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贤集:石城安顺-姐姐们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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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唱的抗日歌曲相当多,曾几次令长我十来岁的朋友惊讶。他们才是唱这些歌的一代人,怎么这个当时的小孩子,能与他们旗鼓相当地竞唱!这些歌,我是听大姐明端唱出唱进而听会的。抗战胜利后,另一类歌曲流行,像周璇、白光、姚莉、吴莺音等人的歌,我也会唱不少。这又是从大姐购置的唱片里听会的。大姐是一个整天唱歌的女孩子,特别爱唱电影插曲。当然,爱唱歌的青春少女很多。普遍如此,今日尤烈。如今是上万人跟着歌星同声高唱了。

    一九四四年冬,日寇攻入独山的消息,对一向以福地自许的安顺城造成一场地震。小城居民发现,被他们怜悯同情的“下江人”的悲惨命运,一夜之间落到了自己头上。短短几天里,某家带头逃难了,某家在贱卖家具了,这类谣言,像蜂桶失王嗡嗡乱飞。我放学过街,也能感到异样的氛围,但家里总是平静如常。忽然一天,母亲宣布要带着我们去乡下住些日子,只留下父亲和工人刘大哥看家。近年才听谷受璋兄说,其实那时他已受父亲委托,踏选了几处地方,并选中偏僻而风景绝美的织金小城。但远行困难多,决定先到远郊的郭家屯暂住。

    那个冬天特别冷。母亲率领我们过钟鼓楼,经北街,出北门,一路有干河、精怪塘、跳蹬场等地名。母亲坐轿,两个妹妹和两个表妹分乘两架滑竿,两两相背而坐。两个姐姐和我步行。加上刘大哥、厨工小冬姐和挑炊具衣物的挑夫,还有抬轿抬滑竿的,颇有点浩荡了。途中刘大哥背了我两段路,但我还是很妒忌妹妹们不用走路。不想到了地方,发现四个妹妹哭得鼻红眼肿,竟是在滑竿上冻得手足疼痛,流着眼泪熬过来的。精怪塘这个地名,特别引起我的兴趣。路边真有一口塘,那水绿得出格。挑夫告诉我,孤身过路人黄昏时分走过,会看见一块红毡子浮到水面上。要是此人起了贪念,伸手或用竿头去捞,红毡就会反卷上来,把他拉进塘底去。要是不顾而去,它也就无可奈何。当时正近薄暮,天气又阴沉沉的,想象绿水里浮出一条红毛毡,这画面真瘆人!多年以后,我曾想把这传说改造成一首叙事诗而未果。很难消除那浅显的教训味。数十年后的今天,这红毡子倒真成现实问题了。

    抵达郭家屯已快入夜。我们投奔的人家姓吴,本无戚谊,也无交往,是由范姓亲戚介绍的。范家的二女儿,新近嫁到吴家作儿媳妇。安顺人重亲情,喜欢盘根错节地认亲戚。吴家与我母亲同姓,我们就按姨表关系称呼他家老少。这时,吴家已腾出两间厢房带一个小厨房供我们暂住,晚饭也准备好了。

    次日上午,我开始观察吴府住宅。常见的木结构三合院,第四面是高墙和大门。四级石阶后是三开间的正房。石阶下是左右厢房。前院很小,后院是窄窄的一条。这时候,就听见两个姐姐和范二姐在她新房里唱起歌来了。

    吴家是很传统的乡绅家庭。老太爷是权威的象征,吃饭以外的时间都躺在烟灯旁。偶尔有客人来聊天,或是独自翻阅老书,都是就着烟灯。一次他问我:听说你爱看书,看过些什么书?我说的无非三国水浒说岳说唐,外加《爱迪生的故事》和《绿野仙踪》。他忽然欠起身说:你看过《绿野仙踪》?转脸对客人说:这是有名的书,我也闻其名而未见其书。脸上很佩服的样子。多年后我才弄明白,他说的《绿野仙踪》是清代李百川的小说,而我读的《绿野仙踪》是美国童话。老太太是铁腕人物,主持家政,精明干练。少爷少奶奶地位不低,但发言权不大。范二姐的丈夫当天不在,过了两三天才见到,后来也不常见,似乎在外面做事。圆脸、眉目端正,话少。我似乎没听见过他的声音。范二姐是续弦,前房遗有一个女儿,就叫吴大妹。那时似乎四岁左右,没有玩伴。这里站半天,那里站半天,是一种无声无息的存在。家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小朋友,她只是很近地站着看我们,不吭声。她有两个特点,一是手掌特别柔软,可以一直翘到拇指紧贴手背;二是一见食物就左眼皮飞快地眨动,右眼却纹丝不动。吴家的人,数她留下印象,至今妹妹们还在说起。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吴府管家郭绍华。来之前范大姐提到过此人,说他是招安的土匪头,本应砍头示众,吴老太爷与县长是至交,硬讨下来。我全神贯注地偷偷追踪观察他,但他出没不定,在外办事的时候多,也不知道住哪里。青衫青裤,羊皮背心,白包头,与乡民无异。唯独腰间紧扎一根宽皮带,别着一支手枪,是亮点。而他那黧黑瘦长的脸和细长眼睛,在我看来分明透出剽鸷之气。一天中午,巧遇他应答着老太爷的嘱咐,从上房走出来。我尾随他到大门外,见石墩上系着一匹马,他解开缰绳,一眨眼就飞身上了马背,嘚嘚而去。这镜头使我很满足。

    到达的次日,母亲就带着小冬姐、刘大哥去赶跳蹬场,采购十天所需的粮食菜蔬。吴家也去赶场,买回两尾一斤左右的鲤鱼,送给我们一尾。晚炊时母亲就烧来给我们吃了。第三天晚上,吴家来请母亲去上房吃消夜。后来母亲说,吴家那尾鱼,分做了三味:一段红烧,一段糟辣,都已吃了。请去消夜,是品尝他家最拿手的盐菜鱼。母亲对这样吃鱼很诧异,老太太听说我们一顿就全吃了,也很诧异。

    那个冬天特别冷。泡冬的水田结成厚冰,被二姐发现,两个姐姐就带着我们去滑冰。当然没有什么器械,只是穿着棉鞋乱滑一气,不断跌倒。尖锐的叫笑声招来一大群狗,团团围住,汹涌澎湃似的狂吠,把我们吓坏了。姐姐和我还能绷住脸面,妹妹们干脆大哭大喊起来。二姐胆大,想捡块冻泥,掷出去吓吓狗们。才一弯腰,对面的几只狗就倏忽一退。这下得了主意,我们纷纷对着狗们作猛然下蹲状,且战且进,步步为营。但始终不能突围,直至几位农人闻声赶来,才解救了我们。

    姐姐们唱了许多歌,范二姐还教了一首新歌,是电影《一夜皇后》的主题曲。我不习惯簇簇新的洞房,范二姐的房间只进过一次。但在外面也把这支歌学会了。小令体的歌词很有点诗情画意:“无边春色在儿家,满眼繁华。莺啼燕语太喧哗。如图画,万树锦桃花。酒帘花里高高挂,随微风,左右倾斜。花正开,人未嫁,梅龙镇上,卖酒作生涯。”

    《一夜皇后》这部影片当时我还没看过,但知道它就是京戏《梅龙镇》又名《游龙戏凤》的故事。我从小讨嫌这出戏,觉得下流。周璇主演的电影,后来也看了,没多少印象。但这支歌永远不会淡化。当时三个女孩子的歌声,从暖烘烘的新房里传出来,穿透门窗墙壁,弥漫在阴暗的天井、转角、厨房,一切空间。“花正开,人未嫁,梅龙镇上卖酒作生涯”,令我感到彻骨的寂寞和凄美。卖酒作生涯的李凤姐结局非常悲惨。唱此歌的两个姐姐,还有同样爱唱歌,谈起好莱坞音乐电影《彩凤清歌》中狄安娜·窦萍的歌声无限神往的范家三姐,都夭折在如花的年龄,都死于民间称为“女儿痨”的肺结核。数十年间,这支歌在我心中,永远与肃杀的严冬、闭塞的乡民、沉闷的大家庭、不幸的少女锁定在一起,伴之以惶惶然的战争恐惧。

    我们借住吴家,原不知会住多久。但我们的新鲜劲还没有消失,刘大哥忽然来了,说是日本鬼已退出贵州境,要进城回家了。我们就此告别郭家屯,从此没有谁再去故地重游。吴家后来的结局很惨。老太爷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病故。儿子接班任乡长,“土改”中划为恶霸地主被处决。老太太以下扫地出门。范二姐受的坎坷难以详述,居然顽强地活了下来。几年前她到省城看范大姐,突然来探望于我,前尘往事,真如梦寐一般。问起吴大妹的情况,说是长大后嫁了当地的农民。

    回到城里,一切恢复了老样子。不久日本宣布投降。蜂拥而来的难民蜂拥而去。小城顿时冷落下来。次年父亲应大姐明端请求,让她到贵阳女中上学。两年后我也到省城重考初中。当时正值春季,辍学半年,与穿着白领蓝衣女中制服的大姐朝夕相处。

    明端去世近五十年了,凡认识她的亲友同学,总说到她的善良与热肠。抗战期间,她一个刚上初中的女孩儿,在校在家,都无足轻重。而她的班主任张慧老师产后病故,她能说服母亲,把诞生才七十一天的婴儿接到家里,养到十一岁才由其父接回上海。她同学中有两个孤身在外的难民女同学,在我家食宿近年,直至返乡。赴缅远征军(青年军)在街头招兵,她放学路过,立即报名,回家才告诉父母。入伍当然没有成为事实。女孩子善良者不少见,难得这样慈心与侠气兼备。她用许多小乐事令平淡的生活生动起来。舒模率领的剧宣四队和高博等人的新中国剧社驻扎在女中,明端仿效他们,带着弟妹办家庭剧团。与她在省城一起度过的那个夏季,我见她买来装着炸拉子即叫蝈蝈的小竹笼,那金属性的振翅声,把正午和黄昏叫得更热。买来盛在桃形玻璃罐里的蝌蚪,浓墨一样在清水里窜来窜去。从中药店买来冰粉子,用大瓷盆做成冰粉,一碗碗送到大家面前。假日拎着竹篓装的硕大的“火炭杨梅”,乘马车去郊区看范大姐。她最大的乐趣是看电影,新片必看,一部不落。在黑乎乎的电影院里,她递到每个人手里的橘子,都是掰成十字的,省得你费事剥壳。在家就一边织毛线一边看着歌本唱歌。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合唱团,每周练习,还正式演出过。我听过她参加的合唱《海韵》,是赵元任为徐志摩诗谱的曲。她文科很好,初中毕业时,国文老师张时俊在她的纪念册上题了一首诗,前二句是“明端贤棣善文章,摇笔即来气宏皇”。小学三年级时,我抄袭过她一篇得高分的作文。但我的老师只给我七十五分,令我大为不平。有一个假期,我在她的歌本上为她抄了很多首歌,她很高兴。这件小事一直是个欣慰的回忆。但我伤害过她。有一次午后,看日场电影出来,大姐与一位同学邂逅于街头,分别一个假期,见面不禁拉手惊呼跳跃。这本是女孩子的常态,我与谷受璋兄却觉得好笑,立刻模仿取笑。大姐生气了,说她从来没有这样不尊重过我们的朋友,赌气快步走了。我们本来毫无恶意,于是很懊悔,讪讪地跟在后面。到了住处,大姐还愀然不乐,却仍然舀了酸梅汤,默默地递给我们。这件错事,永远不能弥补。

    一九五〇年春节刚过,我和姐姐赴省城开学,同行有居住贵阳的两个表妹和一位姨婆。不料在离贵阳已不远的清镇狗场遭遇土匪抢劫。在附近农舍蜷了一夜,次日觅车到贵阳。匪势迅速蔓延,交通断绝了好几个月,连省城也几次流传着土匪定于某日攻城的谣言,人心惶惶。但物资与人客的运输不容久废,想出了数十辆商车列队衔尾而行的办法,姐姐就带着我踏上回家的路,不让我返回花溪的学校,怕无法向父母交代。不到百公里的路程,我们浩浩荡荡的车队走走停停,首尾相顾,从清晨到夜里近十时才到家。路上几次听见枪声。记得到家我就呕吐了,晚饭也没吃就睡了。姐姐明端则从此卧床。开始诊断为支气管炎,渐渐肺结核症状日益明显。原来她在省城就咯过血,瞒着没对家里说,耽误了医疗。我在安顺中学借读一个学期,又回到原校。姐姐终于不治的噩耗,就是在花溪得到的。我伤心之至,曾写过六七首伤悼她的诗。我至今认为这是我习作中最好的作业,因为是心底流出的泪。可惜在“文革”抄家风中被谨慎的妹妹烧却,一首也记不全了。

    长大读诗词笔记等类文字,吃惊地发现旧时中国青年女子的死亡率高得可怕。从“自古美人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这句诗,也可以想见一斑。社会陋习、妇女地位、多妻制度、医学知识、治疗手段,乃至青春期女子的生理心理特点,就是摧残青春少女的杀手组合。以明端的生活状况,竟也不能幸免!诗人何其芳早年有一首《花环》(放在一个女孩坟上的花环)说:“你有珍珠似的少女的泪,常流着没有名字的悲伤。你有美丽得使你忧愁的日子,你有更美丽的夭亡。”这是面对死神的无可奈何的解嘲。夭亡不美丽,少女的夭亡最令人摧伤!我多么希望能看到活到白发飘萧、满面皱纹的两个姐姐!几十年中,她们只活在我从她们那儿学会的那些歌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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