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青年居孀，全靠对佛的信仰作为精神支柱，终生诵经持斋。她一字不识，却能背诵好多部佛典。后来父亲把祖母接到石城，为她建了一间佛堂。我去佛堂里玩，看见祖母戴着老花镜，敲着木鱼诵经，并且能及时翻页，真是怪事。妹妹和表妹也喜欢去佛堂，是去翻坛倒罐偷泡菜和蜜饯吃。我去是看种种摆设，祖母不在就敲一下引磬。引磬是一个长柄小铜钵，在佛乐演奏时，它响一下，众乐齐作，所以叫“引”磬。那音色清越空灵，引人神飞形上，美不可言。新中国成立后祖母住到省城，诵经不敲木鱼，引磬更无用处了，我就拿到学校民乐队里用，不知几时弄丢了。可惜之至！我母亲和外婆也一生信佛，吃观音斋（逢二、六、九日吃素）。外公更是在观音山庙去世的。我和姐姐妹妹们小时候都“皈过依”，是真正的“小居士”。直至我的儿子和女儿，也喜欢读佛学知识，跑到庙里去与大和尚对话。
我的皈依师父法号心和，是比丘尼。不知为什么，石城人认为叫“尼姑”不受听，不尊重。背地一律称“和尚”，又把男僧称为“大众”，女僧称为“二众”。佛教把出家佛徒分为“五众”：比丘、比丘尼、式叉摩耶（学法女）、沙弥、沙弥尼。如再加上在家的佛徒优婆塞、优婆夷，则称“七众”。当面则一律称“某某师”。心和师是镇宁寿佛寺的住持。与我外婆同辈，母亲叫她“二舅”，大约是亲戚。姐妹们叫她“二公”，唯独我叫她“师父”。每次来石城，给我的红包总比给姐妹们的多些。眉眼长得很清秀，神态非常慈祥。从母亲偶尔说的话猜测，她可能是为家庭不和而出的家。当时的女子出家，十有八九是这个原因。我与母亲去过镇宁寿佛寺，有一次是过年，大殿神龛脚有许多废烟花筒，我捡了一个带回家改制水枪，失败了。引线孔太大，不能够把水喷成一股。寺里还有个十六七岁的男孩，说是二公的侄子，跟着她在寺里过活。多年后我忽然醒悟，那可能就是她在俗时的儿子。“土改”运动，她作为庙主，当地主斗争，衣食无着，不久过世。我背诵的第一首诗就是她教的：“莫道群生物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我一直不觉得这算什么诗。直至看到丰子恺先生的《护生画集》，才知作者是白居易。
出进祖母佛堂的和尚居士，终年川流不息。当然以尼姑信女为绝大多数。她们不但来得勤，有的还要住上三天五天，十天半月，甚至一年半载。佛堂后面的小屋是祖母住，床边一架木梯通上屋顶阁楼，低矮，但面积很宽，尼姑们就住在阁楼上。一次我放学回家，经过三进的石院时，看见有个尼姑坐在佛堂阳台角落晒太阳，我就经巷道回四进我屋子去了。不一会，二姐也放学回来，说那个尼姑是在太阳下捉衣服上的虱子，捉到一个，就往下面一扔。佛子戒杀生，所以这么处治。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选紧靠院墙的角落坐。
有一位元慧师，在阁楼住的时间特别多，经常到后面找我母亲说话。她也是家庭不和才出家的，不识字，也没有说过一句有佛学味的话，出家只是换个地方待着。脸苍白而浮肿，一副苦相。婆婆妈妈的，完全不像出家人。五十年代，我家迁居省城后，她还不时来看望我母亲。有一段时间参加手工缝纫组之类。她说，历史上有污点，别人瞧不起。我问她有什么污点，她说就是出过家。我告诉她，出家不是污点，千万别为这个自卑。元慧师后来的情况不知。
女佛徒们来来往往，给祖母带来热闹和乐趣，父亲对她们很和蔼。我们小孩，与她们毫无关系，但如果三五成群的和尚来了，我和姐姐妹妹们就高兴了，因为那就意味着要在佛堂里“拜忏”了。拜忏是僧侣为信众礼佛忏诵，消灾去孽的一种仪式。和尚们都在灰僧衣外面披上袈裟，手持各种磐钹鼓锣木鱼，簇拥着讲经坛后面的大和尚。大和尚披金丝大红袈裟，戴毗卢帽，同戏里唐僧一个样。我们混在大人、亲友、居士们中间，听大和尚用洪亮的声音说些什么，然后引磬一响，大磬、铙钹、木鱼、鼓和长声吆吆的礼佛声参差不齐地交响起来。唱一阵停下，大和尚又讲。讲一阵又唱。如是反复几次，终于开始了我们一直盼着的“绕佛”。就是由大和尚带头，和尚们跟在后面，居士们跟着和尚，我们跟着大人，手里捧着香，在佛堂里转圈子，边走边唱佛号。我们当然不会唱，只是喜笑颜开地鱼贯而行。每巡大概转三圈罢，我们大不满足，为什么不一直转下去。人多场地小，转圈中难免出点小意外，你撞了我，她崴了脚，我们就更加快活。
有一位与众不同的老师太，在我家住过很久。年纪很大，身材肥硕，浮白大脸，气色像是有病。我们叫她“妙师父”，不知法号叫妙什么。父亲叫她“华大师爷”，因她俗家姓华，胞弟为工商界巨子华问渠先生，与其父华之鸿是贵州现代化的先行者，其功极伟。但晚境和结局很凄凉。抗战前全国八大书局之一的文通书局就是他办的。妙师父夫家姓唐，也是省城望族，民谚有曰：“唐家的顶子，华家的银子，高家的房子。”唐华联姻，珠联璧合，然而她却出了家。她有个胞弟也是出家的。省城有名的大觉精舍就是用她姐弟二人应得的产业所建。妙师父生养在这种家庭，虽已为方外之人，仍处处流露出颐指气使的痕迹。有一次在饭桌上，父亲笑着说：华大师爷出了家，还是千金小姐脾气，提高嗓子把隔着几间屋的人叫来，给她倒杯茶，其实茶杯茶瓶就在她手边。她通医理，祖母有点感冒滞食什么的，她就望闻问切一番，拟个方子。我时常偷偷观察她，心怀敬畏，觉得是《蜀山剑侠传》中的神尼瑛姆、半边老尼一类人物。特别是她戴着黑色大风帽的时候。妙师傅在祖母处住了多久，几时离去，几时过世，我因出外上学，都不清楚了。
在我见过的和尚中，真有出世高僧气度的，只有一位昌明法师。魁梧挺拔，广额深目，络腮胡须，皮肤油黑，眼光炯炯。活活一幅一苇渡江、九年面壁的达摩祖师像。他是省城华问渠先生介绍给我父亲的，与父亲非常投契。他在我家佛堂内用木柜隔出的一角住下，是在我家住过的唯一和尚。傍晚时分，常见他背负双手，沿着花台巡游于几个院子之间，口里轻唱着什么。来后不久，就在我家开坛讲经，令我兴奋了几天。佛堂里和阳台上都坐满了人，小城一些有学问的绅士都来了。我听不懂，只参观了一下“开幕式”就退席了。他的下江口音柔和，容貌却像燕蓟汉子。不久，他威猛的仪表、飘洒的风度和温蔼的神态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迷人的魅力，令石城原来的大和尚们黯然失色，受到善男信女的虔诚礼拜，当面背后只称“法师”，不提法号。后来，石城佛教界为他修缮清凉洞庙宇完工，就把他送去了。在清凉洞驻锡后，仍时常进城，留宿我家。他是我小堂叔和几个妹妹的皈依师傅，妹妹明讚还是他取的名，用梅红帖写了取名的含义，后面是四句偈语。可惜没保存下来。他对我们十分慈祥。有一晚，他把我带到佛堂里，郑重地取出一只旧怀表，对我说：这是先生（他称我父亲先生，父亲称他法师）送给我的，用了几年了。现在我买了一只新的，这只就送给你。我喜出望外，谢了一声，跑到黑沉沉的花园里，欣赏表面上绿莹莹的夜光字和指针。谁知几分钟后，就听妹妹来报，小堂叔吃醋了，缠着师父撒娇，法师就把那只新的给了他。我义愤填膺地回到佛堂，把表还给法师，逼得小堂叔也只好还回去那只新表。
送昌明法师去清凉洞那天早晨，一个山民牵着两匹马来我家，系在四进石院里。母亲和舅母照料他装捆杂物。母亲嘱咐他一路上特别注意瓷器，山民说：“我晓得，这是点‘小娘货’，小气得很，碰不得的。”“小娘货”一词引得舅母和母亲大笑。大约是以娇贵小气的太太为喻罢。六十来年前的事，还清晰得如在目前。随同昌明法师去清凉洞的，还有一副任可澄（志清）先生写的四字对联：“华严楼阁，福地洞天”，每个字尺余见方。原先挂在祖母的佛龛两侧。这副阔而短的对联，不知如今还在不在世间。
有一次昌明法师从清凉洞进城，到我家已是掌灯时分，家里人正在吃饭。他进屋就说饿了饿了，三太（小堂叔的母亲）赶紧起身去为他做素菜。他坐下来，一边说饿了饿了，一边拿起汤勺连喝了几口汤。那汤是豆芽肉片汤，在座者大惊劝阻，他坦然道，不打紧。这事是小堂叔告诉我的，我几时想起来都觉神往，觉得这是一个大和尚特有的洒脱和妩媚。新中国成立前夕，昌明法师与敏觉师在西门等汽车去省城，被国民党特务双双枪杀。小城佛教界哭声动地，不惧时忌，隆重送葬。还传说他死时两掌摊开，火化后骨灰雪白，有舍利子；敏觉师则双掌紧握，骨灰微黄，无舍利子，可见两位道行深浅不同，云云。敏觉是昌明来石城之前的首席和尚，与我家也熟，相貌气质都要平庸一些。
昌明法师的来历，有些老安顺人说，他原是军官，忏悔杀戮，放下屠刀。有人进而判断，这种人半路出家，并无多少佛学。过去我以为说者必有根据，前几年阅新修《安顺市志》，才知道此说纯属想当然。事实是：他生于一九〇〇年（与我父亲同龄），俗名孙书香。法名还有超寂、念一。原籍江苏涟水。毕业于政法大学。二十八岁习佛学医学，三十岁在南京宝华山受戒。三年后又到金山毗卢寺依瑞生法师学习天台教义。一九三七年入贵阳，在大觉精舍参拜天台宗高僧天虚法师。一九四一年应邀到安顺，在我家和佛教会（东岳庙）讲经，次年任清凉洞和华严洞二寺住持。他在清凉洞办“五众学院”，传授佛学，还办了儿童识字班，招收贫苦子弟入学。又为山民治病，供养孤苦老人。施药赠衣。有一年冬季购毡帽百顶，送给沿途田夫牧童御寒。正是这些举动，被国民党八十九军特务目为“有共党嫌疑”，下毒手杀害。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分子，我还读到处决凶手的罪状，内称他“杀害进步和尚昌明”。
几年后，我一次偶然哼唱苏东坡的《卜算子》词，小堂叔在旁惊问这支歌，说昌明法师在我们家园子里闲步哼唱的，总是这支歌。其词曰：“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道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我接触少，没有具体的记忆。基督教，除了与福音医院打过交道，有一位亲切的长者，陈知生先生。
陈先生是石城最早的西医。他作为小号兵参加过蔡锷讨袁之役。在军阀队伍中学军医。后来在澳大利亚李德文办的福音医院给李当助手，还到北京协和医院学习病理化验。后来李德文回国，陈先生就自己开设了安顺第一家西药店，就叫“新医药房”。是药房兼诊所，应诊医师就是陈先生自己。店址就是我父亲同德商号辟出的一隅。他儿子小恩与我同龄，我每天到药店里去玩。
陈先生比我父亲还长两岁，但因为与水洞街戴家的关系，成了与我一辈。我们叫他夫人为陈大嫂；他二老跟着孩子叫我父母为大公、大太太（第一个“太”字读“台”音，即祖母），叫我小叔叔。但我从来只叫他陈先生，不好意思叫陈大哥。他的店窄而深，后间立了屏风作门诊室。他长子光裕时常守药店，积攒了几十个“六神丸”的小瓶子，排在玻璃柜上举行阅兵式。我恰好放学看见，果然像一队黑制服兵，个个矮而胖，神气活现。令我非常羡慕。我与小恩玩耍，玩到他家开饭还不想走，就一起吃，决不谦让。他们坐在饭桌前要祷告，闭眼低头，陈先生开始说：“感谢主赐给我们食物”之类的话，说完，大家齐声“阿门”，才举筷子。我自然是睁眼作壁上观。小恩却也不合眼低头，而是对我扮鬼脸。可能我在场他有点不好意思。后来陈先生在五眼井修建了新宅子，就把诊所和药房都搬那儿去了，患者自会上门去就诊。我仍经常随母亲去玩。每次一经过石院，快要上石阶时，陈家小八弟就会从左屋冲出来，大叫一声“大太太小叔叔！”立刻又冲回屋去。我独自去找小恩玩，八弟冲出来喊：“大太太小叔叔！”母亲独自去，他也冲出来喊：“大太太小叔叔！”已成了条件反射。
陈家弥漫着一股祥和虔诚的气氛。每间屋子都挂着彩印的《圣经》故事图画，窗明几净，一家人轻言细语，长慈幼和。有真信仰的家庭，确乎与一般世俗家庭不同。陈先生的谦和温蔼，我没见过第二人。一次，我放学走到巷口，正碰上陈先生去学校找我。他蹲下来说：“小叔叔，我刚去贵阳回来，买了些小礼物送人，你挑一个。”摊开的手掌里是五六把小刀，各式各样的。我幼时最喜欢小刀，喜出望外，觉得每一把都有它的好处，眼看花了，随便拾起一件。陈先生说，好！笑着立起身，作别走去。那时的成年人，很少主动想着给小孩送礼物的。
新中国成立初，统战部门组织宗教界学习新社会种种知识，佛教人数最多，但昌明法师已去世，缺乏领袖人物；而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人数少，就全部合并成一个学习组，由陈先生主持。他的人品气度，立刻受到佛教徒们的拥戴。我假期回乡，听那些尼姑居士们说起“先生”（陈先生），那欢喜赞叹的神态，无异于一年前说起“法师”（昌明法师）。
陈先生夫妇都享高寿，但晚年都有些“人老颠冬”，实即患了老年痴呆症。老夫人先得此病，而且严重。某年我随母亲去石城，到五眼井陈宅探望，二老危坐在小屋里，相对无言，也不大能认识人了。忽然间，陈先生说起有关我的一件事，不知道早已过去几年了。这之前两三年，陈先生还健康的时候，到省城看望我父亲，又让我陪着他去箭道街寻访一位几十年不见面的老朋友。在那附近问了不少中年以上的居民，提起欧二公，尽都茫然。我估计不可能找得到了，却在最后一次努力之下找到了。那老人住临河一间窄小木板屋。两位老人真是“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四手相执，连声互慰。主人把欢喜郑重的心情，放在了沏茶上。那天很热，走得渴了，见老人把两只玻璃杯涮了又涮，正中下怀。不料他涮了几遍，却扯下绳子上的洗脸毛巾，把杯子内内外外擦拭几遍，然后才沏茶。泡了一会，另取一只没涮过的杯子，把这两杯茶折来折去，以求茶味均匀。我忍住干渴，辜负了主人那珍重的心意。至于陈先生，我想他是一辈子喝白开水的。
几年前回石城，朋友们带着去清泰庵，住持老师太和她的大徒弟都是我家的常客，拉着我的手连声说：太像先生！太像先生！最近听说，老师太早已圆寂，连她的徒弟也年老卧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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