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 白启鹏

    刘洁，女，博士，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白启鹏，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民族性这一主线。以往，学术界将民族性界定为民族形式，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相结合进而达到融合。对此，笔者认为，民族性应该包含民族主体、民族形式、民族精神等基本内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备的基本条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经历了由外来文化到“本土化”的重大跨越，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的指导思想，这主要是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民族性这一主线。以往，学术界将民族性界定为民族形式，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相结合进而达到融合。对此，笔者认为，民族性应该包含民族主体、民族形式、民族精神等基本内涵，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备的基本条件。本文将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进一步解读民族性的内涵，这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的基本内涵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曾做过重要的论述。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45]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942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46]1943年中共中央指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147]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宣传、研究、创新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不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也逐渐形成社会大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共性认识。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由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上升为指引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指导思想，其原因在于它是立足于中国的以人民大众为受众主体的，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基本目的的，以创造新理论为发展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里，中国社会大众、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和创造新理论，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此，基于中国实际就是中国国情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至少应该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是民族主体，指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为全人类被压迫阶级解放服务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被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并通过与中国一切被压迫阶级、阶层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逐渐被广大人民大众所接受。显而易见，人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受众，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148]就中国而言，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人民的内涵不断变化，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始终是人民的主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的阶级基础。如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工农群众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第二是民族形式，指的是通过中国优秀思想传统的作用，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国共产党人一向强调马克思主义内容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就是采用中国的民族文化语言赋予马克思主义原则和方法的理论体系以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是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条件。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以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生作用，就必须实现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那种洋八股、教条主义的机械式的理论“背书”，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如同一本天书，看不懂、参不透、用不了，对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自然是于事无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是民族精神，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发展过程中，融入了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经受各种严峻考验，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畏艰险、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曾屡经挫折，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出现的“左”、右倾错误几乎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于绝境，但我们最终战胜危难，走向成功；新中国成立后也发生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但它总结教训继往开来，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宽广道路，奔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怀有肩负实现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才能面对困难时彰显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的基本特征

    民族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主要特点，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实践性的内在属性是相辅相成的统一关系。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活动而言，不谈民族性而单纯强调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种教条主义的理论学说；只谈民族性而忽视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一种民粹主义的理论学说，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应该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民族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创新性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40年代起关注无产阶级革命，在对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无产阶级成为自为阶级后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的现实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创立了指引全世界劳动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斗争的科学理论。中国共产党借鉴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的实践经验，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毛泽东指出：“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做了。”[149]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能够正确地反映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特点的科学理论。江泽民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150]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创新性的有机统一。

    第二，民族性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实践性的统一。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151]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及政党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无产阶级政权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并告诫一切被压迫阶级只有暴力革命才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任务。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国情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城市武装斗争的道路，开创了在边远的农村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的艰苦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领导中国人民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剥削阶级的残酷统治，建立了人民为国家政治主体地位的人民民主政权，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的思想。通过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内在动力。只有民族性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实践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思想武器。

    第三，民族性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告诫我们：“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52]“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153]对此，中国共产党人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将其视为理论与方法统一的世界观，致力于因时因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不同时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李大钊说过，必须研究怎样将社会主义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现实环境，社会主义力量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制度。[154] 毛泽东在革命实践活动中尖锐地批评了唯书、唯上的思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对指导世界上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具有普适性，但必须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为此，中国共产党坚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可能为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一切都要从中国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具体的、历史的，其内涵是不断发展的。

    三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的对策建议

    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中国民族性的和谐统一的重要问题。众所周知，民族性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由“外来文化”到“本土化”的发展的全程。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大量西方腐朽思想侵蚀着我国的社会肌体，思想文化领域存在诸多问题，这些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继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坚持民族主体、民族形式、民族精神的三者统一？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首先，坚持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依靠力量，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经验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提炼和升华。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受众，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践行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人民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并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一致认同的理论指导。例如，邓小平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思想就是对安徽小岗农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建设的思想是对经济特区建设实践的肯定。没有实践就没有理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在指导实践中不断得到创新和发展。从根本上说，没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就不可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和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必须鼓励和尊重人民群众的劳动创造、劳动实践和劳动成果，让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涌现出来。尊重群众、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明确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的肥沃土壤和源泉。

    其次，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话语权建设，突出根植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之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用中国民族语言和民族形式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宗旨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宗旨上，这不仅体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环节的主线。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优秀成分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渊源之一。“实事求是”“愚公移山”“小康社会”等都是借助于中国古词、古句、古义，以通俗易懂的民族语言和神话史说的民族形式，促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落地”于普通民众的生活，成为全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指导思想。在世界多元文化的激烈冲撞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吸收、借鉴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要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争取中国优秀文化的话语权和巩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竞争地位。中华民族的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结合进而达到融合，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性的高境界。

    最后，发扬无畏无惧的民族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道路的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和正在走的发展道路，这就如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是同样的道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其他国家，因为各国社会主义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即使是相同的问题其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也不尽相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政策也具有本国特色。因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要面对来自国内反对的声音，也要面对来自国际上各种力量的施压和挑战。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遭受重创。在仅有的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借鉴苏东剧变的教训，走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改革实践紧密联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不要求别国认同我们的选择，但我们尊重他国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以民族精神为动力，不惧困难、不惧挑战，无畏无惧地走下去。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袤大地上落地生根，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蕴含的民族主体、民族形式和民族精神三大要素。三大要素的相互作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发挥引导人、鼓舞人、团结人、教育人的作用。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性的关系，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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