与民主，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客观地分析，粮食、石油、其他矿产品等，是资源性产品。这些产品的价格飙升，反映出资源稀缺性。在现有科技、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有限资源不能满足全世界几十亿人口急剧扩大的物质需求，于是人与自然的矛盾直接转化为国家与国家的矛盾。粮食和石油危机的焦点是世界上十几亿人口富裕与几十亿人口也想富裕的矛盾冲突。美欧国家把粮食危机的原因说成中国人、印度人吃肉多了（大意如此），引起印度人的强烈不满就是一个具体事例。当然，中国人、印度人加起来20多亿，他们吃肉多了，汽车多了，客观上会引起粮食和石油等资源紧张，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人们要问的是：难道中国人、印度人永远少吃肉、少坐车吗？从客观上分析，当前危机是自然资源和科技手段不能满足几十亿人过富裕的生活。这该怎么办？只允许少数人（发达国家共约12亿人口）过富裕生活吗？这是问题的实质。而金融危机的焦点是美国过度行使金融霸权，盘剥全世界。巨额私人资本拥有者个人私欲的极度膨胀，就会鼓动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行使霸权，以达到他们赚得盆满钵满的目的。
当前全球性危机不仅凸显私人资本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利益矛盾，而且凸显国家之间、特别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这种利益冲突也是国际性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之一。国际组织就这些利益冲突举行会议进行协商，说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认识到，主动调整社会基本矛盾是一种客观需要。而协商结果不佳，说明利益冲突难以协调，人们在世界观、发展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需要时间来形成基本一致的认识。有时还需要人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付出惨痛的代价。
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政府有限调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经济全球化阶段，会遇到什么问题，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呢？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分析，如下变化带有必然性。
1.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政府有限调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演变为强化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
从理论层面分析，随着以网络技术为标志的当代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网络经济、虚拟经济的迅猛发展，必须强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性和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这是一种客观需要。政府有限调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演变为强化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从实践层面分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调倡导了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放松了政府对市场、特别是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调控和监管，结果怎么样呢？由于这一做法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力和世界经济稳定发展需要背道而驰，因而直接导致了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
在网络技术为标志的当代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在条件下，网络经济、虚拟经济也迅猛发展。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性和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试想，数以亿计的股市、期货、房地产交易者的个人交易行为是多么难以捉摸！如果没有计划引导和强有力的政府监控，市场将会是什么状况？就在本书即将付梓时，搜狐网站新闻刊载消息：一个年财政收入只有30亿元的江苏省泗洪县，民间高利贷规模达几十亿元；第二天搜狐网站新闻再刊载消息称：江苏泗洪民间高利贷规模20亿元左右，其中非法集资大约3亿—5亿元。[19]仅就国内市场而言，如果政府不加强对这类交易行为和金融市场的调控和监管，这样的民间高利贷和非法集资就会越来越多，规模也会越来越大，达到一定程度，就会酿成严重的经济后果，甚至引发复杂的社会问题。如果考虑到数以万计的公司、特别是其中巨型跨国公司的不规范交易行为，情况就更为严重。由此推论，在网络经济条件下，政府有限调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演变为强化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是有充分的根据的。
2.在网络技术支持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必然演变为国际组织调控的市场经济
大量事实说明，现代科技、生产力和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的水平，不仅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已经完全不适应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政府有限调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已经不适应当代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2007年爆发、至今仍未真正平息的世界粮食、能源和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就是国际社会严重忽视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性和放松对市场、特别是放松对金融市场的调控和监管的直接后果。
2008年以来的大量事实表明，今天的危机，既不可能由市场自行解决，也不可能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范围内解决。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状况的原理具有不可辩驳性：现代科技和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有新型生产关系、新型经济运行模式与之相适应；经济全球化必须有政治全球化与之相适应。随着现代科技和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必然演变为强化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强化政府调控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演变为国际组织调控的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经济全球化必然演变为国际组织调控的经济全球化。这是在现代科技和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强制性作用是不可抗拒的。人类要想和平发展，就必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规律的要求。当然，社会发展规律不像自然规律，人的因素还是有明显的作用，这也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第二节 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发展对中国的警示
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警示呢？有两点是极为重要的：一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不能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未来；二是中国的发展将面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挑战。这是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自利本性所决定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一、资本主义不能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未来
正如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猛烈批判最早是由西方国家的学者发起的那样，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批判，也是西方学者发起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制度性问题凸显，不可能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未来。下面援引几位学者的观点。一位是比利时作家马克·范德皮特；另三位是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全球安全与地缘战略专家西蒙·瑟法蒂。
1.马克·范德皮特的观点
2011年1月26日，西班牙《起义报》发表比利时作家马克·范德皮特的文章，题目是：《资本主义危机》（该文是作者在南方国家文化基金会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文章的主要观点有：（1）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利润的最大化，目的是积累资本。从长远角度看，这种累积模式已经逐渐陷入了僵局，追逐利润及其无休止的积累正危在旦夕；（2）财富以极端不平等的方式被分配了，而这种不平等还在加剧，是极为不合理的制度；（3）民众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信任正在消逝，早已遭到质疑的西方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霸权已经告终；（4）无穷尽地追逐利润并使之不断积累与大自然的极限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资本主义存在至今已进入了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5）导致西方世界兴起的那些条件、甚至包括货币霸权如今都逐渐衰退，资本主义能否在南方国家的再度兴起中求得生存值得怀疑。
《资本主义危机》（节录）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和就业危机。我希望从长远角度和多层面来讨论这个话题。我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当前的危机：经济、社会、政治、生态和地缘政治（军事化和战争）。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利润的最大化，目的是积累资本。这是由相互竞争的、使国家服从于本阶级共同利益的一些个人资本家来实现的。从长远角度看，这种累积模式已经逐渐陷入了僵局。
利润的产生是通过工作。利润的基础是工人创造的价值高于工资的价值。工资越低，利润就越高，反之亦然。此外还有是三个因素会影响到潜在利润：机械（技术）成本、与自然的交换（原材料、能源和废弃物）和税收。
在资本主义崛起的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下四点因素制约和损害了资本主义利润的获取：
第一是工资。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地缘政治局势及其社会斗争的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的工资水平普遍提高，而且这一趋势得到了保持。
第二是技术。作为与资本主义对手竞争的需要，为了提高生产率，技术以利润的来源——劳动为代价得到了发展。
第三是自然。不断扩大生产和不断上涨的资本劳动比率导致了原材料和能源的匮乏，继而造成成本增加。污染和清除废弃物也造成了生产成本的提高。
第四是税收。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得到充分发展，这是不可逆转的，但却是以税收增加为代价。
利润率减少的趋势并非一个线性过程，而是一个繁荣和衰退交替的循环过程。
为了能摆脱长期利润率减少的趋势，资本主义至少已经试验了五条“逃生之路”，但都不成功，而且适得其反，矛盾反而加剧了。然而，资本主义却还在继续验证这些路线，它们是：
第一是新自由主义。这是资本主义为遏制工资和税收上涨而发起的一次攻势。从微观经济角度看这是有益的，但是从宏观来说，它却破坏了购买力，从而引发了生产过剩危机。……新自由主义削弱了国家在必要时干预经济的能力，它为金融脱轨创造了条件。
第二是全球化。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中国改革开放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给了资本主义一些喘息的空间。
第三是债务。债务创造了新的购买力石油危机之后，债务首次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利用。“石油美元”被注入发展中国家，提高了它们对消费品和发达国家先进设备的需求。其结果是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严重的债务危机。
第四是财政爆炸。主要是寻找虚拟经济的利润。投机和金融领域的利润并没有创造出价值，或者说创造出的是虚拟价值，或是从其他部门挤压价值（利润）。
因此，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特质——追逐利润及其无休止的积累正危在旦夕。
社会危机：财富分配极端不公
这个世界从未创造出如此丰厚的财富。如果这些财富能得到公平分配，那么地球上每个家庭（父母带3个子女）的月收入应该为2884美元，单身人士的日平均收入应为19美元。但是尽管世界富有了，今天每5个人当中仍有一人的日平均收入不足1.25美元。将近一半的世界人口享受不到应有的卫生设施，每3个人中有1人没有电力，每5个人中有1人没有住房和饮用水。
财富以极端不平等的方式被分配了，而这种不平等还在加剧。欧洲每头奶牛每月都能得到约900美元的补贴，这相当于一个非洲人月平均收入的两倍，是每个非洲人应该得到的发展援助金的110倍。
政治危机：政府合法性遭挑战
目前，几乎每个西方国家政府的支持率都在下滑。民众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信任正在消逝。各个政党都在逐渐失去支持者，参加大选投票的选民也越来越少。总体来说，民众对政治阶层的信任和支持在减少。以比利时为例，只有17%的民众相信政治领导者。大选的结果总是变化无常。
面对极端派、民众主义和（或）排外政党，中间派政党正在丧失领地。在一些国家，执政联盟这种形式越来越难以奏效。美国右翼的“茶党”正是对政治精英阶层不信任感加深的一种政治表现。
其他一些迹象也表明群众运动正在觉醒，例如巴黎几年前爆发的骚乱和近来因为紧缩政策导致的希腊骚乱……可以肯定的是，尽管现在谈论爆发全面“危机”还为时尚早，但政府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性的确出现了大幅度丧失。
此外，与中国取得的惊人成就相反的是，“华盛顿共识”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让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巨大的意识形式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从东方寻找灵感。早已遭到质疑的西方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霸权已经告终。
生态危机：环境成本侵蚀利润
在追逐无穷尽的利润并使之不断积累与大自然的极限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这种对利润的追逐完全忽视了全球生态系统，同时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资本主义存在至今已进入了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我想指出两点：石油和全球政府对生态威胁的必要性。
资本主义90%的初级能源供给依赖不可再生资源。在一些电力或是其他可再生能源无法轻易取代的领域，石油仍然占有最大比重。石油仍是最主要的能源来源，尤其在运输领域。此外，它还用来生产肥料、塑料、化学制品、钢等。因此，石油依然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
目前，美国的人均消费量是印度和中国的13倍。但是随着这两个国家的持续发展，预计20年内它们的人均消费将占美国现今水平的1/3。如果是这样，产出就必须提高至少45%。如果25年内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消费占到了美国的一半，那么产出就必须提高75%。但这种情况是否真的会发生令人怀疑。一旦如此，我们可以预计高物价将阻碍利润的积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会加剧。
各种环境问题其实产生的是侵蚀利润的“额外”成本。因此，资本家们不愿意为这部分成本“埋单”。
地缘政治危机：南方国家再度兴起
资本主义的兴起预示了南方国家的从属地位，全球市场（消费品、服务和金融）服从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同时也受其操纵，并支撑它的结构。首先是在拉丁美洲，之后在亚洲和非洲，这种模式的“克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积累的一种政治表现。这一制度对核心国家非常有利，但对周边受剥削的国家来说则不利。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南方国家的衰落同时发生。
导致西方世界兴起的那些条件如今都逐渐衰退，甚至包括货币霸权。西方尤其是美国相对于南方国家现在占据的唯一优势就是军事实力。……
资本主义的兴起正值南方国家的衰落。所以可不可以说，南方国家的再度兴起也将赶上资本主义经济的衰退？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能否在南方国家的兴起中求得生存？对此我表示怀疑。[20]
2.南希·伯索尔、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
2011年，美国《外交》双月刊3/4月号发表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的文章，题目是：《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该文的主要观点是：（1）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版本的资本主义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2）外资崇拜的消亡；（3）促进高效政府部门的发展是世界所面临的发展方面的最严峻挑战之一；（4）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再被看作有关社会政策的创新思维的唯一中心，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将承担更大的领导角色。
《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节录）
上一次一场全球范围的经济萧条起源于美国的时候，其影响不仅对世界经济，而且对世界政治来说，都是毁灭性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为一种转变准备了条件，就是放弃严格的货币主义和自由放任的政策，转而采取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对许多人来说，它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丧失了合法性，从而为激进的和反自由主义的运动在世界各地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而本次经济危机发生时，并没有出现任何激烈地否定资本主义的现象，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2009年年初，正当全球金融恐慌处于最严重的时刻，没有任何发展中大国的领导人不再信奉自由贸易或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相反地，却是地位稳固的西方民主国家强调了过度依赖以市场为导向的全球化的风险，呼吁加强对全球金融业的监管。
自由市场模式受审判
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该模式强调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税收。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认为自己已经充分采纳了这一模式。
实际上，在这场危机爆发前许多年，发展中国家一直疏远这一模式。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和拉美发生的金融危机使所谓“华盛顿共识”相关的许多思想，尤其是完全依赖外国资本的思想丧失了信誉。到2008年，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保持了对本国银行体系的监管与控制，从而减轻了自己国家受到外国金融市场影响的程度。这些政策提供了与全球经济的波动性相隔离的环境，其正确性的证明是最近的危机之后令人印象深刻的复苏：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数字要高得多。
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那样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因此，美国版本的资本主义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外资崇拜”消亡
危机爆发的旧的经济共识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假定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增加外资流入中获得很大的好处——既经济学家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安所说的“外资崇拜”。
因此，2008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带有悖论性的后果之一可能是，美英两国人最终将会领教到东亚人十多年前就弄明白的事情，即开放的资本市场，加上没有监管的金融部门，是一场等候已久的灾难。
因此，这场危机的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外资崇拜的消亡。曾经热衷于这一做法的国家，譬如冰岛、爱尔兰、东欧的那些国家，遭到的打击最为严重，并面临的经济复苏也最为艰难。
这场危机的作用是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不稳定性。美国式得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
反思政府经济角色
这场危机的一个后果就是有关产业政策的新一轮讨论的展开。……
最近30年来，设在华盛顿的发展机构认为，经济增长较多地受到了政府的无能和腐败，而不是市场失灵的威胁。鉴于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从神坛上跌落下来，所以这种看法是否有可能开始转变？认为国家能过扮演更加积极角色的想法是否有可能产生大得多的吸引力？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对中国抵御这场危机的出色能力赞叹不已。中国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一部能够避免混乱的民主进程所造成的延误的、严格管理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器。
促进高效政府部门的发展是世界所面临的发展方面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世界银行和英国的国际发展部等发展机构15年来扶持了一些计划，但却收效甚微。
发展议程明显转变
从现在起几年以后，历史学家们很可能会认为，这场金融危机是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终结。但是，朝着多极世界的发展趋势开始得要早得多。西方金融市场的崩溃及其虚弱的经济回升仅仅使这一进程加快。
这场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七国集团作为协调全球经济政策的主要场所的消亡及其被二十国集团与七国集团不同，包括了巴西、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所以经济协调的扩展标志着，早就应该承认全球经济参与者组成一个新的集团。
西方民主国家要求新兴市场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大的领导角色，言外之意就是承认，它们已经不能单靠自己处理全球经济事务。……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再被看作有关社会政策的创新思维的唯一中心。例如，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最初是在拉美制定并实施的。
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发展议程方面的一项明显的转变。……美国、欧洲和日本将继续充当经济资源与思想的重要来源。但是，新兴市场正在进入这一领域，并将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国在用于发展的资源和有关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的最佳实践方面，都不仅将成为捐赠国，而且将成为受益者。尽管世界上的很多穷人都生活在其境内，但这些国家就经济、政治和知识而言，已经在全球舞台上获得了新的尊重。事实上，发展从来就不是富人恩赐给穷人自己实现的东西。西方大国看来最终正在觉醒，认识到这一真理，因为这场金融危机对它们来说还根本没有结束。[21]
3.西蒙·瑟法蒂的观点
美国《华盛顿季刊》2011年春季号发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全球安全与地缘战略专家西蒙·瑟法蒂的文章，题目是：《迈进一个后西方的世界》。文章认为，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单极时刻”已经结束，全球进入一个后美国的、后西方的世界，单极状态已经让位于事实上的零极。新兴世界秩序取决于充满混乱和矛盾的地缘政治版图。在这个版图中有三组关系：新朋友要交，老的合作伙伴需要保持，竞争对手需要记住。西蒙认为，虽然对于这样一个世界也许会是什么样子，仍有许多情况需要了解，但至少已经得出了三个结论，可以帮助人们在这个后西方的世界上创建秩序。这三个结论是：
第一，美国和欧洲各国仍是世界上最不可或缺的双边关系。但无论跨大西洋关系多么必要，它所提供的框架都过于狭隘，不足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第二，中国和印度两国比较感兴趣的是美国和欧洲，而不是彼此。
第三，俄中两国间的良好关系对西方并不构成威胁。[22]
在此，没有必要讨论这三篇文章的观点是否正确。许多问题，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里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引用的目的，只是引发思考，同时也是欣赏这种勇于批判现存社会制度的科学精神。对中国的许多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崇拜者来说，这至少是一种警示。特别是对中国的一些学者来说，更是这样。2008年年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召开了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的新年论坛。《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中国改革的全球价值》为题作了报道。从报道反映的诸位学者在论坛上的发言内容看，有一个突出之点，那就是以国外市场经济的理论和经验为标尺来比照、检验或评价中国的改革。《21世纪经济报道》编发的按语写道：“‘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给了我们一个市场化的大体导向以及沿着这个方向改革的基本原则：明晰产权，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提高政府的效率，等价交换、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以及信用和法制观念等。然而，改革的目的地在哪里？继续推进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我们离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多少的差距？所有这些，还不是一幅足够清晰的图像。”[23]从引文的行文和语调，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经济学家们和媒体人士的基本观点。他们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改革应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模式为标尺。一句“我们离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多少的差距？”足以让人汗颜！联想到近年来经济学界、哲学界、法学界的一些理论观点以及政界各级领导中一些人的实际做法，这种观点还有一定的市场。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以欧美市场经济模式为样板，而应在扬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制度创新，并且曾撰文加以初步论证。[24]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一些大牌学者的观点是值得人们警惕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在误导中国。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充分说明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许多学者、如丹尼尔·贝尔和熊彼特等美国著名学者就已经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尔后，这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学者认为，旧资本主义在消亡，新资本主义在出现。“混合经济”是“一种沟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秩序”。“全球危机不可避免地提出的挑战是要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综合成一个共同的概念框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一种一体化的世界经济。所以，当‘民主的自由企业’这样的体制出现时，它将不仅是‘新资本主义’——它也应该是‘新社会主义’。到那时，我们现在浪费在超级大国之间的无效冲突上的全部精力便可以重新用在建设上。”[25]“欧洲当代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德里达等5月31日（应是2003年5月31日——引用者注）在《法兰克福汇报》等著名大报上同时联名发表文章表示他们的观点主张，认为应寻找一种能带动欧洲联合的共同价值观，用以在国际法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秩序，抗衡美国的超级霸权政治。这些思想家提出欧洲的文化特征是：1.彻底的政教分离；2.不盲从市场和技术进步；3.加强从社会团结出发的制度规范；4.尊重个人人格的完整；5.加强超越国家的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的作用。”[26]显而易见，这些思想家对传统的或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们针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进行的深入研究是富有启发性的。
从目前世界范围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态势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它不能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甚至可以说，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处于自我否定的历史发展阶段。
二、2008年以来的危机与中国模式发展
2008年，正好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30年。对中国来说，也是需要总结和评价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的成败得失的时候。透过2008年以来的危机，客观评价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败得失，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如下方面的深层次问题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1.中国模式发展将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
2008年以来的危机，让世界看清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显示出较大的优势。中国在应对危机方面，比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及国际会议更为迅速而有效，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没有想到的。2008年危机以来，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针对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也召开了许多国际高层会议，G20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就举行了5次。尽管这些会议的主观愿望是积极的，也符合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但是，调控效果并不明显。究其主要原因，在于以私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条件下，国家或政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力度十分有限。发达国家的决策者、理论家有一种思维惯性，总以为欧美模式是最好的模式，这些国家，也不想为世界上几十亿人的发展承担责任。相反，他们还把危机的责任推到中、印等人口大国的发展需求增长上。由此可见，当前的危机，不是一般的市场经济运行中必然出现的、因技术性原因造成的危机，而是与国家利益冲突相关、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重大国际经济政治危机。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出现国际性市场失灵，而这种国际性市场失灵必然包裹着美欧发达国家与中、印、俄等新兴经济和人口大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利益方面的尖锐矛盾。和平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无外乎两种：第一种途径，加强国际协调与干预，用国际组织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调控世界经济运行，加强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防范世界性金融危机；控制粮食、石油、住房等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市场投机行为，即控制这些商品的不正常交易，增强粮食、石油等产品生产和供给的计划性，达到大致的供需平衡；第二种途径，加强主权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稳定国内金融市场，对粮食、石油等重要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行为加强监管和调控，做到生产有计划性，供需大体平衡，以确保国家经济的基本安全，即确保人民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的安全。
2008年世界粮食、石油和金融危机升级以来，有的发达国家已经把矛头指向中国，特别是在大宗资源性产品贸易方面和军事战略选择方面，中国将面临严峻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讲，西方大国在军事上基本完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有鉴于此，我们自己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问题必须有新的认识。作为新兴经济大国，尽管人均GDP水平不高，但经济总量规模巨大，有一定经济实力参与国际竞争，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性市场失灵将常态化的角度来谋划中国模式的发展。“山雨欲来风满楼”，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性市场失灵的不利影响还刚刚浮出水面，国际社会能否对其进行有效控制，还不能过早下定论。这就是中国模式发展的国际大环境。
2.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开始显现，中国应该强化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方面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直有两种声音，即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声音和强调经济自由化、加速“与国际接轨”的声音。在过去的30年，在经济学界，强调经济自由化、加速“与国际接轨”的声音显然要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声音要大一些。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实际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和组织力量远远大于经济自由化的力量。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没有给中国造成太大的麻烦，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方向。通过2008年以来的危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开始显现出来：以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赌场资本主义”；以追求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保民生”的市场经济。“根据世界银行年度报告，2008年仍然有10亿人（占世界人口的15%）每天的收入低于1美元，25亿人每天的收入不到2美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低收入国家贫困化问题更为严重，到2015年将贫困人口减少一半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面临流产。粮价持续上涨使7年减贫的成果丧失殆尽，今后3年低收入国家中会有1.05亿人口沦为穷人。全球经济的增长并未使南北差距缩小，而是逆向扩大。”[27]在最近3年的世界粮食、石油和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事实真相，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特别是从国际经济关系角度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根本不顾发展中国家人民利益的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兼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经济模式。这是近100年来特别是近5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在国内，以牺牲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在国际上，以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中国在国内强调共同富裕，在国际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发展中国家。2000年10月10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2000年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开幕，宣告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1年来，中国向非洲提供的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大幅增加。“截至2009年底，免除35个非洲重债贫国和最不发达国家中国无息贷款债务300多笔。”[28]2008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蔓延的威胁，中国负责任有道义地帮助他国的发展，中国免除了46个最不发达国家400多亿元的债务，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援助超过2000亿元”。[29]
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探索：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文明进步条件下，人类能否在自我完善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不断完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基本上实现共同富裕。在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应该也必定会更多地选择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的东西，不会盲目“和国际接轨”，特别是在深化金融体系改革方面，应该汲取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外学者就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提出了忠告。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盖保德指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帮助中国决策者认识到，不要太快地将金融自由化。他说：“在监管制度不完善，会计制度不成熟，客户透明度不够高的情况下，过快地实现金融自由化，这很危险。中国应从中好好汲取教训。”针对近两年美国在各种场合不断敦促中国加快金融市场开放，盖保德称，这是华尔街的要求。他指出，“其实这是美国的一种腐败。大公司、尤其是金融公司对美国政策的影响力太强，这是一种深层的腐败。”[30]由此可见，资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往往是以牺牲他人和社会利益为代价的。这次金融危机，给经济自由化鼓吹者敲响了警钟。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在现代网络技术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搞经济自由化没有出路。中国应该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强化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人类社会发展基本方向和基本规律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能有半点的含糊和犹豫，否则，就会犯方向性、历史性错误。
3.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性和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基本经济制度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冲突之点。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平衡发展，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让人们根据价值规律在市场上自由竞争，主要依靠市场的供求关系来配置资源，则被认为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观点。谁是谁非，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各执一词，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曾经达到白热化。然而，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邓小平根据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实践，得出了一个客观的判断：“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国家有计划，社会主义国家有市场。事实确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日本、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十分重视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中国、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市场手段。[31]如果不从“计划经济模式”和“市场经济模式”角度分析问题，而是从“计划”和“市场”都是调控经济的手段的角度看问题，邓小平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1978年以来，中国就是按照邓小平的思想来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发现，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计划手段太强了，市场手段太弱了。经过调整，减少计划，搞活市场，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发展。
经过近3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按照“与国际接轨”的思路进行，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这种追随欧美国家亦步亦趋的做法，已经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所幸的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为中国和世界敲响了警钟，世界金融危机让全世界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危险性。要防范危机，就要加强粮、油、住宅、能源产品等关系老百姓基本生活的大宗商品生产的计划性；特别是对中国来说，由于人口规模巨大，必须加强对粮油、能源产品、房地产、股票交易的监管，最大限度地防范金融危机，监控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交易，从而稳定国内市场。不可以实验的是，如果中国在这些方面完全放开市场自由竞争，其后果必定是灾难性的。
4.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调控的同时，必须确保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独立性
奉行独立自主政策，提倡增加生产、厉行节约、适度消费的文明生产消费观，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特别是降低在粮食、石油、矿产等资源性产品和药品方面的依赖性。13亿人的基本消费是头等大事，不可有丝毫的闪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成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念，也是基本要求。
从目前世界粮食、能源市场和金融危机的发展动向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性市场失灵现象已十分凸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矛盾积累已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国家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调整期，国际经济、政治将进入新的动荡时期，这是由社会基本矛盾发展规律决定的，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
中国在相对自主发展、降低国家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方面具有十分有利的条件：中国国内市场广阔，有很大的回旋余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中国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缓解了国际市场紧缩的问题。其实，中国这些年，是在勒紧裤带谋发展：我们把最好的商品卖到了国外给外国人消费，中国人自己、特别是农村人口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现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西部大开发各项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用一些外汇买些东西回来，加快西部和农村的发展，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在物质生活方面没有太高的要求。中国其所以能几千年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中国人民的内心深处，有“天下为公”的理想和小富即安的理念，这有利于国家或社会或家庭集中力量办大事；粗茶淡饭、勤俭持家，邻里互助、爱国奉献；小富即安，社会稳定。所以，社会主义思想容易被中国人民接受，“低碳社会”理念也容易被中国人民接受。反之，西方富豪和中国贪官对物质财富的贪得无厌，是中国老百姓所难以接受的。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模式，有很高的支持率。
第三节 中国模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在现代科技和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和计划性；二是强化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对市场的监管；三是强调国际组织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协调和对国际市场的监管。而要实现这三个方面的目标，核心问题是：国家是否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能力影响市场；或国家能否深度调控私有经济；以及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能否深度调控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和有效调控并监管国际市场。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能满足这些基本条件，而传统市场经济不能满足这些基本条件。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模式将会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一、人类的基本需求与社会发展的科学评价
评价一种社会发展模式，首先要明确一种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标准，应该首先考虑人类的基本需求，同时考虑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基本关系；这种评价标准更要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最基本的依据。必须说明一下，这里所讲人类的基本需求，主要侧重物质生活需要，与影响很大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不是一个概念。关于人类的基本需求与社会发展的科学评价，由于社会制度背景不同、价值观不同，各国学者和其他方面的人士一直是见仁见智，各执一端，从来也没有什么共识。所以，对一种社会发展模式作出科学评价是很困难的。
1.西方学者如何评价当代资本主义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按市场经济方向实行经济体制改革；1990年前后，前苏联、东欧国家由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一时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似乎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发展模式。现在又是20多年过去了，人们应该如何评价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呢？下面先引证一位英国学者和一位法国学者对资本主义的看法。
2011年1月22日，新加坡《海峡时报》刊登英国上议院议员、沃里克大学政治经济学家荣誉退休教授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文章，题目是：《资本主义消亡后生活会更美好》。其主要观点如下：（1）资本主义消亡后生活会更美好。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1995年曾出版一本书，名为《共产主义消亡后的世界》。他写到：今天，我很想知道是否会有一个资本主义消亡后的世界。引起我提出这一问题的并不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而是由于我感到西方文明越来越令人不满，因为强加给它的经济刺激体系虽然对于积累财富很重要，但却破坏我们享受财富的能力。他认为，资本主义可能已经几乎耗尽其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的潜力——最起码在世界上富裕国家中是如此。（2）资本主义的道德罪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解释说，所谓“资本主义消亡后生活会更美好”是指在道德上，而不是在物质上更加美好。他认为：物质上的利益可能会继续存在，但证据表明，它们已经不再令人们感到更加幸福。他不满意资本主义文明的质量。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必要的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已经变成大多数人的主要营生。资本主义一直有严重的道德问题。由于资本主义曾十分成功，因此这个问题可以被搁置起来。现在，由于我们已经拥有自己所需的财富，因此，我们的正确做法是要弄清资本主义的代价是否还值得付出。[32]
客观地评价，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提出的问题十分尖锐但又是很中肯的。只要提一个问题就可以引发许多联想：资本主义国家用多少人力、物力、财力生产了多少杀人的武器？这些先进的杀人武器是谁带头生产的呢？要生产这么多吗？这不是道德罪恶又是什么呢？这不是资本主义的道德罪恶又是谁的呢？下面再引述保罗·若里翁的观点。
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若里翁认为，资本主义已走向崩溃。2011年3月21日，法国《论坛报》发表了埃里克·贝纳穆的文章，题目是：《“局势比危机前还糟糕”——专访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保罗·若里翁》。若里翁认为：资本主义的衰落现在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它已经走向崩溃，而唯独能够阻止崩溃的措施，我们的领导人是绝不会采用的。不能对股市的喘息抱有幻想。经济不平衡一直未被消除。金融危机摧毁了国家。国家不再有能力投资于社会保障，而社会保障曾经维持了所有人都能从这个体制中获益的信仰。然而这个体制对不再受到保护的人残忍无情。若里翁引证了美国的情况：10万人涌向威斯康星州的街头抗议中止工会权利，其中多数人是白人中产阶级。他认为，英国要想摧毁社会保障体系也会遭到反对；抗议运动将增多并伴随资本主义崩溃的过程。保罗·若里翁的结论是：资本主义无法进行根本性改革，它已走向崩溃。[33]
再引证一位美国学者对资本主义的看法。
2011年，美国《外交》双月刊5-6月号发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的文章，题目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未来——美国之后的国际主义》。其主要观点如下：（1）由美国和欧洲主导的旧秩序逐渐让位于西方与非西方新兴国家日益平分秋色的新秩序；（2）国际秩序安然无恙：虽然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在改变，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安然无恙。如今的国际秩序之争不是关于根本原则的。中国等崛起中的大国不想挑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规则和原则，它们希望在这个秩序内获得更多的威信和领导；（3）现行秩序获得认同：中国等新兴大国并非简单地面对着一个以美国为首的秩序或一套西方体系。它们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宽泛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是几百年斗争与创新的产物。过去50年里，这个秩序以非凡的能力同化了崛起中的国家、调和了政治和文化多样性；（4）现代国际秩序其实不是美国的，也不是西方的。它是一种更加广泛的东西。随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霸权组织方式慢慢地退却，更多的国家将取得威信和地位。在这个国际秩序的新时代，美国将无法统治，但它依然能起领导作用。[34]
以上英、法、美三国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模式的评价是大不相同的。英、法两国学者更多地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角度看问题；美国学者则更多地从力量对比和国家关系角度看问题。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就不相同了。那么，到底如何评价当代资本主义模式呢？本人认为，应该更多地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角度、从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角度来评价。对其他社会发展模式的评价也是如此。而从力量对比角度评价，就容易陷入“谁战胜谁”的“冷战”思维定式，是不可取的。
历史地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在客观评价资本主义问题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们主要是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角度、从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角度分析评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所以是科学的分析评价，也作出了科学的结论。但是，由于当时是处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处于激烈对抗的时期，所以，人们普遍从“谁战胜谁”的角度来分析评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往往还把对方“妖魔化”。
现在，时代不同了。人们应该也可以摆脱意识形态之争，更为客观、冷静地科学评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应该也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取长补短。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狗能赛、马能赛，何不来个和平赛？”据说，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见到毛泽东时也说过，“我们殊途同归”。在今天看来，他们的观点不无道理。
2.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与社会发展的科学评价问题
（1）如何评价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需求。那么，人类物质生活方面的基本需求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认识，连比较一致的看法也没有！问题就出在这里。许多事情就发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但我们往往会犯熟视无睹、充耳不闻的错误。下面就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基本需求——衣、食、住、行和人们常见的事物来提出一些问题：
1）新衣裳穿两次就扔是合理的吗？一个人拥有上百套服装、上百双鞋是基本需求吗？
2）抽烟是合理的吗？天天吃山珍海味、抽高档烟喝高档酒是基本需求吗？
3）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大量盖豪华别墅或把别墅盖在风景名胜区内是合理的吗？人均占有几百平方米办公用房或住宅是基本需求吗？
4）拥有私人飞机和私人大型游艇是合理的吗？人人拥有一辆或一人拥有多辆小汽车是基本需求吗？
5）过度城市化是合理的吗？过度的城市景观照明和城市美化是基本需求吗？
6）商品过度包装是合理的吗？房屋豪华装修是基本需求吗？
7）贫富悬殊是合理的吗？追求拥有千万、亿万美元个人资产是基本需求吗？
8）研制核武器是合理的吗？大量拥有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人武器是基本需求吗？
9）克隆人是合理的吗？大量克隆动物是基本需求吗？
10）用机器人（比如在利比亚使用的无人机）去杀人、哪怕是敌人是合理的吗？大量生产新式武器是基本需求吗？
这些问题提得不一定恰当。但是，从这些问题可以联想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已把许多不合理的东西变成了貌似合理的东西；把许多并非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的东西，变成了人们的追求。前面所述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先生所指“资本主义的道德罪恶”，大概也是针对这些情况有感而发。他明确指出，“物质上的利益可能会继续存在。但证据表明，它们已经不再令人们感到更加幸福。我所不满的是这种文明的质量。在其中，不必要的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已经变成大多数人的主要营生”。真是一针见血。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合理性和道德性。
（2）如何科学评价人类社会发展
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早有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今天，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行了，不是要人为地去推翻它，而仅仅是科学地指出，它的发展遇到了很多问题，已经难以稳步发展不下去了。从事物自我否定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60多年的良性发展，已经积累了许多矛盾，它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根据笔者在前面所作的分析，它变革的大方向应该是更多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即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更多一些合理性、道德性、计划性、政府宏观调控、大众利益和国际协调，等等。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先生在《资本主义消亡后生活会更美好》一文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景作了如下分析：社会主义是继承选择——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们有时争论说，贪欲在人的本性中是根深蒂固的，以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将其剔除。但人性是相互矛盾的种种可能性的组合。文化（包括宗教）的作用一直是鼓励一些可能性，而限制另外一些可能性的表达。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先生进一步论证说，实际上，人们开始懂得“资本主义精神”在历史上已经是很晚的事情。在此之前，进行买卖的市场一直受到法律和道德的限制。致力于赚钱的人被认为不是很好的榜样。贪婪、贪心与妒忌是致命的罪。高利盘剥是冒犯上帝。只是到了18世纪，贪婪才变得在道义上可敬。当时，把财富变成金钱，使之发挥作用，以赚取更多金钱，这被视为健康的，如同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因为这样做有益于人类。这启发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在美国，金钱总是具有发言权。
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的终结简单地讲，就意味着人们不再迫不及待地要听命于它（指金钱——引用者注）。人们将会开始享受自己所有的一切，而不是始终想要获取更多的东西。人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私有财富占有者的社会。他们的目标是过上正派的生活，而不是把自己的财富转变成“资本”。
罗伯特先生认为，社会主义也许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而是其继承选择。它继承世界不是通过剥夺富人的财产，而是通过提供动机与激励因素，以使人们的行为同进一步积累财富脱钩。[35]
笔者认为，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先生的笔调虽然比较温和，但是比较严厉且深刻的。他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根——根据资本主义“钱要生钱”的信条，把追求财富当作目的，从而把人性自利的一面演化成贪婪，滋生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的不合理、不道德现象以及太多的罪恶。人类文明发展到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全球化的历史阶段，这样的信条、这样的主义、这样的发展模式、这样的社会制度不改革行吗？客观地考察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最清楚不过地看出，有太多的经济活动与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没有什么关系。有太多的经济活动，无端地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和劳动。在某种程度还可以说，有许多经济、政治和科技活动，是反人类的，产生了太多的或将会产生很多的罪恶。对于这样一种存在明显不合理和不道德的发展模式，难道不应该对其进行深度变革吗？
（3）如何评价当代社会的发展
在此，笔者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普通老百姓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和普通老百姓提三个方面的问题，大家一起思考。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以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为主，在最近仅仅100年的时间里，就几乎耗尽了地球上已探明的石油资源，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由此加剧的“温室效应”让人类面临灾害性气候危机。这种基于不健康的财富理念和消费理念而对自然资源进行的过度开发合理吗？可持续吗？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以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为主，在最近仅仅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就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还不能彻底进行自我反省吗？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和平发展潮流势不可当的历史条件下，美国仍然用如此巨额经费维持如此强大的军力，还有一个“星球大战”计划——编织一个乌龟壳把自己保护起来，然后到处打别人，美国对全世界要做什么？美国与英国合伙，绕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否意味着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公然蔑视和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数千万人类同胞的公然背叛？正义吗？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在仅仅不到100年前，中国还饱受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轮番侵略。现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和平发展道路，在不到70年的时间里，在没有、也不准备侵略任何其他国家的情况下，13亿多人口开始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对世界和平发展来说难道有什么危害吗？中国的和平发展难道不值得人们客观地去研究和评价吗？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崇“知己知彼”、“将心比心”；近代西方文化强调民主、科学、客观、公正。客观地分析，当今世界由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GDP评价和“商品拜物教”盛行，霸权主义横行，越来越失去了合理性和道德性，越来越失去了公平和正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对市场经济的借鉴，更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扬弃，从逻辑上讲，应该是青胜于蓝。
3.“幸福指数”评价问题
近年来，“幸福指数”评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一个国家——不丹，首创了“国民幸福指数”概念。
不丹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这一包括平均寿命、识字率和收入等反映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不丹2009年在18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为132位，稍高于印度的134位和巴基斯坦的141位，低于中国的92位。
不丹是南亚国家中向城市移民速度最快的，就像所有迈向现代化的国家一样，不丹也面临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官员腐败、失业率增高、房地产价格飞涨等问题。但“国民幸福指数”的理念却抓住了后工业化时代的潮流，更具有世界意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利茨也到过不丹，曾与现任国王凯萨尔讨论过“国民幸福指数”这个话题。之后，施蒂格利茨去了法国，几个月后萨科齐政府也推出了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源于现任国王的父亲、不丹第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当年的即兴回答：老国王一次到孟买开会，当时被问到，面对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不丹这个相对封闭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内陆小国如何发展，老国王随即想到以“国民幸福总值”来说明人民的幸福比工业发展更重要。这个概念，反映了老国王的希望和目标。现在，不丹已经是全民免费医疗，公立学校也是免费的，对穷人政府也给予福利补贴；98%的人都有土地，政府正在统计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希望分发土地给他们以缩小贫富差距。[36]
关于“幸福指数”评价，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但是，它折射出两个问题：一是人们对流行的GDP评价开始感到失望，在积极探索新的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评价方法；二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多少与幸福感的强弱并不完全从正比，特别是当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保障后，财富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幸福感的增强。正如文艺作品中常常提到的，金钱买不到爱情，住在王宫里的人并不一定比住在茅草屋里的人幸福。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对于人们较高水平的社会生活来说，必须有比较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是，不应该把生产和积累物质财富当作目的。当代市场经济的谬误在于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把生产和积累物质财富当作目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二、中国模式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中国模式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成功改革的范例；另一方面，它也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改革提供了思路。因此，中国模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中国模式是对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成功改革的范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新创举。从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模式发展角度看，它是对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深度变革。如前所述，虽然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但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并且，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变革远比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90年代进行的变革要成功得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过程中创造的一种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这个问题。但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都认为这个过渡时期是一个很短暂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把过渡时期设想为10-15年；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提出15年“赶美超英”。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宣布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事实表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认为，社会主义战胜和超越资本主义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或者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特别是像中国这样资本主义未能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人口大国，这个时期会要更长一些。用邓小平的话讲，要一百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同时，也容许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存在。具体的解决方案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国际关系上看，在这个时期内，主张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国际合作关系、特别是经济合作关系，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以有利于提高普通民众的基本福利水平为目的。
一般地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市场经济基本规则有机结合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如前所述，中国模式的如下特征更适应当代科技、当代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更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符合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
①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鼓励私有经济发展。这样，既可通过市场调动和鼓励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保护和促进人们的基本经济权益，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市场上的恶性竞争，让经济发展服从国家发展的大局。从国家全局发展看，手掌（国有经济）和手指（非国有经济）有机结合，伸展可以以手掌为基五指灵活运用，各自充分发展；攥紧则可以形成铁拳搏击大市场、做成大事业。手掌和手指，伸缩自如，调控自主。
②在经济运行上，在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性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既讲宏观调控，也讲自由竞争。无论公（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在市场上自主经营，自主发展；但在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上，服从政府宏观调控，实行有调控的自由竞争、服从全局和长远利益的自由竞争，而绝不容许只顾一己之私的自由竞争。倡导市场竞争是加强责任感和调动积极性的需要，加强计划性和宏观调控是避免市场盲目发展、恶性竞争，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需要。历史地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相对低级的市场经济，强调计划性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是相对高级的市场经济。增强计划性和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高级化相一致，与现代科技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
③在分配上，以按劳分配为主，兼顾其他分配形式，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生存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基本经济权利是生存权的基础。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分析，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都是普通民众基本经济权利的有力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有力地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较好地保障了十几亿人口的基本经济权利，使他们处于有尊严的生存状况之中。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反复证明，自利倾向和好胜逞强是人的天性，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通过竞争来表现自己、追求较多的物质利益；或通过物质财富来炫耀自己。市场机制就是这样一种顺应人的本性的制度体系。以按劳分配为主，兼顾其他分配形式，就是在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经济权利的前提下，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又反对贫富悬殊。这样，既有利于调动人们、特别是能力较强的人们的积极性，又有利于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经济权利、实现共同富裕，进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④在经济与政治关系上，实行经济上自主经营、自主发展的方针，充分体现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同时，主张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高于企业和个人利益，国家意志高于个人意志，即经济发展要服从国家大局，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具体地说，就是要服从政府宏观调控。从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个性张扬、自由竞争有一个明显的好处，那就是有利于创新。关于这一点，是值得深入研究、认真对待并从制度建设方面予以保障的。除此以外，个性张扬、自由竞争有许多的弊端。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有利于实现经济与政治的协调发展，有利于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利益的平衡，但在创新精神方面有明显的不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与政治、国家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等诸多关系方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找到了平衡点，较好地从制度建设方面解决了自主创新发展与服从宏观调控的关系问题。
⑤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按互惠互利原则和平等协商原则，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有利于实现国际经济关系的良性发展。历史地看，发达国家相互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国际合作，并已经占据了世界市场。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中国利用本国巨大的市场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优势，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为止，除了在技术、石油和铁矿石贸易等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外，中国在一般商品贸易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既为中国自身赢得了时间、也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平衡贸易奠定了基础。同时，还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2.中国模式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自我变革提供了思路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来的实践看，较之传统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明显的优势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简单拼接的产物，而是在总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的基础上，适应当代社会生产力（科技）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全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性成果，也是对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当然，中国模式还不完善，还面临着传统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这是值得特别关注和警惕的。不过有理由相信，经过不断创新、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不断完善这个制度，使它成为能够引导全人类走向共同富裕的、真正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理想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创新性制度。
在未来几十年，在中国模式与世界上其他发展模式、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和平竞争中，具有以上制度性优势的中国模式如果表现更为出色，那么，中国模式就可以为这些发展模式的变革提供成功的经验和思路。
三、中国模式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崇尚和谐、倡导和平的国家；也是崇尚平等、公平、正义的国家。“天下为公”是中国人民的最高理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中国人民关于社会发展的理想境界。在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社会的极度不公，对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中国人民极为憎恨，往往会以农民起义的方式去对抗；对于社会上的极度贫富差距，人们往往以劫富济贫的方式去平衡。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中国人民则以“打土豪、分田地”，进而“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方式来实践“大同社会”的伟大理想。中国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为普通民众谋福利的模式。从思想理论根源上说，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思想；从制度根源上说，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制度，又借鉴和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合理的制度；从发展方向上说，它既坚持了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偏离理想的长远目标任务的做法，又采取了从现实出发、注重近期目标任务的做法；从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上说，它既选择了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和平崛起”的方式，又准备了与任何强加于中国的外来势力相对抗的手段。中国模式代表着发展中国家中的人口大国谋求自身发展的模式，也是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一种有理论、有组织、有领导、有目标、有步骤、有方法的积极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是所有谋求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可借鉴的模式。它与首先谋求少数人富裕的资本主义模式有根本性区别。对此，不必刻意回避。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设计的特点
一种制度体系的设计，必须同时考虑两个侧重点：一是如何顺应人的本性，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如何调整人与人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营造人类生存发展的最佳环境。从如何顺应人的本性，如何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体系是一种较好的制度设计。但是，它不能满足第二个方面的要求。要营造人类生存发展的最佳环境，那么，在调整人与人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就必须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的原则。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设计中，没有体现这一原则。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设计中，坚持和体现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的原则，但是，没有充分强调顺应人的本性，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问题。经过对最近60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设计较好地兼顾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发展状态
人类的固有本性需要充分表现自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并必将更好地创造一种环境，让人类的天性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充分表达：有控制的市场竞争、有规则的职位竞争、有裁判的体育竞赛、有奖励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有竞争的文学艺术活动、有表彰的思想道德建设，等等。通过这些实践活动，使人的本性得到一种良性激励，让个性张扬与道德和法律规范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人们的良性竞争，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能避免出现根本性的利害冲突。一言以蔽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恶性竞争，就是要改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个人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的发展需要个人努力拼搏并做出贡献和奉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设计充分考虑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如何体现和兼顾的问题，也强调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高于集体利益的问题：坚持公有制为主导，坚持政府宏观调控，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发扬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坚持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个性张扬、避免过度竞争和恶性竞争，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从中国最近20年的发展情况和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世界金融危机的表现来看，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予以高度评价是不无道理的。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展望
（1）未来中国
2011年6月27日，在英国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题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及未来中国的走向”的演讲。面对包括皇家学会会员以及各界来宾在内的约300位听众，温家宝在演讲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及未来中国的走向发表了他的看法：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国家；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文明和谐的国家；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坚持和平发展、勇于担当的国家。温家宝在演讲中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13亿中国人民的庄严选择。中国30多年的变化，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这样那样的艰难险阻，但这一历史进程不可逆转！温家宝还表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潮流和自身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机遇。[37]这是在外交场合的客观描述性的表达，没有太多地涉及未来中国的性质问题。
（2）赢得未来的关键——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相互关系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看，到目前为止，人类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问题。如果深入研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应该说主要不是因为人类的生存能力和自然资源不够，而是人类的生活态度和处理人类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不对！历史地看，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开发利用了自然资源、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又极大地扭曲了人类的基本生活态度、极大地恶化了人类的相互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处理人类相互关系的基本理念和方法有比较大的改进，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据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在2011年与美国军方高层的军事交流中感叹：如果美国拿一些军费用在别的事情上，世界就好过多了。从近代欧美国家实行殖民主义政策以来，那种高人一等、统治别人、称霸世界的思想，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人的头脑中是如此根深蒂固，就是到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他们的头脑中，连“共同富裕”、“大同社会”、“环球同此凉热”的概念也没有。中国应该通过自己的实践，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从根本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扬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从根本上创新人类社会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包括基本生活态度和消费理念。这也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对中国的期待。
（3）中国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更大成功
201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虽然讲话中没有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但是讲话贯穿了一个主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世界上独树一帜，领导中国人民搞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去怎样搞、现在怎样搞、将来怎样搞，讲话都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他说：“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他勉励和告诫全党同志：“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面对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8]按照笔者的理解，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胡锦涛同志的讲话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意志，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坚强决心，就是：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中国美好未来——“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9]开国领袖毛泽东豪迈地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与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情况一般来说不会出现，可以一心一意建设国家，实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胡锦涛同志勉励和告诫全党：“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发展的最新阐述，无须更多的解释。所谓中国模式，就是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的方式。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前人不断探索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理论、科学方法和成功经验而找到的、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仍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它的成功，将是中国对人类做出的较大的贡献。
注释：
[1]参阅金鑫，《中国问题报告——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严重挑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2]根据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丁声俊的研究成果。转引自人民日报记者杜海涛，《国际粮价飙升创新高中国手中有粮心不慌》，载《人民日报》2008年4月14日第9版；路透社曼谷4月24日电，转引自《参考消息》2008年4月26日第1版《米荒升级多国出现社会骚乱》。
[3]参阅《人民日报》2011年5月24日第22版文章：《全球粮食价格不断走高国际社会联手干预困难——稳定粮价对各方都有利》，《人民日报》2011年5月26日第22版文章：《高温少雨肆虐多国粮价上涨威胁稳定——持续干旱让世界紧张》。
[4]法新社巴黎6月16日电：《国际油价趋势回顾》，载《参考消息》2008年6月19日第4版。
[5]路透社纽约6月26日电：《国际油价突破140美元》，载《参考消息》2008年6月28日第4版；路透纽约9月14日电，参阅《参考消息》2008年9月16日第4版《油价跌至新低或将持续下行》；新华社维也纳11月24日电（记者刘钢），《欧佩克周油价跌破每桶50美元》，载《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5日第6版；参阅《环球时报》2008年11月13日第16版文章：《油价暴跌震动世界格局》。
[6]参阅搜狐网络2011年2月—5月的文章。
[7]路透社华盛顿9月7日电，参阅《参考消息》2008年9月8日第4版文章《美政府接管“两房”》强力稳定楼市》；法新社华盛顿9月14日和15日电，参阅《参考消息》2008年9月16日第4版文章，《雷曼破产，美林易主》和《格林斯潘称美陷入“百年一遇”金融危机》。
[8]参阅搜狐网络2011年5月的文章。
[9]彭博新闻社网站7月4日报道，《宝钢必和必拓谈妥铁矿石价格——涨价幅度与力拓铁矿石一致》，参阅《参考消息》2008年7月6日第4版。
[10]参阅搜狐网络2011年5月的文章。
[11]参阅《参考消息》2008年8月11日第4版文章，《（美报文章）次贷危机爆发周年美国面临空前挑战》；《（专家认为）次贷危机比大萧条还严重》。（西班牙）伊格纳西奥·拉莫内特，《三重危机》，参阅《参考消息》2008年7月14日第3版。
[12]参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共中央党校《马列著作选编》第93～9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13]参阅金鑫，《中国问题报告——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严重挑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45-66页。
[14]参阅《人民日报》2008年6月4日第10版文章和《参考消息》2008年6月3日第4版文章。
[15]参阅周明生，《“包容性增长”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载人民日报理论部主编，《大变局——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解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106-107页。
[16]参阅《人民日报》2008年6月12日第11版文章；《人民日报》2008年6月20日第1版文章和6月25日第3版文章；《人民日报》2008年那年第1版，7月10日、7月11日第1版文章；《人民日报》2008年7月5日第3版文章。
[17]路透社沙特阿拉伯吉达6月22日电，参阅《参考消息》2008年6月24日第4版文章；张金江，《石油大会难解高油价困局》，《人民日报》2008年7月5日第3版；据据路透社援引英国《卫报》4日（指7月4日——引者注）的报道，参阅《人民日报》2008年7月6日第3版文章；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7月2日报道，参阅《参考消息》2008年7月3日第4版文章；据胡锦涛《在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8年7月10日第2版。
[18]参阅《人民日报》2011年5月24日第22版文章：《全球粮食价格不断走高国际社会联手干预困难——稳定粮价对各方都有利》。
[19]参阅搜狐网，2011年9月14日和9月15日新闻。
[20]参阅《参考消息》2011年2月18日第10版。
[21]参阅《参考消息》2011年4月5日第10版。
[22]参阅《参考消息》2011年4月5日第10版。
[23]《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21日，参阅《新华文摘》2008年第7期，第44～49页。
[24]参阅刘卫民，《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创新探析》，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5]参阅美国W.E.哈拉尔著《新资本主义》，冯韵文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73页、368-401页。
[26]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欧洲学会编，《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2003-2004欧洲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26页。
[27]参阅王万征，《中国的发展改善了发展环境》，载人民日报理论部主编，《大变局——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解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111-112页。
[28]参阅习近平，《共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美好未来——在纪念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0周年研讨会开幕式上的演讲（2010年11月18日）》，载人民日报评论部主编，《政论中国2010：人民日报评说党和国家重大举措》，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80-83页。
[29]参阅周明生，《“包容性增长”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载人民日报理论部主编，《大变局——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解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9页。
[30]搜狐2008年9月20日新闻，《美中经济问题专家：中国金融自由化不应过快》。
[31]参阅李忠杰等著《社会主义改革史》，春秋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第176、359、439、459-461、633页。
[32]参阅《参考消息》2011年1月24日第10版。
[33]参阅《参考消息》2011年3月29日第10版。
[34]参阅《参考消息》2011年5月16日第10版。
[35]参阅《参考消息》2011年1月24日第10版。
[36]参阅《参考消息》2011年5月13日第11版。
[37]新华社记者魏群、周兆军，搜狐2011年6月28日新闻。
[38]参阅《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第2-3版。
[39]参阅《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第2-3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