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乔安娜·克拉克，我估计她还醒着。乔安娜是波兰人，嫁给了美国人，到普林斯顿来生活，后来酗酒，离婚，大病一场，又康复，大概在我所有的朋友里，她这辈子吃的苦最多。她也会拿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开玩笑。“我用烟熏黑你，给你一个接一个讲恐怖故事，还用蹩脚的英语跟你开愚蠢的玩笑，可你呢，你只要带点东欧腔调的聊天。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些波兰人疯疯癫癫的，我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没有恶意的，我相信。”1939年9月战争刚开始，她爸爸就被德国人的大炮炸死了。“我对爸爸一点印象都没有。”有一天晚上我在普林斯顿中途逗留吃饭时，她告诉我。我是照例从我任教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在的费城去纽约。那些年她开车来火车中转站接我的时候常常已经喝得半醉了。而且她一边开车一边咕咕囔囔说的那些东西——关于贡布罗维奇、维基维奇、舒尔茨、孔维奇等人的事情——就像是在放肆地宣泄，恣意地发狂，天马行空，对我来说又毫无吸引力。但是在我们东绕西转回到通往普林斯顿的公路的时候，她说起她父亲的语气却是阴沉而冷静：“他是在战壕里中弹的，保卫华沙的时候。实际上，是他的犹太裔中尉背他出来的，在战壕里中弹。他没有当场就死，而是在医院里伤重不治身亡。”“他多大？”“很年轻，三十七岁。”“所以你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我那时还是婴儿。没什么印象，一点都没有，除了别人告诉我的。”
我找出她的电话号码，然后拨号。拨号的时间正是以前她突然打来的、让人担心她状况的电话的时间。那时候，即使她把自己的通讯录藏起来，不让自己打电话给别人，她仍然难以摆脱与酗酒相应而来的打电话癖的困扰，她会拨任何她想得起的电话号码，不管是谁的。而现在我想要的只是她的耳朵——只要有失去了父亲、勇敢地重新开始生活的乔安娜倾听，也许就能让我在现在晚上十一点半的时候有足够的力量面对这样的局面：让我自己的父亲——八十六岁的老人——进行一个长达十小时的手术，接着在床上毫无知觉地躺五天，还有三四个月的康复时间，而这一切都并不能真正保证对他的身体会有哪怕一丁点好处。
八十六。八十六像丧钟一样不断在我脑海中响起。我估计跟乔安娜通电话就意味着我承认，连我都知道你不可能永远都有父亲。
我打电话的时候她确实还醒着，她在等一个她所谓“鸽子”的电话——她这么称呼自己所照顾的康复中的戒毒者。她经常参加当地一个医疗康复项目的会议，成了大约五六个戒毒中的姑娘的临时妈妈。乔安娜等的那个姑娘正准备离开她游手好闲的男朋友，昨晚她告诉他要和他分手，结果被他重重一拳打在鼻子上，鲜血直流。
“唉，”我说，“我自己也碰到不愉快的事情了。现在我也是你的‘鸽子’。”
“什么事，菲利普？”
“我爸爸病了。”
“哦，很遗憾。”
“他的处境很不妙。他脑子里长了一个大瘤。医生说过去五到十年来这个瘤一直在长，还告诉我他的病很快就要爆发了。他们要把瘤取出来。这是个可怕的手术。”
“是他要动手术吗？”
“他要？不。但是另一个选择就是任凭这个瘤越长越大，后果自负，那样可能就乱套了。问题是，对一个八十六岁的老人来说，就算他手术成功——医生说这样的手术病人有四分之三会活下来——康复的过程也将是一场噩梦。他再也不会是他了，即使他可能和原来的他很像。”
“很像，”乔安娜说，“比那东西在他脑袋里的时候像得多。”
“那东西不拿掉他就完蛋了。这个抉择很难下，但是别无选择了。”
“生命走到尽头，事情的发展总是这样。”
“他很了不起。我不是指他有什么不同寻常，而是指他那种世俗、固执的行事风格。他的坚强令我吃惊。但是，他坚强的动力又是造成现在局面如此糟糕的原因：他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去死。”
“这会让你坐下来哭吧。”乔安娜说。
“啊，我从来都不会哭——大多数时间我好像坐在这宾馆什么事情都不做，接着我想，‘为什么他在那儿而你坐在这儿？’于是我开车去伊丽莎白，陪他走走。明天将是他真正独自一人的第一天。不过我不打算再过去。我需要休息一天。”
“他也需要独处一会儿。”她说。
“问题就在这儿，”我说，“任何人需要帮助的时候都很难相处，小孩是这样，朋友也是这样，而一个曾经精力充沛的老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特别是他还是一个父亲。”
“对。他已经坚持了很长——”我脱口而出，我从未想到会用这个词儿形容他的努力，尽管我对他的进取心一直很尊敬——“很长很长时间的大战。”这个词里蕴含的绝对倾向性令我自己感到吃惊。
“好在，”乔安娜说，“他作了自己的选择，以及相应的一切。”
“可是，这个选择不是真的。选择的条件是不可接受的。可选的就是从窗子跳出去。”
“所以你很佩服你父亲内心的想法，他就不可能跳窗。”
“我又佩服又羡慕。去年我处在低谷的时候，每天都想到跳楼。”
“我也记得。我也有过这种愚蠢的念头，想到这是一种解脱。”
“他不会。他连做梦都不会想到这种解决办法。今天我去那里带他去看医生。我带他必须开车经过很破很破很破的纽瓦克老城。每一个街道拐角他都认得，哪里的房子被毁了，他还记得房子以前的模样。你不能遗忘一切——这是他的徽章上刻的话。活着，对他来说，就是活在记忆里——对他来说，一个人活着要没有回忆，那他就白活了。‘看见那些阶梯没？1917年我和阿尔·博拉克就坐在那个门阶上——你还记得阿尔·博拉克吗？他开了家家具店——我跟阿尔坐在那儿的当天，美国参战了。那是春天，4月还是5月，我记不清了。那儿是你姨奶奶开糖果店的地方，那儿是我哥哥莫里斯开第一家鞋店的地方。哎呀，它还在？’他说。诸如此类的话题他不断地说。我们经过他的母校，十三大街学校，他是老师最器重的学生。‘我的老师，她爱我。’‘赫曼，’她会叫——在城里他一路上就说这些。”
“哎，人生。”
“你还会这么感叹的。到了医院，他说，‘他们造这个医院真是纽瓦克城的福气啊。’他想到的不是他的瘤，而是纽瓦克城。他是歌颂纽瓦克的诗人。那么多关于纽瓦克的事情不属于我——而是他的故事。”
“他是个好市民。”
“我开车带他四处转转，跟他坐在一起，吃在一起，总是想着，他这一辈子，乃至他这整整一代犹太人所做的真正的工作，那个无形的艰巨工作，就是让自己成为美国人。成为最好的公民。欧洲与他的瓜葛到此为止。”
“啊，不完全是这样。他没有完全放弃欧洲。”她说，“欧洲在他心里就是他的救赎。他们是永远都不会放弃的人，可又比欧洲人好。他们抱着感恩之心，也很理想主义。那是基本的风度。”
那，就是我打电话给乔安娜的原因——那也是她跟我父亲交流时说的话，是我认为他们俩宝贵的地方：救赎，生存，生存的信念。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两年前他被打劫以后发生的事情？他差点自杀。”
“没有。告诉我。”
“在通往小礼拜堂的巷子里，有个约摸十四岁的黑人小孩拿着手枪走近他。那是下午两三点时分，我父亲一直在礼拜堂的服务处帮忙，寄东西什么的，那时他正在回家路上。在那一带，黑人青少年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他告诉我说，他们都是纽瓦克人，骑着自行车，抢了钱，笑着回家。‘到灌木丛里去。’他对我父亲说。‘我哪个灌木丛都不去。’父亲说，‘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把你的家伙放好。’那小孩垂下枪口，父亲就把钱包给他了。‘把钱都拿走。’父亲说，‘不过要是钱包对你没什么用，最好还是还给我吧。’那孩子拿了钱，把钱包还给他，跑了。你知道我父亲接下来做了什么吗？他隔着马路喊道，‘你拿了多少钱？’那孩子还真听他的话——数了数，‘二十三块。’他说。‘好，’父亲对他说——‘你可别拿着去赌钱啊。’”
乔安娜哈哈大笑。“是啊，你爸爸他没错。他理所当然地把那小孩当自己儿子一样对待。他知道，比亚韦斯托克[43]的犹太人对新英格兰的奴隶贸易没什么责任。”
“是这样——也不仅仅是这样。他没有这种一般意义上无能为力的经历。”
“是啊，他没这种意识。”她说，“也不会接受。这既使人反应非常迟钝，也使人胆子很大。”
“对。生存的过程并不总是美丽的。他从来都分不清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我一直在努力让他明白，人和人是不同的。我母亲理解这一点，他却不。他不能。我以前常常希望，他能像我母亲那样克制、忍耐，只要他明白，人们之间是不同的，这种差别是正常的。可他就是不懂。他们所有人都必须干一样的活，想一样的事情，对同样的事情负责，谁的做法不一样，谁就是神经病——疯子。”
“我知道神经病是什么意思，菲利普，虽然我是波兰人。”[44]
“当然他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人。可他自有一种犹太人的犟脾气，对于好坏是非，硬要坚持他那套理论，绝对不容分说。我小时候为这老觉得很丧气。每个人必须按照同样的方式办事情。也就是他办事的方式。”
“嗯，你也不留情面的，你知道。在你的性格里，也有一种从他那儿遗传来的不留情面。当你觉得自己是对的时候，你，也不总是那么善于变通的。”
“克莱尔也这么说我。”
“你原谅他了。你已经原谅他的不留情面，不知变通，老想让每个人都整齐一律。所有孩子都付出了代价，这种原谅也包含对你所付出代价的原谅。你是用一种非常缓和的方式谈论他的。”
“我希望这样。自从母亲过世后，我就跟他很亲近。其实要疏远他可能更容易。”
“不会的。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死了，都是很可怕的打击。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她说，“我都不知道自己会有那种感觉。好像一半的生命，甚至更多，消失了。你觉得自己更可怜了。你知道，‘这些年来最了解我的人……’”
“我今天陪他和神经外科医生坐着，据说他是新泽西最好的，大约四十到四十五岁，是个有些发福、很和气的犹太男人，口碑很好，但并不健壮——看着他，我都不放心让他来切我的感恩节火鸡。”接着我把整个过程告诉她：医生如何问我是否有问题，我如何告诉他是父亲有问题，父亲如何坐在那里一条一条读他的问题，医生如何给他看大脑的模型，以及他就要做的疯狂事情。“他要把他的脑袋切开来，把大脑抬高，在他头颅里面用一束激光射线切除肿瘤——我就在想，‘我知道人的弱点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可是力量的源泉在哪里？当两个男人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的力量从哪里来？’”
“来自于自尊心，”她说，“他们都很看重自己。”
“是那样吗？我不知道。我相信这是非常基本的，但今晚我突然很困惑。你知道你并不需要超现实主义艺术，可这对我来说就是超现实的。那两个人坐在那儿，面对着他们正在面对的。”
“克莱尔在哪儿？”乔安娜问。
“伦敦。在家里。我打电话的时候她心烦意乱的。她说想回来帮我，但我叫她呆在那儿别回来，做她手头必须要做的事情。某种程度上一个人确实好一些，与其让她在这里一起受累，还不如我一个人收拾局面。要是她在，我会从新泽西开车回来，坐下来直勾勾地看着她——那还不如我一个人坐着发呆。最好是集中精力做必须做的事情。尽管集中精力做的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我没心思看书，写不出东西——连一场愚蠢的棒球比赛都没心思看。我根本没法思考，什么事情都没法做。”
“你不必强迫自己。你父亲也一样。”她带着点嘲讽意味笑着说，“你不必总是工作。”
“不和他在一起就感觉很奇怪，很孤单。谁明白这种感受？”
“啊，你也不必明白每一件事情。”
“我什么都不明白。”
后来，我一边反复说着这几个字，一边冲了个澡。我坐在床头，剪脚趾甲——这是几天以来我第一次把注意力放在父亲之外的事情——反复说这几个字。七个字，反复说，非常，非常基本的字，但是在那天晚上，在乔安娜好心地听我倾诉以后，这句话听起来就好像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所有的智慧。我并非无所不知。那天下午我一手紧紧握着祖父的剃须杯，一路开车回到曼哈顿的时候，我头脑里最清醒的一点，莫过于发现自己几乎一无所知。这并不是说我没有明白自己与他的关系是深厚而又千丝万缕的——而是说，我所不知道的事情简直是深不可测。
我断断续续一觉睡到凌晨四点，接着打开灯，起床又看看他大脑的图片，还是什么都不懂。
如果这是哈姆雷特曾经打量的那个郁利克的大脑核磁共振成像图，恐怕连他也说不出话来。
几天之后，我们做了第二次医学诊断，与第一次相比，父亲更相信这次。曼哈顿纽约大学附属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瓦罗·本杰明是戴维·克荣介绍给我们的，他答应配合我们。克荣曾跟我形容他的水平是“世界级”的。本杰明年纪与我相仿，相当威严而有阅历，是个衣着优雅的黑眼睛外国人，他长得颇像毕加索，外貌也有毕加索画风中那种阳刚的美。他听了我父亲叙述的病史，问他是否有过头痛或者一阵阵眩晕，然后用针尖碰触我父亲两颊，看看瘫痪的那半边脸失去知觉的程度有多高。看起来，本杰明对他检查得非常仔细，我父亲回答完所有问题，又提出他自己的问题，然后等着听他是否会说，手术可以不用做、“审判书”取消了，总之，他很放松，感觉就像自己又回到了四十岁。就在几个月以前，“我觉得自己四十岁”是他跟每个人都说的口头禅，即使在他的心情并不好的日子里。
本杰明把脑部核磁共振图贴在他桌子后面的亮光屏上，叫我走近和他一起看看。我父亲顺从地坐在丽儿旁边，手里拿着那张写有他问题清单的纸。医生说话的声音轻得只有我能听见，他用手指在图片上比划着向我说明那个肿瘤的大小。他说，严格说起来，这并不是一个脑瘤。它一开始很可能只是长在脸部神经上的一个瘤，然后越长越大，发展到现在，不但压迫脑干，还挤压鼻子后边的骨头。梅耶森曾估计手术会花八到十个小时，还说这是常规手术。现在我听到的说法则是手术很可能持续十三四个小时，而且会触及所有动脉和神经交缠在一起的部位——他称之为“错综复杂的区域”。“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手术不可能完成？”我问他。“绝对不是。”他立刻回应道，好像我挑战了他的专业水准。“手术当然还是可以做的。”
我们回到座位上坐好以后，我父亲对本杰明说：“医生，我在这栋楼里有个朋友。他有个妹夫也长了一个像我这样的瘤，他是用放射治疗的。用了放疗，瘤就没有了。我不是说这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问题。可要是我还有两年的时间……”
“罗斯先生，”他非常温和地答道，“我不知道放射治疗是否有效，除非我知道你长的是哪种瘤。要知道这个，除了需要这些图片之外，我还得再做一次CAT扫描[45]，扫描出一张头颅和大脑目前状况的图片。然后我要对这个瘤做一下活组织切片检查。你的可能是三种肿瘤当中的一种，我只有做好活组织切片检查以后才能确定是哪一种、我该给你什么建议，先生。”
“我明白了。”我父亲郁郁地答道。
“活组织切片检查是用一根针做的，”医生告诉他，“这个过程要不了一个小时。我建议你做好检查当晚呆在医院里，以便我们观察。你可以第二天回家。”
“你的针扎在哪儿？”父亲问道，他的语气好像在说，如果没有事先解释，任何人都不能折磨他。
我父亲虽然年纪大，但是这种率直的说话风格和抗争的态势还是很突出，凡是他反对的，似乎多少都能迷惑这个老练的神经外科医生，甚至拨动他个人同情的心弦。有好几次，当父亲讲述自己病史的时候，他会突然说起大约七十五年前他在纽瓦克的某桩童年轶事，言下之意似乎是说他已经在罗杰斯街变得现实了，不管现在要遭受什么，他都已经准备好了。他和他的人生飘啊飘，飘啊飘，一起飘回到过去，而且他想让本杰明也知道那些事情。
对每一个故事——不管是说他站出来和纽瓦克“下脖子”地区的爱尔兰地痞打架，[46]还是他放学后到堂哥的铁匠铺帮忙——医生都强打起耐心，用相差无几的好奇心听着，等待时机把他的话头拉回到现在面临的问题，一直到我父亲把他的问题说清楚为止。然后他详细跟他解释针如何从他的上颌刺入、如何用针从肿瘤上取出活组织切片等等步骤。
“那么放射呢？”父亲又问道，这次的语气显得更失望一些。
“这得取决于活组织切片检查，看你的瘤是不是适合做放射治疗的那种，可能性总是有的，虽然从瘤的大小和你长瘤的时间长短来看，它并不算大。”
“明白了，”父亲说，“我是说我还有三四年……”
医生点点头；他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我注意到，就在片刻间，父亲说的时间从一开始的两年，延长到现在的三四年。显然，他开始信任这位乍一看就会让人觉得比和气[47]、魁梧的梅耶森医生气质更高贵、长相更阳刚的医生了，甚至觉得他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因为他只要用一根针刺入上颌而梅耶森提出的方案比这复杂得多。我想，如果我们坐在本杰明的办公室再一起谈上一两天，父亲最终就不用害怕自己贪心的罪恶表现而招来更严重的痛苦，并且向这位医生袒露心声：他想要的不仅仅是三四年，而是彻底解决这个该死的瘤。“我连高中都没有上过，就靠自己在移民街上长大，我从不服输，从不犯法，从不丧失勇气，也从没说过‘我退出’这样的话，我是一个忠诚的丈夫，一个爱国的美国人，一个自豪的犹太人，我把我自己从没有过的机会给了两个好孩子，现在我仅仅要求我该得到的——再让我活八十六年！为什么，”他会问他，“人会死？”当然，他要是这么问也是对的。这个问题很好。
“一根针，”父亲问道，“刺针——安全吗？”
“一般说来这个程序非常安全，”医生告诉他，“你感觉不到什么。你会上全身麻醉。之后，有两三天，你的嘴巴会挺疼的，不过很快就过去。”
“那么，”父亲说，“如果是那种可以放疗的瘤……”
医生举起双手，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第一次看起来不像一个世界级的神经外科大夫，而像一个东方集市里讨价还价的商贩。“这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现在，我不知道。”
“放射的后果是什么？”父亲问。
“如果你是个年轻人，三十年以后后果才会显现出来。”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你不想做手术。”
“我不会做，也不能做。我得先知道你脑袋里的到底是什么。”
离开医生办公室的时候，我提议直接坐电梯下楼到医院餐厅去，而不是直接回家。趁着刚才的问诊还在我们脑子里，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医生所说的话。
我们找了一张四人桌——一起来的还有我的侄子赛斯，他和妻子住在泽西城，是他开车把丽儿和我父亲从伊丽莎白接到这里，待会儿还要送他们回去。在我们问诊的时候赛斯一直坐在外面的候诊室。出于让赛斯了解情况，更主要是出于确保我父亲没有误解医生的目的，我在餐厅里把每一个细节复述了一遍，强调说，尽管医生对放射治疗肿瘤的可能性还留有余地，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我喜欢这个人。”我说完后，父亲说道，“我对这人印象很好。上次那家伙只想动手术切除。而这个人先想的是把情况摸清楚。我对他印象很好。你不是吗？”他问丽儿，“你对他印象怎么样？”
“很好，”丽儿说，“他看起来很不错。”
“你呢，菲尔？”
“我也是。我相信他是个高明的医生。戴维向我保证过。”
“那就对了。而且他说，等一下，他是什么人？”父亲问我，“是犹太人？”
“相信是的。我想他是波斯裔犹太人。”
“长得蛮帅。”父亲说。
底层大厅的电梯外人很多，我搀着他的一只胳膊，赛斯搀着另一只，穿过拥挤的医院大厅往外挤。“我得重新开始生活了。”父亲突然告诉我，“我不能再钻在家里不出来，不能当隐士。”
“对极了。”我说。
“我得回希伯来青年会，那个礼拜堂的领唱来看过我——我跟你说过吗？领唱带着另外两个从礼拜堂来的人。他们听说了我长瘤的事，说他们会每天开车带我去青年会。”
“很好，去吧。”
“我以前不知道原来我还有这么多朋友。”他说。
“这算是缓刑吧。”我想，“让他好好享受。你自己好好过吧，”我想，“只要你到明天再做下一个决定。”于是，那天晚上，我终于可以带着愉快的心情看大都会队的比赛，像一个寻常的逃避现实者一样，聚精会神地看达林的三垒打，麦克雷诺兹的本垒打，而不用想着父亲和那个并不会因为大都会队的胜利而从他脑袋里消失的瘤，它兀自硕大地在那儿呆着，如果一直把它留在那儿，最终就会像任何漫无目标不断发展的一大团东西那样冷酷无情。
两年前，1986年10月14日，大都会队在休斯敦打总决赛第五场比赛，很不幸我只能呆在伦敦。伦敦时间十一点一刻我打电话到伊丽莎白找他，他正在兴头上。我是在那年春天才让他喜欢上大都会队的，那时他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可谁都诊断不出来——很可能就是和那个脑瘤有关——他休息了一个月左右。他几乎浑身乏力，没有食欲，有时候起来走走路都东倒西歪。我从伦敦飞回去看看他究竟怎么了。就在我呆在纽约的几个星期里，我极力让他喜欢上正在夺标路上高歌猛进的大都会队，以分散他对这种怪病的注意。许多个晚上我来陪他吃晚饭，和他一起看球赛，赶上我去什阿体育馆现场看球，我就告诉他睁大眼睛，没准还能在电视里看到我在现场。到我离开他的时候，他的症状已经差不多没有了，他基本恢复了健康，还成了一个狂热球迷——我小时候他常常带我们兄弟到纽瓦克鲁伯特体育馆，看老牌劲旅纽瓦克大熊队跟沼泽地对面的对手泽西城巨人队打星期日联赛，直到现在，他才真的第一次成了球迷。
总决赛期间我在伦敦，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给他，问问他比赛的情况。我喜欢听他对比赛兴致勃勃的描绘。
“大都会队赢了，”他告诉我，好像那是他本人的胜利一样，“打到第十二局。真是场艰难的比赛啊。古登对雷恩。斯特劳贝里打出一记本垒打，把比分扳平了。比赛真激烈。”
“等等，说慢点。”我说，“斯特劳贝里什么时候打出了本垒打？”
“在第六局。他们到第十二局才拿下比赛。贝克曼打出一记很重的球，对方三垒手没守住。他推进到一垒。然后休斯敦太空人队的投手朝一垒方向一个暴投，他又跑到二垒。到这时候再向赫尔南德兹投球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他也就得分了。接着卡特上场。他是0:22或23。他把球击到中间，贝克曼得分，比赛就这样。大都会队总比分二比一领先。”
“太好了。结束多久了？”我问。
“大概一个半小时吧。嘿，对了，你听说你朋友威瑟尔的事了吗？”
“是的，有人告诉我了。”那天，我几年前认识的小说家埃里·威瑟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48]
“十二万美金，加上荣誉，”父亲说，“那么这就是今年第三个得奖的犹太人了。”
“是吗？另外两个人是谁？”
“是这个叫科恩的家伙，和这个意大利犹太姑娘，叫列维什么的。”
“啊，”我说，“这是犹太人的好日子，也是大都会队的好日子。大都会队赢了两场，休斯敦队赢一场——犹太人三个，非犹太人一个都没有。现在他们要去休斯敦打客场了，对吗？明天比赛？”
“对。他们得再赢一场。”他说。
“是啊。”我说，“接下来要是连输两场，那可就奇了怪了。”
“不会。”他说，“他们不可能输两场，他们打得太好了。今天打得真艰苦。”
“如果要打第七场比赛，他们又要面临司各特的威胁了。”我说。
“菲尔，他挡不住他们的。第一呢，他休息了三天以后复出，第二次当投手。对了，是休息了四天吧？哦，有一天因为下雨延期，那么到今天星期三——就是休息三天。”
“好吧，”我说，“他挡不住他们，我相信。我明天再给你打电话。祝贺威瑟尔。你们犹太人应该感到骄傲。”
“哈，少说这种废话吧，年轻人。”他说，可他挂电话的时候分明是在笑。
第二天晚上我打电话，他还在笑。“怎么了，嗯？”我说。
“还在比赛呢。你肯定想不到。打到第十三局了。”
“天哪。”
“他们打到第九局还落后三分，现在是第十三局了，还是平分。我正在看呢，饭都没吃。”
“真是一场比一场激烈啊。”我说。
“这样才精彩呢。”他说。
“好了，我要睡觉了。”我说，“这里已经十一点半了。估计比赛快结束了吧，他们三点就开始比赛了。”
“没有。现在正打到十三局的高潮呢，投了两个球。”
“大都会队的投手是谁？”
“麦克道威尔。休斯敦队的投手是安德森。”
“好了，我必须睡觉去了。”我说。
但是到半夜十二点、刷好牙齿上床以后，我又起床下楼到厨房去给他打电话。我并不只是因为大都会队的比赛而找他。“你怎么样？”我问他。
“是菲尔？哦，天哪，真是不可思议啊。”
“还在比赛？”
“你挂电话的时候大都会队还领先三分呢。斯特劳贝里——我还以为这次是戴克斯特拉替他出场。这家伙第十四局快结束的时候打出一记本垒打。现在第十五局正打到高潮。双方各得四分，有个胖胖的墨西哥人要投球了。”
“哦，对，那家伙很帅。”
“大都会队把这个年轻的游击手派上场，他只会三击不中出局……呀，不是吧——上升球。他投了一个上升球。好了，那他就不会出局了。嗨，我正在一个球一个球地向伦敦的你直播比赛呢。你真是撞大运了。”
不过我确实也感到很开心，可能比我和他在一起看比赛还要开心。“继续说，赫曼。我发财了。一个接一个说。现在轮到谁？”
“他们把赫尔南德兹和卡特派上场。真是一场难以置信的比赛，可在第九局前比分还是三比零。大都会队只有两次击中。你知道吗？红袜队的比赛快开始了。他们的开始时间应该是八点钟，现在这里已经打到七点钟了。啊哟，凯思三振出局了。”
“他三击不中出局？这场比赛要打通宵了。”
他大笑道：“我也这么想。”
“好了，我明天早上会给你打电话问问情况。先祝大都会好运。”
“你别担心，他们会赢的。你去睡吧。”他说。
第二天他那儿当地时间早晨七点——也就是伦敦时间中午——他打电话告诉我结果。
“菲尔吗？”
“我是。”
“我是爸爸。你肯定从没见过这样的比赛。大都会队在第十六局才赢了。”
“太好了。我正打算等会儿给你打电话呢。”
“我刚起床。我知道你肯定很想知道。他们在第九局拿下三分。我昨天晚上跟你说过第九局的情况吗？”
“别着急。把所有情况都跟我说说。”
“先讲这个。他们在第九局得了三分，以四比三领先。那局的那个投手叫什么来着。”
“休斯敦队的科菲尔德？”
“不是，我指的是大都会队的。我老记不住他名字。”
“麦克道威尔。”
“不是，另一个人。”
“奥罗斯克。”
“对啦，毛罗斯克[49]。大都会队四比三领先，接着休斯敦队又以一个本垒打把比分扳成四比四平。在第十六局，大都会得了三分，以七比四领先。休斯敦又追上来了。先有一个人跑到一垒，第二个人打出一个本垒打。七比六。但接着凯文·巴斯三击不中出局，大都会以七比六赢了这局，拿下整场比赛。”
“这样他们就获得了联盟总冠军吧。”
“他们赢得了总冠军。”
“大都会的三分是怎么得的？”
“是戴克斯特拉。我跟你讲！毛罗斯克在十六局跑垒得分以后，赫尔南德兹冲到投球区来——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你知道他冲他说什么吗？‘你要再投一个快速球，我就杀了你。’”
“我真想看看他到底会不会杀了他。”
“我会的，”父亲边说边笑，听起来，仿佛他在这个春天所遭受的任何打击，都只是意外，他还要活一千年。
我们的精神只放松了二十四小时。脑瘤又要控制全局了。
接下来的一个半月，什么事都没发生，也什么事都没做——我们都不知道到底要做些什么。由于第一个神经外科医生说过这个瘤对放射没有反应，而第二个指出，放射治疗起作用的可能性不大，活组织切片检查似乎开始成为一种折磨，我们都无法给他压力，尤其是我四处打听后得知，这个检查可能非常痛苦，而且如果盲目刺入针，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要是到头来我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我们一直担心的那个选择——手术令他病情恶化而不是好转——那么让他遭这个罪又有什么意思呢？
令事情更棘手的是，我们向本杰明医生咨询才没几天，他就离开美国去欧洲做为期一个月的讲学，我无法向他诉说我的疑虑，只能等到他6月20日回来。他把受他之托为父亲做活组织切片检查的医生的名字告诉了我们。但是，尽管我父亲回到纽约就去找这位医生——这次是我哥哥陪他去，他特意从芝加哥赶来住一个星期，也算是来顶一阵我的班——我们都觉得，在本杰明医生回来之前，还有太多没有回答的问题留待处理。
而我父亲，对于是否决定进行下去，几乎毫无准备。他已经非常配合地与两位脑外科医生交流，可现在，身陷在他们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案的夹缝中，他进退维谷，颓然无助。他开始向我倾诉一些意义不大的事情，说完又长时间地陷入沉默，或者突然无缘无故地斥责丽儿，他自己都控制不住，所以事后连他自己都为他的粗暴感到吃惊，然后诺诺地向她道歉。向丽儿道歉就表示消极服软而不是懊悔自责，所以这一举动似乎就像是一种不幸的病情恶化的表现。他向我，向我哥哥，向每个人都反复说，不管是从后脑勺还是从上颌提取活组织切片或者动手术，他都不愿意——他只想实现最初的愿望：要能看见食物，读报纸，用他的话说，就是自我“导航”。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把他视力好的眼睛里的白内障摘除，让他恢复视力呢？有一天，当我到饭厅吃午饭的时候，我在餐桌上发现了一封写给眼科医生的书信草稿，信里说：“亲爱的克荣医生，我要恢复我的视力。我要治好我的眼睛。这就是我的愿望。赫曼·罗斯。”
当然，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消沉。我忘不了梅耶森医生曾经警告我们：如果不采取什么行动，情况会“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恶化——他可不是傻瓜。他告诉我们，要切除肿瘤，他就要从后脑勺切入，用八到十个小时的时间把瘤取出来。而本杰明医生告诉我们，他要从上颌刺入——沿着做活组织切片检查时的运针方向——用十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把肿瘤成分提取出来，父亲则对我说，这两种方案的前景都一样吓人，采取任何一种都是不可想象的。“我只要视力恢复。我要看！”
躺在床上，我想，“听听他的，听听他说的话。他在对你说他的愿望，他想要的很简单。他只要治好眼睛。他不是小孩子了——这是他根据自己八十六年的人生智慧而得出的结论，所以，要尊重那种智慧，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可接着，不到一分钟，我又觉得这种向他脱离现实的评价危机的让步，其实正说明了我在竭力逃避作出艰难选择……我又走了一圈，还是不相信做手术的好处能和它的风险相比，不过我很清楚，如果什么事都不做，在一段相当短的时间内，他的病情会严重恶化。
一天早晨，在我哥哥飞回芝加哥以后，我打电话给住在棕榈滩的山迪·库温医生，他是我们的表兄。多年来，只要我父亲到佛罗里达度假，库温都会应我之请，给他做检查。他曾就父亲在那里突发的一些健康问题提出过切实有效的建议。山迪比我大两岁，三个孩子都在念大学，他是以色列的忠实支持者，每年有近一半的工作时间是在耶路撒冷的一家医学研究所，这家诊所是他筹资兴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上次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曾和他的一名员工一起，去看了看这地方。我们在纽瓦克同一个地方长大，四十年代在同一所高中读书，所以虽然我和他最近几年才重逢——我开始每年冬天到佛罗里达看望父亲——我们每年一次在当地饭馆的相聚，以及在他位于棕榈滩入海口空气清新的别墅度过的那些下午，都是充满友情而快乐的。我们都高兴地看到，彼此从韦克瓦契中学的礼堂走出以后所走过的征途。
我向他解释完情况，描述了我的犹豫，山迪就对我说，“菲利普，他是个老人——他活了这么多年，那个瘤一直长得很慢。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它带来的身体损伤也就是一只耳朵丧失听觉和单侧面瘫。他有几次头疼发作大概也是它造成的，有时候他走路站不稳，可能不光是因为视力不好，也是因为肿瘤压迫着第八神经。不过这些损伤不是，也可能永远不会是毁灭性的。”
“可是你提到的这些身体损伤都是过去半年以来发生的。接下来的半年又会发生什么呢？”
“没人知道。也许风平浪静，”他说，“也许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他想恢复视力，就让他恢复，如果离他去世只剩下短短一个月，那么，他至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实现自己的愿望。也许，他会很幸运地多活一些日子。”
“这也是我在考虑他的死亡之外，一直在想的问题。医生老兄，能帮我个忙吗？你会给他打电话吧？别让他知道我们说的话。要出其不意地给他打电话，让他自己告诉你他的故事，然后你再把跟我说的话告诉他——瘤长得很慢，别放在心上。因为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让他尽快振作起来，他真要消沉到极点了。他可能会忍受不了痛苦的精神煎熬而转过身去放弃治疗。”
不到半小时，父亲给我打电话，听起来兴高采烈很有活力的样子，好像又充足了能量，燃起了重新生活的热情。
“猜猜是谁邀请我参加他女儿12月举行的婚礼？”
“谁？”
“山迪·库温从棕榈滩给我打电话。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我告诉他最近发生的事情，他说，‘赫曼，别放在心上。这个瘤你已经生了十年了，它长得这么慢，很可能在它进一步威胁你身体健康之前，还会长十年。’库温告诉我，还没等肿瘤变大，我就可能因为其他不下十件事情而死了。”他的语气听上去确实很高兴。他开始向我列举“潜在的杀手”：“我可能会心脏病发作，可能会中风，可能会得癌症——在那个东西杀了我之前，其他一百样事情都可能要了我的命。”
我必须配合着笑出声。“好啊，好消息啊。”
“库温说别放在心上，好好过我的日子。”
“是吗？那你应该做的大概就是这样吧。”
“他的女儿米歇尔，要结婚了——这里，我把时间记下来了——是1988年12月27日，星期二。在他们家。中午十一点半。他希望你也出席婚礼。跟我和丽儿一起。”
离12月还有七个月。这段时间就是那段“相当短的时间”吗？或者不是？“你去我就去。”我说。
“菲尔，我要恢复视力。我要请克荣治好我的眼睛。在那件事上浪费的时间已经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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