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受歌声震撼，是进入黔中附小一年级，在师生同乐会上，一个女生独唱《松花江上》。她是随家长逃难来的外省人，也就是三四年级的年龄罢。开始唱得很动听，随即喉咙哽咽，后来就号啕大哭起来，牵动了许多师生，全场一片哭声。黔江中学是江苏镇江师范的校长曹刍先生受中英庚款管理委员会之托，内迁创办的，师生员工很多是下江难民。附小设在“川主庙”，四合院，中间一个方方的大石院。我们教室在正面大殿，神龛用一大张竹篾帘子遮住。有一次两个男生打架，一个掀开帘子逃进去，我们这才看见后面坐着的刘备，两侧站着关公张飞。
这支《松花江上》，当时唱遍大江南北，是《流亡三部曲》之一。第二首因思想意识不正确，作者在延安受批判，就不再演唱，我还记得它的歌词：“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里？逃亡到何方？我们的国土已整个在沦丧，我们已无处流浪，也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说什么你的我的，分甚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大约最后几句混淆了阶级区别，所以受批判。其实这话并无大错。另有一首激昂奋起：“脚步连着脚步，臂膀抗着臂膀，我们的队伍是广大强壮！四万万被压迫的人民，都朝着一个方向。”我原以为就是三部曲的末一首，有一位老师指出我弄错了。我最喜欢的歌是《救国军歌》：“为我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至今哼唱还不禁动容。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前面有英雄的义勇军，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背着书包去上学的男孩，口中念念有词，忽然会拔足飞奔，扬手高唱：“冲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解恨得很！
一群军衣军帽的职业歌手进入石城，把零散的抗日歌曲汇成了一条河，河不大，却是活泼泼地汹涌流动。这是由舒模率领的剧宣四队，隶属于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来后借住于女子中学的一间大教室。用几床白被单隔成两半，男女队员各住一间。这种安排使窦校长十分不满，认为有碍观瞻，特别是在女校。我大姐明端是女中学生，对校长的愤怒不以为然，认为光明磊落的集体生活非常好。她本来就喜欢唱歌演戏，立即成了剧宣四队的追星族。每天放学，就在饭桌上絮絮地讲那些兵怎么出操，怎么排练，怎么打篮球，怎么洗衣裳晾被单。不久她与这些文艺兵交上朋友，得了许多照片带回家来。我们也就跟着看见了那些兵们怎么出操，怎么排练，怎么赛球，怎么晾衣裳。他们都非常年轻，穿棉军装，戴棉军帽；女兵军帽下露出长长短短的辫子，很俏皮。男兵们就是兵的模样，但细看还是要清秀些。
剧宣四队来了不久，就在京戏园上演老舍的话剧《国家至上》，我跟着大人们去看。座位很好，二三排靠中，看得十分清楚。剧情是褊狭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何化为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力量。我过去只看过唱念做打的京戏，第一次看写实手法的话剧，非常刺激。特别是那位回民领袖马大哥，白胡须、红脸膛，目光炯炯，声如洪钟。有一场结束前他大吼一声，怒视周围，一跺脚，大踏步下场，那神采令我心醉神驰。
明端与文艺兵的友谊与日俱增，不久就把全队人员请到家里来做客了。他们顺着几个院子巡行一通，观看父亲盘侍的花木，然后才在四进客厅里坐了满满一圈。我一直远远跟着，窥视这些心目中高不可攀的人物。舒模年龄稍大些，也不过四十岁左右，个头不大，皮肤微黑，头发很浓，眉目端正，很有书卷气。姐姐常常提起的草田最开朗活泼。可惜宋扬没有来，下乡采风去了。他就是传唱至今的《读书郎》的作者。“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啰，无颜见爹娘。”贵州人一听，就知道其旋律是从山民的唢呐谱来的。原本还有第二段：“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了面子光。只为穷人要翻身呀，不受人欺负哎，不做牛和羊。”中间的衬字，现在都唱成“郎里个郎，郎里个郎”，而当时是“叮叮个切，咙冬个锵”，拟锣鼓之声。他们还有一首《苦命的苗家》也传诵一时。“苗家要自由呀，苗家要平等呀，我们出了粮，我们当了兵，为什么别人在享福呀，我们就没有份！为什么呀，国家的事呀，不准我们问！”最令我惊喜的是马大哥的扮演者刘双楫也来了。神气很温厚，但我还是心怀敬畏。这是一个下午，父亲上班去了，母亲为大姐准备了茶水、点心、水果，也避开没有露面。客人发现门外有个观察员，就把我叫进去一起坐着。我如坐针毡，但也很愿意在他们中间听他们年青欢畅的笑声。忽然有人提出要玩游戏，玩“我的鸟儿飞到哪去了”。每人先要选定一种花木作名号。轮到我，我大窘，在大家鼓励下报了一个“含羞草”。那时我以为这种一碰就合叶垂枝的神奇小草是珍稀植物，是我家园子里的宝贝。选完名号，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来：“我的鸟儿要飞了。”众人问：“飞到哪棵树上去了？”女答：“飞到蔷薇花上去了。”那位蔷薇花马上说：“我的鸟儿要飞了。”“飞到哪株树上去了？”“飞到松树上去了。”如此错综传递，每出一次差错，就引起一阵哄笑拍手。我看得正有趣，不提防舒模大约觉得冷淡了我，大声说：“我的鸟儿要飞了，飞到含羞草上去了。”大家的眼光都转向我。我跳起来就逃出屋子去。后面一阵大笑，说真成含羞草了。这是我的国耻纪念日。如换成现在，我事先就会宣布不参与这样的游戏。玩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又笑语晏晏地走了。我远远目送，感到惆怅。
据方志介绍，在四队到来之前，安顺已成立“抗战戏剧歌咏团”，举行过大型演出。四队来后，又有“珠江音乐社”的建立。随即来了高博、杜雷等人的“新中国剧社”。加上几所中学和国立军医学校、兽医学校，一时之间，小城的抗日演出活动真有点如火如荼。我看过的话剧有曹禺的《雷雨》《日出》《家》；老舍与宋之的合作的《国家至上》，与赵清阁合作的《桃李春风》；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李健吾的《狂欢之夜》；张道藩的《蓝蝴蝶》；陈铨的《密电码》等，总有十多部罢。那时演出的《雷雨》按初版，在尾声中周朴园、繁漪和四凤成为同一个精神病院里的疯人。从《狂欢之夜》中看到酒吧之类的现代都市生活，印象很深。新中国成立后从电影《三毛流浪记》里看到大胖子杜雷，以及许多影片中的高博，还有香港片片头上的“音乐：草田”字样觉得亲切，像是久违的老朋友。那时舞台上的道具，乃至服装，都是借用现成的，拼拼凑凑。大幕拉开，一堂写实摹真的布景显现出来，场子里就像刮穿堂风一样，掠过一阵赞叹之声。幕间换景的时间，长得够睡一个小觉。一次有人来访家母，说是演话剧需用一件道具，想遍全城，只有我家才会有，特来奉借。一问是电扇，家母根本不知此物。又一次，邓先生借去客厅里的两只单人沙发演戏。我去看了的，戏名忘了。演到一处，两人争吵，邓先生摸出匕首向对手刺去，真把皮沙发划破一个口。邓先生把沙发送到省城换了皮革，才还舍间。教我们音乐的何老师当《风雪夜归人》的演出人，在京戏园后台一角搭了个铺，日夜加班。我和罗哥去看他，须发戟立，两眼红肿，几乎累垮了。按当时条件，不是爱戏如命，不能作出那种奉献。后来到省城读书，我读遍了图书馆里的中国话剧剧本，就是这时引起的兴趣。
音乐会更是全新的玩意。一天我午后上学，路过大十字武庙（那时是县党部），里面传出悠扬的乐曲声。循声而进，发现一群人在偏殿里练乐器合奏，我的老师吴定周先生在拉二胡，蒋旭英先生在拉小提琴。曲调是我会唱的歌曲《插秧谣》：“布谷声声，田里水漂漂。我们大伙儿从早到晚，弯背插秧苗。”我站在门口听了一遍，怕迟到，赶紧走了。不久，在音乐会上演出这节目，一群当老师的大人，奏一支简单的旋律，竟拘谨到先在幕后试奏一遍，再开幕演奏。我正式听了两遍，觉得是意外的收获。这时恰有两位专业歌唱家从南方来，经过石城，过几天要开一个演唱会。她们在晚会主办者苦苦哀求下，风尘仆仆赶到场子里，各唱了一支歌，又唱了一支二重唱。女高音叫江心美，女中音叫胡雪谷。后台所有人员都拥到前台来听“正宗洋嗓子”。
一个夏夜，我与姐姐和店员大哥哥去豫章中学听音乐会。舞台是就着旗台搭的，演员站在煤气灯照亮的小台上，观众站在月光下的操场里。我们到得晚，站得远，我又矮，只能从晃来晃去的背影缝隙中，飞快地对台上瞄一眼。歌却是听得很清晰。有一个男声唱《太行山的太阳》，特别叫我感动，就是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阳》，但填了新词：“遥远的北方，本是我的故乡：小小的村庄，在黄河岸旁。三间破茅房，四面围着土墙。我母亲在那远方，长相望。流水的时光，流浪在他乡，流浪在他乡。怎不惆怅！何日能见我母亲，和太行山的太阳！”那天音乐会结束后，我们踏着如水的月光回城，我心里一直流动着这支陌生而又无比亲切的歌。至今我哼唱这支歌，还是唱这个词，觉得比现用的译词更浑成。用现成歌曲配新词，是当时通行的习惯，取其便于及时面世和流传。当时家喻户晓的《小放牛》，田汉就配了新词，把“赵州桥”换成“卢沟桥”，用牧童和小女孩的对唱宣传抗日。在大府公园的一次集会上，演讲之后演节目，黔江中学的女生王璇穿白绸衫裤，扎红头巾，打着腰鼓演《新小放牛》，神采飞扬。
四队的歌咏演出，大都选择各类广场，演出过《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带简单表演），配上各种短小的歌曲。像舒模自己的《大家唱》，在石城很流行，到处听得见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来我来他来她来，我们大家一齐来，来唱歌，来唱歌。一个人唱歌多寂寞，多寂寞，一群人唱歌多快活，多快活……唱歌使我们勇敢向前进，唱歌使我们年轻又活泼……”舒模总是当指挥。但有一次在女中操场坝上，他和另一个男角表演了一首《亲家对唱》，非常有趣。俩亲家碰上了，这位问：“亲家你打从哪垯里来？”那位答：“乡公所里开会来。”再问：“开会商议的什么事？”再答：“三言两语讲不明白。”这位见怪了：“讲不明白也要讲，耐心的解释才应该！”那位忙辩白：“亲家你说的哪里话呀，只因为问题太复杂。”于是讲了开会处理的几件事，一件是：“狗娃子，不成材，又偷了张家的葫芦柴。”“政府的处理怎么样呀？”“罚他给砍树去割麦。”又一件是：“二胡子，脾气大，打了他婆姨两巴掌，婆姨到政府告了他。”“政府的处理怎么样呀？”“批评二胡子不应该。说得两口子同了意，手牵手儿就回了家。”以下的词没记住，大抵是谈得满意，友好作别。两人还化了装，作北方庄稼汉模样。这支歌我后来再也没听到过。当时只觉得这个“政府”很可爱，鸡毛蒜皮的事也管，还管得这么通情达理。多年后哼唱，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解放区歌曲么，除了边区政府，哪里还有这样的“乡公所”！
当时，除了《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以及“黄河”这一类雄壮威武的歌曲外，还有一类较为软性的抗战歌曲。温情脉脉，哀而不怨，最受青年学生的喜爱。我从大姐明端那儿，听会了一堆这类歌曲。词和曲都极柔美。这类歌曲，以怀乡为最大主题。最脍炙人口者，有《江南之恋》：
我家在江南，门前面小河绕着青山。在那繁花绿叶的城池，我懂得怎样笑，怎样歌唱。啊江南，春二三月，莺飞草长，牧女的春恋，在草原荡漾；啊江南，麦田的微风，吹醒了夏夜梦，媚惑的星星，点缀着蓝天；啊江南，秋水啊共长天一色，晓风残月轻拂着杨柳岸；啊江南，寒鸦点点，载来了鹅毛雪，殷红的渔火，独照江滩。啊江南！梦样的温存，露样的娇香，水样的柔情，云样的迷惘。别离时，我们都还青春年少；再见时，又将是何等模样。
这支歌五十年代在台湾老兵和知识分子中再度流行，借以寄托乡思。大陆《参考消息》曾报道过。
有一首《夜夜梦江南》：
昨夜我梦江南，满地花如雪。小楼上的人影，正遥望点点归帆。丛林里的歌声，飘拂在傍晚晴天。今夜我梦江南，白骨盈荒野，山在崩陷，地在沸腾，人在呼号，马在悲鸣。侵略者的铁蹄，卷起了漫天的烟尘滚滚。去吧，去吧，祖国受难的孩子啊！我们要把复仇的种子，播散在祖国的地下，在今天发芽，在明天开花，开花，开遍了中华。
此词的作者杨友群是贵州毕节人，诗词浸养深，才写得出典型的江南风景。作曲者汪秋逸是江南人，胜利后回乡了。听音乐界朋友说，汪先生去世后，家乡出版他的歌曲集以为纪念。杨先生的情况，曾多方打听，无了解者。
《故乡》：“故乡，我生长的地方，本来是一个天堂。那儿有清澈的河流，垂杨夹岸；那儿有茂密的丛林，在那小小的山冈。春天碧绿的草原，有牛羊来往；秋天的松林，灿烂辉煌。月夜我们曾泛舟湖上；在那庄严的古庙，也曾凭吊过斜阳。现在，一切都改变了！现在，已经是野兽的屠场。故乡！故乡！我的家呢？我的家呢？哪一天才能回到你的怀里？这一切，可还是平安无恙？”这首歌抗战中唱遍全国。词曲作者陆华柏，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这支经典艺术歌曲被批判者称为“灰色歌曲”。
端木蕻良词，贺绿汀曲的《嘉陵江上》非常有名，被认为可与舒伯特的歌曲媲美。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呜咽地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故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这支歌当时常表演，但因为有半音、转调，习惯于五声音阶的石城人唱不了。还有一支怀念东北家乡的也很流行：
淡淡月光，云波荡漾。月光照在心头，是惆，是怅。呵——故乡啊，故乡啊，哪年哪月，才能吟咏在月下的松花江上。长白山麓，有我可爱的家乡，有我童年的甜蜜，现在啊，一切只能在梦里来往。血腥伴着金风，白骨映着寒光。啊，月下的故乡，一片荒凉；故乡的人啊，也不知去何方！
也有以爱情为题材的抗战歌曲。老舍的《送郎当兵》：“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毛儿的爹你等等我，为妻的将你送一程。”流传最广的是《淡淡的三月天》：
淡淡的三月天，杜鹃花开在山坡上，杜鹃花开在小溪畔。多美丽啊，像村家的小姑娘。去年，村家的小姑娘，走到山坡上，和情郎唱支山歌，摘枝杜鹃花，插在头发上。今年，村家的小姑娘，走向小溪畔，杜鹃花谢了又开呀，记起了战场上的情郎。摘下一枝鲜红的杜鹃，遥向着烽火的天边。哥哥，你打胜仗回来，我把杜鹃花插在你的胸前，不再插在自己的头发上。
一九五六年底，我第一次单独出差，去重庆办事，回黔时在海棠溪住了一夜，以便次晨上车。在一家小旅馆里，独对孤灯，忽然邻家有个小女孩唱起这支杜鹃歌来，声音粗粗的，感情平平的，只是信口而唱，却引起我无限的感动。可能是跟妈妈学会的罢。
当时还唱过许多以后才嚼出味来的“怪歌”。如一首《玉门春晓》：“左公柳拂玉门晓，塞上春光好。天山融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旋落照，沙中水草堆，好似仙人岛。过瓜田碧玉丛丛，望马群白浪滔滔。想乘槎张骞，定远班超，汉唐先烈经营早。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更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碧眼儿，射西域盘雕。”近些年才知是罗家伦的得意之作。
抗战期间广泛流传的歌曲，至今仍在纪念性演出中露面的，仅《长城谣》《松花江上》和“黄河”等寥寥几首，其余都湮没了。它们是我童年的精神盛宴，启迪智力的维生素，陶冶品性的教科书。多抄录一些，给不知道它们的读者一观。
一九四五年到来，舒模指挥四队演出了一场音乐会，首演《新年大合唱》，“我们欢唱三十四年新年歌，恭祝大家健康多！有气有力多生产，不怕肚子吃不饱”，锣鼓震天，还配上舞龙、秧歌、腰鼓，最后放大红色的蚂蚱炮，气氛非常热烈，令我兴奋得透不过气来。过了几个月，忽至宣布日本投降了，满大街放炮仗，过年的黄烟、嘘花也上市了，挤不动的人群连爆竹也不躲避。甚至十年难见一次的烟火架也赶制出来燃放了。一片空前绝后的大喜若狂，涕泪满襟。等我回过神来，舒模和他的唱歌兵们不在了。走了。消失了。我那份惆怅啊！草田赠给大姐几本书作别，有《普式庚诗选》、《我的心呀在高原》和《茶花女》。都是草纸的抗战版，扉页上题了“明端同学留念，草田赠”字样。转眼五十余年过去，明端不在了。舒模不在了。草田不知近况。唯一如故者，只有那册《我的心呀在高原》立在我的书架上。其中袁水拍译的十多首霍斯曼的诗，是我爱读常读的东西。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