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萍

    郑萍，教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日本左翼思潮研究。

    【摘要】村田忠禧是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终身教授，日本当代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堪称日本毛泽东情结最深的学者之一。本文采取对话形式，通过介绍村田忠禧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开始的毛泽东研究经历和他对相关热点、焦点问题的看法，为中国学者了解日本毛泽东研究的整体倾向、回视自身的毛泽东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村田忠禧日本 毛泽东研究

    一 日本的毛泽东研究概况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与日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甲午战争一直到今天，日本与中国的关系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面貌和状态。近代以来，日本不断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造成严重灾难，而日本人对毛泽东的认知，却又恰是在这种战争背景下起步的。日本的毛泽东研究与日本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情结、与日本的社会思想潮流，以及日本作为中国的邻邦所持有的特殊心理，紧密地纠结在一起。

    1945年以前，日本人以1927年的国共合作破裂为契机，开始注意到毛泽东；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毛泽东逐渐成为日本相关方面关注的重点；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毛泽东更是成为被关注的焦点。这些关注毛泽东的人，既有左翼，又有非左翼和右翼。相比之下，左翼力量较弱。

    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虽然中日关系经历曲折，但日本思想界的主流基本是左翼思潮，他们对毛泽东的研究构成了日本左翼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日本呈现出强化和上升的曲线。日本不但出版了大量研究毛泽东的相关论著，而且编辑出版了最翔实的毛泽东著作汇集本——《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日本战后几十年的发展，日本思想界的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的表征就是，左翼思想逐渐淡出主流地位，而非左翼乃至右翼思潮开始凸显，随之日本的毛泽东研究也呈现淡化和弱化趋势。在强调研究科学性的学术大环境中，毛泽东研究一方面真正进入了实质性研究的阶段，另一方面也为一些右翼的研究提供了空间。这种所谓右翼的毛泽东研究，在整个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史上很难界定它的地位和作用，但它在今天这个时代背景下，的确也不可避免地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冷战结束前后日本毛泽东研究出现的这种淡化和弱化局面，是与战前一代人开始离开世界、战后初期出生的一代人也逐渐退出一线有密切关系。2013年7月30日，《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的主编竹内实去世。可以说，竹内实本人以及他主持汇编的这套资料集，极具代表性和象征性。如果我们把这套资料放在日本文化史的大背景中来进行解读的话，会发现它能折射出多重的符号含义：它反映了日本人注重实证的研究风格，也凸显了毛泽东在日本这个东方邻居中的特殊地位，还预示了日本人在内心深处对英雄的崇拜情结。而竹内实的去世，或许可以看作日本的毛泽东研究从左翼研究占主流转向非左翼研究凸显这一学术思潮转型基本完成的一个标志。

    而另外一位与毛泽东研究情结很深的学者是村田忠禧。他是《毛泽东集补卷》的主要编辑者，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终身教授，日本当代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毛泽东研究专家。2013年9月5日，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前夕，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毛泽东思想研究室邀请到村田忠禧，举办了小型学术座谈会。座谈会由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主任王宜秋主持，来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际思想评论》编辑部、政治与国际战略研究室、国外共产党理论研究室等的研究人员参加了座谈。交流涉及许多毛泽东研究领域的热点和焦点话题，现将部分内容整理如下。

    二 与村田忠禧教授对话

    毛泽东思想研究室（以下简称“毛研室”）：村田先生，您堪称当代日本毛泽东情结最深的学者之一。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您就参与了竹内实先生监修《毛泽东集补卷》的主要编辑工作。这套10卷本的《毛泽东集补卷》与之前出版的《毛泽东集》，基本代表了20世纪日本毛泽东文献研究的最高水平，在国际上影响很大。此外，您还发表了大量的毛泽东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的相关论文，现在回过头来看，整体上您如何评价毛泽东？

    村田忠禧（以下简称“村田”）：毛泽东是了不起的伟人，他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领导进行的土地革命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毛泽东的另一个贡献是，把民族解放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结合起来，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也正因为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分开对待的思想，因此赢得了当时众多日本青年对中国产生的亲近感。在当今时代，也不能抛弃国际主义，应该提倡新时代的国际主义，即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而要解决目前中日间的民族情绪对立，也要分清政府和人民的区别。

    毛泽东希望中国发展，并且快速发展，但是，在中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毛泽东的这种愿望与中国落后的现实之间出现了不相符。究其原因，是因为毛泽东不懂资本主义的缘故。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只限于书本知识，他在思想上始终坚持从马克思、列宁乃至斯大林那里接受的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但却不了解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活力，因此，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犯了本本主义的错误，最终导致了他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所犯的错误。

    毛研室：国际上和中国国内都有一些人试图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您对此怎么看？

    村田：中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这样可以避免政治上的对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实现快速发展并取得可喜成就的原因，正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了政治稳定的缘故。

    毛研室：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或中国大陆以外所谓披露毛泽东真相的论著频频出版，受到广泛关注，对一般民众乃至研究者都造成一定影响。对于这种现象，您怎么看？日本的研究界有哪些反驳的声音？

    村田：不要过度迷信海外的毛泽东研究，因为其中不乏丑化、歪曲毛泽东的书。国外出版的东西可以看，但中国人要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不要认为国外的东西都好。现在中国有些年轻人，甚至大学教授也骂毛泽东，这是因为他们太不懂历史，不懂毛泽东，他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太肤浅。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在于中国现在的研究方法、宣传方法上存在的问题。这也迫切要求研究者重视史料研究，正本清源。

    现在日本研究界存在一种倾向，即谁骂共产党，谁骂毛泽东，谁就受欢迎，这种现象很普遍，这造成日本学术界对毛泽东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把毛泽东当做万恶之源的基础上展开，而这又影响到一般日本人对毛泽东的理解。因此，为了驳斥那些对毛泽东的不实言论，还原给日本人一个真实的毛泽东，我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1997年我翻译了毛泽东生前身边工作人员林克等人写的《历史的真实》一书，以此来批驳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之后，2007年9月又在《中国研究月报》上发表书评，对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中，“透过四人帮的有色眼镜描写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进行了批驳。

    毛研室：西方国家、日本甚至于中国国内否定毛泽东、丑化毛泽东、“去毛化”的倾向很严重。而在中国的毛泽东研究界又存在引进多、输出少的现象，中国主流学者的研究成果，比如《党史》二卷等，在海外引起的反响远远不够，被介绍到国外去的更是不多。对此，您有些什么建议吗？

    村田：我认为，中国学者应该在向全世界人民介绍真实的毛泽东这项工作上多付出努力。中国自1978年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党史研究、毛泽东研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大量档案的公开，毛泽东研究取得了很大进步。比如，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金冲及先生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我认为，这本书的出版很有意义。它是当时中国最权威的毛泽东研究著作，运用的材料丰富，分析也客观。所以，我与黄幸先生等人把它翻译成日语，分上、下卷，分别于1999年、2000年出版。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广大日本人民看到这本书，但是，遗憾的是，日文版出版后，在日本社会没有引起相应的反响，甚至连为这本书写的书评都没有见到。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出版的研究成果，往往认为它们的宣传性太强。相反，现在日本翻译出版的西方作品，反映真实中国的论著并不多。

    相对于民国史研究的丰富成果，党史方面的新成果明显不多。我建议中国的研究者，特别是著名专家、权威学者应该利用自身丰富的学术积累，撰写一些面向世界的简明易懂、内容丰富的书籍，向日本、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真实的中国，了解真实的毛泽东。这不仅是学术活动，还是“政治任务”。但是，目前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著作多是面向中国国内读者的，并且论述方法上也让人感觉欠缺客观性。

    毛研室：您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与中国学术界交往很多，比较了解中国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对于现在中国的毛泽东研究，您还有些什么意见或建议吗？

    村田：我认为要重视进一步整备研究环境，加强实事求是的学风，促进学术研究发展。首先，中国学者应该在文献研究上加大力度，尽量用史料来说明问题。在研究中更加重视原典，注意使用资料的原件和经毛泽东修改后出版的《毛选》两种版本，这样才能保持研究的客观性。现在中国的毛泽东相关研究成果中，阐释毛泽东思想的论著多，但真正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史的成果并不多。换句话说，就是把研究搞成了宣传工作，而不是学术研究。这是非常遗憾的。我在与中国学者交流的过程中得知，他们也很赞成重视原典的研究态度，而实际上也有很多学者是这么做的。举个例子。我去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查档案时发现，去查资料的人中最多的是中国大陆学者，其次是来自日本的学者，之后才是在台湾的学者。所以，这些年，民国史研究很活跃，成果也很多。

    其次，应该继续认真搜集整理资料，但是，21世纪以后中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太多。举一个例子。2010年9月，我在西藏博物馆看到一封达赖写给毛泽东的信。但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以及《西藏工作文献选编》等相关文献和大事记等当中都没有收入。于是，我把拍下的照片发给相关专家，他们认定那封信是真的。据说今年将要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年以后）中会收入进去。我认为这件事也说明，档案搜集工作还可以加强。再有，还需要更进一步公开档案，让普通学者能平等地享受资料使用权。

    中国革命是值得全世界人民研究的历史上的伟大事业，中国更多地公开档案，不仅可以让中国学者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还可以让世界人民从各个角度来研究中国、了解中国，这是一件好事情。总之，我们可以本着追求真理的宗旨，多视角地研究中国，提倡百家争鸣，来促进学术发展，还要吸引更多优秀学者来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毛泽东。

    毛研室：我们都知道您做学问的态度是客观、公正、严谨的，成果也很多了。关于毛泽东研究，您今后还有什么打算？

    村田：我很希望找时间认真总结一下自己的毛泽东研究历程，因为毛泽东和他的时代，曾经深深地影响过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无数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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