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华同志对平原游击战争的贡献

    我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前期，6年时间在程子华同志领导下工作，同他的接触比较多。对他了解越是深刻，对他就越加敬佩。无论从军事指挥还是从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来说，他是一位受群众尊敬的领导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从他的言传身教中受益是极其深刻的。他的言论是非界限鲜明，神采气度平易近人，至今历历在目。他的许多方面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但给我终生难忘的是他对平原游击战争坚定的信心和关键时刻的指示。

    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暂时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冀中军区北部平、津、保三角地带的第十军分区，于1941年主力军被迫撤出了，更早了一年时间。1942年“五一扫荡”后，冀中区留下的主力军很少，相当于整个冀中区敌人的二十分之一，装备低劣，进一步分散活动，县区游击队和地方工作遭到严重摧毁，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情况尚未稳定下来。在军事上，敌人疯狂地进行分区“清剿”，加紧构筑点、线、路、沟、墙“洗碎分割”进行“驻屯清剿”。大清河北岸，每500公尺一个碉堡，步枪火力可以交叉封锁。到夜间沿岸40里火把通红。每碉一个班伪军守备，建立了“三三制”防线，即一个日本兵带三个伪军，一个伪军带三个民夫，一个民夫带三条狗，整夜鸣锣呐喊，防止我小分队和工作人员潜入河北。在大清河北的纵深，村有围村沟，还有区界沟，县有县界沟，道有道界沟（即燕京道和静海道），沟上有土墙。碉堡林立，公路如网。敌伪反复“驻屯清剿”的目的是搜捕杀害分散的小分队和工作人员，残酷镇压人民群众，长期“确保冀中”。在政治上建立“大乡、保甲”制度：10家1甲，10甲1保，连坐连保。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推行“大东亚新秩序”，培植汉奸伪新民会，“治安肃正”巩固伪政权。在经济上，组织伪合作社，建立“小麦模范圃”和“棉花模范圃”。大肆敲诈勒索，实行苛捐杂税，以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在冀中平原每年抢粮100万吨。

    面临这种血雨腥风的局面，冀中抗日根据地“能否坚持，怎样坚持”的问题必须答复。

    一“你留下”

    “你留下，要团结一批同志回到大清河北。只要你们回去了，别的地方会增强坚持斗争的信心。”这是子华同志给我的信中的一句话。信是1942年7月29日发出，8月12日接到的。因为交通困难被推迟。在这之前，大军区的电报早已收到，不单说的二级军区要撤销，并决定我和吴建忠、李孔亮同志留在白洋淀，“相机北进”，回到大清河北，恢复十分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分区所属的27团掩护军区已向太行山转移，29团由帅荣、崔文炳同志率领向北岳区转移，主力转移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留下的32团改编为34地区队，另五纵队改编为35地区队。

    我们在白洋淀集中精力学习彭德怀副总司令《关于平原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对魏巍同志的答复（1942年7月15日）》和程子华同志《敌对冀中“扫荡”与冀中战局（1942年7月28日）》的报告，结合大清河北的情况研究北进的时间和措施，核心是如何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势。我还认真核对了军区电报和子华同志写信的时间，肯定他的信是在电报前一天发出的。我考虑子华同志为什么给我写一封信？是提前给我打招呼？还是怕我不愿意留下呢？都不是。我想是对我的鼓励，局势如此紧张，任务如此繁重，需要人，不能走要留下，坚持斗争。对我自己来说也得到了独立自主、难得的锻炼机会。子华同志正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和信任才发出这封信的。想到这里，我不能回绝他的指示，还要写一封回信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坚决完成任务决心。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1943年2月到城南庄汇报工作结束时，子华同志说，“去年你们进入大苇塘创建临时根据地，依靠苇塘恢复地区是正确的，并站稳了脚，在大清河北恢复19块隐蔽根据地，改变了组织形式和战争形式，有了新的发展，对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并把平原游击战争坚持到底，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经验。”子华同志还说：“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本身就是个策略问题。”他语重心长说的很恳切：“去年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五一大扫荡中的损失比历次反扫荡所付出的代价都多，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伤亡，物质上的损失，根据地人民遭受了残酷镇压，敌人烧杀抢掠极其残忍。这事军区和冀中区党委对‘扫荡’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准备不足。比如敌人扫荡的重点是中心区，而我们党、政、军、群的后方机关和大后方物资、伤残人员都坚壁在中心区。没有估计到敌人‘扫荡’的连续性和长期性，所以就不可能把物资和伤残人员分散转移到外线。我们在中心区的深、武、饶、安那几个县的小圈子里，你来我往地跳动遭受连续‘包围’、‘清剿’，遭到不应有的损失，这是五年抗战史所罕见的，弄得筋疲力尽，被迫外转。”

    我说，十分区1941年的损失也是对敌预测不足，被压缩到大清河东岸的狭长地带，遭受连续“合围”。事后接受教训，“五一大扫荡”没有去深、武、饶、安那个中心区，并沿着大清河南岸活动，依靠白洋淀和文安洼，反而避开了敌人的“合围”，在外线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了敌人的“剔抉队”。

    子华同志听完我的汇报以后，指示说：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条准则，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唯物论，也是整风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领导人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在调查研究和工作实践中得到的。我们往往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犯错误。

    子华同志对任何一个对敌斗争问题，工作中的政策措施都征询下级的意见，认识统一后由前方地委和军分区做计划，报中央北方分局和军区批准执行。由于情况多变，朝令夕改的事也是常有的。子华同志发现中央分局或军区的指示有不妥时，立即报告“前决定撤销”，“按你们的意见办”，他发现前方的决定同领导的意见不一致时，则要求下级说明情况，反复提倡“按情况办事”。这个作风，生动地体现了战争年代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朝气，展现了党的团结一致，兴旺发达的景象。

    二“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

    1942年冬，苏、英、美签订了同盟条约，在欧洲开辟最后打击纳粹法国的第二战线是人们寄予厚望的。所以，敌后抗日根据地宣传“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我们曾用电报请示这个口号是否确切。子华同志的答复是：能否打败希特勒，是由法西斯阵线同反法西斯阵线的力量对比来决定的。打败希特勒的各种因素是不断急剧增加的。是否今年就可以打败希特勒？应该说是日益迫近了。今年冬季苏联尚未发动决战性的攻势。但是只要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明年或时间再长一点打败日本就有了充分的条件，必须指出，日寇越是接近死亡，越要作最后的挣扎。我们由战略相持转为战略反攻就会有更多的困难，今年……就要作准备，熬过最困难的时刻。有此决心和准备比盲目乐观要好得多。有的同志看到希特勒在苏联南线作孤注一掷的局部进攻，而怀疑能否打败希特勒。还有的同志从“五一”反“扫荡”的局部出发夸大冀中根据地的困难，甚至说出：即使可以打败希特勒，今年日本就要结束我们！而对坚持斗争缺乏信心是不正确的。

    子华同志的回答稳定了人心。人们集中力量研究如何熬时间，如何正确地对待“黎明前的黑暗”。发展合法斗争，两面政策。坚持斗争，准备反攻。人们确实作了不愧前人，无愧后世，功在战争，流芳百世的事业。这与子华同志的及时领导是分不开的，他完全相信留下来的少数军队能够坚持到底。为了适应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斗争形势，子华同志在1942年下半年多次指出：要注意纠正某些地方放弃武装斗争的错误方向，逐步地把原来大块根据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改变为适应隐蔽根据地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切实贯彻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当地党委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取消了二级军区，中共中央北方分局直接领导地委和军分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的政治委员。地区队（小团）由地委根据当地情况划分的联县组织精干的指挥机关，由地委委员和县委书记为委员，全面领导各地区的斗争。武装斗争进一步地方化了，主力军和游击队都改为便衣；县区游击队的政治委员也由县区党委书记兼任；游击队暂时取消了排，改为小连大班制，每班18到20人，把地方干部混编起来，实际上都变成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武工队，克服单纯隐蔽的倾向，把大班的人员武器加强了；他们可以对抗任何一个碉堡出来的“清剿”的敌伪军。

    由于敌人细碎分割，碉堡的数量增多了，每个碉堡的敌伪数量减少了。这是敌伪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还把游击小组同伪自卫团混在一起。抗日根据地时期的青年抗日先锋队员、农会会员，乃至爆破队员都打进伪自卫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过一段工作，就出现了团结对敌，寓我之游击小组于伪自卫团之中，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开展地道斗争，打击零散作恶的敌伪特务活动。伪政权为我所掌控。这就是“五一”反“扫荡”后期出现的高度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昼宿夜出，真假难辨，他们同分散的大班结合起来，避敌锋芒，隐蔽精干，同时创造了“挑帘战”“院前伏击”“集市捕捉战”“单打一”“连擒连纵”等机动灵活的战术，以支持各种非武装的斗争，搞得敌人晕头转向，人人自危，有力地支持争取和瓦解敌伪军组织的工作。大部基层村政权和乡政权被改造成抗日的两面政权，实际上变成了统一战线，团结对敌的村乡政权。分散活动的小分队，想打就打，想走就走，出现了“地道村”迅速发展的群众运动，创造了“天、地、荫”三道的作战方式，使敌伪畏首畏尾，明知村内有八路军也视为畏途，不敢驻马进村。我军的小型军械所、报社、医院、电台陆续进入地道，既可以坚持游击区的斗争，也可以开辟敌占区使之变成隐蔽根据地或游击区，并不断扩大。人民和军队坚持斗争的信心提高了。

    三 学会对地区形势此起彼伏的领导艺术

    子华同志强调对敌占区、隐蔽根据地、游击区，季节根据地四种地区相互转化的领导艺术。他多次指出，平原游击战一定会随着敌我斗争的不断发展，地区形势不断变化，此起彼伏。静止不变的观点是错误的。所谓敌占区是指政权暂时被敌人所控制，这是地区变质的标志，因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所谓游击区，标志是政权经常易手，敌我不断争夺，动荡反复无常，战斗也比较频繁。所谓隐蔽根据地，标志是表面上是敌人的秩序，而实际上政权为我所控制，有计划地领导对敌人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大部甚至全部伪军伪组织可以听从我们应付敌人，一旦需要，我们打入伪军伪组织中的人员就可以用对敌合法的方式消灭作恶的汉奸，并致力打击为非作歹的日寇。条件成熟时，就公开配合我军打开局面，转化为游击区。

    决定地区形势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敌人的兵力不足。敌人不可能同时占领整个华北，也不可能同时“扫荡”北岳区和冀中区。即使像“五一大扫荡”那样的优势的兵力，也不可能在冀中、冀东和冀南同时重演。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了越是把抗日根据地分割为小块，敌人的兵力越显得不足。他们兵力优势只能分期分区来进行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是有时间性和地区性的。“五一大扫荡”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抽调大批士兵对美国作战，日本青年的素质下降。随着敌后抗日的持久，根据地不断扩大，敌人顾此失彼是他的长期苦恼，无法克服。为此，在被敌人占领的区域出现四种形势的此起彼伏，是个客观规律。因此，子华同志分析说：“从坚持根据地的全局出发，是有固定地区的，从此起伏是无固定战线的，这种此起彼伏，既是发展规律，而且时间比较长，一直到战略反攻难以有显著的改变。”这就是熬时间，是抗日相持阶段，军分区以上的指挥员必须学会顺应此起彼伏的规律。顺应这一规律抗日根据地就可以坚持，并不断扩大；违反这一规律，往往就会遭受损失，根据地可能不断因失败而缩小。所以要学会这种指挥艺术。这四种地区形势，以武装斗争为主是不可动摇的。没有武装斗争，一切合法斗争、两面政策都不可能长期存在。只能说，合法斗争，两面政策在不能坚持时，允许暂时转入地下，暂时转入季节根据地，但必须准备好再来。所以应付敌人需要有几套班子。两面政策的实质是利用敌伪所许可的合法组织，进行斗争的策略，对敌人进行欺骗的一种斗争形式。“不能把革命的两面政策说成是合法斗争，不然就会弄出乱子来。”这个原则界限子华同志曾多次加以阐述。

    什么是两者的原则界限呢？

    子华同志首先肯定说：日寇要灭亡我们，在他的侵略战争中，在他的殖民地政策下，幻想合法斗争是引向“曲线救国”。“合法斗争”这个词，是暂时地伪装自己，派人到伪军伪组织中去，掩护自己而进行的一种斗争方法，不然就不能及时得到敌人的情报，敌人的“信任”，并利用敌伪之间的矛盾，达到打击日寇的目的。在实际的斗争生活中，合法斗争，亦非绝无可能，只不过为了孤立和打击敌人为目的“两面政策”区别于合法斗争的是，一方面应付敌人，另一方面为着避开敌人打击，反过手来要打击敌人，绝不是在奴役我们的敌人面前搞什么合法斗争。敌人要灭绝我们，不允许我们有合法化的抗日斗争，包括不允许我们有合法的游行示威。

    四 向深远的敌后隐蔽挺进

    开辟敌占区，第十军分区是按照子华同志反复报告进行的。1942年11月21日电报指示说：“要向涿县、良乡、宛平、大兴深远的敌后挺进，配合北岳区开辟平北。”他还指出：越是历代王朝的京畿之地，越是老敌占区，敌人就麻醉。我们立即做了实验，建立了“平南办事处”，一方面隐蔽精干，做好上层的联络工作；另一方面在那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减租减息发动基本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党的支部。按照毛主席“开辟敌占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保守势力，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投降派分子”的指示，我们集中比较优势兵力打击了庞各庄的日本小队长，争取了伪军郑生，消灭了榆垡出来掠夺粮食的伪军，一仗打开了局面。

    子华同志派张存实同志在南苑、黄村、落垡、廊坊、北仓五处设立了战略情报电台，作为对北平、天津情报站，一直到日本投降作大军区战略情报战。张存实多次亲自化装去检查电台的工作，多次指示配合冀中平原游击战的情报工作，并提出没有冀中游击根据地的长期坚持，北岳区山地就会变得极为脆弱无力，也不能持久；冀中平原也就不能持久与发展，战略情报对于北岳区和平原游击根据地的斗争都是不可忽视的。

    五子华同志同我“聊天”

    1943年11月27日我到北岳区向子华同志汇报，军区驻陈庄北山山沟一排窑洞，作战科长唐永健同志把我安排去子华同志相邻一个窑洞里。没等我去看他，他立即来看我。两只因伤致残的手，紧紧握着我的右手，我觉得热乎乎的，两只手是扭转冀中平原形势的手。我觉得特别安慰。他亲切地说，“累了吧！好好休息几天。”我感到十分亲切。他知道我是从十分区步行过来的，跨越了大清河、铁路和其他封锁沟。他说汇报完再“吹吹”“聊聊天”。

    子华同志历来平易近人，喜欢同下级“聊聊天”，战争年代“吹吹”就是松散的谈话。可是聊起来他不多插话，只是听和问。11月29日晚同子华同志聊了些什么不都记得了，有谁记不清了。他鼓励我们说：“你们报告中提到的‘红’、‘黄’、‘蓝’、‘白’、‘黑’五种势力的斗争情况还是老样子吗？”我说，以红的胜利和黑的失败而告终。这是指永定河两岸的丛林地带有这五种势力的斗争，人们所说的红、黄、蓝、白、黑五种势力的“红”是指八路军，“黄”是指黄军即日本兵，“蓝”是指汪记国民党的治安军，他们协日反共、“曲线救国”，“白”是指带白领章的白脖子伪军，“黑”是指“黑天档子”土匪。但是“黑”与“白”是一身二任，白天上岗楼，夜间是土匪。他们多年来游离于敌我之间，“朝秦暮楚”，狡猾难驯。有时同我们的便衣队也混在一起，又打起抗日的旗号。在那里是既没有抗日的民主秩序，也不能建立“大东亚新秩序”，他们是乱中取利，只恨天下不乱，“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按照中央北方分局的指示，是要有一种政策，不让日寇利用他们破坏抗日根据地，要认真接受教训，不要逼他们去投靠日本皇军。我们改变了对他们改编，缴械、遣散的政策，改变了对他们的斗争策略，认真研究了主要矛盾是“红”与“黄”的矛盾。所以我们必须孤立和打击“黄”的，揭露“蓝”的，争取和教育“白”的，中立和利用“黑”的。把“黑”队按伪军建制所管辖村庄，坐守相望，“兔子不吃窝边草”要求其去敌占大城市和敌占区去“吃黑枣”，不许在他们所管村庄中破坏抗日秩序，必须遵守抗日政策，给工作人员和军队送情报。到1943年的夏季，我们逐步建立了秩序。日军和伪政权无法进行“治安肃正”，也无法建立“新秩序”。我们在永清河的瑚琏店战斗就是坚持这种战斗策略，消灭了调河头据点的日军，教育释放了伪军（白的，也是黑的）。把大批宣传品送到“治安军”，揭露汪精卫的“曲线救国”，同时稳定了我们的外围军便衣队。逐步学会了“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

    我们还在胜芳镇北郊于1943年7月21日组织了歼灭日本小队和屡教不改“张扒皮”的战斗。在大苇塘进行了祝贺打靶，打击日本侵略军和屡教不改的伪军伪组织。从1943年7月4日9时到下午3时用缴获日军和伪军的武器打靶并提前通知周边敌伪据点登楼围观。影响所及，大清河堤上的据点伪中队长说，“随传随到”。胜芳镇的四大人士蒋文彬、葛福生、白金博、刘杰青给苇塘八路军送公粮和情报，服从抗日政府的领导。胜芳镇的“四霸”南杨、北蔡、东蒋、西邢被震慑的不敢做坏事了。我们不仅达到了开辟平南地区的目的，而且对于震慑伪军，争取和改造便衣队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在点线交织、星罗棋布的环境中耳聪目明，想打就打，想去就去，活动更加自由了。这就是我们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其多种斗争的策略和政策的运用，以打对打，以拉对拉——中央北方分局的指示，我们在实践中逐步学会了。子华同志听着笑了，说：“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论》。”我说，“打了6年仗，至今才可以说，刚刚懂得什么是游击战。”子华同志最后说，“毛主席没有结束平原游击战争的论述，人民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充实战争的内容。”他又严肃地说，“形势在变，往后是如何准备战略反攻的问题了。”

    回忆孙志远

    孙志远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就与世长辞，离开了我们，多年来人们怀念他不是偶然的；每当人们谈论到他们时候，都说他对我国的航空工业的贡献是很大的，在航空工业的建设史上，解决科学技术同工业生产相结合的问题上，他的意见占有重要地位，多年实践证明也是正确的。

    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是世界性的抗战；国内的解放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彻底，最完全的一次反封建的革命战争的胜利。我们的军队是以劣势装备经受了国内外敌人的重大打击，但是，多年来被屈辱的局面毕竟是作为历史暂时现象而成为过去。连续的战乱，是人民军队用鲜血开辟的道路，付出了重大牺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后，军队急需现代化装备，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有了自己发展国防工业的条件，理所当然要发展航空工业；高速度地采用先进技术，使我国空军现代化。可是，把航空工业的研究设计部门同生产部门分开，还是把两者从体制上结合起来却成了60年代初议论的中心。

    人总是有记性的，在回忆人的时候也会总结历史经验。1962年的一个晚上，孙志远同志把我叫到他家。他拿出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的一本书，用手指着：“……我们面前却摆着有改造全部国民经济的伟大任务，它需要有大批所掌握新技术的新干部。因此，干部问题在我们这里就要变成十分迫切的问题了。”他接着说，我国比当年的苏联还要严重，当前，我们首先要帮助教育从旧企业中转来的技术专家，其次是尽量关注和体贴绝大多数我们自己培养的专家；广泛争取外国来的技术帮助，而这种帮助主要是技术人才而不是物资的援助；要派人出去学习，取得技术知识和管理经验；工业技术院校一定要加强，但一定要交给经济机关去主持，以后加速从实践中选拔人才，这就是充足数量的工程师和专家。通过这些方法培养我们的技术队伍是一个方面，而使用这个队伍发挥每个人的特长，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是另一个方面。要求各级领导人要有爱才之好、知才之能、容才之量、用才之道。”孙志远同志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认为这比什么都重要。他多次到导弹总局归国留学生的宿舍看望他们，多次召开知识分子座谈会，宣传他的技术部队观点，常常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孙志远同志口语化地提出军工产品，要“加快更新换代，生产着一个，设计着一个，想着一个。”更形象地说：“吃着一个、看着一个，想着一个。”他认为军工用品的制造，要解决许许多多的科学技术问题，不在于有了现成的技术，过去的技术要不停地前进，它必须日新月异的前进，旧的不断作废，代之以新的技术，新的再代之以更新的技术。不是这样，就没有新课题研究，没有新产品设计，也就没有了新武器的更新换代。这一切科学技术的启用研究，一定要同实践相结合，而实践是指军队使用和工业生产的实践。因此，孙志远同志，还主张在一切部门要创立极广大技术基础，以便用科学技术来进一步武装我们的工业队伍，没有精通科学技术的人才，就没有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有精通它的人去运用，才能创造出奇迹来；而这些精通科学技术的专家必须同工业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发展。实践是科学技术培养的源泉，为了适应这一要求，他主张研究设计所、研究设计院，职能属于工业部，不能是别的样式，党中央采纳他的意见，所有研究设计院归工业部领导，结束了长达几年的争论，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孙志远同志多次用马列经典著作的观点解释关于消灭脑力和体力劳动间的本质区别，并多次说，科技人员同生产相结合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的工业发展开始并不顺当，由于广大工人同志的文化水平太低，远远落后于技术人员。为什么发展了社会主义竞赛，有些地方就改变了样子，工业生产就又以加快速度向前迈进了。又为什么有了竞赛的热潮以后，工人群众中整批整批的同志不仅掌握了基本技术知识，而且学科学技术的愿望空前高涨了。工人上大学以后，与技术人员站在同一水平上，就不断破除陈规旧套，打破老定额，采用先进定额了。假如不是少数人，而是大多数工人都把文化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结果会把我国的工业提高到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无法达到的高度。因此，他不是一次强调说，不能否认，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到工程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对于我们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个观点，是当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表述过的。孙志远同志更强调工业队伍必须达到这样的文化水平，都能获得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分子，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同现存的劳动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于1963年就提出过，把每天的劳动时间逐步至少缩短到六至五小时并提高工作效率，使人们有充分的时间学习文化和专业。像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不能都进脱产大学，也不可能办那么多大学，只能靠机关、学校、农村、企业多层次多形式办学，才是可靠的。这个主张，这种建议，当年未能得到实现，今年看来却是难能可贵的。我国的不少地方已经走上了多渠道办学之路。

    1965年孙志远同志对航空工业的体制改革做过科学探索，他认为：“大而全”“小而全”非改不可。在沈阳，他亲自动手把某些和仪表厂搞专业化协作，扩散到地方所属的国营和集体企业，打破行业和地方局限，基本实行了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联合。尽管没在全行业推广，却在当时是极精辟的见解。

    孙志远同志在不少改革的问题上，不单遇到过困难，而且遭受过个别领导在不理解和不考虑工业管理的客观规律，用专横长官意志责备他。但是，孙志远同志有容人之度，虚怀若谷。他耐心地去反映情况。团结一班人。带动航空工业的广大职工，坚持团结，坚持整顿航空工业，扎扎实实地去工作。

    是什么力量使孙志远同志气度从容，豁达大度，胸怀坦荡呢？他历来认为群众和领导不理解自己，所作的努力是常有的，有时也造成“委屈”。但他又认为这不是委屈，是贡献，不仅是共产党员的义务，而是光荣的权利。他说：“有渺小的人只知道委屈的痛苦，而不知道贡献的伟大无私。”航空工业在前进，我们要无愧于孙志远同志豁达大度、博大无私的高贵品质。

    旷伏兆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

    就当前我们党实施的“鱼水工程”是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一项重大政治活动，必须以保障与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根本目的，因为发展经济是坚持党的中心问题，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发展壮大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服务的历史。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八大”确定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和物质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国情中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做过不少探索和试验，包括“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终究还是按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必须发展经济作为重中之重”为首要任务来抓，而且“一百年不变”，不达目的不放手的意思，这就是当前党最高的任务。所以发展经济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根本途径。从党的历史看，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取决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水平。我们党之所以领导全中国人民夺得全国政权，就是因为我们党有了一条正确路线，为了解决主要矛盾的基本路线。在改革开放中证实发展经济，取得了伟大成绩，从而巩固了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小平同志概括地说：“发展是硬道理。”大力发展经济是解决主要矛盾及其从属的矛盾的关键，十七年来经济有了一个大发展，生活有了一个大提高，综合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个结果，结束了以往的争论。对于发展经济是不能动摇的，不仅人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在实践中人民逐渐理解了我们党和人民的凝聚力就是这样产生的，向心力也是这样产生的。“鱼水工程”使人民甘苦与共，打成一片，真心同党贴了心。就像人民说干群关系、党群是“以心养心”“以心换心”。“鱼水工程”的基本任务、基本精神就是经济建设，发展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以发展经济为根本目的，我们必须把“鱼水工程”一般意义上的为群众办好事区别开来，把那种狭义认识和偏向倾向区别开来，我们既办好事，解决难题，搞服务；更要摆脱琐碎事物的困扰；要紧扣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谋大事，抓基层，创实绩。这是从根本上为群众谋福利的关键。

    旷伏兆同志保持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上一贯重视并亲自实践。在战争年代，冀中“五一大扫荡”以后永定河泛区十年九涝，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人民连草子也收不到多少，从北平、天津出来的难民，最多带两天生活的“混合面”。当年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伪军掠夺成灾，天天出来“倒瓦罐”。没有人民生活的经济条件，饿尸遍野，当年的“红、黄、蓝、白、黑”五种势力斗争极其尖锐。尽管我们已经决定一条正确的策略和政策，争取白的（伪军伪组织）；改造黑的（土匪性很强但打着抗战旗帜的部队），他们只恨天下不乱，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只恨天下不乱，乱中取利，揭发蓝的（伪治安军，即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对他们打拉结合），发展和巩固红的（我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三级武装）；最后是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打击和消灭黄的（日本鬼子）。

    我们终于以红的胜利和黄的失败而告终，直到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了。那时“鱼水工程”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只能因势利导，解决抗战与救灾相结合。旷伏兆同志提出全党全军对灾情要有强烈的奉献意识，灾情是严重的多层次的，主力军、游击队、民兵组织起来到大清河以南背粮到灾区“小本贷款，生产救灾”，一夜走百十里，背40斤粮食，多的到50斤，到灾区每户贷给一斗粮，换成日本老头票做生意。开始只有一个连的主力军，后来把地区队调回来也只有600百余人。旷伏兆同志提出让便衣队参加“抗战救灾”的“小本贷款”的活动。对他们首先讲要有爱护根据地的观念，培养他们遵守纪律，爱护根据地的意识，在实践中被破产农民趁火打劫的现象也被克服了。我们有些损害，失去一些利益，但群众逐步走上秩序，而得到的是无价之宝，这就是鱼水关系得到了改善。人民群众说，“只有生产党才能改造便衣队”，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放开干、开心干的良好环境。到救灾的后期，绝大部分便衣队编入正规军。他们的不良作风得到改正，他们对根据地建设有了强烈的意识，改变了人们对便衣队的看法，旷伏兆同志在实践“鱼水关系”方面是用了力，建了功勋的。他说，人是可变的。

    当前，我们应该信任“鱼水工程”可以同反对腐败斗争结合起来进行。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在新形势下积累了经验和发展。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党员、干部滋长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思想感情远离了群众之水，公共意识淡薄，党群和干群关系淡化，犹如“金鱼”生活在玻璃水箱中一样，离开广大群众之水，他们的生命力退化了，他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我们的党员、干部还有犯罪行为，有的高级干部忘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甚至违法乱纪，堕落为犯罪分子，以权谋私的堕落分子。群众批评说，“他们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为官一任，造福一家。”我们必须为犯了错误的党员、干部创造一个良好的改正错误的环境，说清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当然，对于那些不可救药的犯罪分子、堕落分子必须予以打击，清楚腐败中的首要分子和祸害。“鱼水工程”和反腐败斗争是相辅相成的。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创造改正错误的良好环境，已初见成效。我们应该把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搞好，是我们面临的紧迫任务。

    我们更要依靠成熟的干部和先进党员以巩固和发展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绝不能只讲利益的多元化。不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一切要依靠“从群众中出发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坚持下去，它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基本工作路线，要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坚持反对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坚持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尊重群众的创造性；坚持中心向群众学习团结教育和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要继承下来并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的无价之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提高干部和党员的政治素质，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我们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到群众中去落实才能把正确路线变为现实，并不是有了一条符合民心民意的路线提出来，就自然而然的可以变为现实。

    我们党从三中全会以来，有了正确的路线，也只有抓住时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正确性，就是这样逐步丰富和完善起来的。实践一再证明谁要想反对，人民就起来反对他，老百姓不答应，这就反映了马克思的理论引导人民前进，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是胜利的基础。

    党的自身建设，不能离开群众路线，也要实事求是。

    在党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证明了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存在错误倾向也是从斗争中被清除的。也有一些干部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懂得群众路线，不会做群众工作，还有一些干部没有遵守群众路线的传统，可是他们的工作岗位越来越高，对他们监督的人少了，对群众批评的话置之不理，报喜不报忧，听喜不听忧，甚至滥用职权，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我们要消除这些倾向。

    旷伏兆同志提出过重要意见，他认为：

    （一）他在战争年代一贯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培养干部基本功。一定要肯定，最关键的是训练好干部，干部不是要年轻，懂业务就能把工作做好，他们必须有好的作风，就是群众观点，需要人民认识有政治水平的干部，我们已经有了一条正确路线，只要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大胆而认真地工作，就能出政绩。高级干部要有路线水平，经常考察他们的路线觉悟，只要大胆又慎重工作的干部，只要经常听广大群众的意见，就完全有把握锻炼成长起来。干部在工作中学习，比在书本上学习更重要。

    （二）干部工作部门，要求干部不仅有群众观点，而且要讲真话，就是搞唯物论，不能弄虚作假，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这种素质是极重要的。

    （三）基本路线要坚持很长时间，不能动摇，不能偏离，小平同志说管一百年，是说动摇不得，只有能坚持正确并确有政绩，人民才会信任他，拥护他，这已经为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坚决反对对正确路线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的干部。

    （四）旷伏兆同志说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乃至学生是拥护党的路线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群众上访，往往是由于我们工作跟不上没有做好工作引起的，只要我们深入实际作调查，把调查得来的情况向群众实事求是地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从而可以发现我们党的工作缺点和错误。上访是人民的监督，党的干部部门要经常关心信访，是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把调查来的情况，反复考察它的实际性、真实性和本质性及其内在的联系，毛泽东同志赋予它新的含义是实事求“是”，就是发现事物的内在联系。这是一经典性的论断。旷伏兆同志说，要反复向干部讲这个问题，并在实践中说明白什么是内在联系，即规律性。

    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论断，可以说是把唯物论、辨证论、认识论三者概括，它包括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原则等基本内容，而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实事求是的基础。

    为什么要从实际出发呢？因为事物本身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人们只能按照这个规律性去认识它，才能按照规律性去改造它。事物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从它的客观存在出发，而不能从自己的意愿出发。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这是第一阶段，而更重要的是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按规律改造客观事物。这一阶段是重要的，是按照规律性找到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这才是完成了认识和实践。一次比一次更完善，更接近真理。

    旷伏兆同志的这个基本功是来自艰苦自学和反复实践，所以他叫作基本功。我们纪念旷伏兆同志绝不能忘记这个科学的概括。

    卓越的领导高尚的品德

    ——怀念老战友旷伏兆同志

    1996年6月4日，老战友旷伏兆永远离开了我们。

    伏兆是1929年参加革命并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1938年12月，随程子华同志从山西第二战区战地动员会到冀中工作，先是担任冀中军区一分区政治委员，后为冀中警备旅兼地委书记，他来十分区时，我是司令员，一起工作到1948年3月，期间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卓越的领导艺术和崇高的思想品德在广大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伏兆是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忠实实践者

    毛主席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题写了“实事求是，不上空谈”八个大字。我们党实事求是原则的倡导人是毛泽东。陈云同志也说：“如果我们同志把心摆得很正，非常实事求是，就可以夺得千军万马。”他加重了对实事求是的论述。实事求是，就是唯物论，追求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按照这种规律，人们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既按照事物必然变化的规律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改造人类自己。邓小平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将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的名字改为《求是》。抓住事物的客观规律，就是求是。伏兆得益于党的传统理论并以此指导工作，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忠实实践者。他多次说，实事求是就是唯物论，而且是唯物论的精髓。

    当年朱占魁在十分区任司令员时，有一个享有盛名的战术叫“回马枪”，他多次提倡多次吃亏。“五一大扫荡”后我们对“回马枪”进行了总结，伏兆认为朱占魁的“敌进我进，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回马枪”十六字诀，是庸俗地概括。这十六字诀是不正确的。对敌人有进、疲、住、退，对我方来说有退、扰、打、追。什么时间、地点、条件也没有，而形象地提出一个“回马枪”，没有一次不吃亏的。敌进我退中途停下来，给敌人以火力杀伤的消耗战则是错误的。

    我们在广大平原无险可守，只能是村落连环。尽管有了交通站以后，有了道沟，地形得到了局部改造，这对于敌我都是等同的，朱占魁不懂得我军战略上是防御的、持久的、内线的，而在战役和战术上一定是外线的，进攻的，速决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开消耗战，争取歼灭战。

    朱占魁打消耗战，被动退出了大清河北，败雄县、走安新，奔清苑的大李各庄。革命没有回马枪之力，在日军急进直追的情况下，政治委员帅荣冲出重围，而朱占魁缴枪投降了，这就是朱占魁“回马枪”的后果。

    伏兆根据斗争形势，实事求是地坚持大清河北的游击战，使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逐步得到了恢复。他不仅摈弃了“回马枪”战术，而且也改变了坚持游击战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毛泽东同志历来把游击战解释为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其它多种斗争的总概念，采用“单打一”、“掏老窝”，争取伪军、伪组织，敌人进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随机应变政治攻势，十分区抗日斗争取得节节胜利。我们一直坚持这些原则到日寇投降。伏兆摈弃朱占魁的“回马枪”战术是十分区的一大胜利。

    伏兆根据十分区的情况亲自设计并领导军民大规模挖地道。米家务“凹”字形地道一举创造了房上、地面，地下村与村相连的地下长城。地道里有医院，有电台。我们利用地道与敌人周旋7天7夜，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1944年5月日军一个连队，伪治安18集团军，联合雄、新、霸之伪军8000余人包围米家务一带，伏兆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分区特务大队从雄县以东赶回来，与伏兆在黄昏时分头潜入东大村（米家务冬庄）。由于我们对当地的地形十分熟悉，很快摸准了东大村驻有18团所属的一个加强营，营部驻北屋东头，机炮连住西头和房顶，院内东、西、南屋房顶上，各有一个排值勤。我们决定在当夜12时前以电发火的地雷引爆北房下的地雷，同时，我们的进攻部队用手雷连续十分钟投到院内及房顶，把敌人大部分有生力量炸死炸伤。战后，我们撤到大清河北岸的刘家堡监视敌人，必要时夜间再战斗，再给敌人打击。发起进攻后不到20分钟全部歼灭了敌人治安加强营，并缴获了全部装备，创造了一个主力军打地道战的典型。

    我们党的实事求是工作方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可以用之于作战，可以用之于各项工作。思想路线是基本的，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可以提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经济路线等等。伏兆比较精于用正确的思想路线去指导工作。

    伏兆在保持党群关系的血肉联系上是一贯的，也是亲自实践的。在战争年代，十地委北部的永定河及泛区十年九涝，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连草籽也收不到多少。从北平、天津逃难的难民最多带两天的“混合面”，而伪军伪组织天天出来“倒瓦罐”，抢夺成灾，饿尸遍野。这一带还有红、黄、蓝、白、黑五种势力的斗争极其尖锐。十分区的抗日斗争在伏兆主持和领导下，除了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人民战争外，还注意团结和争取各方面力量共同抗日。

    1.孤立和打击“黄”的。因为“黄”与“皇”同音，称日本人为黄的。中日之间矛盾是中日民族之间的矛盾，说到底仍然是阶级矛盾。这场战争是日本天皇支持日本军阀发动的，我们为打败日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日军与一切伪军、伪组织之间的矛盾，孤立和打击“黄”的。

    2.争取“白的”。因为伪军伪组织的领章是白色的，人们就称他们是“白的”。在永定河两岸小股土匪横行霸道，他们借抗日之名，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民主秩序。他们在日军“大扫荡”之后，不要秩序，乱中取利，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只恨天下不乱，掠夺成风，一时在乡村、柳行组成匪帮。有的“白的”白天到岗楼上做伪军、伪组织工作，夜间当土匪。我们在这种条件下，只能为他们画地为牢，按伪大乡分成小块“各扫门前雪”，创造了两面政权。我们对抗日的两面政权加以保护。最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小部队也可以躲进“白军”岗楼避开敌人的“扫荡”，伤员也可以送进去养伤，还可以组织“红、黄、蓝、白、黑”一个桌上吃饭，一个剧场看戏，一个桌打麻将，各不相扰，人称“黑天红地”。在十分区的便衣队相持阶段，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们把“白”和“黑”称作是一身二任，由我们党去掌握。我军正规化建设之后，“白军”大部分编入正规军，但在收编过程中，一律缴械，多数头目被杀，犯了“左”的错误。

    3.揭发“蓝”的。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在平、津、保三角地带组织的伪治安军，因为它的旗帜青天白日满地红。为了表示晴天，蓝布比国民党旗蓝天大了三个公分。所以，称他们为“蓝”的。平、津、保三角地带的永清、固安、霸县只有第十八集团军，因为他们是曲线救国论，我们专门组织一个宣传队，对付“曲线救国”。第十八集团军后移防堂二里、王庆陀，靠近天津，战斗力比较弱，内部不团结，我们的政策是分化瓦解。日本投降后，在冀中独七、独八旅协作中，大清河北第一次战役就把“蓝”的消灭了。

    我们是怎样收复永定河两岸的抗日根据地的呢？针对永定河两岸的特点，我们十分区实事求是地采纳了“小本贷款、生产救灾”的政策。这个政策始于1942年冬，是李孔亮同志提出的，伏兆在地委会上坚决支持并大力推广。试验的结果比较好，不仅人民赞成，绝大部分“白的”、“黑的”也赞成。后来，我们因势利导，把地区队、游击队、所有“便衣队”都发动起来，参加这一“抗战救灾运动”，从而发展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军政关系。群众把大清河南的粮食背过来换成“老头票”，即日本货币，只要有7万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与其同时，另一个非常大的收获是“便衣队”的趁火打劫少了，经过劳动背来的粮食，当时规定可以先自家后别人，结果是先群众后自家越来越多，我们成功地争取了永定河北岸的敌占区，发展了鱼水关系，结果伪军、伪组织投诚的多了，“便衣队”说“兔子不吃窝边草”，爱护自己的村庄，办好事的多了，纪律严明了，军民关系大大地改善了，抗日根据地得到逐步恢复。经过“抗战救灾运动”，我们不仅巩固和加深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解决了群众面临的困难，同时也改造了专靠趁火打劫的“便衣队”。人民群众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改造便衣队”。后来，我们逐步把“便衣队”改造编入了野战军。

    伏兆工作的基本功来自艰苦学习和刻苦实践。工农干部有此基本功是不容易的。

    二、伏兆历来主张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

    伏兆是我党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特别注重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思想素质。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提醒大家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战争形势越接近胜利，特别是进城以后，我们党已经是执政的党，要经得起考验。但是十地委的刘青山、张子善出了问题。当时，伏兆虽然已经离开十地委，但他仍然提醒我们应该把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教育作为一个时代的课题。他没来得及处理刘、张问题。但他到北京后我们见面谈起这个问题时，他说要“先发制人”，要认真领会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特别是要反复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教育干部保持和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艰苦朴素，勤俭建国，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应该成为各级党委常抓不懈的工作。按照它的意见，十地委以上干部在进城前要开专门训练班进行集训。他还指出，随着形势的转变，干部职务越来越高，官也越做越大，为领导干部抬轿子的人也就多了，对干部监督的人却少了。有些干部抵抗不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所以，我们要“先发制人”，训练班一定要早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他离开十地委时的最后一个建议。杨英、刘浩、王之，还有送他到北京的十几个同志都非常赞成它的意见。后来中央直接处理了刘、张问题，并把这个实践当做重大政治原则通报了全党。在全党进行了一次批资防腐的教育。在随后“三反五反”中，刘、张问题作为全党反复强调的典型，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党把刘青山、张子善当做几十年来被腐蚀干部的代名词。伏兆总结教训时曾指出，他们忘记了干部的权是那里来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权可以立功立业，也可以使人身败名裂。至今我们还在反对以权谋私、伸手要权等行为。真正过好“权”这一关就能廉洁奉公，正确地处理公私关系。

    伏兆在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9月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特别提出：

    1.坚持党一定要管党。首先要把干部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摆正。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功。因为我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来自正确的思想路线，大家都经过整风，关键是把思想路线摆正，干部在工作中学习比从书本上学习更重要。我们在整风中经过路线学习，我们经常讲干部要有路线觉悟，其实只要大胆而慎重工作的干部，只要经常听广大群众的意见，就完全可以成长起来。我重复他的话，要听实实在在的话，说真话是个党性问题。

    2.我们的干部不要忽悠群众，更重要的是讲真话，这就是要有唯物论的素养，要按照延安时期陈云同志说过的“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这是共产党员的素质，是十分重要的品德。

    3.有很多群众上访，我们的领导机关应接不暇。上访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家属，甚至学生，他们是拥护党的，但往往由于我们有些事没有做好，解释工作又跟不上造成的，今后我们城市要多起来，我们的干部要加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把做得不好的事或全国关心的但一时还难于做到的事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伏兆一贯认为领导干部如果只是口头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而在行动上阳奉阴违，各行其是，为了局部利益，小团体的利益而任意妄为，侵吞国有财产，侵公为私，损害公产那是不能允许的。党的最高利益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是一致的。它关系到国家前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问题，不能有自由主义。我们的干部要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办任何一件事先问问“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并将次作为问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伏兆在几十年的实践中，不管斗争多么复杂和残酷，他始终是党的方针路线的坚定执行者和推行者，而且培养和带出了一支支政治上过硬的干部队伍。

    三我和伏兆的生死约

    我和伏兆在战争年代曾议论过简办丧事。十分区参谋任子木被派到平南支队当参谋长，1946年4月就地剿匪腹部被打伤，当时也未感到痛，坐担架回牛陀镇司令部驻地，途中狂风大作，于渠沟冬庄一房东家宿营。我在中间，任子木在左边，伏兆在右边，我们三人同卧一炕。天亮前为了赶路，我催任子木起床，不见他动静，再一摸他的手已冰凉，很显然他已经死去3个多钟头了。我们草草收拾了一下，然后找到一具棺材，将任子木同志就地埋在了沙丘的荒郊。为此，引出了我俩的生死约。

    “为革命而死也只能如此简易，像我们这些人生下来赤条条，没有带什么，死了赤条条装入一口棺材归苍茫大地。”我有所感地说。

    “这就是光荣的归宿！”伏兆不假思索地答道。接着他又说：“我俩死了，最好一个埋在大清河岸，一个埋在永定河岸！”我说：“那离得太远了！假如一个战役牺牲了，连棺木也难找到，和广大战友埋在一块，清风明月共一丘。”

    伏兆说：“好！这才是生死同穴，革命者随时准备这样做。就这么定了，我们死后一定再回冀中来。”

    当年革命者死了，毛主席提倡开追悼会。我俩认为最好还是从简，种一棵树，见树思人就行了。种树简而易行。连棺材也不要，一个人死后栽一棵树，4.5亿人就是4.5亿棵树，对国家是多大的贡献呀！

    就这样，我俩达成了身后的共识。

    伏兆谢世之前，他曾与中顾委26位老同志一起给中央写信，不要遗体告别，也不要开追悼会。他自己还特别交代，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放到冀中平原上。他去世后，当我在他家看到他们给中央的报告时，46年前我俩的生死约立即浮现在眼前。伏兆夫人许更生及家人非常赞同我和伏兆的生死约。遵照伏兆生前遗愿，一不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把他的骨灰撒放到了冀中米家务并栽了一棵树，这是对丧事的革命，更是对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道德的革命。

    最近李大卫来信，反映十分区许多老同志都效仿伏兆身后重回冀中，继续“共同战斗”，希望得到河北省的允许。这是一件非常令人欣慰的消息。

    伏兆，我的老战友，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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