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娟

    陈红娟，南开大学法学博士，日本爱知大学中国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陈独秀、瞿秋白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应用过程中需要结合中国实际，然而只有毛泽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真正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通过三者的比较，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正确而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需要；深入调查、深度实践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要求。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经验 比较

    一 正确而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

    从陈独秀到瞿秋白再到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经历了由浅到深、由不全面到全面的过程。

    一是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陈独秀通过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是形而上学而是立足于“认识物质”的“科学”，是一种彻底的社会科学。陈独秀所认识的马克思主义是“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192]，“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自然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许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因为他应用自然科学归纳法研究社会科学。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学或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作根据，所以都可相信的，都有根据的”[193]。这种实证特征和科学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让陈独秀十分强调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意义，将唯物史观视为指导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最有效的方法。具体到中国革命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解答中国革命疑难问题的工具和方法，而没有提升为统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

    二是作为宇宙观的马克思主义。瞿秋白重申普列汉诺夫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整个的宇宙观”，进而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之统一的观点，统一的方法。”[194]这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上升为一种世界观，一种指导思想。但是这种“作为宇宙观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其局限性。他把唯物主义自然观放到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之上，过分强调人之外的客观自然界，“太阳、月亮、花，草、人，物，都是原子所组成，而原子的结构又都是阳电核与阴电子的种种组合。人和木石同是宇宙自然界的一部分”[195]。较之陈独秀“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有所进步，但由于在本体论方面局限于自然本体论，忽视人的实践活动，忽视中国社会与俄国社会由于人这一“活”要素而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结合的“实际”的区别，因此，瞿秋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出现了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倾向。

    三是作为认识论、方法论和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长足的进展。李达、艾思奇通过阅读苏联马克思主义著作，突出实践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意义和位置，如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论”。对实践内涵的研究上已经突破原来瞿秋白的“自然本体论”，将实践的内涵拓展到社会领域，拓展到对人的活动的重视。毛泽东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作为本体论的“实践的唯物论”改造为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实践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的方法，是论理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196]。马克思主义不是“经典原理学”，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脱离实际进行逻辑演绎的定理、公理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只有从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上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精神”指导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方法的灵活应用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使毛泽东既不迷信马克思主义“本本”，又能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过程来看，从陈独秀所持有自然本体论的唯物史观，到瞿秋白的自然本体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再到毛泽东以实践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经历了一个由残缺到较为完整、由片面到较为全面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不断深化过程中，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焦点逐渐由组织工人运动进行“阶级斗争”转向在大城市发动“武装革命”，转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分析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也逐渐由观察问题表层现象转向运用辩证法客观全面地剖析问题的深层根源。

    二 准确把握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需要

    中国具体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的对象，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要求。

    国情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范畴，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经济状况、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社会各阶级阶层状况和发展趋向等情况的基本反映以及这些要素相互间内在联系。其中最主要的是社会性质问题，这是中国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方向的重要因素。社会各阶级、阶层状况和发展趋势变化是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各阶级、阶层状况和发展趋势变化的认识，直接决定着对中国革命、改革发展趋势以及在革命、社会改革中力量的取舍。

    陈独秀虽然认识到了中国半殖民的国情，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本国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双重政治压迫，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用国民的力量打倒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但他忽视了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社会特点，对中国无产阶级、农民和广大群众的状况以及他们在革命中的作用做出了错误分析，最终导致他得出“二次革命论”的错误结论。对于农民阶级，他认为“各种革命都不可忽视了农民的力量”[197]，但“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而且“农民私有观念极其坚固”[198]。对于无产阶级，他认为“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199]，工人阶级依附于资产阶级。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一文中，他直接指明国民党对革命的领导权，指出“此时国民无论对何派人都绝望了，所希望能救国的只有国民党”，“国民党就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200]。

    瞿秋白没认识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转入低潮的变化，片面夸大无产阶级的力量，得出了“不断革命”的结论。他认为中国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内外勾结，使中国成为一个“畸形的封建制度国家”，也就是“半自然经济”的“半宗法社会（即半封建）”；阐明了资产阶级的特点，认为一开始就有一部分是依靠帝国主义起家的“官僚资本”，与其相对应的是“官僚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他说：“中国只有一个革命：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中国革命要彻底推翻旧社会关系（半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201]，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认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是革命的对象；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进行分析写道：“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言，资产阶级因握有经济命脉，至今还居于主导地位；然在革命领导上面说来，由于无产阶级之觉悟程度与彻底性，而资产阶级则是动摇的，无产阶级却居于主导地位。”[202]毛泽东对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农民革命力量和作用以及其与工人阶级关系的正确把握，使他成功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从陈独秀、瞿秋白和毛泽东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认识能够看出，对中国实际的认识是否正确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国情认识的偏差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挫折。审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高估，对资产阶级阵营的夸大，导致了“反右倾”的扩大化甚至“文化大革命”。因此，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需要。

    三 深入调查、深度实践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是自动地“结合”，而是通过主体[203]自主、能动而有效地活动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理论创新但又不同于一般学科的理论创新，扎根于现实，扎根于中国实际这一特征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必须长期参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有效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要求主体自身深入实践，参与实践。

    陈独秀的实践是一种“浅尝即止”式实践。陈独秀注重对工人运动领导，制定或参与制定了一系列工人运动的方针、政策[204]，开办夜校，创办工人刊物，领导罢工运动；北伐时期，他亲自领导并参与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他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正是来源于对“二七”惨案、军阀实力等方面的实践认识。然而这种实践认识往往是表面的，只是表明事物外在的关系而不能反映事物“实质”所在。而且，对实践过于直观与表面的认识，让他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往往因事实表层的变动而改变，观点也往往前后矛盾。早年，美国总统威尔逊讲了几句民主自由的堂皇之论，陈独秀就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205]没过多久，又因为威尔逊的出尔反尔，陈独秀又说：“威尔逊总统的平和意见十四条，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206]陈独秀做到的更多的是“表层中国化”，而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深层次的有机“结合”。

    瞿秋白的实践是“间接过滤”式实践。瞿秋白虽然是最早意识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者之一，但是在他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前，一直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从俄国回国后便参加了党中央的机关工作，任宣传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筹备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准备党的纲领草案；主办党的理论刊物，曾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主编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宣传民族革命纲领和政策，参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和国民党改组问题的讨论与商谈，起草党的文件；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选举任命瞿秋白主管中央宣传部。从个人在党内的活动可以看出，瞿秋白大部分时间从事的是党的理论研究与宣传工作，很少参与实践活动。而且他长期患有肺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参与实践的能力。据相关记载，许多关于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多是通过间接渠道获得的，一是通过中央和地方的会议了解；二是通过国民通讯社听取记者的汇报；三是通过他的妻子杨之华自己的切身实践获得情报。当然，“他自己有时也化装深入工人居住区，直接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207]。然而，他亲自参与实践的机会较少。与陈独秀“浅尝即止”式的实践不同，瞿秋白所获得的实践知识多是经过他人“过滤”的，经过他人大脑和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失真”的知识。

    毛泽东在革命早期就深入社会结构深层，进行调查研究，切实体认中国具体实际。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湖南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取得的成果进行了一个多月实地考察。他亲自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从事农运工作的同志召开调查会，仔细聆听他们的意见，获得了许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实际材料，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识到农民的力量和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性。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了著名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之后，他更是身体力行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条件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亲自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和《木口村调查》。除此之外，1930年毛泽东还亲自记录整理了《分田后的富农问题》《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分青和出租问题》的专题报告。通过这些实际调查，毛泽东了解根据地的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并及时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

    实践经验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基础性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必须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凭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综观陈独秀、瞿秋白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参与实践的广度与深度是决定着他们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与失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入调查、深度实践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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