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将军刘秉彦

    杨瑞华

    刘秉彦，名骥，号秉彦，1915年5月2日生于河北省蠡县潘营村，1931年参加革命，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独立第一支队特派员、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32团团长、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副参谋长、第十军分区参谋长、中共冀中五地委代理书记、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参谋长兼二旅旅长、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七纵队（冀中纵队）第20旅旅长、华北军区直辖独立第205师师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北军区防空军参谋长、代司令员，军委防空军参谋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代省长、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他是第一、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9年至1994年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刘秉彦是冀中大平原的儿子，是时代造就的英雄。他以一介书生踏上从戎之路，在党的长期培养和教育下，逐步由一个不懂事的学生成长为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再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无论是在艰难困苦血火交织的惨烈斗争环境下，还是在建设国防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艰苦奋斗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坚强的党性和过人的革命勇气。他识大体顾大局，讲实际不图虚名，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它的大智大勇，突出表现在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军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率领部队驰骋疆场，攻城略地，应变无穷，指挥若定，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著的战功，同时也以不懈的努力奋斗，写下了一个革命者辉煌的人生。

    书生从戎

    刘秉彦青少年时期的愿望，是想成为一名文学家。自读书识字始，即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诗词歌赋、小说戏曲，均有广泛涉猎。希望将来能够用笔来揭露和抨击社会黑暗，警醒世人，从精神上救治灾难深重的中国。

    1928年，刘秉彦进入保定育德中学读书。育德中学是一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曾是著名的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所在地，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张昆第等就曾在这里学习；1922年，育德中学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为保定革命活动的中心。作为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刘秉彦能够到这样一所学校读书，对于他的成长进步以及后来参加革命，无疑具有直接的重大的影响。

    在育德中学读书期间，刘秉彦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大量阅读进步书刊，研究探讨文学和社会问题，党组织以“读书会”为阵地，使被反动当局明令禁止的革命书刊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鲁迅先生的许多作品及“左联”刊物等，在会员中秘密传阅。在党组织的培养和帮助下，刘秉彦于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冀作家联盟。从此，刘秉彦开始了一个革命者的人生之旅。多年后刘秉彦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我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我们的祖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时候，民族的屈辱和创伤在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心灵上留下了太多的烙印。我们不想贪图安逸，不想再沉默下去。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我才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行列中。回想起来，在育德中学求学这几年，可以说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经过党组织的帮助和培养教育，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我的一生有决定意义。从此抛弃了种种个人利害得失的烦恼，以宽广的胸怀去认识和考虑理想、前途、人生、革命等一切问题。”这一时期，刘秉彦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追求，所不同的是他接受了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想后，对文学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懂得了革命文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深刻揭示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表达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从而起到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作用。这时期刘秉彦等文学青年最崇拜的是鲁迅先生，不仅钦佩其作品，而且景仰其人品，他们曾推举代表，专程到上海拜望了鲁迅先生。刘秉彦内心也非常想往能向鲁迅先生那样，用笔作匕首投枪，直刺黑暗社会，同反动统治阶级进行斗争。

    然而，残酷的现实改变了刘秉彦的初衷，“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灵，使他无法安静下来从事文学创作。基于强烈地民族意识和满腔的爱国热情，刘秉彦积极投身保定学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

    1934年秋，刘秉彦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

    北平，千年帝都，此时已失去了应有的繁华，呈现出一派沦陷区的景象。日本侵略者继侵占东北四省后，进而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国民党政府同日寇签订的一系列卖国协定，实际上已将华北主权拱手送与日寇。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形形色色的傀儡组织纷纷成立，“华北自治运动”的闹剧愈演愈烈。天空，日军飞机呼啸着撒下“庆祝自治”的传单；地面，日军坦克横冲直撞；城外，日军实战演习的枪炮声震耳欲聋；城内，黎民百姓仓皇无措，汉奸特务肆意横行。

    北大校园也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刘秉彦和他的同学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不再理睬学校当局“埋头读书”的劝告，更不相信蒋委员长许下的“如果三年以后，失地不能恢复，当杀蒋某之头以一谢天下”的“承诺”。他们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准备为民族的生存而斗争。这是一股奔突燃烧的地火，是久蓄人们心中的怒涛。1935年12月9日，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

    刘秉彦回忆说：“一二·九”这天，天特别冷，气温零下20摄氏度。同学们冒着刺骨的寒风，举着旗帜和标语走上了街头。冷风，吹不灭我们心中的怒火；天寒，冻不住我们满腔的热血。我们贴标语，喊口号，向围观的人群做宣传，在和平门大街，反动军警前来阻挠，他们用水龙冲射我们这些游行的学生，冰冷的水柱像刀子一样扎在我们的脸上和身上。我们没有屈服，以我们的血肉之躯，赤手空拳同反动军警展开搏斗，坚持游行示威。“一二·九”示威吓坏了北平国民党当局，原定这天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被迫推迟到12月16日。北平学联根据党的指示，又在12月16日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这天，刘秉彦和他的同学手挽着手，高呼口号，冲破反动军警沿途阻挠，赶到了总集合点——天桥。在这里，北京学联成功地召开了三万多人的抗日救亡宣传大会。

    “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示威，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华北进而侵占全中国的图谋，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1935年底和1936年初，为使“一二·九”运动向纵深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五百人的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集镇乡村，向农民，工人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按照组织的决定，刘秉彦没有参加南下宣传团，留守学校继续从事救亡斗争。

    在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中，刘秉彦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接受着战斗的洗礼，经历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成长历程。1936年2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成立，他是最早的一批“民先队员”。此后，他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爱国同学，更加自觉地投身到援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党号召“一二·九”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学生运动骨干到延安和敌后各战场参加抗日斗争。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刘秉彦先后在青岛和济南负责“华北流亡同学会”的工作，任务是把那些流亡学生收容下来，分批转送到太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任务完成后，刘秉彦也曾强烈要求到延安去，但党组织指示他回老家去，播撒革命的火种，组建抗日武装，迎接更加艰苦的斗争。

    1937年10月初，刘秉彦带着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回到平原热土蠡县潘营村。此时，日本侵略军继占领北平和天津之后，又占领了保定和沧州。无情的战火吞没了美丽富饶的平原大地，扰乱了人们原本宁静的生活，枯守田园的黔首黎民正无奈而惶恐地等待着灾难的降临。这一切，压得刘秉彦心里沉甸甸的，崇高的使命感敦促他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他走家串户，向乡亲们讲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如何野蛮残暴地烧杀淫掠，指出只有武装抵抗侵略者，才能保护自己，保卫家园。刘秉彦的热情宣传，极大地感染了村里的老少乡亲，许多青壮年走出迷惘，报名参加抗日自卫团。为了武装队伍，刘秉彦带头捐出了家里的两条枪，并动员乡亲们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有力出力。短短几天时间，一支百余人五六十条枪的抗日自卫团即建立起来，刘秉彦亲自担任自卫团团长。

    此时，冀中平原地区的时局也发生了快得令人难以想象的变化。日本侵略军潮水一般的进攻之后，许多县城出现了汉奸政府和维持会，帮助侵略者欺压自己的同胞；但同时也传来一连串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共党员吕正操率国民党军一个团在晋县小樵镇誓师抗日，改编为人民自卫军，打回冀中平原；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消灭日军千余人；聂荣臻率部开辟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这些消息使劫难的冀中人民看到了希望，不甘做亡国奴的人民纷纷揭竿而起，一股股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平原大地上。1937年10月底，人民自卫军对各股地方武装收编加委，刘秉彦的潘营抗日自卫团和高阳县救国会崔文炳部合编到朱占魁部，番号为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就在这时，刘秉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特派员。

    初将甲兵

    在平原上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首要的问题自然是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1938年初，冀中人民自卫军在稳定和巩固冀中中心区的同时，已在筹划开辟大清河北地区，并把任务交给了独立第一团。

    按照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决定，独立第一团首先建设了党的领导机构，由特派员刘秉彦、团长朱占魁、政治主任崔文炳组织科长王陀、参谋长饶民孚、供给部部长邱军组成“六人小组”，刘秉彦任组长。之后，六人分工合作，积极开展北上抗日的准备工作。刘秉彦和崔文炳的任务主要是配备团、营、连的政治工作干部，建立正确工作机构和宣传工作机构。他们一方面积极跑上级机关要政工人员，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动员出一批学生。到1938年2月上旬，团、营、连的政治、宣传工作开始运转。与此同时，朱占魁负责的同大清河北地区有关人员的联络工作也有了很大进展。这期间，全团所有军政人员还普遍进行了十几天的军事、政治、作风方面的整训，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上级一声令下。

    1938年2月11日，独立第一团临时改称“冀中人民自卫军北上抗日先锋队”奉命开赴大清河北。

    大清河北，是指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和平汉铁路、北宁铁路这“三点两线”之间、大清河以北的三角地区。这里河流交织，洼淀密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日军只顾占领“点线”，无力控制广大农村，这一带农村中的爱国人士便自发地组织起抗日武装，不少绿林武装也纷纷打起抗日旗号。各县城中拼凑起来的汉奸政府，由于兵力少且未建立基层组织，也只能在县城内发号施令。

    奉命开辟大清河北的冀中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当时只有500多人。按照冀中人民自卫军吕正操司令员的命令，独一团将与独二团柴恩波部、河北游击军第五路高士一部协同作战。为协调关系，成立了“一二五军政委员会”。刘秉彦参加了“军政委员会”，并在其中负责最难干的工作——协调关系。独立第二团团长柴恩波乃兵痞出身，其人生哲学只有五个字：有奶便是娘。河北游击军第五路总指挥高士也有意在新开辟的地区中发展属于第五路的根据地。因此，在共同行动中便出现了各部出动兵力多少、作战中的配合行动、战后地盘划分、小股武装由谁收编等许多非常麻烦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刘秉彦充分显示了他的大局观，他在“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讲：抗日是中心，一切事情都必须服从这个中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共同合作打几个好仗，其他的事情可以暂时搁置。由于刘秉彦出色的协调工作，各部很快达成一致，配合作战，从1938年2月到21日，四天时间即打下新城镇、霸县两座县城。紧接着独一团又拿下永清县李家口、固安县牛驮等敌据点，初步打开了大清河北地区的抗日局面。独一团收编了阎力宣、马维周、李大卫、沈文瑞、王禄祥、吴兆升等部武装和永清、固安一带的红枪会，联庄会，到1938年10月，大清河河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已发展到万余人。

    1938年5月，冀中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原冀中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番号改为八路军第三纵队独立第一团。6月，独立第一团改称独立第一支队，所属部队编成两个大队（相当团）和三个游击团。此时，政治主任崔文炳到第二大队任队长，刘秉彦接任政治主任。

    1938年9月，由于独立支队主要领导人在战略指导思想上好大喜功，错误地派遣第一大队强行过北宁铁路，准备与活动在冀东的八路军四纵队（宋时轮、邓华部）取得联系，致使部队在武清县小韩村遭强敌阻击，造成较大伤亡，大队长刘树芬负伤调走。在此情况下，刘秉彦接任了第一大队大队长。刘秉彦到任后，首先抓了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第一大队是原独立一团的老底子，战斗力最强，到大清河北半年多来，从没吃过败仗。这次在小韩村遭受重大损失，部队上下对支队领导的决策和大队领导的指挥普遍不满，指战员情绪非常低落。对此，刘秉彦通过全体军人大会和深入基层谈心，引导人们认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克服盲动性和速胜论思想，正确对待成功与失败。经过一番实践的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第一大队指导员们的军政素质有了显著提高，为后来的反“扫荡”斗争打下基础。

    1938年10月，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成立，所属部队编成五个大队、三个团零两个营，总兵力达1.6万人，此时，五分区辖区内的霸县、新镇、安次、雄县、新城等县已分别建起了县委或政府班子，固安、永清两县也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大清河北已经具备了抗日根据地的雏形。盘踞在平、津、保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对于在他们腹心地区连踢带打的抗日势力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而在10月下旬占领武汉之后，立即回师华北，从11月12日开始，以总共6000多人的兵力，配备飞机、坦克、大炮，对大清河北地区进行长达20多天的“扫荡”。刘秉彦率第一大队勇敢地投入这次反“扫荡”斗争。

    这次反“扫荡”斗争，对于刘秉彦来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这时他只有24岁，作为军事指挥员第一次指挥战斗，带领的又是五分区的主力部队，这支部队打得好不好，不仅关系这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与否，对大清河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也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胜败的关键，在绝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员的胆识、谋略和应变能力。正是由于刘秉彦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才表现得出奇的冷静。反“扫荡”之初，他率领第一大队避开敌锋，与敌周旋游斗，稳定心神寻找机会，终于在11月中旬等到并抓住了歼敌良机，与永清县大站村将伪华北皇协军先遣司令部一鼓聚歼，生俘伪军副司令王俊峰以下官兵5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多支，子弹数千发。

    大站战斗之后，刘秉彦率第一大队跳出敌人的合围圈，按照上级命令，暂时离开大清河北，转移到平汉铁路西休整。这一去就是9个月，直到1939年9月初才返回大清河北。在这9个月中，刘秉彦率领的第一大队，在平西挺进军萧克司令员的直接指挥下，打了不少好仗，为开辟涿（县）涞（水）房（山）地区立下功劳。在去平西的路上，第一大队袭扰了涿县之敌，智克涞水县石亭镇伪军据点，在石亭镇击退涿县来犯之敌。与房山县张坊解决惯匪白秀亭部300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200余支。1939年1月，刘秉彦指挥第一大队解决了伪军“张松部队”，该部1000人接受改编，600人在战斗中被俘，缴获轻机枪6挺，长短枪400余支，还缴获24斤赤金开花佛一尊及文物书画多件。

    在平西，刘秉彦和他的第一大队不仅打了许多好仗，还做了许多地方工作。如今的旅游胜地野三坡，当时由于交通不便，完全是个封闭的世界，文化非常落后，人们对山外的事情知之甚少。第一大队进驻野三坡地区以后，配合地方干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了抗日政权和各种群众抗日组织，使这一地区成为平西巩固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11月，五分区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后方留守处，修械所、被服厂、医院和专区银行等后勤部门都转移到这里，成为五分区巩固的后方基地，有力地支援了大清河北的平原游击战争。

    根据冀中军区第一期整军计划，刘秉彦率第一大队与1939年3月从平西开赴保定的易县、满城、完县（今“顺平”）一带，参加整训。此次整训的主要内容是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政治、军事训练。上级派来了一批红军干部和抗大毕业学员，担任团、营、连的军政干部，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及行政管理教育制度。军事训练主要是条令和军事技术；政治训练则是政治教育和形势教育。整训中，刘秉彦等领导干部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和毛泽东同志撰写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经过4个多月的整训，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均有很大提高，士气旺盛，希望早日返回大清河北。

    1939年9月初，刘秉彦率第一大队返回大清河北。不久，分区部队即按照冀中军区第二期整军方案进行了全面整编。以第一大队为基础，另补入原第三大队3个连、原第四大队3个连、霸县县大队和挺进支队300余人，编成第32团。刘秉彦任32团团长，红军干部王逸群任政治委员。部队整编后不久，日军即于10月8日开始对五分区中心区进行长达十几天的秋季“扫荡”。按照分区部署，刘秉彦率32团在内线进行防御作战，先后在小营、柳林庄、周庄、八洋庄、板家窝、蛮子营等地依托村落连环防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终于同分区其他部队一道，粉碎了日伪军的秋季“扫荡”。

    敌人秋季“扫荡”失败后，又卷土重来，从1939年12月16日开始对五分区中心地区进行冬季“扫荡”。这次“扫荡”持续了半个月。五分区司令部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外线出击，寻机歼敌。这样，32团等主力部队机动能力增强，与敌接战也处在主动地位。12月20日，刘秉彦指挥32团一举端掉霸县马坊日伪军据点，歼灭日军、伪军各一个小队；22日，32团一营奔袭廊坊火车站，歼灭伪军30余人；之后，32团又连续袭击永清后奕、李家口、韩村、别古庄等敌据点，在大惠庄、别古庄、罗家营击退“扫荡”之敌，并在北宁铁路安定至豆张庄段连续爆破铁路，炸毁日军军用火车一列。

    这次冬季反“扫荡”中最激烈的战斗是张坨一仗。此前，由于32团施展游击战术，敌人分进合击寻找八路军主力作战的企图一次次落空，已呈疲惫消沉状态。而32团指战员们早已是跃跃欲战，刘秉彦团长也在谋划着给敌人一个教训。12月25日，刘秉彦带团部和一营进驻安次县南部的张坨村，二营驻张坨北面的祁坨、邵庄，三营驻东面的老堤头。刘秉彦命部队抓紧构筑工事，准备迎击敌人进攻。中午，天津、霸县、安次出动之敌800余，在火炮和装甲车掩护下开始向张坨、老堤头进攻。刘秉彦指挥部队与敌激战至夜晚，予敌重大杀伤后顺利突围。此战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击毁装甲车两辆，缴获机枪两挺，步枪数十支。

    1939年12月底，刘秉彦接到冀中军区命令，离职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

    劲草疾风

    1940年3月，抗大二分校第三期开学。当时的校址在河北省西部山区灵寿县韩信台和唐县、完县（今顺平）边境的神南镇一带。与前期不同，这一期分设了高级科、上级科和普通科。刘秉彦是团级干部，被安排到高级科学习。按照毛泽东主席为抗大规定的教育方针，教学目的着重在教育学员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培养和磨炼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学习并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成为政治上强、军事过硬的合格的军事指挥员。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刘秉彦系统地学习了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理论课程，从而更加牢固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也使刘秉彦对国内外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深刻认识，更加坚定了为实现党的各项政治任务而奋斗的信念。除了政治学习，刘秉彦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对毛泽东军事著作的钻研，他反复认真学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名著，结合自己指挥战术的实际，深刻体会毛泽东同志论述的战略战术原则和作战方针。对此，刘秉彦回忆道：“对一个指挥员来说，掌握并能运用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战术原则和作战方针是重要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讲灵活性和主动性的问题。战场上的情况是复杂多变的，胜败的关键，就在于指挥员是否主动地根据敌势、我势、地势等情况作出及时的恰当的处置。这是我在抗大学习的主要收获之一，在以后指挥作战中可谓受用无穷。”

    1941年春，刘秉彦抗大毕业后分配到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任33团团长。这年夏秋之季，刘秉彦指挥了攻打傅佐日伪军据点战斗和玉皇庙战斗，并多次指挥部队掩护群众向路西运粮运布。1941年9月33团建制撤销，刘秉彦担任第九军分区副参谋长。

    1942年1月，刘秉彦调任第十军分区参谋长。这时，大清河北的对敌斗争处于最困难阶段。1941年6月10日，日军在代号为“新号作战”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中，纠集2万多日军和数千名伪军，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大清河北地区进行长大两个多月的大“扫荡”。在反“扫荡”斗争中，十分区抗日军民遭受重大损失，许多地方干部牺牲或被捕，部队严重减员，大批抗日群众惨遭杀害。日军在完成对大清河北“面”的占领之后，又进一步细碎分割，实行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结合军事行动推行“保甲制”，普遍建立伪证权。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变为了游击区。在此情况下刘秉彦来到十分区，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由于主力部队大部外转，更由于大清河北地区环境的残酷，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刘秉彦和军分区机关依托白洋淀，活动于任丘、河间一带，积极探讨和摸索挺进大清河北的方式，等待时机，为恢复地区做准备。

    1942年5月1日，冈村宁次调集5万余日军和1万余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长达两个多月的大“扫荡”。在这次反“扫荡”中，刘秉彦和分区机关辗转腾挪，跳动在敌人的合围圈边沿，巧妙地处理了“打”和“走”的问题。6月24日，刘秉彦于任丘县便家铺指挥两个连干净利索地歼灭一支日军“剔抉队”80余人，生俘队长伊豆文雄。大概是对被俘不服气，当刘秉彦审问他时，他竟然跳起来咬了刘秉彦的手。然而，后来两人却成了好朋友（详情参见《星火燎原》丛书之六《伊豆文雄剔抉队的溃灭》）。

    在这次反“扫荡”之初，冀中十地委书记马载同志调走，刘秉彦曾经任过一段十地委代理书记。1941年7月5日，按照晋察冀军区命令，十分区司令员周彪和政委帅荣率主力部队转移到北岳区，刘秉彦接任第十军分区司令员。为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刘秉彦对军分区机关和部队作了调整，缩小规模，以增强机动能力。

    1942年7月中旬，遍地的青纱帐为八路军的活动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而这时日军的注意力尚集中在冀中腹地，刘秉彦司令员不失时机地贯彻上级关于“敌进我进”的方针，提出了“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其他多种形式”的策略，部队分五路挺进大清河北，进行恢复和开辟地区的工作。这次行动，是大清河北地区沦落敌手以来最成功的攻势，部队与地方党政干部密切配合，组成武装工作队，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争取了许多股绿林队伍成为八路军的外围武装，利用各种关系争取了一些伪军头目的暗助。为了争取伪军团长王禄详，刘秉彦曾在永清县彭家场亲自与王会谈。这次行动的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情绪，许多村庄恢复或重建了党的组织，有了抗日堡垒和联络点，许多伪政权中有了秘密抗日人员，从而为抗日武装和地方干部的活动提供了条件。1942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在《彭德怀同志“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几个问题的答复”的意见》中对十分区的工作给予了表扬：十分区在去秋为敌控制，我主力全部撤出，只以极小的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但在今天，敌对冀中“扫荡”时，我一部主力又重新进入十分区，开拓了较大的游击区域，这也说明平原游击战争此起彼落的形势，说明“我们在冀中坚持游击战争是可能的”。

    1942年9月11日，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在高干会议上提出，要建立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以苇塘为主的游击根据地。9月24日，刘秉彦率分区机关和43区队一部进驻东淀苇塘。东淀苇塘位于大清河以北、中亭河以南、苏桥以东、胜芳以西地区，东西长约30公里，南北宽10公里，总面积300平方公里。“七七事变”以前，这里是绿林团伙出没之地。此次十分区党政军机关进驻这里，目的是建立季节性临时基地，以此为依托，逐渐向外扩张，开展对敌斗争，恢复十分区抗日根据地。刘秉彦率分区机关和部队进驻苇塘以后，利用取之不尽的芦苇搭起营房，并在苇塘中设置了“盘陀路”。在苇塘安营扎寨，首先要解决吃的问题。刘秉彦命分区警卫连抓了靳家堡伪大乡长邱书元，争取他供应生活用品。吃住问题解决了，使过惯游击生活的人们有了一块立足之地，虽然条件艰苦，却也心满意足。

    然而，刘秉彦并没有因为有了一块固定的营地而轻松，相反倒显得有些忧虑重重。夜幕降临之际，人们常见他独坐抚琴，那曲子，分明是岳飞的《满江红》；有时他独立在瑟瑟秋风中，仰望长空，扼腕叹息，潸然泪下。毫无疑问，这是内心深处忧国忧民之情的真实表露。他的悲恸，是为了多灾多难的祖国，为了民族遭遇的屈辱和劫祸；他的忧虑，是惦念大清河北还有200多万父老乡亲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党把解救他们的任务交给自己，应该怎么去完成？

    10月是收获的季节，为了使苦难中的百姓有个好收成，刘秉彦命各部队协调行动，武装秋收。一天，刘秉彦命各部队协调行动，武装保卫秋收。刘秉彦带两个连驻在安次县瑚琏店，巧遇一支数十人的日军“快速讨伐队”，刘秉彦指挥战士们以闪电式的突击，将这股日军一举全歼。10月6日，43区队和东进总队按照刘秉彦司令员的部署，袭入永清城，俘伪军伪职员67人，缴枪51支，解救狱中在押人员200余人。10月上旬，东进总队一部在霸县元里村北公路设伏击毙日军联队长佐藤以下8人。43区队一大队在四联县南庄击溃抢粮之敌，日伪军死伤数十人。四联县大队还在大清河上多次打下日军“包运船”，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和其他药品。

    时间进入冬季，自然环境有了很大改变，青纱帐没有了，芦苇也即将收割。为了不影响苇农收割芦苇，刘秉彦和地委领导决定，分区机关和部队撤出苇塘，到广大农村中建设隐蔽抗日根据地。主力部队一部到路西休整，其余化整为零，和各县大队配合活动。刘秉彦和分区机关人员则分成小组，巡回检查根据地建设情况。经过一冬艰苦努力，先后建立18块隐蔽的游击根据地。这不仅使抗日武装和地方干部有了立足之地，而且为大规模恢复地区摸索了经验，创造了条件。

    1943年初，刘秉彦到唐县张合庄参加了冀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会上初步总结了“五一”反“扫荡”情况，学习了中共中晋察冀分局关于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指示，研究了开展地道斗争，小部队分散活动战术和发展外围军等问题。这对于统一思想，转变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最广泛的争取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次会议还决定派红军干部旷伏兆任十分区政委兼十地委书记。从此，刘秉彦和旷伏兆在十分区开始了长达5年时间的密切合作。

    1943年的春天，正处于冀中十分区军民抗战的最艰苦阶段。说艰苦，并非单纯指武装斗争环境，很重要的一点是经济方面的苦难。播种季节，老百姓连吃的都没有更不要说种地了。刘秉彦司令员和旷伏兆政委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组织部队从冀中腹地运来一批种籽，并向地主富户强借部分粮食，以“小本贷款”的名义，分发给贫苦农民生产救灾。战乱和灾荒造成的粮食奇缺，也给坚持抗战的子弟兵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刘秉彦和旷伏兆带领分区机关人员到文安洼挖地梨儿。当他们看到大洼里挖地梨儿的老百姓特别多时，为了让老百姓多挖一些，就转回村中收购玉米骨头磨面充饥。旷伏兆后来回忆道：“秉彦同志和我同大家一块吃玉米骨头面贴的饼子，既不好进又特别难出，大便解不下来，还要警卫员帮忙往外抠，那个难受啊！”

    在领导群众进行救灾和生产的同时，刘秉彦和旷伏兆突出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贯彻落实冀中区党委张合庄会议精神，恢复和发展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针对敌人在大清河北地区的统治比较稳固、抗日力量相对弱小，一些干部消极隐蔽不敢斗争的情况，地委在6月份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克服不敢斗争，单纯隐蔽的右倾思想，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为主的各种形式的斗争。

    对敌斗争总的指导思想确定之后，刘秉彦便投入精力琢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何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这时，十分区主力部队只有35、43两个地区队不足1000人，另有4个县大队和几支外围军，在力量上不能和敌人硬碰，只能采取游击战术，零打碎敲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为此，刘秉彦首先在部队的活动方式上做了组织调整，主力部队平时多以分队（大班）为单位活动，配合党委干部做地方工作，遇有敌情能打则打，不能打就走；分区和各县大队都成立了手枪队，神出鬼没打击敌人；主力部队与外围军配合作战，在思想作风上影响带动外围军，同时学习外围军的活动经验。这样不仅使部队的机动能力有了提高，还做了大量的地方工作，真正成为“武装工作队”。其次，刘秉彦还研究制订出一整套机动灵活的战术，包括挑帘战、单打一、化装袭击、长途奔袭、伏击、连环作战等。部队分散活动一段时间以后，刘秉彦及时总结了小部队活动经验，制订出《小部队隐蔽活动十要十不要》，印成小册子发到部队。由于有了明确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切合实际的战术，十分区部队1943年夏开展的武装斗争异常活跃，各种战术在实战中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伏击、化装袭击、单打一等战术，屡试不爽。虽然总的说来战果还不是很大，但也对日伪军和汉奸特务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坚定了部队指战员开展武装斗争的信心，对坚持抗战的广大人民群众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为大规模恢复抗日根据地做了准备。

    剑斩苍龙

    大规模恢复与发展十分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始于1943年下半年。这年8月初，十地委在东淀苇塘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青纱帐有利时机，对敌开展夏季攻势，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各项工作密切配合。恢复老区的同时，开辟“敌后之敌后”的平南地区，成为此次攻势的重点。

    方针确定后，刘秉彦司令员和旷伏兆政委首先采取声东击西之计，于8月12日率部队长途奔袭津西重镇杨柳青，打掉了伪警署和车站警备部队，俘伪警210余人，缴长短枪200余支，电话交换机等物资一部，对被俘伪警官兵进行教育后当场释放。这次长途奔袭战，一下子将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了东南，驻天津日军震惊之余，紧急调动数千兵力扑向东淀苇塘。但此时刘秉彦、旷伏兆已率分区机关转移到新城县米家务、杨相庄一带，只留少量部队在苇塘与敌周旋，主力部队则挥师北进，到永清、固安、安次、大兴、宛平等县结合部地区，先后攻克大押堤、榆垡敌据点，并对南各庄、白家务、旧州、礼贤据点的伪军展开强大政治攻势，在统战工作配合下，十分区抗日武装很快在平南地区站住脚跟。特别值得提的是，这次开辟平南，刘秉彦、旷伏兆一开始就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即“统战先行，武装后盾”具体工作中，刘秉彦将关系广、路子宽的分区政治部民运科长刘广钰派到平南，一方面发展各层关系，一方面深入基层开展党的工作，很开打开了平南地区的局面。

    在两个多月的“夏季攻势”中，刘秉彦司令员和旷伏兆政委指挥分区各部队频繁出击，总共作战78次，毙、伤、俘日伪军648人，攻克据点17个，开辟村庄451个，由于刘秉彦、旷伏兆等分区领导正确掌握并灵活运用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敌伪军政策，积极开展武装斗争为主，辅之以其它多种形式的斗争，终于初步扭转了十分区抗日斗争的被动局面。到1943年底，分区西部的一、二联县，已有近600个村庄成为半公开半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北部新开辟的平南地区也建立了县城党政军组织。

    打开了西部和北部地区的局面，刘秉彦司令员又开始考虑东部三联县问题。这时敌人正准备对十分区中心区进行春季“扫荡”，为了迟滞敌人的行动，给中心区的反“扫荡”赢得时间，刘秉彦决定带部队到敌人重兵盘踞的平大公路以东地区去放火。1944年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刘秉彦率分区特务大队和43区队3大队进驻永清县姜知营村，拟在永定河两岸开辟地区。这一带村属丛林地带，当千余日伪军对姜知营合围时，刘秉彦已带特务大队转移到丛林中。第二天，刘秉彦指挥部队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利用丛林、沙丘与敌周旋游斗，消灭日伪军200余人。战后，就在丛林里，刘秉彦结合这次战斗，给指战员上了一课：“我们这次利用丛林，打击敌人，说明利用地形地物在军事上的重要。古代兵法讲地形有通、挂、支、隘、险、远，毛主席讲要建立山地根据地，还说河、湖、港、汊仅次于山地，都是讲的利用地形问题。我们大清河北没有山，但青纱帐、苇塘、丛林、沙丘、可以利用，当然这要根据天时。我们这次撤出姜知营，为什么向东南方转移？这就是根据天时，我们背对太阳，而敌人有阳光晃眼。敌人打炮时，我们化整为零，大大削弱了敌人炮火的威力。敌人进攻时，日军驱赶着伪军在前，日军和伪军就有了矛盾。我们利用了有利地形，又有阳光助战，上下一心，英勇作战，因而产生了以一击十之道，打破了敌人的合围”。

    姜知营战斗之后，刘秉彦又于2月11日在新城县东南部的大小义店村，指挥分区特务大队和43区队一大队，以村落连环战术与1500余日军激战一天！击毙日军中队长和伪军营长以下230余人，于天黑胜利突围。

    然而，1944年的春季对十分区抗日武装来说，依然是个难熬的季节。敌强我弱的局面尚未改变，没有青纱帐，抗日武装的活动受到极大影响，敌人又于3月31日—4月5日纠集日伪军5000余人对十分区中心区进行了为期6天驻屯“清缴”扫荡。十分区部队因接连不断的作战，减员较多，特别是分区后勤机关在敌人“扫荡”中遭受了较大损失。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春季，敌人似乎占了上风；夏季和秋季，抗日武装则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1944那5月以后，刘秉彦指挥十分区抗日武装，利用青纱帐有利季节，频繁出击，攻点克碉，由分散隐蔽活动发展到集中公开活动，武装斗争如火如荼。

    1944年5月5日，三联县大队里应外合，端掉霸县策城据点，150名伪军全部被俘，50名伪军参加抗日部队，5月6日，刘秉彦司令员和旷伏兆指挥43区队二大队和二联县大队强攻位于十分区中心的昝岗据点，经火攻和坑道爆破，迫敌投降，俘伪军中队长以下79人，八洋庄、板家窝伪军据点被迫后退，从而使十分区中心连成一片；5月中旬，刘秉彦率43区队一个大队到平南地区指导工作，在辛庄歼灭榆垡据点外出“扫荡”之敌50多人，并用“单打一”战术镇压了几个作恶多端的伪乡保长；6月10日，三联县大队再次攻克策城据点，俘伪军40余人；6月中下旬，刘秉彦指挥分区各部队频繁活动，保卫麦收，打击抢粮之敌；7月，43区队二中队将欲在雄县道口村建立据点的日伪军50人一鼓聚歼；二联县大队智取新城县杨辛庄据点，40余伪军全部被俘；8月初，刘秉彦指挥43区队二大队、东挺支队一大队和三联县大队，于小桃园一带设伏，将胜芳出动之伪军120余人一举全歼；8月18日，43区队三大队化装袭击了大兴县青云店伪警察所。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44年8月25日，43区队三大队成功奔袭长辛店火车站一仗。事先，区队长冰野和平南办事处主任刘广钰派人做了周密侦察，探知敌人在平南地区收缴的枪支都放在长辛店车站枪械库，于是决定长途奔袭长辛店，夺取这批枪支。恰巧刘秉彦司令员派人送来命令，调43区队三大队到永定河南执行任务。冰野区队长经过慎重思考，写信向刘秉彦司令员汇报了情况，建议刘司令改变命令，先打长辛店车站。刘秉彦接到信后，很快回信同意冰野区队长的意见，并欲带部队前来支援。结果冰野和刘广钰带部队顺利地袭入长辛店车站，守敌全部就歼，仓库里的500多支长短枪一马车拉了回来。多年后冰野同志回忆说：“接到秉彦同志的命令后，我确实挺犯难的。照规矩我应该执行命令，仔细思考后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好不容易得到的战机岂能轻易放过，于是我给秉彦同志写信汇报情况并提出建议。秉彦司令员很快回信，收回命令，并要带部队来支援我们，这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从这件事也体现了秉彦同志的谦虚大度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抗日武装斗争的广泛开展，使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不断恢复与扩大，分区正规部队和县、区武装越战越强，外围军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1944年9月，十分区对所属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将外围军全部升编为主力部队和县大队，总兵力由原来的不足2000人发展到3000人。随着十分区抗日武装的日益壮大和地道斗争的广泛开展，大清河北地区的广大乡村多数恢复了抗日秩序，变成较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1944年11月，刘秉彦同分区副参谋长李大卫等同志一起，到晋察冀党校参加了为期4个月的整风学习。

    1945年3月，刘秉彦回到十分区。此时，大清河北军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已处于反攻的前夜。

    5月6日，冀中军区组织八、九、十分区部队发起文（安）新（镇）战役，目的是打开文安与新镇之间的封锁地带，相继收复新镇、文安两座县城。战役部署是：九分区部队负责主攻；十分区和八分区部队分路布防，准备阻击霸县、雄县、大城等地可能出动之援敌。6日深夜，新镇外围战斗打响，九分区部队采用坑道爆破战术摧毁北辛庄、安里、广陵城、西羊疃等中心据点，张青口、韩头、北舍兴、柳河、武将台等据点也分别被攻取或迫退。十分区部队在刘秉彦司令员指挥下，攻克寨上、开口、张庄据点。17日，困守新镇的柴恩波部伪军和80余名日军，在待援无望的情况下，弃城顺大清河东逃。刘秉彦司令员立即命令正在苏桥整训的35区队二大队和区小队、民兵阻击逃敌，日伪军在苑家口遭到截击，大汉奸柴恩波身受重伤后逃入霸县城，大清河上丢下40多具日伪军尸体和百余名伤兵及满载财务、军火的6条大船。新镇县城遂告解放。24日，九、十分区部队向文安县城发起攻击，至30日文安县城解放。此次战役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攻克大小据点13处，解放县城两座。

    就在文新战役即将结束之际，盘踞在大清河北的日伪军又对十分区中心区发动了一次“扫荡”，驻新城、雄县、固安、霸县等地日伪军3000余人，分进合击，矛头直指十分区领导机关驻地米家务一带村庄。刘秉彦司令员和旷伏兆政委决定：留下少量部队与机关干部和当地民兵在内线同敌人进行地道战，主力部队跳到外线灵活机动打击敌人。5月25日至28日，驻在小芦咎村的地委城工部和分区武委会干部及该村民兵，利用村落、房屋、地道与400余日军展开激战，毙日军中队长以下50余人；27日夜间，刘秉彦指挥四联县大队等部袭入米家务东大村，歼灭伪绥靖军18团团部和一个营另一个直属连，毙伪军115人，俘伪军连长以下94人，缴获轻重机枪6挺、步枪300余支；夜袭东大村战斗之后，刘秉彦司令员命作战股长祖岳嵘和武委会主任朱泽民，带领少量部队和部分民兵，在米南庄继续与敌人展开地道战，掩护分区机关转移。外线部队为配合中心区的反“扫荡”，按照刘、旷首长的命令，也向敌人展开了有效进攻。6月初，二联县大队采用坑道爆破战术，攻克固安渠沟据点，歼灭伪绥靖军200余人，缴获1挺重机枪、4挺轻机枪和百余支步枪；35区队和43区队采用围点打援战术，在新城县刘官营将增援孙麦庄据点的一小队日军全歼，缴轻重机枪各1挺、小炮1门、步枪20余支。

    为了彻底改变大清河北地区敌我强弱的局面，冀中军区组织九、十分区部队，于7月12日发起大清河北战役。战役部署是：十分区部队左路纵队，围攻牛驼、渠沟、独流和霸县城、南孟等据点，主要是消灭伪绥靖军18团；九分区部队为右路纵队，攻打的胜口、胜芳、信安、堂二里、东沽港等据点，主要是消灭伪绥靖军19团。

    作为左路纵队的十分区各部队在刘秉彦司令员指挥下，于13日，完成对霸县城、煎茶铺和平大公路上霸县老堤至固安牛驼间十几个敌据点的分割包围，13日夜间各部队同时打响。负责攻打霸县城的十分区43区队和冀中军区33团，一度攻入县城，歼敌100余人，后因情况变化撤出；煎茶铺据点伪军120余人，在十分区部队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被迫投诚反正；霸县南孟、固安渠沟、永清后奕、惠元庄据点之敌被迫退。14日夜，十分区部队攻克霸县城南的贾庄、高庄、顾庄、老堤四个据点，歼敌200余人；刘秉彦司令员指挥的43区队、二联县大队和军区33团，经三昼夜激战，于17日攻克固安独流据点，全歼伪绥靖军1个营400余人。

    在左路纵队打响的同时，九分区部队也在右路向敌人发起强大攻势。从13日到17日，九分区部队先后攻克胜口、胜芳、杨芬港，东沽港、堂二里、葛渔城、码头、信安等敌据点，并迫退一批敌据点。

    整个大清河北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攻克或迫退据点70余处，毁碉堡410座，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俘2200余人，缴获迫击炮10门，轻重机枪63挺，长短枪3000支，电台3部。经过此次战役，十分区抗日根据地扩大1000多平方公里，从根本上扭转了大清河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局面，日伪军占据的只剩孤零零几座县城和铁路沿线的一些据点。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号召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对日发起反攻。10日，朱德总司令向解放区军队发出反攻命令，同日，晋察冀军区也发出反攻命令。11日，冀中军区遵照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在胜芳召开誓师大会，杨成武司令员宣读了进军天津的命令。

    为了更好地完成对日反攻作战，刘秉彦司令员和旷伏兆政委遵照冀中军区的命令，抓紧实践对十分区部队进行整编，将地区队、县支队、县大队统一编成75、76、77、78团和分区警卫营，各区小队升编为县大队。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9日，刘秉彦司令员率75、76团和分区警卫营，在冀中军区统一指挥下，协同八、九分区部队进攻天津，但由于天津伪军已接受国民党政府收编，日军也接到只向国民党军投降的命令，所以对八路军的进攻施以顽强抵抗。根据形势变化，冀中军区及时调整部署，转而攻打各县城和铁路沿线日伪据点。8月21日刘秉彦指挥十分区75、76团攻克天津北仓、杨村两车站，占领杨村飞机场，切断了北平至天津间的铁路运输，并在北仓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在反攻作战中，刘秉彦司令员和旷伏兆政委指挥十分区主力团，县大队和民兵，纵横驰骋与京津保三角地区，攻城夺地，英勇杀敌。8月16日和23日，迫退雄县、霸县之敌，24日，固安、雄县、新城民兵在固安县南房上一带歼灭日伪军140余人，收复牛驼镇；26日，分区77团和永清县大队攻克永清县城，百余伪军投降；27日，十分区部队收复容城、固安两县城；29日，刘秉彦指挥分区75、76、78团攻克安次县城和白家务、旧州、大兴县礼贤镇，迫退采育、青云店、庞各庄、榆垡等据点之敌。到8月底，反攻作战基本结束，十分区部队共收复县城6座，毙伤俘日伪军3000人余人，分区补训团收容的伪军俘虏即达2000余人。十分区境内除铁路沿线和新城县城外，全部获得解放。

    烽烟再起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中国共产党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勾结美帝国主义，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积极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内战，企图以武力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维护其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和政治上的独裁统治。中国两大政治力量的立场和主张水火不容，预示着内战爆发不可避免。蒋介石在全面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为了争取时间，在策略上采取了反革命的两手：一方面打出“和谈”的幌子蒙骗人民；一方面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加紧调运军队，抢占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并收编大批伪军为“先遣军”，协同国民党军向解放区进攻。

    从1945年9月到11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共43万余人，以受降为名，向以张家口为中心的晋察冀解放区大举进攻。为保卫解放区，晋察冀军区于1945年11月对所属部队进行整编，统一编成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冀中军区抽调各军区分区主力团编成两个纵队，下辖5个野战旅，开赴察、绥地区作战。刘秉彦率领了十分区76、78团合并为一个团，编入晋察冀第二野战冀中纵队，刘秉彦被任命为纵队参谋长、兼二旅旅长，仍保留着冀中军区地十军分区司令员职务。这期间，刘秉彦曾指挥部队参加了平原战役。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为了加强对大清河北地区自卫战争的领导，刘秉彦奉上级命令回到冀中十分区。此时，位于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的冀中十分区的斗争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敌我力量对比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北平驻有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部、第92军、16军一部和青年军208师等部，天津驻有国民党地94军、整编62师和交警第四总队，保定一带驻有交警第二总队和保安第九、十四、十六总队，平汉铁路高碑店至徐水段驻有交警第三总队和保安地十五总队，涿县驻有保安第六总队，新城有保安第七总队，安次驻有保安第三总队。国民党军主力加上地方反动武装，总兵力不下20万人。而十分区主力团加上县区武装和民兵，全部兵力不过万人。在兵力上国民党军占有绝对优势。在装备上更是相差悬殊。十分区部队的装备基本上是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日伪军武器，仍然是“小米加步枪”；而国民党军队许多都是美械装备，并有飞机、大炮、坦克等重武器，还配有特种部队，其装备在火力上和机动能力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冀中十分区军民的武装斗争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

    在刘秉彦司令员回十分区之前两个月，国民党军为实现其占领平津保三角地区的计划，即开始对这一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94军121师61团侵占解放区安次县城，国民党16军22师侵占了解放区庞各庄、礼贤两镇王凤岗的保安第七总队则侵占了中共涿县县委和县政府驻地刁窝村。此后10天里，国民党的正规军和地方保安团又陆续侵占了永定河北解放区的榆垡、东西胡林、十里堡、张家务，津西地区的八堡、李乡湾、八里台、南茁头、王口、葛渔城和涿县地区的塔上、马房、沿鲁村。5月24日，国民党94军、92军等部万余人向胜芳进犯，冀中军民奋起自卫，歼敌1500余人，给进犯解放区之敌以沉重打击。

    但是，这一时期分区武装多为组编的部队，军事素质不高，部队指战员在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签订以后比较普遍地存有和平幻想，对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缺乏清醒的认识，因而对所面临的严酷局面和战略性转变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致使在优势敌人多路进攻的局势下，部队不能很好地组织其卓有成效的反击，战斗中有时表现为游击性，有时则又处于分兵把守、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

    因此，刘秉彦回到十分区后面临的局势决不轻松。他要在极端艰苦而残酷的环境和条件下，指挥部队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决战。

    勇撄敌锋

    中国有句俗话叫作“冤家路窄”。刘秉彦回到冀中十分区，固然是遵照上级命令，但在客观意义上似乎也有写冤家路窄的意味。在平南战场上他碰到原来相熟而今已势不两立的两个对头。

    一个名叫王凤岗，新城县双铺头村人，曾任小学教员。抗战初期投身八路军冀中五分区部队，任过连长、营长、副团长。后因对部队改编不满，跑回原籍投降日军，曾任过新城县伪警备队联队长。抗战胜利后，他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先遣军，被委以国民党河北省保安第七总队总队长、河北省地十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在1945年9月的大反攻作战中，刘秉彦指挥部队将王凤岗据守的新县城团团包围，王凤岗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和又宽又深的护城河拼命顽抗。后来由于驻定兴、易县的国民党先遣军赵玉昆、卢化南部赶来增援，刘秉彦决定撤围新城，集中兵力打击赵、卢两部增援之敌，于塔头一带歼敌400余人。王凤岗这一次逃脱了性命，对刘秉彦恨得咬牙切齿，在反攻反人民活动中愈发变本加厉。刘秉彦对于这次没有消灭王凤岗，心中也难免留下一丝遗憾。无论如何，事实注定他们将在战场上见分晓。1948年10月3日板家窝一站，王凤岗保一旅悉数被歼，血本无归，从此，王凤岗一蹶不振，后来灰溜溜的逃往台湾。

    刘秉彦另一个冤家对头叫朱占魁。此人经历更是复杂。抗战初期，他曾同刘秉彦、崔文炳等人率部队开辟了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并担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五、地十军分区司令员。1941年11月27日，朱占魁在清苑县大李各庄生生让日军抓了俘虏，日军将其押往北平进行诱降，1942年5月27日在被押往石家庄的途中跳火车回到解放区，被送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接受审查。抗战胜利后，朱被派到冀东第十四军分区任副司令员，1946年9月投降国民党，先是在通县、三河等地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后被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委任为安次、永清、霸县、固安、大兴五县联防司令。朱占魁为了向孙连仲献媚邀宠，捏造了刘秉彦、李大为、缑海楼、周正明等11名军政领导干部要向孙连仲“投降”名单，致使这些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昔日的战友，而今既然已经站在了不同立场上，少不得也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1947年11月份，刘秉彦率部队到达王庄将朱占魁拼凑的“复员军”500余人一网打尽，朱占魁侥幸逃脱，保住了性命，又跑到冀南地区发动反革命势力，最后，是朱占魁迫于形势，于1948年11月20日率部众千余人向解放军投降。

    刘秉彦司令员回到十分区之际，正值国民党军队接连不断地向大清河北解放区发动进攻、十分区军民为保卫解放区和土地改革奋起进行自卫战争的关键时刻。为了有效地进行自卫战争，刘秉彦于1946年8月10日召开的十分区军民自卫战动员大会上，传达了中央晋察冀中央局《进行自卫战争的紧急指令》，号召全体指战员紧急动员起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做好政治动员的同时，刘秉严还狠抓了部队的军事训练，在主力团、县支队、县大队、区小队和民兵中普遍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运动，使部队官兵的射击、刺杀、投弹、爆破等项技术有了明显提高。而对于部队中的各级指挥员，则着重加强了对毛泽东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项军事原则的学习。1947年1月中共冀中十地委号召翻身农民参军参战，各县共有8000余名青年农民入伍，十分区主力部队由原来的1个75团一下子扩建为74、75、76、77团4个团。由于兵源都是来自农民，所以刘秉彦更是花费了许多精力来抓部队的军事政治训练，以提高部队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刘秉彦认为：一支队伍战斗力的强弱，一方面取决于武器装备的优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意志力，既人的因素。对祖国的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敌人的仇恨，可以激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在关键时刻体现出来。而作为指挥员，必须在平时着力培养和发掘战士们的这种潜能。

    在搞好练兵的基础上，刘秉彦司令员和旷伏兆政委根据上级指示，在大清河北组织了容城攻坚战、葛渔城攻坚战、固安保卫战、胜芳保卫战、攻克永清城等几次卓有成效的战斗。

    容城攻坚战，是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八旅和冀晋、冀察、冀中军区部队为配合张家口保卫战而发起的平汉线北段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1946年10月4日，刘秉彦、旷伏兆指挥十分区75团和容定支队，将容城县城团团包围，当日扫清外围并占领县城四关。5日上午，刘秉彦和旷伏兆亲临南关75团一营阵地视察，指示坑道作业地点向更接近城墙之处延伸，以缩短攻城准备时间。5日下午，75团和容定支队攻克容城县城，毙伤俘敌13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16挺、长短枪700余支。

    葛渔城攻坚战则是为了配合易（县）涞（水）战役，冀中十分区75团在刘秉彦司令员的指挥下，攻克津西重镇葛渔城的一次战斗。该镇驻有国民党河北省保安第三总队第三大队等部共400余人。75团于11月25日包围该镇，采取连续爆破战术，于27日攻克，守敌全部就歼。

    固安保卫战，是刘秉彦指挥的一次内线防守与外线进攻、防御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成功战例。1946年12月9日，国民党94军万余人向固安县城发动进攻。敌军长牟廷芳大概是按照《孙子兵法》中所讲“围师必阙”的规则行事，只包围了县城的西、北、南三面，东面没有布置兵力。刘秉彦判断：敌军长牟廷芳之所以“网开一面”，是想把我军吓跑，他好兵不血刃占取固安城；但同时也表明牟廷芳心存顾虑，既想占领地盘，又想保存实力。冀中军区孙毅司令员打来电话转达聂荣臻司令员的命令，要求十分区部队坚守固安县城一周，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根据军区首长的命令和进攻态势，刘秉彦决定：先由平南支队和固安县大队抗击敌人的进攻，第二天由75团二营和八分区63团的一个连接替平南支队和固安县大队防务；其他部队在县城外展开运动作战，策应守城部队。12月9日，平南支队和固安县大队打退了敌人第一天的进攻。晚上，75团二营开进固安城，遂既进入各防区。午夜，刘秉彦检查了守城部队的兵力部署情况，鼓励战士们打好这一仗，一定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10月和11日，敌人先是用数十门火炮猛轰，接着便是大批敌军在轻重机枪掩护下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75团二营指挥员英勇奋战，给进攻之敌以重大杀伤。11日晚，刘秉彦二次来到城西门前沿阵地慰问守城将士，并高兴地对大家说：“打得好，打得顽强，要再接再厉，坚持到最后胜利。军区首长很关心，每天都用电话询问这里的情况，不要辜负首长对我们的期望。”二营指战员没有辜负上级的期望，他们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坦克、装甲车掩护的强敌进攻，团结战斗一直坚守到12月15日，胜利完成了坚守固安一周的任务。此一站75团二营和其他守城部队共计歼敌3000余人。

    为配合固安县城的内线防御作战，十分区75团一、三营和冀中军区独八旅22团及各县武装，积极在外线展开进攻，于运动中寻机歼敌。12月12日夜，75团一、三营攻克固安以北30华里平大公路上的榆垡据点，歼敌100余人；12月15日，75团一营于安次县城击退由北平出动增援固安之敌千余人，毙伤俘敌百余人；同日，冀中军区独八旅22团在永定河北十里铺击退增援固安之敌一部，毙伤敌百余人，俘224人；12月19日，十分区75团和冀中独八旅22团合兵北上，攻克平南重镇庞各庄，并相继攻克中堡敌据点，歼敌260余人。与此同时，津武支队和清河支队等部也频繁出击，小有斩获。在外围运动作战中，总计歼敌1000余人，缴获迫击炮5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8挺、长短枪600余支。

    1947年4月初，国民党又一次集结重兵，向平津保三角地区大规模进攻。此时，晋察冀军区部队正在进行正太路和石家庄外围战役。冀中军区为牵制敌军兵力并打击进犯之敌人，决定在胜芳组织一次保卫战。

    4月8日，国民党94军121师、16军22师、整编62师95旅等部及文安县保警队、王凤岗保安团一部共计1.5万余人，配备坦克、飞机、装甲车和多种火炮，由94军军长牟廷芳指挥，大举进攻胜芳。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政委旷伏兆和副司令员谢国仪根据冀中军区指示，研究决定：十分区76团紧守胜芳；77团和冀中独七旅一部及霸县大队、文新县大队在外围配合；其他部队广泛出击，配合胜芳保卫战。从4月8日开始，76团在胜芳镇内浴血奋战7天7夜，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毙敌1.23余万人，在完成配合正太路东段和石家庄外围战役牵制敌人的任务后，奉命于8月14夜撤出胜芳。为配合胜芳保卫战，大兴县大队和宛良支队于8月10日在北宁铁路安定、魏善庄站之间炸毁敌军车1列；同日，刘秉彦司令员指挥75团攻克固安县柳泉镇敌据点，毙伤俘敌300余人。此次胜芳保卫战，给进犯之敌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正太路东段战役。在战后召开的祝捷大会上，冀中军区孙毅司令员表彰了十分区76团，并拿敌军长牟廷芳的姓氏“牟”字开玩笑说，牛入三角之地，陷入泥潭，不能自拔，谓之“牟”也。

    1947年6月12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青（县）沧（县）战役。按照冀中军区部署，刘秉彦指挥的十分区75团协同冀中军区独七旅，于13日攻克永清县城，歼灭国民党河北省保安第三总队等部1172人，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30挺、掷弹筒5具、长短枪700支及其他军用物资一部。

    这一时期十分区军民的武装斗争，其成就是显著的。广大指战员模范地执行上级命令，英勇战斗，消灭敌人并壮大自己。但就整个大清河北地区的斗争形势来说，仍未摆脱敌强我弱的局面。对此，刘秉彦认为：我们所以没有能从根本上扭转战局，没有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在兵力和装备上一直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主观上，则是由于我们没有坚决地贯彻中央军委“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军区下死命令打的几个保卫战，从指导思想上就是防御。当然，从总结经验的角度讲，由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需要一个过程，指挥员对与“运动战、歼灭战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也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渐加深和明确的。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于1946年10月下旬召开个涞源会议、1947年3月底召开的安国会议，从根本上说就是解决作战指导思想的问题，贯彻中央军委提出的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

    1947年7月—9月间，以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为标志，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陆续开始了战略反攻。然而由于十分区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致使这一地区的敌我斗争仍然是非常尖锐和激烈。

    1947年8月6日，国民党16军大部、94军一部及王凤岗部保安团共3万余人，开始对大清河北地区进行长达月余的疯狂“扫荡”，东起胜芳，西至容城，北到固安，用武力将大清河北地区分割成数块，驻屯“清剿”，疯狂抓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干部、土改斗争骨干和军属。在敌人“扫荡”之初，十分区党政军机关、一部主力部队和一些地方干部转移到大清河南，由刘秉彦、王之、徐英等组成“前方工作委员会”，负责领导大清河北地区的对敌斗争。刘秉彦不顾环境残酷，身边仅带一个连活动在大清河北，与各县区留下来的干部分析斗争形势，安排反“扫荡”工作，指导县区武装和民兵利用地道和村落房屋开展武装斗争，取得突出成就，因此而受到冀中军区通令嘉奖，《冀中导报》8月23日发表社论《向大清河北军民致敬》。

    敌人占领大清河北地区以后，我部分指战员曾因此产生了消极情绪。刘秉彦教育大家：不要被这种暂时的现象所迷惑，要看到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看到我们已经有了强大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敌人占据一个城镇就等于在自己的背上放一个包袱，有包袱就有顾虑，不愿丢掉。而我们则是轻装上阵，想打哪打哪，想怎么样打就怎么样打，手里有了主动权。同敌人相比，我们是光脚的，敌人是穿鞋的，光脚的还怕穿鞋的吗？

    刘秉彦在指导县区干部、地方武装和民兵开展反“扫荡”的斗争的同时，率领十分区主力部队按照“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积极寻找战机，打击敌人。1947年9月9日，为恢复大清河北地区，晋察冀野战军二、四纵队和冀中军区独七旅、地十军分区部队联合发起大清河北战役。9月12日，刘秉彦司令员和旷伏兆政委率领十分区75、76团攻克雄县开口，歼敌16军22师一个加强营和地方保安团939人，缴获轻重机枪25挺、各种火炮7门、掷弹筒5具、长短枪744支及其他军用物资一部。此战十分区部队以优于敌人三倍的兵力，趁敌立足未稳之际，打了个漂亮的外线进攻的歼灭战。

    1947年10月11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清风店战役，趁此时机，刘秉彦率十分区75、76、77团进入大清河北地区积极作战，收复失地。12日至14日，攻克新镇、张清口、洪城、毛耳湾、马务头、开口等敌据点；15日迫退霸县之敌；18日，攻克牛驼；嗣后，横扫王凤岗设置的固安西及茨村以南白沟河80华里的封锁线，摧毁碉堡30余座，21日，收复雄县城；23日，收复昝岗和容城县城。10天时间收复4座县城和数十个村镇。刘秉彦称这次行动为“小秋收”，意思是野战军主立在清风店战役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十分区部队为配合战役在大清河北发动的攻势也获得了“收成”。特别是摧毁了敌人在白沟河上设置的封锁线，敲到了土顽王凤岗的痛处。

    1947年11月6日，晋察冀野战军乘胜发起石家庄战役。十分区部队的任务是牵制大清河北之敌，勿使南援。为此，刘秉彦决定，攻打安次县达王庄敌据点，对叛徒朱占魁予以打击。达王庄位于安次城南8华里处，是敌人新近安设的一处据点，驻有国民党安次、永清、霸县、固安、大兴五县联防司令朱占魁部第三大队。11月11日拂晓，刘秉彦指挥75、77两个团对达王庄发起攻击，下午攻克，敌第三大队500余人全部就歼，敌大队长张柱天被抓获。张柱天曾在八路军十分区部队任营级干部，抗战胜利之前脱离八路军，朱占魁叛变投敌后组织“复员军”，张投奔朱并当上了该部大队长。张柱天被俘后，似乎已经感到难免一死，于是提出见一见昔日的战友刘秉彦。刘秉彦对他说：“你对革命失去信心，妥协回家，这原本是可以原谅的。但你为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表面强大所迷惑，站到反动立场上与革命为敌，这是绝对不能原谅的。作为过去的战友，对于你今天的下场，我感到可悲！”说完，命人将张柱天拉出去，仿照苏联一部小说中对待革命叛徒的处理办法，一个班的战士排枪齐射，将张柱天处决。叛徒朱占魁因头天晚上离开达王庄去北平晋见孙连仲，侥幸逃过一劫。事后他对孙连仲说：“打仗我打不过刘秉彦，国民党也打不过共产党”。

    1947年11月29日，晋察冀军区决定组建属冀中军区建制的第七纵队。第七纵队辖19、20、21旅。20旅下辖58、59、60团，有冀中十分区75、76团和九分区60团组成，刘秉彦任旅长，马泽迎任政委。

    在第七纵队组建初期的两个多月内，刘秉彦和十分区75、76团并没有离开大清河北地区，直到1948年2月初才归入七纵队20旅建制。这期间，刘秉彦指挥十分区主力团在冀中回民支队配合下，自1947年12月27日始，在大清河北地区发起持续25天的“冬季战役”。27日夜，刘秉彦指挥十分区75、76六团攻克雄县城，接着又破毁了王凤岗构筑与大清河沿岸及平大公路两侧的碉堡封锁线。至31共攻克县城1座、碉堡40座、据点30余个，歼敌400余人。1948年1月9日，十分区75团攻克安次县旧州镇，歼国民党军营长以下300人。1月18日，刘秉彦指挥十分区75、76团在冀中两侧及白沟河、大清河沿岸碉堡封锁线发起攻势，到21日上午，攻克雄县、霸县、昝岗、牛驼、白沟等城镇，摧毁了封锁线上的所有碉堡工事，歼灭王凤岗部保安团700余人。至此，王凤岗在大清河北地区苦心经营的“三角暗碉、点线封锁”战术彻底破产。

    1948年2月初，刘秉彦正式就任第七纵队20旅旅长。第七纵队的组建，主要是为了加强野战军建设，以适应广大区域的机动作战，适应日益发展的战争形势的需要。该纵队除有时配合野战军主力作战外，主要任务是对付平津保三角地区的敌军，特别是王凤岗的保安旅。第七纵队编成后，刘秉彦领导二十旅按照上级命令，在全旅指战员中进行了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经过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素质，明确为谁当兵，为谁打仗，加强了部队的纪律和团结，进一步促进了部队群众性练兵运动的开展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的发扬。此后，刘秉彦率领20旅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投身到人民解放战争之中。

    沙场纵横

    刘秉彦当年的战友和部下在谈到刘秉彦时，普遍认为，他对战争有非同一般的感悟力，是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对此，刘秉彦确有自己的看法：“什么事情也不能讲得太玄，战场上没有绝对的常胜将军。还是毛主席说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话说得谦逊，也符合辩证法。但是，他以一介书生从戎，先后担任团长，分区司令员、旅长，却能指挥部队打了那么多的胜仗，这又如何解释？刘秉彦是这样解释的：“作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一名指挥员，我参与的是为使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因此我不能不全身心投入；同其他许多的优秀指挥员相比，我深感自己缺乏作战指挥方面的知识，所以只能潜心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古今中外的其他军事理论，以求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指挥员；《孙子兵法》开篇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作为指挥员，任何决策都可以说是人命关天，出现失误就意味着葬送部下的生命，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因此我更是倾尽全副精力考虑部队建设和认真研究战争、研究对手，制订作战方案并指挥战斗。”这段话实际上已经为他何以能指挥打仗，百战百胜作了很好的诠释。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夏季以后，刘秉彦清醒地看到战争的发展已经到了敌我双方决战的时刻，他认为：部队在升格为野战军以后，必须能够适应广大区域机动作战，必须准备打大仗。因此，刘秉彦在领导部队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努力提高部队军政素质的同时，下功夫研究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特别是平、津、保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重点是盘踞在新城一带的老对手王凤岗。

    此时，王凤岗似乎正在志得意满之时。他刚刚在南京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并被加封了“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虚衔，其部队已在原有7个保安团的基础上编成3个保安旅。保安第一旅是王的嫡系和主力，第二旅虽基本满员但战斗力不强，第三旅只是个空架子。王凤岗用兵非常狡猾，他从不带兵出战，它的保安旅也从不和解放军硬碰硬，而惯于采用“笼头”和“打孤雁”战术。“笼头”战术即引诱解放军的独立团或独立营、县大队到白沟河沿岸，尔后出动优势兵力实施围歼；“打孤雁”既得悉解放军小股部队驻地在一夜行程之内，便以数倍兵力长途奔袭。而当解放军大部队打来时，王凤岗则坚守不出，估计守不住就跑，因此，解放军小部队没少吃王凤岗的亏，大部队则又打不着他，弄不好还要被他咬上一口。

    刘秉彦认真总结了多年来同王凤岗斗争的经验教训，心中暗暗打定了歼灭王凤岗保一旅的腹稿。他认为：王凤岗生性狡诈多疑，但见了便宜也决不放过。因此，要消灭王凤岗的保一旅，必须以疑兵之计迁就王凤岗的特点和活动规律，让他觉得解放军是进入了他的路数，“引蛇出洞”，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刘秉彦把自己的设想讲给了纵队副司令员周彪。周彪在抗战时期曾任冀中十分区政委，对刘秉彦了解很深，非常赞赏刘秉彦的设计，建议刘秉彦进一步摸清王凤岗部队的活动规律，相机歼敌。

    为了进一步摸清王凤岗部队的活动规律，刘秉彦率20旅在大清河北地区主动出击，观察敌人动态。1948年6月10日，刘秉彦以一旅兵力袭破容定县韦家营、曹村据点，歼敌300人，这一次王凤岗保一旅没有出动。于是刘秉彦将20旅撤到大清河南。20旅刚走，王凤岗的保一旅立即出动，到雄县东南部的开口一带村庄抢麦。刘秉彦采用“围点打援”战术，于6月21日包围咎岗据点，歼灭保一旅援军一部350人，保一旅随即又龟缩到新城县城。7月1日，十分区75团及4个独立营攻克胜芳，歼灭王凤岗保安第二旅一个团及文安保警队1000余人，王凤岗保一旅还是没有出动。7月15日，华北野战军二兵团和冀中军区部队发起保北战役，在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刘秉彦指挥20旅先后攻克松林店车站、方官镇和高碑店车站，歼敌1000余人。而当七纵队21旅于16日占取新城县城时，那里已是一座空城，王凤岗见解放军势大，早已率保一旅逃到北平近郊。保北战役之后，杨成武率野战军进军绥远，冀中地区已没有解放军野战大部队，狡猾的王凤岗于是卷土重来，又回到新城县城。

    经过对王凤岗的用兵特点和部队活动的规律进一步考察之后，一个歼灭王凤岗保一旅的作战方案已在刘秉彦心中默运成熟。其指导思想是：调动敌人，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具体内容是：一、以七纵队3个旅参加此次作战行动，另调一支地方小部队作为“孤雁”诱敌出动；二、七纵队所属3个旅全部撤到大清河南，在白沟河以东地区制造一个没有解放军大部队活动的“真空”地带，只以小股武装引诱王凤岗上钩；三、待王凤岗保一旅被我所设“孤雁”钩上并缠住后，七纵队3个旅立即挥师渡河北进，将敌包围歼灭。1948年9月19日，在七纵队打下固安县城之后，刘秉彦拿出的他的作战方案并得到纵队首长的批准。纵队首长还决定：由刘秉彦任前敌指挥员，统一指挥由七纵队3个旅和十分区部队共同参加的此次作战行动。

    1948年9月20日，七纵队各旅按既定方案，全部撤至大清河以南白洋淀附近隐蔽，盘马弯弓，待机出动。为了保密，刘秉彦和各旅都不架设电话线，也不用电台，只靠通讯员骑自行车往来联系。同时派出侦察员以链式传递方式及时报告敌情动态。王凤岗的情报网也在密切注视解放军的部队的行踪，当王凤岗得知白沟河东已无解放军大部队活动时，立即派出保一旅，放心大胆地渡过白沟河，到河东的大小留民庄（简称大庄小庄）、板家窝一带“扫荡”、“围剿”解放军小股部队。

    刘秉彦得悉敌人出动的消息后，立即通过前线指挥部命第十军分区放出“孤雁”，钓保一旅上钩。第十军分区先派新固独立营进入板家窝，吸引敌人上钩，继而以75团接替新固独立营。

    10月3日拂晓，保一旅旅长谢大谦得知解放军“孤雁”落脚板家窝，立即派出整团的兵力发动进攻。战至上午9时，十分区75团进入板家窝接替新固独立营。与此同时，七纵队20旅在旅长刘秉彦率领下，已从大清河南急行军到达板家窝附近的小庄、北沙口、孔家码头、蛮子营一带；19旅和21旅也已按预定方案进至泗庄、南宫井一线，对敌实施宽大包围，以防敌人回窜县城。

    一切部署就绪，只待一声令下。刘秉彦判断：敌军已被守卫在板家窝的75团死死咬住，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里。于是命令58、59、60团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全线出击。抄敌后路，突破分割，各个歼灭。20旅指战员遵照刘秉彦的命令，如利剑一般从敌人后方冲杀上来，一下子将敌人打的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保一旅在同75团的激战中已经打得有些丧气，不料解放军大部队又从背后打来，顿时乱作一团，为避免陷入重围，急忙掉头向县城回窜，布防于南宫井、小王庄一线的七纵队20旅和19旅两个团，对逃窜之敌予以痛击，打得敌人尸横遍野。就这样，保一旅溃兵在七纵队3个旅先后夹击下，斗志全无，伤亡惨重。至下午5时，战斗胜利结束。清点战果，共毙伤敌502名，俘敌1679名，缴获六〇炮13门、迫击炮3门、轻重机枪67挺、掷弹筒9具、步马枪1282支、冲锋枪18支、手枪28支、炮弹161发、枪弹100余万发、电台2部及其他物资一部。战后得知，敌旅长谢大谦于混乱中和少数亲信化装潜逃，尚有近1000名敌军溃散逃到乡间隐匿，从此脱离王凤岗部队。此一站使王凤岗主力血本无归，从此一蹶不振。此一站也使大清河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局面彻底改观，可谓“一站定平南”。10月7日，华北军区颁布嘉奖令，表彰歼灭王凤岗保一旅参战部队。

    打掉王凤岗保一旅后，七纵队乘胜进军，连战皆捷。10月4日，迫退驻守固安县城的王凤岗保安第二旅；9日和10日解放定兴、新城两县和固城车站；11日攻克松林店；12日攻克高碑店。16日至17日，刘秉彦率20旅攻克平南庞各庄、榆垡、黄垡等敌据点，歼灭国民党河北省保安19团二营和保安二团一个连共计681人，缴获轻机枪22挺、长短枪500支。

    1948年10月下旬，傅作义以“援晋”为名，派94军、骑兵第4师、骑兵12师等部5万余人企图偷袭中共中央机关驻地西柏坡。遵照上级命令，刘秉彦率20旅从任丘一带兼程赶赴唐河以南的大李各庄、顾家营一线，构筑了第二道防御阵地。10为30日晨，敌骑兵12旅从唐河下游渡河南犯，刘秉彦指挥部队奋勇阻击。刘秉彦对部队指战员提出了“与阵地共存亡，决不让敌人越唐河一步，誓死保卫党中央！”经过激战。歼敌骑兵一个团，迫敌余部仓皇缩回保定。

    1948年11月中旬，冀中军区部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配合东北野战军隐蔽入关和华北主力兵团行动，于11月13日晚向保定守敌发起进攻。刘秉彦率20旅参加了此次攻打保定的行动。经4天激战，歼敌千余人，完全占领保定四关。这时，中央军委命令撤围保定，以调动敌人。保定守敌遂在傅作义大部队接应下弃城逃往北平。22日，保定解放。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攻势下，刘秉彦的另一个对头——国民党河北省第三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朱占魁，与1948年11月20日率所部官兵1500余人，向人民解放军投诚。

    保定解放后，七纵队于12月初乘胜北上。12月11日和12日，刘秉彦率部攻克松林店和高碑店，歼敌千余人。12月13日，刘秉彦指挥20旅攻克房山县城，歼敌1500余人。之后，刘秉彦率部进军平南地区，先后攻占庞各庄、凤河营、旧州、采育、青云店、马驹桥等敌据点，在南苑机场消灭守敌一个连，缴获飞机13架，汽车20余辆。至此，刘秉彦带领20旅和冀中其他部队一起扫清了北平城南所有的外围据点，为和平解放北平和平津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征尘未洗

    在平津战役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刘秉彦仍然从事军队和军工科研的领导工作，直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才由军队转业。

    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华北军区部队实行统一整编，刘秉彦担任军区直辖独第205师师长；1949年7月8日，华北地区省和军区调整，刘秉彦仍然担任华北军区直辖独立第205师师长。这一时期刘秉彦和他领导的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卫戍北京。

    1959年，第205师编入华北防空军，刘秉彦先后担任华北防空军参谋长、代司令员兼党委书记。防空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新军种。在当时综合国力和军事工业都非常落后的情况下，为了防空军德建设和发展，刘秉彦可以说是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其时正值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抗美援朝。大兵团作战，担负后勤补给物资供应的交通运输线成为名副其实的生命线，而美帝国主义狂轰滥渣炸。保障物资供应，首先是保护交通运输专线。为此，刘秉彦多次组织防空军的干部轮流入朝，他自己则亲率三个高炮团、一个雷达团、四个对空监视哨团和两个探照灯团，日夜守卫在交通运输线上的咽喉要地——清川江大桥。在入朝作战的两年半时间里，刘秉彦和他率领的防空军部队为运输线的畅通无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大批军事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6年，刘秉彦调任军委防空军副参谋长、党委常委、次年任军委防空军参谋长。

    1957年，刘秉彦调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旋又带军职转入航天工业部门，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导弹总局局长、党组书记。1960年，刘秉彦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第一研究院院长，1962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航天工业对刘秉彦来说是个全新的领域，在航天工业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的12年中，他一如战争年代学习和钻研战争那样，努力使自己变为内行。他同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交朋友，经常听他们讲课，了解导弹、飞机的设计和工作原理，了解材料和工艺方面的知识，特别注意了解国外航天工业技术的发展情况；他经常深入科研和生产第一线，掌握情况，解决困难和问题；他要求工程技术人员以老带新，注意培养后备人才；在担任领导工作的实践中，他始终注意理论联系实践，注重科研与生产的结合，从而不断取得新的科研成果，不断推出新的产品。

    刘秉彦是一个对事业充满热情、具有献身精神而又实事求是的领导者。他的愿望是使中国的航天工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且一直为实现这个目标呕心沥血、努力工作。他深知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在祖国各项建设事业中的力量和作用。因而很不赞成极“左”思潮泛滥之下对知识分子的歧视甚至敌视政策，对林彪、“四人帮”的“空头政治”也极度反感。坦荡无私的刘秉彦，当然不会去注意自己营垒中的野心家、阴谋家悄悄射来的暗箭，更不屑于为求自保而去观察什么“政治气候”。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尽力保护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众，因此而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严重迫害。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8年时，刘秉彦被打成反对林彪的“现行反革命”，被迫脱下军装，转业到地方。不久，刘秉彦又被投进监狱，经历了五年的铁窗生涯。

    1975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全面整顿中，刘秉彦获释出狱被重新起用，担任第八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他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排除重重阻力和干扰，狠抓科研和生产。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刘秉彦未能展其所长。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经济建设成为党的工作中心，刘秉彦得以一门心思投入祖国的现代化建设中。

    1982年，根据中央决定，刘秉彦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代省长。两年后担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5年至1989年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9年至1994年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这期间，刘秉彦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河北的经济建设的法制建设工作中，为河北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做出了不不可磨灭的贡献。

    无憾人生

    在人生旅途上，刘秉彦已经走过了82年的征程。他经历了人世的风风雨雨，饱尝了人生的欢乐悲伤、苦辣酸甜。唯其如此，对于人生的真正意义，刘秉彦才有了那样真切的体验：“一滴水只有汇入江河湖海，才不会枯干，才有作为；一个人只有投身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中，为之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其人生的全部价值，都凝聚在所从事的事业中。”这样的人生体验，不独关乎他的经历、阅历、学识、胸襟，更重要的是源于它的人生态度和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刘秉彦77高龄时，曾写下这样一首诗：“老骥伏枥久，壮心尚未休；虽非千里马，不愿死槽头。”

    诗浅显易懂，但仔细咀嚼，不难品位到心中蕴含着的崇高的思想境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不懈的努力奋斗”。

    1981年以来，刘秉彦在百忙的工作之余，同旷伏兆等同志一起，发动和组织原在冀中十分区工作和战斗过的数百名老同志，撰写了大量的革命回忆录，为征集、编写和研究十分区革命斗争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从那时起，他自己抽时间撰写出十几篇回忆录，并同旷伏兆同志组织人员编写并主持审定了《冀中十分区革命斗争大事记》。对于史料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他也曾提出非常精辟的见解，如对于十分区的“变质”问题，他曾讲到：“根据地对斗争形势的变化，很难说从哪一天、哪一个月起。研究中要主要把握两条：一是看政权性质，看政令法令能否贯彻执行；二是看武装部队的活动方式，是大部队的公开集中活动，还是小分队的秘密隐蔽活动。”他退居二线以后，曾受聘担任了多家党史资料编研机构的领导职务，他不顾年迈，出席了在各地召开的一次又一次史料编研工作会议，为一本又一本资料书籍题名写序，真正做到了“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地努力奋斗”。

    在刘秉彦讲话和文稿中，经常听到见到这样一句话：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无产阶级党性。对于刘秉彦来说，这句话不仅仅是讲在口头和写在纸面，实际早已溶入他参加革命后的所有行动。

    熟悉刘秉彦的人都知道，他曾两次放下手中的“文学之笔”。第一次是在我们的祖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他投笔从戎，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战场。第二次是1950年，那时候他转到防空军，进了北京，虽然还是不分昼夜地忙，但毕竟已不同于战争时期的艰苦环境，戎马倥偬之际，他拟出十几篇小说提纲，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用文学的形式来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同时也圆一圆自己的文学梦。第一篇《出城记》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不料想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刘秉彦又一次被迫放下了手中的文学之笔。两次投笔，一样的义无反顾，无怨无悔。不少人曾为刘秉彦没有成为文学家而惋惜过，著名作家冉淮舟在1991年8月于白洋淀召开的“平原文学研究会”上谈到刘秉彦时说：“他自幼喜好文学，如果不是发生了抗日战争和后来的朝鲜战争，他一定会成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刘秉彦讲话时先是以游戏的口吻说道：“这个问题，我看最好的解释是面对现实，现实说明我没有成为文学家。如果要怨，就怨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接着，他语转凝重：“至于遗憾不遗憾，这也要面对现实。当我们的祖国面临灾难的时刻，我不能不把个人追求同祖国的前途命运统一起来。《论语》里讲‘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夫子是把学和文放在‘行之余’的地位的。所以对我来说，放弃文学爱好固然可惜，但以大小轻重来衡量，同祖国的前途、人民的事业相比，个人的爱好岂不是太渺小了吗？放弃了又有什么遗憾呢？”

    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刘秉彦始终对革命事业坚贞不渝，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无愧于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无产阶级党性的优秀共产党人。战争年代面对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残酷环境是这样，在身处逆境、蒙冤受屈之时也是如此。1947年初，叛变革命投降国民党的朱占魁为了达到能回到冀中组织“复员军”的反共目的，无中生有的捏造了一个冀中地区共产党军政干部刘秉彦、李大为、缑海楼、周正明等11人要向国民党“投降”的名单，交给了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孙连仲，时任孙连仲机要秘书的中央地下党员丁行见到这个名单之后，通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将情况报告了晋察冀军区，事情本来莫须有，可在当时除了朱占魁谁又闹得清是怎么回事？名单上的人从此便无端地背上了一口黑锅，长期蒙受不白之冤。朱占魁这一手，从客观上说无异与成功地施用了一次反间计，一时间在冀中十分区闹得风声鹤唳，上级有关部门曾几次派人找刘秉彦谈话，要求他“讲清楚”。这给刘秉彦思想上造成了沉重的压力。幸好他长期一贯的坚定表现及其建立的卓著战功，深得聂荣臻、杨成武、孙毅等上级领导信任和十分区干部战士的一致拥戴，他得以继续担任冀中十分区司令员。在沉重的思想压力下，刘秉彦模范地执行上级指示，出色地指挥了胜芳保卫战和攻克永清城等一系列战斗，虽非有意，却也用行动证明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忆及此段经历，刘秉彦不无感慨地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当时真有点古城会斩蔡阳的味道。没有那种蒙冤受屈的经历，不可能体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但是就是那样的情况下，也丝毫没有动摇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没有动摇对党的忠诚。包括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时我被林彪集团打成‘现行反革命’投入监狱五年之久，能够坚持过来，凭的什么？还是信念和党性。我始终坚信：历史是由人民写的，终究会作出证明。”

    是的，历史终究会做出证明。

    历史已经证明：刘秉彦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在他为之不懈奋斗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历史已经证明：刘秉彦具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身经百战，百战百胜，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著战功。

    历史已经证明：刘秉彦襟怀坦荡，节操高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历来以大局为重；他刻苦学习，勤与思索，善于总结，勇于创新；他作风民主，团结同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体贴部署，平易近人；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具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与责任感；他联系群众，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如今，82岁的刘秉彦仍不顾年高体弱，继续为河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奔波操劳，用自身余热发出来的晚霞金辉，铺撒着生命之旅，装点他壮丽而灿烂的人生。

    1997年3月19日

    我的恩师秉彦同志

    庄寿仓

    引言

    小时候祖母跟我谈往事，告诉我，当我出生满月之时，老人家找了一位沿街敲铃铛的算命瞎子，为孙儿排八字算命。瞎子掐着手指嘴里念念有词，半晌开口说：“您孙子一辈子都有贵人扶持。”是否还有别的话，祖母记不起了，只有这句话老人家时常在嘴边唸叨。十岁以后懂事了，破除迷信当笑话听。中年以后悟出了一个道理，所谓命中“贵人”不一定是大富大贵之人，而是当你困难时，迷茫求助时，有人帮助你，指点你，甚至扶助你，都是你命中的贵人，都应当感恩，不是封建迷信，而是做人的道理。我遇到这样的贵人不少，被人坑害的事也有。经过历次运动，特别是十年“文革”，我侥幸平安度过，我深刻感悟到，我之能有今日，端赖我命中的贵人，特别是我一生中首位改变我命运的贵人，这位贵人是真正的不同凡响的“贵人”。

    一 知遇之恩没齿难忘

    1952年初，我在上海俄专读了两年，那时大批苏联专家应聘来华，急需翻译。这两年除了三个月的思想改造，两个寒暑假，真正修读俄文也就差不多三个学期，1952年春节过后就毕了业，可算是速成性质。我们20个同学被送到北京，由中央军委分配。住了半个月招待所，我和另外三位，被分配到华北军区防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在崇文门解放饭店，就是今天的同仁医院对面，如今荡然无存变成了高楼大厦。华北防司的司令员先后由杨成武、唐延杰兼，实际上是挂名，真正主持工作的是参谋长，我的恩师刘秉彦。

    华北防司司令部办公室在解放饭店，因为指挥所在解放饭店地下室。为了方便指挥，以参谋长为首的几位高级领导，也住在这个战前德国人修建改名为解放饭店的德国饭店。司令部的其他职能部门均在东交民巷东侧路东的另一座灰砖大楼里，也方便司令部首长领导工作。

    真正住在解放饭店的领导人刘秉彦，正是我的恩师。那时约莫不到40岁光景，身材中等偏高，腰板挺直，人到壮年稍许发福，脸呈国字。白皙无皱纹的面皮，一头乌发背梳，发线稍稍退后，露出宽广饱满的前额。挺直的鼻头，大小厚薄匀称的唇形，整齐的牙，而最吸引人的是一对双眼皮的大眼，炯炯有神，又微带笑意。行走稳重不徐不疾，遇见过路人总是以目示意。若遇到熟悉的部下和同僚总是停下脚步微笑寒暄几句。

    参谋长刘秉彦的面孔、身型、表情、举止行动给人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我们这些下级很想见到他，甚至远远地看到他，但没有机会接近他，私下里对他是敬爱。

    在解放饭店期间我们没有机会直接接触到他，后来听说他与苏联顾问谈话时有两三位资深翻译在场，我那时还是见习译员。时隔不久秉彦同志就赴朝参战，作家丁剑的文稿中写有在他指挥打下3架美机的战果。这就是我认识恩师的最初印象。

    1953年初我调赴安东志愿军指挥部接替另一位翻译，直到1954年末回到北京，不久就被调往远在北京德胜门外西三旗的高级防校，正式担任译员。

    在高级防校整整待了一年，倒有两三个月时间花在肃反运动上。我跟随探照灯顾问，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军人，年龄约50多岁，是上校军衔，名字叫契留康诺夫。到了1955年底，大概专业课程已授完，契即将卸任，我又面临下一步干什么，到哪里去的问题。突然一纸调令把我调到军委防司训练部翻译处。闻讯十分欣喜，因为我的首长刘秉彦已从华北防司代司令员调军委防司任副参谋长兼训练部部长。虽然我与他并无直接接触，但我十分希望这回能与这位我心目中最高最让我敬重的首长领导下工作。这次的调动提供了我能够真正成为我最尊敬的首长秘书的工作契机。首先我能够经常见到秉彦同志。那时的训练部安排在鼓楼北锣鼓巷一处较大的四合院，不在近处的军委防司大楼里。作为副参谋长，他的办公室自然安排在大楼里，而训练部部长是兼职，不必亲临，只要把部处领导约到大楼他的办公室就可以听取汇报。训练部在司令部是新成立的，既是秉彦同志重视也是他的擅长。事有凑巧，他的住宅就在这座四合院的后面，上班步行，每日差不多都要穿过四合院的天井，可以从窗户里看到他，偶尔凑巧也能迎面碰上，对我来说是一份欣喜。正像前文所说他总是面带微笑匆匆一过。这时我们已经实行军衔制，一个起码的中尉见到将军总是要住步举手行礼，他也必然在行进中举手还礼。但并不经常能见。事有凑巧，1966年底，一个寒冬，我与妻子结婚。那时的婚礼简单节约不请客不送礼，只是以茶水糖果招待熟悉的亲友，临时邀一位会讲话的人当婚礼主持，喜欢讲话的人随意说几句祝贺的话或是开个玩笑。但有样东西是必备的，就是一方宽40公分的矩形红绸缎，凡到场者都在上签名，以示留念。约莫晚7时左右，刘参谋长路过天井，看到厅内喧嚣热闹，好奇地在外张望，被室内瞧见，立时请他进屋。他倒随和，众人让开，他上前与两位新人一一握手道贺，跟着在红绸缎上签了名。这时婚礼已近结束，红绸缎上几乎签满了名，我的老首长在绸缎的右下角找到一方空隙用行楷签上了他的大名。自然在座的同事鼓掌向首长表示感谢，这一刻成为了婚礼的高潮。50多年过去，这方绸缎已由我女儿藏在箱底。大概是这次的偶遇让老首长记住了我的名字。

    1956年春夏之际，恩师秉彦同志带着我们不足十人的队伍，从防空军调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上任副院长，刚上任就指定我担任他的秘书。这件事至今仍是一个谜。秉彦同志本身无论论文从武都是才子，他有非凡的才华，他爱才、惜才，又会用才。最近我读了我们十多人中的另一位金常政同志大作，他在《流年三部曲》中说到来五院前，秉彦首长曾找他谈过话，希望他当技术秘书，并给他两天时间考虑，但金拒绝了，说自己愿意从事导弹技术的研究工作，后来秘书工作才落到我身上。金和我都是翻译出身，我相信他不仅有才干有学识，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在我之上，只是恃才傲物，在人生道路上吃了不少苦头，又亏秉彦同志多次帮他说话：“他不够右派”，才幸免划成右派，但在五院是站不住脚了，又是秉彦同志帮他调到一家工厂。他是怀着感恩的心态写下的回忆。再说我自己，论个人的资质，我有自知之明，中庸而已，做人行事也同样是中庸之道。翻译这个行当我已经做够了，只是把俄语或英语如实地翻译成汉语表达出来。承当时苏联顾问讲课我任翻译时的听众夸奖，听我的口译很生动，灵活，语汇丰富。但我对我的口译说过就完，自己既忘了，又根本弄不明白那些技术名词和道理。俄文技术教科书我也译了几本，被认为是“信达雅”，而我译完忘得一干二净。说实在我很厌弃翻译技术书籍这个行当，所以当秉彦同志要我当秘书征求我意见时，我马上就一口应承，那时真不知道秘书工作、秘书身份的分量。秉彦同志的第二句话：“记住秘书要守口如瓶。”我马上回答：“记住了，凡事守口如瓶。”秉彦同志再没有第三句。而“守口如瓶”这四个字我牢记了一辈子，也受用了一辈子。如果没有这四个字，恐怕无数劫难会降临到我身上。

    对人的尊敬、爱戴莫过于崇拜，我从第一次在解放饭店见到刘参谋长，就不由地对他十分尊敬，不仅是当时他是第一位我见到的最高级首长，而且注意他的一言一行似乎样样都是我见到过的最好。那时正开始三反五反，清楚地记得秉彦同志在华北防司后勤部所在的景山公园（那时景山并未对公众开放）广场上作三反动员报告，主持人是华北防司政治部主任好像叫吴汉初的。秉彦同志的报告并不是在讲大道理，而是循循善诱，既严肃又温和，没有大声疾呼，没有严词厉色，而是把道理讲得很清楚，危害性讲得很透彻，劝导有问题的及早坦白交代，以免被动。时间过去太久，记不清具体，但那语声，那气派，那手势，当时我即为之心服。那时我刚参军，身上没有包袱，我相信真有问题的人是会接受他的劝告。反之，那位作总结报告的吴汉初大声疾呼，号召揭发检举，声色俱厉。我以为那样的效果不一定比刘参谋长的温文尔雅好。几次的接触以及以后发生的故事，对恩师的尊敬、爱戴上升到了崇拜的地步。

    我在跟着秉彦同志当秘书的几年中，从他办事、工作上学了很多东西。仅举一例，下面呈上来的报告文章，有的词句不够通顺，有的词不达意。秉彦同志轻易不去否定它，而是用毛笔圈圈点点，遣词调句，不用多久一篇不大像样的报告已经可以看得过去，然后再请撰稿人来当面教他为何修改，是鼓励多过批评。这样做法的效果是让下面的具体工作者敢于写报告，从而培养了人才，提高了机关的文风。我见过另外一位院长，看到了军务处长的报告，把那位处长叫过来，大概是报告写得很差，先在文稿上划了几个X，把报告摔了过去，厉声训斥：“狗屁不通，你这个处长怎么当的！”结果那位处长也豁出去了：“那您就把这个处长撤了吧，我就是这个水平。”双方红了脸都下不了台。

    他对干部，对秘书的尊重，首先表现在对人的尊重。我在恩师身边工作几年，他对我的称呼永远是寿仓同志，从不直呼庄秘书，除非他跟别人说话会提到：“这事请你交给我秘书吧！”这是他的习惯，不带一点矫揉造作。比如说在空军医院办公时，中午他并不乘车回家吃饭，而是在食堂就餐，餐毕便在办公室沙发上躺下休息一下，我们秘书偶有急事轻手轻脚走近他，他闻声立即坐起，决不躺着听你汇报。这在别的首长那里是少见的。所以我感到在秉彦同志身上有着儒家的礼数。秉彦同志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这大概是他自幼养成的习惯。难道这是封建礼教吗？不是，而是中国传统的对人应有的尊重和礼貌。

    类似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太多，从以后的叙述可以说有许多不是靠学，而是耳濡目染，不知不觉跟着做或是悟出来的。

    总之，这一职务的改变，不止使我受益匪浅，增长知识见闻，更为重要的是，我从一名无名的翻译当上了一名编辑，一变而为秘书。这一改变开拓了我的眼界，躲过了历次运动的劫难，拓展了我事业的前途。我之有今日全仗恩师的知遇。没有恩师的提携，无今日之我。恩师秉彦同志是我命运的首位贵人。

    二 刘秉彦同志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美国这只纸老虎尝到了小米加步枪这支军队的厉害，但是贼心不死，美国佬以原子弹为后盾，核威胁依然笼罩在我们头上。中央领导特别是像陈毅元帅这样的有识之士极力主张加紧研制核武器。于是周恩来总理领导，聂荣臻元帅挂帅组织国防科委，专一攻关核武器和运载工具导弹，而开发两弹，导弹为先，为此成立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列为军队编制，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代号为0038部队。在此之前，还有一位从邮电部派来的副部长钟夫翔，奉命组建了一个五局，局下为院，这一段时间不长，局院合并成为研究院后，钟即调回邮电部。

    适逢其时国际著名的空气动力大师冯·卡门的得意弟子钱学森，响应祖国号召辗转于1955年返回祖国到了北京，已安排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所长。既然成立导弹研究院，凭钱学森的名气自然是担任五院院长，钱虽仍兼力学所所长，但上级明确必须以五院院长工作为主。当时以钱学森为首的一批研究人员，建国前虽都是航空专业或是抗战中从事军工生产的，但飞机与火箭、导弹原理虽相近，实际并不是一回事，所以都在研讨、学习，这就需要有经验具有科学知识的组织工作者。值此时刻，空军与防空军合并，聂帅独具慧眼立即调军委防空军副参谋长秉彦同志出来担当这一重要角色。秉彦同志是聂帅的老部下，虽然隶属关系隔了几层，但聂帅知道秉彦同志在冀中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机智英勇，指挥得当，而且是我军中少有的大学生，是大知识分子，他坚信这是他在现有的军队高级指挥员中能担此重任的唯一人选。

    到导弹研究院工作，秉彦同志面对的不再是工农干部，而是知识分子，是大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作风言谈举止与工农干部完全不同。我想那时与这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能有共同语言的我军高级干部极少，不仅说能打成一片，而且能通过相互的交往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以此来改造他们，从政治上追求进步，紧密团结在钱学森的领导下攻关，以加快导弹的研发，而不是生搬硬套部队的那一套来组织、管理和教育大批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大知识分子。

    大概在1956年上半年，秉彦同志带着来自防空军的十来个人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时的五院即以钱学森为院长，气派很大而实际是初创伊始，暂借车道沟一座腾空了的北京空军医院，作为院址，将病房改成研究室，可称得上简陋之极。主要靠钱院长根据不同专业的二三十个研究人员和少数大学毕业生组织这支队伍，开展导弹研究工作，他们只能是尽可能搜集国内外有关参考资料，可以算是各显其长通力合作。还有一具老掉了牙的德国战争后期研制的V1火箭，还未研究成功就已宣告战败。这V1是苏联军队进入柏林后从德国搜来的。有一个说法，德国法西斯战败，苏联和美国同时攻入柏林，苏军抢了V1，美军俘虏了德国火箭专家布劳恩，苏军以V1作工具研制火箭，而美军则以布劳恩为首研制火箭，所以说在研制导弹方面美苏是同时开展的。到1957年苏联已成功研发了导弹，第一位乘火箭进入太空的加加林将近腾空，这V1岂不是老掉了牙的嘛！这也是当时唯一可以观摩的教具，藏在空军医院仓库里，研究员们凭证入库进行反设计。

    钱院长并不每日来，那时他的主要精力仍在科学院力学所。秉彦同志来到五院时的人力物力，环境大概就是这样。通过战争和几年来行政组织工作的经验，他深知诸因素中人的因素第一。只要有中央的决定，有聂总挂帅，有以钱为首的第一批科学家，多方支持，人可以由少变多，地方可以由小变大，研究试验的各种工具可以从无到有。于是他施展开了他的组织能力和影响，找到阜成门外玉渊潭北，又名马神庙即今日的106的一大片空地块和又名124的一座疗养院，作为总部，以此为中心修建研究室和职工宿舍。大概就在次年年初，五院在秉彦同志率领下的七八十个人，从空军医院搬迁到了今天航天部的所在地，阜成门外甘家口以西的马神庙，现名为阜成路八号新址。研究室科研人员也逐渐扩充，同时征召刚从清华、北大、北航、哈军工等相应大学，航天专业的毕业生作为后备力量。正式开始了研究工作。

    作为一个研究院，特别是导弹研究院，这在当时是国防绝密，首先这块地根本不够展建可以容纳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和将要购置的大量仪器和设备，而且地近城区，不适宜保密。秉彦同志则是钱院长之下唯一的一位副院长，也是唯一助手，何况钱只管科研，并不每天都来，所以一切行政管理工作包括科研组织，党政工作都压在他一人身上。秉彦同志并不因此发憷，他有足够的智慧、组织能力和精力。不记得从哪里得到消息，在长辛店以西云岗深处有座已经空置了的对外称马列主义二分院的学校，校内工字楼的教室、宿舍一应俱全，还有一座小礼堂，甚至小规模的医院和游泳池。秉彦同志一听正中下怀，立马带了几十随员，那天我也随行，乘车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行程，果然见到一座四周围墙的学校，占地较大，里面果如所述，有一座工字型的教学楼，相应的宿舍和一个较大的操场和小礼堂，偌大的地方只留有一个精干的留守队驻守。问之方知这座学校属中央联络部，是用于培训日本共产党干部的，学校已经停办。这一难得的机遇，对五院而言是再适合没有，于是通过上下各种关系，很快得到中联部的支持。好在那时都是国家所有，无所谓购买，就作为固定资产转移，很快办妥一切手续。此时的秉彦同志开始了他的军人作风，既经决定马上行动，当然这里也需要做思想工作，研究人员当然不愿意离开城里的家人住处，经过动员大家认清了当前的形势和研制导弹这一光荣任务，不得不个人服从大局。为了照顾大家，每周六有在当时来说也算是豪华的大客车，于每周六下午返城，周一上午乘原车到云岗上班。大概不到半年时间，大约在1957年7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总部及已有的研究机构全部迁移到长辛店云岗新址。这时的五院已从车道沟时代的几十人增加到175人。

    秉彥同志作为经验老到，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不但精通战术，而且具有战略眼光。他在北大研读的是数学，所以他的思维是通过缜密逻辑过的。他明白决定搬迁五院于长辛店云岗也只是暂且安身，并非长久之计。他从来主张科研必须与生产相结合，生产又必须服从于使用。所以他到五院后就在若干个研究室里加了一个作战使用研究室。遗憾的是这个建议未被其他院领导理解和接受，所以最终未入系列，以后由二炮承担了。他认为对云岗只是过渡，它不具备进一步发展科研，特別是与生产相结合，云岗地块小无法承受建立生产导弹的条件。他密切注意，在北京周边进行调研，最后发現在北京东郊有一座军用南苑机场，周边地大宽广，而且已建有一座大型米格15歼击机修理厂，对外名称为211厂，属于北京市管辖。他知道同北京市打交道是很困难的，几经磋商211厂在北京市的同意下，终于与五院合并共同组成联合党委，大概在1958年夏季全部云岗的科研人员又从云岗搬迁到距北京城18公里的东高地。1957年夏，其时从车道沟搬迁到云岗的只175人，而从云岗搬迁到东高地的已过千人，都是近一年来招进的留苏生、大学生和原来准备留苏的学生都在这一时间先后进入云岗，就如后来成为卫星研究院长，航天界著名科学院院士孙家栋，便是这时候进入五院的。说明当时各方面对导弹研制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这就是五院一分院的形成，而且这一切都是秉彦同志策划和组织实施的。而这五院一分院就是后来火箭弹体的总体设计和生产的基地。当时一分院院长是钱学森（兼），秉彦同志是五院副院长兼一分院副院长。一分院不仅是秉彦同志一手建成，而且是在发展到相当过程中除了协助钱院长组织科研工作外，他是掌握全面实施领导的第一人。今天一分院的所有建设和成就与他的兢兢业业，千思百虑的战略思想分不开，而且那时他还是一分院党委书记。有了东高地一院，秉彦同志并不满足。他本人不仅是大知识分子，他懂科学，而且懂得科学的发展。他在北大研读的是数学，而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他深知一分院的任务是弹体，现有研究人员大部分是从事弹体研发，充其量也就是火箭，没有制导系统根本不可能将火箭射到固定目标上。在美国这样先进科学发达的国家，大部分用于制导的精密元器件，早在民间企业已经成熟生产。导弹总设计师可以订货选用，即使个别元器件需要，可以采取合同研制和订购的渠道，委托科研生产机构研制。而导弹所需要的元器件，不仅要求精密而且有些是特制。五院不可能从头来起自己再搞所有用于制导的元器件科研与生产，包括请一大批电子科研生产专家，这既费时又费钱。只有从现有的电子科研生产企业和机构求援。他心中想到的首先是电子行业的祖师爷王诤同志。王诤同志资深位高，光凭他登门请求是不可能的。

    于是他冒着被批评的风险自己动手亲笔起草了一封上呈聂总的报告。由于事关机密，再说让秘书代起草不可能把问题讲清楚，这在我担任秉彦同志秘书期间从来如此。此时聂总正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考虑权衡，导弹在目前是重中之重，而王诤同志从延安时期就是军委三局局长，培养了大批人才，请王诤同志兼任五院工作有何不可。于是找秉彦同志细谈后再找王诤同志商量。未曾料到王诤同志十分爽朗，当即答应，因为导弹的研发关系到国防安全，再说王诤同志早就热心于国防尖端武器的无线电控制系统。他所属的元器件研究和生产正在从半导体向集成电路过度，正好让他一试身手。至于兵部的研究所划归五院，他要党委和研究所商议做做工作。不久事情办妥，王诤同志很快就到了五院，由国防部军委下令任命王诤同志兼任五院第一副院长，党委书记，而且将翠微路研究所全盘搬了过来。从来都是一把手的王诤同志屈居钱学森之下，他没有觉得不妥。秉彦同志则将第一副院长和党委书记之职交给王诤同志，两位都是独当一面之才具，甘为辅佐，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的宽阔胸怀。

    跟着秉彦同志又组织科技人员把云岗改造建设成为发动机以及后来发展到全弹试车和风洞的试验站。所有一切大型的大噪音试验设备远离城区，迁移或建设在此，这就是今天的三分院。

    综上所述，从1956年春，秉彦同志从防空军带了十几个人到国防部五院任副院长起，先在车道沟北空军医院搬迁到马神庙，1957年7月从马神庙175人的科技队伍和行政管理人员，搬迁到长辛店云岗。1958年再从云岗大队人马上千人搬到南苑东高地，是为一分院。这时的五院的科研工作实际上已落脚到了东高地。虽然总院仍在马神庙，但只是空架子。据说目前单科研人员在东高地就有两万余人。然而这只是火箭研制，没有制导控制系统不可能称为导弹，所以秉彦同志又通过聂总把王诤同志请来，时在1958年，带来了通信兵部的研究所，把永定路的财务学校改造成了研制导弹控制系统的二院。

    在回忆撰写这些资料时，我与近60年交往的宓世湘同志在电话中谈论了多次。宓世湘同志是从五局时代就从空军转来的，在五院一分院工作直至退休在家。他对五院的发展过程如数家珍，50多年过去了，可他连数字都记得一清二楚。我写以上几段都反复向他请求核实，他不嫌繁琐一一对答如流，最终我和他反复探讨，他认为刘秉彦同志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我完全同意他把这顶桂冠奉给秉彦同志。秉彦同志又特别谦虚，当王诤同志1958年来到五院时，他本人立刻辞去党委书记和第一副院长的职务，请王诤同志任党委书记和第一副院长，而自己退而为副书记和第二副院长，故也可以说钱学森、王诤、刘秉彦三人不按次序都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是毫不夸张的。

    事隔近60年，这一院三分院的格局始终沿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院三分院格局是经得起考验的，是秉彦同志当年就有的战略构思。当然是事物是发展的，当年是一分院弹体，二分院制导，三分院试验，据宓世湘同志告诉我，现在是以型号为主，型号总设计师可以根据需要来取决选择哪一分院为主，现在院所都改为公司，其中选择都已含有竞争的商业行为。

    今天我们可以时常从电视新闻或报刊得知，某时某刻我们的各种功能的卫星顺利发射成功进入轨道。太空人踏上月球这一宏伟计划的实现也只是迟早的事。这些都是我们五院培养的第三代第四代精英，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也是他们的幸福。大国崛起，国强民富给了他们展示才华的机会。恐怕他们中的很少人还会或想知道，60年前他们的先驱者是如何艰苦创业，奠定了沿袭至今的一院三分院的格局。今日的成功正是他们呕心沥血，艰苦奋斗为他们的顺利研制火箭导弹奠定的基础。行文至此，我必须加一段题外语，说是题外，内容却是题内，是涉及五院创建时的历史。昨天偶然打开电视，又偶然拨到宁夏广播电视卫星台，见到正在播放电视连续剧，题名：“国家命运”。这个剧名实在吸引人，不由得我放下手上的工作，认真看下去。说是“国家命运”，讲的则是50年代中央领导决定研发原子弹、导弹，两弹为主，导弹先行。剧中开始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彭德怀、聂荣臻、陈赓等元帅大将都出现于荧屏，看来阵势很大，场面宏伟，只是除周总理仍由形象演员刘劲形神倶似，彭德怀形象依依可见，其他领导者的扮演者形神完全不似，如不在说明中标明，几乎无人认得。至于科学家钱学森，任新民、梁守槃、钱三强等我都是见过的，在扮演者身上连一点他们的痕迹都没有。钱学森是剧中重点人物，钱的白净、椭圆面孔，稀疏的头发很少戴帽，儒雅的风度，在1956年至1964年我几乎每天能见，而剧中的钱学森则有一张平整的脸，嘴部突出笑时露牙，成天着蓝色制服、头戴一顶浅灰色便帽，进门见领导也从不除帽，一幅农民形象。在我印象，中国现代的影艺界演员众多，选几位近似剧中人物的并不难，何以草率如此。更有甚者，真正协助钱学森主持全面工作，指挥几次搬迁的刘秉彦，既不见人更无姓名，而代之一位也是少将军衔的工农干部名苏贵山，聂总还专门找他谈改行做知识分子工作，开始不愿干经过说服，只好服从命令，且任五院副政委。而在五院只工作将近一年的谷景生却由聂总在五院成立大会正式宣布钱学森为院长、谷景生为政委。经核查这倒是事实，但谷在五院也只待了一年左右，并无业绩。

    戏剧电影，尤其是当代历史性题材的并不排斥虚构，根据剧情的需要可以适当作为铺垫，包括语言对话，但人物不得虚构，不得无中生有。为此我曾电话问宓世湘同志，这位自五院时代便参与五院工作的，且长期服务于高层领导，他已明确证实在五院、三个分院高层领导中绝无苏贵山其人。近日又电询曾任基地孙继先司令员秘书的任克同志，他在五院办公厅工作多年，直至退休，他回答说：绝无此人，而且曾看过此剧，评论是胡编剧情，歪曲历史，还为此写下了对该片的20多条意见，后来无人过问，也只得不了了之。人既子虚乌有，事更荒唐不稽。至于其他人物故事多为虚构。“国家命运”关乎国家头等大事，如此大片岂容无视真相，而任意改篡。如此重大关系到国家命运为主题的航天发展史，拍成电视连续剧，岂可以枉顾历史真实，虚构人物，编造情节，而使一代代航天事业的接班人，误以为真，而不能继承几位航天事业奠基人的从无到有的创业精神和艰苦奋斗、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而加以宏扬光大。编剧若稍有责任感，本应找现仍健在的当事人采访求实，将两弹研发的真相拍成电影，流传后世，也正是弘扬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光荣伟大。

    我在本文中加这一段故事，并非为老首长秉彦同志和另一位有大功于航天事业的王诤同志未现身该剧鸣不平，而是觉得，我们的影视剧工作者和宣传工作领导部门不够认真严肃，隐瞒真相编造谎言，致令谬种流传。况且秉彦同志离休前已是河北省委书记，一方大员，难道是可争议人物，而要捏造一个子虚乌有的苏贵山来取代他的工作和贡献？至于王诤同志，生前任总参副总参谋长，50多年革命生涯，参与长征，为我军通讯情报工作的祖师，有大功于党和国家，是毛主席肯定了的，难道要隐瞒其名。为了纪念缅怀真正的航天事业的奠基人，让今天航天事业的继承者知道真相，而向先驱者学习，弘扬发展他们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承前启后，则中国的航天事业将永立于世界先进行列。

    三旷世奇冤“莫须有”

    1966年，“文革”开始了。

    派性斗争很严重，连大、中、小学都有两派，北大、清华、师大、地质四大专院校的蒯大富等最有名气，然而时隔不久也都坠崖落马，烟消云散。坚持最久人多势众的则是知识分子的大本营七机部，也就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于1964年改制现名为七机部。由于部院合并，这时的研究人员业已脱了军装，成了老百姓。这个部偏于保守的一派叫915，造反的一派称916，名从何来，不得而知。其时我已离开五院进了国防工业办公室未脱军装，还是秘书，但已不再是首长秘书。到1967年两派斗争愈益激烈，其时周恩来总理决定，由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粟裕大将挂帅，率工作组进驻所有国防工业系统，各单位实施军管，以确保国防军工的正常生产。据传周总理说过，粟裕同志在解放战争中七战七捷，而遇到七机部也就无能为力了。为此总理指示对七机部最具才华的科研人员采取保护措施，当然钱学森是首位，后任几个所所长的宋健就是其中之一。据说915在批秉彦同志紧要时，总理也曾将他接进中南海暂避。

    到了1968年2月，北京各大院校机关派性斗争渐趋平静，而七机部的915、916犹自斗个不休。他们的大字报几乎遍及全市，915的标题是打倒刘秉彦，保护王秉璋。916的则是保护刘秉彦，打倒王秉璋。我每上街看到这些总是要为老首长的安危担心，但打倒刘秉彦的大字报除了支持部院合并是罪行外，所列的罪行都是没有的事实，只是口号。相对之下916势众，街上保刘的海报多过保王的大字报。我总感到无论是打刘，还是保刘，都不是好事。想想老首长一不是叛徒，二不是特务，生活也很俭点，是铮铮铁汉、抗日英雄，又在解放战争中建有特殊功勋，应该没有什么把柄可抓。但总是心犯嘀咕，希望这一场闹剧尽早收场。

    1968年2月14日，军管会主要领导同志在七机部群众大会上突然宣布：刘秉彦是“坏人”，立即逮捕。我还没来得及想，如果我仍是秉彦同志的秘书，将如何应对，已经晕了过去。幸亏后面是一把椅子，我没有倒在地上。随着工办的大轿车迷迷糊糊驶返东交民巷宿舍，我倒在床上半晌不语，头脑一片空白。胡乱吃了一点东西，重又倒在床上，思维已乱。不知想什么，又想了些什么，泪已流尽，彻夜未能入眠。老婆孩子不知我出了什么事，不敢动问，各自安歇。

    在往后的几年中，我一直琢磨这“坏人”的定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按照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专政的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到了“文革”再加上“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简称为“走资派”，与叛徒、特务同属于“反”即反革命一类。唯独“坏”“坏人”未列具体罪行，明确定义。从字典上看坏是不好的意思，是好的对立面，那么坏人就是干坏事的人，是偷盗、杀人、放火、强奸、流氓、无赖。从历史上讲坏人莫过大奸臣、大卖国贼。打小我们就知道秦桧是坏人，曹操也是坏人，那是从戏台看来的。但是曹操是那张白脸将其丑化了的，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并非如此。只有秦桧是历史上板上钉了钉的坏人。岳飞与其子岳云部将张宪同时被绞杀，留下了千古英名。即使在宋高宗、秦桧君臣偏安一隅的专政下，还有韩世忠为其鸣不平。《宋史·岳飞传》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秦桧）詰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那么我的老首长一生做过什么样的坏事，而够资格成为“坏人”？

    从1968年2月14日到1975年5月10日，秉彦同志无罪释放，整整关押了7年零3个月，2555个昼夜。时秉彦同志这个年龄段正是男性在各方面，包括事业、工作、成就、经验、身体均已成熟的黄金时代，也是人一生精力最为旺盛的岁月，而对这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创建航天事业，建有卓越功勋的英雄反被囚禁在四堵墙三四平方米暗无天日的斗室。

    恩师是如何熬过2555个非常人所能承受，不见天日，不见尽头的昼夜？体魄是首要，秉彦同志时年53岁，正值壮年，然而他因早年的劳瘁和战争损坏已患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是我从他进五院不久一次体检报告里看到的一个特怪而复杂的名，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病，有多严重，只是觉病名特异，至今记得。

    即使有坚强的体魄而身处的恶劣环境必然影响情绪，情绪再反馈到健康，我真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1969年2月3日秉彦同志写了一首《七律·扪心自问》，最能表露他那时的心情。诗曰：

    镇日牢门困煞人，

    恶言秽语惯常闻。

    扪心长抱终天恨，

    自问何亏国士魂。

    梦里依稀妻女泪，

    天涯难白匹夫心。

    补衣缝裤辨针迹，

    神驰菱乡效楚吟。

    这诗大约是入狱不久写下的，我每读到此不禁为之心酸欲泪。想来想去，能支撑秉彦同志熬过这段岁月的有下几点：第一，是他坚信自己无罪，当然不是坏人。第二，是他坚信党，从1921年成立已经奋斗了近五十年艰难历程的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完全成熟了的共产党是跨不了的，“四人帮”的一切施之人民的灾难终有尽期。只要共产党存在，作为共产党的老战士，他一定能够重见天日，他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目标奋斗终生。

    何以为证，有诗为凭。即使在这惨绝人寰的环境里，他的诗作更多的是对党和国家、人民的关心和为之奋斗多年的火箭、导弹、卫星会否因“文革”而停顿发展。

    1970年10月1日，他在狱中过国庆，感慨的七绝是这样写的：“长啸一声天地秋，喜逢盛节更添愁。病囚难言身有病，非为已忧为国忧。”

    1973年5月3日，狱外会见，《五谷》之末两句是：“封建数千载，难起旧沉疴。”

    1970年4月25日，狱中闻第一颗卫星发射七绝：“火箭凌空显国威，醒狮怒吼开天雷。东方乐奏卿云曲，遥看新星一点梅。”等等，无一不是爱国爱民的忘我诗句。狱中是不准书写的，此处所引证的秉彦同志用火柴梗写在《研究马列主义的辅助资料》一书的边角空白处。在狱中留下的诗词不多，不但想的是国家、是人民、是社会、是导弹，而在写自身时则充满乐观主义，如1971年9月1日《饥坐待审·七绝》之末句：“深更听雨孤灯暗，静待黎明现曙光。”还有，狱中既不可写也不可以读，除马列毛选之外，并无其他读物，这倒给秉彦同志带来了精神食粮，用马列原著和毛选来充实自己，更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这一共产党人终极的目标。

    秉彦同志遭牢狱七整年，李彩云大姐和几个孩子同样遭受非人道的对待。

    秉彦同志组织观念极强，从不计较生活待遇。他每次改变职务都按新单位的条件搬迁寓所。在华北防司他和彩云夫人和还幼小的孩子住解放饭店。调军委防司后就搬迁到近防司的北锣鼓巷一处小四合院。待调五院他又迁居刚成立时非常简陋的前面提过的124疗养院几间简陋住房。待五院宿舍基本建成后，他才迁入新建的在当时为苏联专家构建可以称得上高级的宿舍，只占109平方米的一个单元。待调当时的三机部任副部长后，搬进一座部提供的记得叫大觉胡同的小四合院；待又调回五院时，他完全可以依旧住在原地，但他不，又从小四合院迁回五院那个109平方米的单元宿舍。一旦军管会宣布秉彦同志为“坏人”，那班915占多数的行政管理人员居然把彩云大姐和孩子们赶到另一个，与刘有光（政委）的家属合住一个109平方米的单元。其艰难和不方便之处可想而知。

    我完全体会那些年月彩云大姐所受的屈辱和精神折磨。两家如何安身相处，如何生活，包括烧饭，如厕等，令人不敢想象。只要走出家门都会被人背后戳脊梁，这是“坏人”刘秉彦的老婆。往日熟悉的同志甚至亲属、好友，偶然相遇也会躲得远远的，怕沾了包。须知不是偶然的几天几月，而是看不到尽头。孩子们渐渐长大，如何安排。更为揪心的是丈夫关押在牢房，身既患心脏病，是病是死是活，无时无刻不过着草木皆兵的日子。然而彩云大姐毕竟是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锻炼过来的，她胸有正气，因为她认清形势，她坚信自己的丈夫非但不是“坏人”，而且是铮铮铁汉，是抗日战争的英雄，是解放战争的功臣。他现在从事的航天事业是为未来战争服务，他成天操劳，一天也没有安闲。享受一下家庭幸福，为的是国家人民。她更相信自己的丈夫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活下来，只要不出意外。她平心静气能够在无情地对她施加的侮辱、虐待、作践中忍受，坚强地面对一切非人道的折磨，同时更要照顾好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其时最小的孩子才7岁。彩云大姐具有强烈的自尊心，从不有求于人或是向亲友诉苦。那些年她知道我对秉彦同志的感情，但只主动来我东交民巷十号寓所三四次，怕打扰我、连累我。殊不知我的寓居是没有人认识她，而她住处早已没有电话，我无法找到她或约会她见见面，谈谈心，像向亲人一样谈心、发泄一下内心的苦闷。每次来我住处总是在家聊天，从不诉苦，没有在我和家人面前流过一滴泪。她每次来我都盛情接待，像招待一位老姐姐一样问长问短。但我特别留心，谈话中千万不要触动她的伤心之处。记得她似乎从来没有带孩子们来过。有几次我把住在我们院内的李光同志请来。李是在秉彦同志任三机部副部长兼导弹局局长时的副局长，对秉彦同志十分敬重，也是我们院子里唯一认识彩云同志的人。然后一起陪同彩云同志到附近台基厂一家饭馆里吃一餐饭。她总是客气，说在家随便吃点便饭便得。然而我们老惦记她和孩子，但她住处没有电话，当时还没有手机，多么想请她来住处谈谈，向对亲人一样诉诉苦，但她总是很难得来一次。我想彩云大姐在文艺界工作已二三十年，后几年转为行政管理工作，群众关系很好，是会有很多战友欢迎她，况且她遭受的是丈夫的冤情，又想那是仍在“文革”期间，大部三八式的文艺工作者都遭了“四人帮”的迫害，人人自危，这也是当时的处境。所以我至今都很难想象这7年时间，她是怎么挺过来、熬过来的。

    秉彦同志和彩云夫人终于熬到了1975年5月16日，这个出狱还家的大喜日子。秉彦同志这时心情怎么说都是好的，且读他当日写下的一首《七绝·出狱还家》：

    破帽遮颜似远游，

    惊心触目避钓钩。

    春秋六度雄心老，

    呕出壮歌带泪流。

    至于秉彦同志自己如何看待这7年的牢狱之灾，引用一段秉彦同志对彩云夫人的话说：“四人帮”的迫害比战争更厉害，战争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敢闯就过去。“四人帮”的恶毒在于不让你还手，杀人不见血，所以，好多战场上冲杀过来的老兵，也未能熬过“文革”这一天。老天保佑，还有许多事在等待这位老兵干哩！

    那么坚强的革命战士，那白洋淀日寇大扫荡时的抗日英雄，在敌人面前从未低过头，如今虽然呕出壮歌，也不禁“带泪流”了。六度春秋实际算是7年，人生又能有几个7年！

    四、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与情感

    诗，是文学的一种体裁，文学的重要类别之一。以此推论，写诗的就是诗人，写诗的人是搞文学，而写小说、写论文、搞文学的不一定能写诗，不一定是诗人。就以我而言，我也写过一些回忆的文章，喜欢阅读，也喜欢读诗。然而我写不了诗，成不了诗人，因为我不具备诗人应有的格律，音韵方面的知识。我思考了很久，发现诗与诗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诗与诗人的气质，没有诗人的气质花再大的功夫，也成不了诗和诗人。而诗和诗人的气质源于先天，强求不得。我本人就是一例，曾想下笔写首打油诗，刚拿起笔，脑内空白一点灵感都没有。有人说出口成章，诗人同样出口便成诗。

    那么诗人的气质是什么？我研究了很久，查了字典，悟出来了，原来诗就是浪漫主义在文学艺术上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是文学艺术的基本创作方法之一。在文学艺术史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两大主要思潮，浪漫主义在反映现实上，善于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常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夸张的手法来塑造形象。中国最早的《诗经》中就有些作品已具有浪漫主义特点，后来如屈原、李白等就是浪漫主义特色的诗人。这话说到头了，浪漫主义可不是世俗的放荡不羁，行为不检，而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是带有革命性的，反封建的。苏轼有《与孟震同游常州僧舍》诗曰：“年来只觉此生浮，又作三吴浪漫游。”正好与英文ROMANTIC音相近，两意相同，又合音韵，这是中国翻译家的高明之处。原来中国的浪漫主义和浪漫诗人，远远早过西方18-19世纪代表革命精神的诗人，德国的歌德·席勒，法国的雨果，英国的雪莱·拜伦等。这也正是我要说的气质，诗人的气质就是浪漫主义。

    我的恩师秉彦同志出生于沃土千里的河北平原，一户没落的书香门第，父亲也曾大学毕业，但不事生产，后来又染上鸦片瘾，十五岁上丧失了慈母，但他毕竟自幼便被送去私塾，由老先生教以古诗书。人小聪明，几年的苦读给秉彦同志打下了国学的基础。后到保定育德中学，他接触了进步师友。又由于华北已处于日寇侵华的前沿，爱国的民族主义精神很自然地吸引了他，参加了当时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作家联盟”，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家庭、社会、学校的现实，赋予少年的秉彦同志内心的冲动，对未来产生种种幻想与期望，内心与客观的结合，引发出激情，这就是浪漫主义的形成。旧学与新潮的结合使他很自然用诗歌来发泄心中的抑郁与梦想，这些就形成了他终身的爱好，用诗的形式来表达。所以他的所有诗都是抒情，表现形式是浪漫主义。

    然而，浪漫主义根在何处？当代著名美术家朱光潜先生有一段对诗的论述：“诗的最大特点在抒情，不在逞才。”又说：“情胜于才的，仍不失其为诗人之诗，才胜于情的，往往流于雄辩。”这两句话说到了诗与诗人的根本。凡诗与诗人无不感情丰富，往往触景生情，因人生情。我们的诗人秉彦同志是位有情有义的人，在《诗词选》中有另外一位诗人叶蓬在读毕秉彦同志诗集后，写了一首七绝，其起句便是：“英雄自古俱多情，”是对我们诗人的最佳写照。但诗的色彩则是革命的，只是用旧体诗词的形式来表述。不仅是情，而且是才，是才情并茂的浪漫主义诗人。所以秉彦同志吟诗、写诗是宣泄，每逢心有所感，他的诗就会情不自禁由发而来。所以他的诗词既是浪漫主义，又要冠以革命二字，是革命浪漫主义诗人，而不能读成革命的浪漫主义诗人。

    一位英勇善战的将军、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一方大员省长、省委书记，终身陪伴他的是革命浪漫主义，而前面的一系列桂冠与成就都与革命浪漫主义这个雅号分不开。

    我们怀着十分的敬仰，感激彩云大姐在秉彦同志不幸遽然辞世一年后，就抓紧时间度过了多个孤单的不眠之夜，搜集、整理、编辑、出版放在我们面前的《刘秉彦诗词选》。60年的革命生涯也是60年的创作历程。彩云大姐在前言里面说：“尽管这60年得以保存下来的诗词只剩200余首，从中仍可以看出他的生活道路和战斗历程……”我以为诗人的诗词作品远不止200余首，加十倍都不算多，因为诗人随时因有感而生情，随时便吟出诗句。记得那年在十三陵劳动，秉彦同志参加了，才干了一两日就被公司请了回去，秉彦同志也不得不回。秉彦同志走后，我留下继续劳动，在收拾他遗留下来的物品中发现一张废纸，有这样三句：“悬灯万盏，莫道三更晚，晓来三分醉……”显然诗人心中有感，革命浪漫主义之情又涌上心头写下了这三句词，显然尚未写完已被请回。当我接到彩云大姐亲自题签赠我的《诗词选》后，我匆忙翻页想找出这一词曲，然而没有。以此类推，在和平环境诗人的创作也是随时随地，这200余首是劫后余生，已是十分的难得与珍贵！

    我反复读了这本《诗词选》，发现诗人的诗词因时因景随时可以迸发出来的，有时是在一场凶险的战斗之后，因感而发，因情而发。两相比较，在和平环境中的诗词少于战争，遗憾的是遗失，而现在能搜集到的正是在那时节的珍品。

    比如，诗人在《七律·苇塘歼灭战》后写下的：

    生生息息永无垠，

    辈辈往来成古今。

    赵北燕南形胜地，

    抽薪釜底最销魂。

    巧布八卦降魔阵，

    抗击九成侵略军。

    还我河山光禹甸，

    回师歼敌夜深沉。

    诗人这一仗是日军主力“扫荡”冀西山区，军区令十分区奇袭天津西郊重镇杨芬港，作战略配合，以牵制敌寇，战后回师，于胜芳大苇塘北堤，歼灭尾追之日军。这场战斗虽是配合主力，然而歼击了尾追之兵达日寇九成之多。战术是釜底抽薪，然而却歼敌九成，想必是诗人得意之战，意气风发写下的豪迈之句。

    又如，词牌《鹧鸪天·奇袭永清新捷，喜得〈孙子兵法〉》时在1938年10月1日，末句为：“救亡文件赠君读，换得高家孙武书”。同时又有《孙子兵法》一首五言：

    沉醉兵书里，

    招扬孙子魂。

    柳林方战罢，

    研读苇塘深。

    眼底生活絮，

    襟怀韬略新。

    武圣纠纠去，

    长此仰清芬。

    据彩云大姐说，秉彦同志整个战争时期刻不离身有两本书，一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二是《孙子》全部十三篇。诗人手不释卷，在整个战斗中常操胜券，这是诗人能活学活用孙子兵法之故。

    1944年2月19日，虽是日寇败象已露，抗战已见曙光，而敌寇的“扫荡”更加凶残地做垂死挣扎。这一仗打得很艰苦，伤亡惨重，诗人写了《五古·义店之战》：

    接战两夜整，孤房日渐危。

    合围村外火，分兵守砦扉。

    不厌黄尘起，屡念青纱回。

    裹伤犹出战，饮血志不摧。

    有心待日落，无计遮夕晖。

    转战沿屋脊，坚守倚断碑。

    敌尸垒工事，血泊染旌麾。

    夜战我所长，进退破重围。

    暗奔抢尸处，转移罢战归。

    1943年6月12日，虽是战斗频仍艰苦卓绝，却在某次战斗中俘获敌酋伊豆文雄。这在整个抗战期间是稀有的成果。

    诗人豪情顿发写下了（桂殿秋）三阕：

    残月下，夜轻寒，千轰万炸断墙残。敌酋伊豆成俘虏，出手先赢棋一盘。

    天方晓，洗军衣，饥肠辘辘早餐稀。征人频揩腮边泪，战友音容入望迷。

    清战场，又行军，白洋水阔送征人。鄚州绕道藏俘虏，优待文雄饯一尊。

    战时我军政策，不杀俘虏，而且要送到上级总部发落。据说这些日俘大部分送到延安，经改造，俘虏自觉组成“反战大同盟”。又听说这个名伊豆文雄的于建国后来访我国，还和诗人见过面，但此事未经文载。如有此事，诗人与伊豆各自心态恐难以言表。

    艰苦残酷的八年战争，日寇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的诗人终于吐出了一口恶气，于是吟出《七律·放晴》：

    云开雨霁见天光，风动荷花满淀香。

    赵北桥前捉鬼魅，枣林庄后射天狼。

    东洋兔死狐悲泪，华夏鸟飞弓慢藏。

    蔽月乌云散又聚，莫填高枕醉笙簧。

    诗人这首欢快悲壮的诗，暗藏着抗战虽然结束，国共两党终逃不了再有一战。从这首七律的第六、八两句已见端倪。

    彩云大姐竭尽心力搜集的这近200多首诗词篇篇都是佳作，皆出自于诗人肺腑绝非无病呻吟。我拜读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部分后，又想起在和平、建设的诗词，至于“文革”期间我已在“旷世奇冤”一章中提过，不再重复。然而我还爱引四首与“文革”有关的七绝，那是哀悼周恩来总理的。诗的寓意深沉，只能是各自体会。

    就在黎明已见曙光，也是人民群众与“四人帮”斗争已趋白热化的时刻，1976年1月8日，这位千古贤相，一生为党、为国、为黎民苍生鞠躬尽瘁、忍辱负重的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全国全民为之哀伤之时，已经出狱近半年的诗人悲伤不已，于清明节时写下了七绝四首：

    观礼高台尽白花，松涛哀乐响天涯。

    英雄碑侧断肠处，诗海诗人千万家。

    无意立碑碑自高，禁人祝颂颂难消。

    情深义重倾城报，十里长街涌泪涛。

    功高不改先驱志，位显难移公仆心。

    一己安危置度外，愧羞夺利弄权人。

    不自居功功自高，外交内政赖操劳。

    涅槃火凤冲天去，一片丹心教我曹。

    诗人的四首七律写得平淡，然而含义深刻。写至此时正近2015年的清明节，总理已经离开人世将近40年。现在八零后的年轻人怕连周恩来是谁都不知道了？想起那日送别总理，北京城万人空巷，而东西长安街南北两路边左三层右三层，整齐戴白花的人群肃默无语，只闻哭泣之声。他们是在送别总理的最后一程。而在清明节前天安门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各式各样的挽联花圈排满纪念碑三层台阶，就连碑上几近顶端都悬有挽联花圈。那样的场景恐怕是有史以来的仅见，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清明节后的清场动用了工人纠察队的棍子队，究竟牺牲了多少群众无人知晓，当夜中南海却放起了鞭炮，这些都是正史未载，而野史林林总总不计其数。我想若干年后写成的演义仍是很感人的。

    近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进京赶考”，说的是1949年，中央在西北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在会上发表讲话，谆谆告诫我全党同志进城以后要做到两个“务必”，一是务必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二是务必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主席还说，我们的同志在战争的枪林弹雨中没有被击倒，而在和平时期有可能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又再三告诫同志们，不要学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四十天便被赶出逃亡。这两个务必，既精辟又具高度的预见性。影片真实生动，感人至深。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被糖衣炮弹打倒的有，但不多。大部分同志牢记这两个务必，而历次的运动，一浪高一浪，最终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似乎不在两个务必之中。

    诗人的经历“文革”七年不算，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项功勋。其一是戎马生涯，战功卓绝；其二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其三则是地方大员省长省委书记，施政为民。从二百余首诗词看，后两个阶段的诗词较少，大概是工作忙，而事情多头，把他的触景生情，天马行空的思维打乱，故而怀念故人和友人来往的诗词较多。比如，1967年8月《七绝·赠粟倩》：

    “红缨”试射大伙房，

    敢与超强较短长。

    满场春风谁擅胜？

    非伊莫属粟姑娘！

    这首诗是赞赏担任“红缨五号”肩射地对空导弹的有位名为粟倩的设计员，她一人主管控制系统十块板的协调操作，诗人见之惊以为奇，当时吟诗一首，表示赞赏。而更为欣慰的是，导弹这样先进的科技成果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现在以钱学森为首的老专家们只能起引导领路的作用，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要靠我们自己培养的下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延续下去，直到赶超美苏。记得某年他率团访苏，其中就有孙家栋等当时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回来之后，他私下跟我感慨地说过上述对孙等特别赞赏和发展航天大有希望的话。这样的话属于秘书“守口如瓶”的守则，今天的事实证明诗人的话完全正确，他的预见已成事实。赠粟倩七绝是借题发挥诗人的即兴之作。

    同年11月21日《七律·贺“长征”火箭升空》：

    塞外坚冰封绿园，含烟春色步姗姗。

    沙原午夜一声喝，环宇六州两霸蔫。

    勃勃雄心瀚海壮，浓浓画意赤杨妍。

    抛书泪溅秃龙岭，戈壁风光醉眼看。

    诗人写此诗时已在“文革”，不久就被宣布为坏人，他不能亲到靶场看试射，然而心系航天，故末句为抛书泪溅秃龙岭。

    1979年7月18日，此时诗人已恢复自由身，引言称从1966年“两弹结合”试射成功，到今日旧地重来，共主低空导弹发射，不禁顿生隔世之感。沉吟低回，诗稿腹成。《七律·重赴西靶场感赋》：

    飞沙走石十余冬，苦雨凄风终有晴。

    淡月疏星谁点缀，沙原瀚海我澄清。

    三升飞弹皆中靶，一曲乐章弭战声。

    漫道吾侪心血苦，喜有徐郎①乐此生。

    注：徐郎绰号徐大眼，当时任一部主任。

    这首七律之“漫道吾侪心血苦”发人深省的是“吾侪”是“我们”这一辈的发驱者，诗人刘郎又为此付出多少心血。

    初读秉彦同志诗词选后，合上书再读彩云大姐的“前言”又看目录，准备有选择地精读其中部分，发现书中所集近200首诗词中有一位是诗人写得最多的共11首，诗人作为倾诉心情的对象，是一位女性，从诗人自注里得知，这位女士名张松龄，于1943年在延安返回冀中途经同蒲路时遇敌，为掩护战友扑向敌人壮烈牺牲。烈士从1938年起参加革命，1943年牺牲。烈士生前是北大二年级学生，读哲学，是河北霸县康仙庄人，是秉彦同志的同学，也是秉彦同志动员她参加革命，并介绍她入党。以此上推烈士牺牲时年约三十岁以下。这位烈士读的是哲学，也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且能与诗人以诗词唱和，以诗代函，可以想见烈士生前是位温文尔雅的大家闺秀，而其为掩护战友而壮烈牺牲，则又是一位性情刚烈英勇的革命志士。秉彦同志幼时由家庭包办有过一段婚姻，而无感情可言，早在离保定到北京时已经结束。从1938年参加革命，他就是长期在外战斗的单身汉。时值青年时期的诗人，自然是感情充沛，在同学中能遇到这样的既同乡、又同学同爱好诗词文学的异性，自然会结成好友。然而国难当头，花前月下他们谈爱只能是抗日，也是聚少离多。为了奔赴国难，1938年初诗人就动员松龄女士参与抗日的实际活动，并介绍她入党。从革命工作的需要诗人又不迷恋于感情，而是服从革命的需要，主动推荐她去抗战学院担任哲学教员，后经北岳区奔赴延安。

    这里援引诗人在1938年9月日写下的《长相思·与松龄白洋淀话别》：

    松树青，柏树青，淀水清清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我泪盈，爱侣同心共请缨，影双淀镜平。

    同年10月1日诗人又写下《菩萨蛮·别张松龄同志》：

    吴家台畔清河水，中流多少离人泪。西北望延安，几重万仞山。崇山遮望眼，梦里长相见。清影波间荡，叮咛慰肠断。

    诗人填此词时松龄女士想必已赴延安。诗人是铁打的汉子，然而人到此刻已是身不由己。好汉有泪不空流，只是未到伤心处。我每读到这些词句时也不禁为之潸然。

    以后诗人曾有多篇以诗的形式写给松龄女士和写下自己的思念之情的诗词。

    不幸的1943年11月，正是诗人作战最艰苦最惊险的时刻，突然接到噩耗，诗人写下了《七绝·惊闻张松龄牺牲噩耗》：

    历经危难感深情，战地谈兵月色浓。

    捧信难分血与泪，频揩裂眦不分明。

    以后大概是1943年或1944年，诗人始终忘不了这位亲密的战友，又填了一阕《自度曲·忆松龄》：

    非亲非故，相知相护，十年形影共，友情笃，校园景色殊，未名湖畔朦胧月，偏照人间，诗文相妒。宝塔巍巍，窑洞油灯伴苦读。荷淀同舟，莲心清苦，生死别离同劫数。分明忆及必销魂，却甘忆到销魂处。

    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不由得多情的诗人直到1947年抗战已早结束，正是解放战争的胜利前夕，诗人又忆起已成烈士的昔日战友张松龄，于是在7月7日填写了一阕《好事近·忆松龄》：

    生死不由人，何故轻离轻别？辜负渔村美景，赏平湖千月。芦边惊起鸟飞还，难觅归时节。欲跨轻车寻去，恨万山阻隔。

    写罢上篇不由得搁笔，向已故的彩云大姐，献上内心的缅怀之情和对她的博大宽广的胸襟顿生的崇敬之情。大姐在她孤灯独坐千辛万苦的境界里，编纂成这本感人至深的诗选，毫无保留地把丈夫给当年的红颜知己所写的十分动情的11篇诗词完整无缺的收录在这本集子里，这表示她完全理解和领会当时诗人的感情是真挚的，并且尊重这份感情。秉彦同志的一生感情生活是认真而严肃的。

    当他爱慕上张松龄烈士时是认真的单一的，然而天不遂人愿，松龄女士成了烈士。上天垂怜，又赐给秉彦同志一位十分秀丽、端庄、爽朗、大方与之共艰苦共命运的彩云大姐。诗人在出狱后，用流畅的行楷给夫人写下了毕生艰辛写照的诗句：

    白头翁看白头婆，沧海横陈渡劫波。

    探来何必悲华髪，梅花不放柳花多。

    梅花不放柳花飞，铁案终归尽虚伪。

    高情不入时人眼，博大无私对是非。

    落款称爱妻为“彩云同志”可见诗人对这位贤妻，首先是视若同志。

    再看诗人于1996年2月13日，写在他俩金婚，即结婚五十年纪念日时给爱妻写下的《自度曲·金婚喁语》：

    纵然满鬓尽风霜，老眼凝情也闪光。今朝恍似新婚夜，不是新娘胜似新娘；悠悠风雨同舟路，金榜何如？金婚洞房！

    这阕自度曲可谓妙到极顶，当代的青年人山盟海誓新婚洞房，新郎对新娘的爱，有几人能达到如此的境地。这样的深情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经得起时间考验，诗人与贤妻岂止是爱，是情，是刻骨铭心的深情。诗人回顾了当年的新婚，面对年轻漂亮的妻子，已是一番的疼爱，今晚面对的已是白发妻子，在他眼里胜过当年青春亮丽的靓女。而且有着更新更深的认识和感受。诗人的诗句是何等的浪漫，岂止浪漫，而且潇洒自如，没有半点虚伪，装腔作势，完全是发自肺腑心底的情深处，大有不吐不快的感觉。所以古人说诗言志是有道理的。

    我初读、精读、选读过多次诗词选，我感觉到诗人的革命浪漫主义之外，还有许多独特的看点，是我深深体会到的。

    首先是诗人不是为写诗、吟诗而作诗。诗人的诗随时随地因景因情很自然流露出来，借以抒发其感触、感情，毫无保留的将心头的激情与灵感宣泄出来，从中体现出诗人的远大理想、真理的追求，豪迈的性格，潇洒的人生。彩云大姐在前言里写下：“每逢和他一起观赏书画，他总爱说：字如其人，画如其人。”我想补充一句：“诗更如其人”。浪漫主义诗人总是把它自己的心声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秉彦同志是一位革命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反映了他的心情、事业、处境和喜怒哀乐，毫无掩饰，所以说他又是一位至情至性的诗人。

    秉彦同志的写诗，只写旧体诗，因为他出身于没落的书香门第，自幼便接受礼教的传统教育，写诗几乎是因袭家教，习惯而自然。然而旧体诗却能恰如其分地表现诗人。至于旧体诗的音韵、格律、平仄四声早在私塾时老夫子就已教过，所以对他来说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这样扎实的根基使他几乎出口成诗。旧体诗无论是五言七言、长歌都有严格的音律、格调、字数的要求，这与诗人浪漫潇洒的个性不符，诗人要求的是豪放自由，而词的形式是长短句，容易被诗人奔放驰骋无拘无束的思维借用，以表达自己内心，不因格律害意，而选用合乎表达自己的词牌，为我所用。通篇近二百余首的诗词，将近有50阕是填词。他所选用的又大多是我们少见的词牌，可见诗人在词上的功力非比寻常。有时诗人找不到合适的词牌来表达自己，于是按词的格调规律自创词牌，这在辞章里是允许的，叫（自度曲）。诗人不愿因形式而囿于意，不受格律的束缚。在填写的50阕词就有五首是自度曲。1943年11月惊闻张松龄牺牲后，有“忆松龄”是用的（自度曲），而在1996年2月23日“金婚喻语”用的也是（自度曲）。一则大悲一则大喜，诗人找不到合适的词牌来表达，于是自创一格，不受词牌格律的束缚，而有伤于自己自在抒发感情。

    诗人往往用典故来丰富诗语词句，典用得好，可以把诗人想说的或是想说的故事太长又难于压缩，于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典就能轻而易举达到目的。过分强调用典的人，甚至有无典不成诗的说法。如此说来，何谓典？典者，典制与掌故也。进一步解释就是诗文中引用古代的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然而，用典又谈何容易，诗人必须熟悉历史，掌握大量的典故，而且又要用得恰当。我们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词用不用典？回答是肯定的，而且用得很多，首先诗人自幼饱读诗书，熟识中国历朝历代的成败兴衰，又精通文理，所以我们的诗人不仅用典，而且用得很多，又不露痕迹，这就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之所以不露痕迹，是用得恰当，典进入他的诗词，就已融会到他的诗词里，好像是诗人自撰的语句。为此，我又展读了一遍《诗词选》想找几处用典的诗句，可我枉费了心机。看诗人用典，已经融入了诗人的浓缩而绚丽的词句里。本来要一个句读，甚至两三个句读来表达的，如今已成为诗人自撰的语句。

    比如刘秉彦诗词选中的第16页五古·接松龄信诗代复函中的三、四句：“君越太行山，天破采石補，”分明“補天”是传说中的女娲氏，炼彩石補天，诗人把这一典分拆为“補天”是因为天破，而所用補天的是五色石，诗人变之为彩石，在整个诗句中不仅把一段上古传说变成了绚丽多彩的诗句，而且描绘出诗人对松龄女士因太行山之隔之思念，而大大增加这五古的文艺色彩。

    又如，刘秉彦诗词选中的第73页（菩萨蛮）赞新式整军，第一、二句：“砸开万世人间锁，试看奴隶偷天火。”相传火来自天上，是苍天赐予人间的。如今旧社会的奴隶也就是现在的工农兵砸开了千年来的枷锁，敢到天上去取神火。诗人以此来赞赏新式的整军，气势是何等豪迈，若以散文来描述，恐怕需用四五个语句才能说得清楚。

    又如：刘秉彦诗词选中的第78页1948年2月2日七绝·迎乔悦同志母亲进容城：起句：物换星移春复秋。“物换星移”是脍炙人口的成语，用于诗的起句，再加上“春复秋”，从白话变成了颇具文采的诗句。一年又一年，成诗为春复秋，省了一字又押上了韵。

    又如：刘秉彦诗词选中的第91页1946年5月2日，七律“自讽”。诗人已是49岁，自己觉得老了，跟自己开个玩笑，作自讽。第七句：“廉颇遗矢难回日，”廉颇遗矢是典故，廉颇春秋时与蔺相如同为赵国人，两人一文一武辅佐赵王称霸。其时廉颇已老，但要在赵王面前逞能想挂帅出征，而结果一顿饭之间上了三次厕所，出了洋相。此为诗人自我开的玩笑。这一句诗用典节省许多语句。

    又如：刘秉彦诗词选中的第123页，1975年5月16日七绝·出狱还家起句：“破帽遮颜似远游，”破帽遮颜完全引用鲁迅诗起句“破帽遮颜过闹市，”此时诗人心境颇近鲁迅当年，但后三个字不同于鲁迅，鲁迅的诗是怕见人，诗人的诗则是到只不过到远方游历了一场。

    再如刘秉彦诗词选中的第124页七律·归来慢吟，作于1975年5月19日，其时诗人已出狱有感而发，末句为“俏不争春赞雪梅，”此诗之末“俏不争春”是引自毛主席的咏梅诗，主席诗是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而诗之结尾是把自己比作雪地里的梅花，是坚强经得严寒考验的。

    我不想引用诗人更多用典的诗词句，只要你认真阅读就会发现，诗人几乎很少不用典，而典在诗人词句里，已经化作自撰的倾诉真挚感情铺陈绚丽文采的语句。

    秉彦同志大概没有更多的文词遗留给我们，如果像某些领导人把他漫长革命岁月里的讲话，报告或秘书代笔的讲稿，搜集起来成卷成册，那将会成筐成箩。惟其如此彩云夫人灯下含泪辛苦编纂的这本诗词选弥是足贵的，从中我们看到这位可敬可歌的革命浪漫主义诗人，坚定的革命意志，高雅的情趣，诚挚的感情，瑰丽的文采。

    五 宽仁厚重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的恩师秉彦同志是一位革命家，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慈母是位旧社会贤德的夫人，逆来顺受，受尽家庭丈夫的欺压。秉彦同志幼时唯一的家庭温暖就是疼爱他的慈母。当她为了生存和爱子不受欺侮跪地向压她头上的丈夫和上辈求饶的时候，就再三叮嘱儿子长大一定要争口气。遗憾的是在儿子15岁时就因劳累受气过度而撒手人寰。没有见到儿子驰骋沙场建功立业为她争气的时刻，这些我们是从正在撰写《一代儒将刘秉彦》的书稿上读到的。所以秉彦同志自幼没有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怀，慈母的叮嘱化成了他叛逆的性格，而这种叛逆性格是受现实环境逼迫自发养成。直到他进入小学高年级时接受青年进步老师教诲，才明白这是封建社会造成的悲剧。所以他从一开始明白事理便是一位反封建的坚定份子。

    他幼时读的是私塾，一位前清老夫子为他开蒙，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继之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那时的读书是背书，一个人从五六岁到十七八岁正是一生记忆力最强的时候，背上这一大摞古书不是负担，反倒为秉彦同志的旧学、诗词歌赋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5岁时秉彦同志考取了保定育德中学。这所中学与天津南开齐名，都是20世纪初两位在国外游学饱受西方进步思想影响的有志之士创办。学校的老师也都是进步青年，还有个别已是地下党员。他们传播新思想，加之其时已是“九一八”时间前后，日寇占领东北，侵华势力已经潜入华北地区，所以积极宣传抗日，这些恰恰与秉彦同志的反封建思想不谋而合。秉彦同志自幼爱好文学，爱写作自然与文学青年接近，于是参加了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从而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虽读的是法律，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历史与哲学。这与秉彦同志有相似之处，他读的是数学，而自幼熟读历史，对中国历朝历代的盛衰兴亡有着浓厚兴趣，而数学则是经济学的基础。哲学则是包罗万象的，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首先必须要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这就需要有理论指导。秉彦同志参加“左联”，特别是到北平以后，眼界宽了，知识面扩大了。当时的北平，有志青年追求进步无不争读马克思著作。这时秉彦同志既接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反封建主义意识，日寇的侵华现实又激发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二者结合他必须寻求真理和理论指导。正如与他同时期的杨沫在其名著《青春之歌》以自身为典型描述的林道静的道路，很自然地投入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真正的革命队伍共产党。在卢沟桥事件发生之前，他一面求职谋生，一面在北大修读数学，一面在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著作，从而明确了只有跟着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救中国。应该认为这一段经历和生活是秉彦同志以理论来武装自己的时刻。跟着觉悟的提高，他秘密地加入共产党。等到1938年全面抗战开始，他回到家乡拉起了队伍，展开了游击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已经没有条件来阅读马克思，而是有两本书是他刻不离身，一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是《孙子兵法》。前者坚定了他长期抗战的信心，后者指导他如何打仗，从白面书生改造成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两本著作都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所以恩师秉彦同志是一位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思想理论，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读者、实践者，很自然地会带着它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道德习俗去接收、溶化它。那么秉彦同志身上带有哪些固有的呢？由于他自幼读圣贤书，是儒家思想，与他本身遗传的性格，我以为更多的是来自于慈母的善良。就我接触到的秉彦同志为人行事、性格、情趣和爱好体会到的总结出来了四个字：宽仁厚重。

    宽，首先是他心胸开阔，容人容物。从不计较与他相处的人对他有不当的言语行动态度。凡事他都从大处想，不计较细枝末节的小事。他的宽容特别在大风大浪的“文革”期间更为鲜明，乃至于十分的感人。有一件最感人的是与原七机部部长的革命友谊。“文革”前的七机部部长是王秉璋，秉彦同志是他最得力的副部长，是王从三机部重又要回来的。秉彦同志对待部长从来是尊重和服从。或许是秉彦同志过于能干，引起了秉璋部长的别样的感受，甚至在某些方面挟制过他。秉彦同志出狱不久得知秉璋部长因涉及林彪事件已被停职审查，夫人业已过世，生活很为窘迫。某日他带了少数人找到秉璋住处的小屋，敲门见到当年魁伟挺拔的中将，如今已成了干枯憔悴的老头坐在旧沙发上，一见有人来访，站起身迎上，凝视片刻认出秉彦同志，二人激动得相互拥抱，老泪滂沱。对王秉璋而言是意想不到的，而在秉彦同志，则心怀坦荡，听说当年老部长的景况不佳，表示关心给予温暖与安慰。一等坐定，秉璋说：“秉彦啊，当年我可整过你啊！”秉彦淡淡一笑说：“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秉璋没有听明，秉彦又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说：这已是过去的事了，提它作甚。跟着两位战友促膝而谈，秉彦同志嘘寒问暖，不胜关切。以后秉彦同志又去过几次，二人还以诗作和。我怕这段传闻不真实，专门电话向跟随秉璋工作多年的秘书吴忠义同志求证，吴告诉我说是真实的。秉彦同志的探视，给秉璋带去了温暖。这段故事十分感人，而在秉彦同志来说是发自内心，对这位当年的上级遭遇不幸感到难过与同情，完全是自然发自内心的流露。至于当年秉璋是否整过他，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心宽容人，此其一。

    仁。古代儒家的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从仁的字体可以看是二人。孔子说的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其中已包括前段所论述的宽。与王秉璋同志相会，嘘寒问暖备极关心就体现了其中的恕。国家政府对人民要施仁政，与十七大提出的以人为本是一个道理。孔子还说：“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此对照秉彦同志的言行可以说他都做到了。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他言而信，凡是答应过的事总是力争办到；他运用智慧打仗，从事导弹科研生产的组织工作；他勇于作战，累立战功；他在河北省委书记、省长虽然时间不长，他想尽一切办法造福于人民，施仁政，直到他退休后他还兼着扶贫办的领导工作。与他同时工作过的同志和曾经受惠的人都异口同心地感谢他，缅怀他。传记作者丁剑同志到过很多地方采访，所到之处无不对他的功绩和曾经受到恩惠而感激赞扬。秉彦同志已经离开我们17年，知道了解他的人越来越少，而在今年八月是他的百年冥诞之际，河北省委、保定市委、市政府及雄县县委、政府等有关部门无不热心地筹办纪念活动。对照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贪反腐败那些被立案审查撤职判刑的贪官污吏，很多都是职务远高于秉彦同志的，难道不羞愧。我们的党如果再不整治，将会有什么后果？所以这时更要缅怀先烈，向秉彦同志这样的共产主义者学习，树立他的崇高形象，作为党的干部的楷模。

    厚、重。简而言之待人厚道，人品贵重。无论是亲属朋友、老战友、老部下和过去战争年月牺牲的家属，他无不为之鼎力相助，慷慨解囊。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五院时期，距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就是十来年，时常有烈士的遗属找上门来，向刘司令员哭诉，在老家实在过不下去，向老首长要口饭吃。这本是当地民政机关的事。秉彦同志并不推诿，凡来者都嘱我们先安排在招待所住下，再抽空亲去探视问候。这些遗属多数是战士或下层干部，提到他们失去的亲人，秉彦同志哪能记得那么仔细，但地区和牺牲时间他是记得的，只要符合当时的情景，他总是善言问长问短，给予十分的同情、理解和安慰，同时自掏腰包给足他们回程的路费。在招待所稍住几日，熟悉的他还会亲笔给当地领导写封信，希望他们给予照顾，或嘱咐他们找当地民政机关，请其按烈属规定办理。事毕还再三嘱咐我们要跟招待所结清住宿、伙食的帐，由他的月薪中扣除。须知当时秉彦同志少将、准军级的月薪也就是200余元，还有几个读书的小孩，每月来个几次也够他受的。但他毫无怨言，总是备极人情，宁可刻苦自己，从不埋怨或推托。而他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足，我偶尔遇到他的晚餐，其时彩云大姐尚未归来，孩子们是单独吃的，很少见到全家共聚晚餐。他总是由公家为他配备的厨师为他烙一、两张家常饼，炒两三个荤素小菜，喝几口小酒，便是一餐晚饭。他帮别人办事，解他人之难也必是合情合理，不是滥好人，违规的事他是不干的。就如此回为写纪念文章，我告诉航子有个当年的在华北防司的秘书马志清，她的丈夫邸军涛正是秉彦同志的老部下，约莫是个营团干部，大概是命运不济历次运动都挨整，秉彦同志就多次帮他说话，安排他夫妇的工作。当我电话找马志清时，请她写点纪念文章，她立即应声，而且很感动地说，她应该写，刘参谋长对她夫妇的恩情是说不完的。这段时期凡航子能找到的父亲的老部下、老朋友无不爽快地答应要不接受采访，要不写点纪念文章。就如金常政、宓世湘等。还有对导弹科研生产在制导方面做过很大贡献的，最早的研究室主任梁思礼同志（梁启超幼子）。梁已年逾九十，在接受采访时十分感慨，提起当年他随秉彦同志乘火车访苏一路好多天，听刘副院长闲谈当年战争年代的故事，十分激动。他还说了很多有关刘副院长在五院时代的逸闻。这些轶事都会在《一代儒将刘秉彦》中出现。

    秉彦同志的厚道还表现在能容人，能原谅人，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绝不一棍子打死，即使曾经得罪过他的人，他用言行说明他的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心态。就我所见所闻他从未用行政管理的手段来处罚过一个人。即使稍犯错误，他总是劝告其改正。如金常政在这运动开始至终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发过一次言，而外单位送来材料，要求五院划金为右派。后悉金在陪同领导访苏时，有不尊重领导的行为。在这一命悬于天之际，秉彦同志仗义执言：“金不够右派。”一句话给金留下了活路，而且秉彦同志还帮助他在工厂找到一份工作。是秉彦同志实事求是，同时爱惜人才。虽然命运不济，金也吃了不少苦头，到“文革”结束，他参与姜椿芳老师编纂《大百科全书》，最终以《大百科全书》副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几个月前陪竞航采访金，金还十分激动地说：“是刘参谋长一句话救了我。”

    秉彦同志宽厚待人既出于天性善良，更是实事求是、爱惜人才。

    重，是一个量词，而在谈及一个人的人品上，重是凝重、稳重、持重等，都是形容一个人的秉性不轻狂、不浮躁、不自大、不自以为是，而是虚怀若谷，有容人之量，既尊重别人、又尊重自己，是个有分量的人。人品贵重讲的并不是大富豪、大官吏、达官贵人，而是说这样贵重的人并不多见，所以弥足珍贵。

    宽仁厚重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仁”字，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前面述及“仁”字含义极宽，我用宽仁厚重来概括，用之于秉彦同志似很恰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三家的融合。道家本来是老子、庄子的虚无和玄字的学说思想，成为宗教实自《三国演义》开卷五斗米教的张道陵开始，从而有道士、道观。释则是从印度于东汉时期传来的宗教，是舶来品。经过2000余年以儒家思想为主，对后者加以溶化而形成的中国文化。显然自秉彦同志身上表现出来更多的是儒家思想，是固有的传统文化为主。马克思出身于德国，后期生活、工作在英国，他考察调研的是西欧工人运动，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者的学术，继而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时在19世纪的欧洲。待其传入中国必然要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而列宁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发展成为可以在一国或一个地区实现，于是有了苏联的十月革命。而到了中国，革命初期的教条主义者坚持苏联的城市暴动带动城、乡、镇，从而使革命遭到惨重损失。是毛主席的乡村包围城市纠正错误，使革命取得成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根本都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所以我首先强调秉彦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又很自然地与该民族该地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于是我推演秉彦同志是一位宽仁厚重的马克思主义者。

    综上所述，我畅叙了个人的见解而赋予秉彦同志以“宽仁厚重的马克思主义者”这顶桂冠。

    六 无法弥补的遗憾

    恩师秉彦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7个年头，今年8月将是他的百年诞辰。彩云大姐离开人世也已10年，她享年79。虽都是耄耋上下，我总觉得如果没有十年浩劫，这对贤德恩爱的夫妇都会享高寿。

    我跟随秉彦同志工作也就五六年光景，而受益于恩师的则是终身。秉彦同志出狱后在八机部工作时间似乎不长，大部分时间是在石家庄。虽然我去石家庄两次，只是来去匆匆，未能长时间陪伴左右，谈心说话，聆听教诲。终于有一次秉彦同志偕夫人和航子到香港访问游览，我得以追随左右，尽情陪伴，那是我最开心的几日。遗憾的是签证时限也就是五六日。直到他们一行三人离港，我去启德机场送别，未能尽情尽兴。满以为来日方长，还有机会再见，岂料香港回归的次年7月21日，秉彦同志即因心脏病突发遽然离世。读《诗词选》末首有1997年6月30日七律·贺香港回归，依然是诗兴浓郁，心情愉快。启德机场送别时，秉彦同志依然神清气爽，步履稳健，岂料机场依依之别已成永诀。这对贤德恩爱的夫妇大概知道我喜用毛笔写字，特意不远千里携来颇为沉重的河北墨玉镇纸两方馈我，墨玉光晶润洁，在港回京我都置于书案左上方，每日缮写必先注视，睹物思人不胜唏嘘。他们在港时，彩云大姐因秉彦同志年高聪觉稍有迟钝，要我找一家配售助听器的店铺以便用于工作。我当即查找了一家，陪同前往。经测试选择，相中一付，我当即掏出钱来准备付钱，却被彩云大姐拦住，执意不从。其狷介若此不愿他人为其花一分钱，即连老秘书的孝敬也不例外。那么的短暂，现在只要想到就后悔。每次赴京公干，为什么不能拨几日空闲专程前往石市探望。后悔与自责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记得恩师在石卸任省委书记后，依然忙于冀省的扶贫工作，竭尽全力为家乡服务。我曾到石市拜望，受到恩师夫妇热情的招待，曾在石市家里专门以肴菜共进午餐，亲如一家，使我这一老秘书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恩师又频频嘱我在港如有机缘可代为引进外资，我遵嘱找了几项但因港方要求苛刻，而冀方具体承办者颇有私心，我又不便直言禀报，是以未有成果。辜负恩师信任，遗憾至今。尤可自责者，当时曾见恩师书桌陈有多幅书写的行书纸稿。恩师擅书法，尤以行草最使我敬佩，大概是既有天分，又有素养，从《诗词选》书前页，有其手书狱中诗两首真迹。不像现时的书法家行草狂草自创出一格，如天师画符，自以为得意。而恩师书法既有颜体又有柳意，笔触所至皆合章法，但又用笔从容，潇洒自如，楷、行、草自然融合，自成一体。恩师曾与彩云夫人论书画，说过这样一句话：“字如其人，画如其人。”彩云夫人曾补充了一句：“诗亦如其人。”如今我已从这三句话中领会到其中的深刻道理。秉彦同志的诗显示了他的才情和性格，他的书法同样显示出他才情和性格。我在石市见到了他的书案上陈有书法作品，十分爱慕，而未曾开口请他赐予墨宝。究竟为什么，我至今弄不清楚我那时为什么那样迂腐和笨拙，以至于多年来不曾有一幅恩师的书法悬于壁上朝夕瞻仰。这又是一件无法弥补的遗憾。

    最令我悔恨终身的则是1998年7月21日，噩耗传来之时，我虽然当晚含泪写下了致彩云大姐暨子女的唁电，次日发出，却未立即动身前往石家庄见恩师最后一面，向恩师奠祭，送最后一程。只因次日有一个需要我主持的会，几日之后，我因哀思萦脑，后悔不已，即使有天大的会都应该为改变我人生道路三大贵人之首的恩师丧礼让路，悔之莫及，成为我终身的悔恨。我有一种忘恩负义的悔罪感，是无法挽回和弥补的。于是我有个心愿，在有生之年必须要写点缅怀、纪念的文章。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位儒将的风采，尤其是让今天航天事业的第三代、第四代不停发射卫星的精英知道，他们今天的成就与贡献都是来之于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刘秉彦将军，一位杰出的战略战术军事家，为新中国的诞生浴血战斗九死一生的革命英雄，和含辛茹苦一生心系航天事业科学研制工作的组织者，和曾经是封疆大吏为家乡河北以仁为政造福一方的党政领导人。

    这个机会终于来临，当我退休从香港回到北京不久，秉彦同志的幼子竞航来访我，说起了2015年将是恩师百年之祭，要我写一点回忆文章，给了我赎罪的机会。也正其时专业作家丁剑先生随航子来访，不久寄来已经撰写的文稿《一代儒将刘秉彦》，略稍翻阅发现，噩耗传来当晚我写下的致彩云大姐唁电。此稿曾在我前任秘书电脑中储存，想已丢失，我正后悔未留文字，未料一位有心人却于当时即录入电脑，几经改变工作始终保存。及至航子带丁剑先生来访当即取出供作参考，我见之如获至宝，反复阅读又不禁潸然。近日我电话找到这位有心人，原来是我同门师弟赵秉欣同志，虽皆出于恩师门下，却从未谋面。他是怀着与我同样的对秉彦同志无限崇敬的心情，做了这件有意义的事。兹将“唁电”作为附件载于文后。

    七 结束语

    近日，我草撰的缅怀恩师的文字已近结束，想在末页写一段类似祭文的文字，连写数稿都不称心，不是内容与前叙文字重复，便是词不达意，兼之上了年纪文思迟钝，数易其稿，不能成文。再读赵秉钦师弟为我保存的1998年7月23日致彩云大姐唁电，顿悟今时我对恩师怀念之情无异于当日。于是将唁电之称谓和署名略加修饰，正是我今日想写和要写的文词，以此作为全文的结束语。

    文曰：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恩师秉彦同志百年之诞意义十分重大。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恩师和彩云夫妇之形象，时刻萦于脑，抚今思昔，不胜唏嘘。

    我自1952年之春，有幸在秉彦首长直接领导下工作。首遇首长于解放饭店，其时，首长英姿焕发，是军人而儒雅，既威武又可亲。可以想象当年浴血抗战，歼顽敌以建功勋；叱咤风云，驰骋于冀中情景。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地灵人杰，冀中平原哺育了秉彦同志这样的英雄人物。我生也晚，时光尚能倒转，愿追随首长为麾下一卒。55年党中央决定攀登科学高峰，拿下两弹，聂元帅点将，调首长组建五院。秉彦同志自此确定了终生为国防尖端服务，以其高度智慧和豁达大度，不计个人得失，以独当一面之才具甘为辅佐，率领广大科技人员，勇攀高峰。今天火箭多次成功发射卫星，秉彦同志之心血未曾白费。“文革”浩劫，因坚持科研与生产结合蒙不白之冤，入狱七年，黑发壮年成了白发人。见此情景令我潸然泪下，然而，老首长谈笑自若，绝口不言过去，一心向往航天事业，振兴中华。甫出狱贵客盈门，老部下、老战友、老相识，于“文革”中打他的、保他的一视同仁，并无芥蒂，其襟怀若海洋，其心胸照日月。改革开放政策一经发布，彦老率先响应。想他人之不敢想，为他人之不敢为，时时事事不离四化。河北省任内，我虽远离首长，捷报传来，深为老首长庆贺，敬仰之情久而弥深。自彦老退休，偶有来往，体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情怀。今彦老虽去，其功勋将随火箭载入长空，其英名将永驰于华北平原，载入史册。

    秉彦同志宅心仁厚，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对人从无严词厉色，总是温和可亲；不教训人而是以身示范；文思敏捷，倚马成章；勤于思考，锐意革新，所以得人心孚众望。秉彦同志才华横溢、情趣高雅，博采中外古今无所不涉，而又虚怀若谷、勤学不倦。秉彦同志忠贞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四化。彦老是我的学习榜样，他的光辉形象永远铭于心。秉彦同志为党、为国、为民奋斗终生，坚贞不渝。秉彦同志是：

    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抗日英雄；

    敢于创新，精心构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学兼古今，文韬武略的一代儒将；

    坚贞不渝，无怨无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秉彦同志精神永存青史。

    附件：

    唁电

    彩云大姐并步青、若枫、若瑾、若虹、竞航哀鉴：

    顷悉，彦老辞世，如闻惊雷，沉痛之至。本拟十月秋高气爽之际，约三、五旧友趋前探望，以观华颜，以聆教诲，岂意彦老遽然而去，1993年石家庄之行，今成永诀。府上痛失亲人，我等顿失师长，悲念之情不能自已。

    自1952年之春，有幸在秉彦首长直接领导下工作。首遇首长于解放饭店，其时，首长英姿焕发，是军人而儒雅，既威武又可亲。可以想象当年浴血抗战，歼顽敌以建功勋；叱咤风云，驰骋于冀中情景。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地灵人杰，冀中平原哺育了秉彦同志这样的英雄人物。我生也晚，时光尚能倒转，愿追随首长为麾下一卒。1955年党中央决定攀登科学高峰，拿下两弹，聂元帅点将，调首长组建五院。秉彦同志自此确定了终生为国防尖端服务，以其高度智慧和豁达大度，不计个人得失，以独当一面之才具甘为辅佐，率领广大科技人员，勇攀高峰。今天火箭多次成功发射卫星，秉彦同志之心血未曾白费。“文革”浩劫，因坚持科研与生产结合蒙不白之冤，系狱七年，黑发壮年成了白发老人。见此情景令我潸然泪下，然而，老首长谈笑自若，绝口不言过去，一心向往航天事业，振兴中华。甫出狱贵客盈门，有老部下、老战友、老相识，于“文革”中打他的、保他的皆一视同仁，并无芥蒂，其襟怀若海洋，其心胸照日月。改革开放政策一经发布，彦老率先响应，想他人之不敢想，为他人之不敢为，时时事事不离四化。河北省任内，我虽远离首长，捷报传来，我深为老首长庆贺，敬仰之情久而弥深。近几年彦老退休，偶有来往，深切体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情怀。今彦老虽去，其功勋将随火箭载入长空，其英名将永驰于华北平原载入史册。

    秉彦同志宅心仁厚，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对人从无严词厉色，总是温和可亲；不教训人而是以身示范；文思敏捷，倚马成章；勤于思考，好学不倦，所以得人心，孚众望。秉彦同志才华横溢、情趣高雅，博采中外古今无所不涉，而又虚怀若谷、刻意求新。秉彦同志忠贞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四化。彦老是我的学习榜样，他的形象永远铭记于我和我的子女心中。饮水思源，如果我个人还能做一点事情，耳濡目染都是从师长秉彦同志那里学来。

    彦老远去，遗泽永存。当此丧痛之际，务祈彩云大姐，步青兄妹节哀珍重，坚定继承彦老遗志，奋勇向前，以慰彦老在天之灵。

    哀思萦怀，言不及义，特电致唁。

    庄寿仓泣上

    1998年7月23日

    我当秘书还是刘秉彦定的

    黄永富

    2015年是开国将军，曾任原华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和代司令员刘秉彦一百周年诞辰，我有幸与他有过极短暂的接触，曾负责他的秘书工作将近半年时间。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53年7月初，华北防空教导参谋训练队开学典礼时，聆听了他的讲话。现在还能记得一些：国土防空的重要意义，防空部队使用的装备都是一些最新最好的，如米格型喷气式歼击机、最高可以打到一万米高空的高射炮、先进的雷达、配备有雷达的探照灯等等。装备先进的部队，要求司令机关有更高的素质。举办这次参谋训练队，就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华北防空部队各级司令部参谋人员素质，以更好地担负起首都防空的重大责任。

    1953年底，参谋训练队毕业典礼时，刘代司令员再次给我们讲话。这是我第二次见到他。这次他重点讲了关于参谋工作（人员）在军队中的地位、作用与重要性。他说，古典作战例如法国的拿破仑，完全靠“首领”个人决策，通过副官对部队进行指挥。现代作战，必须建立和依靠一个强大的司令部，以准备、组织和指挥战斗。因此，参谋人员不仅要为部队首长提供准确、详细的敌我双方态势的情报，协助部队首长作出决策，不失时机地指挥部队的作战行动。他特别强调，参谋“参谋”重在“谋”，要能给领导出“计谋”。他还说，有时候一个参谋人员的好主意，往往能在整个战役、战斗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听他讲话时，我悄悄地和坐在旁边一起从雷达团来的同班同志说，今天毕业回到部队后，很可能就不再有机会听到这样的讲话了。班长和副班长他们，回防司机关首长身边，经常有机会听他的报告，这有多好。

    我万万没有想到，在首长讲话结束后，吴秀成队长接着宣布，大部分同志哪儿来回哪儿，回到原单位，但由于防司机关需要充实参谋人员，经与有关部门和单位商议，有些同志将不回原单位，分配至防司机关。他宣布了被分配至军务处等单位的人员名单后，没想到最后读出的名单是我和何宝然，被分配至司令部首长办公室。我听到这个宣布，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

    我拿到介绍（报到）信后，一看上面写了三个人的职务和名字，三个职务是：见习秘书、见习保密参谋和保密工作员，见习秘书下面的人名给划掉了，我的名字在“见习保密参谋”下面，由于“见习秘书”的人名划掉了，我被划指为“见习秘书”。本来我应去保密室任“见习保密参谋”，就变为去办公室任“见习秘书”了。

    好些人对我给首长当秘书，觉得奇怪，以为我是否有什么背景。其实，那时华北防司办公室几个秘书：杨悟宝，马志清，都一样何来什么背景。在我之前负责刘秉彦的秘书工作的是钱学敏，大家后来才知道她是钱学森的堂妹，她的这个背景，当时说来可不是正面的东西。在我到办公室报到时，钱学敏早已离开了，我们没能见面。2000年，在一次华北防司老战友聚会活动时，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在一次交谈中，她说起，她与刘秉彦辞别时，曾说到她有个亲戚钱学森还在美国。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最初成立时，钱学森任院长，刘秉彦任副院长。两人还分别兼任一分院院长和副院长。钱学森不会想到，他的一个堂妹，曾经负责过刘秉彦的秘书工作；刘秉彦没有想到，曾经负责他秘书工作的钱学敏，竟然是钱学森的堂妹。

    我是1950年7月，在上海响应陈毅的号召，参军成为雷达兵的。年底由上海防空司令部调归京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来到华北，从上海来的雷达营与北京雷达营合并后，我所在的雷达（连）中队来了一些老同志，如连长、指导员、警卫排长等，他们大多是原205师，甚至十分区的老兵。他们给我们讲了不少关于他们的师长、司令员刘秉彦的事。

    据他们所说，刘秉彦出生在蠡县一个地主家庭，在北平上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1937年他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回家乡搞革命。他回家后，把家里所有的枪支拉出来，并带出十几名长工，到了十分区（当时称五分区）所在，投入了抗日武装斗争。他带出的长工中，有一个名为夏仁义的，打仗十分勇敢，日伪军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害怕，给他起了外号：“吓一跳”。后来，当了205师的警卫营长，华北防司管理处长。

    关于刘秉彦打仗的故事，少不了要提到王凤岗。王凤岗曾是十分区特务大队副大队长，后来投敌当了“皇协军”，抗日胜利以后，这个铁杆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河北省第十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保一旅旅长）。因此，刘秉彦与王凤岗之间没有少交手，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这个王凤岗有个小老婆，喜欢玩机枪，能以“小放牛”的节拍打点射。刘秉彦的部队包围了王凤岗驻地新城，晚间休战，王凤岗的小老婆上城楼，玩上了点射“小放牛”，向我方挑衅。我方不甘示弱，警卫连有个排长，抄上机枪“打”起了“秧歌调”。一边是油腔滑调的“小放牛”，一边是铿锵欢乐的“秧歌调”，战地上演绎了一道别有洞天的风景线。

    刘秉彦两次到参谋训练队讲话，都是杨悟宝秘书陪同，上班后，他给我讲了《介绍信》人名删改的情况。刘秉彦在毕业典礼讲话后问杨秘书，办公室分了几个人，杨说三个，刘秉彦说尽量留给部队，去掉一个，两个就够了。就这样，刘秉彦随手删掉了一人，剩下我和何宝然两人。还听杨秘书说，刘秉彦还关照他讲，他文件少，就让新来的管他的事。

    说实在的，我这样的一个初中毕业生给上过大学的首长当秘书，确实难以胜任。临近春节前，杨秘书和我说，首长让给青岛防司的司令员发一份节日贺电。我一下有点无从着手，未能起草出这份贺电。没几天，杨秘书告诉我首长已自己动手，将贺电发走了。

    一天收到一封原十分区所在一烈属的来信，要求刘司令员给予证明他儿子当年在十分区当兵，打日本鬼子时牺牲的，以便享受烈属待遇。我拿了此信给他看后，他与我说，以后再有此类信件，你们尽管回信证明就是。我当司令员不可能完全认识所有战士，但老百姓都是老实人，不会来冒领烈属身份的。

    还收到过一件厚厚的书稿，是作家王林的小说稿《站起来的人民》。当时刘秉彦正忙于撰写华北防空部队五年来总结，没有时间审阅，就让我给退回作者。最近从网上看到杨福增的文章，后来王林于1955年又找到刘秉彦，请他审阅，这次刘秉彦审阅后提了一些意见。

    我刚到办公室，还有一个小插曲。在参训队时的副班长，他希望我到对空勤务处当参谋，他找了他们处长说了此事。他们处长，也想多要一个人，于是向李佩之副参谋长请示把我要过去。不料李副参谋长听说我是雷达团来的，他说我身边正缺懂雷达的，就留在这里吧。这样一来，更确定了我在办公室当（见习）秘书。

    说到李佩之，不得不说一下刘秉彦的敢于用人。李佩之原是四野部队的，未随大军南下，而留在北平担负卫戍任务。1950年他任208师参谋长时，出了一件大事：驻于朝阳门外神路街的该师生产委员会与私商合股经营的辅华合记矿药制造厂，发生炸药爆炸，惊动了正在召开的政协会议，以致受到撤销（师参谋长）职务的处分。后为刘秉彦所用，先在京津卫戍区防空司令部任情报处长，后改任司令部副参谋长。情报处有个参谋，为留学日本的大学生，曾给日军当过翻译。参谋人员中，还有几个原国民党军起义和投诚人员。1957年空防合并后的整风运动时，就有人指责刘秉彦在用人问题上“右倾”，用了一些有问题的人。那个当过日军翻译的情报处参谋，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和现行“双料”反革命。这个参谋的问题，1955年华北防空党委有过结论，他之所以给日军当翻译，是受党的外围组织安排，不能定为“历史反革命”。而他的“现行反革命”罪行的证人之一竟然是他一个仅三岁的儿子。

    我当秘书，当时有位领导是不很满意的，找干部部要人是他定的名单，没想到原定名单中的秘书，让刘秉彦给划掉了。我在去参训队前是雷达团司令部的收发员，到防司保密室任保密参谋，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要的人，没来报到，以致我当上了秘书。这位领导，曾提出让我上大学去，人民大学的档案系。我觉得自己仅初中毕业文化程度，上大学不够格，没有去。当时，我的工作确实不多，他就让我去保密室帮忙。

    在保密室帮忙，是将以往产生的文件，分类归结成档案文档，因此我看到了不少文件。此前，华北防司由杨成武兼司令员，刘秉彦参谋长实际主持工作。杨成武主要在华北军区上班，每周一次来这里办公：开会或签署文件。我在不少文件上，可以看到“刘参谋长办”的签署。

    后来，刘秉彦撰写华北防空部队五年来总结，马志清与我负责文件校对，就从保密室回办公室了。这份重要文件，基本上是刘秉彦自己动手，处长、参谋提供一些资料，办公室副主任马达偶尔参与一些文字撰写。这也是刘秉彦在华北防司的最后之作。未到6月，他被任命为军委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离开了东交民巷43号和解放饭店。

    刘秉彦对我一生是有影响的，他的大笔一划，让我开始了秘书生涯。尽管与他只有极短暂的接触，仍然让我无法忘怀。在他一百周年诞辰之际，谨以此文，表示对他的怀念！

    2015年7月14日于北京望京西园

    刘秉彦将军在十分区的两则战斗故事

    鹤鸣

    一、初战夹河村

    自从1938年2月，冀中人民自卫军改称“北上抗日先锋队”开辟大清河以北地区以来，各县人民抗战情绪高涨，各项工作迅速开展起来，一些城镇也得到收复，形势日渐好转。但是，这种抗战的大好形势也震惊了敌人。单说霸县城的收复，就惹恼了驻天津日军。因为霸县是天津的东大门，是平、津、保三市的中心交通枢纽，他们下定决心夺回这块战略要地。1938年3月8日，日军派兵西进，再次占领了霸县城。他们安营设防，经营了一阵之后，于3月29日拂晓出击，分兵西进，有200余名日军突然奔向夹河村。

    夹河村位于霸县城西6公里，因蜈蚣河从村中间穿行而过，故名夹河。夹河是岔河集乡的大村，有南北夹河之称。因村子大，回旋余地多，霸县抗日民主政府和第五军分区政治部就驻在这里。鬼子的突然袭击，目的就是妄图毁灭我军分区政治部和抗日政府。

    敌动我动，敌人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们的出击行动早已被我军侦知。驻守该地的正是年轻的北上抗日先锋队特派员刘秉彦。刘秉彦原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大学生，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投笔从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北上抗日先锋队特派员。今天率领北上抗日先锋队一个营和县政府及武委会的武装，先敌一步赶到夹河村。刘秉彦指挥全体指战员立即做好战斗准备，专门等待敌人的到来。

    耀武扬威的敌人刚到达夹河村东北角时，突然迎头枪声大作。袭击者遭遇了袭击，顿时晕头转向，猝不及防。走在前面的20多个日军横躺竖卧地倒下了一片，走在后面的敌人急忙抢占了村北的砖窑高地。出师不利的日军，惊魂稍定之后，也发动了攻势。在机枪、小炮的掩护下，鬼子们摆开了一字形队列向前推进。

    刘秉彦指挥我军坚守阵地，沉着冷静地等待着巧打活靶。日军排着队列向前猛冲。我军埋伏在村西北角，凭借着掩体优势狠狠射击，打得日军又倒下了一片。双方一阵激战过后，我方毙伤日军30余人，战马数匹，缴获机枪一挺。敌人遭到重创，龟缩在几里之外等待救援。

    刘秉彦见此情况，立即派一班长闫凤和带领30余人的小分队，速向东北方临津一带进发，绕到敌后，两面夹击。不料此时，敌人增援部队携带着重炮赶到。为避免重大伤亡，我军便主动撤出战斗。

    敌人见我军突然消失，立即冲进夹河村，挨门逐户搜查八路去向，结果一无所获。气恼的敌人只好残暴地放火烧毁了30多间民房，悻悻地撤回了霸县城。

    夹河伏击战重创日军的胜利消息立刻传遍了大清河北，激励起人们的抗日热情，广大农村的抗日工作更加活跃起来。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抗日政府的号召，挖沟破路，断敌交通，成立人民武装自卫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搞得日军日夜惊恐不安，只好于4月9日被迫撤走了。

    二、突袭“皇协军”

    1938年11月，日伪军共出动6000余人，战车两中队，在飞机的掩护下，以平津铁路为基点，分兵五路向大清河以北地区的固安、永清、霸县、雄县进行大围攻，开始了第一次大“扫荡”。进攻的五路日军，其中有两路直指军分区驻地霸县：一路由天津经王庆坨、堂二里到霸县；一路由固安经牛驼到霸县。敌人妄图用这两路大军分兵合围，将刚刚成立不久的分区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这是年轻的人民政权与敌人重要的一次刚性较量，也是年轻的冀中人民子弟兵首次与敌人进行这样大规模的作战。

    为避敌锋芒，击其懈怠，12月5日，分区机关和霸县县委、县政府主动撤出霸县城，转移到城西下岔河一带村庄。转移的当天，日军本间师团宫升联队进入霸县城。敌人占领县城之后，疯狂地向四处出击“扫荡”。

    在这种情况危急、变幻莫测的形势下，特委书记马载指示：安排好地下党的领导，向大清河南转移。不久，冀中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干部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驻于大清河北的冀中军区独立一支队、独立二支队闻听日军要大举进犯大清河北，群情振奋，同仇敌忾，立即沿大清河堤坝一线严密布防，做好一切战斗准备，迎击日军的进犯。

    11月上旬，协助日军“扫荡”的天津“皇协军”先遣部队先行进占了安次县茨平村。军分区司令部闻讯，立即派独立一支队第一大队（相当于团）大队长刘秉彦率队赶赴茨平袭击敌人。刘秉彦虽然年轻，但他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学生，精于计算，长于推理，善于谋略，深谙兵法。这次袭击伪军，恰恰打他个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中要害。伪军突然遭到袭击后，狼狈窜至永清县大站村。刘秉彦率部乘胜追击，在冀西民军先遣支队孙然、甘春雷部的配合下，乘敌立足未稳，突然将其包围。当日午后4时发起攻击，一营担任主攻任务。营长李大卫指挥四连连长傅子英率全连首先突入村中，打乱了敌人的指挥机关。在敌兵晕头转向，仓皇突围未成的情况下，将其全部俘获缴械。刘秉彦挥兵一举攻克永清县日伪重要据点大站村，全歼伪“华北皇协军”800余人，生俘“皇协军”司令王润峰，缴获长短枪300余支，子弹数千发。

    这次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游击根据地的抗日军民，打破了敌人清剿“扫荡”扼杀我抗日民主政权的美梦，捍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巩固了大清河北的抗日根据地。

    戎马倥偬度青春——记抗日战争时期的刘秉彦

    逸民耕夫

    走向光明

    1935年，北平上空乌云浓浓，青年学生们的愤怒情绪，恰似那即将爆发的火山。

    北京大学的红楼里，早就不能平静了，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们，从课堂里走出来，高呼“华北之大，连一张书桌都放不下”的口号，上街演讲、出版报刊、印发传单，宣传抗日思想。这个毛泽东、李大钊曾经播下革命种子的地方，已经变成了爱国学生运动的发源地。

    在那些积极宣传抗日的学生中，有个特别活跃的青年，他就是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刘秉彦。刘秉彦出生在河北蠡县一个富有的农民家庭中，1934年，保定育德中学高中部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当时，刘秉彦只有十九岁，他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憧憬和理想，那就是将来当个数学家，报效祖国和人民。他也喜欢文学和历史，他的文科成绩，始终在同届高中毕业生中名列前茅。通过学习历史，他了解到伟大的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长期的封建统治，使中华民族处于科学、技术落后、经济不发达的状态。特别是清代鸦片战争之后，伟大的中华民族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凌悔。有一次，历史课程讲到八国联军肆无忌惮地放火烧毁清代园林圆明园时，刘秉彦产生了强烈的愤慨。心中不由得画上了几个问号：为什么神圣的祖国可以任凭帝国主义列强铁蹄的蹂躏？为什么伟大的中华民族不能自强不息？他天真地认为，中华民族的长期落后，主要是科学、技术不发达。数学是打开自然科学之门的金钥匙，只有学好数学，才能使伟大的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他舍弃了对文学和历史的爱好，报考了数学。

    刘秉彦进入北京大学的时候，正是左翼作家联盟非常活跃的年代。中学时期就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刘秉彦，积极参加了“左联”和“反帝大同盟”等党的外围组织。他经常为北京大学进步文学刊物《浪花》杂志撰写稿件，并参与了他们的编辑和发行工作。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

    国民党反动派，派遣许多特务分子，混在北京学生当中，监视进步青年的活动，把他们当共产党的嫌疑分子，加以迫害，或者开除校籍，或者拘捕关押，甚至暗杀。刘秉彦回忆这段充满危险的斗争生活时说，我是学数学的，但参加了新思潮运动，而参加新思潮运动，又是从文学开始的。“左联”使我坚定了对中国前途的正确认识。

    中国现代史上的1935年，是个不平常的岁月。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以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并吞华北的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竟指使何应钦与侵华日军华北司令梅津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把华北地区的主权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还指派一批亲日汉奸，成立了“晋察政务委员会”，命宋哲元为委员长。

    在这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北平的知识界沸腾了。12月9日这天，一万多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民族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的标志。刘秉彦和许许多多的爱国青年一样，走在示威游行队伍里，呼吁出蕴藏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响亮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7年，积压在中国人民心中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激情，终于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这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卢沟桥。驻守在哪里的第二十九路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不顾国民政府“不准抵抗”的命令，奋起还击。从此，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刘秉彦心里升起了希望的火光。卢沟桥上的炮声未停，他就带领六个青年学生，把几车大西瓜送到宛平县，慰问同日寇浴血奋战的抗日战士。接着，他又坐上火车，前往保定母校，发起了支援二十九路军抗战的活动，五天之后，刘秉彦带着大批的慰问品、返回北平，转交给二十九路军的抗日将士们；当他看到抗日战士们拿到慰问品那高兴的样子时，心里感到无比兴奋。

    但是，卢沟桥的抗日烽火点燃不到一个月，继续抱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下令放弃北平、天津以及察哈尔、绥远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北平陷入茫茫黑夜之中，青年学生们的爱国活动，更加困难了。进步报刊被封闭，进步组织遭取缔，不少积极分子被逮捕，党的组织也转入地下。这时候，刘秉彦住在北平一个表叔家里。表叔是中华大学的数学教授，是个严于治学的知识分子，他具有爱国心，同情和支持刘秉彦的进步活动。但是，当时的形势也着实使表叔担心。表叔看到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生被送进铁牢，有的惨遭杀害，就关心地说：“秉彦，现在北平的政治形势吃紧，你还是回老家躲避一段时间吧！”

    刘秉彦没有作声，他对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担心在往下去对表叔的安全有影响，便不声不响地从表叔家搬了出来。这时，天已经黑了，空中阴沉沉的，布满了乌云，一会儿又下起了蒙蒙细雨，西北风一吹，凉飕飕的。北平的街道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路灯也都不亮，一片昏暗。日伪宪兵队搜捕爱国人士和进步学生的囚车，拉着瘆人的警笛，不时从大街上呼啸而过。整个北平笼罩在阴森可怕的气氛中。到哪儿去啊？刘秉彦暗暗问着自己。他摸摸口袋里，还有十块大洋，够吃住一个多月的。到西城区的公寓去！当时西城是知识界的“市场”。刘秉彦骑上自行车，穿过北海前边的街道，来到了西单，住在皮裤胡同中的复兴公寓里。

    学校已经完全停课，北京大学成了日伪宪兵队搜查的重点。许多进步教授和青年学生不能在学校居住，四处流散在校外。面对这种白色恐怖的残酷局面，一些人发生了动摇，对中国的前途丧失信心，思想上陷入了苦闷。刘秉彦从地下党组织哪里弄到一本中央刚发表不久的《抗日救国十大纲要》，如饥似渴地偷偷阅读。这篇时代檄文，对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形势作了深刻分析；指出新形势下，党的任务就是坚持全面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使刘秉彦的信心坚定了：只要按照党指引的道路走，光明就会到来。他就是用这样的信念，去引导那些处于彷徨和苦闷中的战友的。静谧的夜晚，青年学生们聚集在复兴公寓简陋的房间里。探讨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刘秉彦的心情无比激动，但他从不轻易把感情流露于外表，总是循循善诱地告诉那些有悲观情绪和持激进态度的战友；悲观失望，不足为训；抽象地空谈爱国，也赶不走疯狂的日本帝国主义。只有相信共产党，才能走向光明，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的希望。爱国的青年，应当到中国共产党哪里去寻找光明。

    刘秉彦意味深长的谈话，引起不少苦闷青年的沉思。沉思孕育着觉醒。不久，侵占北平的日军要举行入城仪式。这更引起北平人民的强烈反对。但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之却发表文章表示欢迎，刘秉彦气愤极了，便与五位同学到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串联了20多个青年学生，于日军举行占领北平入城式那天，毅然地跑出了散发着污浊气息的北平。当时，他们听说有工农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115师和120师已经开到山西抗日前线。刘秉彦他们打算出城以后，直奔山西寻找八路军。日伪封锁的厉害，西直门外就设了两三道岗哨。他们想法混过敌人的封锁线，经过颐和园，先到了西山边上的黑龙潭小学。学生们都不敢来上学，教员们也都人心惶惶。刘秉彦走上前去，轻轻地叩响了门环。出来的是位20出头的青年教员，他是刘秉彦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时的同学焦省三。焦老师一看刘秉彦带了这么多人来，不用细问，心中也明白了七八分，立刻迎了进去，又把校门紧紧地关上。

    “我们想从这里过去，直奔山西抗日前线”。刘秉彦对焦老师说“不知道这条路通不通。”

    “听说日军已经占领涞源。”焦老师说，“怕是路上不太保险。”

    刘秉彦还是坚持要去，焦老师只好为他们弄了顿饭吃，送他们上路。

    刘秉彦一行20多人，全靠步行，想沿着长城进入山西。他们一出北平市郊，就不断听到枪声。那时已是秋收季节，玉米已经干皮、高粱红了穗子，谷子也弯了腰儿，然而却看不见有人收割，庄稼地里看见的是被日寇惨杀的群众的尸体。一打听，日寇已经突破南口、张家口，占领了归绥、大同、雁门关以及东、西长城各口，路过不去了。刘秉彦一行返回黑龙潭小学的时候，天已暝色四起，昏暗一片了。学校禁闭了大门，刘秉彦只好再次叩门，唤出了焦老师。他们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乘着黎明，又回到北平城。

    这些热血青年，仍然探求着逃出黑暗境地的路子。就在他们冥思苦想找办法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竟然弄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这使刘秉彦喜出望外，于是几个人来到前门火车站，偷偷地登上了开往天津去的客车。天津，也有刘秉彦中学时的一个同学叫王吉昌。在法租界里办了一所高中外语补习学校，当了半个多月的临时教员，又挣了27块大洋。手里有了钱，刘秉彦他们乘坐英国“顺天号”轮船、绕到烟台，到了青岛。青岛市长沈鸿烈是北京大学的老校友，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支持刘秉彦他们的爱国行动。不久，在刘秉彦等人的倡导下“华北流亡同学会”在青岛成立了，为了便于联系更多的流亡爱国学生，他们把“华北流亡同学会”的牌子挂在了交通比较方便的济南市，挂牌子那天，刘秉彦特地花两元七角钱买来白布，贴上鲜红的大字，做了一个同学会的会标，挂在济南师范大学的大门口上。

    数以百计的流亡学生，云集到“华北流亡同学会”大旗的下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580名爱国学生，从四面八方来到济南。这些学生，要求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同与日寇殊死搏斗的八路军战士并肩作战。刘秉彦正准备带领一批爱国学生奔赴设在太原的八路军办事处时，接到党的指示。党组织为保护这批爱国青年学生，决定让他们分期分批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发动群众，掀起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战争。

    刘秉彦遵照党的指示，放弃了去太原的念头，于1937年的9月，经徐州，过郑州，顺平汉铁路北行，打算回冀中老家，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战争。火车还没有到邢台，石家庄已经被日寇占领了。刘秉彦只好途中下车，徒步回到了冀中那块养育过他的土地上。刘秉彦回到故乡后，把村子里的群众组织起来，经常以游击队的名义，截击日寇船只、物资。不久，他们被收归为冀中人民抗日自卫军。很快，当把这只地方抗日武装改编成八路军第三纵纵时，刘秉彦也由“左联”成员转为共产党员，在纵队政治部里工作。春节过后，他被派到独立团第一团任政治委员。从此，刘秉彦投笔从戎，由一个翩翩少年的白面书生，变成了身挎盒子炮的八路军指挥员。

    率兵伊始

    刘秉彦投笔从戎不久，便被党派到第十分区担任司令员。从此，他开始率兵打战了。

    十分区，包括平汉路以东，平津路以南，天津以西，大清河北的平原地带。刘秉彦在十分区指挥武装力量，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使这里成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地区。因此，驻守在北平的日军侵华司令部把这一地区看作是插在自己背上的一把尖刀。在1942年5月的“五一大扫荡”中，冈村宁次把这里作为重要的目标，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我军为保存实力，将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主力部队暂时撤退到平汉路以西。美丽富饶的京、津、保三角地带，成了血火飘荡的敌占区。奉命坚守在这里的刘秉彦和十分区的指导员在硝烟、弹雨和血泊中，经受着严酷的考验。

    1942年秋天，中共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决定在冀中建立“以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苇塘为主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逐步向外扩张，恢复与开展工作”。根据这一指示，十地委当即作出决定，由刘秉彦司令员先率一支小部队，打入大清河以北，以文安洼大苇塘为立足点，开辟根据地，然后以这里为依托，逐步扩大，恢复和发展整个十分区的抗日工作。

    刘秉彦司令员率领的那股小部队，以储国恩为大队长的文安县游击大队为主力，储国恩个子不高，敦敦实实，胆子很大，多谋善断，很会打仗了。刘司令和他关系甚好，亲切地称他为“储小个子”。他家住文安县，自幼在苇塘里编席织箔，打鱼养鸭，对洼里的情况十分熟悉。他担任游击大队长以后，经常神不知鬼不觉地出没在日伪军的据点里。他曾带领一个小分队，夜袭通往文安水乡的咽喉要道姜庄子，用斧头杀死25个日本鬼子，威震全洼。这次，储国恩奉了司令员的指示，带上几名精干彪悍的游击队员，乘着朦胧月色，来到伪军据点苏桥镇。住在苏桥的伪军小队长，早已吓得六神无主，跪求饶命了。储国恩命令他：“我们要渡过大清河，什么时候通知你，你必须把岗哨全部撤掉！”

    “一定照办！一定照办！”伪军小队长点头哈腰地说。

    刘秉彦司令员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带着第一批进入苇塘的部队顺利地渡过了大清河。日伪苦心经营的所谓“钢铁封锁线”，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十分区的指战员突破了。

    初秋的文安洼，正是芦苇吐缨的季节。刘秉彦司令员放眼望去，整个大洼里，无边无际的芦苇，遮天盖地；那连成一片随风飘动的芦缨，像是朵朵白云漂浮；茁壮的芦苇，高达丈余、粗如拇指，密密层层，烟风不透；芦苇丛生、碧水悠悠，可以行船，还时而有呱呱叫的野鸭游过。司令员不由得啧啧赞道：“好一派壮观的景象！这水网交错的青纱帐里，不正是抗日儿女们的英雄用武之地吗？”想到这里，他心胸突然开阔起来。他正出神，同来的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孔亮说：“这里颇像是水泊梁山，看来我们要在这水泊里聚义了。”

    “是有点像水泊梁山。”刘秉彦司令员频频地点着头说，“不过，我们打的不是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而是共产党的大红旗！”

    刘秉彦来到大苇塘，立即着手了解和掌握这里的政治情况。大洼里有好几支武装力量，他们的成分非常复杂。群众说苇塘周围是“红、黄、蓝、白、黑”都有。“红”是八路军，“黄”是日本鬼子，“蓝”是打着抗日旗号的国民党“曲线救国”军，“白”是投降了日寇的白脖子伪军，“黑”是土匪武装。要想在苇塘里站住脚跟，必须首先制服这里的顽伪武装。根据当时的形势，刘秉彦确定了杀一儆百，严惩顽伪，分化瓦解、争取伪军的方针。“杀一儆百，先拿谁开刀呢？”刘秉彦带着储国恩，边查看水乡的地理形势边想着，不由得问了储国恩一句。

    “你是司令员，你说先拿谁开刀，我就把谁的脑袋提来见你！”储国恩拍着腰里的二八盒子说。

    “你是我的编外参谋长，当然要先听听你的意见喽！”

    “要叫我说，先拿王家疙瘩村的两个伪保长开刀。”储国恩说，“那两个家伙死心塌地给鬼子当汉奸，最坏！”

    “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司令员下了命令。

    “行啦！”储国恩又拍了拍腰里的盒子说，“宰两个伪保长，还不像杀两只小鸡？”

    第二天，储国恩就带人把王家疙瘩村的两个伪保长找出来，带到大洼里枪崩了。两个伪保长被镇压以后，洼里的反动势力有所收敛，不少地主豪绅跑到胜芳镇里躲了起来。胜芳镇三面环水，素有“北国苏杭”之称，是个经济富庶，交通方便的重要集镇。胜芳镇长叫薛文彬，是个气焰十分嚣张的顽固分子。他公开抗拒向游击队交粮，并扬言说：“老子有的是粮食，八路军要吃，有胆量自己来取”

    刘司令员想，擒贼先擒王，必须把薛文彬教训一下，才能打下那帮顽固分子的气焰。于是，他把储国恩找来说：“地主豪绅都跑到胜芳镇去了，你是不是到那儿走动走动！”

    储国恩已经猜透了司令员的心思，十分干脆地说：“我早就想给薛文彬那小子点厉害看看！看我去割下他的脑袋！”

    “你去拿下薛文彬的脑袋并不难。”刘秉彦司令员思谋着说，“可你的任务不是去拿人头，而是通过教训薛文彬，慑服其他顽固分子。”

    “坚决照刘司令的命令办！”

    没过几天，储国恩带着30多名游击队员，化装成执行任务的特务队，乘着滂沱大雨的夜晚，插进了戒备森严的胜芳镇，把薛文彬从小老婆的被窝里掏了出来，带到了大洼里。平日气焰嚣张的伪镇长，变成了落汤鸡，浑身筛着糠，跪在地上向储国恩求饶说：“只要留我一条狗命，八爷要什们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

    储国恩按照刘司令的指示，教训了薛文彬一番，并让他签字、画押后，把他放了回去。

    这一招，真灵验。不仅慑服了少数顽固分子，也争取、分化了一批绅士和伪军。他们都按时给洼里的八路军送粮送物。游击队的船只，也可以自由通行，遇上盘查的伪军，只要伸出两个指头。做个“八”字，就都老老实实地放行了。

    从此，苇塘里别开生面。一碧万顷的大洼里修起了苇子造的营房，那苇房前廊后厦，冬暖夏凉；房舍之间，修筑了大小通道和练兵场地，房舍附近，种上了瓜果蔬菜。黄昏时分，晚霞满天，操劳一天的干部战士，荡上一叶小舟，尽情地观赏洼里的迷人风光。指战员们给苇塘起了个别致的名字，叫“小莫斯科”。不久，储国恩又带着游击队员，截击了一艘日寇的包运船，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就在游击健儿们得胜归来、分区召开庆功会的时候、大家为储国恩和吴茜举行了结婚典礼。刘秉彦司令员亲自出席他们的结婚仪式。他同战士们一起捕鱼捉蟹，杀鸡宰鸭，采菱摘偶，搞了一次红红火火，好不热闹的大会餐。有了苇塘根据地的依托，十地委、十分区和行署领导机关，先后搬进了大苇塘。战地医院在苇塘里建立起来，地委机关的《黎明报》也在这里复刊了。分区还架设了两部电台，有一部就设在北平南郊冈村宁次鼻子底下的一家饭馆里。北平的日伪军一有动静，苇塘里马上就知道了，常常打得他们措手不及。地委和分区的一些重要会议，常在苇塘里召开。一望无际的大苇塘，成了指挥全区抗日工作的中心，成为集中抗日游击战的可靠依托地，也成了冈村宁次的心腹之患。为了打击、破坏我军在“三角地带”的活动，日寇集中兵力在大清河沿岸的村庄里设点修堡，天天“清剿”，时时拉网。大清河北岸，更是戒备森严，不仅布满了沟壕点碉，而且设置了数道监督岗哨，号称“一日带三伪，一伪带三夫，一夫带三犬”。日寇夸口说，这是一道“风雨不透，鹰鹞南飞”的钢铁封锁线。

    在这种残酷的局面里，是否坚持下去，开展斗争？有人思索着，有人怀疑着。刘秉彦和十分区的同志们认真领会党关于隐蔽精干，保存实力，转入地下，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反复研究对策。有了！日军扫荡后，村村闻哭声，户户有新坟，这一片片的坟墓不是可以藏身吗？于是，他们在坟地里筑下了许多假坟。这些假坟下面是空的，地面上推成坟头，插上“迎头幡儿”指战员们早上钻进“坟”里隐蔽起来，晚上出来开张活动，刘秉彦住的“坟窑”，是个插了红迎头幡的大姑娘坟。死者的母亲深情地说：“刘司令，让我的闺女掩护你们吧！”刘秉彦钻进“坟”里，见里边点着小油灯，可以读书写字，就高兴地对张永福说：“小张，行啊！把坟窟窿变成课堂了。”张永福是抗先队长，精明干练，办事大胆、心细，又有谋略，司令员对他十分赏识。但他并不满足司令员的夸奖，两眼环顾“坟窟”的四壁，思谋着如何使司令员在“地下”生活得更好一点。他摇了摇头说：“还不行，刘司令。”

    “怎么不行？”刘秉彦问，“外面不是隐蔽好了吗？”

    “我说的是里面。”张永福指了指刘司令的鼻子底下说，“你都长胡子了！”

    长眠在雄县大地的两位开国将军

    郭贺明

    庄严肃穆的米家务烈士陵园，亭阁高耸，丰碑矗立，鲜花开放，松柏参天。在寂静的园林中，烈士英灵得到安息。在烈士英灵的陪伴下，在苍松翠柏深处，静静安眠着两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他们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十分区的刘秉彦司令员和旷伏兆政委。他们在这片热土上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建立了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

    刘秉彦司令员是河北蠡县人，1915年出生。他原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在校学生，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和“一二·九”学生运动。“七七”事变后，他愤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毅然投笔从戎，献身于伟大的抗日爱国战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吕正操的冀中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任特派员。1938年2月独立一团改称“北上抗日先锋队”，奉命开辟大清河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9月，冀中军区第五分区正式成立，1940年8月改称十分区。军分区辖有第27、29、32团三个团和分区警卫营，共有万人以上的主力部队，建立了地委领导下的地方武装第五游击总队和各县大队、各分区小队，并广泛建立发展了民兵武装。刘秉彦先后担任32团团长和十分区参谋长、司令员，同旷伏兆政委一起领导了十分区的抗日战争。

    十分区是建立在北平、天津、保定三大城市之间三角地带上的一块特殊根据地。西临平汉线，东至北宁线，南边是大清河，北到宛平城，南北长100多公里，东西长150多公里，面积700多平方公里。全区包括容城、固安、霸县、永清、新城、雄县、大兴、安次、定兴、涿县、良乡、宛平、武清等十多个县。分区领导机关就设在米家务，刘秉彦司令员和旷伏兆政委很多的时间就活动在这一带的村庄。

    十分区的抗日战争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抗战初期的大发展阶段。经过我党的充分宣传动员，全民参战，抗日形势风起云涌，1938年6月组建了各级党组织和地方政权，这种形势一直坚持到1940年，是抗战的黄金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41年到1943年是遭到敌人残酷扫荡破坏的阶段。敌人实行“蚕食”政策，我主力部队被迫撤离，地方武装损失惨重，敌人到处建立了伪政权，整个地区暂时被敌人控制；第三阶段从1943年到1945年是恢复发展的胜利阶段。由于我党干部坚强不屈的英勇斗争，党组织得到恢复，并建立了两面政权，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根据地逐渐由小块的隐蔽的区域变为大片的公开的游击区，部队可以随便出入打击敌人；特别是开展了地道战后，重建了连片的稳固抗日根据地，直到驱除日寇，取得抗战的胜利。刘秉彦司令员和旷伏兆政委就是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中，同当地军民一起艰苦卓绝地坚持斗争，努力开创局面，不断恢复发展，直至取得最后的胜利。

    刘秉彦司令员从1938年2月到十分区后，自始至终领导并见证了整个军分区的斗争历程，也饱尝了战争带来的艰难困苦，在平、津、保三角地区留下了深深的战斗足迹，与大清河畔的雄县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次，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刘秉彦刚好被包围在杨庄村里，形势十分危急。情急之下，村里的党员干部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办法：当时村里一个村民的女儿刚刚去世，还没有来得及下葬，这位村民听说后立即决定，把自己刚刚去世的女儿随便埋到一个地方，而让刘秉彦躺在棺材里面。为了便于呼吸，村民们还在棺材板上掏了一个小孔，放了一棵向日葵杆，鬼子来的时候，村民们按照当地正式下葬的风俗将棺材埋入土中。鬼子没有发现什么。两天后，日本鬼子走了，村民们赶紧将刘秉彦从棺材里救出来。就这样，在堡垒户的帮助下，刘秉彦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险。

    1941年上半年后，敌人对十分区实行所谓点、碉、路、沟、墙五体的“囚笼政策”，用“分区扫荡”、和“分割蚕食”的方法，经过残酷的反复“拉网”，围捕残杀群众，“搜剿”我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十分区根据地逐步被分割、占领，最后只剩下以板家窝为中心的南北长不过10公里，东西宽不过15公里的狭小地带。部队没有了回旋余地，大部队被迫转移，只留有少量部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伺机打击敌人。刘秉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在十分区，坚持在雄县，领导了十分区军民进行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逐步恢复和发展了这块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在地道隐蔽中，他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呕心沥血写出了长达四万多字的军事报告《战术总结》；在与敌战斗中，他发挥了长于数学精于计算推理的知识优势，带领部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屡战屡胜；在战争实践中，他创造推广了许多适合平原地区作战的战术战法，如地道战、地雷战、挑帘战、伏击战、奔袭战、破袭战等；在敌伪大“扫荡”的艰难困苦中，他精神饱满，以苦为乐，指挥部队在分散中集中，在隐蔽中发展，在运动迂回中克敌，打了许多出其不意的胜仗，拔掉了许多顽固的敌伪据点。他的战法使敌人惊慌失措，他的名字使敌人闻风丧胆，他的作风给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他和战友旷伏兆构成了十分区的光辉形象，是十分区军民爱戴的英雄象征。

    刘秉彦不但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还是一位饱读诗书、满腹才华的优秀诗人。在战斗之余，他满怀胜利的喜悦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妙诗篇。如在1938年11月写下的词《定风波·柳林庄之战》，记述了在雄县柳林庄战斗的激烈情景，表达了胜利转移后的喜悦心情。词曰：

    久惯枪林弹雨声，何妨吟啸战壕行。三翻两跳轻胜虎，刚勇！一身孤胆任平生。战罢寒风吹愈猛，冰冷！归来日暮炮声平。回首厮拼滚打处，恬静，转移阵地了无踪。

    1939年8月，刘秉彦率部队由冀西山区整军后返回大清河北，在八洋庄同日军17旅团增田秀夫大队遭遇，激战一昼夜。战斗结束后，转移到白洋淀休整，精神稍得放松，便抓紧点滴时间，创作了诗歌《七律·夜吟》：

    未临而立意萧疏，

    淀角行吟一丈夫。

    千里漫游黄鹤去，

    六舱轻荡绿荷舒。

    游鱼昨夜破疏网，

    残月今宵沉淡湖。

    心底虽无出世念，

    七情六欲已模糊。

    第二天他在雄县古庄头村岸边下水，畅游大淀，一口气游至安新县西大坞，游程四十里。青春岁月，风华正茂，战斗豪情，荡涤胸怀，诗情词兴，跃然纸上，乘兴即作《西江月·白洋淀游泳》：

    天上一轮明月，

    眼前十里白洋。

    龙王邀我饮琼浆，

    何惧滔滔巨浪！

    有幸烧车横渡，

    再游四十何妨。

    胜如勒马立太行，

    斩浪劈波而上。

    1941年9月，环境十分残酷，部队被迫撤离大清河北，刘司令员心情惆怅，不胜感慨，挥笔写下了《水龙吟·撤离大清河》一词：

    燎原烈火熊熊，网张泊淀歼魍魉。燕京学子，弃文习武，万夫莫挡。北国严寒，愁凝大地，山河板荡。周旋平津保，奇兵突袭，驱虎豹，消毒瘴。挟惊雷，进闪电，起征人，战歌消唱。衔枚疾进，风驰电製，关山苍莽。直捣黄龙，誓驱倭寇，豪情千丈！安危统统忘，再招旧部，重赴沙场。

    1942年11月，部队重返大清河北，刘司令员顿时心情舒畅，豪情满怀，勒马大清河堤，写下了《七律·龙湾村放歌》：

    堤外红林堤下潭，红林带绕好庄田。

    西洼一刬摇钱树，东望天垠铺雪棉。

    政令润滋红杏雨，轻歌婉转绮琴弦。

    天章云锦秋霞晚，雁阵南归又北还。

    1943年3月，一队日本兵和一连伪军到高辛庄一带抢粮，被分区司令部得知，刘秉彦司令立即率部队布置在通往相庄岗楼的大路两旁，切断了岗楼之间的通讯联系，打了一个漂亮的截击战。在激烈的战斗中，刘司令员的沉着指挥，十分鼓舞参战的部队和民兵，战斗结束后，分区《黎明报》刊登了当地群众编的“顺口溜”歌颂此事：

    杨庄阻击真叫棒，高辛庄里捷报扬，

    刘司令员赛过诸葛亮，民兵作战好顽强，

    分区打了大胜仗，八路军英明传四方。

    刘秉彦司令员一直在十分区工作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指挥了解放保定、石家庄的战役，参加了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刘秉彦任华北军区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代司令员，军委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参加了抗美援朝，1955年授少将军衔。1960年后，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导弹总局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81年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代省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在抗日战争中，和刘司令员并肩战斗的是他亲密战友十分区政委旷伏兆。旷伏兆是江西永新人，1914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任永新县文雅乡工会委员、县大队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转入中国共产党，任红18师卫生部政治指导员，参加了湘鄂苏区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1935年他随红二、六军团长征，任46团副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往山西太原，担任方山县县委书记，1938年10月他随程子华来到冀中，先在一分区任政委，后在冀中军区警备旅任政委，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3年3月调到十分区任政委兼地委书记。当时十分区在经过敌人的“梳篦拉网”大扫荡之后，抗战形势非常艰难，敌我斗争十分激烈，斗争环境异常残酷。

    他来到十分区的第二天，正在杨庄村和地委副书记杨英交接工作时，突然遭到数百名日军的包围。为避免伤亡，旷伏兆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分散隐蔽。在杨英和群众的掩护下，旷伏兆匆匆钻进一个仅能容纳一人的设在鸡窝底下的小地洞里，一待就是三个小时。在这个小地洞（老百姓称蛤蟆蹲）里，旷伏兆精神高度紧张，他手持短枪对准洞口，准备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与敌人同归于尽。但敌人进村后，村党支部书记机智勇敢，主动向敌军官大献殷勤，招呼敌人喝酒、吃饭，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消除了敌人的戒备，旷伏兆等人才有惊无险。

    但这短暂惊险的地洞经历，却使聪明过人的旷伏兆天才展现顿生奇想。他一边警惕着敌人，一边想，假如这地洞能通外面该有多好，免得被敌人堵在里面。如果挖长了，再各户相连不就更好吗？从地洞中出来后，旷伏兆对这种以“蛤蟆蹲”躲过敌军“扫荡”的方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分析，觉得这种消极被动的躲藏方式，一旦被敌人发现，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军分区政治部的王锡玲，段清俊等人，就是因为被敌军发现而活活打死在洞口的。“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他在召集分区领导人开会时说：“这些血的教训告诉我们，靠‘蛤蟆蹲’被动躲避是不行的，必须另想能藏能打的有效方法。”旷伏兆提出了一种新的隐蔽方法：将各个“蛤蟆蹲”连接起来成为地道，一个村里的可以连接，几个村里的也可以连接。一个村子遭到敌人袭击，完全可以躲到另一个村子里去；敌人发现一个还有很多个，有百个、千个；地道既然可以藏人，那也完全可以做运兵，储藏弹药，作战等其他用途。

    旷伏兆的天才构想立即得到分区司令员刘秉彦等人的赞同，也很快得到了冀中军区领导的一致支持。十分区立即决定派作战参谋任子木和熟悉本地情况的高荣同志到米南庄村进行挖掘地道的试点工作。

    任子木和高荣到米南庄后，得到了县委和米南庄村党支部的大力支持，支部书记魏树华立即组织党团员、民兵和广大群众配合特派工作人员挖掘地道。他们根据当地村庄的地形地貌，把全村主要道路的地下用“中”字型通道连接起来，在地道内还修筑了防烟、防火、防毒和防水的四防措施。

    旷伏兆自始至终都关注着地道的挖掘工作。对修筑地道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他都一一予以解答，还亲自设计地道挖掘图：将地道挖一段后，再往下挖一米多深，又向前挖一米多长，再往上挖，形成“凹”字形状；往下挖的洞口，是用坚实的“预制构件”木匣子制作成的，预制的木匣子里装满和地道一样颜色的土作为伪装，游击队员只要从下面一推，既可爬出来，也可以让外面的人进入地道；若敌人发现洞口，进入地道，地道内的人可以利用内部设置的观测系统，通过枪眼观察敌人的动向，找机会消灭敌人，让进入地道内的敌人无路可逃。在具体挖掘时，旷伏兆还指示任子木等基层领导，要他们经常向有经验的群众请教，集思广益，取得更大的效果。遵照旷伏兆的指示，任子木等在广大军民的支持下，筑成了结构复杂功能齐全的“地下长城”。

    米南庄地道试点工作完成后，十分区在米南庄召开了地道观摩现场会，在全区推广米南庄的经验。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一套极具现实意义的作战方略，在旷伏兆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得以迅速贯彻实施。整个十分区的辖区内，根据地军民在地下地面和空中建成了一套完整的立体式作战系统，成了八路军与敌军进行斗争的重要依托，在以后多次的反“扫荡”中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十分区的地道战经验，也引起了各革命根据地纷纷仿效。一时间冀中地道纵横交错，组成了复杂的地下长城。人民依靠这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粉碎了日军的多次围剿，给侵略者造成了灭顶之灾。

    残酷的斗争环境，使刘秉彦司令员和旷伏兆政委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尽管他们一个分管军事，一个分管政治，但两人生死与共，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一面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灵活机动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一面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巧妙运用斗争策略，共同抗击侵略者。1943年6月，两位分区领导在胜芳苇塘召开地委扩大会议以后，十分区的斗争形势迅速好转。分区连续打了大清河包运船，孔码伏击战等几个胜仗，拔掉了河西营、昝岗、八洋庄、板家窝等几个敌人重要据点，使这一地区的小块隐蔽根据地迅速连成了一大片，成为公开的游击根据地，十分区呈现出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崭新局面。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十分区部队已发展整编成75、76、77、78等四个团，总人数达到5000余人；农村党支部1300多个，党员发展到2万余人。1945年8月16日，雄县县城解放。

    解放战争期间，旷伏兆同志参加了正太、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的指挥工作，1949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六兵团六十七军政治委员，同年4月，他率部参加解放太原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4年，任十九兵团政委，1955年授中将军衔。1960年任地质部常务副部长，1975年任空军副政委，1978年任铁道兵第二政委，1983年离休。

    关于刘秉彦司令员和旷伏兆政委的身后安排，这两位开国将军生前曾有过生死之约。1945年6月，两位领导派到平南支队当参谋长的任子木，在剿匪战斗中被打中了腹部，但他不感到痛，用担架抬回军分区司令部，夜宿在渠沟镇北的一户人家。为了照顾受伤的任子木，刘秉彦和旷伏兆二人同他睡在一条炕上。当刘秉彦叫睡在身边的任子木时，连叫了几声不见回答，伸手一摸，任子木身子冰凉，已经静静地去世了。

    任子木的突然离去，使大家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夜深之时，刘秉彦和旷伏兆谈到生离死别话题。旷伏兆说：“我们是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我们的一生没带什么来，死也只能赤条条地走。”

    刘秉彦面非常了解旷伏兆的过去，更了解他此时的心情，听后，他觉得也应坦诚地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

    “我们两个人以后死了，一个埋在大清河岸，一个埋在永定河岸，仍然为三角地带的人民站岗。”

    “那我们离得太远了。”旷伏兆流露出生死不离的表情，他说：“如果我们要是在一个战役牺牲了，就同牺牲的指战员们埋在一起，连棺木也不要，清风明月共一丘。”

    刘秉彦十分赞成政委的注意，郑重其事地表明自己的决心：

    “对！生死同穴，这主意好，节约土地啊，我们随时准备这样做，我们死后一定要埋在平津保的三角地带。”

    “要栽一棵树，见树思人嘛！”旷伏兆接着说：“一定要种松树，松树不畏严寒，与霜雪斗，与风暴斗，在斗争中顽强挺拔地生活，很像我们共产党人，不怕一切困难，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

    刘秉彦说：“好，就这样定了。”

    言为心声。就这样，两位情同兄弟的战友在战场上订立了惊世骇俗、超脱坦荡的生死之约。

    1984年春，雄县团委为彰显冀中十分区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让世世代代记住那段难忘的历史，开展了“寻史迹、忆传统、建丰碑”活动，倡议广大团员、青年捐款集资，在当年的十分区所在地米家务修建烈士陵园。1985年春，米家务烈士陵园竣工落成，高大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刘秉彦将军题写的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我想，刘将军题词之时，大概心中就已经确定了生死之约的归宿地。

    1996年6月4日，83岁高龄的旷伏兆将军在北京逝世。得知这一消息，81岁的刘秉彦老人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专程从石家庄赶到旷伏兆的家，按照两人生前之约，同旷伏兆的老伴许更生等人一起为他送行，将他的骨灰安葬在米家务烈士陵园中，并专门栽种了一棵常青松。

    旷伏兆走后两年，刘秉彦将军也于1998年7月21日相随而去。刘秉彦的骨灰安葬在距旷伏兆几米远的地方，也同样栽上了一棵常青松，成就了这段千古不朽的旷世奇缘。

    就这样，两位开国将军为了报答平津保三角地带的人民，为了怀念在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们，为了眷恋他们曾经战斗过的这片热土，为了激励这片热土上的子孙万代永远前进，他们永远长眠在雄县大地，长眠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热土中，这是雄县人民的骄傲，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松涛阵阵，那是他们在开怀畅谈吧！是他们在倾听三角地带人民前进的脚步声，是在勉励三角地带的人民前进，再前进！

    北大才俊和山里汉子

    两位开国将军的生死之约付微

    一个是河北蠡县走出来的知识青年，一个是江西永新的山里汉子。一个参加过左联、考入北京大学，抗日战争开始后投笔从戎；一个是裁缝学徒出身的老红军，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个是军分区司令员，一个是军分区政委；一个后来担任过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一个出任过国家地质部副部长、铁道兵第二政委。

    这是刘秉彦、旷伏兆这两位开国将军的故事。他们搭班子并肩作战，更是写下“生死之约”，去世后相伴魂归冀中平原，永远为这片土地“站岗”。时隔60余年，石家庄野云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希文组织团队重新挖掘出了那段历史，准备将两位将军的传奇人生搬上屏幕，影片将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监制。

    北大才俊投笔从戎打鬼子

    担任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原第五军分区）司令员的时候，刘秉彦还不到30岁。在这之前，他的人生已经堪称惊险曲折了。

    刘秉彦1915年出生在河北省蠡县潘营村，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期，他在号称“天津有南开、保定有育德”的育德中学读书。在这里，刘秉彦接触到进步思潮，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20岁时，刘秉彦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这一年，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数千名北平的大、中学生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刘秉彦积极地投身其中。同时，他在北京大学参加编办“左联”刊物《浪花》，直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

    日军悍然侵华，尚未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刘秉彦满腔悲愤，决定投笔从戎。在晋察冀边区抗日形势最艰险的时候，刘秉彦奉命担任冀中军区第十军分区（以下简称“十分区”）司令员。不久，旷伏兆也调任冀中十地委书记并兼任十分区政委，两人从此搭班子、打游击、杀鬼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好搭档。

    十分区地处北平、天津、保定三大城市之间的三角地区，是抗战时期的一块战略要地。十分区属平原地形，不像山区那样容易隐蔽，虽然有芦苇塘，但是一过夏秋两季就无法利用了。在这里，游击战怎么打？这成了当时最困扰十分区的问题。

    从“蛤蟆蹲”到大型地道

    这时，一个“蛤蟆蹲”激发了刘、旷两人的灵感。

    一天，旷伏兆到杨庄与地委副书记杨英交接工作，正谈话的时候，敌人突然来了。来不及转移，旷伏兆就被当地人藏到一个鸡窝下面的小地洞里。这种洞在当地俗称“蛤蟆蹲”，只能容纳一个人，有敌情时可以暂时在里面躲一躲。旷伏兆就缩在里面，连警卫员都被安排在别的地方。敌人在到处搜索，听着外面叮叮咣咣、翻箱倒柜的动静，旷伏兆在“蛤蟆蹲”里提心吊胆地躲了三个小时。他拿着短枪，随时准备被发现后与敌人同归于尽。

    这次经历，使旷伏兆萌生出一个想法：这种消极被动的躲藏方式太危险了。要化被动为主动，把多个“蛤蟆蹲”连接起来，让它成为有多口出入、能走能打的地道。

    当旷伏兆把这个想法告诉刘秉彦后，刘秉彦非常支持，两人一同完善了“地道战”这个天才的军事构想。很快，十分区派作战参谋任子木和熟悉本地状况的高荣到米南庄，试点挖掘大型地道，还在地道了修筑了防烟、防火、防毒和防水的“四防设施”。

    在后来冀中地区敌后地道战的三名著名领导者——旷伏兆、刘秉彦和魏洪亮（曾任冀中第九军分区司令员）联合署名的《冀中的地道斗争和地道战》一文中也证实，这种俗称“蛤蟆蹲”的隐蔽洞，就是地道的雏形。

    这个时期，中共冀中区委和冀中军区号召冀中人民普遍开展挖地道的活动，依托地道工事在无险可守的冀中平原开展游击战。冀中平原上的很多地方，包括清苑县冉庄、顺义县焦庄户、满城县石井村都成了开展地道战的典型。

    “一溜儿米”的地道战

    米家务以米北庄为中心，包括米北庄、米南庄、米黄庄、米西庄、米宁庄、东大村、西大村等7个村庄。这些村子的名称大多是米字打头，当时俗称“一溜儿米”。

    刘秉彦和旷伏兆原计划用地道把这7个村都连起来，搞一个能防毒、防火、防水的联合地道堡垒，这样，敌人来几个团都能歼灭。根据旷伏兆的回忆录，后来这7个村连通了两个，这两个村都是比较完备的堡垒。

    地道里还有电台和电话。电台放进地道，和上级的联络就有了保障。战士们用麻绳给电台的电线做伪装，做成晒衣服的绳子，这样敌人就无法发现了。领导机关在地道里都有电话。在1945年5月27日与日伪军激战了7天7夜的米家务战斗中，十分区领导分别在东大村和米南庄领导战斗时，就通过地道里的电话及时沟通战况。

    米家务战斗的战况十分激烈，就是后来著名的“米家务反包围”。当时，日伪军从廊坊、霸县、新城、雄县分四路向米家务进行报复性的“大扫荡”，意在消灭十分区的领导机关，并摧毁中心地区的地道网。敌军先包围了米家务的四个村庄，白天进攻，夜间就躲藏在东大村东北角的一个大染坊里，一连七天都是如此。在摸到敌军规律后，当夜晚来临，我军就从地道把炸药放到染坊地下，并从外进攻。经过半个小时的战斗，歼灭了治安军第十八团的大部。此战毙伤敌115人，俘94人，缴获轻机枪6挺、步枪300余支，更增强了大家利用地道战胜敌人的信心。

    生离死别后的“生死之约”

    1955年，刘秉彦被授予少将军衔，旷伏兆被授予中将军衔，两人都成为开国将军。对两人的事迹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华北油田退休教师于永昌说，两人年龄相仿，性格和经历互补，在艰苦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更令人震撼的是，他们曾在解放战争时期定下一个“生死之约”，并用生命履行了承诺。

    1946年10月，在一次北宁铁路炸火车的作战中，十分区平南支队参谋长任子木腹部中弹。这位任子木，就是曾在米南庄探索地道战的那位作战参谋，他作战英勇，头脑灵活，是刘、旷二人十分得力的助手和信赖的战友。

    任子木负伤后，旷伏兆立即派人将他接到分区司令部所在地固安县牛驼镇治疗。由于突发敌情，机关在当晚转移到了渠沟镇东庄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村子里。这天晚上，刘秉彦和旷伏兆就一左一右守着受伤的任子木同睡在一盘土炕上。虽然子弹已经震伤了内脏，但是由于伤口的疼痛并不剧烈，所有人包括任子木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危险的逼近，大家计划天亮后送任子木去手术。

    生离死别就这样发生了。多年以后，刘秉彦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夜蒙蒙亮，我叫任子木起床，连叫了几声，不见他答应，便伸手去摸他的手。一摸，我吓了一跳，任子木同志的手和全身已经冰凉了，看样子他是夜里死的，已经牺牲两三个小时了。因为白天战情紧急，大家立即起床，将任子木的遗体简单整理了一下，就葬在村外的荒野里。”

    打仗死人的事是很多的，但是一个老战友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刘秉彦和旷伏兆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在掩埋任子木之后，两人约定：死后一定要葬到冀中平原，陪伴牺牲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友，永远为这里的人民“站岗”。

    1996年，82岁的旷伏兆因心脏病突发离世。惊闻噩耗，81岁的刘秉彦从石家庄匆匆赶到北京，告诉老战友的家人：“把老旷的骨灰送回冀中吧，我们早有约定。”旷伏兆的家人尊重两位老战友的生前约定和旷伏兆的遗愿，把逝者的骨灰撒埋到了原冀中十分区司令部所在地的河北雄县米家务——即现在的雄县米家务烈士陵园。两年后，刘秉彦逝世，他的家人也如约将他的骨灰与旷伏兆安葬到一起。自此，两位开国将军实现了他们的生死之约。

    （感谢刘秉彦之子刘竞航先生，旷伏兆原秘书、总政办公厅编研局原局长梁德武先生，《雄县志》副主编宋忠臣先生，华北油田退休教师于永昌先生为本文提供资料）

    作家·将军·省长——怀念刘秉彦先生

    汤小微

    天下着雨，好像在哭泣，又像在悼念一位令人难忘的革命者。1998年7月28日，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早期的导弹总局局长、原河北省省长刘秉彦的骨灰安放仪式，在白洋淀边的雄县米家务村举行。

    老战友的生死约

    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房院子里，有座小小的八角亭子，亭中的石碑上刻着刘秉彦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院中有些树木，没有坟头，树下长眠着当年战斗在北平、天津、保定之间“三角地带”、为反抗日本侵略者、为建立新中国而牺牲的烈士们。半个多世纪前，冀中十分区司令员刘秉彦和政委旷伏兆，一对并肩鏖战疆场的骁将，曾在这个小村庄有过生死约。那天，一位支队的参谋长——任子木同志在战斗中负伤，被抬回分区司令部。因为一时找不到撤退后分区医院的新地点，就放在炕上，和刘秉彦、旷伏兆一起休息过夜。天蒙蒙亮了，刘秉彦想叫醒任子木，一摸人凉了，原来他已无声地为人民捐躯了。

    沉沉的肃穆中，旷政委和刘司令员轻声交谈。“人都有这一天……”“人为革命而死，将来我们两个死了，同指战员们埋在一起。”“对，生前为三角地带人民战斗，死后仍然为三角地带的人民站岗！”“上面要栽一棵树，见树思人嘛！”“松树好，不畏严寒，挺拔有力，洋溢着乐观情绪。”……这，就是两位将军的生死约。

    岁月飞逝。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1996年6月1日旷伏兆政委谢世。刘秉彦先生和旷家人一起来到雄县米家务村，将旷伏兆的骨灰撒下，并载下松树。

    两年后的今天，刘家人与旷夫人许更生和当年一起战斗过的从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邢台赶来的老战友，以及当地老房东、老村长、老妇女主任等都齐聚在这里。当地老百姓也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来，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天真烂漫的儿童。老人们诉说着这位战争年代共产党的化身，在当地与敌人巧妙斗争的故事。孩子们戴着小白花，举手敬队礼。人们的泪水和雨水汇在一起，在刘秉彦先生的骨灰上洒下一层彩色的鲜花瓣，培上三角地带的泥土，载上了松树。人们默默地对相邻的两颗松树三鞠躬。

    鲁迅旗帜举得高

    1993年3月，刘老应我的要求，曾用两天时间，侃侃谈起自己不平凡的征程。他慈祥的音容笑貌和传奇的一生，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天津有南开，保定有育德。你听说过吗？”刘老先问我。我只知前者，不知后者。见我是茫然的表情，他接着说：“在保定的育德中学念书，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阶段，至今我还兼任这所中学的名誉校长。”后来我才知道，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等老革命家都曾在这所中学办的“保定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后出国。曹禺也曾在此任教。

    20年代末30年代初，年轻的刘秉彦在育德上学，并参加了地下共产党领导的读书会。刘老动情地说：“当年，鲁迅是我们的圣人、上帝、精神领袖。”一批进步的中学生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蒋光慈、郭沫若、茅盾、高尔基等作家的作品。有一次，读书会里热烈讨论鲁迅的《自题小像》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大家经过争论，得到共识：鲁迅身上体现出中国人民最硬的骨头、最美的性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一天，杨雨祥（现名杨春圃）、郝品芳两个同学约刘秉彦到清静的篮球场谈话。他们说：“学生要救国，鲁迅在文艺界打起了抗日大旗，你愿意参加‘左联’组织吗？”刘秉彦高兴地同意了。后来知道，杨雨祥是本校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支部书记。

    以后刘秉彦利用兼任学校炊事长的身份，在单独住的小屋中，油印“左联”的《小小日报》，自己也写了一张主张抗日救国的作品。几年后，刘秉彦代表保定“左联”支部去北平“左联”开会。为了隐蔽地开展工作，刘秉彦1935年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

    震撼全国的“一二·九”大游行在这一年举行。刘秉彦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在北大参加编办“左联”的《浪花》刊物，自己也写了一些作品。他还兼任交通员，骑上自行车，跑几十里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秘密传送《浪花》，一直到1937年7月末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

    以后，北平到石家庄的铁路中断，20刚出头的刘秉彦步行走回保定老家。胸中燃烧着对日寇仇恨的烈火，刘秉彦以苏联文学名著《夏伯阳》的主角为榜样，拉起一支队伍，组织抗日游击队。刘老谦虚地对我说：“面对日本鬼子的钢盔机枪，至少要经历二三十次考验，才能从紧张到稳定，进一步出主意、想办法，主动创造战机。”从恐惧到无畏，对每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过程。刘老实事求是、毫不回避地说到这一点。

    1937年末，他参加了共产党。

    投笔从戎战燕赵

    冀中平原是“平进门户”、“华北粮仓”，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中，杨成武、刘秉彦两位都是20多岁的司令员，正好驻在近邻的一分区和十分区。他们和各部队一起，在上级领导下，狠狠打击敌人。

    冀中十分区的东部有“红、黄、蓝、白、黑”五种势力。“红”指八路军，“黄”指日军，“蓝”指国民党“曲线救国”的伪军和治安军，“白”指本地“白脖”伪军，“黑”指土匪绿林武装。他们仅仅抓住中日之间是主要矛盾的策略原则，因势利导，灵活运用，创立了在敌人鼻尖下的小块红色根据地。

    胜芳镇是敌据点。这里到处是河湖港汊，有无边无际的大苇塘，东西二三十公里，南北一二十公里，远远望去，像碧云朵朵，铺天盖地。芦苇高大丈余，粗如拇指，密不通风。苇塘里有千形百状的小岛、半岛、沼泽，像迷魂阵。刘秉彦司令员率领部队，由当地游击队领路，进入苇塘。一位战友风趣地说：“咱们像梁山泊好汉一样，要水泊聚义，为民除害了。”刘秉彦笑着回答：“有点像，不过他们挂的是杏黄旗，我们可是高举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大红旗呀！”

    有一次，刘秉彦带领两个连，乘船出苇塘，偷袭天津附近的杨柳青，炸断铁路，在街上散贴传单，演讲宣传。等敌人增援的铁甲车和汽船驶来时，他们已押着俘虏，胜利返回了苇塘。

    日本鬼子恼羞成怒，调来大批人马围剿苇塘。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看见的是一片绿海。而敌人用木杆搭起高架向我瞭望，自己又成了我战士打活靶的“目标”，神枪手们一枪撂倒一个。战士们驾着小船，到处烧草生烟，逗引敌人。水网内泥土稀软，炮弹好多触发管不炸。正好！战士们捞出炮弹，送到土修械所，取下引信，挖出炸药做手雷、土手榴弹用。战士们嬉笑着说：“昔日孔明草船借箭，今天我们是草船借弹！”

    日寇全力围剿，可战士们在苇塘深处一切照常。苇子草泥盖的营房里照样开会。小操场上，照样练兵、打篮球、做游戏。架起的电台，伴着嗡嗡的手摇马达声、嘀嘀的电键声，照样和上级按时联系。敌人逼着千八百民夫割苇子，战士们对空鸣枪，民夫按约定的办法，一哄而散。敌人放火烧苇子，战士们先顺风点火，烧出一片作为防火带，敌人拿战士们无可奈何。

    敌人残酷地大“扫荡”以后，把战士们挖的交通壕平了，实行了点、碉、路、沟、墙五体一位的细碎分割，日军叫“剔抉清剿”，刘老带领战士们针锋相对地开展地道战。

    刘老拿出一本《地道战诗词送》送给我，里面有他写的序和几首烽烟诗抄。他还对我讲了雄县米家务一带两个动人的故事。那里有个被八路军控制的伪军据点。我电台队长阎钧经过长期经营，建立了“堡垒户”，秘密挖了放电台的地道。房东温宝元的高房檐上，电台天线缠进麻绳，上面挂满辣椒和干白菜，谁也看不出来。村子东面有座关帝庙，关老爷后面有两块破砖，阎钧他们把收到的电报逢五逢十日放在砖下。刘秉彦司令员的行踪不定，到时就派贴身的警卫员尹明玉（现在张家口，离休前为某军副政委）跑上二三十里，送出要发出的电报稿，取回上级发来的电文，联系畅通无阻，达三年之久。

    到了1945年春天，日、伪军六千人对米家务一带“驻屯清剿”。敌人觉察了十分区政委旷伏兆的踪迹，加紧“剔抉”搜索。旷政委利用“天（房顶）、地（院落）、阴（地道）三通”，忽来忽往、忽隐忽现地打游击，与敌周旋了三天，并派人找到了邻近活动的刘秉彦司令员。刘秉彦星夜兼程，带两个连来到米家务附近。

    刘老对我说：“当时，我安排部队隐蔽在村外壕沟中，自己带一个班摸进东大村地道，找到旷政委。我们了解到住村敌人是治安军18团3营，黄昏后已收缩进一座染房大院。营连头头睡的好房子都有暗地道口。伪军士兵分散在晾晒的布匹上。我们把两麻袋炸药悄悄放到头目们住的地道口。凌晨一点半，一声巨响，房顶都掀开了。我一个排冲进去，一个来钟头就解决了战斗，全歼治安军一个营，创造了主力军配合地道战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刘老还讲起自己和一个日本“剔抉队”队长伊豆文雄的趣事。刘老说：“1942年在任丘县，我们活捉了受伤的伊豆。我审问伊豆时，讲侵略战争的非正义，谈优待俘虏，他突然跳起来咬了我一口。”1956年，刘秉彦已授将军军衔，到长辛店遣俘训练基地，又遇见了“冤家”伊豆。这时，伊豆已到过延安，经过学习，参加了反战同盟支部。这次，伊豆激动地紧握刘秉彦将军的手说：“首长好！”返回日本前夕，伊豆又给刘司令员写信说：“我俩14年后的重逢，不是奇遇，不是偶然，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必然……”

    故稀伏枥晚霞红

    80年代，刘秉彦从国家航天工业部回到河北这方故乡热土工作。离休后，刘老任河北老区建设促进会名誉会长。他对我说：“我很高兴能聘请到你老伴张振川同志（时为河北省军区司令员）这样一批打过游击的老八路，任老促会顾问。因为这些同志对老根据地的人民怀有很浓厚的感情。在战争年代，河北人民流血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曾在黄泥地上一起滚爬，生死与共，感情无比亲切真挚，”刘老动情地讲到，80年代初，有一为“堡垒户”老房东来看他，讲到老区生活苦，他连夜坐上吉普车进山去看望。

    刘老接着说：“我当省长时对老区、山区就不主张单纯施仁政，发救济粮。要唱国际歌，自己救自己，使群众找到致富的门路。我拥护能源和交通是战略重点的主张，赞成老乡的‘要致富，先修路。’国家批准我省重点项目朔黄铁路和黄骅大口河港公车，这两项跨世纪的特大工程，也是老区脱贫致富的战略性项目。刘老多年来一直为之倾注着心血。”

    刘老回忆起任省长时曾和副省长兼计经委主任兰凯民同志（现也是省老促会顾问），一起勘察上述线路。这条横贯我省东西的大通道，对运出山西的煤炭、开发黄骅港有重要意义，对开发太行老区有很大好处。1984年，刘省长和兰副省长坐吉普车到了平山县靠近山西的小觉村。刘老说：“那里滹沱河水从西向东流淌，车不能驶，我们就步行了30里，勘察线路。后来，我高兴地告诉老领导吕正操老司令员：山西到河北修铁路，可以不过娘子关、龙泉关等山谷隘口。”现在这一工程终于上马，而且不是原来设想的地方铁路，成了国家一级电气化干线。

    勘察黄骅大口河港更富戏剧性。80年代初，刘省长来到沧州黄骅一带，只见白花花一片盐碱荒地。沧州阎国钧专员陪着刘省长到大口河。刘老回忆说：“真像到了白洋淀！到处是水，海潮一涨，和钱塘江一样汹涌。我要到海口去看看。专员找来一条大木船，大浪一来，船就乱晃动。我们向东航行十多公里才看见暗色的十几米深的海水，水质很清。我们认为在这里修港，比渤海湾邻省、市的侯选港口都强。那天，专员在木船上特别准备了几条大木棍，万一浪大船翻，不会水的趴一条棍子，可飘回岸边。幸亏险情没有发生。”

    不到十年，黄骅成了海滨城市，盖起了高楼大厦。黄骅港现在已拥有相当规模的泊位，进一步的工程正在进行。

    刘老缓缓地说：“无论多么苦的山区、老区都能改变面貌。只要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加上好的富民政策。”刘老没有多谈自己离休后，为上述两大工程各处奔走呼吁的辛勤努力。他只随随便便地说：“国务院朱镕基和邹家华两位都在我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时一起工作过，熟人，好直接请他们支持。”

    近年来，刘老和我的老伴不时一起垂钓，看电影。有一次，刘老高兴地对我们说：“等天凉快了，大家一起去白洋淀转转。”他可能又回想起三角地带白洋淀的战斗生涯了。

    80多岁的刘老，晚霞是红艳艳的。这位作家、将军和省长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编后记

    2015年是刘秉彦将军的百年诞辰，又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省市相关部门联合推出了“纪念刘秉彦将军系列丛书”，《从学子到将军——刘秉彦纪事》便是其中的一本。

    这部书稿，主要以刘老的文章为主，共编为四辑，基本上包括了刘老对各个时期的回忆和见解。书后，收录了几位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和记者、作家写的人物特写，以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一代儒将刘秉彦将军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

    从散乱于各种报刊的文稿中汇集这本书，是一件繁杂的工作，感谢为此付出艰辛汗水的朋友们。我们知道，这也是一种感恩和纪念，刘老生前惠泽八方，很多人闻知要编辑出版《从学子到将军——刘秉彦纪事》一书后，纷纷相助，整理文稿、编辑校对，夜以继日，令人十分感动。

    重温这批文稿，或许让人更能深刻地理解血脉传承的涵意。这是一种品格，更是一种精神。当一个人离世几十年后，无论是家乡，还是生活工作过的地方，人们还在回忆着他，纪念着他，传颂着他，为他动情，为他流泪，这是多么真挚朴素的感情啊！

    从学子到将军，刘老的一生是辉煌的，也是平凡的，它是历史的一个断面，更是岁月的积淀。

    百年华诞，遥寄英魂，请读者朋友们，与我们一起，再重走一次将军的人生之路吧。

    编者

    2015年6月

    刘秉彦生平大事记

    刘秉彦同志生于1915年5月，河北省蠡县桑园乡潘营村人。1928年7月至1934年7月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1931年冬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参加了30年代的学生救亡运动。1934年7月至1937年7月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学习，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并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投笔从戎，献身抗日战争。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至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特派员，冀中五分区组织科长、政治部主任、团长，九分区33团团长、司令部副参谋长，十分区司令部参谋长、司令员。1938年10月9日指挥33团在张陀战斗中歼灭日、伪军500余人。1940年在抗大二分校学习。参加过百团大战，并组织过大清河北战役。1942年在粉碎日寇“五一大扫荡”中指挥第十军分区主力，在平、津、保三角区歼敌5000余人，开创了“模范抗日根据地”。

    1945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二纵队参谋长、党委常委，第二旅长，指挥和参加了固安保卫战、胜芳保卫战，两次歼敌1.6万余人。后又任20旅旅长、党委常委，华北205师师长、党委常委。参加了1948年保北战役，攻克容城县城，全歼赵煜昆部1470余人。唐河阻击战击溃傅作义部12、15两个骑兵师，参加指挥大清河北战役，全歼92军一个加强营。参加了平津战役，参加指挥了解放保定、石家庄的战役。

    1950年至1960年，任华北军区防空司令部参谋长、党委书记、代司令员，军委防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党委常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参加了抗美援朝战役，指挥防空作战歼落敌机107架，完成了保卫清川江大桥和铁路公路交通的任务，并负责组织了华北防空军的轮战和团以上干部的赴朝实习。

    1960年至1981年12月，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导弹总局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委委员，第八机械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他在工作中勤勤恳恳，呕心沥血，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刘秉彦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长期监禁，与林彪、四人帮做了坚决的斗争。

    1981年12月至1988年5月，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人民政府省长、第六届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3月至1993年3月，任政协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95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离休。离职休养后，他仍然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河北省的建设，积极支持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的工作。严格教育子女爱岗敬业，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刘秉彦同志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是第一、第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独立自由二级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刘秉彦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战争年代，作为我军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他九死一生，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无私无畏，大义凛然，斗争坚决，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英勇气概。

    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大是大非面前，思想敏锐，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河北工作期间，参与领导了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保护老干部工作。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政治、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他对党忠心耿耿，无私奉献。他一生坚持真理，勇于为真理而献身。他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作风正派，艰苦朴素，一尘不染，表现了共产党入的党性和胸怀。他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从不追求个人的名利和地位。他一贯顾全大局，坚持原则，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善于倾听不同意见，注重实践，注重调查研究。他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首位，把人民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中。他爱护干部，珍惜人才，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生活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从不搞特殊化，从不为自己谋私利。

    他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对工作极端负责，勇挑重担，忠于职守，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他勤奋好学，善于接受新生事物，活到老学到老。他平易近人，团结同志，作风民主，公道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和高风亮节。

    刘秉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老党员、老干部，是我省党的事业的一大损失。刘秉彦同志的崇高精神和卓著功勋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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