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在他所处特殊时代形成的国家利益观，以及由此指导下的新中国国家利益实践中的诸多经验教训，并没有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而完全丧失其应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在新中国追求今天的国家利益实践过程中，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及其实践得失成败和是非曲直的认真总结与反思，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科学态度的一种重要表现。
【关键词】毛泽东 国家利益观 科学态度
30多年前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毛泽东的时代也被宣告结束。从此，历史的车轮将中国人民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今天，我们只要以科学和严谨的态度与精神，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科学地总结、真正地汲取，我们就既能在继续争取与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避害趋利，又能在维护国家利益实践问题上多留给后代子孙可供借鉴的经验，而少留给后代子孙需要汲取的教训。唯有这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真正具有实现的希望和可能。
一 研究毛泽东国家利益观不能以假设作为基本思维和判断依据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为建立、巩固新中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国家利益观对中国国家利益实践的谋求和维护，影响深远。因此，自从他逝世以来，对其在领导中国人民谋求国家利益实践过程中得失成败、功过是非的评价成为学术界、理论界以及普通民众中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本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但在这些评价的背后不时隐藏着一种不太正常的现象，即有一些人往往喜欢用虚拟的假设来对毛泽东的某些思想或实践进行探究。
如有人假设：假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就不会同美国对抗起来，这样，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就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了。再如有人假设：假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不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方针，新中国就不会在刚刚成立之初就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处于一种非正常的状态之中，这样，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会实现最大化。还有人假设：假如毛泽东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不存在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的话，新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外交利益就不会遭受到很大的挫折和损失。同时，新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也不会不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样，新中国在处理国家各层次利益关系问题时就不会出现把经济利益放在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之后的问题。更如有人假设：在与美国的关系问题上，“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自己定位于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就有可能会利用华盛顿对莫斯科的恐惧而寻求到美国的支持”[112]。“假如毛泽东不选择‘与美为敌’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的时间就是1950年而不是1971年，那么北京就极有可能会运用其已经获得的否决权得到有利的条件；假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有着正常的外交关系，那么北京就会发现自己不会被拖入一场越南的战争之中；假如没有美国努力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并极力保护印度公司的话，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必要与印度打一场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为敌的代价是沉重的。”[113]在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假如毛泽东能以更少的对抗的方式处理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么新中国就有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保留苏联对其最大程度的支援；假如毛泽东意欲增强中国对于苏联的独立性方面不是通过激烈的和生硬的方式，而是通过理性地培养建立与英国、印度、日本、法国，甚至美国的外交关系的话；假如毛泽东能通过工作使莫斯科相信苏联是盟友的话——或许通过对1958年作出炮轰沿海岛屿的决定时给予莫斯科以忠告性的通知的话，或许通过礼貌的而不是尖刻的方式拒绝1958年苏联提出的有关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要求的话，情况可能就会是另外的一番景象”[114]。像如此这般的假设在一些人的眼里还有许许多多。在这些假设者看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不少举措好像都错了。似乎毛泽东的智慧、能力和水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远远比不上今日的一些评头论足者。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一些人们看来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会值得毛泽东时代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那样乐此不疲地去执著追求。
笔者认为，在对待毛泽东在争取和维护新中国国家利益的诸多政策策略时，不能使用假设的语句，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叙述历史不是写小说，不能由我们自由想象”。[115]就是说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尽管利用假设的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在自然科学领域早已有之，在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也不乏其例。但是，把这一方法运用于历史科学就显得十分不妥，因为人们常常把只是发生在过去的人或事及其与之相关联的现象才称为“历史”。况且，人类社会的历史并不是一条直线发展下来的，也不是任凭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肆意摆布就可以造就出来的。按照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来看，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本身和自然界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如果历史能够依据个别人的主观意志随意假设，那么，历史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复杂性的特征，人类社会已经过去的生活也就由于千篇一律而变得十分简单、单调和乏味了。如果这样，开展历史问题的研究也就没有任何必要了！所以，评价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必须首先承认它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必然性，然后才能够谈得上对其展开研究和探讨。杜甫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或许会对这样的假设性探讨有一些启迪。
二 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国家利益观要实事求是
综观这些年来人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概括起来，无非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为谋求新中国国家利益实践所做出的贡献可以说是功高盖世，成就卓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中就错误不断，失误连连。如果不是中共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尤其是邓小平等的努力，其错误可能会更加严重，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损失和灾难也可能会更加巨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综观毛泽东革命的一生，既有辉煌灿烂的一面，也有失误错误的一面。两者有时相互交织在一起，有时截然分离，只是在有些阶段正确的方面占据着主导的地位，但在另外的阶段中其错误的方面就成为主导的成分。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
笔者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评价绝对不能用非此即彼的简单方式，必须实事求是。毛泽东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其国家利益观对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实践一直产生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对其国家利益观的评价就必须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依据，既不溢美，也不贬损，努力做到客观公正。
首先，应将毛泽东国家利益观中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部分继续发扬光大。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绝不能因为毛泽东在晚年犯过政治错误就因噎废食，从而将他在国家利益谋求方面的应有贡献全盘否定，甚至一笔勾销。尤其是他的国家安全利益思想、政治利益思想和文化利益思想等。对于他的政治错误必须予以澄清和批判，但对于他在争取与维护国家利益中业已形成的许多好的思想和成功的实践经验，则必须予以认真总结，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为我国今天的国家利益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其次，应将毛泽东国家利益观中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观点和实践彻底抛弃。在此需要重点把握的问题是，不能因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就不承认或者讳言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把解决国内的许多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希望，主要付诸“政治运动”这一不适合和平建设时期要求的途径之上。虽然其主观愿望是试图把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充分调动起来，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正是由于这样的途径和手段，才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比沉痛的灾难。另外，毛泽东把解决国际上的不少复杂问题和棘手问题的希望基本付诸“世界革命运动”这一特殊的方式之上，其结果就造成“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在北京由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制造的万人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严重事件。与此同时，还发生造反群众砸印度、印尼驻华使馆和准备冲击缅甸驻华使馆的事件。这些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革命”的味道，而事实上正是这样事件的发生，才使得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在这一段时间之内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境地。这些都是我国在处理今天的国家关系问题时需要认真加以注意和汲取的教训。
三 评价毛泽东国家利益观要以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为主要目的
毛泽东作为新中国国家利益实践的探路者和开拓者，尽管在造福中国人民和争取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等方面功勋卓著，但他也并非圣人、神仙，毫无疑问，他的国家利益的思想和眼界也不能超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范围。如果一切都以今人的眼光来要求毛泽东，那恐怕毛泽东就真的不是个历史人物而只能是个神仙了。所以我们今天评价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一方面是要搞清楚毛泽东有哪些错误和错在哪里，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对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中功过是非的评价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为今天的现实国家利益实践提供启迪与借鉴，从而避免毛泽东曾经走过的弯路和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利于我们今天做得更好，这才是评价的真正目的所在。如果像多年来有些人所采取的那种嘲笑、讽刺、挖苦甚至无中生有地诋毁的态度（如在主权问题上的“神经过敏说”，在人口问题上的“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在“大跃进”运动的后果问题上的“饿死一千万、三千万、五千万”之说，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阶级斗争说”，在对外关系问题上的“革命外交说”，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问题上的“得不偿失说”等），只是一味地停留在对其指责或者不满之上，即使研究得再多、再深入，探讨得再全面、再系统，其结果恐怕也仍然是于事无补。如果长此以往，除了给后代子孙继续留下“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遗憾和教训之外，还能留下些什么呢？
笔者认为，我国这些年来在极力实现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国家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方面存在的问题，确实需要以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为鉴进行一些思考。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当代中国面临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中国在谋求国家利益过程中面对的新的威胁和新的挑战，也并不亚于毛泽东时代所面对的压力。如在意识形态领域，虽然“中国仍然坚持不以姓资姓社划线，但是，良好的愿望并不能重合世界的现实。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其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将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新老意识形态的挑战，“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的霸权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的冲突。围绕主权和人权的斗争，是冷战后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新特点”[116]。在文化安全领域，“中国今天的文化建设在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文化威胁，更加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117]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在市场经济主导的国家中，谁占有较多的世界资源，谁就有较快的发展和具有较强的实力；谁具有实力，在这个世界上才具有更多的发言权”。[118]这样，中国要想在现时和未来国际利益的大角逐场上争取到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和斗争就不可避免。可以想象，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不讲究应有的斗争策略，不懂得必要的斗争策略在谋求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意义，不但在国家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需的许多利益会变得可望而不可即，而且已经取得的利益还会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新一轮的强势博弈之中丧失掉。在这一方面，我国确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
总之，当代中国人应当正确地看待和评价毛泽东国家利益观。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所说：“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119]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懂得这样一个深刻道理，即“作为后继者，没有理由抱怨探路者的‘浅薄’，也没有理由嘲笑探路者的失败，更没有理由否定探路者的功绩。抱怨探路者‘浅薄’，只能说明自己幼稚；嘲笑探路者的失败，只能证明自己的无知；否定探路者的功绩，最终被否定的将是自己。有人对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一事颇有微词，这丝毫无损于毛泽东的伟大，只能证明他们的渺小。要知道，后继者的责任不在于指责探路者，而在于吸取其成功的经验，汲取其失败的教训，继续探索，直至成功”[120]。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真正把握的问题就是：就一定的意义来讲，在新中国谋求现在和今后的国家利益实践中，“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21]。如果不懂得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多年来所反复强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精神实质所在，也无法从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和国家利益实践中总结与汲取到深刻经验和教训。我们应谨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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