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模式发展的主攻方向
中国模式发展的主攻方向即完善中国模式的主要任务。在中国模式发展的主攻方向问题上，人们并不一定有共同的观点和比较一致的意见。因为，在中国模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特别尖锐：中国是更多地向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学习、还是更多地自主创新？显而易见，笔者本人是属于持中国应该更多地自主创新观点的人，在中国模式的主攻方向问题上，虽然尽量客观总结概括，但肯定是按这个基本思路来考虑。根据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和最近10年世界局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中国模式发展的主攻方向显然包括以下方面但不局限于这些方面。
一、改进国民教育，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1.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问题
改进国民教育，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是中国模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核心任务。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发展生产力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核心任务。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根据对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几十年持续高速发展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世界各国近百年、特别是近50年的发展都证明了这一论断。如要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首先必须发展科学技术，这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主观愿望与客观可能性往往有很大的距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在十分困难的历史条件下搞“两弹一星”，就是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明证。特别是1978年以来，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的投入、包括研究开发和引进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大，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就整体而言，是利用中国的市场优势引进技术多，原创性发明创造少，核心技术对外依赖程度高。这对中国的创新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2.关于“钱学森之问”
深入分析中国目前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原因，除了历史性落后和投入有限这两个重要原因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落后。为了大众教育，牺牲了以特殊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精英教育”；为了追求公平而搞“一刀切”的升学考试，牺牲了千百万青少年的创造力培养，甚至牺牲了他们的灵性。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重大缺失之一。“钱学森之问”所切中的也是这个要害。新中国成立60多年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怎么说也是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之痛。近年来中国逐步放开了部分高校的招生权，可望对高等教育在培养特殊人才方面有较大的促进。2011年4月2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中外著名高校校长齐聚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胡锦涛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是我们建设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要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以创新能力提高为突破，加大支持力度，健全长效机制，鼓励重点建设高校成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深化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扩大开放的桥头堡”。他在讲话中对清华和全国的青年学生提出3点希望：一是要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二是要把创新思维和生活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三是要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思想成长、学业进步、身心健康有机结合，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负重任的栋梁之才。讲话的核心点是高校如何培养创新人才，学生如何成长为创新人才。其中，“鼓励重点建设高校成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要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的提法十分醒目。世界各国高校建设的经验和大量创新人才成长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创新与个性发展是有内在关系的。没有个性的高校难有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同理，没有个性的个人也很难有什么创新和大作为。从隆重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和胡锦涛讲话的内容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中国已经又一次开启了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之门。
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主攻方向
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有基本方法与一般方法之分，还有发展战略和发展策略、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之分。以下的分析侧重基本方法和基于长远目标的发展战略方面。
（一）改善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
中国模式的特征，最核心的有两个：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民主协商制度；二是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在公有制经济中，国有经济又占主导地位。因此，在中国模式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把改善国有经济布局，增强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
1.优先发展好国有经济
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首先要依据其生产方式的性质。所谓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而在生产关系诸要素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社会的性质。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最根本性差别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如果不强调这一点或淡忘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抽去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当然，也就掏空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1992年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只要认真分析就会发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内含社会主义公有制问题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回避所有制问题；“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内含所有制问题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更是内含所有制问题的。古今中外，还没有在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能够“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更不用说实现共同富裕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在现行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把公有制经济发展好，特别是把国有经济发展好，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经济基础和经济保障，这是巩固和发展中国模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和核心任务。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发达国家所遭受的沉重打击、以及这些国家面对危机的无奈，使中国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论述，从根本上说仍然是适用的。中国模式尽管还不完善，但是，它的发展方向是完全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
可以专门探讨一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众所周知，关于和谐社会，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美好的理想和诱人的描述。如前所述，我国古代儒家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陶渊明《桃花源记》关于和谐社会的描述，以及老子关于“小国寡民”的思想，等等，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中国人对美好的和谐社会的向往。在西方，从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文艺复兴后莫尔的《乌托邦》，到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也从不同角度阐释和描述了和谐社会，表达了不同时代西方人对理想的和谐社会的憧憬。然而，理想的和谐社会并不等于现实的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古代关于和谐社会的理想和近代空想社会主义其所以只是理想或空想，最根本性的原因是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人们仅仅是凭理想、凭主观，而不是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角度来论述社会发展问题。纵观自奴隶社会以来的人类文明史，“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段斗争的历史”。实质上就是在私有制为主的历史条件下不同利益集团的斗争史。在以私有制经济制度为基础的社会里，人类陷入了为自身经济利益而残酷斗争（阶级斗争）的分裂状态，不可能实现社会和谐。在19世纪中叶，许多学者都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名的《共产党宣言》里明确提出：“消灭私有制”。无须赘言，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经济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不可能建立和谐社会。只有消灭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在此基础上发展经济、创新政治、重建思想文化和道德体系，才可能创新社会制度，进而“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其基础性的一步。
或许有人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实现了和谐社会，值得仿效。这是一种缺乏哲学思维和缺少历史感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内和谐。但这种和谐，是以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极不和谐为代价的。据西方学者研究，在250年前，世界上最富和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大约是5：1；而到今天，已是400：1。[2]这种极度贫富差别，凸显出一个基本事实：当代富国的富裕，是以穷国的贫穷为条件、为代价的，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消耗方面，富国牺牲了穷国的利益。这一现象类似于古希腊雅典城邦奴隶制民主制条件下的民主，雅典城邦约10多万贵族和自由民所享受的民主，是以约20-40万奴隶的苦难为代价的。“据学者估计，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时，雅典成年公民为4万人，其家属14万人，异邦人7万人，奴隶在15-40万之间。”[3]异邦人和奴隶是没有民主权利的，奴隶被看做“会说话的工具”。
进一步说，当代发达国家的内部和谐也是相对的。实际上，发达国家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据我国学者的研究，1979年，美国最富的20%的人的收入，比最穷的20%的人高出3.5倍；而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扩大到9倍；而英国是10倍[4]。据英国《观察家报》6月8日文章，政策导致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在过去25年，美国中等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8%。然而，1%的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200%。25年前，收入最高的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是最底层人的6.7倍，现在是9.8倍。美国1%最富的家庭控制了1/3的国家财富；10%的最富的家庭控制了2/3的财富。另据《纽约时报》6月25日报道，收入不平等一直是美国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近年来贫富差距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如今，美国总收入的40%流入占人口不到10%的富人口袋里，这个比例是65年来最大的。[5]在日本，有学者认为穷人越来越多。《读卖新闻》3月所做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81%的日本人认为收入差距正在拉大[6]当代其他发达国家，情况也类似。这充分说明，发达国家因对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实行改良，内部和谐有一定改善，但是，“工人阶级”“绝对贫困”状况的改善，并不等于贫富差别和不和谐状况的改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因其富裕而使其内部的贫富差别状况得到根本性改善，相反，贫富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二次大战后的大量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即使是在富裕国家国内，也是不可能处理好贫富差距和社会和谐问题的，更不可能在人口数量极大的国度或占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的若干国家中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提出消灭私有制，是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以全世界大多数人的利益为考量的。他们揭示了私有制的本质，极为深刻地指出，在私有制经济为主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建立以谋求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目的的和谐社会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古今中外，私有制就是这样来表现自己的本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列宁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靠建立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来对抗西方列强的围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打败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观点是：在拥有近13亿多人口、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首要的任务是发展壮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这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为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正确途径。如果我们试图主要通过发展私有制经济来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千百万人的失业问题，亿万人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住房和教育等问题，光靠国家财政（税收）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发展公有制经济来保障。目前，我们在处理矿难和调控房价时遇到的问题，已给了我们一个信号，当私营经济足够强大时，其政治势力和社会势力就会足够强大，谁代表谁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势，把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搞上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是越公越好。经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的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基本掌握了不同所有制所占比重的“度”。2003年10月14日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在所有制问题上形成了如下共识：第一，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二，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第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第四，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所有制理论方面的创新性成果，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经济建设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
（二）“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2011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国在“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主要有如下方面：
1.发展方针与总目标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推动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年均增长7%。按2010年价格计算，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55万亿元。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把短期调控政策和长期发展政策结合起来，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
总目标有5个要点：第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二，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第三，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第四，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第五，按2010年价格计算，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55万亿元。
2.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改造提升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区域良性互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在这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道路问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发展现代农业。新型工业化道路道路必须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必须与现代农业相结合。
3.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稳步提升全民受教育程度。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和支持政策，着力推进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2%，促进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生产力。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加强人才培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和医药卫生事业，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在教育问题上，关键是提高对教育的目的性和针对性的认识。现在的问题是，教育规模极大，但针对性不强，质量不高。在社会发展或社会进步问题上，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和身心健康问题极为重要。市场经济快把人逼到“为财死”的路上去了，精神文化需求和身心健康都成了十分棘手的问题：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人们在市场奔波中普遍存在的身心疲惫问题，都是必须下大力气才能解决的问题。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主攻方向。
4.扎实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加大耕地保护、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建设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全面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切实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大江大河重要支流、湖泊和中小河流治理，明显提高基本农田灌溉、水资源有效利用水平和防洪能力。
这方面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解决或改善这方面的问题理所当然应该是主要任务。
5.全面改善人民生活
坚持把增加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为全体劳动者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五年城镇新增就业4500万人。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快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均预期寿命。
在这方面，最为关键的是坚持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真正把人口增长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6.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但这不是一句套话。如何全面总结30余年改革开放的成败得失，如何深入、系统地研究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好坏优劣，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进行整体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问题的关键。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怎么改、政治体制改革怎么改、文化体制怎么改、社会体制改革怎么改，对外如何进一步开放，等等，其中涉及的问题很多也很敏感。在这个方面，“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具体任务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培育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进一步形成开放新格局。
可以预见，经过未来五年努力，将实现“十二五”规划的各项目标，中国综合国力将会有更大的提升，人民生活就会有更大的改善，国家面貌就会发生更大的变化。国外有机构预测，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总规模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这样的预测遭到各方面的质疑，但也不是信口开河、空穴来风。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巨大，加上人口众多，中国的发展往往具有爆发性和难以预测性。
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体系
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经济和政治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也会“或快或慢”地向前推进。从1978年以来的情况分析，中国的决策者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仍然会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中国13亿多人，政治民主方面的基础也比较薄弱，推行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从中国台湾的民主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激进式地推行西方民主，其效果是令人怀疑的。中国共产党坚持选择稳步推进的方针，实践证明效果是比较好的。深入分析中国1978年以来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可以发现一条明确的实施路径：按照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原则，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政治（法律）方面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权力机关都会积极推进；那些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直接关系的政治（法律）方面的改革，就采取稳妥处置、稳步推进的方针。这样，政治上层建筑积极为经济基础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从最根本的方面稳固国家大局；同时，在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建设方面稳步推进改革，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步伐，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能够基本协调发展。从这一角度分析，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政治（法律）方面的主攻方向仍然会放在如下方面：
1.加强国家的行政法制建设，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
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的经济。自1978年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在宪法和法律层面的法律保障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而在行政法制建设层面的问题则是层出不穷，必须有经常性的“立、改、废”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所以，加强国家的行政法制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是经常性任务。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2010年11月8日，《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发布实施。这个《意见》有9个大的部分：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和总体要求；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加强和改进制度建设；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国务院明确要求各地区和各部门把这个意见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国发〔2008〕17号）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工作计划明确任务、措施和责任，扎扎实实地推进依法行政工作。[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非常清楚依法行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定健康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不断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建设”的任务。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必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强维护群众利益的法规建设，推进依法行政。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确保国家权力的正确行使。针对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政府权力相对集中而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现实，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一再强调，必须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坚决惩治和预防腐败；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在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将把加强国家的行政法制建设、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作为政治（法律）制度建设方面的首要任务。
2.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体系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民主协商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一般地说，这三大制度从基本制度框架和宪法、法律保障层面看，已经达到基本完善的程度，关键是具体化和严格执行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目前从理论层面开始探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问题。因为，现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制度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即：大多数代表对所讨论的问题不熟悉，开会时间又很短，投票表决对一部分代表来说，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从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要求、尤其是比较高的要求来说，提高人民代表的参政能力，改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制度，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同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民主协商制度也存在会期短、重大问题讨论不充分的问题。进一步完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也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攻任务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各方面的基本制度建设也是比较完备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自身建设方面确实有其独到之处。2011年7月1日是建党90周年纪念日。客观地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注重自身建设的党。“为政以德”是党的领导人的文化根基；“吾日三省吾身”是共产党员信守的古训。1978年以来的党内整风、“三讲”活动、“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当下的“创先争优”活动以及一直坚持的反腐败斗争，对于党的建设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中国共产党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实属难能可贵。那么，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放在哪里呢？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现状和最近一段时期党的工作重点分析，它的主攻方向可能会放在如下方面：
第一，进一步加大反腐倡廉方面的制度建设。自上世纪80年代出现党内“腐败现象”并高调反腐败以来，老百姓评之为“越反越腐”的情况客观存在。这是市场经济激励人性中自利本性方面必然产生的副作用在党员领导干部身上的表现。共产党员也要过市场经济这一关。古语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上的做法是党纪恢恢，密而有漏。也就是说，关于党纪的规定很多很细，但是在如何监督高官、如何建立严格的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等重要方面存在明显疏漏。最近一段时期，强调了对单位“一把手”的监督和离任审计，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
第二，进一步完善党内民主选举制度。中国在政治方面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组织实施民主选举的问题，这是中国模式在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不足，也是导致吏治腐败的根源之一。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地位，在党的基层组织逐步实行直接选举应该是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现在实行的农村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只能视为一种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教育。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等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进行党的基层组织的直接选举，才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关键步骤，应该成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重点考虑的方面。
第三，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民主决策制度建设。在中国，国有企、事业单位都掌握了相当的经济权利，所以，对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般地说，民主决策不等于科学决策，但是，民主决策可能更接近科学决策。所以，在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基层党组织推行民主决策制度有利于科学决策，至少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权力的滥用和盲目决策。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要求基层组织在一些重大决策中，充分发扬民主，完善关于“三重一大”的决策机制。这是共产党在尝试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民主决策制度的重大举措，如果运行顺利，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探索。
四、大力培养和提高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水平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的国家。总的来说，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深入分析，就能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思想道德教育有“大而化之”的特点。即；讲大道理多，讲具体要求少；讲倡导行为多，讲禁止行为少。比如，讲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等等很多，讲不损人利己、不坑蒙拐骗等等很少；讲为中华崛起发奋学习、努力工作等等很多，讲不偷税漏税、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等很少。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往往达不到起码的要求。比如不自觉纳税、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开车抢道等等。简言之，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应该更多地关注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和明确日常行为中禁止的行为。使人们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养达到能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的水平。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发起并推动过“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全民性道德教育活动，但是没有坚持多久就换了题目了，改为讲“社会公德”。当下讲“八荣八耻”，内容很好，但不便于记忆，老百姓觉得不好记。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法制建设和思想理论宣传方面：新中国成立到198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样，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提法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思想道德建设中，哪些是最基本的，应该基本不变，然后随着情况的变化，去掉一些不再适应的内容，增加新的内容，这是思想道德建设的通行做法。对比西方宗教和中国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摩西十诫”和“仁义礼智信”等教条，内容简约又好理解，千百年基本不变，这样，民众代代相传、能真正掌握并身体力行。从经验来看，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思想道德教育在内容和方式方法上都有改进的必要。
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也是法律的规定，必须通过教育引导和法律强制这两手来保证绝大多数人自觉遵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政治思想理论宣传这几个方面都必须提出一套比较简约的核心规范和核心理论观点，以此实现基本上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规范人们的行为的目标，从整体上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道德水平。
五、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合符发展规律地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这一宏伟目标一经提出，不仅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赞同，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非常积极的反响。许多知名学者、政治家，把中国的“和平崛起”同“构建和谐社会”联系起来，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价。其所以反响热烈，是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真正体现了科学发展的思想。其中，关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要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近年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正在稳步推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在“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由于中国是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按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和消费理念来指导发展，自然资源和环境是否能够承受？根据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判断，中国的下一步发展将会遇到严重的自然资源紧缺的制约。土地、水、石油等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最近几年中国一直在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节能减排，但是，如果不从发展理念和发展路径上做大的调整，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头等任务是明智的选择。
六、推进国际社会和平协商机制建设、巩固世界和平
100年，对人类历史发展来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就在100多年前，中国还是积贫积弱，中国人被侮辱性地称之为“东亚病夫”。周边有的国家和欧美一些国家，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国也奋起反抗，但由于落后，总是失败，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那情景，就有点像今天的伊拉克和利比亚。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敌视和技术封锁的政策，这种情况，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有所改变。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和军事力量迅速提升，在凭实力说话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异军突起，国际地位稳步提高。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作为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大国，在推进国际社会和平协商机制建设、巩固世界和平这件大事上，是应该有较大的作为的。
2008年以来，中国利用自己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这一有利时机，开展了一系列的重大外交活动：积极参与G20集团会议，高规格举办中非合作论坛、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举办“金砖四国”协商会议，等等。中国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进国际社会和平协商机制建设、巩固世界和平。同时，也为自己赢得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历史地看，中国是一个奉行中庸之道的国家。从中国文化内涵分析，中国不具有侵略性。中华民族是善良平和的民族，中华民族复兴一定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当然，中国也不容侵犯。中国信守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第二节 中国模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中国模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很难概括。2010年9月2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第6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作了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其中，涉及对中国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客观描述。他说，中国是联合国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国的发展变化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愿就如何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谈谈我的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对自己通过艰苦奋斗而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同时，我们对今天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和作用，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当时是排世界第三位——引者注），但人均水平较低，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中国经济已保持30多年的快速增长，但进一步发展受到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中国若干重要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大国，但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核心技术仍然大量依赖进口。中国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呈现出现代化的繁荣，但中西部和广大农村的不少地方仍然相当落后，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中国民生有了很大改善，但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就业压力很大。中国社会政治生活日趋活跃，公民基本权利得到较好的维护，但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和贪污腐败等问题依然存在。中国现代化走到今天，先进落后并存，新旧矛盾交织，面临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国情，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对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中国目前和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内，将面临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人口压力问题；第二，资源和环境问题；第三，贫富差距问题；第四，国民教育问题；第五，发展路径问题；第六，国际竞争压力问题。其中，人口压力问题与资源和环境问题直接相关，贫富差距问题、国民教育问题与发展路径问题有内在关系，发展路径问题与国际竞争压力问题有内在关系。
一、人口压力及相关问题
中国的人口压力问题，是历史地形成的。中国几千年领先于世界文明发展，其直接结果之一就是中国人口众多。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总人口是4亿50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加上“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和毛泽东人口思想的影响，中国的人口急剧膨胀，到上世纪60年代，人口就已经超过6亿。当中国共产党感受到中国人口问题的巨大压力时，可以说为时已晚了。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采取了极为独特的人口政策和极为严厉的人口控制措施，人口问题才没有演变成不可控制的问题。但仍然是中国发展中的最大的难题。人口压力巨大是中国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温总理所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三，但人均水平较低，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这类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人口问题。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口问题将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最为突出是如下几个方面：
1.就业难与老龄化问题
这是一个两难问题。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使劳动生产率越来越高，同样的工作任务需要的人越来越少，而需要就业的人持续增加，压力巨大，矛盾突出。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则老龄化问题就更严重。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科学院周光召院长的大力支持下，胡鞍钢博士领衔的国情研究小组对此作了深入研究。在题为《生存与发展》的研究报告中，对此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到今天，这个问题是中国老百姓都能理解并都能感受到的问题。这个问题只有缓解的办法，没有根治的方略。关于老龄化问题，中外学者的结论是：中国未富先老。由于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中国老龄化趋势加快。根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止2010年11月1日零时，中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含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7097600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552300人，台湾地区人口23162123人）。其中，大陆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48705人占13.26%；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1709人，占8.87%。[8]在中国的老年人口中，农村的“空巢老人”的生活极为艰难，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据湖北省十堰市竹溪县的调查，“全县60岁以上农村老人4.9万，其中‘空巢老人’1.88万，占农村老年人口总数的38.39%”。“很多‘空巢老人’，一个月的所有‘收入’加起来，也就百元左右”。[9]中国老年人口的生活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
2.食、住、行问题
衣、食、住、行是人的四大基本消费需求，自古以来得到当政者的重视。从中国的情况看，穿的问题基本解决了，食、住、行方面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粮食安全仍然是中国的第一要务，并且只能靠自己解决。从目前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分析，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比其他问题更重要。早些年，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问题也可以通过世界粮食市场来部分解决。现在世界粮食市场危机四伏，就是不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中国的粮食问题也不能指望国际市场。就人口增长和土地与水资源约束的矛盾来看，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具有决定性、持续性和危险性。
住和行方面的问题虽然也很严重并且难以解决，但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属于“锦上添花”性质的问题。如果引导得法，不会形成危及社会安全与稳定的问题。如果国家调整政策，以优先发展保障性住宅和公共交通为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并在消费观念方面摈弃西方发达国家那些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消费观念，住和行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缓解。否则，13-15亿人的住房和交通问题也会像粮食问题一样，演变成影响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大难题。问题很明显，如果科学技术发展没有突破性进步，中国的自然资源不足以支持13-15亿人按西方发达国家消费标准来衡量的生活水平。以小汽车为例，美国大约平均每3个人2辆车，中国按此标准，大约将会有8-10亿辆小汽车。果真如此，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3.奢侈消费问题
从历史和社会学观点看，奢侈消费是个人英雄主义和事业成功的副产品。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表明，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和个人奋斗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人们，总是要取得物质性回报、也一定会获得物质性回报，他们也会过上较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所谓奢侈性消费，就是他们推动并在“成功者”群体中蔓延开来的。奴隶社会如此，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也如此。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奢侈消费推向了极端，使奢侈消费不再是极少数成功人士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上相当一部分比较富裕的人们的普遍的消费行为。“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其中，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经济总量的2/3以上。……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1%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市场的3/4左右。”[10]“20世纪50年代，消费信贷最重要的象征——信用卡问世。自此以后，消费信贷成为西方国家家庭消费模式越来越重要的内涵，负债消费逐渐成为西方国家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其中尤以美国为甚，2002年以来其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71%。”[11]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如此之大，奢侈消费就习以为常了。这样，奢侈品市场毫无疑问就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市场。从封建主义时代的情况看，能经常进行奢侈消费的人只占社会总人口中的很小部分。而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富裕的人越来越多，与封建社会的消费水平相比较而言，即以奢侈消费对自然资源产生的影响为参照，在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能经常进行奢侈消费的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就是在中国，能经常进行奢侈消费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这样，奢侈消费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压力急剧加大，从而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非常负面的问题。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从正面效应看，说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强劲，富裕的人越来越多，可以增强人们的信心，进一步促进发展；从负面效应看，增加几亿人的奢侈消费，对资源和环境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并且，奢侈消费有极大的示范效应，一部分人的奢侈消费会带动更多的人的奢侈消费。以此类推，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的奢侈消费完全可能演化出资源和环境方面的严重后果。因此，中国的奢侈消费问题是一个特定问题。如果处置不当，将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
二、资源和环境问题
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是与人口问题直接相关的问题。从总量上看，中国是一个资源大国；但从人均水平看，中国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资源和环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资源是关于按人均水平计算自然资源在客观上是否丰富的问题；环境是关于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注重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是否注重保护和美化环境的问题。一般地说，如果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性开发，资源就会客观地显示其丰富性，环境就比较好；反之，资源就会客观地显示其匮乏性，环境就比较差。从这个角度看，资源和环境之间有直接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资源有绝对丰富或匮乏的问题，环境有人为美化的问题，资源和环境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的资源问题是：资源匮乏与资源开发利用低效率同时存在；中国的环境问题是：资源过度开发客观上破坏环境与主观上不注重保护、美化环境现象同时存在。在这里，有一个很无奈的问题，就是十几亿人不注重环境保护而造成的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与草地资源的破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如果不进一步加强公民的环境保护教育、不进一步加大资源综合有效利用研究方面的投入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那么，毫无疑问，中国的资源和环境方面的问题会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和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三、贫富差距问题
在中国，贫富差距是最不被民众所接受和认可的事情。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古代思想家孟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深入人心、流传至今，在民众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共同富裕，虽然平均主义思想已经没有太多的市场，但贫富差距更没有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就明确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同志，如果中国出现贫富差距，中国的改革就失败了。
中国目前的情况是，贫富差距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从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看，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8上升到2010年的0.5左右，有学者认为实际上已经超过0.5。并且，有大量的事实表明，中国已经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分配关系的调整会遭受空前强大的抵制。房地产价格上的博弈，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利益流向。富有的越来越富有，贫穷的越来越贫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调控措施和调控力度都是非常有限的。历史的经验证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是通过战争来调整的；国家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是通过革命或重大改革才能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共产党的政治优势和公有制的经济优势，有利于对分配关系的有序调整，这是中国的优势。但是，人们也担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可能使这种优势慢慢消失。
四、国民教育问题
这里所指国民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舆论宣传引导这两个方面的教育。并且，主要是强调科学创新思想、民主政治思想和高尚道德品格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民教育，存在两方面的缺陷：一是科学创新思想方面的教育严重不足；二是民主政治思想和高尚道德品格方面的教育和引导缺少连续性。由于中国教育规模庞大，在教育投入方面不足以满足所有不同教育层次的适龄青少年入学，所以层层采用考试选拔入学的办法。这样，“应试教育”便自然形成，青少年的独立思考、创新灵感被应试教育悄悄地销蚀了。此外，由于中国教育规模庞大和教育投入不足，不同教育层次的学校教育基本上都不能实现小班上课，教师工作任务重、也不便于组织课堂讨论，老师和学生的科学创新思想得不到相互激励，独立思考、创新灵感被“满堂灌”的教育方式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悄悄地磨灭了，这种教育方式的社会后果，就是人们的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据相关研究，“在全球2.8万种核心技术中，美国掌握的有1.8万种，占世界总量的64.2%。”[12]相比较而言，中国在核心技术方面严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这是与中国国民教育直接相关的重大问题。
民主政治思想和高尚道德品格方面的教育和引导方面的情况，根本性的问题是缺少连续性。历史地看，从西汉到清朝，孔子孟子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保持了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与西方宗教思想传承的连续性没有多少差别。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基本上是孔孟思想、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既没有统一性，也没有连续性。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马克思主义占据了思想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但是在民主政治思想和高尚道德品格方面的教育和引导方面还是缺少连续性。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引导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有理想化的缺点和极“左”思想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也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50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开展的“比、学、赶、帮、超”运动，60年代开展的学雷锋运动（包括后来学习王杰、欧阳海和焦裕禄），60-70年代在全国开展的“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的以《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为主要读物的读书活动，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以及“两弹一星”精神，等等，对激发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热情、培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和高尚道德品格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客观地说，那确实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就是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在彻底摧毁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等级制观念的影响、真正发扬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方面，也具有无可比拟的历史性贡献。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到后来变得不可控制的10年“文化大革命”，把这一切都扭曲了或中断了。更为严重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这些美好的具有开创性的新生事物和伟大的精神，却遭到一些浅薄的人的嘲笑：说雷锋也戴手表，说毛泽东送毛岸英上朝鲜战场是为了给毛岸英镀金以便接毛泽东的班，等等，使严肃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遭到轻视。加上各种玩世不恭的“戏说”流行、市场经济物欲横流，从某种程度上讲，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已被一种近视而又浅薄的西方腐朽思想所迷惑。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的连续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由于中国在科学创新思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和道德方面的教育和引导方面缺少连续性，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缺乏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仍然存在严重的领导干部腐败现象和严重的道德失范现象。这也说明，中国在国民的综合素质教育方面存在亟待解决的十分严重的问题。
五、发展路径问题
中国的发展路径问题，是一个具有探索性的问题。原因很简单：一是世界上还没有既坚持社会主义，又搞市场经济而获得成功的国家；二是世界上还没有不侵略和掠夺别国而使本国13亿多人口过上富裕生活的国家；三是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使世界增加13亿富裕人口，地球的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还是一个未知数。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的发展路径仍然沿用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工业化与城市化、信息化与全球化；也沿用这些国家的基本做法：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费；评价标准主要是GDP增长率比较。从2008年爆发的世界粮食、石油和金融危机分析，世界工业化是一条极为危险的发展路径，具有不可持续性。中国的工业化路程还只走了一半，资源和环境问题就已经凸显。如果不改变发展路径，很有可能因资源和环境问题引发国际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能力条件下，事实上这是难以回避的问题。
中国必须探索新的发展路径。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强调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就是在深入思考中国创新发展、探索新的发展路径问题。什么样的发展路径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呢？这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难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成功道路，在中国是难以走通的；西方发达国家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费的做法，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与西方发达国家比GDP增长率更是自寻烦恼。一言以蔽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比物质方面的生产能力、比物质生活方面的消费水平，显然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现在，中国还在努力发展经济、还在打物质基础。但是，在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以后，达到比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后，怎样以创新思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一个考验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能力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点是可以及早探讨的：
第一，是否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物质生活方面的高消费。在物质生活方面，是否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高消费，这是一个可以及早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不能鼓励物质生活方面的高消费，要倡导适度的健康消费，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富豪们的占有式或炫耀式的奢侈消费。道理也简单，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不足以支持13-15亿人口的高消费。并且，物质生活方面的高消费往往对人的身体健康不利，没有什么必要性和合理性。历史地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消费观对中华民族的世代和谐发展是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的。就是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如何建设宜居生态化家园问题。近年来，中国加快了小城镇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国家和各级政府应抓住这个历史发展的节点，把小城镇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与大城市建设综合考虑、统筹规划，要把建设宜居生态化家园作为基本的任务，在整体上把中国模式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第三，如何实现中国的交通现代化问题。衣、食、住、行作为人们的基本消费，在古代社会，行是最容易解决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行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因为，行方面的消费需求提升太快了，要求太高了，物质消耗太大了，涉及面太广了。对于中国，由于人口众多，真正实现交通现代化更是难上加难。综合分析国内外现代交通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中国的交通现代化，一定要切实解决好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问题。在规划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与大城市建设时，要从长远发展、交通总容量和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角度考虑交通现代化问题。否则，交通问题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新的瓶颈问题。
第四，如何进行国情和国际形势教育问题。在世界上已有约20个国家的12亿人过上富裕生活的条件下，再由中国带领13-15亿人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如果没有发展路径上的创新，要达到欧美国家的物质生活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如何选择发展路径，中国人选择何种生活态度，这将是摆在13亿中国人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总而言之，自然界也好，人类社会也好，没有长盛不衰的事物，只有新陈代谢的规律。从2008年以来的情况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历史性转型期，中国在发展路径选择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两难选择的问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何对国民进行国情和国际形势教育，也是必须及早考虑的问题。
六、国际竞争压力问题
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石油、铁矿石、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的交易方面；二是在基本社会制度或发展模式的竞争方面。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的交易方面，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布朗就发表过《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当时国际上有一股力量，把中国的粮食问题在国际上大肆炒作。及至2007年开始的世界粮食危机，西方国家又有一些人把中国和印度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世界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在铁矿石贸易方面，西方国家的巨型跨国公司极力卡中国的脖子，近10年来，中国因铁矿石涨价而直接损失了数千亿元（人民币）。在石油贸易方面，西方大国千方百计断中国的油路，使中国在国际石油贸易方面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在基本社会制度或发展模式的竞争方面，情况更为微妙：中国搞社会主义，如果持续发展，西方国家一些人就认为这样就会危及他们的社会制度。看到中国发展，就大唱“中国威胁论”；一旦发现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他们就大肆宣扬“中国崩溃论”。他们习惯于“冷战”思维，习惯于从“你死我活”的角度看问题。而不理解“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真正涵义。更不习惯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根本不承认人类社会发展有其客观规律性。这是中国在全球化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发展自己所必然面临的巨大压力。中国要创新发展模式，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西方大国的一些人就不自在，就要把你视为另类，就要与你为敌。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不可回避的。
第三节 中国模式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性制度体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任何社会发展模式都有一个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历史地看，中国模式是一个正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制度体系。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发展模式而言，中国的基本态度是博采众长、兼容并包，中国模式是一个开放性的制度体系；中国是一个胸怀博大的国度。
一、按照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思想发展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果。回顾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国是以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态度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自主精神来向西方学习的。
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向西方寻求真理，找到的是资本主义。但是，孙中山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按照中国大同社会的理想，以“天下为公”的古训为鉴，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改造，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基本政策。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成功地实现了国共合作。可以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包容了社会主义思想的革命。是按照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思想来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向西方学习，找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毛泽东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早在1938年就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毛泽东本人身体力行，以他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创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老大哥”，按照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思想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时，又不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
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向西方学习市场经济，更不是照搬照抄，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把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与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思想，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发展道路。经过30多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上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国外学者称为“中国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表明，中国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国家，中国人民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模式在其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仍然会继续按照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思想来丰富自己、发展自己。中国模式是一个开放性的制度体系。
二、中国将是对世界各国开放的国家
1.中国是开放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社会主义实践的。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以后，在世界发达国家首先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至少是在十几个发达国家范围内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列宁根据当时国际形势，首先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俄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取得巨大的成功。两次世界大战，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具有极为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量和无可比拟的组织力量。社会主义的苏联不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在经济和科技发展方面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状况。也正是这种历史性的巨大成功，使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变得骄傲起来。后来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过于超前，违背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中国汲取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1978年以来，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自我批评精神，旗帜鲜明地改革开放，在不断深化国内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动“复关”和“入世”谈判，恢复中国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加入WTO，对世界各国开放。中国按照周恩来总理首先提出、中国政府一贯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拓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关系和政治互信关系，积极推动与各国的思想文化交流，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历史地看，中国自古奉行睦邻友好政策，信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理念。
当然，中国也自古有以自强求自保，凭强势以慑人的智慧——《孙子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之伐交，其次之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中国人民的基本信条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守土有责”、“爱国一家”；爱国主义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
2.中国的基本目标是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世界和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是：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真正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为世界树立共同富裕的典范，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其他主义也好，可以和平共处、求同存异，通过平等的和平协商，为世界人民争取最好的生存环境。中国模式不是什么怪物，而是一个既善于汲取世界各国先进文化、先进制度的营养，又善于弘扬传统、勇于自我批评、自我创新的优秀文化和先进制度的集合体。在中国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东南亚国家、西亚国家以及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欧洲人士，与中国有着极为友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国唐代的长安，是各国友好人士的集聚地。中国人也善于“走出去”，中国汉代张骞开始的“丝绸之路”、明代郑和的“七下西洋”和鉴真和尚东渡扶桑（日本），是中国人民善待世界各国人民的历史壮举。随着中国模式的不断成熟和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必将更加强盛，对世界各国必将更加开放，对世界和平发展的贡献也会更大。
以上是对中国模式发展前景的一个简单的正面展望。辩证地看，中国模式发展也可能出现负面情况。“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种国家发展模式的前景，确实是难以逆料的。
注释：
[1]参阅《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2]参阅《国富国穷》一书，第4～6页。
[3]参阅东北师大历史系编《古代世界史》，1958年，第203页；转引自应克复等著，《西方民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52页。
[4]参阅《25个理论问题》一书第177页。
[5]参阅《参考消息》，2006年6月14日第4版：《政策导致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2006年6月27日第6版：《贫富差距将破坏美国经济增长》。
[6]参阅《参考消息》2006年6月4日第6版。
[7]参阅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载人民日报评论部主编，《政论中国2010：人民日报评说党和国家重大举措》，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19-25页。
[8]参阅《人民日报》2011年4月29日第9版。
[9]参阅《人民日报》2011年5月27日第16版。
[10]参阅裴长洪，《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挑战与机遇》，载人民日报理论部主编，《大变局——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解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3页。
[11]参阅赵春明，《把握结构调整趋势，培育经济发展优势》，载人民日报理论部主编，《大变局——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解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10页。
[12]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欧洲学会编，《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2003-2004欧洲发展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17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