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潘营村自卫团

    要用历史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观察我同潘营村自卫团的关系，就可以作出如下的表述：

    潘营村是冀中平原富裕的村镇，地主富农比较多，在1937年有30户。这个村，良田沃野，平均每人约有两亩多地，地主富农剥削的雇佣劳动力多是外村人的。

    约在1930年以前，村里有常备的保卫团，几乎没有间断过。人数大约五六人或十几个不等。年景较好的时候也有季节性的保卫团，任务是护秋和冬防，保卫团的成分多是地痞、流氓和兵痞，他们是地主阶级的走卒，老一代人几乎没有不知道的，保卫团的费用开支是由全村摊派，人员是雇佣的。

    从历史上看，保卫团是地主武装无可厚非的，1930年以后，我不记得有常备保卫团，冬季只有打更班，敲梆子打更，不另有保卫团的组织。

    （一）1937年的自卫团是我组织起来的

    我从北京回家，心情忧郁。由于我参加过党领导的“左联”，看过不少进步的书，例如《夏伯阳》、《毁灭》、《八月的乡村》等等，不管作者后来是怎样的归宿，那些书对我有强烈的影响，特别是“九一八”以后，全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也不是以前那样闭塞了，我在民族意识的支配下，在小资产阶级学生的进步思想影响下，有强烈的救亡图存的要求，这同样是一个时代的特点。

    抗战后，国民党军队溃败如潮，国土沦丧，散兵抢夺引起各阶级人民的愤慨。各地爱国人士奋起自卫，保家卫国的声浪如火如荼，我想把村里的枪支集中起来，待机而动，这就是我的原始思想。但是，没有远见，没有经验，完全是凭热情的，更由于世界观没有改进，不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用阶级观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也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独立的正确方针，完全是摸着干，处于极其幼稚，极其盲目的状态。只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的活动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

    1937年11月，常常有到我村的宣传队，如李杨庄派出的；我也不断在街上讲些抗日的道理，传递各地的消息，冀中大平原到处都“起手”了，人民的自卫武装建立起来了，打起游击来了。在“五聚恒”杂货铺的门前，集合着村里的头面人物，即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是藩营村剥削阶级的“权威”，为刘聚隆、陈云波、陈子奎、刘群英等等，另外还有知识青年参加。我提议把村里的枪集中起来，这个想法，一方面得到了头面人物们的称赞，因为他们要保村；同时又得到知识青年们的赞许，因为他们要求抗日。当时同我接近的是陈文权，我俩是高中的同学。地主阶级在那样历史阶段公开反对抗日而甘心当亡国奴的人也是站不住脚的。我在学校的操场也有过几次集中枪支的倡议，虽然那时我家里并没有枪支，是后来才买的。于是，一面大家赞成，一面我自告奋勇，当了自卫团长，这个名义并不是村长委托我的，我记不准当时的村长是谁了，好像是陈子奎和陈云波。我们也有后台，我们刘家族内的代表人物是刘人敬和刘聚隆。刘人敬从来不赞成建立自卫团，他家有专门护院的，我还记得名字叫王力。

    刚组织时，没有集体起伙，是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的原则，是自愿参加的，不过地主富农的枪支有的怕丢了枪派来专人带去的，究竟是哪几家派有专人，我已记不清了。自卫团集中了二十几人，十七支枪（我回忆计算的），还有几个手榴弹，人员的成分基本上是两部分：带头的骨干学生。除我们外，还有两位副团长，一个是陈文权，另一个是陈嘉龄（他是名副团长还是后来的副团长，我也记不清了），我团出了另外的一批学生为刘清安、刘瑞琪（“文化大革命”前在抚顺工作）、陈学威等等，常常在一起理论和协商问题；另一部分，是雇佣农，其中骨干是李丙演，张绍宠等等；还有个别的兵痞，叫刘敬才。

    大约有一部分手枪集中不起来，那是地主阶级的“传家宝”，而刘人敬则连步枪都不交出来。

    自卫团即不是雇佣的，也不集体起伙，没有办公费用，没有其他开支，但是我们讨论过集体起伙，合理负担的问题，我出主意，在我离开以前没有实行，我记得村里管理的张秉意或是陈芝田，他们可能记得我的主意是什么，我回忆不起了。那个办法刘人敬是反对的，我同他吵嘴是有这个内容的，我组织自卫团全部时间两个月。

    （二）自卫团的性质和任务

    对于我们这些知识青年说，成立自卫团虽然是有了抗战愿望，但它承担了护村的任务。那么，护谁的村？就阶级利益来说是地主富农的村，因为那个政权没有改造，他的后台是地主富农，即是说那个政权背后站着的是剥削阶级。这一点只要用阶级的观点加以分析就再清楚没有了。既然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既然不是选票选过的政权，不管有任何朴素的抗日欲望，不管我当时懂得不懂得，自觉不自觉，那武装就必须支持旧政权，所以就性质来说，它是地主武装。

    就自卫团的任务说，口号当然是响亮的“保家卫国”。但是在我离开以前没有离开过村庄。不管我主观愿望上怎么抗日，想拉到朱占魁部队去，没有公开动员，只在少数知识青年中酝酿，怕一旦散摊子，把它发展成游击队，摆在我面前的封建势力是一个严重的障碍，以陈子奎和刘聚隆为代表的不主张离开村庄就是这样旧势力，更不用说刘人敬了，到后来，我又碍于他们的威风而逃避了，就这一点来说，我不仅是没经验的问题，而且更是立场问题，就因为我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也进行了不少抗日实体工作，团结了一批人到大清河北跟我一起去抗日，那是人民要革命，不是我的“功绩”；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创造的历史，不是个人创造的历史。

    （三）我和朱占魁的两次谈话

    1937年12月，朱占魁被孟庆山委任为“清蠡高安游击总指挥”，约在12月初到我村，他们的任务是扩大部队，他住在我家的对门，我们见了面，谈的是有关抗日的大道理，我表示积极性很高，因为我们谈的融洽，他们不好意思缴下我们的枪，当时在场的有黄老九，蠡县板桥村人。我表达了愿意同他们一起抗日。过了不多日子，他们又到我们村，我们见面叹气潘营村自卫团的问题，说能拉到一个连就让我当连长，能拉到一个营我当营长，给我在附近村庄练兵的方便。

    他第一次到藩营村时谈话有崔文丙，第二次谈话我不知有崔文丙没有，因为他是我们同学而且比较熟悉。约在10月中旬他们移驻南宋村时，派人找我再讨论我们村的武装问题，和我见面的有崔文丙、王桂山、屈绍建和一位姓王的。我见到崔文丙的时候，谈起育德中学的一些事，提到了党和学生运动，我表示要参加政治部工作，不想留在家里，他们答应了。但潘营村的武装怎样还得由我去办。我算找到了共产党，还说好先当指导员。后来，我想朱占魁如果不同他们提到我，他们不会邀我去的。藩营村的自卫团当时还未建成，拉去打游击还有不少困难，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在离开南宋村时有了朱占魁。

    （四）我在几种矛盾中出走，投奔朱占魁部

    我同朱占魁接头了，可能一经接头就比较引起地主阶级的警惕性，我继续主张收缴争论更是引起他们的怀疑了。我曾公开动员刘人敬参加抗日到朱占魁部。他是北京朝阳大学毕业的学生，想让他带个头，说话时，他老婆在座，但只交手枪不出来抗日，刘家是刘人哲的弟弟，此人有民族意识，口头上赞成我抗日。

    我的意图明确后，刘人敬勾结蠡县维持会的保安队，想收缴我们的枪支，架起了机关枪，最后，还是将我们赶跑了，这件事在村里人没有不知道的，陈嘉龄的父亲陈子奎也是不主张离开村庄的。于是，我和他们的矛盾就必然是真抗日和假抗日，真革命和假革命的矛盾。

    对待抗日的问题上，在我的家庭内部也是有分歧的：祖父和叔父是亡国论者，父亲不反对抗日。但是，由于我同刘人敬发生了冲突，由我的祖父出面，把我关在家里，看管起来，不让出门，这同样是抗日还是不抗日，革命还是不革命的分歧。

    接着，朱占魁接受了吕正操的委托，准备北上开辟大清河北的游击战争，我得悉后，是非走不可了。这时已经发生潘营村一带的枪支究竟由谁收缴的问题，蠡县保安队的刘希亭已经被孟庆山委任为“县长”。

    我在这种形势下，对于抗日的信心增大了，我于1938年1月奋然不辞而别。我对自卫团的工作并未作出真的安排，只是临时告诉陈文敬说，愿意跟我走的，到朱占魁部队，后来陆续不断地跟我到大清河北约三十余人，青年中除大学生以外，除陈嘉龄和刘聚隆的儿子刘尚文、刘尚武以外，几乎全部到了大清河北。陈文权到大清河北以后对我说，陈子奎交由他的儿子接管了自卫团，这个问题可由张绍宠说明，他来大清河北的时间较晚，经过陈嘉龄的接管时期。

    （五）我在历次交代这个问题时所犯错误

    1.我“开小差”虽然反映了我的幼稚无知（那时我只有21岁，政治上也没定型），同时也反映了我对待家庭、村里的封建势力的叛逆性，然而又是彻底的决裂。我虽然对旧势力有畏惧情绪，在本质上是要革命的，我没有旗帜鲜明，英勇顽强地公开地抗拉出来，而采取了“洁身自好”的这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行为，就是错误的了，这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旧社会剥削阶级教育给我留下的烙印，以为没有这几条枪我照样抗日，决然不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行为。

    2.我历次交代这个问题，出于个人主要立场，对群众对专案组也就是对党耍骄傲，越说我这段历史有问题，我越说它是光彩的，夸大进步面，避开阴暗面，把自己打扮成“白玉无瑕”，一片光彩。严重地是我明明知道应该做历史的阶级的分析，偏要任性坚持错误，甚至赌气说，在朱占魁交代后才组织自卫团，明明知道是错误的东西，这样，我还有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愿望呢，错误的严重性就在这一点上！以为大不了是个历史问题，这就是对党对群众耍骄傲，只看到自己的优点，在“文化大革命”受到群众的批判而怨气难消，只许自己犯错误，不许群众有过头话和过火行为，个人迁怒到组织上对我的审查则又是不能容忍的了，总之我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是在这个问题上，而是很多问题上没有提高个人同党同群众的位置。

    卢沟桥的枪声不能忘记

    ——纪念“七七”事变六十周年

    “七七”事变在卢沟桥爆发了。疯狂的日军丧心病狂地侵占华北，进而想灭亡中国，气焰十分嚣张。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毛泽东同志及时发出了电报，致国民党将领宋哲元说：“为保卫华北而战，不让日寇侵占祖国寸土，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红军将士义愤填膺，准备随时调动与日寇决心再战，追随贵军之后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在北京大学负责“民生”工作，从短暂停留的机会到保定传达这个电报，保定市委和党的外围组织行动起来，第二师范、河北大学的医学院、农学院只用了一天就完成了。10月前赶回北平。住在东城交道口棉花胡同乙六号，那里是齐凝之教授的宿舍，便于了解情况。

    当时，各大专院校入学考试未完，但有的学校已放假，学生陆续离校，怕战争再起，难以出走。参加宋哲元星期军训的人呢，有的要求发枪参战，人心惶惶。学联刚刚要发出号召留校，等待时局发展，而清华、北大、燕大、师大和北平等学院已宣布放假。北平郊区的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学生就各奔前程了。

    宋哲元1933年长城抗战的影响北京市民都有口皆碑的。人们也知道是蒋介石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去塘沽签订停战协议的。所以叫“塘沽协议”。当时蒋介石为了剿共，加紧镇压抗日活动。宋哲元及长城沿线的其他部队自动进行抗战。1933年5月31日签了这个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出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宁河、芦台地区三线以东和以南地区为缓冲区，这条线以北和以东为非武装地区。这一卖国条约实际上出卖了东三省、热河、绥东河和察北，日本军队压到了北平和天津。通县挂起了冀东汉奸政府的牌子，宋哲元在北平挂起了“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牌子。

    宋哲元在北平驻军，有一次回到景山公园里，学生向他问起“华北政务委员会”是干什么的？他说，中央命令“不扩大”，“不屈服”，“更不能反击日本军队”，他哭了。他认为蒋介石不抗战，也不许他29军抗战。

    当时在“七七”事变以前约在5月，29军领导层研究如何对待形势时，副参谋长张志侠曾推出过挽救危机的计划，当今有三计：一是不妨与日军婉言周旋；二是积极做好抗战的准备；三是以攻为守，把平津地区两万多日军一鼓作气予以歼灭，打到山海关一线，集中兵力坚守待援。将29军划分为三个集团军，一个是北平集团军，二个是天津集团军，三个是绥远集团军。29军应攻其不备，占领山海关以后，缩短战线，收复失地，固守持缓发动全国抗战，为国争光。听说蒋介石也在以“先发制人”，但他的目的是调动英美出面调和以战求和，29军应该一直打下去，要持久的抗战，必须取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各党各派的团结，各军各县的拥护一致抗战，只有29军的抗战是无济于事的。29军的任务是以攻为守，唤起华北人民的抗战，唤起全国抗战的形势。蒋介石能袖手旁观吗？

    宋哲元连连点头，“先发制人，唤起全民抗战”，他称赞张志侠的意见，要张志侠组织这个行动。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而张志侠随着战争的进程销声匿迹了。张志侠是打入29军的共产党员，他是长城抗战时期从热河派去的。“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有多少像张志侠同志的英雄人物只是一闪而过。

    让我们再参观卢沟桥保卫战的英雄业绩。

    在宛平县防守的国军只有一个营，他们是29军，37师，219团的第3营。营长金振中。这是一个加强的营，共四个连加一个机枪连，九挺重机枪，每个班有班用机关枪，火力是比较强的，在国军中也是少有的。他们的口号是“严守阵地，不怕事。但避免事端，不出击。”

    29军在1933年长城抗战是人民共知的。

    在“七七”事变的7月13日晚上，金营长带领大刀队摸到铁桥的碉堡，全部把守敌歼灭了。北平各大报都出了号外。但是日本军队第一批增援军队到了天津，第二批正在海上。29军已经动员全军准备抗战。

    第二天团长吉星文从长辛店赶到了宛平，他巡视阵地时头部被排击炮炸伤，到了营指挥地，研究了敌情，他表示要撤出宛平，到永定河两岸组织抵抗。当场下令机炮连先撤到石桥以西构筑阵地，准备长期抵抗。三营的11连已进到铁桥下掩护全营撤出阵地。吉团长走到石桥上听到铁桥方向枪战越来越激烈，火力越来越猛，攻势越来越大，如果11连顶不住，全营就无法撤出宛平县城，吉团长命令调11连长来。当着金营长的面说，守铁桥比守石桥重要，11连要死守铁桥，掩护全营撤退。11连长带着与铁桥共存亡的决心抢修了铁桥北的龙王庙这个支撑点。吉团长把任务交代后很快过桥西去了。三营9连、10连、12连的顺序而撤，西铁桥下和碉堡内的国军压得很苦，在城墙西北角上的国军火力立即开火压制敌人的火力，敌人转移火力拟切断11连与城上的联系。金营长已下令相继撤出11连，他同时觉得11连困难很大，在这千钧一发紧急关头派12连去接应11连，11连与12连已经接上了，11连坚守铁桥并进而抢占了龙王庙，展开了敌我之间的三次争夺战，敌人火力把铁桥同城墙上联系压制并封锁了。12连只能退到号内，11连展开了3天四夜的铁桥争夺战，最后11连长和一个司号员前去碉堡内坚持战斗，连长重伤司号员仰天吹号，并去碉堡附近我军尸体上摸子弹为点射用。待夜深人静时，12连的一个排同敌人激战时摸进去把连长和司号员解救出来。守城的全营趁机悄悄地撤离宛平。

    可以肯定，日本天皇和军阀特别陆军军阀决定扩大战争规模，灭亡中国的决策已决定下来了。援军不仅占领了天津并在很短时间就占领了北平，逐步扩大了北平郊区。

    我们简要地把卢沟桥的战斗经过说过了，但经历不等于经验。

    关键是引为教训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是无止境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日之战的根源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存在着，将是中日人民不得安宁的根源。战后我们提倡中日友好，而且“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可是日本政府把二次大战的战犯敬到靖国神社，日本首相还去参拜靖国神社。

    从甲戌之战，“九一八”沈阳之战，到卢沟桥“七七”事变都是日本军阀挑起的。他们针对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前方抗战，统治者在后方订立卖国政策。

    宋哲元从长城抗战退守北平后，1936年被学生围在景山，他说了一段心灰意冷的话。他说，只是29军孤军抗战是不行的。就29军说，我以5000人的伤亡、3000多阵亡烈士换来的却是《塘沽协议》，所以说《塘沽协议》把长城抗战的胜利断送的干干净净。让人寒心啊！在场的学生都知道冯玉祥抗日同盟军的主力是宋哲元，同学们报以十分热烈的掌声。但是蒋介石仍是不让宋哲元“出击”，中央“主张不扩大”“不屈服”“不反击”！宋哲元退去山西。

    我说一个日军剔抉中队长伊豆文雄的故事：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冀中军区进行“五一”大扫荡，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集结了三个师团，另有两个旅团的5万多人采取“铁壁合围”、“鱼鳞拉网”、“梳篦拉网”、“细碎分割”、“驻屯清剿”等残酷手法对我军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主力军后面跟随的“剔抉队”，“筑堤拦水”、“淘水捉鱼”、“逐屋逐户剔抉清剿”企图从此净化其统治区，隔断人民群众与我军的联系。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实现“大东亚新秩序”。

    伊豆文雄中队长同我进行过较量，做过“冤家”，而在14年以后又成为朋友，建立了友谊。我们1942年6月消灭了这个剔抉队并俘虏了伊豆文雄。他把手枪、帽子、战刀都甩到战斗前沿的战壕里准备自杀。一个通信员把他俘虏了。我审讯他时提到日本的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是不可取的，他跳起来把我咬了一口，至今还在左手的动脉管两旁留下牙印。他想咬断我的动脉血管，致我于死地，被警卫班长一个耳光打出去两三步。

    我国的外交部在北京西南部设立培训基地，把所有俘虏训练后遣送回国。

    当外交部副部长连贯同志把我介绍给伊豆文雄，他看到我就是14年前俘虏他的人并咬过我，开始很不自然，脸色绯红，表情很难看。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一把紧紧握住我的手，忍不住内心的激动，用人民解放军的语言向我问候一声：“首长好！”我才看清他就是伊豆文雄。

    我俩坐在池边交谈起来，我才知道他参加了反战同盟支部，1942年底被遣送到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党中央所在地吸引和培养着千千万万向往光明自由的人们，包括逃离日本参加反战的国际主义战士。伊豆文雄也在这个环境中改造着自己，最后成了遣俘基地的干部，他告诉我，他当年已满44岁，可他的容貌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他向我叙述了从1938年来到中国，参加了罪恶的侵华战争，干了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并表示衷心的悔恨，中国共产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拉长声音说，“放弃军国主义不容易啊！我今天才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感谢八路军把他送到延安，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了。

    回日本前他曾经留下一封信。

    这信给我留下清晰的印象。他说：延安集聚着中华民族的精华。去那里，使他从武士道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懂得了人类发展史和日本人民必然要走的道路。还说，到北京后，他像一只完全自由飞翔的小鸟，看到了天空，太阳。他决心把自己交给一个伟大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争取自身的解放。他特别指出，我俩14年前是仇敌，而14年后竟然变成了朋友。这种重逢不是奇遇，不是偶然，而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交往的必然。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形式。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论断。

    在信里还回忆了我俩去他们食堂吃饭时对政治、历史、军事和生活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将永远在他的记忆中。他说，我俩在战场上争过高低，做过“冤家”，历史又给我们重逢的机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的，应该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他还热情地赞扬中国人民英雄业绩，人民解放军的高尚情操，严明的纪律和勇敢精神，这些将永远是他学习的榜样。

    他说，他回国后，在工作和生活道路上还要披荆斩棘，他还是个勇士，但不是日本军阀的勇士而是日本人民的勇士。他在信的末尾说，他绝不会向旧势力特别是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低头，永远不向偏见低头。

    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中日两国人民结束了一段不愉快的历史，迎来了中日人民友好的新时代，伊豆文雄的精神是多么光辉多么值得纪念。用伊豆文雄的精神纪念卢沟桥事变，该是多么好呀！

    对郝仲青先生致学精神的回顾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50周年，也是我们国家成立的40周年。在世界风云变幻的半个多世纪中，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被推翻的废墟上崛起。育德中学也经历了几番艰辛的路程，以陈幼云、王国光，特别是郝仲青先生惊人的毅力，一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全国政权，在保定市、河南、西安和北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历战争辗转，至今保定、河南、西安、北京都保留着育德中学的旧址，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育德中学在共和国建立的四十年中茁壮成长，像人走路一样，瞻前顾后，经过漫长艰苦行程以后，总结经验，应该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一）育德中学的“不敷衍、不作弊”

    “不敷衍、不作弊”，是育德中学的德育标准。校长郝仲青先生在育人的问题上，把德育放在首位，学校命名为育德中学，顾名思义，不难看出，“不敷衍、不作弊”（以下简称“二不”）精神，是学校德育的中心内容。有时把“二不”精神也说成是校训。郝仲青先生把它当作考核学校一切工作的标准。据说“二不”是经过原董事会研究提出的，也是经过陈幼云、王国光、郝仲青几位先生深思熟虑提出的。以此育人，是针对当年国民党敷洐作弊的时弊而提出的。郝仲青先生的解释是，从育德出去的学生要“正气一身，清风两袖”。他常说，学校同仁忠诚于教育事业，不要求政府资助一分钱，“呕心沥血，历尽辛劳，严守清苦，克服困难”，从小学办到了高中，还办了留法预备班和高级师范班。这个学校是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教学成绩是突出的。当年广泛在人民中传说“天津有南开，保定有育德”，他们的社会声誉是很高的。赢得群众信任，绝不是偶然的。学校的领导不断克服教学上的困难，首先用“二不”精神把学校建设起来了，并争得了优异的成绩。郝仲青先生常常说，“无私则无弊，而后可以秉公办事”，“无私无弊，而后可以育人”，“无私而松，可以严于执教”。他把“二不”精神贯彻到治学的各个方面，并把“二不”精神解释为“育德精神”，是校风，也是校训，是培养学生品德素养的核心。他要求学生毕业，不可能都升学，大部分要到社会上去服务，要按照“二不”精神做人。所以这株在河北省教育园地的奇葩，能够茁壮成长。

    “二不”精神在学校内部不是一个孤立的品德概念。反映在教学上，教师要以“二不”精神备课、讲课、提问、考试并接受学校教育处的检查和监督，学校对教师进行教学考绩；反映在学生方面，则以“二不”精神完成各门课程的学习，包括听课、复买、作业、预习、试考，包括遵守学习方面的各种纪律规定。教育主任藏一亭先生经常到课堂听课，并可以为数、理、化课程的教师请假而代课，一方面作示范，不因教员请假使学生误课；另一方面做“二不”精神的表率，严格要求教与学。学生考绩的优劣，认为不该由学生负完全责任，教师有不可的推卸的责任。学校把课堂提问和作业作为考绩的基础，教师和学生共同为争取优异的考绩负责，而月考、期考则作为考绩分数的一半。这样，教师和学生自然关注平时学习，并引入认真教学，把教与学紧密联系在一起。“教不敷洐，学不作弊”，教的认真，学的扎实。

    用“二不”精神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全校学生伙食是由学生推选的炊事长主管的，当然也有专业人员协助进行民主管理伙食。从物价调查，定点采购，制订饭谱，成本核算，营养卫生，病号饭的监督检查，不仅由全体学生民主监督，征询意见，而且账目公开，严防作弊，决不敷衍。“二不”精神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了。保定南大苑是菜农比较集中的蔬菜供应基地，全校粪便承包给菜农，作为伙食补助，学生推选的炊食长对经营粪便负责检查。蔬菜定购点往往用投标的办法才能拿到全校粪便。

    育德中学是私立学校，不向国家要资助。政府只承认办学的自主权并享有人事聘任权、调配权、学历授给权，学校经费和物资所有权和重置权。那么，用什么办法解决办学经费呢？主要靠学生交纳学费。收费是较低标准。这些费用，一丝不苟地用于教学。郝仲青先生坚持“二不”精神，并起表率作用。他不仅向董事会认真报告，而且让学生也知道。学生称赞校长是清正廉洁的。这就是身教。

    董事会还负责筹集基金，不用于日常开支，而用于购置房地产，建设宿舍和教室。为了对育德校友的接待，于1934年建了一栋“德楼”，还建设了理化试验室，经费是来自香港爱国人士、育德老校友邢育民先生和其他校友刘仙洲先生等的捐赠，为。育德中学历来有为捐赠的人士留纪念册、刻纪念碑的传统，弘扬他们的捐献精神。把每一批捐献款项的开支，以“二不”精神向捐赠者作说明，并一体通知，透明度很高。

    郝仲青先生一贯提倡勤工俭学，为20年代留法班，办了“育德铁工厂”，曾招收过铁工厂的学生，半工半读。鉴于留法学生半工半读不成功，便把育德的勤工俭学停了下来，另办了平民学校。教师都是育德学生兼职，平民学校除校长一人外都是义务教师。鼓励兼职教师早日接触职业，接触社会，适应社会，培养和锻炼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教学经验。虽然是中学生兼职，但严格选聘相对稳定。对教学成绩好，热心义务教育的，连续聘任，一丝不苟。教师任教，经鉴定合格，发给证书并推荐到高级小学任教师。这个平民学校的教学质量，在保定市是一流的。教师是称职的，不辞劳苦，不怕困难。在校学生及其家长对平民学校有很高的评价。“二不”精神同样作为平民学校的校训。郝仲青先生也是过问的。这样就争得了育德中学毕业想找职业学生的欢迎。

    育德中学对于“二不”精神的贯彻，郝仲青先生当然不放过任何时机。他常年宣传，并以说明教育为主，每周的纪念会上他要根据社会上给学校的影响，报刊媒介的消息，凡是对“二不”有害的思想、作风，都给以评说。就连1934年蒋介石到育德中学向全市学生请任，市政府以黄土垫道，清水泼街的形式迎接他。郝仲青先生是反对的，认为是“要人沽名”，他不去敷衍，让训育主任李淮之主持了大会。

    贯彻“二不”精神，郝先生除了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以外，还辅之以纪律。有人说育德中学半军事管理。确实，学校在管理上是严格的。生活秩序、教学秩序、办事秩序有严格的规律。比如校服有统一的规定，春夏为白色，秋冬为黑色，整齐划一，整洁有序。随时由训育处负责检查，出校门有整容镜，学生自觉地进行整容后出校。对教师和长辈讲究礼节，虽说是一种形式，内容是尊师重教。学生不留长发，减少梳洗时间，生活简单利索，讲究卫生。理发室有一副对联：“理发平颈式，衣着学生装”。确实有点像军队，钟楼打钟就是号令。一切作息时间如起床、出操、自习、上下课、课间操、开饭、熄灯等十分严格。生活管理更要遵守纪律，比如冬季熄灯后，值日生一定要把煤火炉搬到室外，接受训导员的检查。学生外出和回家遵守请销假制度，接待客人一律到接待室。宣布开饭，不许大声说话。图书馆看书极为静肃。学生的自治团体，如文学研究会、读书会、讲演会，英语讲用会，乃至同乡会，只有要章程，经过学校审查，按章办事，学校就认为是遵守纪律的，学生的自治活动，校方还参与但不干预。学生的自治活动花一点钱，都是自己筹集，不要求校方资助。育德中学进步学生组织都是借助学生的自治组织掩护的，比如“左联”、“教联”、“互济会”、“反帝大同盟”、“学联”等等都是学生自治的名义出现。郝仲青先生说，我们办校要求自主，对学生要提倡自治。

    郝仲青先生不轻易明令开除学生。为了使家长对学校信任，对学生的考核和品德素养的评定，都是书面通知家长。特殊问题，邀请家长到校，被政府追查的学生，请家长到校协商退学。他不是出于对进步学生的支持同情，而是出于维护育德学生在社会上的影响并取得家长的谅解。既然郝仲青先生认为严肃纪律是实现“二不”精神的保证，但是当遇到进步学生被追究、被迫害时，他却不公开采用开除学生的纪律。他对学生家长说真话，对政府却进行“敷衍”，还帮助学生转学。就这一点说，人们对郝先生评价是难能可贵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十年，特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学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育德中学不单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而且对教育事业有了新的贡献，教学成绩是卓越的。一方面继承着原育德的光荣传统，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一条明确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就是说，要坚持贯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一点，旧中国没有，旧育德中学也不可能有的。当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教育有不同的要求，那么，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教育就要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服务。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是不能动摇的。旧育德以教学为中心，教育是为了育人都没有错，但是育什么样的人？在现阶段，主要是培育为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服务的人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点也是不能动摇的。我们要培养的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不把无产阶级政治放在第一位，必然要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时间用于政治学习；而只是说，学生有了政治觉悟，有了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学的自觉性，而且这种自觉性越高，就越能取得学习科学文化的优异成绩。这一点，是新育德中学同旧育德中学的根本区别。“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曾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攻击成“左”的路线产物，是不正确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很久不强调了。片面提倡科学化是“关键”，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但是，当我们强调教育时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要求正确解决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时，却忽视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忽视并产生了脱离政治的倾向，使我们吃了大的苦头。至今，有些人还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有的人认为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当然，在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时要区别层次，区别对象，要切合实际，比如在中学里要区别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要区别中学与大学。但共产主义教育必须进行，而且要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进行社会主义方向的教育。对学生还要灌输，因为共产主义是个科学体系，不是自发产生的。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而且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指出：“要用这种科学的思想体系来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进行新东方思想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能胜利。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要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如果不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也就不能正确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也是不会成功的。所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是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今天育德中学的德育应该是共产主义教育。“二不”精神固然重要，固然要继承，但是没有共产主义的教育观，“二不”的校训就不能是社会主义的，就可能被扭曲。我们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二不”精神，绝不是洁身自好、沽名钓誉的“二不”精神。不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提倡的“精英”，他们轻视劳动人民，不愿深入群众，深入社会，不愿做艰苦的工作。我们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中学生加强劳动教育，参加一定的义务劳动，增强劳动观点，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把中学生劳动朴素的素质提高，要提到勤俭建国的高度；提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高度。

    总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还会遇到许多想不到的困难。即使坚持党的领导，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因为党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没有也不可能有一贯正确的党。党犯了错误，主要依靠党自己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有能力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他有“三大作风”的传统，经过批评自我批评，联系群众，得到群众的帮助，改正自己的错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二）育德中学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传统

    育德中学的办校历程就是艰苦创业的历程。郝仲青先生多次在周会（纪念周）上讲，办校20周年的时候，唱出一支校歌，那校歌的奋斗目标是要赶上美国的哈佛大学和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歌词中写道：“美有哈佛兮，日本有早稻田。”郝先生还说，世界上任何一个富强的国家，无不经过一个全民奋起，艰苦奋斗的历程。给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教育。郝仲青有一个著名的论点是“发奋图强”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我们要图强，人家也在前进；我们在奋斗，人家也在奋斗。世界是个激烈竞争的世界，要赶上人家就要在政治、经济特别是科学技术上多花力气、多流汗水、多费心血，就是“艰苦奋斗，锐意进取”。这个观点不仅在纪念周上多次讲，连学校账房的会议上先生常常对学生们说“创业维艰，守城不易”。在郝仲青先生领导下，于1931年发起五分钱募集运动，为建设学校的理化教室，购买教室的试验设备，学生踊跃募捐，顺利完成了任务。郝仲青先生在周会上说，“艰苦创业，锐意进取”，是育德中学艰苦奋斗，奋发向上的精神，一个学校，特别是育德中学的学生，要有不怕困难和压倒困难的精神，是为求知而乐于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体现“育德精神”，即艰苦创业精神。同学们不要把艰苦奋斗看成只限于生活上的概念，只是生活朴素，而是一个贯彻于教与学，做人做事的全过程的概念，是贯穿人的全部社会实践活动的概念。学生在生活上要克勤克俭，省吃节用、注意节约、反对浪费，是完全应该的。学生还要以自己在学校养成素质，将来在社会上以自己的才智和辛勤劳动，为国家、为社会勤俭办事，而勤与俭是艰苦奋斗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所以克勤克俭是育德中学德育的另一个重要内容。郝仲青先生的这些思想，把勤俭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有“布衣校长”之称，身体力行，给学生以终身影响。我们应该历史地肯定他的培养学生的辛勤用心。他常说，我们国家经济基础落后，文化基础落后，除了长期艰苦奋斗，别无选择。从这一点说，郝仲青先生是一个旧中国称职的教育家。

    回忆育德中学关于艰苦奋斗的教育，当然我们不能套用过去的做法，一定要认识艰苦奋斗的教育对我们社会主义新时期有什么启迪！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持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求全党、全民通过改革开放的同时，建立起促使人们艰苦奋斗的责任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比如学校贯彻艰苦奋斗的教学制度，学生艰苦奋斗的学习制度，家庭对学生的艰苦作风的监督制度，健全并巩固艰苦奋斗的竞争制度等等。要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的精神，不然就要落后。这个问题的本身就需要贯穿奋斗精神、创业精神、创造精神，充满活力的精神。这些也是我们共产党的传统。首先要求学校的领导，以身作则，这对于学生有极大的影响，并且有极深远的意义。新作风的建立，表率作用是有决定意义的。

    这些年来，艰苦奋斗的风气日渐淡薄，各级党政干部有严重的责任，奢靡之风、腐败之风，是人民群众最大的忧患，最大的担心。我们要弘扬育德中学艰苦奋斗的精神，千秋万代地使“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优良传统焕发出新的光彩。

    （三）展望将来，要树立大教育观念

    当代，人们认识到，经济竞争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引起了对教育的空前重视。人们还认识到教育的投资最重要，最必要，也最有效。因为教育不是福利事业，而是生产事业，适应自然，适应社会的事业，所以引起了社会的各部分对教育的重视。“大教育”应运而生。

    像现在社会由“小生产”发展为“大生产”，由“小经济”发展为“大经济”一样，“小教育”已经发展为“大教育”。这个规范是谁也拦阻不了的。所说的“小”，不是“微小”，而是指孤立的、单一的意思；所说的“大”，不是“高大”，而是指综合的、系统的意思。大教育观可以解释为系统科学的教育观。本世纪人类面临了愈来愈多的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战争问题、生态问题、太空问题、能源问题。“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声很高，对人类提出了生存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教育才能使人类适应自然、适应社会。教育完全依靠学校是不行的，要适应急剧变化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科学也从“小科学”发展为“大科学”。五十年代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横向科学的发展，又一次突破了“牛顿力学的规范”，并建立了“系统科学的规范”。把系统科学应用于教育，发现“教育是一个多样的、开放的、经合的大系统”。系统科学为“大教育观”的提出提供了强有力的认识工具。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是举世公认的。使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综合教育也有了新的发展，奔“大教育”方向发展。

    1950年，我在北京育德小学看望郝仲青先生，他曾说过，他一生办过小学，中学包括高级中学，高级师范班，又回来办小学。可惜没办起本科大学，没完成育德校歌中提出的目标，“美有哈佛兮，日有早稻田”。今天，时代已经变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要改变教育观念了，要办大教育了。我当时还不懂大教育观念是指什么，我只肤浅地认为是发展教育事业的意思，反映了这位老人对教育事业的忠心耿耿，“教育兴国”的宿愿未偿。他随后提出，要克服仅仅把教育狭义地理解为学校教育，而教育是全民性、终生性、科学性和生产性的。不仅仅是学生，所有的人都要接受不同形式的教育，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必须终身学习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社会需要。教育是一门科学，有其自身的原理原则（我以为是指规律性）。他还认为，人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要为所有的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还深情地说，教育要为生产服务、为建设服务恐怕已经到时候了。这就是他对教育的摸索的总结和愿望。每当回忆郝仲青先生的谈话，我总受感动。四十年来，共产党不断提倡社会主义大生产、大经济、大科学和与之相适应的大教育观，并且已经提出，要全体人民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观念，也提出了教育应是一个多样的、开放的、综合的大系统。不应把教育局限为学校的课堂教学，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必须大大地增加普通学校之外的教育，大大增加中学（包括职业中学）后乃至大学后的教育，还要大力提倡职业前、职业中和职业后的教育。教育体制必须是灵活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很协调的体系，除国家为主的办学以外，还可以集体办学、企业办学乃至个人办学，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办不同职业岗位的多种形式的教育。

    大教育的模式不外“教师为中心，在课堂中学”，以“学生为中心，在实践中学”，“以问题为中心，从做中学”，各有所长，各有缺点。应该结合起来，相互补充，互相推移，互相发展，相互协调，这对于培养各种人才都是必要的。按照大教育观，无论哪一种教育都应该为培养社会主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人才而奋斗，不能“四有”分割，顾此失彼。希望育德中学走在前面。

    论“回马枪”战术

    在古代战场上有“回马枪”的战术，寻根追源，是《说唐》中的罗成小将会用“回马枪”，一时间赫赫于两军阵前。

    大街上的物价引起了相声专家的讽刺，在说笑声中却掩饰这一个严肃的问题，哄抬物价之风在恶性循环。那么，为什么物价上涨压不下来？就是要拿奖金。不管公园、饭店、理发馆都要拿奖金，结果是你嫌我的，我嫌你的。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管公园的一定要抽空去理发馆，所以都要巧妙备用，拿到奖金，物价自然而然地要越抬越高。机械工厂要向轻工业工厂在奖金上看去，就要“向前看”。逼的银行要印票子，票子越多，物价也越涨，这就是物价上涨的来历。人们总有一种侥幸心理，以为自己单位多拿了奖金占了便宜。阿弥陀佛“安定，团结”呵！最近人们说：商业宣传在广播台。从仓库里清理出来滞销产品，说是“出口转内销”，涨来涨去，还是涨去自己的职工头上。

    要杀罗成的“回马枪”。一次虎狼之药，治临危之症……恶性循环的涨价，这种“回马枪”要每人学会，只是增加监督员是杀不出一条血路的。如果发现物价有浮动，发动群众去检查，不要物价监督员单枪独马地来。而人民战争的“回马枪”，对那些无视物价纪律的单位和个人有此顾虑，即使他们横着走路也防不胜防。检查人员来了，换牌价，走了故态复萌，依然我行我素。对这些“官商”一定要多查几次，“回马枪”就是种绝招儿。

    根治“左”症

    长期以来，“左倾”思想渗透到我们工作的各个方面，主要的有：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生产关系方面的“一大二分”，经济建设上的“高指标”宣传上的假大空。这一切给我们的工作上带来了极大的损失，给精神上带来了极大的创伤。粉碎“四人帮”以来，这些东西还是存在着。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顽症，为什么不能根治？从阶级根源上看是小资产阶级的偶然性，他们的阶级特点就是目光短浅，容易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爱犯盲目冒进和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从社会根源上看，我国是一个大而穷的国家，人民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状态。“左倾”错误还令人们急于求成，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经济运动，一直是批右不批左，有时是把左当右来批，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恐右症”。从思想根源上来看，他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是超宏观的东西，理论脱离实际，把可能当做现实，把偶然当成必然，把理想当做政策。

    但是，在根治“左倾”顽症的同时，也要防“枪弹”的攻击，因为，“枪弹”的攻击不是明刀明枪，而是因人、因事、因地制宜，对你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被击中时，有无所知，这是一个香气弥漫的战场，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的过来人，不见得要打胜仗，可能是败军。

    很流行的一句话，共产党对人民欠账很多，这句话出自领导人之口，确是党的心声，但作为在党的阳光哺育下的青年人，应该深感党给予自己的多，而自己为党做得事还很少。古人说：“谁言寸草心，抱得三春晖。”一听到党欠了人民的债，就起来向党进门讨债，甚至牢骚，消极怠工，动摇了对党的意念，充当“债主”。这样很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他们身上的“左症”是难以根治的。

    关于系铃人的评论

    楼下病房静悄悄的，医院的病人尚未起。

    两位陪住的家属在争论：

    甲：“那就是利用职权，坚持错误。”

    因为我没有听到前边说什么，打了一个冷战。

    乙：“马书记对平反冤案顶着不办，这类人有个显著的特点，他自己就是冤案的制造者嘛。”

    话音稍高一点，也似乎年轻一些，昏昏灯下，看不清脸膛。“是他制造的，当然他知道其中的机关，知道该如何纠正。”她接着轻声说。

    甲：“我就不反，天到这般时候，系铃人还不知解铃铛！”我听出来了，她是因心藏病严重而住院的林颇向的爱人，人称“政治疯子”。

    乙：“系铃人为什么不解铃铛，你仔细想想，有什么门道？这种人过去按照江青、林彪的办法，还要说加上康生的办法，给人家编织‘罪名’，江青倒台后，憣然改悔，主动解铃铛，不就安定团结了吗？不是他没这样做。”

    甲：“这个年月，洗血冤屈真不容易。”

    乙：“做就容易，不做就不容易，斗就可以解决，不斗就冤一辈子。”停了一下，有点笑，接着说，“人家怕的是割了苇子漏出狼，控了老底，否定了自己，不把目前乌纱帽丢了吗！所以，人家是上下结合，内援外抗，调整体制，泡蘑菇，踢球法术，搅浑水，死顶中。”

    甲：“我明白了，”有点河北口音，“那家伙一直在掌权，也是十年一贯制了，人家打走资派，也批林批孔，也反‘右倾翻风案’，也批还乡团，也到天安门带着队反对‘反革命事件’，也带着队伍去纪念周总理，接着又批帮派体系。”

    乙：借用一句话，劝善的话“冤家宜解不宜结”。不解铃铛就要解人。

    听到这，散了。

    我扭了一个身，好久不平静。

    再论制度和法制

    人类历史早已证明，社会靠法制是有威力的，不然就不会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每一个阶级取得政权以后，都会树立他本阶级的法制标准。

    那么，社会主义法制，是有效地防止犯罪倾向，保护社会公益的。拿领导干部防止特殊化来说，定立制度，绳之以纪律乃至法制是必要的，但领导人有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自己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没有法制，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的人的自控力。人们必须知道强大的社会保护，才能使自己工作学习和生活得更好。必须知道做一个真正的人，要有纯洁、礼貌、正直、善良的法性，关心群众，关心公益，有同志式的博大而真挚的爱。

    法性和法治是互相推移，互相发展的，也是互为表里的。对于某些人光有法不行，他不怕，还必须有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造成一种社会舆论、意念和习惯势力。在目前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那些大大小小的的“山头”“派别”、“首领”、“拼命三郎”“小弟兄”进行了强大的社会主义法治教育。不然，仅仅绳之以法是不能完全奏效的。《救亡地》这个话剧是有社会主义道法高度的。

    很多人谈制订防止特殊化的制度，这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毕竟是经验的结晶，不从实践的经验中制定制度是空想的制度。那制度没有社会主义道法的约束就很难贯彻执行。有人说：现在的干部特殊化是因为过去没有制度可遵循，难道没有制度就可以置社会主义道法而不顾，就可以为所欲为？办了违反乱纪的事就可以推说“没有制度吗？”

    荣国府和鹦鹉冢

    800多年以前，辽金时代，陶然亭一带就是城厢吧。当年的溪流纵横，大有江南水乡之称。到了明清两代到这里烧到砖瓦，经过人间的沧桑，以后，到了康熙八十九年工部郎中江漾，在慈悲庵古庙里差了三间西厅房，取白居易“与君一醉一陶然”的诗词，起名为“陶然亭”这就是陶然亭的由来，从此，以后，有泾幽静的芦苇塘，北京解放前，多是骚人墨客平调遗老遗少的地方，清代和民国的遗老遗少们远游的不少，鹦鹉塚就在陶然亭，这里有个故事：一位老爷，大概是清代的遗老无子女娇养，而养着一对鹦鹉，那遗老醉心欣赏它的歌唱。有一天主人不慎鹦鹉逃出了笼子。照理说，笼中鸟一旦飞出，心境是安然自在，或者是广阔天地里的兴高采烈吧，因为得其所美，其实不然，过了两天主人去鹦鹉塚拉个土堆的南坡寻到了它美丽的僵尸。遗老不慎惋惜，埋在当地，并立碑传之。据说，家养的鸟儿不用找食吃，慢慢地忘掉了原来的本领，一旦飞出笼子，一定要饿死的，那鹦鹉塚前后，本来有半实果实的草地，也有传其满餐的昆虫，然而他真的是饿死的。

    《红楼梦》里的荣国府是钟鸣昆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贾宝玉只落得茅庐绳床瓦灶，穷困潦倒。真是威赫赫爵禄，高登，那儿女们“昏惨惨黄泉路尽”。中国人历来骂败家子，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骂，其实，认真想想却冤了一半，败家子的习性，十之八九是兴家的老子娇养成的。像给鹦鹉塚立碑传的清朝遗老一样，他把鹦鹉找饭吃的本领养丢了。

    如今是社会主义了，很有一批“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父母，对自己儿女及其儿女的儿女，搞邪门歪道，升学，就业、入党、提干、乃至住房、穿衣、坐车，看戏，真是孔夫子入太庙每事问，对于老伴倒不怎么样，对于建设更甭提了。

    为什么有些老干部连上政都困难了，对于文件看不懂，记不住，装个样，只剩下干巴巴地划圈圈了，那娇养鹦鹉的笼子还不肯放呢？

    论公费旅游

    人才重要，能否用人，决定了成功与失败，此所以项羽唱《亥下曲》向刘邦唱《大风歌》。

    出国用人，不要只长见识。

    两年多来，出国访问的人多了，为了交流，参观，考察，谈判本来是应该的，为什么在国内外的影响不好呢？用人不当。

    出国考察人们都争着要去，各国也很繁多，什么工艺美术，交通管理，医疗卫生，军工生产，日新月异地提出考察的项目来。更有甚，连为何做豆腐，开饭店，恋爱结婚问题，也要派考察团，奇怪的是很多的考察团是外引，没有精于技术业务的专家，考察的结果什么也带不回来，但有一点是捞到了的，少数人物质生活的现代化。中国是否能富强起来，少数人是富强起来是认为有必要的。

    “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臣”这不是中国人几万年来，的民间传说！其实家贫也出败家子，国难也出汉奸，“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把我们国家弄的很穷我们所需要的是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克勤克俭，这是小康之家，倒不一定要孝子，我们所需要的是管家婆，要把我们的生产，商业，财政，教育乃市政建设管的井井有条，但是，我们不要像《红楼梦》里王熙凤，他表现治家，而实则肥己。像王熙凤那样管家婆，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是有的，在封建社会里，男外女内，王熙凤只不过是个“内阁总理”偷偷地搞点高利贷，而今日之“管家婆”们却精于强干的多，可以到国外去揩油并不惜慷慨国家之慨，换取一定的贿赂，管家公的两用机，电子表，电视机……之类的东西。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玩物丧志，精力用于高山大川，超级市场上，黄色电影上甚至酒吧间里，也算“长见识”。于社会主义并无好处！所以不能提倡，公费旅游，念、玩、逛、捞的三字经。

    百家争鸣，还是两家争鸣

    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中，“文化大革命”以后，极为流行的说法是是，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争鸣，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争鸣了十年。

    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宣传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思想领域内一直宣传修正主义的批判。可以对于封建主义死心的批判就被忽略了。不少人认为，在民主革命阶级反对封建是主要的，那封建主义被民主革命彻底打垮了。结果，在新的情况下，封建主义的东西经过改头换面，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兴风作浪起来。他不仅游荡在社会主义上，而是幽灵钻进了执政党的内部。这个怪胎就是林彪和江青。这林彪、江青，参加鸣放十年。说他们是极“左”的。他们的灵魂是封建的。从绝对权威讨论到指定接班人。“一句顶一万句”，修“宝书台”、跳忠字舞，一个人说了算。置宪法于不顾，砸烂公检法，变成一家独鸣；连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了。提出两家争鸣，容易忽略封建主义思想这一家，至少是对面失去了警惕，使它披上了社会主义的外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争鸣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两家争鸣还排斥了小资产阶级一家。当年把小资产阶级一律归到资产阶级一边去了。所以把资产阶级一家看的很强大。因为，在旧中国，无论城市和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很强大，他不同与资产阶级，硬要上纲到资产阶级加以批判，于是他们只有挨斗的义务，没有了申辩的权利；这未必不是打击面宽的缘故。

    按理说，无产阶级内部也不止一家。人们对宏观事物的认识绝不是一下子完成的。了解情况有早有晚，有前有后，有深有浅。所以，多种不同的观点也就应时而生。用政治斗争办法维持无产阶级内部认识上的一致，历史证明是不能的。把一切不同的观点统统斥为资产阶级，他压过来，我压过去，就是一派压一派。认为只有两家争鸣，是长期派性斗争的一个原因。不然为什么革命的前期争着当“造反派”而在后期争着当“保守派”了。人们对于宏观事物的认识，一时间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认识受宏观条件和主观主义认识能力的限制，也受阶级和时代的限制，永远保证无声阶级的及其政党的内部、认识上完全一致的是形而上学、唯心论。在认识过程中，人们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不需要有探险家的精神，不怕失败，不怕挫折，难道我们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早已让明了吗？遇到困难和失败，就把他们从无产阶级一家开除出去，打进资产阶级的行列，带上政治帽子，打棍子，抓辫子，送“牛棚”入监狱，这样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了。

    旧东西要批判，但也要继承，没有法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哪里来的马克思主义。谁都知道，古典的，空想的那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对他们简单地加以毁灭。而是科学地继承了，批判地继承了。

    把“双百”方针简单地说成是两家争鸣。于是，不加分析地看作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跳路线、两种世界的斗争。“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为安乐死呼吁立法

    安乐死有多种形式，我国在立法领域里安乐死，严格地说是雷区。我们的党和国家为什么不能提出为安乐死立法？最好废止，以免滥用。

    西方国家英、法、德、奥、意、西，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是：人患不治之症，但神志清醒的人，有权力加快自己的死亡，以避免长时间受折磨和痛苦。英国的最高法院认为安乐死是不适当的。只有荷兰法院的观点是，在病人神志清醒并处于无法忍受身体上或精神上痛苦之中，而病人一再要求死亡的情况下，而自己又无法采取自杀的条件，帮助他自杀的医生可以不被起诉。在实施安乐死之前医生必须与独立的内科医生商量确认。荷兰医生已经报告说实施了2000例，从1993年以来，实施了2000例安乐死，根据民意测验显示，荷兰86％的人支持安乐死。

    法国人认为实施安乐死，从法律上说与谋杀同罪，最高无期徒刑。51岁的教师普雷福特夫人对她21岁女儿因孤独症实施安乐死被判徒刑，说是违法的、犯罪的，这里隐藏着宗教问题和道法问题。

    中国的孝子贤孙的道法观、宗教传统更复杂了。

    我们历来主张要造舆论，讲道理，提高认识，我希望专家、学者、法学家、教授都来参加这个问题的座谈会。

    我们先提出一些条件，即许可安乐死的条件：

    1.绝症，不可能治疗的病人由医院专家作出结论。

    2.患病本人要求实施安乐死。

    冉庄地道战纪念馆的启示

    世界上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出现了取消共产党，取消社会主义的惊人的反动狂暴。有不少人是年轻人，在这种冲击下，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下，对于形势的看法，出现了不少疑点，甚至还有不少干部对过去已经看清楚了的问题似乎又变得模糊起来。

    中国历史的今天是从昨天发展而来，冉庄地道战是昨天抗日根据地被点、碉、沟、墙五位一体细碎分割，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一种斗争形式。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科学地概括说，游击战就是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政治经济的、文化的、青年的、老年的、妇女的、儿童的各种斗争相结合的总概念。地道战体现了这个思想。既然今天的中国是由昨天发展而来的，就必须要懂得昨天和前天的中国。我们懂得昨天进行的战争，往往是懂得今天各种事物的关键。最近两年来，党中央不断强调学习现代史，学习中国共产党史，以史为鉴。冉庄地道战就是一个典型，是对今天中国问题理解的重要途径。这个纪念馆曾失了一把火，立即抓紧重建工作，进而印了地道战的诗集，为地道战而歌。不仅是应该的，而是必需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物质文明的建设是快的，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按速度来说发展也是快的，但从生产的技术水平来看还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要问为什么落后？是近百年来，我们不断挨打，挨打就越来越衰弱，越衰弱就越贫困，越贫困就越挨打。为了改变贫困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看清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拿起武器，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国共进行了第二次合作，领导中国人民第一次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规模侵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接着又打败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美国人出枪出钱武装起来的反动派，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从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赢得了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主动权。在建设中，我们不犯或少犯错误，我们国家面貌可能更好更强些，尽管我们有这样那样的失误，走过这样那样的弯路，终归是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验一再验证，我们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不走弯路也是不可能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农业某些产品已经跃居世界的前列，又从过去的某些失误中吸取了教训，我们才有可能逐步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十多年来，引以为自豪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引导我们取得了温饱，必须引导我们走向小康。前景是极其美好的。但是从旧中国那样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起步，要赶上发展国家的先进技术，是要经过多年的努力，乃至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决不能一蹴而就。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了革命的途径，采取了革命的方法，那么推翻帝国主义及其所利用的一切反动派的统治，打破旧的社会秩序是不可能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才有可能像今天走向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的道路。冉庄地道战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结束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毛泽东指出，近百年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限制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历史。列强迫使衰弱而腐败的旧中国政府签订了1000多个不公平条约，把中国人民的手脚绑的死死的。旧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不然我们连日常生活用品也无法抵制“洋货”，我们绝不要忘记，中国人日常生活用品很长一段历史要用“洋”的。火柴是“洋火”，煤油是“洋油”，棉布是“洋布”，自行车是“洋车”，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住的是“洋楼”，吸的“洋烟”，他们是用“洋枪”“洋炮”逼着我们中国在沿海和内地城市搞了“租界”。在中国修铁路，建工厂、开矿山、掠夺中国的资源。当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就要独霸中国。日本军国主义就发动了侵华战争。所以外国人让我们“门户开放”，是掠夺我们资源的门户开放，而今天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是完整主权的改革开放，是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的改革开放，是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开放。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胜利后，我们才实现了民族独立，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才堂堂正正地步入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冉庄地道战的启示。

    冉庄地道战纪念馆，是我们走向独立、民主、富强之路的一个标志。地道战谱写了一部人民战争的丹心史，没有根据地就不会有地道战，没有地道战根据地就不能坚持过去，没有根据地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就不会有抗日战争兵源给养的补充，如果没根据地的独立自主，更没有持久战。所以根据地是十分重要的，他是中国共产学领导人民在战争过程中创立起来的，他对人民坚持抗日，争取胜利有巨大的政治、军事作用。日本军队英勇战斗，反过来又有力地鼓舞着全体人民群众的胜利信心。新民主主义的各种政策，党的各项主张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这种作用远远超过根据地的界限，影响全国，鼓舞着敌占区人民、蒋管区人民的抗日战争。

    根据地为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起了示范作用。根据地一扫旧社会的弊端，也一扫旧制度，旧风俗，旧习惯，以崭新的面貌给全国作了示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新中国的雏形，取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再不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抗战后人民根据地奠基了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我们知道了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作用，还必须懂得坚持地道战的民兵和游击队，他们为了崇高理想，在最困难的年月里，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不怕妻离子散，不怕家破人亡；以革命的坚定性，革命的彻底性完成了战争中的各项任务。如果人们看不到革命的前程，没有革命的伟大目标，要他们坚持地道战是不可能的。所以革命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又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冉庄纪念馆看抗日战争那个时代，革命的人民、革命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是多少可贵。这也是地道战给我们的启示。

    地道战的颂歌反映了一个时代，我们要切记，当前的“改革”建设，深化改革，同样需要革命的坚定性和革命的彻底性，仍然需要向多种不良现象作斗争，向愚昧、懒惰、无知作斗争，特别要向和平演变作斗争，需要孜孜不倦的学习，勤勤恳恳地变成一切工作任务。这更是冉庄地道战给我们的启示。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的思考

    我们党的建设是同党的历史任务，同党的现实任务而确立的基本理论，是和基本路线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实现党的中心任务。在民主革命时期，是为开展武装斗争和扩大统一战线服务，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改造服务，党的路线、党的理论正确，党就有正确的方针，党就有了民业、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路线和理论。社会主义确立之处，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党的理论和路线确定之后，党的建设就有了前进的方向，党就会壮大，党的事业就会发展，反之党的理论和路线发生问题，党就会削弱，遭到严重挫折。

    党的历史一再证明，党的理论正确与否，又同党的建设状况密切相连，党要保证自己的理论和立宪正确并得到长期坚持，就必须加强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和作风上的建设。党的建设搞不好，正确的理论与路线也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始终为一的有效执行。我们有些地方正确的理论、路线做得不好，收效不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在改革开放的时期，我们党有了一个路线证明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就是我们党的主心骨，是我们在前进路上战胜一切困难，排出一切干扰，经受一切风险，是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

    还要必须说明的是物质文明的建设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定协调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建设，必须围绕经济来开展，防止和克服忽视精神文明的倾向，因为既是中心，在初级阶段始终只能有一个中心。比如一个圆上只有一个中心，不能同时有两个中心，两中心同时存在就有危险、有意见，就犯了二元论的错误，我们坚定初级阶段一个中心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关键是互相转移相互发展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明建设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使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逐步成熟，反过来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是一个促进。建设一定要把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加以改善。

    在十分区烈士纪念碑揭幕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就是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过去了40年。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推动了全世界人民争取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这就是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中国人民包括今天的京、津、保三角地带的人民在这次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同时，这一胜利是反对外来侵略者的胜利。

    是扭转了100多年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局面，扭转了被屈辱被掠夺的局面，这一胜利一洗既往的民族耻辱，改变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面貌，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独立的民族之林！但是抗战刚刚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的和平愿望，发动了抢占抗战胜利果实的内战达四年之久。我们又经受了国内革命战争的考验，战争的实践证明，只要全民族和全体人民能够实现大团结，只要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任何外来的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都是可以打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来入侵和反对国内反对派第一次取得的完全彻底的胜利。

    大清河北，京、津、保三角地带，地处战略前哨，在连续13年的战乱中，人民不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烈士们还用血建立了新中国的道路，他们从事了惊天动地，旋转乾坤，顶天立地，名垂千古的事业。这个事业和这个事业的伟大胜利，在中国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斗争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抗战就是世界性的抗战。中国的解放战争是现代史上最彻底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人民和军队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重大打击，使贫困落后、百年屈辱的历史毕竟成为过去。

    大清河北的人民，在同国内外敌人进行的斗争中，是什么力量使他们气度从容、胸怀坦荡呢？又是什么力量使他们紧密团结、无比坚强呢？在烈士的面前，我们都应该想些什么呢？祖国的头上，大清河北的头上已经是人民共和国的天空，土地和工厂已归人民所有，消灭了人们所憎恶的寄生虫，消灭了地主、恶霸、伪大乡、还乡团。先烈们用鲜血创建的社会主义祖国正迈着强健的步伐前进。我们要时刻记住先烈们的博大无私，如果先烈们能够活到今天，看到今天国家的繁荣，农业上的丰收，乡镇工业的大发展，城乡建设的起飞，孩子们这样的欢腾，人民是这样的欢笑，他们一定会无比兴奋；因为先烈们生前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样的，先烈们看到的是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侵略者用中国人民发明的火药造成的杀人武器来屠杀火药发明者的子孙后代。仅抗日战争就达八年之久。先烈们看到的是劳动人民的孩子在逃荒的路上与狗争食的惨相和一群又一群的饥饿者。先烈们看到的是父母死去，抛下的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先烈们看到的是日本军人把抗日工作人员和游击队的头挂在城门和乡村；先烈们看到的是抓人修碉堡、筑公路、挖大沟和垒封锁墙，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是碉、路、沟、墙一体化的“囚笼政策”，在这种政治下，他们为所欲为，杀人放火，妇女被奸污；先烈们看到的是战乱和天灾中逼得人们不得不离开家园到处流浪，找不到遮风避雨的场所；先烈们看到的是被叛徒、汉奸、恶棍王凤岗弄到县城和据点的抗日工作人员，奔赴刑场，被日本人的洋狗咬死，甚至开膛破肚；先烈们看到的是抗日军人家属门前挂起红灯笼，说他们是“危险户”，有的被抓起来，活活地装进麻袋甩到大清河里；先烈们看到的是妇女被抢走，卖到大城市的烟花巷；先烈们看到的是被抓走的“劳工”一列列的火车，一艘艘的轮船送往日本，为资本家所有，他们在井下长年累月地挖煤。数不清的死难者的白骨被堆在“万人坑”。这就是战争年代的惨相！

    大清河北人民的英雄儿女，不任人宰割，战斗了13年。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并根据共产党提出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促成了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团结，鼓舞了全体人民胜利的信心和斗志，作出了伟大的牺牲和卓越的贡献。他们一直战斗在京、津、保三角地带，从来没离开过这个阵地，先烈们在这块土地上，始终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战争，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继而在解放战争中，坚持和平，反对战争；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独立，反对卖国；他们以身殉国，舍生取义，把我们民族从危亡中拯救出来。我们可以清楚地回忆，在新中国即将来临的前夜，反动派的军队1947年侵入大清河北，我们进行过大清河战役，赶走了他们，也消灭了他们。叛徒、汉奸、恶棍王凤岗把希望寄托在“三角碉”和路障上，继而又以两个保安旅进攻板家窝。当先烈们跟着震撼大地的炮声冲锋陷阵的时候，这炮声对于王凤岗是极大的痛苦，对于我们的人民和军队，不是比音乐还好听吗？在小庄以北的十一个村庄里全部歼灭了他们。子弟兵为什么这样勇敢地向前冲锋呢？他们有国恨家仇，随着冲锋把屈辱愤怒倾泻出来，在冲锋中子弹随时都有穿透胸膛的可能。难道说，没有想到战后健壮还乡？难道说，忘记了妻子儿女的惜别之情？烈士的回答是，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妻子儿女，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冲锋在前，血染即将天明的国土！其中有主力军、游击队、民兵和担架队员，可能有许多人叫不出名字，但知道他们中间很多共产党员，因为战争年代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在战场上与死神做伴。但是，我们先烈们认为那不是牺牲，是贡献；那不仅是义务，而是光荣的权利。渺小的人只知道牺牲的痛苦，而不懂得贡献的博大无私，他们的思想境界闪耀着理想信仰、道德的光辉。这些铁骨铮铮的汉子，是40年代光彩夺目的形象，是真正的英雄。

    三角地带经过13年的战争，经过几乎不少家庭中两代人的奋斗，终于在我们的土地上飘扬起人民共和国的旗帜，标志着人民苦难的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一切剥削制度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最后消亡；为今天的社会主义祖国，先烈们献出了他们的生命，在新中国阳光下的人们应该怎样生活？怎样为实现四化，振兴我们的家乡呢？一定要无愧于先烈而勇往直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艰苦奋斗，贡献智慧，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大局为重，是我们在战争年代的传统品德，一切事业要发动全体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要造就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遵纪律的一代新人，这样的人不是从天而降，也不能单靠书本、文凭，是要从建设的实践中产生。今天缅怀先烈，正是为了学习先烈的大无畏精神，学习他们博大无私、大义凛然的牺牲精神，学习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精神，学习他们把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摆在心灵最神圣的位置上。社会主义建设在前进，我们要无愧于先烈，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一定要建成，也一定能够建成。

    附记：

    碑文一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雄县的米家务是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是中共十地委、专署和分区司令部政治部活动的中心。烈士碑建在这里，极有代表性。

    京津保三角地带的母亲们、青年人、中年人和年轻一代，在先烈面前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国家毕竟是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重大打击；社会主义新中国是坚持住了先烈们以血开辟的道路；社会主义祖国已经昂首阔步地走上了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康庄大道。

    因为是在战争年代，没有详细地记载烈士们的名姓，因此我们叫不出烈士的全名字。但是，我们知道在列式中兼有冲锋陷阵在前的共产党是先锋战士、担架队员、卫生战士和参战的人民全勤人员。他们为了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子孙后代，为共产主义，宁愿血染即将天明的新中国，做出了巨大成就。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国一段暗无天日的旧时代的终结。

    多难兴邦，义师必胜，对于久经忧患的民族，对饱受坎坷的人民，还有什么艰难险阻挡住他们前进的脚步。一个不忘以往苦难和屈辱的中华民族，重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一座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大厦必将在这块土地上巍然屹立。如果烈士们还活着，看到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这块土地，看到千家万户走上富裕之路，看到振兴中华、开拓前进的美丽富饶的家乡，先烈的光辉事迹，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激励我们走向富饶，屹于世界民族之林。

    “江山自有烈士业，应领风骚百万年。”

    碑文二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米家务一带的人民，为捍卫神圣国土和争取全国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是冀中十分区机关驻地、华北抗日斗争的前哨。这里的英雄人民和子弟兵，以艰苦卓绝的斗争抗击了凶暴的敌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粉碎了日寇的野蛮“扫荡”和“三光”政策，斗争悲壮，撼天地、泣鬼神；业绩卓著，与山河并存，日月同辉。

    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这里有上百名英雄烈士光荣献身勇。他们的名字是：贺景春、纪从林、纪风林、张玉企、刘瑞深、杨福增、刘瑞普、田福池、田益录、刘大连、兰凤奎、田录液、刘慰池、倪千臣、梁福臣、程浩年、程树义、孝梦兰、张冠民、刘宝伦、许法憎、杜金合、刘宝印、刘文玉、牛三、刘福元、张有恒、刘源树、张福桂、刘锡林、刘树森、张瑞芝、吴乃山、程国顺、刘士俊，刘小留、胡振明、杨风波、张戛、杜小申、刘小双、张俊臣、陈光兴、高风德、郭庆兴、高桂才、张小良、孟庆勋、许庆元、郭永德、郭永良、孟宪武、袁凤林、吕寿山、胡景龙、陈曾德、赵宝山、赵宝田、王培英、文小须、孙庆丰、穆俊和、孝振发、刚宗义、陈增堂、田朝军、王玉丰、刘栓柱、刘广恩、石黄三、郭小章、刘以光、徐炳臣、李画亭、马振波、邓永华、刘善亭、刘善文、李广田、耿小肥、王成林、李六神、李金贵、田秀美、田秀琪、孙万峰、李继中、韩长文、冯喜元、张学哲、冯瑞珍、郝继通、曹庆申、翟振彪、杨开为、崔章文、翟景文、马喜全、翟景海、王玉贵、鲍春章、张春常、鲍希成、刘宝春、刘宝奎、刘大章、郝光圈、刘庆荣、朱德生、芦光年、张书堂、曹振安、王玉槐、兰凤林。烈士的英名和光辉事迹，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激励着千千万万后来者，为建设家乡、振兴中华，开拓进取，奋勇拼搏，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江山自有烈士业，应领风骚百万年。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雄县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米家务乡党委会

    雄县米家务乡人民政府

    1984年9月

    《大兴县革命斗争史略》序言

    为总结抗日斗争的历史经验，党中央曾经指出，“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在这里战斗的老同志，他们按着党的指示，要把历史重现在人民面前，“挥笔大写英雄谱，展示换写战争图”，为了纪念牺牲的同志，愿他们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垂万代而千古，不仅把人民的抗日斗争记录下来，而且谱正气，对拒马河畔的烽火经历，进行总结，这是原二联县人政治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二联县是大清河以西，距河西岸地区，也算是京畿重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十分区西部的前哨阵地，为了在这块土地上反抗侵略，建立抗日政权，反复争夺，反复交手，这里的党员、人民和子弟兵，他们牺牲在前线，蒙难在狱中，一部丹心史，铸就民族魂，英勇壮烈，无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

    这本小册子，如实地编写了当年的斗争实际，是一本具有乡土气息的。口碑史料，情真意重，亲切生动，它是一部难得的革命教育的当地教材，是一部立在脚下的乡土性浓郁的精神财富，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建设现代化的家乡，为了纪念战争年代，我们要深刻体会革命前辈的创造精神，学习他们为人民解放，为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为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奋不顾身，自我牺牲的高尚品质，当年有一句话是值得永远传下去的：“党员无功便是过！”可是，干出一件无愧于前人，无愧于子子孙孙的事迹是不容易的。

    我们目前在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而奋斗，提倡开拓精神、拼搏精神和竞争精神，二联县的广大干部和党员带领人民取得胜利，上述精神是早年都具备的了；所以他们斗争的结果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二联县当年的建党工作是十分突出的。他们有一个在县委领导下的，起模范作用而斗争不止的党的队伍。党能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把敌人孤立到最大限度，多个阶层的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是牢不可破的。在党的领导下还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武装力量，即使是著名的“五一大扫荡”之后，他们仍出色地坚持了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其他多种斗争，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斗争，灵活地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隐蔽的、集中的和分散的斗争。县委把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具体地结合到当地情况，贯彻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重要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即“三大法宝”。他们正确地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二联县的抗日斗争，在这个地区的斗争中最难受理的是关于伪军首领王凤岗的问题，他们把自己的党员打入内部，正确地坚持了长期斗争，取得伟大成绩，最后创造了全歼王凤岗的作战条件。

    值得欣慰的是，前人艰苦创造的老根据地，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要把他建设为富裕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我们要做功在当代、万古受益的大事。

    《冉庄地道战诗词选》序言

    谈谈冉庄地道战给我们的体会，对正确认识当前的局势也许是有益的。

    今年世界上出现了东欧巨变，苏联出现了取消共产党，取消社会主义制度的狂景的畸变。我们国家有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在这种冲击下，在近年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泛滥的影响下，对于形式的看法，出现了不少疑点，甚至有不少干部对过去已经看清楚的问题似乎又变得模糊起来。

    中国历史的今天，是从昨天发展而来，冉庄地道战启示我们，昨天抗日战争的根据地被点、线、体、沟、墙五位一体细碎分割的时候，才发展了地道战，而地道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敌我斗争最尖锐的一种斗争形势。游击战是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其他多种斗争的总概念。这个总概念是把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结合起来，以武装斗争为主进行地道战和地道斗争，是民兵的游击队和高度分散正规军的战斗行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斗争。武装的行动以地道为依托，支持和发展其他多种对敌斗争，以非法的掩护合法的，以分开的掩护隐蔽的。冉庄地道战就是一个典型。我们了解昨天进行的战争，往往是懂得今天多种食物的关联，这个纪念馆曾失过一把火，现在正抓紧重建，完全是为了以史为鉴，教育后人，在重建的同时又出版了地道战的书籍，歌颂地道战。

    从改革开放以来，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速度来说，同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快的。但从生产的技术水平来说，还大大落后于他们。那么，为什么落后？近百年来我们不断挨打，落后就要挨打。因为挨打就越来越贫困，当我们沦为的衰弱的贫困的半殖民地的时候，为了改变这种贫困衰弱的现状，中国人曾提出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看清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拿起武器，在困难的条件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在抗战中我们又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进攻，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强起来了。取得了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主动权，如果我们在建设过程中不犯或少犯错误，我们的成就可能更大些。国家的面貌可能更好些，尽管我们有这样那样的失误，走过这样那样的弯路。我们仍然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经验一再证明，我们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不走弯路是不可能的。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工农业某些产品已经跃居世界的首位和前列，从过去某些失误中吸取了教训，逐步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十多年来可以引以为自豪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引导我们取得温饱，必须引导我们走向小康，前景是极其美好的，但是，从前中国那样落后的经济基础上起步，要赶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还必须经过多年的努力，以及后代人的努力才能达到目标。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上了革命途径，采取了革命的方法，那么，英、美、法帝国主义及其利用的一切反对派的统治，打破旧社会秩序更是不可能的。新中国建立之后，才有了奔向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的道路，冉庄地道战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结束帝国主义瓜分和殖民中国的历史佐证。它启示我们武装起来革命，才有今天。侵略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近百年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不允许而是坚决限制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的历史，中国人曾经前赴后继的反对外来侵略，反对列强迫使衰落而腐败的旧中国先后签订了太多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人的手脚绑得死死的。中国人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拿起武器来革命。因为列强不仅掠夺中国的资源，遏制我们民族工业的发展，连日常生活用品也无法抵制“洋货”。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市场被列强的“洋货”占领者，瓜分着。日常用的火柴是“洋火”，煤油是“洋油”，棉布是“洋布”，逼着我们成为半殖民地区，他们要求的“五口通商”“门户开放”，是被迫打开的。他们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建立了“租界”，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他们有了“海外法权”。他们在中国修铁路，建工厂，开矿山，掠夺中国的资源，当它们相互争夺的矛盾尖锐的时候，就要独霸中国。30年代的日本举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他们要中国人“门户开放”是掠夺资源的门户开放，占领市场的门户开放。我们今天的开放是保证完整主权的开放，是废除了不平等条约的改革开放，是平等互利的开放，中国人已经堂堂的步入了世界民族之林，这就是八年抗战，其中包括了最艰苦的地道战给我们的启迪，不革命，不拿起武器，不可能战胜他们，革命的最高表现形势就是武装斗争，人民绝不放弃选择艰难岁月的地道战，是人民战争苦、辣、煎、熬的岁月，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多种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战的伟大创举，地道战谱写了人民战争的丹心史。

    冉庄地道战建立了战争需要的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就不会有地道战了，反过来想，没有地道战根据地就不能坚持，也不能持久，总之，没有根据地就不会有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就没有抗日战争取之不尽的兵员和给养的补充；没有根据地，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就不能顺利地度过战争的相持阶段。根据地不仅发挥了上述作用，它还发挥了坚定争取最后胜利的巨大的政治、军事作用。人民子弟兵英勇战斗，保家卫国是新民主主义的多项政策实现的结果，因为共产党的多项主张都是代表广大民群众利益的。根据地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它的界限，扩展到全国，鼓舞着沦陷区和敌占区的人民。

    根据地还为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起着示范作用，一扫社会的弊端，并把除了旧思想、旧习惯、旧风俗以新的面貌给全国做了示范。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新中国的雏形和缩影，取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人民再不会走向封建半殖民的道路，而是欣喜地选择了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冉庄地道战是对敌斗争的典型。我们就要懂得坚持地道战的兵民、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有崇高的理想，在最艰苦的年月里不怕流血牺牲，不怕妻离子散，不怕家破人亡，家死不足惜，头颅也可抛。以革命的坚定性，革命的彻底性完成保家卫国的多项战斗任务，如果人民看不到革命的前程，没有革命的伟大目标，要求他们坚持地道战是不可能的。有了地道战和地道斗争锻炼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个政治大锅炉大学校，人民子弟兵把俘虏来的日本兵，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国民党伪兵统统交给人民，几天时间，几次诉苦大会，他们发生改变成了反战一击的勇士，他们接过枪来，英勇杀敌，从此有了“八路军中的日本兵”“解放军中的国民党”的广泛的最真实的传诵。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和解放军的革命坚定性，彻底性是无坚不摧的，他们战场上是英雄，在改造人的问题上是政治远见。由此可见，地道战由于革命人民的坚定性，彻底性创建了战争史上的奇观，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启迪。

    关于地道战的颂歌，无疑是反映那个时代的，而当前我们进行的“四化”建设，深化改革，继续开放的任务目标需要革命的坚定性。革命的坚定性同革命的彻底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改革开放中也要有革命的坚定性，更需要彻底性。我们必须向深化改革中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向懒惰、无知等贪污腐败作斗争，坚定、彻底的向和平演化斗争，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两个文明建设。

    米家务烈士纪念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了不抵抗政策，祖国半壁江山很快沦陷。日寇的铁蹄和炮火将中国人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中国共产党担负民族重任，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地处平、津、保三角中心地带的米家务，抗日斗争十分残酷。富有革命传统的米家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并没有被敌人的“铁壁合围”、“三光”政策所压垮。特别是十分区党、政、军机关进驻以后，这里成为红色根据地，米家务人民为保护军分区党、政机关作出了重大贡献。米家务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利用地雷战、村落战、地道战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战斗，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仅在1945年5月23日的米家务地道战中就击毙日伪军118人。米家务人民的革命英雄事迹将永远载入史册。

    现在回顾这一段可歌可泣的抗日战争历史，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很大教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祖国更加美好的明天，奋勇前进吧！

    附记：

    米家务烈士陵园简介

    1984年春，保定团地委在全区开展“寻史迹、建丰碑、讲传统”教育活动。鉴于米家务在冀中抗日战争中的重大贡献和特殊地位，决定在此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原八路军冀中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为纪念碑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1985年9月，纪念碑落成，并建成碑亭一座，南北长6米，东西5米，顶高3.6米及以六柱支撑，整个纪念园占地4.9亩，广植松树和花木。

    1985年9月3日，原八路军冀中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政委旷伏兆，保定地委、行署，雄县党政机关和各界代表近千人在米家务烈士纪念园隆重举行烈士纪念碑揭碑典礼。

    1996年6月4日，旷伏兆同志逝世，遵照他生前遗嘱“骨灰埋在大清河北，养育一棵树，继续为乡亲们站岗”，将他的骨灰埋在纪念园一棵油松下的树穴中。

    1998年7月21日，刘秉彦同志在石家庄逝世，他的骨灰也埋在纪念园的另一棵松树下。

    2000年夏，保定市委、市人民政府正式命名雄县米家务烈士纪念园为“保定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2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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