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安顺是个小山城，地理位置对于政治家军事家是“咽喉重地”，号称为“黔之腹、滇之喉”，是中央朝廷控制边疆的“滇黔锁钥”。历史上又发生过明初的屯军和抗战的流亡两次大规模移民活动，形成“五方杂处”的局面。前一次的遗迹至今犹存，后一次则为我所亲历。小时候看人看景看社会，一切都是天生如此，理所当然。后来离乡出外求学和工作，有了参照物，才发现有差异。进入新时期，眼界拓宽了，尤其是读了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感到童年的家乡，竟有一份自己的文化，竟是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圈。于是，把它们写下来的念头油然而生。
开始是习惯性地想写成一部小说。还曾拉过人物表，拟过提纲。但每次都感到这样一来，那些人和事都失去了鲜活的个性，掉进了类型化的模式里，一切都似曾相识（曾在众多的小说里似乎相识）。正如高尔基在自传三部曲里说的，小说里的人总不如生活中的人有趣。于是一次次废然搁笔，一扔就是好些年。去年读俄罗斯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多卷自传小说《一生的故事》，忽然像桃花源里的那个渔夫：“仿佛若有光”——这种分为若干小题短文的写法，不正是理想的形式吗！沿着这思路想下去，随即“豁然开朗”了。我从巴氏得到启发，但写法与巴氏有几点不同。他是写小说，容许有或多或少的虚构；我是写忆旧散文，一切按记忆实录，“述而不作”。他以时间先后为序，是纵向的结构，我以一个时段（抗战前后）的这小社会为对象，取横的结构。他有许多优美的风景、心理、环境描写；我取中国笔记体裁的特点，只作白描勾勒，力求信息量大些再大些。他的人物依从与本人交往的过程次第出现；我则“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多以群体为单位，写他们的共性和个性。他是作品中的主角，而我只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局外人。
终于下决心把设想付诸实行，要感谢几位文友的不懈催促。他们是李晓、王尧礼、杜应国。尤其是钱理群先生，他知道后不仅当面鼓劲，而且回北京就打电话叫他的学生询问进展情况，他们的好意，我不能不认真对待。稿子先是在刊物上陆续发，后来《安顺晚报》的刘艳特地来要了去连载，报纸刊期短，容量就显得特别大，编辑唐明英一到稿快用完就打电话催。有无朋友的鞭策，对我这个散漫的人是大不一样的。另外，儿媳黄冰为每一章手稿打字，省却我改一次抄一次，多番改抄之苦。这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却是我从来视为畏途的大障碍。免却了后顾之忧，爬格子就轻松愉快起来了。费大力帮我搜寻和制作图片资料的杜应国、郭秉红、杨子纬，以及我的“总后勤部长”妻子龚兴群，其实都是这本小书的合作者。
在写完绝大部分亲历材料后，觉得还须有一些间接材料，这一卷“浮世绘”才更完整一些，于是以转述的笔墨添加了《畸人》《述异》《七癖之凤》等几章。
写完了，回顾一下，似乎写成了一部散文笔调的文化志；或是文化志性质的散文。非驴非马，难以归类。但管不了这些了。
郭译屠格涅夫诗说：
我已久离了我的故乡，
我看它，俨然和昨朝一样……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廿六日作者草于适斋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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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改版《安顺旧事：一种城记》后记
本书原名《一个人的安顺》，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五月出版。近日责编杜丽女士电告，拟收入一套新编的《人与岁月》丛书之中，嘱我按丛书要求，做一些调整修订。写那本书稿时，虽有总的构想，但一篇篇单写单发，汇总后不久就出了单行本，事后发现不少遗憾之处。因此，很庆幸有这个弥补的机会。
作为一种“城记”文学的体裁，主角是社会人事。此次的修订，首先是增补了一篇《妇道人家》，讲述旧时社会绕不开的一个弱势群体；其次根据后来得到的材料，补充了一些有关先父母的文字。再其次，对原书中重复叙述的地方作了处理，对出书后发现的记忆失误（有几处是年长乡友指出）也作了更正。篇目顺序和标题也稍加更易。对全书文字，也趁这个机会作了一次梳理。
由衷感谢关心帮助前后两稿写作的编者和友人。
二〇一〇年立冬后一日于适斋晴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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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附记：《一个人的安顺》和《安顺旧事：一种城记》这两个书名，一直不甚满意：叫《一个人的××》的书很多，《安顺旧事：一种城记》又觉累赘。趁这次编入文集的机会，再给它改个名字叫《石城安顺》。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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