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好些干针线活的亲友。我很愿意看到她们到家里来，她们来了，天天老样子的家就有了乐趣。我喜欢看四行八作手艺人的熟练操作。但她们靠十个指头过日子，是没闲工夫串门的，非得有活路请她们来做。一般是准备换季衣裳时，她们就忽然光临了。我家人口多，又多是天天在长高长大的小孩，往往一做就是四五天。平日搭在厨房后面小院里洗衣裳的白木门板，事先已洗净晾干，这时就放在了书房里我们姐弟做功课的小书桌上，铺上毡子和蜡染床单。伯娘们抱着蓝布包袱来了，取出大剪刀（一只柄正常地弯上去，另一只却反常地斜拖下去，像一条断腿。我怎么也用不了这种剪刀）、竹尺、灰线包，相对而坐。于是，针线活和闲聊天就同时启动了。我放学回来，看到这场景，走出走进，十分快活。来的一般是三位，你唱我和，很是热闹。要是两位，就冷清了许多，偶尔是一位（做一两样赶急的衣裳），那就索然无味了。
但有一位独来独往的剪花姑外婆，我很愿意看到她来，她却是难得来一次。她不做针线活，专门剪刺绣花样，所以得到这个专门称谓，以区别于别的姑外婆，如陈姑外婆、张姑外婆。我还有“炮台街大舅妈”和“玄坛街大舅妈”等等。
剪花姑外婆也姓张，矮小，袖珍型，极清秀。蓝布衫黑布裤旧得发白，洁净得亮堂堂的。扎紧的裤脚下面一双青缎子绣花的小脚鞋。母亲说，这双三寸金莲在当时闻名全城。右手拄拐棍，左胁夹着青布包袱。她总是独自坐在母亲房里，喝几口茶，与母亲寒暄几句，就戴上花镜，开始干活。包袱里是一本蓝布面的流水账簿，一页页夹着花样，翻开让母亲挑选。选定几种，从账簿里取出薄得透明的纱人白纸，折成几叠，把花样放在面上，用针钱粗粗钉住。这就开始剪了，用的是大柄小刃的剪刀，专门剪花样的，就叫小花剪。原先我以为姑外婆剪花是即席创作，及见是按着模子剪，不免失望。看多了，见她一叠七八份，曲线不起棱，刀口不现毛，还是值得佩服。我在一边傻看，她从不同我说话，只是屏息敛气剪她的花样。也不跟别人一起吃饭，都是母亲用盘子端进去，她独自吃。午后，母亲还要为她做一样点心。黄昏时分她就走了，母亲要一直送到街门口，总之是礼敬有加。想来，剪花姑外婆可能是独身、吃长素、有洁癖，年轻时必定是个美人。虽身为寒素，却是气质高洁。
做针线的伯娘们就世俗多了。不紧不慢地干活，不紧不慢地聊天，时间也被她们拖得懒洋洋的。聊的不外乎油盐酱醋的价格和质量，银圆和铜圆的兑换比例，谁家的姑娘“放”给了谁家，哪个做的媒等等。再就是婆媳斗智斗气、后娘虐待孤儿，这是旧时妇女界的永恒话题。比如某家后娘请客，小女孩难得吃一次油荤，吃相不好，受客人嘲笑。后娘觉得丢面子，买了三斤肥肉，炖了一大锅，硬逼着小姑娘吃，吃到呕吐都不罢休。小姑娘终于狂泻而死。再有就是“志异”类。某凶手被冤魂附身自供罪行；某家被小神菩萨（类似《聊斋志异》中的狐仙）砸锅瓢碗盏；某家新婚之夜雷雨交加，新人进洞房时床上盘着大蛇；某人结婚照片上，赫然出现一个孕妇影子，据此可知此人谋杀了前妻；等等。都是事出有因、想象夸大的传闻。比如这张照片我真见过，确实有个大肚子女人的黑影在右侧。但一想就明白：宾客中有一位怀孕妇女，不便参加合影，躲到镜头之外，不想强烈的照明灯光把影子印在白墙上，被摄进了照片中。如此而已。
种种话题，多是反复谈说，趣味性越来越稀薄。伯娘们发现我在一旁听，或是蹲在姐姐的小书柜前找书看，就会叫我给她们读“善书”。什么《安安送米》《芦花记》《白蛇传》之类，都是听母亲读熟了的。《再生缘》比较复杂有趣些，有比武打仗、女扮男装等情节。但我不好意思，也不会像母亲那样摇曳有调地吟诵，这种书以韵文为主，是必须这样唱读的。不一会，我不想读了，她们听得也不来劲，就各自谈论书中情节去了。这些书，妇女们都是耳熟能详的。有时候，她们用什么“讨媳妇”之类来打趣我，我就拂袖而去了。有一次晚饭前，母亲做客去了，我忽发奇想，要为几位伯娘做一道炒腰花。我在厨娘小冬姐把场之下掌勺，不敢及时起锅，老在油锅里拌，上桌一尝，奇老无比。但伯娘们说，老虽老些，味道是好的。安顺吃晚饭，一般已是掌灯时分。我也希望这些婆婆妈妈的客人多待一会。前几年，与一位世交乡兄闲谈，他说他母亲就是给人家做针线活的。他是孤儿，母亲出门了，他独自在家。天近黄昏，就站在小桥头盼望母亲，往往等至暮色苍茫，仅辨人影。好容易看见一只“粑粑灯笼”黄黄地自远而近，高兴得心口怦怦跳。走近了，却不是，沮丧得掉泪，又继续等候第二只灯笼出现。因此他痛恨有些雇主为了多干些活路，故意把晚饭拖得很晚，骂他们“为富不仁”。我听了很震惊，很抱愧，虽然我母亲常请的那几位伯娘年纪都比较大，家中没有幼小的儿女，我家也没有故意推迟晚饭。
我母亲请的针线伯娘是固定的三位。其中有一位是“常务”，请三位时有她，请两位时有她，只请一位也是她。婆家姓柏，母亲叫她“柏幺婶”，我们叫她“幺伯娘”，后来母亲也跟着我们这样叫。矮胖，菩萨脸，下唇撇出来。干这一行，时常用食指往唇上抹一下，再去搓棉线。幺伯娘的下嘴唇，不知是抹多了抹撇出来的，还是天生这样以便于她捻棉线。另一位是李婶婶，近视眼，飞针走线凑近鼻尖，话少。第三位不记得了。
幺伯娘与我母亲是老街坊。后来先父造宅，添置了花园后面的一片空地。末端有七八间小平房，作曲尺形排列。母亲提供三家亲友分住。一家是沈表舅，一家是做新式裁缝的薛大哥，再一家就是柏幺婶。我因此认识了幺伯娘一家。她老伴幺伯伯是木匠，儿子柏大哥是皮匠，二女儿做全家的饭食，小三妹也会自己做花鞋了（幺伯娘评之为“粗针大麻线，拉拢作数”。）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手艺人家，一家人都靠十个指头为生。还有个柏大姐，早已出阁，我只见过一两次。我爱看手艺人操作，就常去“后门幺伯娘家”。幺伯伯是个酒徒，不论什么时候见到他，永远是脸颊酡红，酒气三尺开外。他的木工活，小孩都看得出粗糙笨拙，而且很少见他接活，门洞边那堆木料，总是不增不减。回想起来，幺伯伯的醉翁之意，在于老伴子女十指之间也。我得了陈知生先生送的牛角柄小刀，想请这位老木匠把它磨得无比锋利。很普通的一把小刀，他拿在手里却大加称赞，说是不能用粗磨石先“开口”，那样会退了钢火，只能用细石慢慢磨。我听了很兴奋，似乎就要拥有一把宝刀，就像《水浒传》上写的，吹毛削铁。幺伯伯酒气熏天地磨了一两分钟，把刀递给我，说是这得分许多次慢慢磨，才出钢火。我没再麻烦他慢慢磨，这柄小刀也就终为凡品。
柏大哥做皮鞋要有趣得多。他总是坐在后间的矮凳上，身边堆满了各种工具和材料，一股新硝牛皮的气味，不难闻。木匠干活，锯子拉半天，推刨推半天，斧头砍半天，很枯燥。皮匠不同，锥子锥个眼，立刻换两根猪鬃针相对而绱；绱上几针，套进楦头敲打；立刻又换皮刀修削毛边……灵活多变，毫不沉闷。而且柏大哥一边做一边唱，长声吆吆地唱。都是地道的山歌调，郎呀妹呀。唱够了就从牙缝里嘘一种“气声口哨”。还是山歌调，大约歌词在心里跟着走。有两次碰见他和师兄弟一道，大约是干急活。一边做一边聊天，话题严肃，甚至涉及打日本、修中缅公路等等，其见解连我都觉得幼稚。谈着谈着，忽然又曳着女嗓唱起山歌来。他总是旁若无人，对我这个小孩眼空无物。柏大哥长方脸，络腮胡，虽是只见他坐着，也显着有身材。门洞的板壁上，对着幺伯伯的木料，是他写的毛笔字：花园虽好，缺少奇花。字迹粗壮，歪歪倒倒。我猜想这是在评价我父亲的花园，颇有点悻悻然，因为园子里有牡丹，有山茶花，有据说来自德国的“叶变花”（三角梅，当时少见）。但我一点不生柏大哥的气。他总是那么生气勃勃，使我产生好感。幺伯娘在与伙伴做针线活时，常用笑骂的语气夸儿子。原来柏大哥不久前还十分顽劣，游手好闲，懒惰无比。忽然之间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不仅学会了皮匠，干活不停手，对父母妹妹也轻言细语了，甚至看书写字起来。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活例。
顶好看的手艺还得数捏面人、浇糖画和纸扎（扎龙灯、扎风筝、扎人人马马）等项。不过都是玩耍物，实用手艺最好看的是手摇织袜机。一个由钢针排成的圆筒，针眼在针尖附近，穿上棉线。一摇动，针们亮闪闪地七上八下、此起彼伏，把袜子一截一截织出来，令我觉得无比神秘和美妙。可惜有织袜机的那家亲戚，母亲不是经常走动。幺伯娘家近，又不织袜子。至今看见音乐喷泉，起伏波动，还会想起织袜机。
母亲从省城购置了一架“胜家”牌缝纫机，派不上大用场，主要还是靠伯娘们的手工活。有一次，西医陈先生介绍了一个男师傅来踩缝纫机，五十来岁了，姓何，耳朵背得厉害。他见我总在看小说，问我读没读过禄尔洛斯侦探案。我说，是不是福尔摩斯？他说：不是。另外一个。禄尔洛斯。我向陈先生家小恩打听，小恩说：就是福尔摩斯，他记不清楚，胡说八道。再后来，临近解放了，有人介绍来了一位薛大哥。薛大哥名辛悟，长得很英俊，宽额深目，挺鼻阔口，配上一脸络腮胡，帅极了。又是个大孩子脾气，与我们捉迷藏，追起人来风快，从后院刮到前院，吓得妹妹们尖声大叫。踩缝纫机也风快，哒哒哒狂风骤雨。有一次他做西装裤，见我看得入迷，要让我来踩长缝。我不敢，他说直走就是，简单得很。我大着胆一试，越走越斜，害他拆掉重来，还留下一串针眼。但我最艳羡他的，是画得一笔好铅笔画。他为我画了从云南回贵州途中的险峻公路景致，还把在昆明画的翠湖写生等等一齐送给了我。见到我在省城买的美制维纳斯铅笔，大加称赏，我要送他，他坚拒，我强他收下。他要成家，母亲让他住后门小屋，与沈表舅、柏幺婶做邻居。妻子是农村女子，连生两个女儿，一叫抗美，一叫援朝。两三年后我去看他，已成为纯粹的缝纫社职工，把那支没有削开的铅笔也还给了我，说是一个裁缝画什么画。我很痛惜，多年后写了篇《裁缝师傅和维纳斯铅笔》，他读到后很高兴，写了封信给我，说已退休，要按我的希望恢复画画。信上称我为“弟师”，自称“兄生”。后来果然托人带了两张铅笔画来，却是连线条也画不成了，毛茸茸的一团一团烘涂。还带了两枚旧印石来，一枚赠我，一枚为他刻姓名印。我刻了也是托便人带去，没有机会再见面。从来信才知道他是报名参加青年军的学生，跟着戴安澜将军进缅甸打过仗。抗战胜利不久，开始打内战，他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就当了逃兵，回到贵州。我恍然大悟，难怪他初来我家的时候，总有点神神秘秘，后来又如此韬光养晦。
先母出嫁后专心理家，不再绣花了，但始终没有忘情于当姑娘时的生计。所以多次请剪花姑外婆来剪花样，也一直保藏着一本夹了许多花样和各色丝线的蓝布面账簿。她还收藏着十来件绣品，有被面、枕套、背扇、鞋面等等。每逢开箱子找东西，就便取出来看一阵，告诉我们哪一件是外婆绣的，哪一件是她绣的，哪件是柳嫂绣的，哪件又是谁绣的。其中有一件“鼓花绣”，是精品。那花朵、叶片、金鱼的头尾鳞片，都是立体的，像是一种丝线浮雕。鼓花就是凸出来的花。这种绣法用的丝线，是把普通丝线一破为四，比头发还细，绣出来比软缎还光滑，弧形凸面是用棉花填出来的，周围封一道极细的边。我九妹的乳母原是苏绣工，故与家母特别投契。妹妹断奶后，仍留她在家里。我们叫她柳嫂，人极善良，眼睛近视。不久日本宣布投降，柳嫂要回乡了。母亲和柳嫂躲在楼上绣了十来天的花，不准我们上去打扰。一次我趁她们下楼吃饭，去看稀奇，见两只高脚绣花架，上面绷着未完工的绣品。柳嫂走时，与母亲相对而泣。母亲晚年，把所有的刺绣品分给了儿女作意念。
有一次回乡，在为薛大哥和我当联络员的李淑敏（她与薛大哥是同院的邻居）家，我要她带路去看薛大哥。她说，她下班回来，看见薛大哥就在巷外菜市上站着。我立刻明白，进巷时看到人丛中那个有点惹眼的人就是他了。见我吃惊，淑敏说：薛伯伯早就不是老师笔下的形象了。确实，巷口的那个他，眼睛嘴巴歪扭，肩头向一边偏，衣着也很邋遢。我想保留着记忆中那个漂亮的大孩子，不忍见今日的薛大哥了。于是只托女孩致意。
那位金不换的柏大哥，结局更不幸。他越来越向上之后，经朋友介绍加入哥老会。不久到省城进皮革，同行有一位地位高的袍哥几爷（远不是龙头大爷），柏大哥作为小老幺，对这位会中先进十分恭谨。那时没有正规的班车，去来都靠顺路货车搭载。从省城回石城时，他们一行三四人，坐在高高的货包上。经过一个山垭口，一阵风来，把几爷的礼帽吹走了。柏大哥出于同门忠义，不假思索就往车下一跳，想去拣帽子。他没有经验，不是面向前进方向，攀着后板向下跳，而是逆向猛跳，当场摔死在公路上。他母亲深夜得到消息（只说是受伤颇重），来找我母亲商量，不住地打着逆呃，后来成了痼疾，几十年中成天打逆呃。
最令我佩服和喜爱的手艺人，是姓方的风筝师傅。他住杀猪巷，我从后门出去，几分钟就到。他面貌很清秀，却天生鸡胸驼背，腿脚伸不直，蹲在大椅子上，大案子紧靠在面前，刀剪、纸张、颜料、糨糊等等，都堆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竹篾之类则在身后，也方便取用。偶尔必须下来拿远处的东西，就很费劲。但手极巧，有文化，扎的风筝造型、配色、笔墨都和谐雅致，很有品位。我小时候不怎么好动，唯独放风筝是乐此不疲。自从发现了方家风筝后，就再不买别处的了。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泡在他屋里看他干活。他专心干，我专心看，从不交谈。决心要买了，才有简短的业务对话。我后买过十来只风筝，有老鹰、蝴蝶、鲇鱼、蜻蜓、鹞子等，都迥出别家出品之上。特别是一只墨蝴蝶，一只鹞形戏曲人物，堪称精品。鹞子上的张飞，作《芦花荡》里的渔夫装，蝴蝶脸上，两颊粉红，弯眉笑眼，妩媚之至。我心里敬畏这位高手，不好意思和他讨价还价，有一次二姊顺路陪我来买风筝，对此很教训了我几句。方师傅的作坊是这幢店房的左门面，右门面也住家，常见一位瘦小老太太在做家务。右侧石有块旧匾，直书“意在笔先”四字。据此猜测，可能他上辈是开苏裱店，店里有写对联、画寿屏的先生，所以他从小学到这套本领。后来读到沈从文先生的《菜园》里那家姓玉的旗人母子，无端联想起方师傅来，觉得他家可能也是旗人。
旧时常说一句话：“天干饿不死手艺人。”靠十指为生的手艺人，我所见都是清白自爱，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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