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命运和一个黄昏有关。那个黄昏，我七岁，李宇航也七岁，那时我们从田野里抓来两只蚂蚱，折断它们的翅膀，然后躲在稻草堆后让它们厮杀。它们耷拉着脑袋，毫无斗志，怎么也不让人如意。李宇航不耐烦了，站起来拉下裤头，就往蚂蚱身上撒尿。

    吱啊吱啊——

    蚂蚱发出沉闷的叫唤，吓得我们连连后退，李宇航忙乱中把尿拉到了裤子上。我正想笑话他，才发现叫唤并非来自蚂蚱。我们趴在那里伸着脑袋寻找声源，看到李宽和李广兄弟俩出现在河谷里。他们把一个人按倒在地，用膝盖顶住那人的后背，还反剪着那人的双手，又用麻布捂住那人嘴巴。那人在挣扎，含糊不清的叫唤从他的嘴里发出来。我们看到他双眼翻白，在看到稻草堆背后的我们的一瞬间，眼里闪出几道比星星还亮的光芒。他使劲地扭动身子，像是要往我们这边奔来。结果，他的努力都是徒劳。我们看清了他的脸。那是疯子傻根的脸。

    村庄里没人喜欢傻根。他整天在村巷里和田埂上游荡，见了女人就歪着嘴巴淌下口水，见到小孩就嗷嗷叫着追赶，弄得整个村庄鸡犬不宁。前不久，他还把一个老奶奶的裤子给扒了，要不是被村里人及时发现和制止，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屏住呼吸趴在那里观望。我们看到傻根的双腿胡乱踢蹬，越蹬力道越弱，最后两脚一伸，不动了。他们踢他，没有反应，用手在他鼻子下探了探，看样子是在说他没气了。

    没气了？

    死人了！

    他们是在杀人！！

    他们把傻根给杀了！！！

    我吓得浑身发抖，尿水直往外冲，湿了半边裤裆。李宇航也吓得瑟瑟发抖。恐惧像黄昏里的夕阳，弥漫着整个天空，像巨大的网从头上罩来。我们想哭不敢哭，想逃不敢逃，既害怕被发现而和傻根一样丢了命，又害怕死了的傻根变成恶鬼把我们活活掐死。无论如何都没人知道我们死在这里。我们的父母找不到我们，以为我们又去偷了王寡妇的黄瓜。我母亲只要找不到我，就怀疑我去偷黄瓜，而且是去偷王寡妇家的。我不知道我母亲为什么总是这么怀疑，或许与我父亲有关。传言，我父亲在某天凌晨出现在王寡妇的家门前。我父亲解释说他是路过。那件事没人再追究，只是我母亲每每找不到我时，总是那般对我无端怀疑。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都不要紧，现在我们的双脚软得像泥巴，连站都站不起来。我们只好捂住自己的嘴巴，不让李家兄弟发现。

    后来，李家兄弟抬着傻根爬上对面的斜坡。他们爬到半坡就停住了，嘴里说着什么就把傻根抛下去。傻根像根木头般往坡下滚去，把一些杂草和矮树撞得东倒西歪，最后噗地扎到沟底，纹丝不动。山川死寂。我们再次惊吓得张大嘴巴，心脏都快要跳出胸口了。他们四下望了望，没有发现我们，拍了拍手转身而去。

    我们商量着要不要跑，却见他们又出现了。他们急匆匆地赶着一头母牛而来。那是傻根家的母牛。我认识他们家的牛。他们把牛赶到半坡上，用手在牛背上来回搓着。牛眯着眼睛往上伸着脖子。他们用麻布蒙住牛的双眼。牛看不见了。他们挥动一根木棒，往牛的前脚打去。牛跳弹起来，落地时站不稳，不住地往坡下滑，怎么也刹不住，越滑越快，最后像一块巨石滚下去，扎在离傻根不足一米远的地方，身后腾起一阵尘土。母牛哞哞叫着想站起来，四只脚却怎么也支撑不起来。它的脚断了。李家兄弟走下坡去，扯掉牛眼上的麻布，拍了拍牛的头，然后往村庄扬长而去。

    不久后，一群吵吵嚷嚷的人往沟里走来，他们手里拿着木棒和麻绳，围着死去的傻根和母牛看了看，然后在村长指挥下把傻根和母牛抬回村庄。人群消失在视线里，我们还是不敢动，直到天色暗下来，我们才拔腿往村里跑去。

    我回到家就钻到被子里，连饭都不敢起来吃。母亲以为我病了，也不理会我，她一定又怀疑我去偷王寡妇的黄瓜了。我不想跟她计较，只盼她来问我看到了什么，但是她就是不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问。我就等着我父亲来问。我父亲却在外边忙着，他正和村里的男人们宰杀那头母牛。我在心底埋怨着他们，怎么都没一个人来安慰我呢？我睁着眼蜷缩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门板，生怕有什么破门而入，后来迷迷糊糊地睡了。

    第二天，村里人坐在一起吃牛肉，吃傻根家的肉。我扒着窗口说那牛可怜。母亲瞟我一眼，说那牛罪有应得，把傻根撞下坡让他摔死了。我想跟母亲解释，当看到她满脸不耐烦时，什么也不想说了。

    我扶着墙壁走出门，迈着微颤的腿来到傻根家。他母亲坐在家门口，手里端一只碗，碗里盛着牛肉。她没有吃牛肉，而是呆呆地望着在喝酒的人们。傻根父亲没有出现在人群里。他在屋子里喝闷酒。我刚想把看到的说出来，却见村长正和李宽、李广兄弟碰杯，一肚子的话忽然消失。我傻乎乎地站着，忘了自己来干什么。当傻根母亲抬起眼望来，我在她呆滞而哀伤的眼里看到一个巨大的黑洞时，不由得浑身发抖，转身拔腿就跑。

    我跑回家躲着，哪里也不敢去，在心里盼着李宇航说出一切。那样的话，我就会站在他身后支援他。我敢保证，打死我也要支援他。

    然而，他和我一样沉默不语。

    从那时起，我们的友谊慢慢地淡漠了，不再一起玩耍，甚至看到对方都会刻意走开。我们心里搁着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这种东西迫使我们不敢向对方靠近。后来我父母到外地打工，我哭着吵着要跟去，似乎不跟着去就会没命。他们甩不掉我，只好把我带在身边。从此，我不再回来——是不愿回来。

    然而，我仍然忘不掉傻根的死，实在受不住了，就跟我父母提起此事。他们没感到半点惊讶，似乎早就知道此事了。他们什么都没说，各自忙着自己的活去了，似乎我的话是真是假都无关紧要，只有他们的生活才重要。可是，傻根是被谋杀的呀。我忽然发现天天看着的世界原来是那么陌生，令人难以看透。

    后来我找到了原谅他们的理由，连村长都和李家兄弟碰杯喝酒，他们又能怎么样呢？我悄悄地把这件事埋在心底，竟变成一个噩梦。多年来，那个噩梦如影随形。在梦里，我看到一群看不清脸面的男人，提着寒光闪闪的刀向我追来。我慌不择路地逃命，每回都被他们按倒在地。他们用麻绳绑住我的手脚，然后抛木头一样把我抛进河里。我来不及呼救，河水已劈头盖脸淹过来。我想挣脱麻绳冲出水面，却怎么也动弹不了，整个人渐渐地沉入水底，窒息了，周身剩下一片寂静的死亡。我猛地惊醒过来，多数时候竟不知自己是否尚在人间。

    在那种噩梦连连的夜晚，我在心底发誓一定要考上警校、当上警察，侦破那起噩梦之源的谋杀案。

    2

    我父亲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读警校，我的高考分数足以进入重点大学，然而我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警校。毕业时，我父亲为了让我留在城里不惜四处送礼托关系。当年我父亲带着我们来到城里，没成想竟然混成了一个包工程的小老板，挣到不少钱，在城里买了房，还买了一辆八成新的宝马。我们的日子并没有因此而走上阳光大道。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矛盾和隔阂越来越大，三天两头争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当然多半是我母亲被揍得鼻青脸肿。这种状况持续半年后，他们终于分道扬镳。我不愿深究他们谁是谁非，相比于那起埋藏在心底的谋杀案，他们遭遇的生活算不上什么。他们只是遇到错误的人而已。他们的分开只不过是在改正这个错误。后来，我母亲改嫁到浙江，从此我们再没见过面，我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我父亲娶了一个四川女人，那个女人比我母亲年轻、漂亮，也愿意给予我母亲般的疼爱，只可惜她无法知晓我心里隐埋着什么。我与她之间的缝隙无法弥补。尽管如此，我在心里对她还是感激的，觉得她是一个陌生的亲人。事实上，我身上流淌着四川人的血。我父亲是从四川倒插门才到了南山村，因此时常受到村里人的白眼和欺负，最后愤而带着我们远走他乡。在混成人样后，我父亲再也不愿回来。我赞成我父亲的这种做法。我父亲没回去，我也就不用回去，就不用去面对那段噩梦般的过往。

    但是，我却没有按我父亲的想法留在城里，而是选择回到穷乡僻壤的林荫镇。我父亲瞪着那双死鱼眼，说：“你不知道老子为了让你能留在城里花了多少钱疏通关系吗？”我坐在沙发上没吱声，即使花掉整个世界，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父亲在屋里踱来踱去，我后妈劝他别动气，他气得瘫在沙发里捂着胸口说：“你给老子一个回到乡下的理由吧。”

    “我要去破傻根的那起谋杀案。”

    “傻根？谋杀案？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我父亲被什么猛击似的说，“你脑瓜是不是读书给读傻了？那根本就不是谋杀案，全村人都知道的能叫谋杀？”

    我不再吱声，不想浪费口舌。

    “好，好，好，我不跟你争这个，也知道九头牛都拉不回你。你可以回去，要是你破了这个什么谋杀案，老子从此往后不再管你，你就是去把美国总统抓了，老子也不拦着你。要是你破不了，就老老实实地滚回来！”

    就这样，我如愿以偿地回到林荫镇，在派出所里当一名民警，内心掺杂着许多道不清的情感，似乎是兴奋，又像是沮丧，甚至还有绝望。林荫镇离南山村不远。我对南山村既爱又恨。它生养了我，却在我面前生生地把世界撕碎。这些年来，我每每回想起故乡，脑子里总会浮现出用杉木搭建的百来座房屋，轻轻盈盈地散落在山腰上，炊烟袅袅，牧童骑着老牛回归。那条绕过村庄的溪流安静地向夜晚流去。这种景象总被傻根的死所代替，让我噩梦连连。我心里充满着矛盾，既渴望回去，又不敢贸然回去，被什么阻隔着。每到圩日，我多半到街上巡逻，期盼与村里人不期而遇，然而已相隔十多年，没人能在街上认出我。

    林荫镇派出所的所长姓李，叫健康，我不大喜欢这个名字，觉得不够男人，却对他拥有十余年警龄，具有丰富办案经验感到敬佩，每天看到他目光如炬、办事沉稳，心里就很踏实。上班几个月后，我觉得是时候侦破那起谋杀案了，便把十八年前的那个黄昏告诉了所长。他奇怪地瞅了我几眼，答非所问地说：

    “你知道怎么去云端吗？”

    所长说的云端是一个村屯。林荫镇有15个自然村。所长、我和警员小吴各管辖5个自然村。云端属于我管辖。起初，我兴致勃勃地到各个村屯走访，每个村屯都安然无事，连小偷小摸都不曾发生。这种毫无收获的走访让我沮丧，感觉这与我当警察侦破案件的想象相去甚远。所长却特别喜欢到各村屯去，每回都喝得满脸通红，手上还提着鸡鸭什么的。我特别不屑这种行径。

    我确实还没到云端走访，他怎么知道我还没去呢？难不成他在云端安插了线人？我有些放心不下，次日便往云端走去。从小镇到云端没通公路，需要翻过几重山。我花了整整四个小时才到达。

    云端，其实不在高处，而是落在沟底，两边山崖高峭，中间淌一条小溪，每到雨季时常发生泥石流，还曾埋过好几个村人。沟里的人能搬走的都搬走了。现在只剩下几处低矮的房子，被遗忘似的散落在那里，摇摇欲坠，似乎一阵风雨便能使它们倒塌在地。从坡上往下望去，见不到炊烟，也没有牛羊和人影，似乎早已无人居住。我心里不由得发怵，倘若有人在这里杀人放火，连鬼都不会知道。

    我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条，拍打着拱到路面上的野草，吓跑躲在草丛里的蛇，然后才放心地往沟里走去。转过一处山崖，就看到低矮的房子了，有三个老人在树荫下打纸牌，旁边蹲着一只黄狗。黄狗看到我，忽地蹿到我面前，前脚往前一耸，脑袋向下压着，腰背往上拱成一张弓，后脚使劲地蹭着地，尾巴和毛发竖立着，龇着牙，目露凶光，随时准备向我攻击。

    “阿黄，这样对客人的呀？”

    老人斥责着。黄狗立即停止咆哮，毛发瞬间耷拉下去，摇了几下尾巴，转身跑到三个老人身旁。我跟着过去。三个老人，两男一女，头发都花白了，脸皮皱得如同干树皮。他们手里各自拿着一沓牌，黄狗面前也放着一沓牌。三个老人轮流出一圈后，狗就抬头望了望他们，满脸期待。旁边的老人就翻起狗面前的牌，抽出两张打下去。

    “我帮狗出牌。”老人解释说。

    我总算看明白了，三缺一，把狗叫上来充数。村子里没别人了？怎么轮得上狗来充数？

    “村子里没别人了，能搬的都搬走了。”

    “就剩下我们三人和这条狗了。”

    “你也快要搬走了。”

    老奶奶对一个老头说。老头立即垂下脑袋，似乎搬离是件不光彩的事。老奶奶又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了，到城里好好享儿孙福。”老头猛地抬起头，茫然地望着他们，欲言又止。黄狗从屋子里叼来一只板凳。我接过板凳抚摸它的脑袋，它便用头撞着我的脚。它把我当成熟人了。

    他们知道我是警察后，把村子里的事全都告诉了我，要搬走的老头姓李，另一个老头姓黄，老奶奶姓吴。李阿公的孩子在城里购置了房产，早就叫他搬到城里一起生活，以便照顾他的生活。他就是不想搬到城里，一直拖着没去，直到身体欠佳，不得不答应。

    “人得服老呀。”

    李阿公感慨地说。另外两位老人就笑了笑，黄狗也眯着眼睛对他笑。他们都笑得很勉强。我想了想说：“城里各方面的条件都方便。”我说完这句话就后悔了，这话不管是对留下来的老人，还是对即将搬走的老人，都是一种刺激，就连忙把话题引开，说，“阿奶家里什么情况？”吴奶奶摇了摇头，说：“就我一人了。”她说着就抬头望向山坡，那里是杂草丛生的坟场。她眼里充满哀伤和茫然。

    “都走在她前面了。”黄阿公说，“我家里情况比她好些，我还有一个儿子，去广东打工十多年了，还没回来，也没给个信。我到镇上问过几回，派出所都找不到他。”停了停他又说，“总会回来的，这里是他的家。”

    李阿公拍了拍他的肩膀。吴奶奶也静静地望着他，眼里现出一丝夕阳般的轻柔。他们这样子让我心酸，我站起来说到村子里转转。那条黄狗蹿到我面前，往村子里蹦跳而去。那里房屋破败，荒草到处乱窜，老鼠肆无忌惮地出没。他们不该住在这里了，即使没有天灾，突发的病痛也会要了他们的老命。李阿公倒是要搬走了，可是还有两位老人呢！我心里堵得慌，回头想再跟他们谈谈，赫然看到他们跟在身后，冷不防把我吓了一跳。

    “去做饭，杀只鸡。”

    黄阿公说。李阿公点头附和。吴奶奶看着他们，笑了笑，转身往回走。我们继续在残墙断壁里转，来到三具棺材面前停下了。两位老人走上前，捡起搁在一旁的扫帚轻轻地拂掉棺材上的尘土，眼里流露出一丝满意和爱怜。

    我们回到屋子前，老奶奶在满地追着鸡。她看到我们就叫道：“这鸡跑得太快了，我这老腿跟不上。”我正想劝他们不要抓鸡，两位老人已卷起衣袖冲过去。李阿公被绊了一下，整个人往前摔去。黄阿公就笑着说他不中用。李阿公连忙爬起来，顾不上拍掉衣裤上的尘土，不服气地去追赶着鸡。我心里又泛起一阵酸，不想被他们看出来，也卷起衣袖过去帮忙。黄狗也蹿过来围堵鸡，一时间鸡犬不宁。

    吃饭时，三位老人轮流给我夹肉，几乎把整只鸡都夹到我碗里了。他们把我当成久别而归的孩子。我突然想起我的父母亲，不知他们过得怎么样，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那天回到镇上，月亮已爬过山顶，我回头望去，那条弯曲的山路隐没在夜色里。我想象着三位老人围在石板边，黄狗蹲在他们身旁，偶尔向山路上望来，却总是看不到任何人影。

    3

    我再次前往云端，是接到黄阿公报案，说有人要谋害他们。我赶到云端只遇见黄阿公和吴奶奶。他们围着石板打牌。初秋的阳光落在他们背上，晃晃悠悠，我内心顿然涌起一阵隔世之感。黄狗最先看到我，竖起尾巴摇了摇，叫了两声，没有向我跑过来。它把两只前脚搁在石板上，看着两位老人出牌。它不参与打牌，给两个老人当起了裁判。它用左脚收拢黄阿公出的牌，而右脚则收拢吴奶奶的牌，两不相犯。两位老人转过身看到我，也没站起来，只是对我笑了笑。他们的笑里有一丝干枯的味道。

    “阿公，阿奶，我来调查一下你们报的案。”我走到他们面前说，“把情况说得详细些。”

    “让我来说吧。”黄阿公说，“是我报的案，这些天我老觉得有人要对我们不利，怕是要谋我们的财。”

    我说：“见过那人吗？长什么样子？”

    吴奶奶说：“没见过人。”

    黄阿公说：“山上肯定有人，躲着找不到。”

    我合起本子盯着他们，看到他们脸上挂着焦虑，心里的火消了下去。我坐在石板上，拍拍黄狗的脑袋，没有说话，想着他们是被自己吓着了，兴许是太久没人来过的缘故吧。

    “小杨，你不相信呀？”

    “我们没有乱说，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害怕哪一天就被害了，我们都老了，要是有人要害我们，我们是没什么办法的。”

    我依然没有说话。

    “你能不能隔几天就来一趟呀？”

    “是啊，我们还养了些鸡，你来了就杀鸡，池塘里还有鱼。你要多来，让那些人知道这里有公安局的才不会对我们下手。”

    “可是，阿公，阿奶，这不是办法呀。”我咽了咽口水，说，“云端离镇上不是一二里地，来一趟就得花一天时间呀。”

    两位老人面面相觑，脸上的焦虑更重了。我看着他们，想从他们脸上看出破绽，然而越看越触摸到他们内心的恐慌。他们到底恐慌什么呢？这穷山恶水会有人惦记着谋害他们不成？

    “阿公，阿奶，如果住在这里觉得不安全，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我停了停，说，“可以搬到养老院去住，像李阿公一样住到城里，院里住着不少老人家，大家相互聊天做伴，平日里还有护工照看，不过要交一些费用。”

    两位老人没说话，脑袋慢慢地垂下去，陷入了某种沉思中。他们是担心费用问题吧，这个我可以找我父亲帮忙，只要我同意调回市里，他就会同意我的要求。我父亲这个暴发户，其实需要我在他身旁给他撑场面。我能理解他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全感。

    “李老头不在了。”

    “他儿子送他回来的，只是一盒子骨灰。”

    我被什么猛击一下，这才注意到屋檐下只剩下两具棺材。我一时反应不过来：李阿公搬到城里，各方面条件都比这山沟里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我不由得想起冤死的傻根，以及傻根的父母——他们是否尚在人世？我忽然感到胸口压着什么，呼吸变得有些困难：要是傻根父母不在世了，侦破傻根的冤案还有多少意义？

    我来到李阿公的坟前烧了几炷香，然后往山外赶去，顾不及两位老人的顾虑。我得赶在傻根父母健在时把冤案破了。我就这样走向南山村。离村庄越来越近时，噩梦般的窒息感再度涌来，迫使我直想逃离，可我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走。

    事隔多年，眼前的村庄和记忆里没有多大区别，依然是百来户人家散落在山腰上，只有那条绕过村庄的溪流瘦了，河床的枝叶上挂着纸张和尼龙袋，时间在这里似乎停滞不前。

    我来到叔父家。外公外婆在我们离开村庄后双双故去。叔父一家人惊讶不已，村里人也惊讶不已，谁也没想到在小镇上当警察的竟是我。叔父很热情，且满脸得意，把亲朋好友都叫来做客。我能理解叔父。我是镇上的干部，是警察，还是叔父的侄子，叔父为此感到荣耀，那天出去打酒就一路大声嚷嚷，生怕人家不知晓他当警察的侄子回来了。

    我对餐桌上的人们都不熟悉，难以把他们重叠在记忆里。人们对我却没有陌生感，似乎我只是离开了一阵子。我装着和人们一样热情。人们告诉我这些年村庄里发生的事，说得最多的是去广东打工。人们说到李东做假币被判无期徒刑时，口沫横飞，甚为惋惜，似乎做假币不是犯罪，而是英雄。我不免感到尴尬。

    叔父最先明白过来，说：“青书啊，你是警察，该抓的你就狠狠地抓，这没什么不对，猫有猫道，鼠有鼠道，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对吧？”

    我不知如何作答，就问起李宽和李广。叔父说，李广在海南打工和人打架被砍死了，当时他面对一群人，那群人欺负村里的小英，他挺身而出把小英救下，却被打成重伤，送到医院时就没气了。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小英现在成了李家的女儿，每年都要带着丈夫回来看望李家父母。

    “那李宽呢？”

    我急切地问。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来。人们说，李广死后，李宽不再外出打工，回到村里承包了几十亩荒山，种上茶叶，竟然挣到钱了，富裕了，被选为村主任。人们说村里人都服他，不只是他有钱，在此之前村里时常和隔壁村为山地什么的打架。他是个不怕死的人，每回都冲在最前边，别人都怕他。有一回，两村人又为引水入田而打架。溪里的水不多，两村人都要用，说不上几句就动手。李宽带着大家把对方打跑了。他没把水全部引入我们村的水田里，而是一分为二。两村人都服了。后来隔壁村还请他去做客，从此两个村就友好了，还有几个女孩嫁到我们村里来。

    “你还在村里时，隔壁村哪有女孩嫁过来？”

    人们这么说，不由得勾起我对童年的回忆，脑子里又浮现出李家兄弟杀害傻根的场景，心里越来越烦躁不安。我说不清是什么使我烦躁不安，只觉得村里人被李家兄弟给骗了，他们把杀人凶手当成英雄。我感到要揭发他们的真面目已非易事。

    晚饭后，我走进傻根的家门。那扇门很破旧，掩上了，还露出巴掌大的缝隙，猫猫狗狗随便进出。门框上残留着撕掉一半的对联，蜘蛛网挂在门檐上，粘着灰尘和几张枯叶。傻根母亲戴着老花镜在缝补衣服。她老了，脸上皱纹层层叠叠，握着针线的手微微发颤。然而她一眼就认出我，说：“是青书吧？都长这么高了，听说你在镇上当警察了，有出息啊！孩子，快坐快坐。”

    那晚我才知道傻根父亲不在了，只剩下她孤单一人。我心里不是滋味，寒暄几句，留下几包糖果，没有提傻根的事。

    4

    我又回到南山村，人们对我笑脸相迎。我边给人们散烟边有意无意地提起十多年前的那起命案。人们警惕地盯着我。他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要是我不提再也没人提起。人们对此不感兴趣，叼着烟无趣地四下散去。

    晚上，我让叔父把亲朋好友叫来做客，还特地交代把李宽一起叫来。没多久，李宽和一大帮亲戚走进来，各自找凳子围着饭桌坐下。酒过三巡，我借着酒气说：“当年傻根的死大家还记得吧？”

    人们怔了一下，年长的都不说话，抓着酒杯相互看了看，似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年轻的则满脸茫然，他们对傻根的死没有任何记忆。我偷偷地斜了一眼李宽。他若无其事地端坐在那里，无法从他脸上看到内心里的喜或悲。他始终没有看我，也没有看大伙，目光有些落寞地掉在酒杯里。叔父见场面尴尬就笑着说：“那是老皇历了，多年前的事了，不提了，来喝酒。”人们纷纷举杯敬我，说着恭维话。我又斜了李宽一眼。他脸上的神情仍然如故，似乎傻根的死与他无关。怎么可能和他无关呢？他就是一个双手沾血的杀人犯！他只不过戴上了面具，没人识破而已。我内心涌起莫名的兴奋，想象着把他脸上的面具撕下来的场景，蒙受欺骗多年的人们该多激动——死者得以安息，生者得以宽慰。

    饭后，我有些微醉，叔父也喝得有些多，我们坐在屋外的木头上，月光淡淡地洒下来，村庄安眠，万籁俱寂，偶尔传来几声零碎的狗叫。

    “叔父，村里人怎么都不愿谈傻根的事呢？”

    “青书啊，这都过了多少年了，傻根又是个傻子，死了就死了，还提这干什么呢？”

    “问题是，那是谋杀。”

    “这话不能乱说。”

    “我亲眼看到的，还有李宇航，就是李宽和李广俩兄弟干的。我一心想当警察，就是要把凶手抓出来，给受害者一个交代。”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谁又能证明呢？你说你看到了就可以抓人呀？再说了，你有没有想过受害者是否需要这样的交代？”

    叔父没等我回答，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往屋子里走去。我也跟着回到房间里，想着叔父的话，似乎有道理，又似乎蛮不讲理。不管怎么样，傻根是被谋杀的，这是不争的事实。酒意泛上来，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那天晚上我又做了噩梦，梦见李宽提着刀追来。我慌不择路地逃跑，跑到一条死胡同里，想折身往回跑，却见李宽提刀立在路口，阳光落在他背后，使他面目显得更加可憎。我大叫着醒来。叔父听到叫喊连忙跑来。我不好意思地说我做了噩梦。叔父满脸质疑和惊讶。

    次日，我吃过早饭到村子里转悠，人们热情地跟我打招呼，那份热情里掺杂着敬畏。村里人想把我当熟人又担心因此冒犯我。这使他们的热情变得有些刻意。我知道我和村里人之间存在隔阂，不仅因为年月久远，更因为身份各异。我是人们仰望的警察。村里人对镇上的干部都如此。我忽然发现自己踩踏在石板路上，却怎么也走不进村子里。我感受到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硬生生地把我和村庄隔开。我看到的村庄只是表象，甚至是假象，心间不由得隐隐作痛。

    我又走进傻根家，找张凳子坐下，跟傻根母亲聊家常，后来我干咳两下，说：“大姑，我是为傻根哥的事来的，这些年我一直在想着傻根哥的事，他是冤死的，现在我当上警察了，有能力为傻根哥申这个冤。当年我和李宇航亲眼看到他被害的，那时还小，不敢说出来。”

    她的手抖了一下，针线掉落在地，怎么也捡不起，干脆不捡了。她拍拍衣脚，说：“青书啊，我要出去了，就不留你吃饭了。”我还想说些什么，她已转身走进屋里。这是逐客了。我只好悻悻地退出去，想着她为何不愿旧事重提：她担心被李宽报复吗？担心李宽像当年加害傻根一样加害于她吗？

    必须将李宽绳之以法！

    我恨不得立即将李宽抓走，为民除害。我告诫自己要冷静，办案讲究的是证据。我得先找到人证和物证。我在村庄里走访村民。人们对此轻描淡写，压根就没觉得傻根的死有什么问题。我想只有李宇航站出来证明，那起谋杀案才会浮出水面。李宇航却不在村庄里，常年在外漂泊，连春节都很少回家。我必须找到他。

    没想到，李宽居然来找我。我不禁感到意外。李宽说：“我带你去看一个人，或许你会明白些什么。”我见他满脸真诚，便跟着他爬上村庄背后的山坡，来到一片竹林里，他指着一个低矮的土堆说：“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你是为傻根而来，他就躺在这里，对他来说还有更好的归宿吗？要知道，在这个世间，有些事情是没有对错的。”

    我没有接他的话，他以这种方式欺骗村里人，但是忽悠不了我。他知道我是冲着谋杀案而来，没有咬碎钢牙死死诡辩，竟跑到我面前承认罪行。他以此告诉我这件事并非如我想象。我不由得在心底暗笑：就算你是一只看不见的鹰，我也会有办法抓住你。

    我回到镇上又跟所长提起这事。记不起我是第几次提这起谋杀案了，所长总是嗤之以鼻，还告诫我别没事找事。但是，那天晚上我借着酒疯说：“李所，我们是警察，必须把这起谋杀案侦破了。”他被惹毛了，吼叫着：“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老子当警察时，你还不知道在哪吃泥巴呢。”他涨红着脸，不知是喝酒还是动怒的缘故，抑或两者掺杂。他脖子上的青筋暴跳起来，像一条条蚯蚓即将破土而出。我不再说话，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不想再说。我恍惚看到有一堵难以攀越的墙，把我和所长硬生生地隔开，我们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

    “老子会害你吗？你听老子的就对了，你还嫩着呢。”

    他继续吼，音量没那么响了，却依然透着咬牙切齿的恨意。我瘫坐在椅子上，耷拉着脑袋，忽然对警察这个职业产生怀疑。他看了看我，脸上泛出一丝得意，把手搁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压了压。

    他给予我安慰，我却感受到嘲讽。

    “小杨啊，我能理解你的想法，我当初也和你一样愣头青，一心想破案立功。但是，你要知道，很多时候，你要怀疑自己的眼睛，你所看到的可能是假的。你听我的没错，以后遇的事多了，你也就明白了。”

    他接着说，音量连降了两个八度，甚至有些语重心长。他又把手搁在我的肩上，使我感到那是一条蛇，浑身泛起一片鸡皮疙瘩。我强忍着没把那只手从肩上拨开——给领导留面子这道理我还是懂的。他不再说话，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然后迈着有些飘忽的脚步离开。我望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那条破旧的街道尽头，剩下几盏散发着暗光的街灯，似乎在嘲讽着这个偏远的小镇。此时街上死气沉沉，一条灰毛狗从角落里钻出来，四下张望，然后拖着脚向阴暗的角落走去。我无法确定那是不是一条无家可归的狗。

    我在心里骂着，抓起一瓶桂花酒猛地往嘴巴里灌，直到把自己灌得两眼昏花站都站不稳才罢休。我喝多了，心里反而愈加清醒：所长不愿查，那就由我自己来查吧。

    我再度想起李宇航。

    5

    那段时间，我惦记着傻根的谋杀案，看什么都觉得奇怪，甚至发现中午的阳光都是紫色的。我怀疑自己眼睛出了问题，跑到医院里去检查。医生白了我两眼说：“你想破案想破头了。”那是个年轻的女医生，她在调侃和嘲笑我，但我没跟她计较。她诊断我的眼睛没问题，那才是我要的结果。

    我离开医院回到街上，对着满地的紫色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摇头。我时常这样没由来地摇头。

    这天我再次摇着头，忽然整个人都僵住了。我看到黄阿公和吴奶奶出现在街口，摇摇晃晃向我招手叫喊：

    “小杨，小杨——”

    他们的声音穿过尘埃飘忽而来。我站在那里望着他们走来，这才想起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去云端了。他们突然出现，如同从虚拟中走进现实里。我不由得怀疑起来，他们这个点出现在镇上，是从半夜就起来赶路吗？还是在半路上露宿？

    我心里有些空，心头涌起一阵厌恶。我厌恶这两位老人吗？我难以理解自己，也难以原谅自己。我被谋杀案整得心神恍惚，然而这也无法成为厌恶他们的理由。他们拖着古稀之躯翻山越岭，肯定是遇到了非来不可的事。要是我去云端探望，他们还会如此辛苦吗？他们成了一双引领着我探向内心的眼睛。我看到了隐藏在自己内心里的污垢。

    “小杨啊，你好久没去云端了，知道你忙，我和阿奶想来问一问你，上回你说的那个什么养老院的，能跟我们再讲讲吗？”

    “二老打算搬去养老院？”

    “我们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到那里合适，人多，热闹，也安全。”

    我不由得感到有些窘。在镇上，平日里没什么大事，却每天都有一大堆芝麻绿豆大的烂事等着去处理，似乎怎么都做不完，确实没有太多时间去往云端。要是他们愿意搬到养老院，那是再好不过了。

    “您二老等着，我现在就把车开来，带您二老到县城的养老院看看，要是觉得合适我们就搬去，要是觉得不合适，我们再商量。”我想了想又说，“您二老真的应该搬到养老院，要是住得不舒服，我们再搬回来。”

    两位老人相互看了看，像是没出过远门的孩子，对不可知的未来产生莫名恐慌。我于心不忍，却又没有更好的选择，总不能让他们死在山沟里，发臭了，腐烂了，都没人知道吧——我讨厌内心突然冒出的念头。

    我开车带着他们来到养老院，找到负责人带我们参观，两位老人跟在我身后，满脸担忧。我不住地安慰他们说没事。他们频频点头，跟着负责人边走边观望，看到院里有许多老人，有的在休憩，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太极……他们不免感到紧张，又掩饰不住地兴奋。他们心领神会相互一笑。我装作没看到，把脸别到一旁，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负责人见两位老人比较满意，就拿出表格让他们填。他们把表格推给我说：“小杨啊，我们不识什么字，这表你就帮我们填吧。”

    我接过表就一一填写，在“家属”那栏犯难了，他们都没有家属了，怎么填写呢？万一他们有什么事，养老院又该找谁？我咬了咬牙填上自己的名字——但愿他们没事。我把表格递给负责人，心里猛地沉了一下。

    “到那边交钱。”

    “还要交钱呀？”

    “要交多少呀？”

    “老人家，不多的，每月才一千多。”负责人说，“就交你们的伙食费、住宿费和护工费这几样，很划算的。”

    “姑娘，能不能这样，等我们先回去再合计合计，如果我们决定来的话，小杨会送我们来的。”

    他们不安地盯着负责人，生怕她会把他们强行留下。我连忙把他们带到街上，请他们到小饭店里吃米粉。两位老人都喜欢吃米粉，黄阿公夹一块肉到吴奶奶碗里。吴奶奶咧着嘴笑了，露出光秃秃的牙床。吴奶奶也挑了几根粉条到黄阿公碗里。我心里一阵酸，连忙把脸别开。

    在赶回小镇的路上，两位老人很少说话，各自看着窗外的风景，想着心事。我猜不出他们在想什么，就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养老院的费用，不够的话我会找公家报销。当然，这种费用是无处报销的，但我有办法说服我父亲。两位老人“哦哦”几声，便陷入沉默。我想再找些什么话来打破这寂静，又找不到什么合适的话。我干脆戴上耳塞，边听着歌边开车。

    回到小镇时，天色已晚，我在小镇的旅馆帮他们开了一间房。他们看了看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终究没说出来。我了然地笑着说：“明早我来请二老吃东西再回云端。”他们点着头，站在旅店门口，目送我回派出所。

    次日，我来到旅馆，看到他们从两个房间走出来。这回轮到我不好意思了——他们俩一人住一间。

    “我和你阿奶商量好了，还是搬到养老院去。”黄阿公说，“你阿奶说城里好，她说喜欢去那里。”

    吴奶奶点着头。当天我就把他们送进养老院，生怕他们会突然反悔似的。所长对我的这个决定赞赏有加，还为此请我喝酒。所长不是大方之人，却请我喝酒，很是难得。那天我喝醉了，是甘愿喝醉的。

    然而没到一个月，养老院就给我打来电话：“你好，是杨警官吗？你父母回到家了吗？”我感到奇怪，说：“没有呀，什么时候的事？”养老院说：“那你快来一趟。”我心里一阵抵触，想说他们并非我父母，也非我亲戚，结果还是驱车往县城赶，在心里不停地发牢骚！我连自己亲老子都没这么侍候。

    我赶到养老院时，负责人满脸无辜地说：“你父母昨天从养老院出走了。”我急着问：“到底怎么回事？”

    “你父亲和另外一个老人打起来，幸亏我们劝阻及时，两人都没受伤，只是情绪受到影响有波动，你父亲就带着你母亲出走了。”负责人停了停说，“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出走的，到现在都不见他们回来，我们在县里四处找都找不到，所以才把你叫来。”

    “别我父亲我母亲的，他们不是我父母，知道吗？”我吼叫起来，“你们是怎么看护的？我们的钱白交的吗？”

    “对不起，杨警官，是我们工作疏忽，现在找人要紧。”

    我瞪了负责人一眼，转身钻上车开到街上。负责人在背后喂喂地叫着。我懒得回头应答，从后视镜看到她淹没在车尾卷起的尘埃里。活该！我边在心里叫骂边驾车乱转，偏僻的胡同里，河水边，城郊的桥洞下……我都一一查看，没有两位老人的身影，却看到几个流浪汉裹着破毯子蜷在桥底下睡觉。我上前询问有没有人见到他们俩。他们呆呆地望着我。我想了想，摸出钱夹，抽出几张钞票，每人一百。他们相互看了看，接过钱还是摇了摇头。

    我在心里直想骂人，觉得被流浪汉骗了——拿钱不办事，难怪会落到如此地步。我又对自己的这种念想感到恶心：你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吗？你有胆量去深究他们背后的故事吗？我逃也似的回到车上，启动了车，又熄了火，打开后座抓了一袋面包，给那几位流浪汉送去。我把面包搁在他们面前，没有看他们就转身走开。我害怕他们呆滞得近乎绝望的眼睛。我能做的只是送给他们一块面包。我为这种微不足道的施舍感到难过。我说不清为什么会如此难过。我忽然觉得施舍的这个人不是自己，而是别的什么人。那一刻，我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非要把我留在城里。

    我又在街头胡乱转了一通，不时给养老院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仍没见到两位老人。难不成他们被人拐卖了？我被这念头逗笑了，猛地调转车头，往林荫镇赶去。我回到小镇时已是下午，顾不上天色已晚，跳下车就往云端赶去。我来到云端时天已漆黑。我看到沟里闪着一丝灯光，心里豁然明亮起来，心里的埋怨随之消散。我走到亮着灯的房屋外，透过窗口看到吴奶奶在给黄阿公涂药水。黄阿公满脸安定。黄狗蹲在他们身旁，双眼柔情地望着他们。我不禁满心疑惑，这段日子黄狗怎么熬得过来？我整了整情绪敲着门，说：“阿公阿奶，是我，小杨，我来看望你们。”

    两位老人一起涌到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脸上呈现着同一种惊讶。我见他们如此，纵然有再多的不满，也说不出半句责备的话。他们似乎对我的到来既能理解，又在意料之外。我刚一落座，还没说话，吴奶奶已转身去把饭菜端上来。

    “小杨啊，那个养老院，我们真是住不惯，还是觉得在这里舒服，所以就回来了，我们怕被你责怪，就没敢告诉你。你阿奶还为此骂我呀。”

    “阿公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们说你和人家打架？”

    “也不是打架，只是推两下，那不算打架。”黄阿公垂着脑袋说，“那老头有事没事就逗你阿奶，惹你阿奶不高兴，我就过去推了他，谁知道那人不经推，一推就摔倒在地，养老院的人说要我们赔钱。我们赔不起就溜回来了，再也不去那了。”

    “不舒服，我们就不去了，这里也不错。”

    我安慰他们说，此时只能安慰。他们没有在城里生活的经验，不知晓那是人家在示好。我不由得可怜他们，陪着他们说话，说着暖心窝的话，不禁回想起我的父母亲来。他们现在都吃晚饭了吧？我不想见到他们，却担心着他们。

    那晚我喝了酒——黄阿公埋在地窖里的陈年老酒。黄阿公还留着老酒，离开之前就打算回来的吧？我心里一紧，转念一想：那又怎么样呢？我端起海碗喝着，还没喝出味道，已经躺倒了。

    次日，我回到镇上，再次被琐碎的工作淹没，警员小吴早就没心性了，三番五次地说要辞职。所长对此很是不屑，从没说一句安慰的话，似乎是小吴在无理取闹。所长对先进事迹推荐这样的工作很关心，让我写好上报材料。我反感这种工作，所有的材料都在网上摘抄，更确切点说就是在报着虚假材料。我想：弄个虚的就能评先进？连谋杀案都不敢查的警察，还想当什么先进！

    真是笑话！

    6

    找到李宇航并不容易。我在村子里找人打听他的消息，没人告诉我，他家人更不愿说，似乎我会加害他一样。后来叔父到小镇上赶圩，才悄悄地告诉我他在成都。

    我特地请假跑到成都，在城郊找到了他。他在那里置了一间小店铺，更确切点说，是他妻子置的店铺。他妻子是成都人。他像我父亲一样倒插门，从南山村远“嫁”成都城郊。他已是两岁儿子的父亲。他对我的到来没感到意外，也没表现出久别重逢的热情，似乎我只是一个过路的顾客，口渴了就到店里买瓶矿泉水而已。我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感念童年友谊的影子。我们的友谊早就跟着傻根死去。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的身份，在街上遇见，我压根就认不出他来。岁月如梭，我们都不再是记忆里的自己。

    “我出去一下。”

    他背对着他妻子说，没等他妻子反应，他已跨出店铺。他妻子在背后嘟哝着什么，是地方话，我听不懂，显然是对他不满。他没有把我介绍给他妻子，似乎不愿意让她知道我来自他的家乡，或许那是埋在他内心里的痛。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向他妻子点点头。他妻子也对我点了点头。他妻子面善，眼里飘着莫名的忧郁。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自己正在搅拌着这个安静的家。

    我们找到一家小餐馆，点了几个菜，又要了一扎啤酒。菜还没上来，李宇航就用牙齿咬开瓶盖，递了一瓶啤酒给我，我们碰了一下，仰头就喝。他咕噜咕噜喝掉半瓶，举着酒瓶示意我喝。我也跟着拿瓶子直接喝着。

    “你也知道，都这么多年了，我有我的生活了，我已经有好多年没回去了，那些过去的事情我不想再去想，没有什么意义。”他喝掉一瓶酒后说，“你也知道，死的人是傻根，只是个疯子，连他家人都不追究，你干吗还要管这事？你跑到这里来找我，让我去指证李宽，你就没想过我的感受？再者说，就算我们说出一切，会有人相信我们吗？”

    “那是杀人，是一起蓄意谋杀案，如果我们就这样瞒着不说出来，那么我们就是谋杀傻根的帮凶。”

    他又抓起一瓶酒，仰起脖子往嘴里灌。我看到他脖子上有一片疤痕，像一条巨大的蜈蚣趴在那里，随时随地都能咬破他的喉咙。他喝得太猛，干咳起来，差点把酒喷到旁边的人身上。那人想责怪几句，见他瞪着血红双眼，什么也没说，埋头吃自己的东西去了。

    “瞧。”

    他举起右手晃了晃。那只手掌只剩下两根手指。我不由得一阵愕然：他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竟然落到如此境地。我想开口问，又觉得不合适。他笑了笑说：“前几年的事了，在木材加工厂，被电锯割的，还好没丧命。”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心里却异常沉重，这就是生活吧。我们拥有一样的童年，却走着不一样的人生路。

    “你也知道，对吧？我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你现在是警察了，工作就是破案，我都能够理解，作为朋友我是应该站出来的。可你也知道，我现在一家人就靠这个店铺生活，也只是饿不死而已。”

    我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推到他面前说：“这是误工费，五千，如果案件破了，还有奖励的，这是局里的规定。”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什么破绽。我淡然地笑了笑。这钱的确不是派出所的，而是从我父亲那里拿来的。我向我父亲开口要钱，只要数目不是很大，他从来就没问过我拿去干什么。李宇航看了看那个信封，用那只残缺不全的手抓起来，掂了掂，然后直接揣进上衣口袋。

    李宇航跟着我回到林荫镇。派出所有事务急需处理，我不得不拐进派出所。李宇航先回南山村。第二天，我正准备出门，李宇航已在我面前。他掏出那个信封拍到我的胸口，说：“你也知道，我收不了这个钱。”我着急地说：“你反悔了？”他苦笑着摇头，没有解释，背着包转身走了。他回到村庄一定遭遇了什么，不然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主意，而且如此决绝。既然他铁了心，再勉强也没有用。我连忙追上他，把那个信封塞进他的包里，说：“不是给你的，是给我侄子的。”他便不再拒绝。我们站在马路旁，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却始终没有说起傻根，似乎那是一枚定时炸弹。

    我想我该原谅他。

    李宇航上班车消失后，我转身往南山村赶去，我得去探个究竟：李宇航为什么突然折回成都，难不成是李宽在使什么诡计？要是那样的话，我可得把他带回所里。对付流氓，有时用流氓的方式才有效。

    我回到村口就被几个年轻人拦住了。那里设了一个关卡，旁边搁一盆水，又生一堆篝火。我立即明白村里人又在做法事驱魔。我在孩童时见过那种法事。那时村里人认为有恶魔躲进了村庄，要做法事驱走恶魔，保住村庄平安。做法事那天，村里老人披着大褂，戴着礼帽，在风水先生的带领下，走向每条街巷，驱赶躲在暗处的恶魔。那几天全村人都吃斋饭，不允许一个陌生人进村，即便是从外地回来的村里人，都要先清洗掉身上的尘埃，然后跨过篝火才能走进村庄。关卡旁的那盆水和那堆篝火，是风水先生施过法的。没想到都这个时代了，村里人还相信这些东西。我心里不由得一阵难受。

    我走过去给守关卡的年轻人递烟。他们相互看了看，犹豫不决地接过烟叼在嘴里，点燃，吞云吐雾，始终没人说话。我讨好地说：“村里又做法事呀？这不，让我碰上了，真是好运气，让我洗洗进去。”几个年轻人面有难色地说：“青书哥，村里说了，你不能进去。”我急了，说：“我也是村里人呀，为什么不能进去？”年轻人说：“这是村里人交代的，你都当了警察了，应该明白这道理。”我还想再说些什么。他们纷纷把脸别开，不愿再与我说什么，似乎我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我心里一阵堵，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就算硬闯也到达不了村里呀。我触摸到了那堵看不见的墙。

    我站在路边往村庄望去，看到村里的老人穿着灰的、黑的大褂，排成一条长龙，跟在风水先生身后穿过村庄。妇人们挤在路两旁观望。孩子们追着长龙而去。我不由得想起童年时追随长龙的情景。那时风水先生不时地抛撒糖果，我和小伙伴们争相去捡。据说吃了先生抛下的糖果就聪慧健康。多年后的今天，我明白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迷信，然而当我看到村里人迈着虔诚的脚步，内心里依然有什么在缓缓沉降。我的目光越过村庄和田野，望见数百年前在此落脚的祖先，他们目光炯炯，嘴里念念有词，教导着人们心系太阳，向往月亮，告诉人们山林中居住着保护村庄的神灵……

    啪——我狠狠地甩了自己一巴掌，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念想甩掉。

    我情绪低落地回到小镇，心里委实不服气，想着等村里人做完法事再回去。毕竟入乡要随俗。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我这般自我安慰。我想不明白村里人为何把我当成陌生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不该如此蛮不讲理。

    没过几天，我再次来到南山村，在村口的老树上，看到一块随风飘摇的木牌：

    请杨青书绕道走

    这个村子不欢迎

    我顿时僵立在那里，整个人一阵怵麻，像被子弹洞穿身体。我被村庄驱逐了！只有那些纵火、抢盗、欺男霸女的人才会被驱逐。那一刻，我明白了李宇航为何选择退缩。他在遥远的成都谋生活，将在无数的夜里回想起这个村庄，尽管这里贫瘠而破落，却是他心灵里的最后精神驻地。也是我心灵里的最后精神驻地呀。我摘下悬挂在老树上的木牌，想都不想就抛进河里，它随波逐流，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不用说，这一切都是李宽策划的，他想以此逃脱法律的惩罚。

    想都别想！

    我憋着一肚子气，大踏步地往村里走，竟没看到一个人影，人们似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只有几条狗在角落里出没，对我的到来也不愿理会。某种莫名的恐慌瞬间涌上心头，我左顾右盼地走到村部楼底，正想呼问有没有人，忽然从四周钻出一堆人，吼叫着往我身上扑来。我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已将我按倒在地，卸下我腰间的手枪，还把我捆绑在村部的柱子上。我看到叔父也夹在人群里，看着我的目光甚是复杂。那些与我喝过酒的人也在，此时他们并不认识我。

    我不明白他们在闹哪般，叫喊着：“你们这是犯法，知道吗？你们居然敢抓警察，知道犯多大的法吗？”

    人们往我嘴里塞一块麻布，我叫喊不出，也动弹不得。他们把手枪放在桌面上，离我有两米远。人们在门外挂一把大铁锁，然后各自散去。村部只剩下我一人，几只老鼠从墙角里钻出来，抬起头朝我望了望，发现没有危险，就肆无忌惮地满房乱窜。我从未受到如此欺辱，何况我还是警察，他们压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到时候只有哭的份。然而，村部再也没人出现，连叔父都把我给遗忘了。那个晚上，我饿着肚子，浑身无力，最让我难受的是，我尿到了裤子里。

    第二天上午，所长匆匆忙忙赶到村里，跟人们费了许多话，我才被允许解开。我踉跄几下才站稳，拿回手枪，就想把李宽抓起来，不然难解心头之恨。所长狠狠地剜我一眼，说：“你还嫌不够丢人？”我想争辩几句。所长压低声音说：“你想我们躺在这儿？”我这才看到人们满脸的愤怒与仇恨。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咽了咽口水，跟着所长走出村庄。我始终没有回头，是不敢回头，害怕尿了裤子的糗事会四处流传。

    7

    所长把一封信甩到我面前，拉着马脸一句话不说。我不明就里，拿起信读着。那是南山村举报我的信。南山村人在信中说我想破案立功，利用警察身份诬陷村里人，制造一起莫须有的谋杀案。人们说像我这种为达目的而不惜把他人踩在脚下的人不配当警察，应该早日开除出警察队伍。村里人还声明，从此刻起，将我驱逐出南山村，要是我还继续惹事，就将林荫镇派出所往上告。信的空白处是全村人的签名和手指印。叔父的名字和手指印也赫然出现在其中。

    “你脑子被牛踢了？告诫你多少次了，南山村发生过谋杀案吗？还是你想谋杀谁？”所长停了停说，“这事到此为止吧。”

    所长没等我争辩就转身走了。我望着他隐没在门里，心里有什么跟着隐没，竟怀疑起自己来，难不成记忆出错了？那起谋杀案只是一场梦？是我臆想出来的？不可能！可是到底因为什么，连所长都在回避呢？那是一起人命案啊。我再次翻读那封信，看着全村人的签名和手指印，感到自己被村里人连根拔起，抛弃在无人的荒野里。我从此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那些天，我闷闷不乐，做事丢三落四。所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说：“我能理解你，但不该影响正常工作，你叔父不放心你，还来找过我，让我转告你，要先想想活着的人。”

    想活着的人，这就是回避谋杀案的理由？的确，我很少想起我的父母，很少想起我的亲戚朋友，连云端的两个孤独老人都很难敲开我的记忆之门。或许我该去看看他们，就把他们当作是家人吧。我这样自我安慰地走向云端，不料在半路上就遇到了他们。

    “小杨啊，我们正想到镇上去找你，不得了了，那些人把山上的树一棵棵砍了，偷走了，都是晚上砍的，原本不想告诉你的，怕麻烦你，可你阿奶害怕，夜里都不敢睡。”黄阿公说，“我晚上都在她门外守着，她还是睡不着。”

    吴奶奶急着争辩说：“是人老了，睡眠不好。”

    “是什么人偷的？”

    “晚上看不到。我到山上去守了几个晚上，那些人又没来了，他们在暗中观察，我哪天去守山都知道。”

    我盯着黄阿公，没看出他有撒谎的痕迹，就让他们先回去，等我回到镇上汇报，再制订方案。他们拖着衰老而疲惫的背影远去。我回到镇上汇报。所长说：“那你就到现场去查看，要注意安全，别犯愣，我只叫你去看看，你能答应就去，不能答应就不要去。”

    我连声说：“好好好，都听你的。”

    所长说：“滚吧。”

    我来到云端的山坡上查看，树木被砍得七零八落，没剩多少木材了。我决定晚上来守山，不信抓不到盗木贼。那几天我都没回到镇上，而是留在云端，吃了晚饭就和黄阿公走上山坡。黄阿公带着毛毯，准备打持久战，与盗木贼熬着。黄阿公如此年纪，又能熬多久？说不定哪天晚上就下不了山了。我心里一阵发虚，但又劝不了他，只好依着他。

    起初，我们靠在树下，没有说话，黄狗也安静地趴着，生怕被盗木贼听见。山野里只有山风在刮，沙沙作响，空谷寂静得让人心慌。到了后半夜，仍然没什么动静，困意就泛上来了。我就和黄阿公说起话来。黄阿公似乎早就等着这时机，话匣子立即被打开，哗啦啦地把他的故事倒出来。

    他告诉我说，其实他和吴奶奶曾是仇家，她儿子害了他儿子，一个死了，另一个被判了死刑。之前他与她老死不相往来。后来村里的人陆陆续续地搬走了，最后只剩他、她和李阿公，还有几间矮房。没人了，话都没地说了，憋得慌。他每天刻意从她家门前走过，这村庄没别人了，剩下的人应该好好相处。他已经不愿再去想着死去的人，活着更需要考虑。她却从不理会他，直到她房子里钻进一条眼镜蛇，她慌得大喊大叫。他和李阿公冲进她屋子。那时他们都吓坏了。那蛇有手腕那么粗，李阿公不敢动，他为了表现，拿起木棒砸中蛇，把蛇给打死了，最后埋在坡上。从那之后，他们之间才开始说话，相处甚欢。

    他感慨地说：“还有什么放不下呀！”现在，这么大的世界里只剩下他们俩了，恩啊仇啊爱呀恨呀，都与他们无关。

    那几个夜晚，黄阿公跟我无话不说，似乎再不说就没机会了。我也跟他谈起南山村的事。黄阿公沉默半晌，说：“山野里的树木都有它们生长的方法，你急也没多大用呀。”我似乎明白了什么，又似乎更加糊涂。

    我依然无法放下。

    第五天晚上，我们正说着话，发现山对面闪现一丝亮光，知道盗木贼终于出现了。我一下来了精神，盗木贼就在眼前，这是我当上警察后第一次真正面对盗贼。我们悄悄地往山那边摸过去，却没看到一个人影，盗贼跑掉了，只丢下一把电锯，我心里一阵惋惜。

    第二天我准备回镇上时，告诉两位老人，盗木贼受此惊吓，会消停一段时日，让他们不用再担心。两位老人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村口，死活往我手里塞了两只公鸡。我连忙推辞。他们就黑下脸，说要是不收以后就别来了。我不想冷了他们的心，提着那两只鸡回去，突然想起所长以往的派头来。

    没过多久，黄阿公来到派出所，身旁搁一竹笼鸡，是请人帮他提来的。他满脸堆笑，连皱纹都泛着光，猜不出他在闹哪样。他指着那笼鸡说：“小杨啊，我和你阿奶把山上的树全卖了，只剩村口那几棵风水树了，就不用担心别人惦记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心里却有些许失望，说：“这鸡你就拿回去吧，你和阿奶不容易。”

    “这鸡你一定要留着，你阿奶说了，要是没把鸡留下，就叫我不要再回去了，我总不能丢她一个在沟里吧？哪天死都没人知道。”

    话是这个理，却让人听了心里难受。我还想说服他把鸡拿回去，所长走了进来，明白怎么回事后，说：“阿公，那就把鸡留着，小杨他有空就会到沟里去看你们的，有什么事就让他去处理，他年轻，腿脚快。”

    我心里憋着一股气，却不知该对谁发火。所长也不理会我，提着那笼鸡哼着歌走进后院。“你就是一个土匪。”我在心里骂着，却又庆幸所长为我解围。我想留黄阿公吃饭——至少该杀一只鸡让他也能吃到。黄阿公却急着回去。我只好送他到街口。黄阿公嘴角动了动，说：“小杨啊，要不你给阿奶买一碗米粉吧，她整天都惦记着你呢。”

    我忽然醒悟过来，连忙把黄阿公带到粉店，陪他吃了一碗粉，又打包一碗。这样我才觉得心安些许。我知道他在安慰我，哪有用一笼子鸡换两碗米粉的呢？黄阿公却很满足，提着那一小袋米粉走出街头，阳光落在他干瘦的背上，风吹着路边的树叶。我心里一阵暖，又一阵酸，心里隐隐觉得有什么要发生。

    我回到所里把心中的疑虑告诉所长。他摸了一下脑袋，说：“你抽空去看看吧。”我心里一阵不爽，到云端需攀爬几重山，要半天才能到达呀。黄阿公和吴奶奶他们也一样攀爬这山这水，他们活着比谁都不容易。这道理我懂。我只是不喜欢所长这副嘴脸。

    我放心不下，又到云端去，只看到黄阿公，没看到吴奶奶。黄阿公正和黄狗在打牌。黄狗两条腿仍旧搁在石上，看着黄阿公给它分牌，发现我时就使劲地摇着尾巴。黄阿公转身望来，叫喊着，黄狗已蹿到我脚边。我晃了晃手中的一袋没煮过的米粉。黄阿公惊醒过来，蹒跚着叫喊而去：“老婆子，你看谁来了？”

    吴奶奶没出现，也没应声，倒是黄狗蹿到屋子里，然后站在门旁等待。我走过去轻轻拍着它的脑袋。它边舔着我的手边往里屋走。我跟着进去，看到吴奶奶靠在床上，面色苍白，黑色的老年斑特别刺眼，使我不敢直视，似乎那是死亡留下的脚步。我知道吴奶奶病了。我无数次想过他们病了怎么办，这里山远水远。他们故去后，谁来料理他们的后事呢？我每每想起这些，心里总堵得慌。吴奶奶看到我，高兴地招呼我坐，叫唤黄阿公去做饭。

    黄阿公说：“我去杀只鸡，给你补补。”

    我想叫黄阿公别杀鸡，又觉得不合适。我知道这鸡是为我杀的，但黄阿公却说是给老奶奶补补。我怕黄阿公抓不住鸡，就跟吴奶奶说去帮忙。我刚走出门就看到黄阿公已经抓住了一只鸡。

    “这只鸡是关在笼子里的，这是老太婆的主意，说这样就不用满地追着鸡跑，她总是赢着我。”黄阿公停了停又说，“要是她的身体也赢我就好了。”

    他说这句话的声音很轻，似乎只是说给自己听。我装作没听见，心里为老人的身体隐隐担心。

    8

    没想到，吴奶奶是死于谋杀。当路人来报案时，我怔在那里半天没反应，脑子里成了一片泥浆，谁会这么干呢？老人都快要入土了。我对这个信息产生怀疑。所长吼着：“还怔着干什么？”我才醒悟过来，跟着他往云端赶去。我们在半路上遇到黄阿公。他见到我们，整个人瘫软在地，浑身发抖地哭着：“老婆子死了，被人害死了。”

    我们边安慰边扶着他回到云端，走进吴奶奶的屋子，黄狗呆在墙角，耷拉着脑袋，毫无精神。它也陷在悲伤里吧。吴奶奶是被人勒住脖子而死，死相难看，吐着舌头，双目圆瞪。黄阿公看着尸体，转过身“呕呕”地吐着。我拍着他后背，把他送出门外，然后回到屋里查看案发现场，内心里竟涌起一股莫名激动，脑子里竟浮现出许多神探侦破案件的画面，甚至愣了神。所长瞪我一眼，我才把心思收回来。

    屋子里一片狼藉，显然是被掏翻过，地面上留下一个半尺深的土坑。

    “这个土坑是埋钱的。”黄阿公悲伤地说，“是我帮她埋的，谁想到被人发现了。”

    “当时你有没有听见响声？”

    “听见的，只是阿黄没叫，我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后来又听见响声，才发现不对劲。我想去看老婆子，却出不了门，门给锁上了，后来用斧头破开，等我出门后，发现阿黄躺在地上，给药倒了，到现在都还没清醒过来。”黄阿公喘着气说，“当我赶到时，老婆子已经没气了。”

    黄阿公带着我和所长去看那被破开的门板。那把铁锁还挂在门上。我戴上手套把那把锁取下来，装进一尼龙袋里。黄阿公在一旁看着，偷偷地咽着口水。

    “老奶奶在坑里埋了多少钱？”

    “一万。我们卖树木得两万，一人一万。”

    “为什么不拿到镇上去存？”

    “老婆子说到镇上去取不方便，想想就用了这种办法，我们把钱放在家里感觉更安全，感觉那钱在陪着我们。”

    “这段时间见到过什么人？”

    “木头老板和砍树木的人。”黄阿公想了想，说，“还有一个卖货的，到村口见没什么人，连村子都没进就走了。”

    “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吗？”

    “木头老板叫我把钱拿去存，不要放在家里，对我们是关心的，那些砍木头的说些玩笑话，让我别贪钱，小心钱财招灾。我知道山里人就喜欢开玩笑。老婆子出事后，我越想这些话越不像玩笑话。”

    “你还记得是谁说的吗？”

    “我没记住名字，但认得人。”

    黄阿公回到他的屋子，拿一把斧头走到柱子前，把斧头递给我，说：“小杨你来，我把钱藏在柱子里了。”

    我抡起斧头把柱子劈开，掏出一个布包，里面装着一万块钱。我把钱递给黄阿公。他把手缩到背后，似乎这钱会咬他的手。他面带惧色地说：“所长、小杨，你们都看到了，老婆子因钱而丧命，你们能不能帮我保管这钱啊？”

    我说：“阿公，你可以把钱存到银行里，那里存放着安全。”黄阿公摇了摇头说：“要是那人再来的话，也会把我的存折抢去的。”所长转身对我说：“小杨你就帮阿公保管吧，这不犯纪律。”我不情愿地点点头。

    我和所长分了工，我留下来处理阿奶后事，所长回到镇上请人来帮忙，又传讯木头老板和那几个嫌犯。吴奶奶下葬那天，镇上来了几个男人。他们是所长用钱请来的。没想到，叔父也带着一帮村里人来帮忙。那场葬礼没有哭声，也没有吹丧的喇叭，只飘荡着零零碎碎的鞭炮声。那天黄阿公在吴奶奶坟前长跪不起。我劝着他也没听。叔父和村里人强行把他背下山。那天晚上，黄阿公把自己灌醉了，迷迷糊糊说一些谁都听不懂的话。

    那天晚上，叔父跟我说了许多话，他让我不要怪村里人，说我那是在犯忌，告诉我其实傻根的事，村里人都知道，傻根的家人也知道，他说：“你该明白是怎么回事吧？”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也不需要再说清了。他告诫我该想想活着的人。

    我回想着叔父的话，是啊，如若破了这起命案，有多少活着的人会涉及其中？李宽会坐多年的牢，这是傻根母亲想要的结果吗？当年侦查此案的警察也知道吧？那么他们又是谁呢？或许，所长也是知晓的？我猛地倒吸一口冷气，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缥缈不定、难以击败的隐形对手。

    叔父他们离开时，都拍了拍我的肩膀。他们在给予我安慰和鼓励。当他们消失在山腰上时，我突然想通了，多年之后村里人谁还会计较我曾经的鲁莽和过错？我对着没有叔父他们身影的山腰笑了笑。苦笑。

    黄阿公的情绪平静后，我立即赶回镇上，去审讯那几个嫌疑犯。所长却告诉我说，已排除了对木头老板和那几个人的嫌疑。不是他们又会是谁呢？难道是那伙出没在夜间的盗木贼？他们自然知道阿公和阿奶卖掉木头，对于他们来说抢钱远比偷木头来得直接，只不过他们没想到会发展到杀了人而已。那么找到盗木贼便可找到案件的突破口了。

    我顿然兴奋不已。

    所长对我的推断也备感兴奋，让我即刻赶往云端，摸清盗木贼的规律，再进行布控，争取一举抓获。我到云端，看到黄阿公坐在石板上，失神地盯着手里的牌，以至等他出牌的黄狗都有些焦虑不安了，鼻子嗯嗯哼着催他出牌。黄阿公冷不防地打了一下黄狗，说：“你这狗东西。”黄狗缩着脑袋，可怜巴巴地望来。

    “人都不在了。”

    黄阿公耷拉着脑袋说，声音如游丝，却透着某种坚硬。我在这份坚硬里听到不满，甚至是愤怒。他有理由不满和愤怒。他早就对我说有人要谋财害命，我却没有当回事，最终发生了这起命案。可这能怪我吗？是我的责任吗？我哪天不是在处理一大堆芝麻小事？

    “阿公，我会抓到凶手的。”

    我说这话，在安慰他，也在自我安慰。我想，既然抓不了李宽这个凶手，那就先抓害死吴奶奶的凶手，不枉我当一名警察。黄阿公抬头看了看我，眼里弥漫着一层雾气，这场景似曾相识。他在怀疑我的能力，也怀疑我抓凶手的决心。我心里涌起一股不快，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把凶手抓到。这回该是我立功的时候了。我竟为此感到兴奋。我没有表现出来。黄阿公看我一眼，似乎看出什么，最后把头别开。

    我有些不好意思，拍着黄狗的脑袋，说：“阿黄，我要在这住上一段日子，我就不信抓不到凶手。”

    黄阿公没有回应，扭头望着山坡，眼里生起羡慕。吴奶奶葬在那里。他也愿意和老奶奶一样安静地躺着吧？我见他不想说什么，便转身走进屋子里去生火做饭。我准备和凶手打持久战。所长同意我这个守株待兔的方案。

    从那个晚上开始，我就守在屋外，盯着村旁那几棵风水树。山风刮得树叶沙沙响。我相信这些声响会把盗木贼招来。哦，不，是把杀人嫌疑犯招来。我迟早会把他们抓住。我想好了，把他们抓住后，先狠狠地抽他们，抽个半死再送到派出所。我不想顾什么纪律，对待暴徒就该以暴制暴。我越想越兴奋，盗木贼却没出现。天蒙蒙亮时，我回到屋子里，倒在木床上呼呼睡去。

    一连几天，我白天睡觉，晚上就守着那几棵树木。黄阿公对此没说什么，只是每天都把卧室锁住。我不由得感到疑惑：都家徒四壁了，还有锁的必要吗？我的职业病又犯了，觉得里边有不可见人的东西。

    我回了一趟小镇汇报工作，回来时买了好几斤肉，当天就把黄阿公灌醉。我把他扶到屋里，帮他脱掉鞋子，一股臭味迎面冲来。我憋不住气，用尼龙袋套住他的双脚，再用带子系住。黄阿公浑然不知，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我就四处翻找，结果什么都没找到，不由得感到纳闷。

    第二天，黄阿公醒来时，想了想就把门上的锁取了下来，从此我便可以随意出入了。我想不明白他到底在干什么。我越来越觉得他隐藏着什么，只不过不再隐藏在屋子里，而是转移到别的地方了。

    我暗暗地观察着黄阿公。黄阿公似乎发现我在观察他，做事变得小心翼翼，每天傍晚带着黄狗到坟前上香，跪在坟前说着许多话，似乎老奶奶端坐在坟头，满脸微笑地听着。天色向晚，他才走下山，脸色难看。

    我能理解他。我不想被这种矛盾心理所左右。我告诫自己：我是警察，不能以感情左右对事物的判断。我也不再回避黄阿公，也没什么可回避的，每每吃过晚饭，黄阿公就带上狗跟着我去守树。他越是这般坦然，我越觉得他有问题。黄阿公看出我的心思，却满不在乎。

    一天夜里，黄阿公突然问我：“小杨啊，听说城里人都不用棺材，人死后都被烧掉，只剩下一把骨灰？”我知道他在说什么，竟有些结巴地说：“城里都是这样。”黄阿公抬头望着苍茫的夜空，说：“我还是愿意躺在棺材里。”我这才注意到他的棺材不见了，想必也被盗贼给偷走了。该死的盗贼。我咬着牙说：“阿公，你放心，有我呢。”黄阿公默默地点头，不再说话。我也不再说话。我们一同望向村口，几棵古树在月光下身姿挺拔，透着一股莫名的忧伤。

    9

    那天晚上飘着细碎的雨，我吃完晚饭后，静静地立在门口，细雨飘到脸庞上，一阵冰凉。我的信心和决心跟着冰凉，在沟里守了二十来天，一无所获，所长都催我回去好几回了。黄阿公也站到门边，下意识晃了晃脑袋。我看出他在嘲笑，下意识地嘲笑，这种下意识的嘲笑是流淌在骨子里的，更让人心酸和难受。我抓起雨衣就往外走，这个黑乎乎的雨夜，又将是一个该死的失望之夜。我开始对这种方法产生怀疑。

    我依然还是赌着气，紧裹着雨衣走向村口。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我和黄狗立即竖起耳朵，看到不远处闪现一丝若隐若现的微光。盗木贼出现了！哦，不，杀人嫌疑犯出现了！我浑身颤抖，渴望、激动，也掺杂着恐慌。这些夜里，我无数次假想着与盗贼狭路相逢，提着枪迎着他们手里的刀冲去，最终把他们缉拿归案。

    我连忙拔出枪，抖着手给枪上膛，拍了一下黄狗，悄悄地摸过去。

    我看到两个男人用电锯锯着树木。我不让黄狗叫，目光盯着他们，一步步靠近，脚下踩进一个坑，整个人往前摔去。嘣——枪走火了。两个盗木贼惊叫着，双双瘫软在地上。我边爬起来边叫喊：

    “别动，谁动就打死谁。”

    黄狗已经蹿到他们面前，咧着嘴，露出两根尖牙，满目凶光地对他们叫。此时，黄狗就是一匹饿狼。两个盗木贼跪倒在地，双手抱头，动都不敢动。我掏出手铐毫不费力地把他们的手铐在一起。这样一人想逃，就会被另一人牵绊，是逃不脱的。不知怎的，我对这个过程感到失望，尽管抓住了他们，却觉得缺少了什么。

    我押着他们往村庄里走去，不时踢向他们的屁股。天黑，路滑，他们摔倒在地，面对我的枪和狂吠的黄狗，他们敢怒不敢言。

    我押着他们回到村子里，黄阿公站在门口呆呆地望来，似乎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我压抑不住内心的得意，抬脚把两个盗木贼踢倒在角落里。一个盗木贼摔倒在地，把另一个盗木贼带倒了。

    “蹲好！”

    我喝道。黄狗也蹿上去嘶吼。两个盗木贼畏畏缩缩地蹲着。黄阿公跟着怔了一下，脸皮抽了抽，僵住了，似乎他也是一个盗木贼。我装着没看见。我搬来一张桌子，斜着身子坐在椅子上，叭——把两把电锯丢在桌面上，说：

    “你们自己交代吧。”

    “要交代什么？”

    “你们要交代什么？”

    “是叫什么吧？我叫李俊。”“我叫杨含。”

    “我们只干过这么一回。”

    “这两把电锯怎么解释？”

    他们伸长脖子望来，看到两把一模一样的电锯，脸上也慢慢地爬上疑虑，不约而同地摇头，说：“我们只有一把电锯，另一把不是我们的。”

    “不是吗？”我把脚架到桌面上说，“那你们就蹲在地上跳吧，这样便于反省，跳吧，要像青蛙一样跳。”

    两个盗木贼往前跳一下，就哇哇叫两声，乍一听，如若夜间叫唤的青蛙。黄阿公站在一旁看着我，又看着那两个人，脸色越来越难看。两个盗木贼边跳边叫，气喘吁吁，又不敢停下来。最后，其中一人坚持不住了，跟着带倒另一个。他们俩蜷缩成一团。我走过去抬脚就踢。他们连忙爬起来，往前跳，节奏乱了，再次摔倒在地。我又踢过去。他们怎么也爬不起来，干脆等着我的脚落下去。

    “想起什么了吗？”

    “我们，我们，真的只是今晚才来的。”“我们以前没做过。”

    “想不起来，是吧？”我拔出手枪，指着他们说，“滚出去！”

    他们俩相互看了看，胆怯地往门外退去。我让他们在柱子旁停住，他们就停住。又让他们背靠着柱子，他们也一一照做。他们害怕我的枪。我又掏出一副手铐，把他们背对背地铐在柱子上。俩人彻底老实了。我不再理会他们，转身进屋子，黄阿公却不见了。我四处寻找也没找到，不知他跑到哪儿去了。

    直到第二天中午，依然没看到黄阿公，我顾不及去寻找他，先把两个盗木贼押到镇上审讯。我押着他们往山外走。他们不情愿，却不敢反抗。我看到他们的裤子都湿着，想必他们都尿了裤子，却感到那是对自己的嘲讽。

    “所长，真的饿得走不动了。”“先给我们吃点再走吧，到镇上可要走半天路。”

    “还知道饿吗？”

    出门前，我吃了一碗冷饭，却让他们饿着肚子，以此消磨他们的意志，到了镇上就什么都倒出来了。

    快到镇上时，我解开他们手上的手铐，换成每人戴一副，然后让他们脱下上衣盖在手铐上，这样走过街道时就没什么人注意他们了。我很得意地跟街上的人打招呼。人们才注意到他们的异样，似乎明白什么，却没人道破。

    两个盗木贼看着街边的米粉店，不住地咽着口水。我笑着说：“把一切都交代了再回来吃，不然，你们就看着办吧。”

    所长看着我押回两个人，脸上没半点惊喜，反而满脸不满意。我不免纳闷，说：“所长，这两个是盗木贼，有重大嫌疑。”所长白了我一眼，说：“把他们放了。”我问：“为什么？”所长脸色更冷了，说：“凶手自首了，不是他们，快放人吧，不然会给你惹麻烦。”我怀疑地问：“谁自首？”所长说：“你自己去看吧。”

    我往派出所大门跑去，突然折回身，给两个盗木贼解开手铐，说：“你们吃碗粉去吧！”掏出二十块钱抛给他们，我扭头就往拘留室里奔去。

    我赫然看到黄阿公蹲在墙角里，不由怔在那里，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黄阿公干的？这不符合逻辑啊。我走到他的面前。黄阿公望见我，满脸愧疚，泪水爬下来，埋着头说：“是我干的。”

    我冲过去抓起他的衣领说：“你居然下得去手？你居然对一个朝夕相处的人下手？你还是不是人啊你？”

    “我……”

    “你还让我在沟里守上一个月？”

    “我……你阿奶太疼了，求着我那样做，她说那是我留给她的礼物。”

    杀人还是礼物？我更火了，说：“作案工具呢？老奶奶的钱呢？”

    “烧了。”

    我感觉自己又被戏弄了，仰头哈哈大笑，转身去找所长，说：“所长，我总觉得这老头不对劲。”所长瞪起双眼说：“你别又给我整事。”我说：“我怀疑不是他干的，我还得去一趟云端，如果真是他干的，也要找到证据。”所长似乎想发火，结果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那你再去一趟吧。”

    云端显得落寞而凄凉，无人看管的鸡散在草丛里。黄狗出现在石板旁，两只前脚搁在石板上，嘴里叼着牌。它在跟自己打牌。我像见到久别重逢的故人，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大声地叫唤着“阿黄”。黄狗抬头瞟了我两眼，目光迷离，尾巴摇几下又垂下去，没有蹿到我脚边。黄狗是通人性的，一定感受到了什么。

    我在黄阿公和吴奶奶的屋子里转了半天，没发现什么证据，不由得想起黄阿公曾上锁的里屋。我再次翻找着，还是毫无结果。我又在屋子四周查看，依然一无所获。

    天黑了。我点起煤油灯，坐在屋门前，几只鸡回到屋檐下，相互拥挤取暖。黄狗蹲到我身旁，眼里却多了一丝冷漠和陌生。夜色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巨大的孤独感海水一样吞没这个村庄。我想象着黄阿公独自一人面对着整个夜晚的情景，当时他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是虚空？是无望？是无处可逃？我似乎理解了他。

    那天晚上，我躺在黄阿公散发着腐烂味的床上，竟很快就呼呼地睡过去了，那个纠缠着我的噩梦没有出现。我一觉就睡到了天亮。我赖在床上，想多躺一会儿，回味着安然的夜晚。这种安然竟在沟里遇到。我内心里不由得感慨万千。

    我看到墙上有一块突出的木头，觉得与墙面不搭调，便伸手攀住。木头有些松动，我用力一拧——轰啦啦——床板突然迸开，我裹着被子掉下去。

    那是一个陷阱。我的腰被撞得酸疼，想爬都爬不起来。我干脆躺着，眼睛慢慢适应陷阱里的昏暗，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具棺材里。那是黄阿公的棺材。原来他没把棺材丢掉。

    棺材里存着一万块钱和一条绳子。这是吴奶奶的钱和杀死她的凶器？！我浑身猛地震颤，既而明白黄阿公为什么这么做：他可以给吴奶奶送葬，可谁会给他报丧和送葬呢？唯有他自己——在临死之前按下开关，死在他自己事先备下的棺材里。

    我抱头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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