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浩

    王永浩，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与道德建设、党风廉政建设。

    【摘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道德已日益失去了其维系人心的作用。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但是，它对于维系专制统治的封建思想和道德观念并没有进行系统的、彻底的批判，没有完成思想革命的任务。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正是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中国无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的需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来观察和思考中国道德建设的实际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思想与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相结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中国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道德 中国化

    毛泽东曾经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67]产生于19世纪欧洲的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大地上传播开来，为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并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发挥出极其巨大的作用，正因为中国社会客观存在对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迫切需要。毛泽东为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为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作出了重要而卓越的贡献。

    一 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是中国道德建设实践的需要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一步地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遭受巨大屈辱与苦难的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绝境。从那时起，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另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了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千辛万苦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

    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168]鸦片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的封建儒家思想体系已经不能承担起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历史重任。要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就必须向中国以外的世界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对于当时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是先进的。因此，先进的中国人就首先把眼光投向了西方，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

    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169]。中国人进行了太平天国运动、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多次奋斗，但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170]。“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171]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革命的果实很快为袁世凯所攫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仍统治着中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尚未完成，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极度的苦难之中。

    在思想文化领域，辛亥革命虽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但是，它对于维系专制统治的封建思想和道德观念并没有进行系统的、彻底的批判，没有完成思想革命的任务。正因为如此，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几年间，中国的思想界处于一个十分混乱的状态。1913年6月，袁世凯向全国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不久，又命令全国恢复祀孔、祭孔典礼，并规复文庙，恢复跪拜礼节，中、小学恢复尊孔读经。社会上也出现了上海的孔教会、山东的孔道会、山西的宗圣会、北京的孔社、青岛的尊孔文社、扬州的尊孔崇道会、镇江的尊孔会、广东的孔圣会等名目繁多的尊孔复古团体和组织，出现了《不忍》杂志、《孔教会杂志》等尊孔刊物。一时间，尊孔、兴孔之风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一些清朝遗老遗少和保守分子谩骂民主共和，诋毁自由平等，鼓吹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甚至要求将孔教定为“国教”。这样，封建主义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的说教与社会上的愚昧迷信和低级趣味的文艺就互相交织起来，形成了束缚人民思想、扼杀民族生机的精神网罗。

    当时的尊孔复古实际上是要在中国恢复旧礼教、旧道德。面对这股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与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失望彷徨、偃旗息鼓，但还有一些先进分子认识到，辛亥革命的成果之所以被封建势力所篡夺，其根本原因是缺乏思想文化革命作为其稳固的基础。因此，他们认为，要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仅仅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不够的，必须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必须进行文化上的觉醒与思想上的启蒙，进行思想文化上的革命，以冲破思想上的精神罗网。于是，一场中国近代史上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就此蓬勃兴起。

    新文化运动针对当时十分猖獗的复古尊孔的反动思潮，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武器，同封建主义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和斗争，对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批判。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就曾大声疾呼：“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172]他在《新青年》杂志上撰文指出，要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73]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们猛烈地批判三纲五常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反对把孔教定为国教，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潮流。陈独秀认为，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是重在平等精神，一个是重在尊卑阶级，万万不能调和的。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若一方面既然承认共和国体，一方面又要保存孔教，理论上实在是不通，事实上实在是做不到。”[174]李大钊称孔子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指出“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175]。在这一时期，还有鲁迅的《狂人日记》《我的节烈观》，吴虞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文章，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对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使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斗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文化革命。就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彻底性上来说，新文化运动远远超过了以前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虽然也存在局限和不足，但它大力宣传民主和科学的思潮，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思想文化，使人们特别是广大知识青年敢于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枷锁，增强了人们的民主自由观念，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人们的觉醒，加快了人们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步伐。它锻炼和孕育了一批新的人物，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先导，为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

    中国无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为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准备了阶级基础。“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176]早在19世纪40年代、50年代，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已开始有一些穷苦劳动人民成为直接受外国资本奴役的雇佣劳动者，他们构成了中国近代第一批产业工人。在1914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洲战场上的厮杀，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多万人左右，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中国无产阶级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又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和大公无私的品质，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在五四运动发展进程中，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一方面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提供了阶级基础。

    二 毛泽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为中国人民所掌握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在先进的中国人为寻求真正的救国救民的真理而苦恼彷徨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177]俄国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不仅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的战线，同时也唤醒了中国人，给正在深刻反思而找不到答案的中国人指明了除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之外的一条全新的道路，给正在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中国人提供了新的合理解释。中国的先进分子正是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学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正的救国救民的真理，从此以后，中国就改换了方向。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178]

    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在进步知识界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新青年》杂志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阵地。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探索和比较，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当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并在图书馆担任助理员。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79]1949年毛泽东又不胜感慨地说道：“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呢！”[180]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自己的努力探索下，毛泽东逐渐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81]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著）、《阶级斗争》（考茨基著）和《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明确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82]

    毛泽东在实现世界观转变的同时，也实现了道德观的转变。毛泽东少年时期就曾经受过中国传统儒家道德观念的熏陶，后来，他又受过西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思想的影响。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曾认真学习和阅读过德国伦理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并写下了大量的批语。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自己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思想状况时曾经指出：“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183]毛泽东正是在不断地学习、探索和反复的思考、比较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道德观。

    毛泽东曾经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的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84]

    毛泽东在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来观察和思考中国道德建设的问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道德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中国化。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青年运动的方向》《纪念白求恩》《新民主主义论》《吴玉章寿辰祝词》《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论十大关系》《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加强相互学习，克服故步自封、骄傲自满》等文章和著作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道德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和道德状况，提出了克服和抵制各种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侵蚀的有效方法，对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道德建设的问题进行了许多重要论述，为提高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水平，为推进我国的道德建设，形成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新型关系和良好的社会风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他说：“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185]“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86]中国不仅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还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187]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世人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和优秀的传统道德。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88]“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89]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在谈到毛泽东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时曾经指出：“毛泽东确信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奇迹，而且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奇迹，历史上的成就加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他的目的非常明确：用民族传统中的思想和财富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进行革命转变、最终实现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动力，而不是用什么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教条主义去取代中国传统文化。”[190]

    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化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优秀的传统道德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性的毛泽东道德思想，创造了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化的光辉典范。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惊奇地发现：“向广大群众宣传的‘毛泽东思想’，既复杂又简单。说它复杂，是因为它要求有政治觉悟的中国人用‘辩证的方法’思考问题，以便全面领会‘主席的’思想。说它简单，是因为毛的著作用生动的比喻，朴素的警句俗话，民间谚语，帝国主义纸老虎和人人都懂的常见例子来说明问题。”[191]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之所以具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能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思想与中国优秀的传统道德相结合，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中国化。

    毛泽东善于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他经常引用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中的古语古训和道德箴言，或者借用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和寓言故事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表述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思想。例如，他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激励人们要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心；他引用《论语·为政》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话，来提醒蒋介石要遵守他的愿意采纳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的诺言；他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句，来说明要为人民的利益和事业奋斗到底，完全彻底地奉献自己的一切；他活用《汉书·司马迁传》中“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话，来阐明生死观这个伦理道德方面的重要问题；他引用中国古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格言，来强调要坚持和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他引用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告诫共产党人要讲真话，不要不懂装懂；他借用《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论述了中国共产党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就必须学习愚公坚持不懈、挖山不止的精神。在毛泽东的著作、文章和讲话中，还有大量的中国成语和典故，如“秋毫无犯”“再接再厉”“大公无私”“义无反顾”“廉洁奉公”“任人唯贤”“自知之明”“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自相矛盾”“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等。毛泽东正是通过这些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新鲜活泼的、生动形象的语言形式，来论述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道德思想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道德具有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能够为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

    正因为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思想和中国具体的道德实际相结合，善于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善于把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与中国几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相结合，才使得毛泽东道德思想成为推进中国道德建设实践进步的指导思想，成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和理解掌握的道德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中国化、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为推进和实现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的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道德思想为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作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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