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华

    赵秀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专业为中共党史。

    【摘要】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争议较大，原因在于对中国化标准的不同认识。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的标准应满足三个条件：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解决中国问题、中国人的独立思考。以此为标准，毛泽东在大革命后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调查研究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精髓，试图独立思考并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事实上已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

    【关键词】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起点 实事求是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学术界争议颇大。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学者们对历史起点作出了不同的解释，统观已有研究成果，大概有：“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传播历史起点说”[208]；“十月革命说”[209]；“中共一大历史起点说”[210]；“中共二大历史起点说”[211]；还有学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分为理论起点和实践起点，或者认为理论起点是五四运动中问题主义之争，实践起点是中共一大[212]，或者认为理论起点是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实践起点是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根据等一系列实践[213]；“大革命失败历史起点说”[214]等，此外还有“孙中山说”“八七会议说”“遵义会议说”“《反对本本主义》说”“蔡和森说”“瞿秋白说”等[215]，这些说法有一定道理。之所以会有如此争执，关键在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没有形成一致观点。那么，该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这个概念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顾名思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它是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旦被掌握并用来分析中国实际，哪怕这个掌握不是对全部基本理论的掌握，这种分析只是部分分析，那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结合的开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同样，只要我们的事业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没有完结。其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决定了，既然是起点，就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完美结合，而只是意味着一个结合的开始，至于结合得好坏问题、结合的过程是否已经产生理论成果，则不是历史起点所应考虑的问题；既然是起点，就应该是一个时间点，或者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一个历史事件、一篇文章也完全可以作为起点。我们一定要区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之间的差别。通俗点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仅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的开始，而这种结合并不要求已经形成和产生出比较成熟的中国化理论成果。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之于实践的过程，过于鲜明地分出理论起点和实践起点恐怕没有太大意义，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概念。这是准确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前提和基础。

    综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判断标准，大致包括为以下几方面：一是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论是整体还是部分）。二是理论实践“相结合”，掌握了基本原理的中国人开始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国情。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16]。毛泽东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217]。三是中国人自己的独立思考。毛泽东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218]。概括起来，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需要满足的条件就是：“一主体”＋“一理论”＋“一结合”。从这个角度来说，宣传马克思主义、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严格遵循共产国际指令的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也不是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而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则有点过晚了。事实上，毛泽东在第一次国民革命期间就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两篇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最好的证明。

    阶级分析标志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应用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始终是我们观察阶级社会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把钥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就在于以扎实的阶级分析为起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基础的原因。毛泽东说：“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219]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分析，直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他还说：“现在我们还是要做阶级分析，无论城市或农村，都不能离开阶级分析。”[220]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标志着中共对我国的各个阶级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弄明白了革命“团结谁”“依靠谁”“由谁领导”的首要问题，标志着中共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解决了无产阶级同盟者这个关键问题，事实上也因而解决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大革命期间，由于尚处幼年，又由于来自共产国际的强大干扰，中共在多数情况下是在执行莫斯科的指令。一方面，从主观主义出发，把共产国际的指令当做圣旨和真理；另一方面不懂区别对待中国社会各阶级，对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及前途是盲目的，最终造成在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过程中妄自菲薄的失误。由于没有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给予应有重视，出现大革命失败和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丧失本是情理之中的事。对此，毛泽东解释道：“我们党做农民工作，开头没有成功。知识分子有一点气味，就是知识分子气。有这种气味，就不愿到农村中去，轻视农村。农民也看不惯知识分子。我们党当时也还没有找到了解农村的方法。后来再去，找到了了解农村的方法，分析了农村各阶级，了解了农民的革命要求。”[221]

    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最大教训，就是缺少对中国革命力量的科学分析。当然，这并不是说大革命期间没有任何阶级分析，只是没有掌握科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共产党直到大革命后期才逐渐认识并掌握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整个大革命期间的革命策略是建立在俄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各阶级并不准确的判断之上的。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寻求盟友的过程经历了吴佩孚、陈炯明、冯玉祥之后，最终才把目标定位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身上，而他们选择盟友的重要标准是军事实力，而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共产国际虽然以俄共（布）为模板，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的成立，但由于缺乏对中国各阶级的认真分析，尤其是缺少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客观估量，最终导致其高估国民党、贬低共产党的错误判断。为促使国共合作，在复制了俄共（布）式的中共之后，又试图以俄共（布）为标准把国民党改造成近似共产党的“工农党”和“中国的雅各宾”党，这在很大程度上根本就是无视阶级差别的冒险行为。国共合作过程中的摩擦和冲突，以及大革命的失败，用事实给中共上了重视阶级分析的生动一课。中共早期领导人中的一部分，早在大革命后期就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重要性，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基本上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诸如“谁领导”“领导谁”“依靠谁”“团结谁”的根本问题。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的典范，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掌握和运用，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

    调查研究标志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掌握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群众路线就要搞调查研究。“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222]。重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指出，“比如我们的同志到哪个省去了解情况，我看不要随便发表意见，首先要认真调查研究，学习下面的实际经验”[223]。“为什么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呢？原因是多种的，我认为首先是，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体会不够。这几年来，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所提的一些口号，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224]江泽民说：“我们党过去领导全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现在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最根本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这个结合的过程，始终是以调查研究为前提、为依据的。也就是说，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实现并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和统一的”[225]。胡锦涛强调，“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是总结运用实践经验、制定完善发展措施、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等环节相结合的过程，每个环节都离不开调查研究”[226]。当然，发扬重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优良传统，不能忘记这个传统的开辟者——毛泽东。江泽民说，“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27]。这是因为，毛泽东最早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真谛、开启了调查研究之风、找到了争取和依靠农民的根本路径：“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228]

    首先，调查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事物的内部矛盾。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内因，只有通过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基本矛盾和矛盾的两个方面，才能明白问题所在、提出解决办法。离开调查研究，就有陷入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危险，而“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229]。纠正的方法，只能是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方法去作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的分析，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决定工作策略。毛泽东始终强调，看问题不能隔靴搔痒，而必须一针见血看其本质，关于如何把握事物本质，他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30]其次，调查研究事实上也是解决问题的出路。毛泽东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231]。毛泽东后来的回忆文章也指出，大革命期间我们是依靠共产国际为我们写决议、列纲领的。因而，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实质上构成了对当时唯共产国际权威的一种挑战，正如他所强调的那样，“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232]。最后，调查研究也是真正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内在需要。毛泽东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说，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233]。而调查研究是产生具体政策的必要条件，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中来。如果没有调查研究，只有原理原则而没有具体措施，那还仅仅是教条主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调查研究思想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始终，在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毛泽东始终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234]。毛泽东的诸如《关于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调查研究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等文章，都是很好的诠释。但是调查研究这条群众路线的形成标志却是大革命后期的两篇文章。

    实事求是开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良好开端

    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235]。简单说，“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236]“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邓小平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一样，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237]这是实事求是的概念和内涵。通俗点讲，实事求是首先表现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分析具体实际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能夸张，也不能保守，这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大革命期间，共产国际试图把俄国革命模式照搬到中国来，虽然也对中国各阶级作过尝试性的分析，但由于远离中国实际，其调查研究不过是一知半解。尤其是在苏联利益中心的观念指导下，这些俄国人不可能制定出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战略和策略，导致中国大革命逐渐把俄国革命经验公式化、模式化、僵硬化，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两篇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首先，针对共产国际坚持国共“党内”合作、实际把大革命领导权让予国民党的事实，毛泽东对当时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资产阶级不能担当民主革命领导重任、阶级特性赋予无产阶级领导能力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分析了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解决了无产阶级的同盟者问题，事实上解决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这个根本问题。其次，通过调查研究，进一步证实农民是中国革命的根本依靠力量。大革命实际上在模仿俄国革命的城市中心暴动道路，毛泽东的这个调查报告实质上就是在质疑大革命对农民问题不够重视、没能解决好农民问题的客观事实，也为后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方式的创建奠定了基础，而这一切都得益于毛泽东的这个农村工作调查研究。最后，大革命期间最大的缺点就是中共缺少独立思考和决策权。我们不否认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但也必须看到其负面影响，共产国际对国民革命的失败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包括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事实上就是在共产国际的强势影响下对俄国革命模式的模仿。共产国际认为当时中共没有独立思考及决策的能力，因而一再否认中共退出国民党的请求，根本原因就在于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国情，而中共又必须严格服从共产国际的指令而没有独立发言权。毛泽东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阶级分析，事实上就是主张打破对权威的迷信，倡导中国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独立思考，实质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的贯彻和落实。

    总体来讲，无论是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还是调查研究的群众路线，都可以归结到实事求是上来，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不同层面的体现。具体说来，阶级分析是深层次的调查研究，“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留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238]。而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可能维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239]，就不能从实际出发，也就谈不上实事求是。阶级分析、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共同构成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理解与掌握，是中国人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具体实践的开始，因而，毛泽东的这个探索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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