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所住公寓楼的管理员开车把他和丽儿送到曼哈顿的医院，我在那儿接他们。经过一段因为官僚作风而拖延的冗长时间后，我带他挂好号，再到楼上他的病房。他在那里有晚餐供应；令我惊讶的是，他居然会一门心思地吃起晚饭来。等他吃完，丽儿先走了，我就带他到楼下，让他跟另一个年轻的病人交谈，告诉对方他的病史，以及童年以来的种种趣事。回到自己房间，我们从他带来的过夜包里拿出他的睡衣，等他洗完澡，我就帮他铺床睡觉。他筋疲力尽了，他的脸，由于下垂的半边脸上失明眼睛的眼罩摘了下来，看起来很可怕。不过要真说起来，他的状况看起来似乎没有当初什么事情都没做的时候那么沮丧。有新的严酷的考验要面对，而面对考验的时候，无助绝望的念头就抛在了脑后，反而激起一种蔑视挑战与听天由命交织的情绪，正如他学会面对因为衰老而产生的羞辱感。
在楼下的挂号处，他们告诉他，在房间里看电视每天得付三块五，他不肯付。我看着他躺在床上，用他那只还能使唤的眼睛瞪着天花板，就对他说，看电视的钱我来付。“来吧，”我说，“我有钱——让我来招待你看一晚上电视。”
“为看电视花三块五？亏他们想得出来。”
“我们可以看棒球比赛。大都会队在跟红袜队打。”
“这样花三块五也不值，”他硬邦邦地说，“见他鬼去吧。”
“像你这样躺在床上担心明天的事情，会心跳加快的。”
“我可不担心。我是不能容忍自己奢侈。你回去吧。”
“才七点钟。你可以看看《麦克尼尔和莱尔》[50]。”
“别担心我。我很好。你弄点东西吃，然后回宾馆看大都会的比赛吧。”
我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开始朗读《邮报》的晚报版。“我念新闻给你听吧？”我问。
“不用。”
“我们应该想到带一只收音机来。你就可以从收音机里听比赛实况了。”
“我可不需要收音机。”
过了十五分钟，他睡着了，而在一小时之内，他似乎还有可能不等护士把我关照住院医生开的安眠药给他，就爬起来到外面过夜。他的假牙就搁在床头的桌子上，我把它们放进医院提供的塑料假牙托盘。这些假牙是为了他右边的下嘴唇新装的。由于他的面部变形，牙医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牙齿安妥帖；就在两天前，父亲跟我外出散步时，他还把牙齿从嘴里猛地拉出来：“这些该死的东西！牙齿太多了！”等他手里拿着牙齿，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我们正在过北大街，红灯快要亮了。“搁这儿。”我说，“把假牙给我。”我接过假牙，揣在兜里。令我吃惊的是，亲手握着它们我感到很满足。我非但不觉得恶心反胃，而且在一手握着假牙一手搀着他往人行道上走的时候，很为在这件事上做得对而感到高兴，好像现在我们就正式成了一出喜剧双簧戏的搭档——我演的是小丑的配角，小丑那不合用的假牙老是逗得满场观众哄堂大笑拍手叫好，真是堪与杜兰特的鼻子和艾迪·坎特的眼睛[51]相比的笑料。拿着沾有黏乎乎的口水的假牙，丢进口袋，我就这么不经意间，跨越了我们之间身体上的隔阂，而这种隔阂，在我长大成人之后，就开始自然而然形成了。
我在他床边又等了几分钟，看他还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就悄悄走了。在护士值班桌前，我停下来查看明天安排他下楼去手术室的时间，然后走到走廊尽头用公用电话给身在芝加哥的哥哥打电话。
“我希望我们不是为了有所行动而有所行动。”我说，“我有这种感觉，虽然不强烈。”
“他怎么样？”
“嗯，这个，随便怎么样，他都得专心去面对，容不得分心。在房间里看电视医院要收三块五，他就对挂号处里那个忙个不停的可怜虫说，这是在高速公路上抢劫嘛。”
哥哥大笑，“他真是个固执的刺头儿。”
“没错。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固执的刺头儿倒未必是一件坏事。明天他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我再给你电话。他大概中午进去。”
“到十三大街第一大道。”第二天，我对出租车司机说，“去大学附属医院。”
“跟你一起出宾馆的娘们儿长得不赖啊。”车子开动的时候司机说。就在扬招出租车前，我在宾馆天篷下和一位老朋友的太太说话。我是在从埃塞克斯堂宾馆出来准备去市中心的医院时偶然碰上她的。
“你说什么？”
“你上了她？”他问我。
“请再说一遍？”
“你操了她？”
透过后视镜，我看见一双绿眼泛着凶光，这比他的问题更让我吃惊。要不是因为刚才在宾馆门口说话消耗了些时间，我会夺门而出，不把自己的性命交给长着这样一对眼睛的人。可现在为了确保我在父亲进手术室前赶到医院看到他，我说：“事实上，我没有，我朋友做了。她是他太太。”
“那有什么区别？他可以操你老婆。”
“不会，这个朋友不会。虽然我知道这种事情。”我懂这种事情是因为我自己也做过几次，可是，我不能像这司机这样，不能把手里的牌都摊在桌子上。我们还得赶路。
“这种事情随时都有，伙计。”他对我说。
我想，现在打断他可不是时候，于是足够轻描淡写地答道：“嗯，跟一个现实主义者交谈真愉快。”
他以一种不假掩饰的轻蔑语气答道：“他们就是这么称呼的？”
我第一次看着窗外的建筑物，才意识到他在公园那一带拐错了方向，正在往郊外开。“嘿！”我叫了一声，提醒他。
为了弥补错误，他决定继续一路向东开，开到弗兰克林·罗斯福大道，再向南“飞奔”。这样就要朝着错误的方向继续开，一直开到车道上。
为了在十一点半以前赶到医院，我特意算好了让自己在路上的时间绰绰有余。可现在，由于车道入口塞车，等我们的车慢慢挪进向南开的汽车长龙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一点。
“你是医生？”他问，我从后视镜中看到，他还是用那种好斗的眼光看着我。
“是的。”我说。
“哪方面的？”
“你猜呢？”
“脑袋。”他说。
“猜对了。”
“精神病医生。”他说。
“对。”
“在大学附属医院？”
“不，在康涅狄格州。”
“你开了个诊所？”
“我看起来长得像诊所的头？”
“对。”他不容置疑地说。
“错了。”我说，“我只是一个在那儿工作的医生。我对此已经很满意了。”
“你很聪明——不贪图赚大钱。”
我不由自主地仔细打量他，好像我真是一个专业医生，对他的兴趣超出了暂时搭乘的普通乘客对他的反应。这家伙是个庞然大物，虽然这出租车也是辆大型轿车，可前排驾驶座的座位也只能容纳他一半的身子，他一抬头就能碰到车顶——方向盘在他的手里像是个娇小的婴儿，一个就要被他掐死的婴儿。他的脸部，我只能从镜子中看到他的眼睛，要是这对眼珠从脑袋上跳出来，也能像他的手一样结果你的性命。他的气质比他说的开场白更吓人。我可不想跟他在车道上“飞奔”，尤其是他不仅几乎一开始就开错了方向，而且很明显，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一些更吸引人的事情上，而不是把我送到我要去的地方。
“你是有见识的，医生。”他说着，突然极其大胆地开车拐进一条朝南的快车道，“我那现在躺在棺材里的老子少了四颗门牙。是我从他鸟嘴里打掉的。”
“你不喜欢他。”
“他是个老混球，自己没干成啥事儿，想把我也毁了。自己倒霉想叫别人也跟着倒霉。他老让我哥在街上揍我。我哥在街上揍我，我老子从来都不阻止。所以等我二十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就去找他，一拳把他鸟嘴里的牙齿打掉，然后说，‘你知道这是为啥？因为波比打我的时候你从不保护我。’我连他的葬礼都没去。不过有很多人都不去父母的葬礼的，对不对？”他的语气突然变得虚软、自辩似的惭愧，又加了一句，“我可不是第一个。”
在镜子里，他那双毫不掩饰暴戾、好斗的眼睛等着我的反应。
“你不是第一个。”我说，以便让他放心。
“我妈也不好。”他说，他嘴里吐出来的“妈”好像不是一个词，而是他吃进嘴里的某种腐烂的东西。“她哭着打电话跟我说他死了，我就说，‘好吧，你继续吧，继续为这个大英雄哭吧。’然后我对她说，她是个多么愚蠢的杂种。”
“你的日子过得很不顺，是吗？”
那双眼睛里燃烧的偏执令我想到，刀锋上闪亮的光。不过，他要是以为我是像他父亲那样，缺了四颗门牙进棺材的冷嘲热讽的人，那他就看错我了。我是个精神病医生，从没降低身份迎合别人的判断，而且，幸运的是，似乎总能被及时地充分了解。他一点都不蠢，只是啊，缺了点对别人的信任。由于生前没有阻止波比揍他，他已死的父亲留给世界的，就是一个总是带着怀疑眼光看事物的小儿子。
“对啊。”他带着难过的语气答道：“可以说，很不顺。”可他脑袋晃了几下，又忿忿地说道：“我挺了过来。”
“你当然行。”
接下来他的举动吓了我一跳。没想到他从旁边的座位上举起一个茶杯，翘着小拇指斯文、优雅地啜了一口，“医生，我没有安全感。”
“你？”我半信半疑，让他受点刺激。“你到底在说什么？你敲掉了你爸的牙齿，你妈哭的时候你还对她恶声恶气——你开的出租车是你的吗？嗯？”
“是我的，我有两辆车。”
“两辆——那，你就应该感到笃定啊。”
“是吗？”这粗鲁的杂种问我。
“在我看来是这样。”
“你对我真好，医生——我不收你钱。我开错的路，你不用付钱。”他把车从车道摇摇晃晃开上第三十四大街，变得更大方了，“我现在就把计价器关喽，再从车费里减掉一块钱。”
“那随你吧。你真是好人。”
我怀疑话说过了头。我看着后视镜，指望会看到他因为我说他“好人”而准备杀了我。但是没有，他喜欢这个称呼。我想，这家伙还有人性——哪怕是“人性”这个词最差的那个含义。
开到医院门口，我跳出车，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给了他惟一一个他肯定接受的建议：“继续干吧。”
“嘿，你也是，医生。”他说。他的脸，原本一张成人娃娃脸，一张肉鼓鼓、醉醺醺、带着恶意的四十岁婴儿脸，现在堆满了笑容，说明我作为“职业医生”这第一次出行，运用阳性移情[52]收到了效果。我意识到，他确实干了，把他爸给干了。正如弗洛伊德喜欢推测的那样，他是内心想用武力消灭父亲的头一批儿子中的一个，他们恨他，怕他，征服他以后，又以消灭他的方式尊敬他。而我则是那种不可能向父亲挥拳头的另一类儿子。我们不像他们，不可能对自己父亲或者其他任何人做这种事情。我们是那种排斥暴力的儿子，容不得肉体的痛苦，不会拳打脚踢，不会消灭罪有应得的敌人，虽然未必不会激动，发脾气，甚至变得凶猛。我们也有跟食人者一样的牙齿，不过它们在牙床里好好呆着，帮助我们发音说话。我们搞破坏，搞毁灭，并不用愤怒的拳头，无情的阴谋或者丧失理智、无休无止的暴力，而是用语言，用大脑，用智慧，用一切造成父亲与我们之间痛苦鸿沟的东西，和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给予我们的东西。他们鼓励我们要聪明伶俐，成为犹太学校的好学生，却几乎不知道，他们正在使我们离他们远去，彼此隔膜，在我们闹哄哄的铿锵声音面前，他们无法理解。
我想，正是对这种与父亲迅速拉开距离的恐惧，导致了我在大学最初几年，感觉就像他的替身，他的代言人，从感情上想象自己是代表他在大学里念书，受教育的不是我而是他，是我在让他走出无知的处境。当然，一切都是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每一本我加了下划线、在页边空白处写注解的书，每一门我上的课程，每一篇我写的论文，都在扩大着我们心灵之间的差距，自从我十二岁提前上高中起，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他在十二岁这个年纪，已经离开学校谋生，支撑他的移民父母和兄弟姐妹养家糊口。然而，一连几个月，无论是在图书馆，在教室还是在宿舍桌子前，那个理性的我自己却怎么也摆脱不了心头那种与父亲合而为一的感觉，摆脱不了那种强烈的信念——纵然是疯狂的信念——他以某种方式与我共生，与我一起增长智力。
我赶到父亲的病房，空无一人。床头柜上没有他的东西，我打开壁橱一看，他的外衣、浴袍和他的小衣箱都不见了。更触目惊心的是，床垫上空无一物，被褥被单都被收走了。我心头大叫“完了，完了，最糟糕的结果”，冲到大堂里的护士台问。在那里，我才大松了一口气。我得知他几分钟以前才刚刚送进手术室。我没赶上是因为被我那个慢性子的不孝顺司机多耗掉了一些时间。他并没有死。“可是如果他们针扎错地方，如果他们把他弄瞎了，如果他的另半边脸也瘫了……”
他们把他从恢复室推进一间容纳四个术后病号的房间时已经快五点了，在那里，他身上插着监视器，有护士二十四小时值班。我坐在他床边，惊奇地看着他的脉搏稳定在每分钟六十下的水平，直到探望时间结束。房间里其他刚动好手术的病人显示出来的血压起伏很大，而他，一直保持在上压一百五十五，下压五十八。当然，我无法读懂心电图的波纹线在屏幕上平稳地闪动，但我看似乎没有任何反常或节奏紊乱的迹象。他全身上下都很安详，是个奇迹，命不该绝。
为了缓解他嘴里的疼痛，他们让他吸冰块。我不断往碗里加冰块，再喂给他。他的嘴疼得连话都说不上来。终于能说点什么，也只能长话短说，尽拣好听的说。
“你现在感觉怎样？”他从恢复室出来大约一小时以后，我问他。
声音很虚弱，语调很阴沉，但表达的信息很清楚，“还不如死了算了。”
他再没有抱怨过。
对面床上躺着一个年迈的东方人，很虚弱，一根管子直接插进喉咙。他做的是肠道手术，他非常吃力地不断作呕，要把痰都咳出来。他女儿四十岁左右，娇小清秀，做事极其麻利，她全神贯注于父亲身上，默默地做着她能做的一切，让他舒服些。但这似乎无法缓解他的痛楚。虽然他面无表情，但每隔几分钟我们就听到他因为管子而挣扎一阵，好像就要窒息而死了。
第二天早上我来到医院，对父亲说，“昨晚睡得好吗？”
“不好。这个中国人让所有人都没法睡。”
那个老人现在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还插着管子吃力地挣扎。他女儿已经来了，正在服侍他。
“嘴巴？”我问。
他摇摇头，表示他的嘴还在受罪。
护士说，由于我父亲术后疼痛反应很大，医生决定今天他不能出院。他还没有小便过，在他小便之前，他们不能让他回家。父亲告诉我，他还没大便，老想着起床去卫生间努力小便。每次我扶着他去卫生间，站在门外，随时准备进去帮他。那个东方女人和我，不时地看着彼此照顾自己的父亲，相视而笑。
丽儿来探病，塞斯和他妻子露丝也来了；山迪和海伦从芝加哥打电话来；从伦敦回国的克莱尔从康涅狄格打电话来；乔纳森在上班路上打电话来；傍晚，我正在帮他吃难以下咽的流质晚饭，本杰明医生来了，他衣着光鲜，焕发着所有你希望在神经外科医生身上看到的自信。陪他一起来的，是一个相貌清秀、穿白衬衫打领带的助手，他像军事管理那么精确地尽责。相形之下，我父亲瘫坐在晚餐托盘前，粘着饭渍的病号服胡乱在背后打结，牙齿外露，半边脸耷拉着，看起来像是个小老太婆——这个小老太婆就是他妈妈，贝莎·赞斯特彻·罗斯，在她临终前我看到她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我从大学赶回家，站在她床边，他当时正在喂她吃东西，她则用意第绪语对他喃喃说着什么。
本杰明告诉我们切片检查的结果。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瘤，是由某种软骨质形成的，“这种物质有点像你的指甲。”他告诉我父亲。瘤是良性的，但不能用放射治疗。他建议做两次外科手术摘除，每次大约要七八个小时。第一次从嘴巴进入，摘除一部分，然后再过几个月，从后脑勺入手摘除剩余部分。
我多么希望医生能把我叫到一边，把这一切先告诉我，虽然按照他的治疗策略他不太可能这么做。在这个傍晚，把这些告诉一个力气都可以用茶匙测量出来的老人，影响是很大的。听完医生的话，父亲对着托盘看了很长时间，托盘上有凉的肉汤，酸奶，一杯巧克力，一块吉露果冻和一根棒冰。从他涣散迷离的眼神中你根本无从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我想象着那片在他脑壳的空挡里长了十年日长夜大的指甲，这块跟他一样顽固、柔软的东西，顶断了他鼻子下面的骨头，又以一种像他那样固执、不屈不挠的力量，像一颗獠牙一样，凸进他脸部的空腔。
当他终于恍惚想起本杰明的存在时，父亲抬起头对他说：“好吧，医生。还有许多人在一边等着我。”然后把头凑近托盘，用调羹舀吉露果冻，又想吃东西了。
我跟着医生和他的助手一起走到走廊里，说：“难以想象，再做两次这样的手术他是不是还挺得住。”
“你爸爸很坚强。”医生答道。
“一个八十六岁老人，再坚强总是也有限度的吧。”
“关键是这个瘤。一年之内你就会看到有严重的问题出现。”
“什么问题？”
“很可能吞咽有困难。”他说的话，当然让我眼前浮现出一幕可怕的场景，可是这跟看着他从手术后经受煎熬的情景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要知道，这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历时八小时的头部手术。医生说：“的确，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让我们再想想周全。”我说。
我们握手再见，但就在他和助手走的时候，他又转身对我善意地提醒说：“罗斯先生，一旦等到什么事情发生，再帮他就可能太晚了。”
“也许现在已经太晚了。”我答道。
第三天早上，他还没有小便。和别人一样，他可不想插上导尿管，我就叫他到洗手间把马桶的冲水龙头拧开，然后坐好等着，看能不能尿出来。他去了三次，最后一次进去用了二十分钟，然后走出来说，尿了。他成功了。
我帮他换上便服后，就出去给哥哥打电话告诉他，办好出院手续我们就去康涅狄格州的房子，克莱尔和我已经搬来这里过夏天。“好了，现在我们确定没什么事情了。”我对哥哥说，“再动两次手术是不可能的。你要是看到他这次手术的样子就好了。”
在我把父亲剃须用的器具放进他衣箱的时候，对床的那个老人喉咙里仍插着管子呼吸困难，他女儿还是默默地忙这忙那，尽量减少他的痛苦。我走过去跟她道别。
“你爸爸好些了？”她问。她的英语口音很重，几乎听不懂。
“暂时好些了。”我答道。
“你爸爸很勇敢。”她说。
“你爸爸也是，”我说，“人老难养，对吧。”
她笑了笑，跟我握手，大概没有听懂我的话。
走出医院，我带他缓慢地走进停车场找我的车时，他像一个答应吃药以后要奖品的孩子一样对我说：“现在可以把我的眼睛治好了吧。”
他将住在楼上的一间卧室，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苹果树、梣树和枫树林。房间里有烧木柴的炉子和一块颜色鲜亮的北非地毯。他说他最喜欢在这间房间睡觉，以前他和我母亲来是住在这里，母亲去世后他和丽儿每年夏天到乡间来和我们度两次周末，也住在这里。午饭后，我带他上楼睡觉。克莱尔上午已经为他准备了一大锅蔬菜汤，可以吃几天，还到花园里摘了些花点缀他的房间，但结果发现他的嘴巴还不能吃热的东西，而且从医院到这里的两个小时车程令他筋疲力尽，所以他只是坐着，直勾勾看着汤碗，无法对她试图让他感觉回到家的努力作出反应。
进了房间，他一躺在床罩上就睡着了，但是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我来看看他的情况，经过他卧室旁的洗手间半开的门，却看到他双手撑着脑袋坐在马桶上。在过来的路上，我们就曾在加油站停过两次，因为他觉得自己得上厕所。
“你没事儿吧。”我大声说。
“没事儿，没事儿。”他说，可后来我叫他跟我到周围散散步，他又说怕出门走路，因为要上厕所。他还没大便，叫我去商店买点梅干汁，看看能不能通便。他非常不舒服，精神上、身体上都很虚弱。不过有一次，我正在门厅，他神情萎缩，坐在门厅后的客厅火炉前一张安乐椅上，我听到他低声说着什么跟他自己的病痛毫无关系的事情。他在说：“那可怜的中国人。”
第二天早上吃饭的时候，他好些了，甚至能喝点温热的茶，也能咽下半碗克莱尔为他做的冷牛奶燕麦粥。我上楼到他房间时，他们正在桌子旁说话——克莱尔耐心地听他说，他母亲是多么伟大，曾经烧饭给八个、九个、十个人吃，收留身无分文移民投奔而来的亲戚，跪着擦洗外面的木质楼梯……这些事情他已经说了不止一遍。我来给他的房间开窗通风，为他铺床，把他从医院带回来的衣箱里的脏衣服拿出来，准备下午和我们当周要洗的衣服一起，送到洗衣房去。我拉开上层盖的床单，发现下面一层床单上沾着他的血渍，他新穿的睡衣臀部上也有。我把他的睡衣扔进洗衣篮，给他拿了一套我的干净睡衣，再把床单换下，重新铺。我在床上他屁股周围的位置横过来垫了两条厚浴巾，这样垫在下面的床单就不会再弄脏了。这么多直肠出血令我担心，又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想问问他怎么想。
我没机会知道答案了。克莱尔一边收拾早餐的碗碟，一边听他详细说跟我母亲婚后开的小鞋店怎样关门的事情。他一说完，就拿起昨天的报纸，又进洗手间了。他昨晚临睡前喝了一杯梅干汁，早餐时又喝了一杯，可二十分钟后我来问他怎么样，他郁闷地答道：“还是没运气。”就像一个在赛马场外大厅下注、而不是蹲在马桶上的人。
“会拉出来的。”我喊道。
“四天了。”他悲哀地说。
“切片检查，麻醉，一直躺在床上——这些因素每一个都会让你的排泄系统乱一乱。再过一两天，正常吃饭，来点锻炼，就会好的。到外面走走怎么样？赛斯和露丝随时都能来。或者跟我去我的工作室，你可以坐在门廊上，我可以回信。”
“等会儿再说。”
又过了半小时，他才出来，一脸彻底失败的表情，不用问就知道是什么结果。他走下楼，说不出去散步了，一屁股又坐在客厅那张安乐椅上。我坐在沙发上看《纽约时报》，把报纸上关于杜卡基斯[53]和布什的内容读给他听。“布什，”他厌恶地说，“和他的上司，激光枪先生。你知道激光枪先生八年里学会了什么吗？睡觉，敬礼。他是本国最会敬礼的人。我从没见过比他更会敬礼的。”我开始从《时报》的头版开始读，但他打断我说，他把假牙落在楼上了，不能让“孩子们”看到他没有牙齿的样子。于是我放下报纸，上楼去，在马桶旁的架子上找到了他蹲马桶白忙一场时放在上面的假牙。我开了水龙头，把牙齿上早餐的剩渍冲洗干净，拿下楼，心想：“他的牙齿，他的眼睛，他的脸，他的肠子，他的直肠，他的脑子……”还剩下许多。情况可能会，也真的会更糟，糟糕得多，现在只是一个痛苦的终结的开始阶段，是他还比较健康的时候。那个躺在床上、插着管子呼吸困难的可怜的中国人，也未尝不可能在某个瞬间想起我父亲：“那可怜的犹太人。”
我们在厨房旁边的避暑间里吃午饭。这间石头地板的房间朴素、宽敞，像个谷仓，原来是以前农场的柴草房。现在，房子的一边都是玻璃旋转门，正对着整幢房子前的草坪、石墙、牧场、田野。过去，我常帮他搬一张柳条椅放在那儿，面对着这片风景。天暖时，他会坐一上午，每天惬意地读《纽约时报》，先看关于以色列的新闻，再看关于里根政府的文章，为他在当天剩下的时间里发泄对里根政府的怒火添加燃料。
现在，赛斯和露丝也来一起吃午饭，我们都说着轻松的话题，这个晴朗的日子正如同每一个夏日那样迷人，而他，则完全被身体这副皮囊孤立开来，这皮囊成了一个极大的无处可逃的围场，一道屠宰场的候宰栏。
午饭将尽，他挪开椅子，朝厨房的阶梯走去。这是他在这顿饭中第三次起身离开餐桌，我也站起来，扶他上楼。可他不让我扶。我估计他还是想去解决生理问题，也就没坚持搀扶，怕他感到尴尬。
喝咖啡的时候，我想起他还没来。别人都在聊天，我悄悄地离开餐桌，匆忙走进屋子，心想他肯定死了。
他没死，虽然他可能也希望自己还不如死了。
在上二楼的楼梯上我就闻到大便的臭味。洗手间的门敞开，门外过道的地板上扔着他的粗棉布长裤和内裤。我父亲，全身赤裸，站在门后面，刚刚冲好淋浴出来，浑身还淌着水。臭味很重。
看到我，他快要哭出来了。他用一种我所听到绝望的声音，把整个不用说就可以猜到的经过告诉我。“我大便失禁了。”他说。
到处是屎，防滑垫上粘着屎，抽水马桶边上有屎，马桶前的地上一坨屎，冲淋房的玻璃壁上溅着屎，他扔在过道的衣服上凝着屎。他正拿着擦身子的浴巾角上也粘着屎。在这间平时是我用的小洗手间里，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想独自解决自己的问题，可由于他几近失明，加上刚出院不久，在脱衣服和进冲淋房的过程中就把大便弄得到处都是。我看到，连水槽托架上我的牙刷毛上也有。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很快一切都会好的。”
我走进冲淋房，打开水龙头，手放在喷头下试水温，调到合适的温度，然后从他手里拿过浴巾，扶他进去再冲一把。
我说：“拿好肥皂往身上抹。”他乖乖地往全身抹肥皂，我则收拾其他的衣服、浴巾和防滑垫，包作一团拿到楼下厅里，从床单壁橱里拿出一只枕头套子，统统装进去，还给他找了一根新浴巾。然后我上楼搀着他走出冲淋房，站在地板干净的过道上，用浴巾帮他擦干身体。
我一边擦一边说：“你的努力很勇敢。但这情形恐怕没成功。”
他说：“我大便失禁了。”这次，他眼泪流了出来。
我带他进卧室。他坐在床边上，继续拿浴巾擦身子，我去拿了自己的一件厚绒浴袍，等他擦干以后给他穿上，然后拉开床罩，让他进去睡一会儿。
“别告诉孩子们。”他躺在床上，用那只看得清的眼睛往上看着我说。
“谁都不告诉。”我说，“我就说你休息一会儿。”
“别告诉克莱尔。”
“别担心，没人会知道。这种事每个人都可能发生。忘了它吧，好好休息。”我说。
我放下百叶窗让房间暗下来，然后走出房间关上门。
洗手间看上去就像一些怀恨在心的暴徒洗劫一空后扔下名片扬长而去。由于父亲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切，我真想马上把门关上钉起来，永远忘了这个洗手间的存在。“这就像写一本书，”我想——“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写起。”但我还是蹑手蹑脚跨过地板，伸手打开窗子，这就是一个开始。然后我走下通往厨房的后楼梯，在避暑间里聊天的赛斯、露丝和克莱尔视线之外，从水槽下面的柜子里拿出一只水桶，一把刷子，一只崭新的盒子，两卷纸巾，上楼回到洗手间。
马桶前地上的那坨屎基本上是一整块，所以最容易对付。只要铲起来扔进马桶里冲掉。冲淋房门、窗沿、水槽、肥皂盒、灯具、毛巾杆都没问题，有的是纸巾、肥皂擦洗。但是，那些嵌在不平整的地板细缝里和老式宽栗木板之间的屎，就够我忙活的了。用板刷越刷越糟糕，最后我抓起我的牙刷，来回蘸着桶里的热肥皂水，一点一点，一面墙接一面墙地清洗每一条裂缝，直到地板达到我所能做到的干净程度。跪着干了十五分钟后，我就决定，那些钻得很深、我够不到的斑斑点点，就随它们去吧。虽然窗帘看起来蛮干净，我还是摘下来，塞进那只放污物的枕套，然后到克莱尔的洗手间拿了瓶古龙香水，回到这间擦洗过的房间里到处喷洒，手指像对待圣水一样挥洒香水。我还在一个角落里放了一个小电风扇，打开吹风，又回到克莱尔的洗手间，清洗自己的手臂、手掌和脸。头发上也沾了一点点屎，所以我又洗了头。
我踮着脚尖回到他安睡的卧室，他还有呼吸，还活着，还与我在一起——这个永远是我父亲的老人，又挺过了一次挫折。想到他在我上来以前勇敢而可怜地想自己清洗这个烂摊子的努力，想到他为此而羞愧、觉得自己丢脸，我就感到难过。现在，既然此事已经结束，他又睡得这么香，我想在他死以前，我就不能要求自己得到更多了——这，也是对的，理应如此。你清洗父亲的屎，因为你必须清洗，可清洗完之后，所有过去没有体会的感觉，现在都体会到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明白这点：当你抛开恶心，忘记作呕的感觉，把那些视若禁忌的恐惧感甩在脑后时，就会感到，生命中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珍惜。
但是，我心里又对这个被软骨瘤挤压的沉睡中的大脑说，一次也许足够了；如果让我天天干这个，我最后就不会觉得这么激动了。
我提着那臭烘烘的枕套下楼，放进一只黑色的垃圾袋，扎好，再拎起袋子走到外面的汽车旁，倒进准备送到洗衣房的车尾行李箱里。至于为什么这是对的，并且理应如此，对我来说再清楚不过。既然这件事情做好了，那么，遗产也是如此。这并不是因为清洗象征着别的什么，而是因为它不是，它什么都不是，它只是活生生的现实。
我得到的遗产：不是金钱，不是经文护符匣，不是剃须杯，而是屎。
过了一天，晚上我帮他洗澡。早上我给他整理床的时候，又发现他睡裤和垫在床单上的浴巾沾着血迹。我问他知不知道出血，他说，要是他睡觉前不坐着洗盆浴，就会这样。我说：“如果就是这个问题，你可以到前面房间里的洗手间洗澡啊。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就不必洗淋浴了。”
“我要用爱普森牌浴盐。”
我开车去附近小镇的药店买了一盒爱普森牌浴盐，晚上，我帮他洗盆浴，先往水里洒一把浴盐搅拌，然后坐在浴缸沿上用手指试水温——我记得，母亲过去常用她的肘部试水温。他把马桶坐圈放下，穿着我红色的厚绒睡袍坐在上面等。浴缸水放满以后，我把橡胶防滑垫放在浴缸前的地板上，以免他进出的时候滑倒。我向他伸出手。可他不要我帮忙，尽管我坚持要帮。他让我站在一边，自己双膝跪地，身体转动，先把一条腿放进水，再抬起另一条腿。全身进入以后，他就双腿盘成圈，把身子慢慢转过来面对浴缸的正面。
“这番折腾真复杂。”我说。
“我晚上一个人都是这么洗的。”
“嗯，我就坐在这里吧，万一你需要我。”
“啊，水很舒服。”他说着，双手往胸口推水波。一开始还软绵绵的，慢慢有力了，他开始伸展自己的双膝，我能看到他细瘦的腿骨上肌肉的运动。我又盯着他的阴茎看。我相信，从我童年以后就再没见过它，回想起来，当时我常觉得它好大。显然当时想的没错。它粗壮结实，是他全身上下唯一不显老的器官，看起来还很好使。我注意到，那话儿，比我的还生猛。“这对他有好处，”我想，“如果它多给他和我妈带来些快乐，就更好了。”我定睛看着，好像第一次看见似的，等着还有什么想法冒出来。但是，没有了，除了我提醒自己，到他去世的时候仍然要记住它的样子。它也许能使他不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衰弱得轻飘飘。“我一定要记清楚，”我对自己说，“把每一个部位都记得清清楚楚，等他过世的时候，我就能再造那个创造了我的父亲。”一样都不能忘。
现在，他正用力上下蹬着腿，像一个戏水的婴儿，但在他阴郁的半边脸上却没有任何婴儿的喜悦。他对这次洗澡似乎极其专注，就像几乎所有最近做的事情一样，这次洗澡仿佛必须使出最大限度的决心。
我替他洗背的时候，发现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苍白，他说，“我这辈子还有一次发生了这种情况。”
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用毛巾包着肥皂在他身上涂抹，好像这么擦可以为他擦出一些新的活力。
“那是我调到南泽西之后发生的事情。”他说，“我刚刚接管枫树阴区，手下有四十个人，是个规模很大的分公司，有十二个秘书。一天半夜里我接到电话说，办公室里有人——他们说，有人闯进了办公室。我跳下床，在上洗手间之前，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定是因为害怕。”
“给你。”我把肥皂和毛巾递给他，让他自己轻轻地洗背，我则回到马桶座圈上坐好。他洗完背，双手一边一个按在屁股上，往两边掰。“医生叫我这么做。”他说。
我说：“很好，这是个好主意，你慢慢做吧。”
1956年，就在我现在这个年纪，父亲被大都会人寿公司任命负责管理一个分公司，手下有四十名保险经纪人、助理经理、普通客户代表和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秘书组。他像要求自己一样严格要求员工，枫树荫区的调任是他自1948年以来的第三次升职，他原来的职位是纽瓦克的助理经理。这些升职意味着要负责一个更大的分公司，责任更重了，涨薪的可能性也更大了，可他身体却越来越差，做的事情也少了。他曾领导以前的分公司摆脱困境，迅速扭转为整个区域业绩最好的公司之一。对他来说，升职跟某种降级也差不了多少，拼搏永远是艰苦的。
我坐着看他让温暖的水抚慰他肛门中直肠的裂缝，他告诉我这就是出血的原因。我在想，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可能从未充分认识到他们从赫曼·罗斯身上得到了什么。二十三年前他退休时，他们给了他足够丰厚的养老金，在他工作的时候，他也获得了难以计数表彰他业绩的奖章、纪念册和襟章。当然，许多经理工作肯定都很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在大都会人寿上千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区域经理中，再找不到一个人，会像他这样，在午夜接到电话获知办公室失窃的消息后，感到如此害怕，用他自己的话说，以至于“大便失禁”。就为这种忠诚，公司也应该赐福于赫曼·罗斯，就像天主教堂向为传教事业甘受苦难的殉道者举行宣福礼一样。
这种奉献是原始、卑微的。而我，作为他的儿子，得到过他比这境界更高的关爱吗？并不总是要最开明的关爱——事实上，这种关爱我到十六岁、感到自己因此而不自在的时候就不想再要了，而是此刻我所发现的这种关爱：我能心满意足地坐在马桶盖上看着他像摇篮中的婴儿一样上下蹬腿，也就是让我略加回报了。
你可以说，当父亲年华老去、行将就木的时候你体贴地呵护他，算不了什么。我只能回答，当年我还在家而他身体还很好的时候，他毫无作用的忠告、毫无意义的责备，烦得我关在房里猛拍额头绝望大叫的说教，快把我逼疯了，可我觉得还是要顾及他的脆弱（就像感情冲动的有家男人对家庭摩擦很脆弱，养家糊口的人对不稳定的收入开支很脆弱，犹太移民家的苦孩子对社会偏见很脆弱）。就是这种矛盾，使得否定他权威的行为变成一场压抑的对抗，充满了悲伤，也带着轻蔑。他不是随便什么样的父亲，他就是这种父亲，既有一名父亲身上一切可恨之处，也有一切可爱之处。
过了一天，丽儿从伊丽莎白打电话给他了解情况，我无意中听到他对她说，“菲利普像妈妈一样对我。”
我很吃惊，我本以为他会说“像爸爸一样对我”。事实上，他的描述比我平庸的预期更有见识，同时语气更明白、更坚定，又自然流露出一种令人羡慕的直率。是的，他总是要教我些什么东西，不是一般的美国人为父之道，不是关于学校、运动或者怎样吸引女孩子之类的事情，而是比我童年时的虚荣心理更本色的东西。可以想见，我童年时渴望有一个见识多、有地位的爸爸代替这个没文化、让我有点感到羞愧的爸爸，而与此同时，他容易受攻击，尤其是成为反犹太主义者歧视的目标，又促使我更快地跟他站在一起，更痛恨那些看不起他的人：他教给我本族语。他就是本族语，没有诗意，富有表现力，直截了当，既具有本族语一切显著的局限，也具有一切的持久力。
事实上，反犹太主义，在去年秋天就是大都会人寿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克里登与我之间一次短暂接触的主题，这是我在十月份一期《纽约时报书评》上发表一篇自传性文章而引起的。这篇标题叫“在家安全”的文章，后来成了我《事实》一书的开篇，描述了我在纽瓦克的街坊生活的经历，那里对于三四十年代成长的犹太孩子来说，就像是个避难所，当时，身为美国人，我跟别人一样感到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威胁；而作为犹太人，我虽然只是个孩子，“也并不是意识不到，美国非犹太人社会从上至下各阶层威胁排斥犹太人的影响力。”
我在其中影射了大都会人寿当年的集体性歧视行为，约翰·克里登为此特意写信给我。他先是提醒我好几年前就见过我父亲，然后告诉我，我父亲从未跟他提过什么受歧视的情况；并说，他敢肯定今天的大都会公司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歧视。他说，真正促使他写这些的原因，是他收到的一封驳斥我在《纽约时报书评》文章的来信，写信人是他的老同事，一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公司担任高级职员、现在已经退休的医学博士。在给我的信之外，克里登还附了我无意中引起的他们两人之间的通信。
那位博士写给克里登的信用了三个段落驳斥我对三四十年代大都会公司歧视行为的描述。他告诉克里登，他对菲利普·罗斯居然相信这个感到“很震惊”。作为反证，他指出，“在大都会最著名的高级职员中就有一个犹太人，路易斯·I·都伯林，他在大都会期间做的公共卫生和统计评估在世界上都很出名。”还有一个犹太人，李·弗兰克尔，是“公司的高级职员，实际上也是公司总裁哈雷·菲斯克的得力助手”。他说，“我估计，罗斯先生会辩解说，这些只是他童年的印象，也许只是回忆小时候在家听到的对公司的各种议论点。我希望有办法尽量纠正这些印象。”
在给博士的回信中，克里登提到，几年前他在芝加哥一个晚餐会上碰到我哥哥，得知我父亲在大都会公司的工作经历——他从低级代理人干起，直到一个规模颇大的分公司区域经理并在任上退休——于是他邀请我父亲到公司总部共进午餐。克里登形容我父亲是个有趣的人，并说，就算他儿子在自传里对他关于大都会公司宗教偏见的看法转述无误，大都会公司也已经有了显著改变。
如果那个博士是因为我会认为一个美国保险业大公司曾歧视犹太人而感到震惊，我本人也非常吃惊：虽然这两位公司的高级职员的通信完全出于善意，但他们居然会认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这个简单的历史事实依然要被否认，哪怕是对他们自己。但是，如果不是他们这些信里还流露出比这种让人难以相信的天真更让人讨厌的东西，我很可能诚恳地回一封短信，说我持不同观点是有理由的，就此作罢。令我恼怒、深受刺激的是，他们两人都坚决把自己公司的负面形象归咎于我父亲，归咎于他未经证实的“态度”、“立场”，而不是自己公司过去的所作所为。
收到这些信之后，我打电话给父亲，对他说：“嘿，你以前对大都会公司的看法都是错的。他们爱犹太人，只是没让他们职务升得够快。恨不得立马提升他们。要说有什么别的，那也只是犹太人的偏执狂在作祟。”
我把博士看了我的文章之后写给约翰·克里登的信念给他听。
我念完，他开始带点嘲讽意味地笑了。
“怎么样，你怎么想？”我说。
“这家伙没什么见识。把他名字再说一遍。”
我又说了一遍。
“当然，都伯林是犹太人，”他说，“我的上司彼得弗罗伊德也是。可在那公司里让一个犹太人像一个基督徒那样升职吗？在那年头？算了吧。你可以掰着手指数数公司总部办公室里的犹太人，一只手掌都不用。”
接下来一连几个下午，我都泡在第五十六东街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档案馆里。我打电话给“圣约之子反诽谤联盟”[54]查询在哪里可以找到保险业内歧视情况的研究资料，一位官员指引我找到了这里。我从多年来《纽约时报》上发表的相关文章、美国犹太人委员会民权部的备忘录和各种书刊中，抄录整理了好几页资料，然后给约翰·克里登写了一封两页半长的信，他和那位博士既然这么快就质疑我父亲的那些“看法”，我就把证明这些“看法”的资料给他看。
1987年12月10日
克里登先生：
……诚如您在信中所指，我确信，少数族群在大都会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机会，自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这段我在自传文章中写到的时期以来，就大大增加了。1951年《公平就业法案》通过以后，自然对一些过去有歧视行为的工商企业成功地形成了持续的压力，迫使他们在招聘、雇用少数族群人士，并擢升他们担当经营、管理的职务。但是，据1966年3月20日《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报道，迟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联邦政府才不得不“在保险公司内开展一个静悄悄而表面上坚定的反对所谓宗教歧视的运动”。这篇报道说，“运动的目标，是使一贯将高层职位保留给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的公司，将管理层的职位向犹太人、罗马天主教徒、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开放。”
我还引用了1960年发表的纽约州首席检察官路易·雷夫考维茨对保险业的一份调查报告，和1960年开展的一个研究报告，这一年我父亲正好还在大都会工作。这个报告显示，在七家主要人寿保险公司的总部，犹太人在七家公司加起来的人员总数中仅占3.5%，而且正如路易斯·I·都伯林那样，三分之二的人工作局限于统计师、精算师、医生、法律顾问或会计师。我最后说：“鉴于这些研究结果所揭示的美国主要保险公司历史上的歧视行为……我想知道，为什么你希望改变的，是我父亲的‘观点’：历史事实并不容许修改他的观点。人们一直呼吁要修改的，是保险公司对待少数族群的政策，而且事实上，作为对联邦法律和政府调查的回应，这种修改已经发生。”
我把信寄给克里登，去看父亲的时候，也带了一份复印件给他。
他看完，似乎不知对我所做的说什么好。
“你怎么找到这些材料的？”他问我。
“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档案室里。我在那儿呆了两个下午。”
“克里登先生，他人很好。你知道，他请我去公司总部吃过饭。”
“我知道。”
“那天，他派了一辆豪华轿车来这儿接我去总部。”
“听着，我相信他是个好人，只是他的历史观当中有几个小漏洞。”
“嗯，你就把漏洞摊给他看，是吧。”
“对，我可不喜欢他说你的话——他希望你改变看法就好了。见他的鬼去。”
“大都会，他们一直对我很好。你知道我从退休以来拿到多少养老金吗？上个礼拜我在这里刚数过。大大超过二十五万块钱呢。”
“那是毛毛雨。你该拿两倍。”
“就凭读书读到八年级的教育程度？我值这个数？”他笑道，“我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你妈和我快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雇了我。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奇迹啊。”
“那是地狱。你工作，你为他们流血出汗。要说那些信说明什么，那就是：你有你的历史，他们有他们的。区别在于，你把你的统统说了，说你无关紧要，他们可不愿意承认他们的。”
“他们不喜欢真相。那有什么稀奇呢？算你帮我个忙吧，好吗？这封以后，”他说着，扬起我的信，“到此为止吧。”
这倒新鲜了——我父亲居然会对我写的东西表示出懊恼。在我的“祖克曼系列”小说里，[55]我给内森·祖克曼安排的父亲无法忍受当作家的儿子对犹太人性格的刻画，而命运给我安排的父亲却又忠诚又慈爱，从不在我的书里找碴批评——令他怒火冲天的是那些骂我的书里有反犹太、自我仇恨情绪的犹太人。不，令我父亲紧张的并非我写的内容涉及犹太人，而是他发现，原来我现在写的是关于非犹太人的，关于非犹太人写给非犹太人的信，而且曾经是他上司的非犹太人。
“我可不认为他们会因为我的信而改变你的养老金金额——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
“我什么都不担心。”他说。
“当然我并不想让你心烦意乱。恰恰相反。”
“我没心烦。不过你别再给他们写信了。”
但是，后来在我父亲的葬礼上，我的堂姐安告诉我，有天傍晚她和丈夫彼得去看望他时，他正在故纸堆里找东西，最后拿出这封信，骄傲地给作为他律师的彼得看。他对我从未提起过这封信，我也没有收到过大都会公司任何人的回信。
他在切片手术后跟我们在康涅狄格州住了一个星期，到他准备回伊丽莎白市时，嘴巴基本上已经不疼了，胃口也好了，在医院里瘦掉的几磅肉又长回来了，体力也恢复得好，早饭和午餐后还能跟我散一小会儿步。每天早上他来到厨房都会说：“睡得真香。”傍晚吃过晚饭，他端着咖啡坐在克莱尔对面，我悄悄走开去读书或看球赛，过了很久，他还在厨房里跟她讲述自己的故事，他们一家，他们在美国的命运。这都是些乏味的故事，对任何在这个家庭之外长大的人来说大多是毫无意义的故事，而且正如人所料，对他来说也是重复多遍了（这个人死了，这个人结婚了，这个人破产了，这个人丧妻了，感谢上帝，这个人终于办事像样了）。夜复一夜，他复述着这些事，就像《国王与我》中，尤·伯连那唱《这是一个谜》唱到四千遍也不觉得厌倦[56]。每天晚上，克莱尔坐在厨房餐桌旁听他令人厌烦的唠叨，无精打采，但他急于说出一段曲折传奇的迫切心，或者这个普通移民家庭的平凡命运对已经八十七岁的他依然还有的催眠力，无可避免地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1936年去世的哥哥查理在1912年娶范妮·斯皮泽；范妮去世十四年后，查理再婚娶了苏菲·拉斯克；苏菲生了弥尔顿，罗达，肯尼和珍妮；1942年，年仅二十八岁的珍妮去世；他二十九岁就去世的有钱哥哥莫里斯很有本事，在太平街那边开了一家鞋带厂，我祖父以前常去穿鞋带尖；莫里斯有两幢房子四个车库；他临死时把财产都留给了花钱大手大脚的妻子，莫里斯死了以后她就买了一辆威利车。“你听说过威利汽车吗？可以查查字典。V-e-l-i-e。是种大敞篷跑车。所有东西都没了，埃拉把所有东西都卖了，然后又嫁了人。那人搞大她肚子，她以为自己肚子里长了一个块。那家伙是个陆军上尉，他卷走了她所有的钱，莫里斯的财产，去了德国，还让她买皮革——不过她爸爸，克莱恩大叔，说他们必须把钱付给一家美国银行，而且他一定要提货单。克莱恩大叔开了一家廉价商店，就在雅方路拐角上——哦不对，是克林顿路，克林顿和亨特顿街——”这是他的《申命记》[57]，他的以色列史，自从退休后，无论他在加勒比游轮上，在佛罗里达的宾馆大堂，还是在医院候诊室，无论多长时间，任何坐在他对面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能听明白他神圣的经文，哪怕是经过删节的版本。有一件事情众所周知：他和我母亲在旅行途中有时会遇到非犹太教徒搭车，他们听他讲述这些内容，听到一半就下车了。即使有时候，我母亲鼓起勇气跟他解释，为什么一个陌生人对查理在贝尔蒙特大道的鞋店或莫里斯在太平街鞋带厂隔壁的电影院之类的话题可能没兴趣，他似乎从不明白，或者不想明白。所有的穷困、重建、再生，所有那些人，所有将死的人，他们所有的工作——在美国，怎么会有人不为我们的罗斯一家百折不挠忍受艰难所感动，并最终像他一样肃然起敬呢？
周末，我开车送他回伊丽莎白，先在曼哈顿停一下，带他去见眼科医生。我们已经决定，现在什么都不做，把肿瘤忘掉，继续做眼科手术。当天下午他得做一次术前检查，定于七月初的国庆假期周末以后再回医院做白内障摘除手术。这次我哥哥会飞过来照顾他。
医生告诉我们，由于他的右眼90%已经瞎了，左眼的手术实际上将令他有三四个星期的时间两眼漆黑。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找得到什么人可以在这段康复期里照顾他。幸运的是，我打了一圈电话才过一两天，就发现我哥哥山迪的前管家英格丽·珀林，马上就要结束在曼哈顿一家雇主那儿的工作了，山迪的第一任妻子1971年生癌症去世后，她帮山迪照顾他的两个儿子长达五年。英格丽答应从我父亲白内障手术后回到家起开始照顾他，直到12月父亲跟丽儿去西棕榈滩生活四个月（如果在西棕榈滩那个瘤不发作）为止。英格丽现年四十多岁，脾气极好，聪明可靠，在她为我哥哥工作的那几年里，我父母都逐渐跟她熟了。她在这个时候能有空照顾，看来真是运气好得令人惊喜。英格丽每天会从曼哈顿坐公共汽车来呆八个小时，一周五到六天，为他做饭，买东西，打扫房间，以及最令我们感到解脱的事情——在家里陪他。山迪和我都知道父亲不会从他的定期存折或积蓄里拿钱出来支付英格丽的报酬，所以商量决定这笔费用由我们对分，等他死后再从他的遗产里补偿。他的钱支付英格丽三年的工资都足够了，如果他能活得那么长——这是不太可能的。
在南下的路上，我看出他的情绪开始低落，和我们在一起的一星期结束了，一切又将无可避免地回到过去的生活。我提醒他，英格丽陪着他，情况会大不相同——就像做白内障手术一样。有英格丽在家，眼睛又能看东西了，他就不会那么依赖丽儿，也许他们之间由于他的病而加剧的紧张关系也会缓和下来。
但我没料到这么说竟使他朝另外一个方向想。他对我说：“她突然就成了犹太人，我一直拖她去参加宗教仪式，直到她告诉我她从未去过。丽儿甚至不知道礼拜堂在那儿。可是我手术前的那个星期五她离开我身边，去参加宗教仪式了。我告诉她，‘就连狗都和主人在一起。人们买狗就是为了做伴儿，现在你从我身边逃走了！’”
我说：“嗯——狗不是最恰当的例子。我能理解为什么她对这种比较可能感觉不舒服。”
但是，他没心思高兴起来或是平静下去。他的情绪，更恰当地说，是恨，因为就要回家了。我琢磨着，他说的话里有哪些没有掩饰对我送他回家的怨恨。或者，也许他在为自己没特意问本杰明医生、梅耶森医生或者我这个作家儿子的那个问题而生气，因为他知道，我们这些受过教育、拥有学位、说话流利、言辞聪明的人，不会比他更明白这个问题的意义。为什么人要死？这个问题，足以使每个人狂躁不安。该死的，如果他对别人来说再也不是必不可少，那只有对他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了。所以为什么他要死？有脑子的人回答！
“她做的事情不是样样都对的。”他说。
“谁能样样都对？”
“你妈妈。妈妈做的每件事情都对。”
“好吧。这样的人世界上差不多只有她一个。但你最好不要再嘲笑丽儿了。”
“看着吧，在佛罗里达那儿可以跟我同住的女人多得是。她们想跟我做伴想得发疯。”
我无法在片刻前硬起心肠提醒他，当他一天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泡在办公室的时候，我那也许很注意把每件事都做好的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在他看来并不是那么完美；我也无法提醒他，1981年，独身不久的他每天中午来到巴尔港公寓游泳池，有节奏、慢悠悠地游上十五分钟蛙泳，然后穿着游泳裤和长袍坐在太阳底下跟“姑娘们”说伊丽莎白市希伯来青年会的笑话。当时这些被他倾倒的女人，在1988年，大概就不会再为有他这样一个男人做伴而兴奋了。
不管怎样，他也不需要我提醒；过了一两秒钟他自然就想到了一件事，使他更气愤。这次表面上是丽儿的姐姐——他不太喜欢的人（我猜，她也不喜欢他）。
“她干吗不跟她结婚啊？”他问道，“她们一天要通十六个小时电话——她干吗不嫁给她姐姐，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不过，丽儿曾经想嫁的人，是我父亲。只是他就算无法再和我母亲做夫妻，也要忠于他们的婚姻。以前他心情好的时候曾对我说：“我有时想，是你妈妈派丽儿到我身边的。”我对他这种“梦话”很吃惊，这不像是他说出的话，但又想不出这有什么坏处——我甚至想知道，也许这并不仅仅是催眠曲，能抚慰他良心、略微减少他只忠于一个死人的惭愧内疚之心的催眠曲？——于是我说：“谁知道呢？也许是这样。”他似乎一直在竭力设法避免自己对丽儿爱得太全心全意（即使他经历得太多，料想不到这点）以至于让她在他独特的家族中占据相当的地位，在他看来，这家族的历史是无与伦比的。朋友生病，他总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全力以赴，有一年多的时间，丽儿做了两次乳房切除手术，他一直帮助照顾她康复，这段时期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像一个充满爱意的丈夫的时候。但是，只有她是其病人的时候，才会得到某种近乎他心爱妻子的待遇；一旦他自己开始走路蹒跚，一旦他自己越来越需要别人，她就注定永远达不到贝丝·罗斯那样的地位。现在他赞美贝丝，也夸奖他母亲是做女人的完美典范。对丽儿呢，曾经浪漫的迷恋已经消退，只是过着类似于和我母亲的那种生活——只不过对她看管得没那么严罢了，尤其是她生命最后的时光。
一通发火后，他暂时累了，很快脑袋向前耷拉着睡着了。醒来时，车已开到684号公路，这回他发泄怒气的对象是各种车辆的司机和他们的驾驶技术。有人在我们车前面变道，他就愤愤地说：“那家伙到底想干啥？”有人在我左边超车呼啸而过，他叫道：“现在再也没人遵守时速五十五英里的限速规定吗？”又叫：“这些该死的卡车！”一会儿又嚷：“抽烟！车里有婴儿，她居然在抽烟！”
“放松点。”我说。
“现在他们有电话了，真是了不起的发明。他们一边开车一边讲电话！英格丽大概可以解决艾伯的问题了。”
“什么？你在说什么？”
“英格丽大概可以解决艾伯的问题了。”他又说了一遍，“艾伯跟一条可怕的母狗住在一块儿。”
九十三岁的艾伯是他邻居，天气好的时候，他总是鼓动艾伯跟他一块儿，每天锻炼身体。艾伯还颇为灵活，走起路来身子笔挺，令人称奇，这把年纪步履还很自信，虽然他和我父亲下午绕着街区外出锻炼时，还得挽着胳膊，以防在开裂的人行道水泥地上摔倒。“瘸子和瞎子”，父亲这么形容他们俩，语气怪怪的。有时，他们沿着布洛德北街一直走到杂货店，或者陪对方去理发店，有一天我开车经过的时候，他们刚去参加市长初选的投票回来。父亲告诉我，初选的结果是预料之中的，但是投票本身就是让他和艾伯找点事情做。无论他们去了什么地方，回来以后艾伯就回自己的房间，我父亲总是说：“再过五分钟他就会忘了他见过我。”
我去把肿瘤的事情告诉父亲的那天，刚宣布完坏消息，艾伯正好打电话进来，此时父亲正缩在沙发一角怅然沉思自己将要面临的结局。我起身接电话，那头艾伯轻快的声音生气勃勃，“喂，是赫曼吗？”“不，我是菲利普。”我说。“你爸爸想出去走走吗？”“他现在想坐着跟我说会儿话，艾伯。他可能晚点出去。”刚过了十分钟，电话铃又响了。“你爸爸想出去走走吗？”“不，艾伯，恐怕他现在不想。”挂掉这第二次电话，我把听筒拿下来放着，正如我母亲葬礼前那天晚上，另一个邻居威尔金斯想用疯狂的笑声吓唬我父亲，我所采取的对策。
“英格丽在纽约的电话号码是什么？我要跟她说说艾伯的事情。”
“爸爸，你别管艾伯了，好吗？眼下就让英格丽照顾你。”
“只要我这只该死的眼睛好了——！只要我看得见了，我就去银行，去看牙医，谁都不需要。”
“嗯，两个星期之内你的眼睛就好了。戴维·克荣忙得上天入地，帮你尽快排进手术日程。所以我们今天要去见他。”
“你米莉姨妈死的时候，安打电话告诉我，我立刻就忍不住，在电话里和她哭了半个钟头。这事我跟你说过吗？”
安，你记得吧，就是我母亲的妹妹米莉的女儿。
“我哭了半个钟头，”他说，“你知道吗？我现在明白了当时是为谁哭。是为你妈。她死的时候，我在医院里到处乱闯，大喊大叫，‘我老婆在哪？你们对我老婆做什么了？’我没有时间哭，只是一个劲地生气。可是听到米莉去世，她就像是你妈妈最后一部分，我就像个婴儿一样哭出来了。”
他第三次从酣睡中醒来时我们正从西首高速公路驶入曼哈顿，他说：“也许英格丽可以一直照顾我。”语气很乖，听起来还颇为羞涩。
“那也是可能的。”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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