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店员群，自称“当丘二”。学徒期叫“当徒弟娃娃”，升店员是“当丘二”，再上一层就与经理老板同称“先生”了，账房先生、进货先生等。近似今日的蓝领白领。但自嘲时都说是“给人家当丘二”。也近似今人说“给人打工”。不知典出何处。揣想会不会是从当兵叫“当丘八”（兵字拆开为丘八）引申而来。店员与兵同是替人出力卖命，可算“字辈”相同；但处境又比兵好些，排行应当靠前，因此想出这个怪称呼。当然这纯属我的想当然。
同德的账房先生袁世昌伯伯，是我父亲的同乡先进，而且关系不一般。听店员们聊天说起，父亲年轻起步时很得袁伯伯的指导。比如曾经跟着师兄们喝酒，还制作酒令，袁伯伯对他说：你是能成器的人，莫要跟着这样混。父亲立即戒酒，终生不沾。当时我觉得袁伯伯非常老，现在算算不过五十来岁。那时的人显老。瘦削、高个、窄脸，花白胡须。神情持重，却很慈祥。我觉得他更像书院的山长。经常咂巴着长烟袋。这一辈商界人士十有八九要咂巴长烟袋。烟杆长到一人来长，据说烟杆越长，吸入口里的烟越醇和清凉，无火气。旱烟裹好，装入烟锅，口含烟嘴，那一头远远伸向屋角去。怎么点火呢？有自助式和他助式。自助式是划燃火柴，迅速插在烟卷上，伸出烟杆，含住烟嘴，把老远的烟锅翻过个，火焰烧及烟头，吧嗒几下，就开始喷烟吐雾了。他助式是让小徒弟蹲在那头点火。简单得多，但不如自助式好看。烟卷裹得很精致，外三层是好叶子，中心是末屑细筋。一般是小学徒卷，有时自己卷。卷好码在大定出的皮胎漆盒里，还要铺几片鲜果皮，花红皮，雪梨皮，起滋润和添香味的作用。或者装在整只柚子壳制成的烟罐里。袁伯伯很读过些书。晚饭过后，结了当天流水账，也不急于回家，总要待到九点左右才回去。在洋灯（煤油灯）下，指导学徒读书习字练算盘，给他们讲三国。店里有一部绣像《三国演义》，有一晚我念回目，把“徐州牧”认成“徐州收”，惹得他哈哈大笑。账房先生的任务是核账，算盘噼里啪啦，如疾风骤雨，清脆悦耳，赶得上“击鼓骂曹”和“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夸谁算盘精通，就说他“九归九除，一抹不梗手”。学徒从“三盘清”“七盘清”入手，我也会打，乘除就不会了。绝顶高手能够两手同打两把算盘，一手打一手复，一次验证正误。记账用一种特制的数码字，当时我也会认，现在不记得了。袁伯伯长子本忠与我是玩伴，长得极清秀，左耳戴个小金环，绰号“小姑娘”。我去过他家，蒋衙街，不远。空屋很多，环廓很宽。有一项设施与众不同：蹲位在楼上、茅坑在楼下的悬空厕所。这是为方便妇孺设计的。固然袁伯伯慈爱周到，但也得有地广人稀的条件。本忠的弟弟本良小我十几岁，多年后邂逅于故乡，“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已是古汉语专家，诗词做得很好，后调到贵州大学，见面方便，与我成了挚友。从他得知，同德在五十年代公私合营运动中结束后，袁伯伯就一直赋闲，家庭经济曾一度艰难，须变卖旧物维持。后来子女就业，渐渐宽裕，但老年心境非常寂寞，时时倚门守候他们回家。
同德进货先生周正鑫，是承前启后的一代：抗战前的旧式学徒，抗战中经营新式商店。进货先生对百货店举足轻重，任务一是进货（采购），二是美化橱窗。尤其首次摆橱窗，是考较水平高下的入学试题。周先生出现之前，店员们已开始猜测议论，我颇怀着点敬畏等候着。他来了，西式打扮：白衬衫，浅咖啡色毛哔叽裤，腰系编花皮带。个子不高，清痩，小眼睛，脸红红的，果然气宇轩昂。那时商界中人多数穿长衫，或穿中式短打。年轻者才偶尔穿中山装。不一会，我发现他的皮带又不带花了，心想，果然是个时髦人儿。后来才发现那根皮带是前面编花后面平，并没有一会儿就换装。他钻进大玻璃橱摆货那天，我与其他店员围观了全过程，看他把那些衣料、被面、化妆品之类高高低低组织成立体图案，觉得确实名下无虚士。时间久了，原来是很随和风趣的性情。两个姐姐和他夫人一见如故，三嫂三哥的叫得很亲热。他夫人很贤惠，还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孩，长得很乖巧可爱。周先生有四大爱好：美酒、精馔、拉京胡、好客，都可以评得上段位。抗战胜利后，他到省城自己开店。地段很好，在中华中路中段；但店很小，没有玻璃橱货架，只在中间铺一块门板摆小商品，墙上挂服装之类。这种店现在还很多。周先生自己当老板，小店里间天天高朋满座，吃好喝好就唱京戏。当时我在省城读书，有一次周末进城，晚饭赶上在他炖团鱼。他很快就把本钱吃光了，仍回安顺“当丘二”，我就再没有见过他。后来听说他在某次政治运动中，悄悄到西水关自溺了。还听说周三嫂生活十分困难，在花街上摆摊变卖家中杂物，远远望见熟人就躲避。他家小玩意不少。有一把瓷“叫壶”，举壶斟酒，回转时会长吟一声；配有一套小酒杯，底部嵌着一粒玻璃珠，盛上酒就现出一个美人像。这类东西，当时在花街上不值分文。一九五三年前后，我放假回去，亲见北街做胡琴的顾师傅在花街上买到一座紫檀木香案，两米多长，通体透雕，精致绝伦，才二十五元人民币，相当于一个小职工的月薪。当然，那时候这笔钱也要养活一家人，但放在今天，少说也要值两套公寓房。
店员的中层，是早已满师自立，却又没能独当一面者。介于先生和学徒之间，是最完全意义的店员。年龄从二十多到六十以上都有，最是卧虎藏龙，异彩纷呈。其中颇有一技出众者，比如一手好算盘，一笔好颜字，一条好嗓子，一副好风姿，会打广话（通粤语），会做好菜，乃至食量过人，能言善讽，都算本领。刁钻古怪也是本领。有个冬夜，几位店员围着火盆闲聊，一人出去买了两个刚起炉的锅盔回来，大家起哄争抢。他不动声色，伸手略挡别人，对着锅盔呸呸两口唾沫，然后放在玻璃柜上，在一片笑骂声中从容进食。
我的店员朋友，自然都是同德的，也都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其中三位，一是与我最密切的，一是我最佩服的，一是回忆起来最有趣的。最密切的是罗哥，罗启明。他与我兴趣相投，带我去看画展，听音乐会，看京戏，并且带我去后台看演员化妆，看刘汉培、苗溪春、新艳霞、徐敏初、陶少滨、马志宝等当时的名角。要不是他带着，我一个小学生得不到这么多消息和机会。他并不以一技出众，过人之处是爱玩，好奇，说文点就是热爱生活。但这一点就超过别的许多点。他爱看省城办的《人报》，近于现在的多版面小报，其中有一个栏目叫“世故老人信箱”，主持人“世故老人”据说就是该报主编汤黑芷。罗哥订有一份，每期都给我看。有一期忽然整版登出罗哥的一封长信，叙说年轻人的苦闷，还配了很大一张半身像。当然还有“世故老人”回复的短信。这种安排，肯定出乎罗哥的预想，他感到尴尬，矢口否认。虽然照片和姓名（换了同音字）铁证如山，也死不承认那是他。他还两次陪我在画展上代我父亲订购展品。后来我去省城读书，他给我写长长的信。那是中国现代史有名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物价一天几变，老百姓形容为“见风涨”。有一天我接到花溪邮政局通知书，说有一封重要函件欠资，让去补款取信。我立即请假前去。补交了钱，换回的“重要函件”其实是罗哥的信，一句重要话没有；却还领到一大版邮票，面积比信封大两倍以上。原来这封信从安顺到贵阳途中，邮资涨了。袁水拍讽刺诗集《马凡陀山歌》句曰：“信封贴在邮票上”，一点不夸张。我就是用那一大版邮票包着信回学校的。新中国成立初，他离开同德，参加筹建店员工会，很受器重。不久，在审查中发现他曾参加过“三青团”，揪住批判，他就投水自尽了，留下一只手表给家里。死前给好友写信，说是后悔离开同德。石城人多认为体面比生命要紧，“愿割脑壳不割耳朵”，自戕者很多。而且多采取投河的方式，年年“李家花园的水鬼”要找“替身”。从四川老家来同德当店员的亲戚，还有一位李老表，一位刘老表，也都参加了工会工作，两人一路顺利，后来都提为干部。
罗哥致信的那位好友，就是我顶佩服的谷哥，谷受璋。他好学，干练，踏实，吃苦耐劳。虽才二十来岁，才干已很出色，极得我父亲的信任，许多大事都让他独立去办。日军侵占广西，逼近贵州时，父亲让他下乡选一个全家避寇的去处。他孤身步行，选定了织金乡镇，但此时日寇又已停止进黔了。他按公司的安排，又从织金步行入川，到叙永押运一批胡椒去成都。量很大，有三百只马驮子，从百色经毕节驮到叙永。到叙永后，雇多只中小型木船，运到泸州。再换大船，沿沱江顺流而下，抵达简阳石桥镇上岸。又换装汽车，运达成都。全程共耗去四十三天。他告诉我，沱江风浪很大，在船上就像今日漂流游戏一样。到成都报销时，不仅收支一清二楚，他本人的食宿都是按最低标准开销的。成都庄经理激赏，写信给我父亲报告此事。后来他在押运途中遇车祸受伤，在成都养病半年，我父亲又召他回黔，把裕康猪鬃厂的财务交给他。那已是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时期，这个职务非常要紧。这些情况，当时我都不知道，只佩服他心灵手巧，善于制造情趣。他在同德楼上住一间屋子，布置得很雅致，还摘了《桃花扇·余韵》里的北曲句子：“你记得跨青溪半里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树柳弯腰”，写成条幅，挂在壁上。他会做许多小玩意。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他给我扎了个大风筝：中美英苏四面国旗，并列在一个大“V”字（代表胜利）字腰上。我们一起扛着出城去放，飞不起来，他就把它立体化，改成一个大彩灯，悬挂在同德门楼上，装上轻磅（110伏）灯泡，一片雪亮，引来路人伫观，美军也开了车来，堵得水泄不通。新中国成立后，谷哥考入铁道部门，干了几十年野外勘探工作。他会打八段锦、太极拳，谙熟各种养生之道，如今八十多岁了，身体还很好。
最有趣的人物，是我父亲的族弟海福，我叫二叔，当时才二十多岁。是从四川家乡来我父亲这谋职的。矮小精干，不知疲倦的时尚追求者。穿西服吊带裤、骑自行车、吹口琴、照艺术相、画炭精像、头涂发蜡、足蹬镂花皮鞋，为黑白照片上水彩，戴睡帽，用舌刮，无一不是领导时尚新潮流。更有一条，喜欢唱流行歌曲。《桃花江》《丁香山》《毛毛雨》《特别快车》，我都是从他那听来的。“毛毛雨，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记得小时住在丁香山里，老想回到那儿去玩玩，玩一玩，玩一玩，丁香山”，至今还记得这些残句，特别是他躺在床上吹口琴，两腿搭凉棚的姿势。以及那一声“特别快唉唉唉唉唉”。对我们很宠，常带着我们去吃馆子。我第一次吃肠旺面，就是二叔带去的。一次带我去参加店员的冬令宴会，母亲说我是火体，不能吃狗肉，二叔让我喝了一点汤，回来大病一场，母亲说了几十年。有一年我左腿烫伤，在家躺着，二叔把商号的百代落地留声机讨了来放在家里，让我听京戏，姐姐们听流行歌曲。极好胜，打赌蹬着父亲的三枪牌单车一口气冲上东门坡；约了侏儒刘矮子去相馆拍照，手抚人家脑袋，题曰：“大人国与小人国”。去年见到他，说起此事，他说，那是相馆的人擅自写上去的。店里有一床缎子绣花被面，大红底，古钱图案，很老气，滞销很久，怎么也卖不出去。一次有人来买婚床被面，二叔极力推荐这块吉祥的被面，顾客居然被说动。眼看就要拍板付账，二叔使力过度，反而引起疑虑，结果功亏一篑。同仁们暗暗慝笑，二叔悻悻不已。新中国成立后他自己开甜品店，还叫我去尝了他的冰粉、八宝饭、冲冲糕。毛笔字写得很好，替人写招牌，摊在地板上让我看。人说比明贤写得好，他笑而不答心自闲。他还有一个爱好：收藏连环画（小人书）。初版的四大名著以及多种名品，应有尽有。够资格入拍卖会的。前年我问他还收藏着的吗，他说那当然。如今九十多岁了，还是那个样子。童心使他长葆活力。他疼过的侄辈，倒有五个走在了他前面。他几次叫了相馆来宅子里照的相片，成为这段旧日子仅存的见证。
学徒，自然是店员队伍中的灰姑娘。但在我小时候，传统师徒制已逐渐被新式雇员制代替，老板和学徒不再是准父子关系，也不称老师了，只叫先生。同德就没有一个徒弟，只有店员，店和家是截然分开的。因此，旧式小徒弟干家务杂活、替师娘烧火抱孩子的情景，我没有见过。我只见过家长（必是母亲）送孩子来“学生意”（开始上班）。有一位大约十七八岁，长得人高马大的，蓝布学生服紧紧箍在身上。他面壁而立，两手插在裤袋里，脑袋昂向右上方，两腿作稍息状，使店房的后半间显得更加狭窄。在他母亲（一个矮小的半老女子）进屋、寒暄、叮嘱、离去的整个过程中，他一直用这种别扭姿势站着。家长去了，店里先生同事们试着与他讲讲话，他依然这样站着，一言不发。不知是极度的害羞，还是表示对家长的抵制。我偶然碰上这场面，看着很尴尬，就进家去了。后来听说，他就那么站着，直到摆好晚饭，叫他过来吃，他突然冲出门去，一趟跑回家去了。另外一位瘦小些，也不怎么讲话。我还看见过他晚上用门板搭临时床铺，两三天后，听说他撬开袁伯伯的银柜，把里面的现金揣起跑掉了。其实同德并不需要学徒，都是却不过介绍人的面子。从此也就没有再进过学徒。
资历最浅的店员，照例有几项任务：擦大小玻璃柜、打扫庭院、擦洋灯、裹叶子烟卷。晚上合铺板、早上卸铺板则是大家动手。洋灯就是煤油灯，下江人有叫它“美孚灯”的。最常用的是花瓶状的台灯，还有提在手里走夜路，也可悬挂屋子中央的“马灯”。天色向晚，就动手擦洋灯。标准是玻璃罩要擦得晶莹澄澈，不见一丝污渍或指痕。天黑掌起灯来，一片花瓣形的灯光安详地站在一团若有若无的瓶晕之中，学徒就着灯光学算盘、练大楷小楷、看书。那意境颇不恶。当时店员中流行几种书：《三国演义》《秋水轩尺牍》《曾文正公家书》。曾著是蒋中山介石先生提倡的读物。有一晚，几个人围着灯说到这本书，我忽然冲动起来，说了声：曾国藩是大汉奸！说完觉得尴尬，就逃回家去了。后来罗哥告诉我，当时袁伯伯说我“有点骨气”云云。回忆起来，真是胡言乱语。有一段时间，父亲请了一位顾老先生，给东街几大商号的店员们讲授《古文观止》。老先生是前清秀才，大白胡子，宽脸，鼻孔极大，很有点威仪，像翁同龢的石印像。学员们每人买一本精装《古文观止》，抱着同顾老先生照了张集体相。又分别各照一张全身像，左手上露出金字书脊。与后来遵义会议、天安门游客们的标准相异曲同工。父亲还把顾老先生请到家里，教我们几姐弟的国文。还记得顾先生第一次来，是晚上，他看了我的作文，指出“旅”字写错了。又出了个字谜，叫我们猜：“两山相背背相连。两山相对对相连。两山相对不相连，一枝文笔插中间。”打《孟子》三字。我们哪知道《孟子》，由先生自道谜底：“王曰叟”。还讲了一个神童的故事：红袍县官出上联嘲笑他：“出水蛤蟆穿绿袄”；穿绿袄的他应声对道：“落汤螃蟹着红袍”。这就是我从顾老先生得到的全部学问。他好像就来过这一次。可能是发现我们不堪造就。店员们的古文班坚持了多久，我也不知道。又有一次，店员们忽然要参加消防队员轮训。罗哥他们戴了头盔，很是新鲜。后来知道，也是商会发起的，因为小城没有专业消防，想建一支业余队伍，备不时之需。
某年，同德来了一位四川店员，是姑父的表侄，我叫他罗老表。麻脸，很开朗，画得一手好花鸟，我十分佩服，放学后常到姑父楼上去，看他是不是在画画。一次，有个即将办喜事的人托他画一堂花卉屏，正好被我赶上，看了个饱。我看了半天，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过瘾，就建议道：画只鸟嘛。他沉吟一会，在已经快完成的牡丹花旁画了一只鸟。我立刻觉得这只鸟太大了些，碍眼睛。他也有些懊恼似的，端详了半天，没有吭声。四条屏全部画好了，挂在墙上。看到的人都称赞，他遗憾地说：不该添这只鸟的。我知道自己闯了祸。有一次，他忽然要为我做“硫黄弹”，就是“摔炮”。我对这些响声震耳朵的东西有点害怕，但盛意难却，就跟着他蹲在阶前锤碎石。锤了半天，他说够了，明天去买硫黄、硝粉等药料。这时二叔经过，知道我们要自己做摔砲，说是会出危险，劝阻了。我如释重负。可惜罗老表没待多久就回四川去了，要不我可能会跟他学学国画。
我在贵阳读书，就与谷哥见面多了，一起看电影、逛书店。有一次，大十字新亚书店卖一元钱一堆的书。就是把各类滞销书与一本好书配成一堆，卖一元钱。我与他各选了一堆。其实该扔掉的占多数，我选的仅仅是一本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也远远值不了一块钱。他选的记不得了。我们却很得意，似乎捡了便宜，兴冲冲地又去吃了一顿毛肚火锅志喜。几年后他考进了铁道队伍，我们就分手了。许多年后又才相见，他垂垂老矣，白发如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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