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晓雷

    于晓雷，安徽阜阳人，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部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

    【摘要】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过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提出国民素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实现经济独立是实现国民素质现代化的基础；“又红又专”是国民素质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个性解放是国民素质现代化的前提；“德、智、体”全面发展是国民素质现代化的目标等国民素质现代化思想，为实现中国国民素质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毛泽东 国民素质 现代化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在探索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认识到，人是现代化的主体，是现代化活动的实际承担者，要完成现代化，必须依赖高素质的人。但是在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却面临着我国国民素质低下的问题。国民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怎样提高他们的素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对人的素质的客观要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对国民素质现代化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探索。

    一 国民素质决定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中国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同时认识到占国民大多数的农民素质低下，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所面临的危险“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而是“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422]。因此，他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要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从改变“人心道德”，“变化民质”入手，主张以新道德改造人心风俗，涤荡颓风败俗，革新思想，重塑国民的道德心灵。

    在革命过程中他提出不仅要从组织上对广大革命群众进行教育，而且要在思想上进行教育，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从而使他们联合起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在中国“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423]，“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424]。毛泽东深刻体会到这种民众联合产生的巨大社会凝聚力，它能把一个民族，乃至整个社会发动起来进行一种伟大的正义活动。1919年，毛泽东专门撰写了《民众的大联合》，文章通过与俄国革命、法国革命、英意美的联合大罢工对比，对辛亥革命的失败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辛亥革命只有少数留学生、会党和武人参与，而大多数的民众虽然赞成但并没有真正参与，而前者的胜利正是民众大联合战胜强权的结果。国内外新的变局充分证明，觉醒了的民众是左右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某个新民的力量对于改造中国社会是微不足道的。改造中国有赖于民众力量的凝聚，从各行各业的“小联合”发展为全国民众的“大联合”。这也是“教育、兴业、猛进、破坏、建设”等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法中最有效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同样要从思想上对广大国民进行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才能摆脱我国近代以来的落后的局面，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力资源问题，才能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 经济独立是实现国民素质现代化的基础

    旧中国的人民顺从、封闭的根源就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夺了他们的经济独立的权利。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而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有独立性、个性和自由就因为他们有财产所有权。因此要恢复人民的个性、自由，就要进行革命斗争，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解放。要实现经济的独立就必须打破旧社会的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此无论是在革命还是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高度重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解放了生产力，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巩固了工农联盟，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经济独立需要自由民主权利的支持。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毛泽东号召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他深刻地批判了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认为中国社会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束缚中国人民的四大绳索，钳制了人民的自由民主。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又指出：“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应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是毛泽东追求的政治目标。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改变了人民被压迫剥削的命运，为国民素质现代化清除了制度障碍，而鼓励人们追求经济独立和自由民主权利，又为国民政治素质的向现代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三 个性解放是国民素质现代化的前提

    毛泽东很注重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的同时实现个性解放。在旧中国，人们在封建文化的奴役下信奉的是一种泯灭自我的奴隶主义和服从观念，导致人人都要服从天命、服从皇权、服从尊者、服从他人，造成国民奴隶性生成，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他们不了解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只知道盲目崇拜和模仿所谓的“圣人”“贤人”的行为，任由命运如同商货、土木一样被“强有力者”所控制，一言一行受“强有力者”支配。毛泽东深刻的揭露出千百年来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是造成国民奴隶性、思想狭隘、愚昧无知的最大刽子手。“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是‘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425]他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摧残人的个性，它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他们的精神，是中国人民实现个性解放的最大障碍，要解放个性就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束缚着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破坏着广大人民的财产。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解除这些束缚和停止这种破坏，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共同生活中的个性。他号召国民打破封建奴隶道德思想的束缚，提高自身的修养，解放思想，树立独立自主的意识，健全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争取独立的人格，成为振兴中国的新型国民。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个性解放。被束缚的个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个性解放的基础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样就把消灭私有制的历史任务和人的现代化价值目标联系起来了。在实现人的个性解放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每个人的个性和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每个党员，每个人都具有各种不同的个性，不能抹杀他们的个性，尊重个性就是发展他们的长处，就是发挥个性的自主性、创造性。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而创造性的个性的发挥，本质上就是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

    四“又红又专”是国民素质现代化的基本方向

    毛泽东认为，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革命的党、革命的个人都是极端重要的。革命的党，政治方向错了，势必把革命引向失败；革命的个人，缺乏正确的政治方向，势必走向邪路。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领导干部、专业技术人员、青年学生的政治方向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提出了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针对一个时期内，在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眼中，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的偏向，他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强调指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426]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观点，毛泽东特别要求人们逐步改变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提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427]4天之后，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进一步阐明了又红又专的思想，要求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如果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毛泽东认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因此“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428]这样就为人们正确处理政治修养与业务修养的关系，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准则。毛泽东对红和专的精辟论述，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而提出的，对各级干部要求其在“红”的基础上，更强调的是精通技术业务，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对知识分子，要求他们在具有“专业”的基础上，要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才能。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作为国民中素质较高的一部分人，对他们的素质要求是其他国民自身素质发展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

    五“德、智、体”全面发展是国民素质现代化的目标

    毛泽东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及国民素质水平状况的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在1957年2月，他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429]毛泽东关于国民素质全面发展思想中的“德”就是国民要有坚定和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为人民服务的志向以及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智”就是国民要具有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相适应的科学文化知识结构；“体”就是国民身心健康素质的全面发展。

    1. 国民应该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

    理想和道德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帮助人们肃清各种愚昧、颓废思想的流毒，是社会主义理想新国民必需的素质。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新国民应具备的思想道德素质进行了全面的设计。

    首先，国民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共产主义是毛泽东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在他的心中占有最重的分量，毛泽东在新国民改造目标的设计过程中始终把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放在首要位置。在毛泽东看来，共产主义信仰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430]，只有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才能摆脱旧思想的束缚，造就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新国民。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被改造者放弃旧思想、旧观念，树立起共产主义信仰，以便更好地为新社会服务。同时毛泽东还科学地指出“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们应当耐心地做工作，不能急躁”[431]。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中产生了绝对平均的倾向，将共产主义等同于平均主义，结果使国民对共产主义信仰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其次，国民应具备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毛泽东认为，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理想新国民，其价值取向必定是集体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全面阐述了集体主义的基本原则，1959年底，他精辟地阐述了公与私的辩证统一关系：“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应该公私兼顾，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432]。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有的集体都是由共同利益联结起来的，每一个集体中的所有劳动者也是由共同利益联结起来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因此，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集体主义思想，在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同时，又十分关心劳动者个人的正当利益。他明确提出要“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433]，做到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

    最后，国民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做社会主义理想新国民行动的最高准则。他认为，共产党人和一切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人们应该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其人生价值观的核心和基石。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使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才能，从而不断完善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作为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社会主义新人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和奋斗目标的，而这一奋斗目标与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根本价值目标上是一致的。因此是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利益，势必成为社会主义理想新国民是否确立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标志。同时毛泽东认为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有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就是要做到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一切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和群众打成一片。只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情操，才有可能密切联系群众、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同时，也只有具有这些优良作风，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国民应该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

    拥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先进的职业技能，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至关重要的环节。只有充分发展人的智力，才能拥有改造旧有愚昧状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旧社会里，广大人民之所以存在诸多劣根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字被士人垄断，人民不识字，没有学习知识的条件。面对广大民众文盲半文盲的状况，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家。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太少了”[434]，他号召广大人民努力学习，为消灭文盲而斗争。毛泽东对理想新国民应掌握的知识结构进行了全面的规定，要求他们应在多方面都得到发展，特别十分重视人的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还强调学习的开放性，要吸收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而不是闭门造车。他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435]毛泽东认为从实践中获得的直接经验比读书更有实际价值，在实践中能学到很多从书上学不到的知识。他希望人们能够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将所掌握的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实践的过程中要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多读无字之书，不断提高认识水平。

    3. 国民要有强健的身体素质

    传统中国向来以德育为主，智育为辅，而无人重视体育，以致国人显得毫无生气，甚至危及国家存亡。毛泽东认为身体是知识和道德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健康的身体，知识和道德就失去了存在与发展的载体。因此，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新国民必须保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样才能顺利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有用之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关心国民的身体素质，多次指出中华民族必须尽快甩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强调新中国的体育工作要面向全国人民。1950年6月，毛泽东在写信给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时提出“健康第一，学习第二”[436]的方针，这对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和提高我们民族的身体素质，具有深远的意义。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召开成立大会时，毛泽东亲笔题写“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437]十二字体育根本方针。1953年他在接见青年团“二大”主席团时，向全国青年发出“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438]的号召。1960年毛泽东对卫生部批示：“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水，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439]毛泽东尤其关心青少年的成长，关心他们的身体素质状况，认为“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要是健全的”[440]，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具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担当起建设四化的历史重任。毛泽东不仅倡导全民健身，而且自身也是体育实践中的楷模，他一生酷爱体育运动，特别是游泳。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应具备的崭新的国民素质全面探索，设计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理想新国民的目标。这一思想既立足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充分体现了他试图超越现有国民素质的局限而努力达到的理想目标。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民素质的重塑有赖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发展，它的实现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但在不断取得的成绩面前开始产生急躁情绪，在国民素质改造过程中的理论思考存在许多矛盾之处，尤其是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导致了社会生产力和人本身发展的极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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