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洁

    郑洁，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重庆邮电大学思政部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摘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者、实践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针对当时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经验化的问题，号召构建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在总结党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中，在反思和批判教条主义的错误危害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行的开创性探索，不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和历史必然性，而且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和方法。

    【关键词】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创新成果由抽象到具体、由精深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并成为变革实践的思想武器的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的基础上，结合人民群众大众化的实践经验，提出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他强调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大众化的历史必然性。

    一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和实质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和实质，毛泽东在其著作和讲话中没有像他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样集中和详尽，但通读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综观他关于大众化的诸多论述，就不难发现他的大众化思想很明显地渗透和体现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和讲话中，实际上他已经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命题，并科学揭示了其内涵和实质。

    第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体现“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变为中国的东西，变为被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和实践。毛泽东认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155]毛泽东反复教育全党，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工具和思想武器，我们学习研究它，不是把它挂在口头上作为借以炫耀的资本，也不是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生吞活剥”，不能“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 [156]更不是脱离中国实际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而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实际，历史文化，“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 [157]这就是有的放矢。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就是我们需要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用中国的语言，用中国人民所熟悉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内化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58]的科学理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体现群众性和实践性。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人民群众的实践相联系，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要使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就必须要寻求一种为中国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个环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将它内化为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理论，也就是把它变为中国化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二个环节。中国人民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把它变为改造中国社会的精神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三个环节。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这三个环节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在这相互联系的三个环节中都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创造性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从而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即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并成为中国人民变革社会的行动指南。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59]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价值就在于它必须走向实践、走向群众，也就是要中国化、大众化；同时，中国革命的实践又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二者的结合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大众化的依据。毛泽东正是从这两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必然性，并准确概括了大众化的基本要求。

    第一，通俗化。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要解决理论的通俗化问题。任何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概括性，都是由一系列的概念、原理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不例外。如何使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这就需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科学性的前提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制作”与“话语重构”，使之通俗易懂，也就是传播者要用人民大众常见的、熟悉的、喜欢的、便于接受的方式解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坚持把普遍的真理具体化，深刻的理论通俗化，使人们看起来简洁明了，读起来亲切感人，听起来明白易懂。毛泽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中强调：“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160]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毛泽东非常讲究理论宣传艺术，注意拉近“高深的理论”“大的道理原则”与群众的距离，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生动鲜活、人民群众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广大人民群众具有亲切感和亲和力。

    第二，民族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需要使之通俗化，也需要民族化。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就有一个与当时当地的情况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就要有深厚的民族土壤，即必须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20世纪30年代，中共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对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特别强调：“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161]“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162]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就其内容来看，也是在讲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大众化的问题。

    第三，大众化。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着重解决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讲话、演讲，极力引导全党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并提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导向，一是实践导向，二是大众导向。对于实践的导向，毛泽东强调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无用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和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大众的导向，强调理论必须深入群众，脱离群众的理论同样是无用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必须大众化。1942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大众化”的问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要讲“大众化”，而不能“小众化”。他说：“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有些人则连‘少许’还没有实行，却在那里提倡‘化’呢！”[163]毛泽东列举了党八股的种种表现，严厉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完全不考虑宣传的对象，写文章不顾读者，做演说不顾听众，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

    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长点

    在毛泽东看来，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中国的人民大众所掌握，不但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殊“实际”的结合问题，更重要的还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殊文化的结合问题，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民族文化之中，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他敏锐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找到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结合点，不能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文化资源的融合，要想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要想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生长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结合而且必须结合。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但必须要结合，而且完全可以结合起来。这是因为：首先，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具体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只有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成为具体的理论，才能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其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很多相似或相通的因素，正是这些相似或相通的因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思想前提和思想资源。最后，中国传统文化不只是已经过了时的与新思想新文化相对立的旧东西，而其中的不少内容在现时代仍然具有生命力和重要意义。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理解和认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把“欧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变为“中国形式”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164]，它具有中华民族的风格和气派，又以中国人民通俗的语言和熟悉的方式表达出来，易于为中国人民所掌握。

    第二，“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范例。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提出和倡导，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教育动员人民大众投身于革命，实现理想人格的范例。毛泽东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伦理、倡道德，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以及对民族、对社会、对历史作贡献为人生价值之所在的精神，提出了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所应追求的理想人格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像白求恩这样的外国医生，像张思德这样的普通战士，就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楷模。他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号召人们学习白求恩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65]他在悼念张思德时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66]正是像白求恩、张思德这样的普通党员为人民利益献身的精神，吸引着、鼓舞着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投入到革命的队伍中去。毛泽东关于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思想大众化的最通俗、最简明的表述。

    第三，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注入中国传统文化并使之获得时代新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熏陶并谙熟中国传统文化的毛泽东，善于把中国文化典籍中的某些词句和丰富的思想资料加以引申、发挥，用以表达和充实马克思主义某些重要原则、原理。这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等文献中非常普遍。初步统计，在《毛泽东选集》中，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注入中国古代语汇使之获得时代新意义的达700余处，考其语源或出自《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或出自《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以及《老子》《庄子》《孙子兵法》《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二十四史》《三国志》《资治通鉴》诸种体裁古典名著，等等。比如，引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实事求是”来表达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思想路线与工作方法；引用《老子》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来说明“物极必反”的道理；引用《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来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引用班固《前汉》中的“相反相成”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引用魏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来说明认识的全面性。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正是这些具有浓郁中华民族文化色彩的语言给人们新颖而形象的感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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