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育面面观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孔子《论语·雍也》

    办好高等职业学校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和市场接轨，培养人才要符合市场需求；二是办出特色，要将学生基本素质与专业技术应用能力结合起来。民办教育事业是大有前途的，你回去以后，好好把学校办好，为民办教育事业作出榜样。

    ——李岚清

    一、相距有多远

    蓝天学院是一所私立大学，在我国，迄今仍不习惯叫私立，而谓民营；如同私营企业也称民营企业一样。而在欧洲，最早的私立大学已经有七八百年历史了。

    在总量457人次的诺贝尔奖获奖者中，有221名与私立大学相关。说从世界范围来看，私立大学早已撑起了半壁江山，当不为过。

    况且，前三名遥遥领先者，无一例外皆入“私立”囊中；剑桥、哈佛和哥伦比亚“三家村”共收帐124名，是32所大学总数的27%强。

    如所周知，列在中国门户下的西南联大，是三四十年代抗战的产物，是清华、北大和南开的三位一体。从这里走出去的杨振宁、李政道以提出“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定律，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对此二人，国人引为骄傲，耳熟能详。最近有研究者指出，1957年，两人获奖时，都持有中国护照，国籍明确无误地写着中国。他们是60年代中期才加入美国籍的，因此可以说，1957年，中国人就实现了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1936年11月19日生于台湾新竹的李远哲，大陆人相对陌生一些，他是台湾大学化学系的本科，台湾清华大学的硕士，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博士；做博士后则是在哈佛大学。李远哲因在化学基本过程的动力学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进一步发展交叉分子束方法使之适用于研究一般化学反应及较大分子的重要反应，而荣获198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据1995年美国大学前25位排名表，前15名皆是私立大学，依序是：

    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大学、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达特茅斯学院、布朗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面对剑桥、牛津、哈佛、耶鲁、麻省理工以及普林斯顿这样一些如雷贯耳、雄视古今且长则达几百年历史的世界一流的名牌私立大学，我们的私立（民办）大学，皆在“后生晚辈”的行列里，对其表示高山仰止之情，当不为过。

    要知道，这些一流的私立大学，不仅培育了一大批引领世界科技潮流、既获“诺奖”也获各种响当当的其它科技奖（如李远哲还获得美国能源部劳伦斯奖、美国化学会德拜奖、美国国家科学奖和英国法拉第奖等奖项）的科学家，还培育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工商巨子、金融家、企业家，当然还有总统之流的高层官吏。

    面对这样一份沉甸甸的记录，其实不仅我们的民办大学要汗颜，我们千余所公办大学，同样自叹弗如。1996年第4期的《中国青年》，曾因一篇《北大：魂兮归来》而引起四方关注，个中观点，姑且不作评议，其中一段话倒令人回味：“截止1994年，在世界高校排行榜上，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位居百名之外的139位，更不用说国内其他高校了。这个名次不但无法望位居前5名内的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项背，而且还远远排在印度的尼赫鲁大学、埃及的开罗大学之后。这个位置因为正好与中国的GDP、人均耕地、识字率在世界上的排名位置相同，就更足以说明问题。”

    迄今为止，世界上是否有一个比较公正、客观并为大多数业内人士认可的“高校排行榜”，尚属疑问。

    2000年，国内发起的网上大学排名，引发得各界白眼青眼，呶呶争个不休。广州的《新周刊》杂志狡猾一些，它在《中国大学魅力榜》的标识下，作如下罗列：最具偶像价值的大学：北京大学，最纯粹的大学：清华大学，最“小资”的大学：复旦大学，最聪明的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最尴尬的大学：南开大学，最搏命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最温和的大学：南京大学，最有人气的大学：浙江大学，最让人着急的大学：武汉大学，最争气的大学：中山大学，最孤独的大学：兰州大学，最贵族化的大学：香港大学，最被误读的大学：台湾大学。这实际上是策划者的一种文学化表现，反倒取读者之巧而避不实之诘。试问，何谓纯粹的大学？尴尬的大学？孤独的大学？“小资”的大学？……没有判然的标准，或许才能游刃有余，逃脱诘难。

    言之凿凿最难，因为不能孤证，更不能无证。譬如《北大：魂兮归来》所列位居前5位的日本东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不知是怎样一种排序方式？开篇所列《世界各大学诺贝尔奖排行榜》，因为范围缩小到一个奖项的多寡，问题就干净与澄明得多。有如奥运，各国以金牌多寡数齿列序；金牌相等，比银牌；数完银牌，数铜牌。

    即便复杂如高校列序，绝对的先后是没有的，大致的先后却不能没有。

    若以年资论中国高校的齿序，北大最高，是否因为如此，上文作者，将之称为“中国第一学府”？1998年是北大的百年校庆，那当然得把京师大学堂的“陈年老帐”一道算上。学校不怕老，越老越有沉淀，越老越有资格，越老越有品位，越老越有成果。

    900多年前的11世纪，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就在意大利诞生了。100岁的北大却是中国大学的祖师爷或“长老”，清华满打满算，比它还小10来岁。我们众多的“省立”大学就更年轻了，不少是49年以后的产物。

    有这样历史和现实的背景相衬，我们对生辰甚至不是从49而是从94算起的于果的蓝天学院的艰难就不难想象了，我们对于果的信念、决心与勇气就平添了几分悲壮感，我们对蓝天学院仅仅6年的发展能有今天的规模、效率、效益及全国性影响，就不能不肃然、慨然而后深长地思索。

    于是将一个残疾人、同时又是一所颇具规模与实力的大学创始人与校长推倒前台，考察其生平、情感、志趣、为人与为师、挫折与困顿、探索与追求、砥砺与奋发的方方面面，解剖与比较，就不会是没有深长意味和深远意义的。

    二、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于纤微之事

    1999年10月11日《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以《教育部新批准设置45所高校》为题，报道：“为了完成今年的高教扩招任务，在充分挖掘现有普通高校办学潜力的基础上，教育部在时间非常紧张、任务非常繁重的情况下，严格按条件、按程序批准设置了45所高等学校、其中职业技术学院34所，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11所。”

    江西民办蓝天职业技术学院列入了“新设置的11所民办高校”之中，这是江西的第一所也是迄今为止在江西娩出的唯一一所“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

    这篇多少嫌些枯燥的报道有三句话值得注意，一是，这是教育部为“推动高教发展，搭设扩招舞台”；二是，同时“这也是教育部贯彻落实第三次全教会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精神的一个具体措施和步骤；三是，据悉，至此，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达37所。”

    99年，全国高考后扩招的势头，称之为“狂热”，当不为过，连一位多年负责招生工作的同志，也记不得对一片广袤无垠的考生沃野，何尝有过这么喜人的收割？增设高校，就是为了方便这成片的收割。

    对这第二句话的理解，要稍稍拐一个弯儿，不然就不明白，这增设高校，跟“推进素质教育”是哪儿跟哪儿呀？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北疆南国的千万莘莘学子围绕高考指挥棒的现象叫了多年，一直没有缓解。素质教育的想法好是好，就是实行不了。

    某中学一位上进心颇强的女校长毫无顾忌地对传媒说，只要高考升学考核的阴影存在，我就只能让我的学生没日没夜大把的时间呆在教室里花在作业上。

    一方面是广大人民群众有强烈的送子女“深造”的需要，有效需求一年比一年旺盛；另一方面是高校有效供给不足，大多数省市高考分数线居高不下。高校是培养人的地方，所谓教书育人，育的是思想品德。所以学校不仅跟各级共青团“手拉手”，跟各级宣传部更是痛痒相关，简言之，跟意识形态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什么都可以放开，最不能“乱放”的就是学校，尤其是高校。

    于是我们看到，每年各省的招生城市，不仅是高校及招办的奔赴地，更是是许多日坐愁城的考生家长的“耶路撒冷”。不是说“先考儿子，后考老子”吗？考老子，不是考老子的X+Y或者ABCD，而是考老子的路子、条子或面子。如果说每年7月对高考学生是黑色的和残酷的，那么每年8月对考生家长的残酷性，决不亚于7月对他们的子女！

    8月招生的那几日，家长们带着盘缠，带着“牲礼”，带着手机上路了。笔者见到一个家长从未使用过手机，因赶儿子录取方便与“里头”的人联系，借了同事一只手机，再买一张一次性使用的储置卡，请笔者给装上。

    可怜天下父母心！

    正是有鉴于如此磅礴也如此心酸的高考热情，教育——这块曾被人视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堡垒开始松动了。

    扩招与增设高校一起，缓缓转动关闭的闸门。

    在99年中秋的江西，如果说谁对这篇报道格外钟情，那就是于果了。

    因为，这意味着是自94年“自主”办学以来，跨越到了第三个台阶。于果的名片上从此是这样标明：

    蓝天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东南进修学院

    江西省高级职业学校

    于果

    校长

    从此，一所学校有了三个称谓。这有点复杂也有点无奈，有点苦涩也有点甘芳，当然更令人兴奋，它毕竟表示一所学校的发展，出人预料地快捷。

    三任一肩的于果，更累了，但他累得心甘情愿。如同苦累中的母鸡，从不会抱怨脚后跟的鸡雏儿太多；如同辛劳中的家长，从不会责怪有出息的孩子成长太快。

    江西省高级职业学校是母鸡，它最早创办，属中专学历教育。

    母鸡下的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97年“东南进修学院”出壳，这在全省，当时仅4家，它是其中之一；“东南”是大专层次的国家学历文凭试点学校，学制三年，15门课程，国家、本省及本校三一三十一，各有5门课程的主考权。

    99年批准的“蓝天”又胜出“东南”一筹，纳入国家统招统考。这就意味着，民办学校（又称“社会力量办学”）取得了与公办学校平等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这里，吃重的是“平权”，没有平等的权利，何言其它！

    连同以前所有的26所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学校，全国具有此资格的学校达37所。

    平均到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每省也就一所强。事实上，有的省，一所也没有。

    这对经济相对落后的江西来说，当然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这对多少年后回望中国教育的历程，也是不可忽略的一笔。

    中国的民办教育事业发展太快了，在短短的10来年里，就走过了过去几十年想也不敢想的路程。

    中国的民办教育事业发展又太慢了，尤其是我们登高望远，像仰望灿烂星空一样，仰望哺育出群星的剑桥、牛津、哈佛、麻省理工……大洋彼岸，老干虬枝、惊涛拍岸，那是一片私立学校的蓊郁如林、浩淼若海的森森气象！

    当于果在异邦的土地上踽踽独步、既观察又思考的时候，他的心里交织着锥心的痛楚与火烙一般的焦灼。连西方不少学人也知道中国早在公元前500多年就出了一个教育家孔子，他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他的为学观是如此积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的为师观是如此宽厚：“诲人不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人生观是如此通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千百年来，中国的教育家层出不穷，即便在战乱频仍、国事蜩螗的年代，我们也有过堪称一流的教育大师或平民教育家如蔡元培、陶行知、赵元任、张元济、晏阳初、梁漱溟、陈寅恪……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却越往后越乏善可陈、难以言说？

    不要訾议与取笑我们的于果有“哈佛情结”，想办一流名校。

    一方面他是一个谦虚谨慎、事无巨细、每必躬亲的校长，任是一个普通教师或学生都可以在日头下、大路边拽住他娓娓谈心，这时候他与其说是一个麾聚万员的将领，不如说他是一个同事、一个知己、一个兄长或一个保姆；另一方面他是一个胸有大志、凡事不干则已一干就要干得他人刮目相看、凡事不争则已一争就要争个名列前茅的倔人。就是这个倔，使他把一个全国最大规模的民办大学办在了90年代的江西；同样是这个倔，使得一些界内界外人士“不开心”。

    他有大声铿锵的一面，也有小声丁冬的一面。

    一头是天风海涛、浩气逸怀的黄钟大吕；一头是曲折幽微、幽咽愁断的月夜琵琶。

    这是想成就一番事业者的意志，张良有脱靴之恭、韩信有胯下之辱。没有忍辱负重，何来大业奠基？没有坚韧不拔，何来异军突起？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于纤微之事。

    这是人们感受到的于果，志向大得惊人，处事又每每细到毫颠。

    三、高教是一面历史的铜镜

    于果说，其实，中国最早的学堂肯定是私立的，最起码，也是公私并立的。

    他可能是从教育的祖师爷孔子那里得到的认识。

    江西是中国之一省，剖析江西的教育史，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教育，也是江西人得以因祖宗而自豪的佐证。

    江西古代的教育素称发达。江西古代的官学、私学教育，汉代以前无考。至东汉，私学已有发展。《后汉书》记载，建初三年（78）前，南昌的程曾，受业长安，回家办学授课，会稽顾奉等数百人会聚门下。元初（114至119年）间，南昌唐檀，教授乡里，也有百余之众的门生。

    始建于中唐的江西书院，不仅成为闻名国内的私人讲授场所，也是江西教育长时期领先一步的标志。江西书院到宋代获得大发展，共创办书院130多所；明代继续发展，又创办160多所，可谓极一时之盛。据《明一统志》统计，江西书院数量，位居全国第一。

    不仅数量出众，质量也不遑多让。

    白鹿洞书院，宋初即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影响深远。迄今到庐山旅游的文人墨客，如果没有去“朝拜”白鹿洞书院，那就算留下了一个遗憾。白鹿洞书院，是唐贞元年，洛阳人李渤、李涉兄弟曾在此隐读，李渤养了一头白鹿以自娱，因此被人称之为“白鹿先生”。兵荒马乱的年月，各处学校废弛，于是到这么一个晨昏相对，皆是古树清流的书院来读书，就是赏心乐事。辗转到南宋淳熙六年，思想家朱熹知南康军，着手重修日见颓圮的书院，亲手拟写了《白鹿洞学规》，并口授灯传，顿时声名远播，远近求学者，络绎不绝。

    另有鹅湖、怀玉、象山、白鹭洲、豫章、鳌溪等书院，其规制与白鹿洞书院不相上下。

    江西自宋以来，又为宋明理学的发祥地。宋之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元之吴澄，明之吴与弼、陈献章、胡居仁、王守仁、邹守益等理学大师的学术研究、形成、发展与传播，无不与江西关系紧密，并为江西教育注入了新的内容与活力。

    应该看到，古代江西的教育与全国的教育相类，主要体现在识字传授与经学教育，科举之后纳入科考轨道，儒家经典及其伦理思想是其内核。

    江西宋元明清四代进士数，分别占全国的百分率是：宋12.72%，元18.17%，明16.99%，清7.99%。自唐至清，江西共有状元34名。江西的进士尤其是宋元明三代进士之多，不仅“远胜浙楚”，在全国也是拔头筹的。

    教育的实绩，多半与彼时彼地的经济状况相关。社会安定、经济良好、尊师重教、教学相长，这是那可圈可点可缅怀的数百年里江西教育的辉煌。

    高等教育历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教育的镜子。

    如果把大学的历史追根溯源，那么这么一个时间可能是许多省份大学的滥殇：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亦即公历1902年4月。这年这月，清廷公布试行《钦定学堂章程》诏谕天下“于各省城均改设大学堂”。江西动作不算太慢，是年11月，在江西省城南昌创办了江西的第一所高等学校——江西大学堂。

    由此可见，江西或全国的大学，其源头就是官府督办，“公办”与“计划经济”的性质很明显，这是否意味着，一条河流，或清或浊，或盈沛或枯瘦、或气吞山河或舒缓滞慢，从源头处就定下了基调？

    这可能有点武断了。

    事实上，到清末，江西已陆续开办了10所高等学堂，十分之六是官办，另有三所是民办：萍乡医学堂、豫章法政学堂和江西法政学堂，还有一所“毋庸立案”的教会学堂是九江南伟烈大学。国事蜩螗，变数甚多，江西的大学以后办办、停停、改改，一时也难以尽述。如南伟烈大学自1912年至1917年，前后不过6年，停办以后，学校改名为同文中学了。

    抗战时期，烽火燎处，大学的迁徙变动，更是家常便饭。值得提一笔的是，江西这个既不是前方也不是后方，即不是东也不是西的尴尬位置，成了江浙及东南沿海高等学校纷纷后撤、沿途办学必经之地。作家钱钟书在他的《围城》中对此也多有描述。

    1937年底，复旦大学迁庐山，同济大学迁赣县镇台衙，浙江大学迁泰和上田村，校舍鄙陋，饮食粗糙，却是聚一代精师，授四方俊彦。一年后，战事吃紧，又扑腾腾一起飞往大西南去了。

    1940年10月31日，国立中正大学在泰和的杏岭正式成立，一代植物学家、教育家胡先肃博士任校长（胡的生卒年为1894——1968，葬于中国第一个国家植物园——庐山植物园），这是江西第一所由国家设立的综合性大学。蒋介石也于当日发来贺电，称：“中正对教育之主张，为‘文武合一’与‘术德兼修’……”

    如果说江西的经济大不如人，主要在“文革”之后，江西的教育主要是高等教育的大不如人，却是在50年代见其大略了。

    这是一份全国高校调整的时间表：

    1951年10月，全国高校的院系进行部分调整；

    1952年，全国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开始；

    1953年初，高教部决定继续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重点放在中南区。

    在这三年的高校及其院系调整中，说江西的高校得少失多，那是过于温和了，说江西的高校遭受重创，也不过分。

    50年代的头5年，是中国百业勃兴的5年呀，可是江西的高校偏偏迭遭低潮。

    第一年，原在南昌的中南军区医学院在改名第七军区医科大学后，迁往重庆；国立南昌大学工学院部分系科调入武汉大学和新组建的中南矿冶学院。是年底，江西高校由7所降为6所；

    第二年，国立南昌大学农学院部分系科（农业工程、农产制品）调出江西，与其它高校有关系科组成华中农学院；工学院部分系科（化学工程等）调往广州，新组建华南工学院（即为现在广有影响的华南理工大学）。通过这次调整，江西高校降为5所。

    第三年，调整的力度继续加大，不仅调整的重点在中南区，而且还在炎炎夏日，成立了中南区调整委员会南昌分会，由14人组成的班子，堪称兵强马壮。大笔一挥，江西陶瓷专科学校又被华南工学院收入帐下；国立南昌大学体育专修科划归中南区，成立中南体育学院；国立南昌大学工学院各系科先后与母校相揖别，劳燕分飞，嫁与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华中工学院、华南工学院、中南矿冶学院……理学院各系分别加入到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行列里；文法学院和师范部一部分则分别到新组建的湖南师范学院、华南师范学院、中南财经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报到……

    南北夹击，尽皆褫夺，南昌的大学被“调整”得霜打冰摧、七零八落。

    此中最令人伤感的，是一个实力雄厚、系科比较完整的南昌大学被“宰割”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绝大多数院系被平调出去，其丰腴的肌体从此不复存在，数百名科研与教学优秀的教师连同他们大可作为的系、科，不再属于江西的版图。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

    三年三大调整，江西的高校只剩三所：江西医学院、江西农学院和江西师范学院。其中的江西师范学院是在南昌大学师范部的基础上成立的。

    在数学的定义里，三点成面。三角形是稳固的。成语有鼎足而三。这当然不能构成我们自足与自我安慰的理由。

    这孱弱、微小而珍贵如火种的三所高校啊！

    江西高校的先天不足与后天缺损，对江西的教育、人才、科技与经济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自高校“调整”起，就露出迹象，影响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并将继续影响下去，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当年全国高校调整，为何对江西几乎如李逵手里的厉斧、排头砍去？有专家认为，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也与江西地理位置的尴尬有关。

    50年代初是什么年代？一方面是社会主义的建设浪潮滚滚而来，另一方面是台湾尚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一手拿锄头，一手攥枪杆是当时宣传画的常见的主题。解放台湾的口号震天价响，不能不让人在觉得彼岛指日可下的同时，又要高度警惕。

    江西与福建山水相连，一条鹰厦铁路逶迤而出，是福建同往外部世界的唯一动脉。江西是福建的后方，一旦发生战事，江西痛痒相关、必定卷入，江西也就是前线了。基于这种设想，江西的属于和平年代才能发展的高校大踏步“后撤”，似乎就在情理当中了。

    这是一个大致能自圆其说的构想。

    有人致疑，就在炮火时常袭击的真正的前线厦门，不是还在水波湛蓝、一碧万顷的海边，保留了一所重点大学——厦大吗？就是在双方以炮火相酬的日日夜夜，厦大的捐助者陈嘉庚坚持让同学在地道里上课，也不肯“后退半步生”。

    这虽然是一个没法细细理论的历史“过结”，但无从怨诉的教训却是沉痛的，其深刻、无奈又苦涩的内涵，需要江西几千万父老乡亲一代、二代、三代……地去面对、去品尝。

    教育，原本有这般魔力，它未必可以立马兑现泼金堆银般的美妙与富足，但它却可以庄严承诺：没有尽头的未来是一条遥连天际、灿若彩虹的的弧线，我们的明天会更美好。

    在我们目力不可及的远处，教育是宣言、是感召、是旗帜，也未尝不是点石成金的魔棒。善待教育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善待教育就是善待我们的孩子，善待教育就是善待生养我们的田野、河流与远山近岭。

    我们善待了吗？

    我们有力所不能及处，我们也有力所能及，却囿于种种自私、自利、短视或明哲保身的考虑，不能成为登高一呼、攘臂顶立者。考察一下浙江大学吧，血与火淬砺的抗战时期，被小说与影视作品描述过的“流亡大学”浙大，1936年至1946年10年间，从文、理、农、工4个学院16个系增至文、理、农、工、师范、法、医7个学院27个系，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在校生数由512名增至2171名。果真是多难兴邦、逆境成才？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金陵怀古》，指出“人力”重于“地利”。

    浙大能在炮火纷飞年月成长壮大，与当时浙大的校长、科学家与教育家竺可桢的大学理念很有关系，他认为：“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大学犹海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指抗战时期）降道德标准。”无怪后人会对蔡元培、竺可桢这类有开辟莱蒿之功、永远在为教育奋力作建设的大学校长们鞠躬、感恩、缅怀不已。

    江西的公办教育，是那样令人遗憾地一步一步走着。其间在1958年，诸事大跃进，教育也不例外，是年4月6日，《江西日报》发表了题为《组织教育大跃进、促进教育大革新》的社论。风雷动，起宏图。随后，办大学若“烹小鲜”，城乡处处有大学，彭泽县办起了棉花大学，南丰县办起了蜜橘大学，瑞金县办起了红专大学……

    无庸质疑，这时候，新建的一批全日制大学还是对江西的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江西大学、江西工学院、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冶金学院、江西地质学院，以及各地区的师专、医专和农专。

    大学是一种年深月久的积累、是一种日晕月染的熏陶、是一种露沾雨溉的窨制。时间的重量借助大学来体现，比任何天平都精确。当江西如大旱望云霓般渴望有一所重点大学，当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于1993年5月4日这个青年人的节日手牵手向“211工程”迈进（“211工程”的大意是21世纪初，全国重点建设100所大学），当检点自77年高考恢复以后历届重点大学的考生多半都寓留在省外……江西高校建设的滞后效应这才如石击水面，涟漪一圈更比一圈大。

    有了这样的背景检索，我们对江西民办学校在90年代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于果及其蓝天学院成为全国在校人数最多的民办大学、于果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唯一的民办教育的代表，就有了眼前一亮的认识，就有了耳目一新的思考，就有了如春蚕破茧、春笋拔节般地冲动。

    四、江西最需要什么典型

    在晚春的深圳和盛夏的南昌，笔者分别与新任分管文教的副省长胡振鹏及同样是新任省教育厅厅长的漆权，就江西的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向进行过采访和交流。

    江西在2000年实现了“双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轻壮年文盲）

    这对无论教育界领导还是各级分管教育的行政长官，都是一件可心的大事。

    如果说，中国是“穷国办大教育”，经济落后的江西，就更是不折不扣地穷省办大教育了。令胡省长及教育厅诸头儿大致满意的是，到江西的90多个县（市）的乡镇去看一看吧，如果在一大堆了无秩序的民宅中，有一处地方显得不同凡响，那就是乡镇学校了。

    在年复一年的艰难困厄中，有一大批默默坚守阵地的老师，把青春、热血、身体及享乐全都捐给了一茬又一茬的孩子。笔者五一期间奔赴乐安流坑参观之途，有一位小学校长告之，他们学校已经有大半年没发工资了。我们无意去深究这其中深刻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我们也相信大多数县乡领导是奉行“再苦不能苦教育、再穷不能穷学校”的，但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卓然挺立的乡村教师们，他们是完成“双基”的一线工作者，骈手胝足、两鬓飞霜，他们的成绩，在令人骄傲的同时，也令人愧对……

    也就是在这样的中小学教育背景下，我们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孩子，以无愧自己手中的马灯、盐菜罐的成绩单，齐刷刷地站到了大学的门槛。

    文教副省长胡振鹏说，江西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历来在全国前列，1999年，比同样高考出色的邻省安徽还高出7个百分点。

    如果说，基础教育在江西是处于全国中上水平的话，高等教育逆行而为中下水平。还有质量也在中下，且分布不尽合理。全省偌多高校的研究生指标，99年一年招生总数为400多人，还抵不了别省的一所大学！一所象样的二流大学，如武汉的水利水电学院、江苏的河海大学，一年各自所招研究生都不止400。2000年计划大面积提高招研，一口气招了900余学生，但仍没法望重点大学之项背。要超过全国平均增长，担子重啊。

    作为金字塔尖的博士点，江西因为“突破”较晚，更乏善可陈，到99年底，只有南昌大学等三所大学共3个博士授予单位、5个博士点，培养博士生10余人。

    与周边各省的公办高校相比，江西的同类学校无论从规模、效益或知名度比较，都未有胜出者；唯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闻风而动，合并较早，搭上了“211工程”这般车，在省属院校中，也是“合并”得比较成功的。“捆绑”以后，资源共享，增强了实力。为江西破除“三无”（无重点、无院士、无博士授予权）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受历史、经济及省情诸方面因素的制约，江西公办高校的落后，已是不争的事实。

    说江西的民办学校异军突起，恐怕并无过分；说是一枝奇葩，自非不当。

    江西现有民办中专包括中等职业学校200余所，每年招生约3——4万人，这为江西的“初升高”增加了7个百分点。江西平均每年有48万初中毕业生，去年仅10万升入高中，今年通过努力，达到14万。6万进公办中专，再约4万（包括全国各地考生）进民办中专（这其中还有一定的流失量），还剩不少没书读。初中毕业，十五六岁，已经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再属于有义务接受教育的范畴。这群学生——其实还是孩子，多半生活在乡村或城乡结合部，从此带着最基础的文化知识，逐渐地或者很快地汇入到劳动大军的行列里。

    这种情况当然不独江西存在，这是我国现阶段经济与教育能力的无奈。

    再看民办高校。

    说起民办高校，省里负责教育工作的同志精神为之一振。如果说江西的公办高校，较之全国大多数省份，皆难以伦比，那么，民办教育的起步不仅不比别人晚，发展速度也不必别人慢。2000年的8月盛夏，笔者在农业大厦二楼，看见“2000年江西民办高校工作会议”正在召开。4月份在深圳采访胡振鹏，他报出的民办高校数字是40所，时隔数月，江西又有6所高校批建，使江西的民办高校总量越升到46所，在校生约8万。

    民办高校在校人数超过6千人规模的有3所，分别是蓝天职业技术学院、新余渝州电子工业专修学院和大宇工商专修学院。这些年来，民办高校共送出3.7万人，因有一技之长，基本都能够就业。

    总起来说，江西的民办高校发展迅速，从其办学规模、质量管理和社会效益诸方面来衡量，都可说，走在全国前列。蓝天更是一枝独秀、遥领风骚，以上万名在校生的规模，占据了全国民办高校的制高点。

    江西开办民办高校的热情与广大学生对民办高校的回应，已可以作为一种现象来研究。

    这与其说是行动的自觉，毋宁说是形势所迫，是环境逼出来的。

    在经济浪潮席卷全球、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颠覆”的时代，江西有多少感慨与浩叹！这个历史上自然经济相对圆熟、风调雨顺年景较多的省份，曾经因饥谨的年份居然有粮食调出而引得世人嫉羡。时移世易，当市场经济沿南中国海席卷而上、有包举宇内的“野心”的时候，江西在错愕、犹疑与观望之中，转瞬就失去了接二连三的大好发展机遇。

    生活的悖论就在这里晕现出来，当我们痛感自身趁靓未嫁的时候，时代的列车已经把最璀璨动人的年华连同机遇，一起捎走。

    可以说，江西的头儿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觉教育之于一个省的紧要。

    1999年，江西高校毛入学率比全国平均数低1个多百分点；2000年，江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高校的录取率第一次达到了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前者是53%，后者是52%左右。

    国家提出，十·五期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应达15%，使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即便如此，与世界发达国家30%的毛入学率，还有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

    以江西现有的经济实力，要达到国家指定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犹如登山，越接近山顶的时候，越觉步履灌铅，举步维艰。2000年11月央视新闻在报道全国13个省市未能完成占财政支出的2.79%的教育资金的投入量时，江西榜上有名。国家的期望目标是4%，而经济发达省、市，已达或超过4%。如广东省人大通过的《广州市教育经费投入与管理条例》公布，自2001年1月1日始，“市人民政府年度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不低于15%。”2000年，江西省出台了一个让全国媒体瞩目的措施，凡是通过国家教育自考获得大专以上文凭的农村青年，在城镇找到工作且有稳定收入者，可以无条件实行“农转非”——上城镇户口。

    漆权厅长在2000年全省民办高校工作会议上吁请，大力支持民办教育。为此，省厅的“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处”呼之欲出。他强调，民办高校也要自我加压，依法办学、加强管理，提高质量，办出特色。

    手心手背都是肉，对于江西的“民校”，头儿们都表示出一致的热忱，既希其长足发展、日新月异，又望其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于“蓝天”及于果的事业心、实干精神和坚定的目标，他们又从心眼里表示欣喜。就在笔者撰稿之时，《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华西都市报》、《家庭》、《现代家庭》等面向全国的大媒体，不约而同地聚焦南昌、聚焦于果和他的大学。

    这是于果和蓝天学院的荣誉。

    这也是江西和江西人民的荣誉。

    江西如久渴的土地望甘霖般太需要好的在全国立得住的典型了，需要政治的典型经济的典型城市的典型乡村的典型事件的典型人物的典型企业的典型机关的典型……

    尤其需要市场经济的典型与教育的典型。

    缺什么补什么，最缺什么最需要补什么。

    江西当然缺一翘大拇指人人皆知的好企业，缺一拧开电视天天在唱的好品牌，对一个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植根甚深、盘踞太久的省份，雪中送炭般的补给，就是市场经济及其裹挟而来的观念、理想与作为；但是，对一个城市、乡村、家庭或孩子来说，教育的馈赠远胜于物质！江西既缺市场经济又缺优秀的大学。

    蓝天学院处于的一个十字座标，恰恰是市场经济加高等教育。

    于是我们的呵护、我们的眷念、我们的深切注目与从头细说，都有了充裕的理由。

    五、穷省办大教育

    从1994年于果创办江西高级职业学校开始，他锁定的招生目标就是那些想念大学，却因为身体、考试及其经济等问题，不能上中专、大学的孩子。

    经济问题，一直是江西发展教育事业的瓶颈。

    如果说，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远远落在发达国家后面，那么江西的经济状况，较之全国又是无庸置疑地叨陪末座，这从财政收入、人平工资、物价指数等恒定生活的硬指标中可以得到证明。以至2000年开春，全国掀起开发西部为经济着力点的时候，江西上上下下，流传最广的一句自嘲是：“不是东西”。即江西省所处的尴尬位置，既不是东，又不是西，两头不靠。

    这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问题，有更深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内涵存焉。人们通常说，和自己的过去比，江西可以列出不少骄傲，但是横向比较，江西就没法藏愚守拙。事实上，在今昔发展速度上，我们即使与同在华东六省一市的福建、安徽比较，也慢不止一两个节拍，更比不上鲁江浙沪。

    经济滞后带来的困窘，在在皆是，举一个相关高等教育的例子。20世纪末，一是高校合并成风，二是高校下放成风，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较发达省份，部分部属院校逐步下放给地方管理，或与地方共建。部属院校因有更强劲的省市地方财力支持而高兴；江西为数不多的几所部属院校需逐年下放给当地时，无论是“送”还是“迎”，都不可避免地流露出畏难情绪。

    于送者，感觉离开了原本相依为母体的财政部、铁道部、航天航空部……有断奶或少奶之虞，是至难之事；于迎者，一下子增加五六所需要省级财政负担的大学，每年需在原本就拮据得捉襟见肘的钱柜里再拨拉出数千万乃至上亿的教育资金，无疑是弱柳临强风，甚或是雪上加严霜。

    江西2000年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笔者读到了一些催人泪下的例子，真是一则也喜，一则也忧：

    新建县民办教师刘仁炳用自己多年冒险捕蛇、省吃俭用积攒的钱，自力更生建学校。面对“一无教室、二无课桌凳”的近乎原始的办学条件，他萌生了自己建校的念头。他拜师学捕蛇之艺，几十年如一日地利用课余时间，上梅岭、下鄱湖、进密林、钻窟穴，捕蛇卖钱，身上留下了十几处蛇咬伤痕。他将这卖蛇款点滴积存，逐渐购置起课桌椅以及盖起简陋教室。

    武宁县上汤乡刘家桥村小，被人称作“山村夫妻校”，陈芬荣和周德芳在这个山旮旯里一蹲就是30年。每逢新学年开学，陈芬荣夫妇都要翻山越岭，走家串户，耐心说服分散在6个自然村的适龄儿童上学。为了防止学生流失，他们让学生住宿，除了教书，还要管孩子的食宿。就是教学，两个人都要担任几个年级的复式教学。艰难困苦，不难想见。

    宜黄县黎溪镇的山村女教师吴荣兰，1984年起主动要求在地处深山、交通不便、一人一校、环境十分艰苦的罗家塘教学点任教。从家里到学校，她每天要往返20多里路，家务事一点顾及不到。为了让一位适龄儿童帮父母照看两岁的弟弟和4岁的妹妹，又能来学校念书，吴荣兰想出这样的办法：让一个7岁的孩子，带上两个稚龄弟妹一道来学校，4岁的孩子安排坐在后面，两岁的孩子，吴荣兰就找了一根襁褓带子捆在身后，背着教学。这样的例子，实属古今罕有。

    90年，吴荣兰又担任了一项更特殊的任务，办一所特殊学校，为聋哑儿童提供康复和受教育的机会。开始的时候，一无校舍，二无经费，她就把学校办在自己家里。她对着镜子练习发音的口型，既当老师，又是孩子的保姆、厨师，给孩子洗衣做饭、洗脸穿衣。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天天如此。在她的精心教育下，有聋童开言，17名聋哑儿童相继获得地区残联发给的康复证，9名儿童转入普通小学随班就读。

    还有宁都县的张安生，南昌县的伍介夫，龙南县的曹光发……

    这是我们的好教师，一生奉献，一家奉献，一切奉献。这也是我们“普九”教育的一座基础、一抹底色和一道底线。

    读着这样的人物消息，我们感动、感慨、感激，同时又不无深长的忧虑，如果我们广大农村山乡一线的教师，长期处于这样一种生存、生长和工作环境，他们一年年衰退的精力还能预支多久？他们还能挤出多少余暇与经济，去营养自己不断掏空的大脑和屡屡透支的躯干？

    现代教育是一种前后踵接的终身教育，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与工作环境是终身教育的物质前提。那些毕业已十年、二十年……的教师们，太需要“回炉”与更上层楼的各种形式的进修了。一方面是江西的社会情境尤其是经济情境，需要我们的教师倾注全部的体力与精力在教学，另一方面，跨世纪的教育情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的教师提高、提高、再提高。这是一个不容回避又不能不解决的矛盾，不然，不仅我们的教育是跛足的，对我们的广大基层教师也是不公平的，尤其是当他们二三十年后气力已尽，却偏偏站在讲学历、比论文、评职称乃至于民办转公办、并校裁员等险关隘口。

    拮据的财力直接制约着我们的教育水平。

    一位作家有篇小说，题为《分享艰难》，他状写的是农村各基层组织和干部间的联系。一个基层的读者问我：“如此，艰难能够分享多久？”

    没有什么时候，经济能与现代教育相关这样紧密。

    没有什么时候，中小学教育与大学对应得如此热烈。

    当蓝天学院与其它民办高校风起云涌般在江西这块炽热、焦灼而窘迫的红土地上娩出并发展的时候，我们大致可以窥见他们的主体生员背后的家庭和区域环境，那既是如水墨画般烟雨淋漓、杏花三月的江南，那也是似高炉出渣般倾吐着无用且无奈的余热的故土。于是，通过上中专尤其大学，掌握一技之长而背离家乡，走向城市，走向沿海，就成了无数个家长和孩子的念想，而且是唯一的念想。

    哲人说，知识就是力量。

    企业家说，知识就是经济。

    家长说，知识就是饭碗。

    到如今，可以顺推为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经济，经济就是就业。也可简言之，知识就是就业。

    这样的推论，会被真正的教育学家和人文学者嗤之以鼻，起码是大为感叹，可在冷铁一般无情的现实面前，在引车卖浆的寻常巷陌，在柴米油盐的日愁人家，没法不通过就业的好坏饭碗的有无，来掂量大学教育的分量。

    平庸，有时因其实在，反倒无敌。

    知识与经济的换算关系，已越来越引人关注，当用人单位基本将个性抹平，而用红线将博士、硕士、本科、专科与节节递升的工资关系紧密对应的时候，所谓知识经济正迅速窜红，成为从重门深扃的研究室到开门迎客的茶楼酒肆的共同话题。

    有学者提出“知识发展指标”的新概念，2000年第3期的《管理世界》有篇署名文章：《我国知识发展的地区差距分析：特点、对策》是这样表述的，知识发展包括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交流能力的发展。

    作者在“1998年各地区综合知识发展指数排名”里，分为高水平、中上水平、中下水平和低水平四个层次，江西是中部地区6个落在低水平的省、区里的一个。

    尽管江西的教育投入占财政收入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因为经济状况不佳，总投入量或按人头算计的投入，还是很低的；在一些贫困县，教育开支占了县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二，可是，乡村学校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仍然很严重。这是典型的穷省办大教育。

    问题是，穷省办大教育，又能大到哪里去？

    穷省办大教育，又能办多久？

    这是各级分管教育的领导的隐忧，这是各个学校尤其是基层学校的担虑，这是千万家长的萃力所在。

    于是，蓝天和40多所民办大学的应运而生就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蓝天成为全国在校生最多的民办大学，收费合理，教学认真，越办越好，口碑远播，其意义就大大超出了一个好企业或一个好品牌的纵横捭阖、无远弗届。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的恢复高考，是国人心中的一簇圣火重燃，燃烧的是激情、信念与理想，那么，20世纪90年代，大学在国人眼里，反倒从云端降落到地面。然而这是男耕女织的地面，是人间烟火的地面，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地面。

    中国人的家庭与生活，没有任何时候，与大学联系得如此贴心贴肉、水乳交融。我们从一年一度的高考与录取时不绝如缕的奇观与丑闻，也可以间接获得与此相关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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