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宇

    丁东宇，哲学博士、博士后，哈尔滨商业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访问学者，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摘要】在中国非市民社会的现代化历史背景下，毛泽东较早地认识到使多数人动员起来的意志力量是决定中国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性因素。为此，毛泽东现代化思想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在社会发展中人的主体能动性，尤其注重对农民大众的发动，以此来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二是注重国情分析，以此把握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和方向，为意志力量发挥寻求着力点。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特点揭示了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的两个重要维度。

    【关键词】毛泽东 现代化 历史 意志

    一般说来，所谓现代化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工业革命业已完成的、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以各种方式进行的世界历史性进程，这一进程的关键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是基于自身创新的结果，其原有的社会机制为完成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内在动力。与之相比，中国现代化是在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被迫进行的，它呈现为一个由外而内逐步走向深化的社会转型过程。这种深化不是具有了外在的初始力量就一劳永逸地进行下去的自发过程，而是始终需要具有意志的人所进行的一种持续的自觉行动。在中国，没有足够使多数人动员起来的意志力量是不可能把现代化深入进行下去的。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始终需要正视自己的国情、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毛泽东较早意识到这两点，并将其自觉地运用于中国现代化探索中。

    一 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生成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现代化是一个总体性进程，它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工业革命和技术变革，而是由社会制度、习俗和社会行为变化引起的，因此，它就不囿于一般的经济和技术的加速发展，而是表现为文明和文化的深层转型。在马克思看来，“公会”即市民的自主、自治群体的创立，是现代化的必要先决条件。[256]也就是说，市民社会的崛起，使自己摆脱王室、封建主或基督教会的宗主权，才有相应的社会加速发展、合理化组织及追求利润的经济活动。因此，对现代化来说，市民社会的存在和兴起远比单纯的工业、技术、资金引进和发展更重要。虽然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工商业有所发展，但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传统社会的内在结构性因素影响[257]，中国没有分化出与乡村社会相对抗的城市以及市民社会。在这种缺乏内生资源和机制的传统社会中，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怎样把传统力量引导到现代化革命和建设方向上。

    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加剧了以往在官僚地主的支配下传统社会的土地兼并。作为土地兼并的后果，中国传统社会从结构上必然周期性地溢出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在近代以来又大量出现了。历史上因失地而贫困的农民大众的风起云涌的反抗力量再次在近代中国聚集和呈现。正像经济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生理周期一样，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的爆发是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衰变的生理周期。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来颠覆传统社会，并把它引导到新的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建立上来。而这特别需要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毛泽东现代化思想就是这种现代化探索的典范，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特别重视人的主体能动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注重对农民大众的发动，以此来弥补物质条件的不足；二是他特别重视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以此把握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和方向，来寻求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人的能动性发挥的着力点。可以说，注重发挥民众意志的能动性与这种能动性发挥的现实性始终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现代化的两个重要维度。

    二 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能动性

    历史地说，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依靠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或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逻辑，而是要依靠农民占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自由参与。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通过有目的有意识的革命实践向着现代社会前进。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赋予能够体现意志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决定性因素。这突出体现在毛泽东的实践哲学上。

    与马克思一样，毛泽东对于解释世界的思辨式理论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变革世界的革命理论。在这一基本立场上，毛泽东提到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258]但是其中两者之间差异是，对毛泽东来说，实践的问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和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问题，而对于马克思来说，首要的是颠覆到目前为止的无论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旧哲学（这种旧哲学始终停留在脱离实践的空洞的冥想中）。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现代化诸多不利的状况决定了，毛泽东必须在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与强大的国内国外反对势力相对抗，冒着生命危险在现实中不断地进行顽强的斗争。从一开始的帝国主义侵略、国内反革命“围剿”、党内“左”和右的错误，到后来的国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封锁，使得毛泽东在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上，更加突出实践的作用。“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259]毛泽东认为，真正的认识产生于人的有目的改变被认识对象状态的实践活动。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里的实践并不像马克思那样主要被理解为劳动（生产），而包括生产实验、阶级斗争、政治生活、学术活动、艺术活动等人的所有社会活动。因此实践就不局限于生产活动。人的认识随着社会实践的前进而深化。“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260]毛泽东以此向人们揭示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不断持续的革命斗争的过程。

    正是基于这种实践哲学，毛泽东现代化思想将人的有意识的能动性放在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的首位。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对所有人之外的物质条件的尺度。因此没有人的参与，所有社会、历史事件都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毛泽东在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对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进行了修正。在承认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毛泽东特别研究和强调了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等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261]同理，当革命需要理论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到了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而当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和文化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

    无疑，毛泽东认识到了，人的主观活动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性，主观必须服从客观。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企图通过短短时间让中国走向现代化，就是主观超越客观的可能性。这是主观随意性，而不是主观能动性。但是，面对沉重的中国传统社会，毛泽东非常重视人的能动性，他又强调人不是客观的奴隶。只要人们的认识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能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克服一切困难，创造必要的条件，去推动革命前进。在这个意义上，主观创造了客观，人的意志起到了决定作用。

    三 毛泽东现代化思想的现实性

    发挥人的能动性关键就在于对国情正确的分析和把握。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中，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所代替，而资本主义又是向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但基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社会发展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不同。毛泽东认为，中国有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造成经济社会生活长期停滞不前，而近代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又多次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逐步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无疑，毛泽东抓住了近代中国非市民社会的核心特点，这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基本根据。这主要体现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上。

    毛泽东结合这种国情，从整体上阐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他认为，历史和现实上的中国最缺乏的东西一是独立、二是民主，中国现在的出路在于革命，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化。这一认识关系到中国革命以及未来社会建设的定性、定位、定任务、定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由于先天不足的资产阶级妥协，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停滞不前。中国要独立、民主、富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只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种革命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又是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由于中国无产阶级虽然具有革命性，但它不是社会民众的多数，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虽然受压迫最深，具有反抗精神和力量，但他们的反抗缺少一种革命性和建设性的方向。因此，中国现代化进程就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过程，这就特别需要一种力量核心和方向引导，而中国共产党就是承担着这样的历史任务。“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262]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毛泽东清楚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所阐释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区别与联系，以此突出了方向引导和人的主体能动性发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

    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承担着反帝反封建、解放生产力的任务，结束了旧民主主义时期现代化停滞的局面，把中国现代化推向正轨。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视角看，这一任务核心就是解决非市民社会现代化的问题。这通过新民主主义纲领体现出来。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既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也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是区别于上述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它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采取民主集中制。只有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能最大范围动员民众，最大程度发挥民众创造性，在革命实践中改造人，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发展经济是非市民社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因此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任务。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主要解决的是通过什么样的经济组织和形式来充分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后来根据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又进一步更为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加上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263]，这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要使这种经济形态既不能让资本主义经济操纵国民生计，又要让它在允许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这就需要代表先进方向和力量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从五四运动传入马克思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的，毛泽东把它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一新文化，是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遗产进行批判继承、推陈出新，是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光辉典范。尤其是，毛泽东特别重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因为这是引导以农民为主体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关键方面。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联结起来，强调新民主主义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未来是同社会主义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在于它的现阶段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的。毛泽东以此强调了从思想上逐步改造大众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和意义。

    迄今为止，毛泽东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语境并没有完全消失。如何在现代与传统、现代性与民族性、历史性与主体性等方面寻找结合点、平衡点，依然是今天中国现代化乃至后发展国家或地区现代化共同面临的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现代化思想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总体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具有时代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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