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下半期，美苏在各自阵营里都遇到新的困难，盟国的离心倾向在增强。西欧共同体的发展、苏伊士运河危机和戴高乐主义都说明美国在西方的霸权受到严重挑战。与此同时，东欧对苏联离心倾向的增长，中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扩大，中苏论战发生，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霸权地位也出现了动摇。而这一切都表明美苏的国际地位出现了相对下降。
面对这种新形势，美苏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有限调整，东西方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一方面，双方从对抗走向对话，使尖锐的冷战对峙有所缓和；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出现了局部的激烈冷战对抗。东西方缓和的主要标志是：其一，双方共同解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些遗留问题，包括苏、美、英、法与奥地利签订了和约，苏联与联邦德国和日本分别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其二，美苏首脑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使国际紧张气氛有所缓和，东西方之间的接触与往来也得以展开；其三，举行了一系列的裁军会议，适度限制军备竞赛。
但是，由于美苏的外交政策仍旧建立在冷战意识形态之上，因此与局部关系缓和相伴随的是一波又一波的冷战对抗与升级。苏联领导人凭借其在1957年核武器运载系统上取得的暂时优势地位，在美国和西方认为最易受伤害却又最为关键的地区——柏林和古巴采取进攻性行动，先后于1958年和1962年挑起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前者持续了3年之久，曾造成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的极为紧张的状态；后者则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可能触发核战争的危机。在这两场危机中，美苏对抗虽然不如冷战高潮时期那样全面并达到局部热战的程度，但是就其所带来的战争尤其是核战争的风险而言，却是空前严重的。
加拿大和美国对这两个危机做出了不同反应，两国争端由此产生。加拿大和美国在欧洲安全和柏林问题上的争执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加美安全关系的紧张程度。
一 苏联的和平攻势与加拿大对美、苏认知的变化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集体开始适度改变对西方的强硬政策。1956年，赫鲁晓夫在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后，继续调整苏联外交政策，在苏共20大提出与西方和平相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的外交路线。“三和”外交路线包括如下特征：其一，把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放在外交的优先位置；其二，改善和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调整和改变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其三，加强同美国的联系，扩大经贸往来。这是苏联全球战略软的一手。与此同时，为改变苏联在国际上的被动局面，实现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的目的，苏联大力发展核力量和空间技术，并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将苏联的势力和影响向亚非拉地区渗透和扩大，与美国进行新的争夺。这是苏联全球战略硬的一面。总之，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的50年代里，目标没有变化，手段更加灵活。
苏联和平攻势产生了积极影响，很多到访苏联的西方游客都对苏联领导人和人民的和平愿望印象深刻，[413]世界因此在50年代出现了缓和气氛。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并非没有感觉，可是受到美国反共产主义势力的制约，仍旧认为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是危险对手，[414]因此在做出回应时非常谨慎、缓慢而迟疑。[415]
随着以核力量和空间技术为代表的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非殖民化的加速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以及苏联向第三世界渗透，加上美国在核军备竞赛中军事开支过度膨胀，导致美国的相对实力下降，并迫使美国对其外交政策和策略进行有限调整。一方面主张东西方之间展开对话与接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避免与苏联发生大规模的直接军事冲突；另一方面，继续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夸大共产主义的安全威胁，并在局部地区扩大军事干预，以强烈的意识形态来看待苏联外交的新变化，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它通过变通外交政策来缓和紧张局势的可能性。
然而，美国这种处理东西方关系的方式却引发了西方内部一些政治家的质疑。温斯顿·丘吉尔最先对美国外交僵化提出了含蓄批评，建议以渐进方式先易后难地解决东西方累积的问题。[416]此后，戴高乐、麦克米伦和阿登纳在不同时间、不同问题上对美国的这种外交立场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反对。不久，迪芬贝克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加拿大对美苏关系的认知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霍华德·格林在1959年度外交报告中指出：“当下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我们都必须从东西方关系缓和的背景来审视，我们现在习惯于以共产主义世界和非共产主义世界相对和谐程度来评估世界形势。”[417]霍华德·格林的报告反映了加拿大对国际关系的新认知：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越来越凸显东西方互动引发的问题，也就是西方如何积极应对苏联及其盟国持续不断地在全世界输出革命而引发的种种问题，然而，缓和是解决东西方冲突最有效的办法。
加拿大不仅欢迎这种缓和态势，而且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对苏关系。1960年上半年，加拿大贸易部长成功访问苏联，随后迪芬贝克也表示要访问苏联。[418]就在对苏政策出现积极变化的同时，加拿大对美国的认知和政策却出现了悲观转折，这成了加美安全关系转折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迪芬贝克接受美国的冷战意识形态，也接受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但是，他对此有很大保留，这种保留源于加拿大根深蒂固的反美主义思想。他对美国在美洲自以为是的保护国地位和大国傲慢深感不满。和许多加拿大人一样，迪芬贝克也反感美国歇斯底里的反共产主义狂热。[419]从1959年开始，迪芬贝克政府对美国的对苏认知和政策产生了怀疑，尤其担心美国不愿意维护世界缓和的大好形势。[420]加拿大贸易部长给迪芬贝克的私人绝密信件吐露了部分内阁成员的真实想法：“我现在对加拿大那些源自于美国的关于苏联的宣传非常怀疑，……我也对美国持有的关于苏联的观点深表怀疑，……我相信，加拿大能够在美苏关系缓和上发挥重大作用，……我反苏，但我对美国的苏联政策表示怀疑，值此局势紧张之际，我们至少要达成妥协。”[421]
不仅如此，加拿大对军备竞赛也持有与美国不同的观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铁幕两边爆发全面战争将是全人类的灾难，因此每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者都有责任在某种程度上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东西方的冲突问题，加拿大的任务就是促成普遍裁军特别是核裁军。因此，加拿大积极参加一系列裁军国际会议以讨论减少军备竞赛和终止核武器试验的问题。[422]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上至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对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这种反感甚至反对，势必会全面而深入地影响加拿大对第二次柏林危机的认知，从而影响加拿大对柏林危机的政策。
苏联和平外交的攻势还使加拿大和美国的安全战略出现了很深的分歧。相对美国而言，加拿大安全战略较少受意识形态因素的束缚，更多地关注加拿大的地缘政治因素。加拿大位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若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加拿大必将首当其冲，因此加拿大安全战略的优先目标是必须尽全力避免东西方的全面冲突。50年代欧洲安全问题的核心是德国统一问题，而德国统一问题的关键是柏林问题。迪芬贝克政府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力促美、苏在柏林问题上达成妥协，缓和欧洲紧张局势。这种安全战略目标符合二战后加拿大社会主流政治文化——中介调解、宽容合作、关怀共享，[423]因此加拿大的对苏外交显示出适应性强和富于灵活性的特点。[424]迪芬贝克政府基于下述原因确定这种战略目标：其一，迪芬贝克总理和霍华德·格林对裁军和和平事业的热爱；其二，苏联自赫鲁晓夫上台后有意识地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其三，加拿大作为世界重要的外向型经济体对世界和平局势的需要。赫鲁晓夫“三和”外交符合加拿大对和平事业的追求，加拿大鼓励和支持苏联放弃以武力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发展趋势。
总而言之，加拿大希望在继续遏制苏联的同时，采取措施软化苏联。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因此，加拿大奉行和平战略。
可是，美国的战略是以遏制苏联为核心的霸权战略，它要求其盟友从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起冷战攻势。艾森豪威尔政府霸权战略的核心是大规模核报复战略，这种核战略建立在核武器相对于苏联的优势地位基础之上。然而，加拿大鉴于核武器的灾难性，主张裁军，禁止核试爆，反对核扩散。可是，美国认为，如果无法确保美国和西方的安全，裁减核军备就是一个永远禁忌的话题。由此观之，加拿大的裁军主张和美国的核报复战略存在很大的差距。美国的霸权战略与加拿大的和平战略存在严重不一致，加美安全关系由此出现了危机。然而，加拿大的和平战略和美国的霸权战略还是存在一致性，那就是共同服务于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目标。正如Peyton V.Lyon所言，为了促使苏联不使用武力获取利益，西方在言行上既要表现出与苏联和平相处的清晰意愿又要坚定。“我们要不断提醒自己，尽管不愿战争，但是为了阻止战争，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威胁使用战争。”[425]加拿大安全战略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必须服从西方的整体利益。因此，加美安全关系始终斗而不破。
然而，加拿大在地理上和意识形态上更接近美国，其安全依赖美国的保护，加上美国又是西方阵营的领袖。因此，加拿大安全战略的核心就是以美国政策为主轴，最有效地为西方安全做出应有的贡献，确保国家自由和利益。[426]
二 加美立场出现分歧
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束之后双方签订的1949年协定非常含糊而脆弱，西方进入西柏林的权利仍然建立在已有的实践基础之上，[427]美苏在西柏林的地位和关系并无变化，柏林仍然潜伏着很大的危险，随时可能引爆。西方坚决抵制苏联提出的关于柏林问题和德国问题的解决方案，以保护自己在西柏林的合法权利。1954年北约会议一致通过了美、英、法提出的动议，将对柏林的任何进攻视为对北约的进攻。加拿大派出少量军队驻扎在西柏林，采取实际行动支持北约的决定。苏联也没有改变敌视西方在西柏林的存在的政策。1957年8月，苏联率先成功发射洲际导弹，其军事实力显著上升，获得了暂时优势。苏联决心利用这一优势拔除柏林这个西方毒瘤。1958年10月27日，民主德国领导人乌布利希提出西方国家没有权利留在柏林，揭开了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序幕。
1958年11月10日，赫鲁晓夫发表声明：如果在1959年5月27日还没有就西柏林的自由城市地位问题达成协议，他将把西柏林的过境权交给民主德国，到那时，民主德国可能会拒绝那些拒绝承认其主权的国家过境进入西柏林。11月27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重申11月10日声明的立场。
西方把这个照会视为最后通牒，[428]认为东德的拒绝将会使东西方在柏林面临直接对抗，从而引发全面战争。东西方关系因为苏联的外交照会骤然紧张起来。联邦德国的反应尤其强烈。自1949年成立以来，联邦德国就推行坚决倒向西方的对外政策。阿登纳政府接受美、英、法三国的占领与扶植，指望这种占领与扶植可以逐渐恢复与壮大自己，最后凭借实力重新统一德国，恢复1937年时德意志帝国版图的目标。与倒向西方的政策相匹配，阿登纳政府对苏联和东欧采取敌对政策。在冷战的气氛中，西德不仅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保持高度一致，而且从自身利益出发，坚决不承认1949年成立的民主德国，贬称其为“苏占区”或“德国的东半区”，宣称联邦德国是全德国的唯一合法代表。阿登纳政府对战后形成的民主德国与波兰之间的奥得-尼斯河的边界也拒不承认。阿登纳这种对外政策有一个至为重要的前提，即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之间的对峙。这种对峙越尖锐、越激烈，联邦德国在西方阵营中的地位就越重要，越能得到西方对其统一政策的支持。反之，一旦东西方之间出现松动和缓和，联邦德国的切身利益就难以得到保证。[429]
面对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阿登纳的条件反射就是，苏联如果移交过境权，西方将被迫承认民主德国，这不仅威胁到250万西柏林人民的自由，也意味着德国分裂合法化，他坚持通过普遍自由的选举统一德国的目标将永远无法实现。同时，阿登纳不相信苏联真会为了柏林打一场战争。因此阿登纳要求美国和西方盟国对苏联任何关于柏林的新建议都坚决说“不”。[430]
对于德国统一，苏联主张按照奥地利模式解决，反对自由选举，由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以邦联形式加以解决，统一后的德国成为中立国，而不是北约成员国。[431]可是，如果按照苏联方案解决德国问题，西方在西柏林的特权地位以及北约同盟体系将土崩瓦解。
对于赫鲁晓夫声明的动机，加拿大驻德大使埃斯科特·里德（Escott Reid）认为，最主要的目的是加强东德政权地位和特权，以加强苏联集团的团结，其他可能的动机还包括：阻止西方用核武器武装联邦德国，借此加强共产主义阵营的力量；分裂北约；迫使西方同意召开首脑会议讨论德国问题。[432]德国外长布伦塔诺则认为是赫鲁晓夫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争取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赢得主动权，堵住反对派的嘴，从而保住自己在苏共的领袖地位。[433]德国主要从苏共党内斗争的角度，判断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没有实质威胁。加拿大则主要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判断苏联是为了争取柏林问题的话语权，巩固己方阵营，制造北约内部矛盾，争取解决柏林和欧洲安全问题。两者共同的观点是苏联最后通牒没有实质性的威胁。
11月24日，美、英、法进行了初步沟通。12月8日，美、英、法和联邦德国又进行了小范围会谈。[434]尽管西方一致认为，一周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签署贸易协定这一行动表明目前苏联可能不会使用武力或者全面封锁柏林。但是，苏联为了试探西方反应，极有可能采取的步骤就是用东德军队替代苏联军队执行检查任务。尽管如此，西方四国还是决定对苏联的行动采取坚决的回击。然而，四国会议对如何回击发生了尖锐分歧。[435]西方提出了三套应对方案：（1）不顾民主德国的武装警戒，必要时采取强硬措施维护西方陆路进入西柏林的权利；（2）放弃陆路进入的方式，仍旧采取空运的办法解决一万驻扎部队的武器给养问题，而储存的物资足够支持220万西柏林人民一年；（3）如遇苏联抗议，则接受过境权转交给东德的现实，前提是东德不增加检查新的检查措施。英国认为东德不过是苏联的代理人，与之打交道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主张采取第三个方案。第二天，英国进一步提出，让整个柏林成为自由城市，由联合国来监督管辖。[436]阿登纳反对做出任何让步，批评英国的方案实际上为放弃西柏林打开了方便之门。[437]美国和法国表示坚决支持阿登纳的立场。美方告知加拿大大使，为了表明美国的坚定态度，它准备派遣一支装甲部队强行通过检查站。[438]加拿大不赞成美国的武装强行通过的方案，它认为在西方战略核力量的包围之下，西方的任何军事行动有可能会被苏联误认为西方准备发起核打击，可能会刺激它采取非理性的措施[439]。加拿大的立场和英国的相似，加拿大和美国的分歧相当明显。加拿大认为它和英国的观点属于非主流意见，很难得到美、法、德的支持。即便如此，加拿大还是打算把英国不便说的话在北约会议上说出来，力促美国等展现出灵活性。[440]这样，西方在柏林问题上形成了以加拿大和英国为一方的稳健派以及美、法、西德为一方的强硬派。
12月10日，加拿大开始加入四国磋商。美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由美、英、法、德草拟的给苏联人的声明一定要表明西方坚定支持西德和西柏林人，声明发出之后，北约其余11国应立即表态表示支持四国声明。但是加拿大代表当即表示反对，坚持在北约部长会议召开之前不能由四国来决定声明内容。[441]加拿大担心，英国在四国会议中处于弱势，这样出台的四国声明会很强硬，不利于事态朝良性发展，一旦激怒苏联，时局将无法收拾，因此提出召开北约理事会共同做出决定。
果然，当12月14日美、英、法、德四国再次开会讨论柏林问题之时，英国提出的在给苏联的外交照会中应该包括西方同意就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与苏联谈判的主张遭到了围攻，美、法、德认为这是示弱之举，英国的立场没有被采纳。无奈之下，英国只好从外部寻求支持，鉴于加拿大与其立场接近，遂建议加拿大在北约理事会上采取行动，鼓动其他北约国家反对美、法、德的强硬立场。[442]
加拿大政府也不希望西方四国的措辞过于严厉而失去事态转圜的空间，同时为了支持英国的立场，决定率先采取外交行动软化强硬派的立场。12月18日，加拿大外长陪同迪芬贝克访问波恩。撇开美国的全球战略不说，美国的柏林政策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联邦德国的束缚，因此要软化强硬派的立场，从联邦德国取得突破相当关键。可是阿登纳的立场非常强硬，加拿大政府决定从比较务实稳妥的德国外长布伦塔诺入手。史密斯在与布伦塔诺的会谈中指出谈判的必要性，主张通过谈判软化赫鲁晓夫的立场并且给赫鲁晓夫一个台阶下。德国外长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也认为西方采取毫不理睬或者强硬的态度，都会激怒赫鲁晓夫，将他逼入墙角，因此他主张要对话不要对抗。[443]显然，联邦德国外长和总理在西柏林危机的处理上存在分歧。加拿大政府劝说西德政府的行动取得了部分成功。
加拿大和英国的反对迫使美、法、德不得不同意召开北约理事会讨论如何答复赫鲁晓夫的声明的问题。
12月17日举行的北约部长理事会议上，杜勒斯和史密斯的发言清楚地表明加美两国在解决柏林危机的政策上有明显的差别。
在北约理事会举行的间隙，加、美举行了两国间部际安全联席会议。美国试图劝说加拿大不要在理事会上公开反对美方的主张。但是加拿大仍然坚持己见，不愿意附和美方。美方对此深表不满，批评加拿大对苏联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444]
杜勒斯在北约理事会上首先发言：赫鲁晓夫和希特勒一样具有赌徒性格，如果西方在这个紧要关头做出让步，他就会得寸进尺，西方最终又将面临一场巨大灾难；赫鲁晓夫之所以选择西柏林下手，是因为西柏林地位孤立，难以防卫；而苏联最擅长声东击西，敲打西柏林可以导致西方分裂。自由、繁荣的西柏林，与周边的苏联的卫星国（的贫穷落后）形成巨大对照，所以它要拔掉这颗西方的棋子。苏联领导人侈谈和平共处，却不能忍受西柏林与东德的和平共处，让人警醒。如果听任西柏林被抹掉，对自由世界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都是灾难性的。根据之前苏联与西方达成的一系列关于西柏林的协议，苏联有义务维护西方进入西柏林的权利，苏联现在提出把西方的过境权交给民主德国掌握，是明显的单方面违反条约义务的行为。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以前所有协议后，然后再谈判签订一个新协议，这实在可笑之至。和平共处的前提是遵守国际协定，如果连已有之协定都得不到有效遵守，再谈一个新约又有何用？如果苏联有继续谈判的意愿，就应该向西方表明它无意单方面撕毁以前的条约。美国不是不愿意谈判，而且早在当年9月就已经发出了邀请，但至今不见苏联答复。如果以撕毁此前的协定为代价来显示西方谈判的意愿，将是极大的示弱，也是极大的错误。美国舆论反对做出任何妥协。在问题得到解决之前，一些国家肯定会神经高度紧张，担心战争爆发，但是美国有足够的实力让苏联不敢发动战争，美国的军事顾问认为苏联不会冒险发动战争。如果西方在柏林问题上保持坚定，那么苏联所说的毁灭欧洲的威胁就是一句空话，吓不住任何人。美国舆论认为，国际社会过去没有对希特勒的鲁莽的挑衅行为做出坚定有力的回击，才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赫鲁晓夫以同样的手法试探西方。因此，西方这一次一定要展示自信，不能鼓励赫鲁晓夫的鲁莽行为。[445]
杜勒斯的发言显然是针对北约内部像加拿大这样的稳健派，批判它们持有的和谈立场，主张强硬应对苏联的最后通牒。可是，杜勒斯的观点并未说服史密斯。
史密斯紧接着发言：尽管不是直接利益攸关方，作为北约的一员，加拿大感同身受，作为一个在1954年与西方三国一道为柏林地位做出贡献的国家，加拿大有权对时局表达看法。（西方）圆满解决柏林问题是为了使它成为自由选举统一的德国的首都。赫鲁晓夫的声明虽然具有挑衅性，也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苏联关于柏林的立场难以接受，西方应该公开表示反对。接着，他话锋一转，对美国的僵硬立场表示质疑：但是，作为德国重新统一的第一步，是否因为苏联挑衅性的备忘录就排除了就柏林问题达成临时性协议的可能性？是否可以提出更为稳妥的建议？他希望四国能认真考虑这种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与苏联就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进行谈判是必要的。他希望北约会议公报和四国给苏联的照会能反映加拿大的上述观点。尽管暂时还无法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但是史密斯认为西方各国应该重新评估对德国统一的政策，保留谈判的意愿并寻找权宜之策。史密斯还指出，加拿大注意到12月4日英国外长的声明和美国国务卿的发言都表明了预备谈判的立场。他赞同英国外长的观点，即如果通过自由选举而统一的德国能够加入北约，民主德国对苏联将不再具有战略价值，北约军队将不必再向前部署。而且阿登纳也数次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既然如此，尽管和谈存在风险，但谈判的风险不会大于现在面临的危险。西方如果想重新获得柏林问题的主动权，就必须保持灵活性。[446]
史密斯一方面对苏联的挑衅性政策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大谈东西方和谈与政策灵活性的必要性，间接地批评了强硬派僵硬的立场，不希望西方采取过激的反应措施，与美国的立场拉开了距离。他和杜勒斯的发言集中反映了西方对柏林危机的不同看法。从会后杜勒斯给艾森豪威尔的报告来看，杜勒斯对史密斯的立场严重偏离美国的轨道相当不满：“大多数国家的发言都很坚决、积极，只有加拿大相当软弱。”[447]
杜勒斯显然把愤怒都撒在了加拿大身上，实际上大多数中小国家并未如杜勒斯所言很坚决积极地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强硬派的立场。根据DCER档案，恰恰相反，史密斯在北约理事会的发言产生了积极影响，获得了英国预期的效果，一些中小国家纷纷表示了与加拿大类似的立场。[448]而FRUS档案也表明加拿大的立场更受欢迎。丹麦外长立即表示，在合适时机举行首脑会谈解决欧洲安全等突出问题是丹麦政府的热切希望，希望北约能够予以重视。比利时外长也认为，不对苏联的威胁做出任何让步是对的，但是，仅仅因为不相信苏方的诚意就拒绝与之谈判是不明智的，国际舆论不会赞成这种极端办法。苏联一直掌握着柏林问题的主动权，西方应该提出反建议争取主动权让苏联也感受到西方曾经的痛苦。[449]
到了12月29日，加拿大进一步坚信苏联的目的在于迫使西方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而不是引发一场战争，[450]因而更加不赞成美、法、德的强硬立场。加拿大更希望西方大国对柏林危机的处理要有创造性和想象力。[451]英国外长也认为西方立场不能太老套，既要“有原则的坚定性又要有技巧的灵活性”。[452]
虽然加拿大和英国的观点赢得了大部分北约成员的支持，可是12月31日美、英、法的答复还是采取了与美国立场相近的立场。[453]西方四国在答复中重申了自己的过境权，不接受苏联把过境权交给东德的主张。[454]西方对赫鲁晓夫的声明反应过于负面，立场僵硬，忽视了谈判的功能。
赫鲁晓夫尽管发出了强硬的最后通牒，可是并不想让危机失去控制，为此他再次采取主动的外交行动。1959年1月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米高扬（A.L.Mikoyan）受命出访美国，就柏林和德国以及欧洲安全问题与美国直接磋商。米高扬先后与杜勒斯、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表达苏方的立场。而米高扬在会谈中阐述的苏联的立场和加拿大、英国的立场是比较接近的，从而证实了加拿大对柏林危机的评估和政策更稳妥、切合实际。
会谈首先在米高扬和杜勒斯之间进行。米高扬指出，历史的教训让苏联不得不警惕德国的军国主义威胁，这是苏联对德政策的出发点。战后德国的现实是存在两个德国和一个共占的柏林，苏联承认这些现实，与两个德国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美国和德国，要么是只承认部分现实，要么是不承认这些现实，德国连波兰和捷克都不承认，这就太不现实了。只有在承认现实和互相承认的基础上签订欧洲和平条约，把欧洲各国的边界固定下来，这样才能有效地降低冲突的风险，从而实现欧洲安全。[455]苏联无意通过强力改变西柏林的现状，仅仅是为进一步确保西柏林的自由城市的地位。倒是有些人威胁要使用武力强行通过西柏林的检查站。11月27日的照会根本不是最后通牒，相反，它力促谈判，而且西柏林在民主德国领土之内，由民主德国承担检查过往车辆的职责是题中应有之义。[456]
米高扬向美国明确指出，苏联将过境权交给东德无可非议，赫鲁晓夫声明的目的在于通过把过境权交给东德的方式迫使西方通过谈判承认两个德国政权并存的现实。反观美国，既不愿意承认两个德国政权并存的现实，又不愿意通过谈判解决二战后欧洲最后一个遗留问题，一心只想维持现状以遏制苏联，对苏联的任何建议都充满敌意，由此其冷战思维和战略暴露无遗。
杜勒斯对米高扬所提问题未予正面回答，反而大谈两国间的信任缺失。“目前形势的最大障碍在于美国对苏联承诺的可靠性深表怀疑，除非互信建立起来，很难建立更美好的世界。我知道您不会同意，但是美国国内对苏联的许诺的信任度不高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苏联要与美国和平相处，苏联就非常有必要避免坐实美国人民对其可信度的怀疑。”[457]
杜勒斯的当面指责既缺乏外交修养，更有失大国风范，与米高扬留有余地的温和的谈话相比，显得非常阴冷。面对杜勒斯如此的无礼、粗鲁和不留情面，米高扬进行了颇有分寸的回击，指出任何一方都能轻易找到对方不信守诺言的大量事实，苏联是现实主义者，明白释放善意的价值。最佳办法是尽量看到对方可信的那一面，然后继续前进。米高扬建议两国从柏林开始建立互信。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现在还不采取积极措施，美苏之间的不信任将会进一步加深。米高扬建议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来监督西柏林协定的执行，验证双方的可信度。米高扬的回答充满了和解与建设性。
米高扬深知此行的重要使命是了解美国的战争意愿并且让美国知道苏联并不想为了西柏林大动干戈，避免出现误判。
米高扬问：美国是否认为苏联要一场战争？杜勒斯说美国没有这样想。杜勒斯反问：苏联是否认为美国要一场战争？米高扬回答：苏联认为美国只是现在不想，从美国在苏联周围建立这么多军事基地来看，不能保证美国未来不会发动。“毕竟那些军事基地不是用来踢足球的。”[458]米高扬的话一针见血。杜勒斯只好悻悻地说，米高扬的话触及西方集体安全的重大问题，以后再找时间讨论这个问题。对如此敏感话题避而不谈，表明美国试图建立自己在冷战中的道德高地的行为失败了，也暴露了美国的战争图谋。由此可见，美国对苏联的遏制行为加深了苏联对美国战争动机的警惕，冷战的爆发和深化与美国的遏制政策密切相关。米高扬在会谈中不卑不亢，反击中不失温和，和解且具有建设性；杜勒斯则咄咄逼人，语多指责，火药味很浓，偏执而傲慢，[459]每一句话都寒气逼人，满脑子的冷战糨糊。
1959年1月10日，为了配合米高扬的访问行动，苏联正式对西方12月31日的照会做出答复。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召见美国临时代办戴维斯，向他转交苏联主张缔结德国和平条约的照会并重申11月27日照会的要点，要求举行会议制定德国最后的和平条约。统一的德国在美、苏的监督下退出军事联盟，实行中立化。[460]苏联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再次主动出击，抛出一个更加重大的议题。
可是，戴维斯给国务院的报告却认为苏联的新倡议纯属炒作。“苏联清楚地知道西方不会同意签署和平条约，苏联现在也无意就德国统一进行谈判。它不过以此倡议为诱饵，引诱西方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激起各国舆论向各自政府施压，从而达到西方与苏联达成妥协的目的。”[461]戴维斯的报告完全符合杜勒斯的口味。
然而，苏联的新倡议却让艾森豪威尔的僵硬立场开始出现了松动。1月13日，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就苏联的新倡议进行电话磋商，艾森豪威尔提出，如果西德同意建立西柏林自由市，他就不再反对。但是杜勒斯指出，如果建立自由市，西柏林的军队就必须撤离该城市，而任何涉及撤军的协定都不是一个好协定。二人都认为西德在撤军问题上的立场比美国更僵硬。[462]因此电话商谈的结果就是维持原状，不对苏联新倡议做出积极答复。艾森豪威尔的松动不仅遭到了杜勒斯的反对，而且遭到了法、德的狙击。对于苏联的新倡议，法国认为西方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不能允许苏联获得干涉西方进出西柏林的权利，这是一个原则问题。[463]阿登纳召见了美国驻德大使表明自己的观点：要维持西柏林现状，美、英、法三国占领军就必须使用武力，如果不这样，美国就将输掉这场比赛。苏联绝对不会冒险发动一场热战，但是如果欧洲对美国诺言和决心的信心动摇，那将是对欧洲和北约的重大打击。[464]来自盟国和杜勒斯的反对使得艾森豪威尔刚出现的松动不得不回到原点。
美国立场没有丝毫改变，软的一手不见效，苏联不得不重新考虑它的策略。1月16日，米高扬在美国与杜勒斯的会谈中再度强硬起来，米高扬表示，如果美国在6个月内与苏联就西柏林达不成协议，苏联将把过境权交给民主德国。西柏林不设防的自由市的地位由大国和联合国共同做出保证，西柏林依然保持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两种社会制度和平相处的实验场，而不再是侵略的温床。[465]米高扬指出，苏美之间立场的差异巨大，苏联的立场是先解决柏林问题，然后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统一的德国按照奥地利的模式成为中立国，不再是北约的成员国，从而有效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使之不再威胁苏联的安全。统一是两个德国的事情，外部势力不应干涉。[466]米高扬进一步指出，自己与阿登纳有过数次会谈，阿登纳虽然意识到自己的统一方案不现实，但是又不愿意接受别的方案，所以宁愿等到联邦德国更加强大时在美国支持下再统一，阿登纳表现出不急于统一的态度。DCER档案表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3月18日与迪芬贝克的会谈中认为，按照1955年西方的主张来统一已经变得不现实，但是，西方又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467]美国的立场则是不赞成单独解决柏林问题，而是一揽子解决柏林和德国以及欧洲安全问题，用自由选举的办法使德国重新统一，统一的德国仍然是北约成员。美国和联邦德国不愿意承认现实，顽固坚持自由选举统一德国的方针，其政策明显不合时宜。
美国迟迟不愿就柏林和德国统一问题的谈判做出决定，英国却开始采取行动促使美国在柏林问题上软化立场。1月23日，英国驻美大使向杜勒斯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的信。劳埃德在信中指出，英国舆论不会仅仅为了维护进入柏林的权利支持使用武力，还向杜勒斯通报了麦克米伦即将访问苏联的决定。[468]劳埃德的信让杜勒斯彻底认识到，英国在柏林危机问题上不赞成使用武力，美、法、德毫不妥协的强硬立场并未得到英国支持。杜勒斯回复说，如果西方在柏林的过境权上做出让步，苏联会得寸进尺，西方的整个权益将严重受损。如果承认民主德国，不仅会加强苏联在东欧的优势地位，而且会让西柏林人丧失信心。[469]杜勒斯和劳埃德的立场尖锐对立。杜勒斯批驳英国的观点：“我不认为（承认过境权转让）对西方世界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损失，对苏联是小小的收获。如果让苏联人认识到我们的强硬，战争的风险会更小……只有显示我们的意志的坚定，和平才能得以维持。”[470]他还在1月29日致阿登纳的信中谈到：在未来的几个月，西方要步调一致，继续保持强硬的立场。[471]这些档案有力地证明，虽然遭到英、加等盟国的反对，杜勒斯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又一次支配了他的思维和决策，其强硬立场没有丝毫改变。
为了打破僵局，苏联进一步施加压力。1959年1月21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民主德国不久将接管过境权，如果西方国家愿意与东德谈判过境权，民主德国就不会实施封锁。强硬派面临艰难抉择，如果他们不愿意与东德谈判，那么要么实施有限空运，要么使用武力确保进入西柏林的权利或者想办法让苏联推迟交出过境权。
西柏林形势急转直下。面对美国的僵硬立场，加拿大政府表现出惊人的稳健，再次与美国逆向而行。加拿大副外长罗伯逊（N.A.Robertson）建议史密斯让北约成员国了解加拿大政府的立场：即便西方不同意以苏联的德国和平条约草案作为谈判的唯一基础，也不要立即拒绝。无论西柏林问题还是德国统一的问题，谈判的大门始终都要敞开。[472]史密斯对罗伯逊的政策建议深以为然。[473]1959年1月23日，史密斯向总理迪芬贝克建议，加拿大“应该尽一切所能避免在检查站问题上爆发冲突，该冲突有可能引发核战争。苏联对柏林和德国问题非常敏感，因为一个统一的德国有可能对苏联进行第三次入侵”。[474]加拿大的立场和英国一样，都是不要使局面失控，尽量劝和促谈。
加拿大政府不希望出现摊牌的局面，认为不管是空运还是武装押运进入柏林都不是理想选择。如果必须做出选择，加拿大仍然希望像1948年那样采取空运的形式表现西方的决心，而不是采取直接的地面冲突。[475]
面对苏联的新攻势，美国打算采取提高军事警戒级别的方式强硬应对，这更是超出了加拿大政府的接受范围。1959年2月27日，前美国驻加拿大大使、时任国务院欧洲司司长的利文斯通·麦钱特（Livingston Merchant）向加拿大驻美大使希尼递交了一份柏林形势的备忘录。第二天，希尼按照指示拜访美国国务院，向麦钱特表达了加拿大政府的担忧。麦钱特解释了美方的立场：如果苏联过境权交给东德，西方与柏林的交通联系就会被强行割断；为了配合外交行动，西方迫不得已将会以一种明确的方式提高军事预备的级别。希尼反问，考虑到苏联已经在西方构建的战略核力量的军事基地包围之下，西方提高军事警戒级别的行动难道不会刺激苏联采取进攻行动吗？希尼还指出，赫鲁晓夫是个非常情绪化的危险人物，（在这种提高军事警戒级别的高压下）他可能会失去理智。[476]希尼就柏林危机表明了加拿大政府的立场，不同意采取如此强硬的措施。
1959年1月25日，米高扬结束访美。米高扬的美国之行虽然没有解除美国对苏联的敌意，但是为美苏双方互相了解对方的意图提供了直接机会。加拿大和英国的坚决反对从西方内部响应了苏联的行动，使美国政府终于同意谈判讨论德国和欧洲安全问题。1月29日，白宫会议决定，将根据事态的发展，在4月中旬提出与苏联进行外长会谈。相关档案表明，白宫会议做出这一决定的目的并不是要真正解决柏林问题，外长会谈实际上是为了修改或者无限期地推迟苏联关于5月27日这个最后期限。[477]但此举确使西柏林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加拿大政府利用自己和美、苏关系都比较好的优势继续在美苏之间展开外交斡旋，推动柏林危机的缓和。而且，加拿大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英国的外交斡旋。1959年3月初，麦克米伦对苏进行了10天访问。赫鲁晓夫告诉麦克米伦，由于美方已经表示同意外长会谈，苏联同意将最后解决期限推迟1～2个月，并宣布：在与一个或两个德国签署和平条约之前不会移交检查站的权利。[478]麦克米伦随即访问德、法和北美，名为通报访苏情况，实为劝说强硬派改变强硬立场。麦克米伦的通报让迪芬贝克更加坚定了和平解决柏林危机的信心，两国在柏林和德国以及欧洲安全问题上达成了高度一致。迪芬贝克对来访的英国首相说，他非常担心美方在如此敏感时刻采取鲁莽的行动，例如部署战略核武器，因为那会使苏联认为西方正在考虑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行动。他特别要求麦克米伦在访美时向美国总统强调加方关于不要刺激苏联的观点。[479]国内外学者一般都注意到了麦克米伦访苏之后对德、法、美的穿梭访问，但是很少注意到麦克米伦在访美之前的访加行程中，加拿大和英国的政策协调行动。
加拿大和英国的坚决反对让强硬派认识到北约内部还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强硬立场很难得到两国的支持，寻求妥协势在必行。4月2～4日，北约再次召开部长理事会讨论柏林问题，继续协调各方立场。代表生病的杜勒斯出席会议的副国务卿赫脱在会上虽然表示要坚持“firm but flexible”（坚定但灵活）的原则并同意举行外长会谈，但同时大谈坚定，声称要像上年处理台湾海峡危机那样迫使苏联后退。赫脱的发言说明他的立场虽然有细微变化，但仍没有脱离杜勒斯的强硬立场。[480]
稳健派在会上的发言表明它们已经部分地接受了苏联的主张，如西柏林非军事化以及联合国参与和监督。加拿大国防部长皮尔克斯指出，1958年11月27日苏联的照会并非以武力挑战西方。虽然西方在西柏林拥有司法权，但是存在明显的政治缺陷。“西方在西柏林的权利源自征服，西方对这些权利的信心随着时间在流失，这些权利的某些内容也在流失。因此，加拿大并不赞成西方在谈判之初就断定西柏林地位的任何变化都对西方不利的立场。鉴于此，加拿大政府主张在维护西方的根本利益的同时更加彰显灵活性。”皮尔克斯指出，加拿大赞成通过谈判达成补充协定或者替换协定，以优化现在的柏林协定。皮尔克斯直接引用迪芬贝克3月19日在加拿大议会上的发言——“联合国或许可以在解决柏林问题时发挥积极作用，这值得进一步认真研究”[481]，表明加拿大政府的立场。加拿大还赞成苏联提出的两个德国加强合作、最后达成统一的间接方案，而不是得到美国支持的联邦德国提出的德国人民通过自由选举而统一的直接方案。在它看来，德国采取间接方案重新统一，欧洲安全也能获得进展。西方应该接受在欧洲进行军备限制或者重新部署的方案。[482]皮尔克斯的发言清晰地表明，加拿大与英国[483]实际上接受了苏联的建议，与美国的观点渐行渐远。这不能不遭到美国等强硬派的反对。与1958年12月17日北约理事会后杜勒斯指责史密斯对苏软弱一样，加拿大的谈判主张被美国和联邦德国视为对苏绥靖。[484]美国副国务卿科勒（Foy D.Kohler）分析了联邦德国和美国一致强硬对苏的深层次原因。从冷战的现实看，联邦德国缺乏自信，不敢单独面对来自东方的讹诈。因此，它不愿意承认民主德国，不愿意与东德达成一个开展接触的机制。从历史角度看，这种自信的缺失又来自它对过去历史特别是纳粹历史的反思。[485]正如科勒所言，美国坚定地选择和西德站在一起，对苏强硬是为了确保西德对美国的支持和忠诚，因为西德的忠诚和政策支持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486]因此对苏强硬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都符合美国的遏制战略。科勒的分析是美国柏林政策的自供状。
由于稳健派在4月初的北约理事会上仍处于少数，会议最后还是采纳了强硬派的主张，但是意见远未统一，所以北约还要继续召开会议协调立场。
西方迟迟不愿意接受谈判，赫鲁晓夫一心要谈判的热情遇到了美国坚硬的冰山。艾森豪威尔政府既怀疑苏联的意图，更不愿承认苏联为取得与美国的战略均势而努力的正当性，担心如果与苏联领导人坐在一起，将削弱美国人民及其盟友抵抗苏联的决心，对对等谈判是否明智持怀疑态度。[487]从美国国内政治看，美国政府对苏外交只要不是以苏联投降为前提，共和党右翼就大吵大嚷，斥之以绥靖、“慕尼黑”或“雅尔塔”。因此，美国政府在德国问题上与苏联举行任何谈判或达成任何妥协都将被打上背叛的标签。与之类似，由于美苏之间的有关谈判可能危及联邦德国的主权或者阿登纳既定的统一目标，阿登纳对任何此类谈判都心存疑惧。法国反对举行美苏首脑会晤，担心美国会做出损害法国国家利益的让步。[488]在与苏联的有关德国和柏林的谈判上，北约盟国的意见并不一致。[489]为了不招致巴黎和波恩的反对，也不去蹚国内政治的浑水，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发出的信号不予理睬。美国政府前怕狼后怕虎，召开了包括北约理事会议在内的几次盟国会议，还是没有找到一个既使其主要盟国感到满意又能安抚其国内极右势力的方案。因此对它而言，与苏联谈判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
就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举棋不定之时，苏联却不断地加大宣传攻势。杜勒斯认识到拖延下去只会对美国越发不利。而且，一味地拒绝不仅不能使苏联接受西方的条件，还会使苏联失去耐心，使柏林危机升级的危险增大，因此应该毫不拖延地把苏联拉回谈判桌边。[490]而且如果完全不顾及加拿大和英国的立场，更可能使北约内部已经出现的裂痕加大，这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极其危险。美国政府内对苏最强硬的人物的立场转变带来了柏林危机转折的契机，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接受加拿大和英国的立场，决心与苏联进行谈判以缓解紧张局势。但是，这种外柔内刚的立场没有改变美国遏制政策的实质。美国和联邦德国最终接受加拿大和英国比较理性的声音，与苏联展开了马拉松式的会谈，虽然没有取得积极成果，但是通过谈判软化了赫鲁晓夫好斗的立场，达到了缓和柏林紧张局势的目的。只要美国软化立场同意进行谈判，加拿大和英国也就实现了它们的政策目标。
就在美国政府改变强硬立场准备谈判之际，史密斯和杜勒斯分别于1959年3月和4月病逝，接替两国外长一职的分别是霍华德·格林和克里斯琴·A.赫脱（Christian A.Herter）。赫脱尽管在大多数政策上紧随杜勒斯，但是没有反共斗士杜勒斯的羁绊，他在柏林政策上更愿意展现灵活性。[491]赫脱的立场显然比杜勒斯更温和，美国的立场开始向加方转移。[492]1959年7月，接替病逝的史密斯出任外长的格林在柏林政策上萧规曹随。格林一方面表示“坚定支持苏联的通过谈判解决柏林问题的倡议”，鼓励西方考虑苏联的安全关切并对西方在西柏林的地位做出局部修改；另一方面又表示支持“西方的原则立场，任何危及西柏林的安全或者西柏林人民的自由或者可能阻止德国未来统一的协定都是不可接受的”。[493]格林认为，只要双方能在柏林问题上做出让步，那就意味着为解决其他广泛问题开辟了道路。[494]格林认为对话总比对抗好，希望东西方通过谈判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为世界局势的进一步缓和开辟新的道路。外交上的人事变动给两国的柏林政策重新吻合带来了契机。
可是，美苏首脑对会议任务的设定注定了日内瓦外长会议将无果而终。赫鲁晓夫在会议开始之前在莫斯科会见麦克米伦时警告说，“外长都是办事人员，只有高层才能和高层对话”，外长会议不过是为四国首脑会议做准备，最终决定要靠首脑拍板，不要对外长会议抱太大希望。[495]而美国则坚持认为，如果外长会议不能取得积极成果，即使举行首脑会晤也没有太大意义。[496]苏美对外长会议和首脑会议赋予不同的功能和任务，使苏美谈判充满了严重困难。但是，加拿大坚持认为，如果外长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而完全破裂，苏联有可能把柏林移交东德，因而可能加深危机；如果不进行首脑会谈的尝试就与苏联摊牌，太不理性。[497]显然，加拿大的政策目标与美国的政策目标存在较大差异，比较接近苏联的政策目标。1959年7月9日，格林在议会就四国外长会议答辩时表明了加拿大对首脑会晤的立场：“加拿大政府希望尽早举行首脑会议逐步解决一些国际棘手问题。”[498]美国政府终于认识到，加拿大政府如此强烈地主张举行首脑会晤的动因有两点，一是加拿大政府面临国内民众要求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强大压力，二是首脑会晤确实可以起到以拖待变的作用。[499]
加拿大外长在接待7月12日来访的赫脱时，继续坚持上述立场。迪芬贝克还一再表示愿意举办首脑会议。在野党领袖、前外长皮尔逊也认为，应该结束外长会议，尽早举行首脑会晤，只有这样才能让彼此了解对方的观点。加拿大的舆论也批评“艾森豪威尔总统主张在外长会议取得成果后再举行元首会谈是不现实的”。[500]主张通过谈判缓和柏林危机成了加拿大朝野的共识。
杜勒斯离世也给艾森豪威尔带来了改变柏林政策的契机。1959年8月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赫鲁晓夫将于秋季访问美国。尽管是万众期待，可是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还是让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没有想到美国政策的转变来得如此之快。美国欢迎赫鲁晓夫来访标志着美国对柏林政策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这与它此前一贯的强硬立场截然相反。加拿大舆论对美国的新立场非常欢迎并且期待赫鲁晓夫能够顺访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回应人民的要求，通过外交渠道询问苏方是否接受邀请，得到的回答是赫鲁晓夫的北美行程已满。加拿大人民的期待落空，非常失望。《蒙特利尔之星》为此发文安慰加拿大民众：“如果仅仅为了几句寒暄，有必要在赫鲁晓夫的行程里塞进短暂的渥太华访问吗？”[501]
可是，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函却使阿登纳很恼火。为了安抚阿登纳，并减少来自强硬派的阻力，艾森豪威尔决定访问欧洲。苏联领导人也配合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采取了新的外交行动。8月24日，苏联驻波恩大使向阿登纳转交了一封赫鲁晓夫的秘密信件，[502]赫鲁晓夫在其中指出，虽然西德千方百计阻挠解决西柏林问题，但它实际上没有任何权利可以干涉西柏林问题。只要没有与德国缔结和平条约，只要占领状况继续存在，就非常容易导致灾难性的事件。这就要求（西德）接受现实。缔结和平条约将使德国统一变得切实可行，如果阿登纳希望统一，那就必须改变现行政策。赫鲁晓夫然后指出，德国统一只能是两个德国的事情，不能受到外来干涉。赫鲁晓夫对即将举行的苏美元首会晤给予厚望：“我们也许处于两大集团之间关系的历史转折点，走向缓和，确保所有国家和平相处。”[503]赫鲁晓夫非常清楚柏林问题解决的障碍来自何方，所以亲自写信做阿登纳的思想工作。赫鲁晓夫的信在艾森豪威尔到访德国的前一天发表，阿登纳认为，其用意在于影响联邦德国舆论，促使艾森豪威尔和阿登纳进一步认清德国分裂的现实。[504]
8月27日下午3时，艾森豪威尔与阿登纳进行了第二次私下会晤，他小心地询问阿登纳：“增加同民主德国的接触在政治上和实践上是否可行？与总理的总政策是否和谐一致？……我们知道，（西德）不愿意承认苏占区（东德），认为政治上的损失难以承受，民众也会认为是向敌人投降，但是，如果承认能够成功地唤醒两个德国的人民，未尝不是当下处理德国问题的新途径。”[505]艾森豪威尔委婉地提出希望阿登纳改变对东德政策。艾森豪威尔的西德之行说明美国已经出现了外交新思维，僵化的政策明显松动。
这种松动在艾森豪威尔对其安全顾问格雷的谈话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格雷回忆道：“我们必须记得柏林是一种不正常状况；我们必须正视它，接受它，而且它是由于我们的领袖罗斯福和丘吉尔的错误铸成的。然而，他（指艾森豪威尔——引者）觉得应该有办法可以建立一个隶属于西德的某种自由城市，它除了警力外不具备武装地位。为此可能需要联合国出面保证该城市的自由、平安与安全，而且他重申时间已经到来，或许我们即将撤出驻军。”[506]这是艾森豪威尔在10月1日对格雷描述的他认为走出危机的正确道路，实际上表明他已经接受了苏方的立场。
戴维营会晤的主要成果就是缓和了紧张局势，使柏林问题得以继续拖下去。艾森豪威尔同意召开四国峰会，但是表示要先和盟国咨商。戴高乐则开出参会条件：除非赫鲁晓夫先到巴黎进行国事访问，否则他将拒绝接受这次峰会的请帖。由于这些前提条件，峰会能召开的最早时间是1960年5月。然而，就在距峰会两星期之时，美国一架U-2间谍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5月20日，北约在巴黎召开会议协调U-2事件的立场，与会代表大多出于意识形态和冷战战略的需要，对侵犯苏联主权、破坏高峰会议的U-2事件没有提出丝毫批评，反而为之叫好。但是加拿大在北约会议上却旗帜鲜明地提出：核禁试谈判和裁军会议应继续，不能受该事件的影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在未来适当时候举行峰会的建议应予以重视。[507]这种要求缓和与谈判的理性声音在这次会议上显得弥足珍贵。但四国峰会仍因U-2事件被迫取消。
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总统就职，此时距赫鲁晓夫发出第一道最后通牒已经将近三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苏联威胁的可信度越来越低，整体危机感也降低不少。可是就在柏林问题似乎平静下来之时，发生了古巴“猪湾事件”，肯尼迪和美国的声誉受到沉重打击。赫鲁晓夫由此认定肯尼迪软弱无能，对苏联来说，解决柏林问题的机会再次降临，遂在1961年6月初维也纳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议中，再次声言限期6个月解决柏林悬案。赫鲁晓夫再次撕扯“西方的睾丸”， [508]除了戏弄西方，实际上很难获得多大效果。但是，它再次刺痛了西方的神经，也成为整个冷战最紧张的一段时期。1961年8月13日，苏联和民主德国环绕西柏林建起铁丝网和水泥围墙，把西柏林与民主德国隔离开来，堵住了东德人出逃西柏林的漏洞，却因此暴露了它们经济落后、吸引力减弱的本质。西方面对柏林墙也无可奈何，并没有如先前所宣誓的那样以武力对抗苏联的任何挑衅行为。柏林墙揭示了东西方对峙、隔离、冷漠的实质，从此成为冷战的标志。1961年10月17日，赫鲁晓夫宣布取消签订和约的最后期限，第二次柏林危机基本结束。
第二节 加美对古巴导弹危机的不同反应
1962年秋，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向全球发出警告，声称在古巴发现了苏联正在修建的导弹基地，人类极有可能面临一场核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使得加美已有裂隙的关系更加紧张。对于肯尼迪和迪芬贝克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的表现和政策目标，西方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肯尼迪太想洗刷“猪湾事件”带来的耻辱，扫除正在盛行的他已经在越南和柏林被赫鲁晓夫牵着鼻子走的流言，太想向世界证明：在人类陷于热核战争的边缘时，他能够带领世界走出危机，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是西方世界勇于担当的领袖。而迪芬贝克太专注于自身的形象，太专注于向世界表明加拿大不是美国主人的应声虫、美帝国的卫星国。[509]作为各自国家利益的主要维护者，由于二人对国际安全形势和世界和平的不同看法和追求以及对各自国家安全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二人的安全政策出现不一致是很正常的。
北美大陆的防御体系并非无懈可击。由于美国和加拿大偏重于北美大陆北部[510]的防御建设，忽视了北美大陆南部的防御体系的建设，结果让苏联看出了北美防御体系的漏洞。古巴导弹危机恰恰证明美国和加拿大努力构建的北美大陆防御体系存在防御软肋。1962年夏季，苏联把进攻性核武器运进古巴，急剧改变了北美的安全形势，从而引发了一场核危机。苏联的核威胁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运进古巴的进攻性核武器如此临近北美，以至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和加拿大里贾纳[511]以东的城市都在其打击范围之内，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惕和担忧。而且，苏联这种暗度陈仓的方式不免让人担心它可能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对北美发动势必引起全面核战争的突然袭击。
加美如何应对北美这种新的安全形势很重要，因为它将考验北美空防机制的反应能力以及两国安全关系的牢固程度。美国发现古巴正在秘密建设的导弹基地设施之后，有两种选择。选择一，如果它想让北美空防正常发挥作用，肯尼迪政府就应该在10月14日U-2侦察机发现这一秘密的当天告知加拿大并立即与之磋商。因为北美空防当初加强大陆共同防御的设计就是为了应对当下这种局面。选择二，如果它认为美国能够单独应付这种局面，那么北美空防要么听从美国指挥，要么置身事外。第二种选择凸显了大陆等级结构中加美两国军事实力严重失衡的真相，而且，一旦选择第二种选项，将对两国安全关系产生严重的影响。结果，肯尼迪政府采取的政策综合了两种选择，向加拿大政府通告古巴导弹危机的真相但不是第一时间，希望得到加拿大的支持却要加拿大听从统一指挥。
从迪芬贝克政府的角度来看，加拿大面临古巴导弹危机的真实威胁，把它的军队交给美国来指挥是它唯一现实的选择。可是，迪芬贝克考虑到国家主权的独立，很不情愿走这条路。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寻求在这场危机中让加拿大担任一个特殊的角色，实属正常。尽管很不情愿接受美国的领导，但是事实是，他在3天之内做出了3个决定，即：（1）继续保持与古巴关系，（2）暂时不提高警戒级别，（3）通过联合国实施现场检查。之后，最终还是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指挥。3天3个决定表明他不想受到美国大陆霸权的影响。在是否提高全国的警戒级别的问题上，迪芬贝克长时间与美国相悖，正因为加拿大的不配合，大陆潜在的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了，加美关系也实质性地恶化了。
传统的解释强调，迪芬贝克的优柔寡断、他和肯尼迪之间的相互厌恶导致在西方盟国本应团结一致的危急时刻，加美关系走上了一条错误道路。[512]笔者认为，这些因素是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加美之间一连串事件的直接原因，但不是两国行为乖张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在世界无政府结构和北美大陆的霸权结构这两种不同结构错位作用的结果。在第一种结构下，加拿大要主动追求国家主权独立；在第二种结构下，它又不得不服从美国的领导。肯尼迪习惯于用第二种结构来思考和理解加美关系，较少考虑加拿大追求独立的政策偏好；而迪芬贝克因为瞧不起肯尼迪的年轻莽撞而较多地从第一种结构去考虑加拿大的政策立场。当然，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北美大陆的霸权结构，加拿大在与美国激烈地冲撞之后，还是要回到美国确定的轨道上来。
一 加美对古巴革命的不同反应
1959年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古巴人民推翻了腐朽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取得了古巴革命的成功。这场革命震惊了全世界，美国和加拿大立即在外交上承认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可是，不到一年，古巴新政权很快转向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古巴迅速进行经济国有化改造的过程中，很多外国商人（主要是美国商人）在被剥夺财产之后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古巴。这对美国在古巴的长期存在和影响是一次沉重打击，美古关系随之恶化。1960年5月，赫鲁晓夫宣布，美国若入侵古巴，苏联将支持古巴。赫鲁晓夫的宣言使得古巴一下子成为冷战的热点地区。1960年10月，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全面贸易禁运，进一步强化了古巴在冷战中的地位。
尽管美国对古巴的政策越来越严厉，加拿大却仍然保持与古巴的全面关系，并且以加拿大作为一个贸易大国需要广泛的贸易市场为由，反对美国的禁运政策。加拿大的独立外交政策赢得了古巴政府和古巴人民的赞赏。据加拿大驻古巴大使回忆，“古巴政府宣称，加拿大的声明和行动表明它没有执行一种干涉古巴的政策”。[513]古巴的媒体也对加拿大的立场进行了大量的报道，赞扬迪芬贝克的对古政策“给外界的印象似乎是勇敢的加拿大人正在抵抗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压迫”。[514]加拿大政府甚至欢迎古巴代表团参加1960年秋季举行的出口贸易展销会。加方此举招致了美国舆论的批评，然而，美国官方却保持沉默，避免批评加拿大政府，因为它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加拿大驻古巴的大使馆搜集情报。[515]
1961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支持古巴流亡者偷袭古巴海湾以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刚刚就职3个月的肯尼迪总统批准了这一行动。但是，“猪湾入侵”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加拿大和全世界都认为“猪湾事件”是年轻、冒失的肯尼迪干的最愚蠢的一件事。这一认知甚至影响到迪芬贝克在古巴危机时对肯尼迪是否能保持冷静、应对危机的判断。
“猪湾事件”不仅巩固了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而且把卡斯特罗政权更深地推向了苏联的怀抱。尽管与美国的古巴政策背道而驰，然而，为了迎接5月的肯尼迪来访，迪芬贝克不仅避免在公开场合批评这一事件，而且还不惜冒很大的政治风险有意取悦肯尼迪和美国公众。在众议院接受质询时，他不仅压制了议会要求发表谴责中情局和肯尼迪不负责任的声明，并且一改初衷，公开谴责“古巴是国际共产主义威胁西半球安全的桥头堡，加拿大对这种危险不能无动于衷”。[516]考虑到加拿大民众普遍认为美国执行了错误的对古巴的政策，他的此番讲话明显违背民意，也没有照顾到外长霍华德·格林的立场。
格林认为加拿大可以在美古冲突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就在肯尼迪访加的前三天，格林仍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坚持己见，认为“古巴越是受到打压越会加强对苏联集团的依赖。加拿大确实比美国离古巴远，正因如此，我们更容易做到客观（看待他们的争执），我们希望形势缓和下来后解决这一问题”。[517]
美国对加拿大希望充当和事老、谋取国家利益的做法深表不满，对格林的立场提出了严肃批评。格林被迫收回自己的主张。迪芬贝克赶紧为格林的立场消毒，他告诉来访的肯尼迪，加方“无意扮演调和者，……有些媒体毫无根据地报道这一立场”。[518]
尽管加拿大采取了一些缓和两国关系的措施，迪芬贝克和肯尼迪之间的关系还是恶化了。在肯尼迪访加期间，副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瓦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拟定的一份题为“我们在加拿大之行中要得到的”备忘录被很粗心地落在了加拿大内阁会议室。迪芬贝克得到了这份文件并且由此知晓肯尼迪想利用这次访问强行达到一些目标，包括：迫使（push）加拿大尽快加入美洲国家组织（OAS）；迫使加拿大加强外援（特别是对印度）的力度；迫使加拿大在日内瓦支持美国提出的对越南和老挝边界实行积极有效的管控的立场。[519]迪芬贝克对这份文件中“push”一词反复出现非常恼火，认为它反映了美国蛮横、粗鲁的做派，是对加拿大的不尊重。按照外交惯例，他应该立即把它交给美国人，可是他秘而不宣，并没有交给美方。后来，他利用这份文件作为引线在1963年加拿大大选活动中点燃了加拿大民众厌恶和反对肯尼迪及其政府的烈火。
尽管这份文件反映了肯尼迪意欲推动加拿大在这些久拖未决的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可是，美国官员却明白加拿大不可能会在对古巴的全面禁运上随美国起舞，而且“美国公众对任何显示美国有权控制附属国的行动都非常敏感”。[520]然而，这些认识并不妨碍肯尼迪和他的团队推动美国媒体去谴责加拿大正在利用美国的禁运政策谋求利益。
1961年春天到1962年10月中旬，古巴问题退居其次，加美主要讨论了两国在加拿大的雷达建设问题。加拿大和其他西方盟国一样，都认为美国对古巴问题反应过度，小题大做。[521]大多数盟国都认为冷战的下一个热点是柏林。[522]可是，美国仍然把古巴当重点。共和党的议员大选委员会在古巴导弹危机前的几个月就宣布，“1962年中期选举的主题是古巴问题”。[523]
为了应对共和党的挑战，1962年9月、10月，肯尼迪多次就对古政策发表演讲，声称他的政府不会对7月下旬以来苏联开始向古巴运进武器和军事人员的行动做出反应。可是，美国国会中仍然出现了要求全面入侵古巴的强烈声音。9月13日，肯尼迪宣布，如果有证据表明苏联与古巴合作试图在古巴配置进攻性武器，他的政府将采取行动。而高空侦察机的情报证明，古巴的武器一直严格限定在防御性质内。
可是，10月15日，一架U-2飞机拍摄的照片清楚显示古巴正在建设三套射程为1000英里的中程导弹的发射装置。[524]紧接着，又发现了两套射程为2000英里的洲际导弹的发射装置。这些惊人发现前的两天即10月13日，苏联大使阿那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说他的政府不会把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赫鲁晓夫本人也向肯尼迪保证，“经过最直接的个人交流，他理解总统正在遇到的政治麻烦，他不会利用它来做文章”。[525]U-2飞机拍摄的照片证明这一切都是谎言，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正在合作采取重大行动，打破冷战平衡。
二 加美对古巴导弹危机的不同反应
既然已经做出了那么强硬的政策宣誓，肯尼迪不可能容忍古巴存在进攻性核导弹。他立即召集最核心的15名内阁幕僚开会讨论应对之策，简称执行委员会。10月16～24日，执行委员会讨论了如下程度从低到高的6个方案：（1）不予理睬；（2）通过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向赫鲁晓夫施压；（3）让卡斯特罗在国家毁灭和与苏联分手之间选择；（4）封锁古巴；（5）空袭正在建设的导弹基地；（6）入侵古巴。[526]
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建议，可以利用加拿大驻古巴大使秘密地执行（3）选项的任务。10月16日，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要求腊斯克在评估上述6个选项时倾向于第一个选项。腊斯克思考再三之后说：“我还是认为应该考虑让加拿大驻古巴大使或者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向卡斯特罗传话比较稳妥，也许加拿大大使最适合与卡斯特罗私下接触，告诉他苏联不再支持古巴，古巴正在被苏联牺牲掉，苏联正在为古巴的灭亡或者背叛做准备。大家知道《纽约时报》昨天的文章指出，苏联高级官员说‘我们要拿古巴交换柏林’。这应该可以引起卡斯特罗的注意。”[527]加拿大大使布莱尔·西伯恩（Blair Seaborn）曾经承担信使角色。
肯尼迪严肃地警告执行委员会成员不得泄露任何与美国已经知晓古巴导弹有关的消息。直到执行委员会做出第一个决定前，北约盟国一直蒙在鼓里。10月18日，肯尼迪甚至在接见苏联外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大使两个小时的时间里，硬是没有透露丝毫信息。而葛罗米柯还不断地撒谎，虚伪地保证古巴的武器只有防御功能。
接见葛罗米柯之后两天，10月20日，肯尼迪决定采取封锁古巴的建议，肯尼迪政府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把这一行动决定知会各盟国，获得它们对隔离政策的支持。美国很快在西方和美洲刮起了一阵外交旋风，英、法、德等西方各国迅速表态支持美国的政策，美洲国家组织随后也援引《美洲国家组织宪章》支持美国即将在10月24日上午10时生效的隔离措施。
加拿大也卷入了这场外交旋涡。就在10月22日肯尼迪即将发表轰动世界的电视讲话前两个小时，迪芬贝克、外长格林和防长道格拉斯·哈克尼斯（Douglas Harkness）接见了美国总统特使以及前驻加大使利文斯通·麦钱特。手握U-2照片铁的证据，麦钱特向迪芬贝克转交了肯尼迪的私人信件并通报了古巴导弹事件的最新进展。在信中，肯尼迪向迪芬贝克说明，他准备在联合国提交要求苏联撤出导弹的决议案并且要求迪芬贝克下令让加拿大“在联合国的代表积极地与我们合作，支持上述决议案”。[528]很明显，肯尼迪在寻求加拿大对他处理危机的全面支持。
接着，麦钱特宣读了肯尼迪打算在当天晚上发表的声明。迪芬贝克打断麦钱特，表示他不同意声明中对葛罗米柯的定性。结果，这段文字在当晚肯尼迪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表面上看似乎是出于对加拿大政府意见的尊重，实际是由于时间的局限被删掉了。也许是出于反击当时流行的加拿大政府一直对有关北美大陆安全至关重要的事件一无所知的舆论，麦钱特请求加拿大在联合国采取特别行动。迪芬贝克对肯尼迪准备发表的讲话稿大加赞扬，让麦钱特误以为他得到了渥太华对肯尼迪计划的全面支持。其实，他有所不知，迪芬贝克24小时之前就得知了危机发生的消息。迪芬贝克显然认为麦钱特的来访只是通报情况，而不是政治磋商。根据1958～1960年两国间达成的北美空防协定的精神，迪芬贝克显然认为，这么重大的事情，加美政府间的磋商是免不了的。[529]美国政府并没有吸取天鹰事件的教训，仍然对加拿大政府采取了不尊重的傲慢态度，这让迪芬贝克受不了。
两个小时之后，肯尼迪通过电视发表了震惊美国和世界的总统声明：“众所周知，在一个与美国和西半球有着特殊意义和历史关系的地区偷偷地、迅雷不及掩耳地、有违常理地部署共产主义国家的导弹，违背了苏联的承诺，也违反了美国和西半球的政策。这一在苏联之外首次部署战略武器的莽撞的臭名昭著的决定是精心设计的挑衅，试图改变现状，如果朋友和敌人还相信我们的决心和承诺的话，（应该知道）我们绝不会接受这种改变。”[530]肯尼迪还宣布隔离古巴、加强对古巴的监视，威胁如果导弹设施继续修建，他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要求苏联撤出导弹并且警告说，这些导弹不管针对西半球的哪个国家都会被认为是针对美国，“美国将采取一切报复手段回击苏联”。[531]
在收看肯尼迪的讲话直播后，反对党自由党的领导人莱斯特·B.皮尔逊（Lester B.Pearson）立即与迪芬贝克通电话，要求召开议会讨论紧张的形势。尽管已经答应美国人，到第二天才对形势发表评论，迪芬贝克还是勉强同意了皮尔逊的请求。在当天晚上的议会会议上，迪芬贝克发表讲话，既没有提及当天麦钱特的访问，也没有暗示他已经看到了U-2拍摄的照片，只是要求人民面对危机保持平静，接着建议由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八个不结盟国家核实这些导弹的存在与否。[532]“此刻，这是我唯一的建议，它将对古巴发生的一切给我们提供客观的答案。一周前，苏联说他们在古巴的活动完全属于防御性质，苏联的机械师、专家们仅仅是为了防御目的在古巴工作，至于这些进攻性武器，世界获得真相唯一可靠的方式就是进行独立核查。”[533]
迪芬贝克不赞同肯尼迪的行动计划，皮尔逊也不赞同，他同意迪芬贝克的立场：“正如总理所说，我认为让国际组织介入调查证实正在发生的一切是重要的。”[534]右翼的社会信用党（SCP）和左翼的新民主党（NDP）都对联合国介入表示赞成。来自温哥华的NDP的领导人表示，应该记住的一点是，“15年来，西方一直在围绕苏联建立导弹和空军基地……我们刚刚才从美国那里听说苏联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了它”。[535]这是对美国只许自己放火、不许他人点灯的霸权行径的委婉批评。社会信用党领导人说，这（迪芬贝克采取让联合国介入调查的政策）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碰巧是迪芬贝克坐在总理的位置上，我们4个党的领导人若是总理，都会选择联合国而不是美国。[536]这表明加拿大四大政党的立场一致，在关乎国家主权的问题上都不愿意放弃自主权。
可是，迪芬贝克在众议院的表态把肯尼迪吓坏了。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告诉多尔顿·坎普（Dalton Camp），总统简直不相信“全世界唯一给他添堵的会是加拿大”。[537]
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之后，立即把部队的警戒级别提高到DEFCON Ⅲ的水平。[538]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北美空防司令要求加拿大空军（RCAF）也把警戒级别提高到同样的级别。加拿大国防部长哈克尼斯和军队高官大都认为应该同意美国的请求，但是，他们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有权批准。因为根据加拿大《战争法》旧制，总理有批准权，而根据尚未得到内阁批准的新《战争法》，防长享有提高军事警戒级别的批准权。于是，哈克尼斯当晚请示迪芬贝克，后者却拒绝批准美方的请求，坚持要到第二天上午的内阁会议才能做出决定。[539]当晚，格林宣布加拿大领空对苏联飞机关闭。[540]后来，迪芬贝克政府以此来表明它在危机期间采取了合作立场。
10月23日上午，加拿大内阁召开会议，大多数部长赞成提高警戒级别并且希望不要在内阁开会讨论，立即执行。然而，内阁辩论还是进行了，迪芬贝克指出，肯尼迪是为了报复他在一年前猪湾事件中遭受的羞辱才采取这种不惜爆发核战的方式对抗，他对于加拿大的命运竟然由别国总统来决定这种状况很是懊恼。[541]迪芬贝克的发言影响了辩论的结果，大多数内阁成员转而支持迪芬贝克和格林暂不做出提高警戒级别的决定的立场。这是一个无法让美国人接受的决定，一方面显示了西方的不团结，另一方面也会使美国的隔离措施失去部分效能。尽管十分不情愿，当天下午，肯尼迪还是不得不亲自打电话给迪芬贝克，请求加拿大：（1）在联合国支持隔离措施；（2）在大陆防御上给予更多的合作；（3）授权北美空防辖下的加拿大军队把警戒级别提高到与美国同样的级别。这种请求（request）更像是在要求（demand），迪芬贝克对肯尼迪这种下命令的语气很不高兴，以缺乏沟通为由拒绝了肯尼迪的请求。[542]肯尼迪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肯尼迪被加拿大政府的决定狠狠地羞辱了一把，[543]对迪芬贝克的厌恶和愤怒也加深了。[544]
麦钱特访问渥太华之时，美国国务院给麦钱特的任务指令里包含了军事警戒的内容，可是麦钱特并没有告诉迪芬贝克，美国政府很快就会发出要求加方提高军事警戒的请求，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实际上没有事先与加拿大政府磋商。根据北美空防协定，这确实是个问题，迪芬贝克的拒绝是合理的。1957年，迪芬贝克政府同意与美国建立北美空防联合司令部是为了更好地防御北美大陆，它通过把两国的防御和预警能力结合的方式防止苏联对北美大陆发动突然袭击。关于警戒级别，北美空防协定明文规定，两国首脑互相协商后再采取共同行动。可是肯尼迪认为加拿大服从安排、提高军事警戒是自然之事，根本没想到这已经违反北美空防协定。加美安全关系出现裂痕在于肯尼迪和执行委员会认为加拿大服从指挥、提高警戒级别是大陆防御的必然要求，而迪芬贝克认为美方没有遵循北美空防协定的磋商原则，更讨厌任何自动接受美国指令的想法。
哈克尼斯明白总理关心的是过程不是结果，在迪芬贝克周一晚上拒绝授权后，他仍在当晚就向加拿大空防部队发布了提高军事警戒级别的命令。加拿大各部队很快就执行了哈克尼斯的命令，与美军配合，实行封锁。所有这一切就发生在迪芬贝克和内阁辩论是否应该正式提高警戒级别之时。哈克尼斯的擅自行动揭示了加拿大宪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加拿大文官政府控制军队、军队的效忠对象到底是自己的政府还是美国政府。这一行动无疑表明加拿大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失败了。
加拿大内阁花了两天时间辩论军事警戒级别的问题。哈克尼斯不得不在内阁会议上回答他的政治对手提出的问题。当有人问加拿大海军是否在封锁中承担了任务时，他做出了否定的回答。当有人问到加拿大是否把警戒级别提高到与美国同样的水平时，他又回答“没有”。有人问政府是否有承担北美空防的义务时，他的回答还是“没有”。[545]哈克尼斯明显欺骗了迪芬贝克和他的内阁同事。奇怪的是，他对迪芬贝克的欺骗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影响，他既没有被解职也没有受到有罪指控。然而，这件事却表明内阁在安全政策上存在严重的分裂，这种分裂后来导致哈克尼斯因加拿大获取核武器问题辞职以及迪芬贝克政府的倒台。
格林则努力地控制政府对危机的反应和它扮演的角色的力度。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BC）采访时没有表现出任何对美国隔离政策的支持，相反，他强调对形势的独立观点，要求让联合国发挥作用。当有记者问这场危机是否对加拿大的北美空防义务产生影响时，格林回答“目前没有”。[546]他可能认为让加拿大政府在这场危机中避免全面支持美国政府可以捞取政治好处，但是他错了。一些年轻的保守党员在看了CBC播出的采访节目后，拍电报给总理说政府的反应简直是稀里糊涂。[547]他们要求支持肯尼迪总统。戈登·丘吉尔[548]（Gordon Churchill）后来评价说，格林那天在电视采访中的表现是迪芬贝克时期破坏性最大的事件之一。[549]
尽管格林在采访中故意降低这场危机的危险程度，可是，隔离却不受任何影响地照常执行了，而且，美国将军托马斯·鲍尔（Thomas Power）还把警戒级别提高到DEFCON Ⅱ，这就意味着美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危机达到了沸点。赫鲁晓夫威胁要击沉实施隔离的舰只（这意味着正在执行任务的加拿大海军舰船随时有可能被击沉），并且宣称美国要习惯于苏联导弹在古巴的存在。但苏联的舰只仍在隔离之后撤退了。封锁的成功不过表明古巴不会再增加导弹的数量，并没办法让苏联撤出那些已建和在建的导弹设施。1962年10月24日，美苏对抗以苏联首先让步而结束。
10月25日（周四）下午，迪芬贝克终于在议会宣布加拿大正式提高警戒级别。[550]这是“加拿大在联合国找不到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之后的决定”。迪芬贝克说：“我们早已把空防的警戒级别提高到和美方一样的级别。”[551]尽管哈克尼斯在周一晚上已经下令提高警戒级别，而且，迪芬贝克在周三又多此一举地授权哈克尼斯秘密提高了警戒级别。[552]但他在议会接受质询时不敢公开承认此事。迪芬贝克此时宣布警戒级别显然不能打动肯尼迪和美国民众了。
在周四的议会发言时，迪芬贝克拒绝了一些人提出的美国实行隔离措施属于非法行动的观点，声称这些观点毫无新意、于事无补。[553]他终于松口开始谴责苏联的行为太过火，扰乱了世界的平衡，并且宣称他的政府要“在此关键时刻支持美国和我们的其他盟国”。[554]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自肯尼迪10月22日电视讲话以来加拿大政府第一次正式表态支持美国的行动，尽管这种支持是半心半意的。迪芬贝克在他1200字的发言中，仅仅提到了两次肯尼迪。而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同一天在议会的发言用钦佩的语气提到肯尼迪和他的政府12次之多，[555]显示出同盟的团结和坚定。与之相反，迪芬贝克对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却大加赞扬，说他“果敢地承担了联合国行政首脑的责任，迅速地行动起来，他的保持冷静、停止行动的建议为世界各国寻找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赢得了时间”。[556]
虽然迪芬贝克在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转折之后马后炮似地支持美国的隔离政策，并且提高了军事警戒的级别，谴责赫鲁晓夫破坏了冷战的平衡，但是他再次拒绝附和肯尼迪要求苏联拆除在古巴的导弹的立场，相反，他支持联合国的倡议，虽然该倡议极有可能会造成古巴拥有更多的武器。10月25日上午，《环球邮报》赞扬迪芬贝克的发言，称其沉着冷静地应对危机，当今世界罕有其匹。[557]然而，迪芬贝克依据矛盾的政策而采取的矛盾的行动，最终导致他的政府的下台。
周五（10月26日）早上，一封赫鲁晓夫的信被递交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赫鲁晓夫建议，如果美国保证不再入侵古巴，苏联就同意拆除在古巴的导弹。但第二天早晨，赫鲁晓夫又反悔了，他声称，只有美国撤出在土耳其的导弹，他才会同意拆除在古巴的导弹，虽然实际上土耳其的那些导弹早已经过时无用了。当天上午，苏联还用地对空导弹打下了一架在古巴东部侦察飞行的美国U-2飞机，一名飞行员丧生。肯尼迪拒绝了从土耳其撤出导弹的要求，但是同意保证不再入侵古巴，前提是苏联撤出在古巴的导弹。美苏这种对峙让格林非常担心。
三个月后，他在众议院做证时坦承：“我认为……拂晓来临之前，渥太华、蒙特利尔、多伦多、还有我的家乡温哥华可能已经被毁灭了。”[558]格林以为当天晚上就会爆发全面的核战争。而在前几天内阁辩论是否要提高警戒级别时，他还支持迪芬贝克认为加拿大军队不应该用来保卫美国。在接受CBC采访时，他还竭力地劝说加拿大民众不要跟着一起头脑发热，不要恐慌。[559]
到了周日（10月28日）上午，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终于达成了协议。肯尼迪公开同意做出保证不再入侵古巴，并私下把导弹从土耳其撤除。作为交换，赫鲁晓夫撤出在古巴的导弹。
当天晚上，迪芬贝克立即向外界吹嘘他是如何与西方盟国全面合作并且促成了危机的成功解决的。[560]一周后，他又继续改写历史，对多伦多的民众吹嘘说：“我们对古巴的形势和苏联的导弹基地的立场始终如一，我们坚定地支持美国。”[561]在12月举行的北约会议上，格林赞扬了美国的政策并且肯定地指出，加拿大在危机期间自始至终地支持美国。[562]迪芬贝克和格林的这些言论主要是为了愈合古巴危机所造成的加拿大民众的伤口。加拿大和西方世界的其他国家都把肯尼迪当成了那个时代的英雄，相较而言，迪芬贝克在危机期间的表现就差强人意了。
尽管他一直申辩加拿大作为美国的盟国在危机期间已经竭尽全力，可是到了1963年1月，迪芬贝克还是不得不出面解释他延迟提高预警级别的原因，他辩解说，美国知会太迟而且美国提供的情报太少。[563]一年之后，格林给出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加拿大在危机中扮演温和派的角色，因此不想冒失地采取提高警戒级别的行动。[564]迪芬贝克在导弹危机中的表现在国内外引起的争论没有因为危机的结束而结束，这种以及其他问题的争论将使得迪芬贝克政府的形象越来越受到损害，迪芬贝克在执政党内的地位也摇摇欲坠了。[565]
小结
综观之，加拿大在冷战中一方面积极参与遏制苏联的行动，另一方面又努力减轻遏制战略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防止事态失控，为冷战保持大致和平的局面以及最终的和平结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在冷战最紧张的时期发生的东西方又一次大较量，美苏在各自集团起领导作用，是危机发生和结局的关键。如果说苏联在奥地利问题上采取主动迫使西方同意按照苏联的方案解决危机从而消除了欧洲的一个紧张源[566]的话，那么苏联希望复制奥地利模式，使重新统一的德国脱离北约阵营中立化，对欧洲和平也具有同样的作用。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苏联当时的立场，它是符合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历史大趋势的。西方坚持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敌视赫鲁晓夫关于柏林的倡议，实际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加拿大和英国关于欧洲、德国和柏林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两国在当年都被美国斥为“软弱”。
一直以来，史学界比较关注英国在危机中的表现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如麦克米伦在危机之初对苏联的访问以及随后对美国、法国和西德的穿梭访问，促使双方从强硬立场后退的行动。对迪芬贝克在危机中发挥的作用却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加拿大和英国同属北约内部的稳健派。加拿大在柏林危机中尽管没有发挥像英国那样大的作用，但是它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而是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了柏林危机的结局。[567]加美地理邻近，美苏之间爆发任何冲突和战争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利益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加拿大在第二次柏林危机中的作用主要是劝和促谈，努力化解危机，避免危机激化成全面战争。加拿大的立场始终如一，既坚定地站在西方一边，积极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又和英国一起主张与苏联进行谈判，从而与美国、法国、西德的立场拉开了距离。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强硬立场受制于国内强大的右翼反共势力，后者把美国政府的任何微小让步都视为对苏联极权主义的绥靖行为。不仅如此，美国政府深知，在冷战最紧张的1958～1962年，北约内部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而法国和联邦德国因为地理原因，对来自苏联的威胁最为敏感，因而它们要求美国和北约坚决抵抗赫鲁晓夫的恫吓，因此美国在危机之初倾向于法国和德国的立场。[568]
英国、加拿大以及美国距离柏林相对较远，对威胁的感受没有法、德那样强烈。由此可见地缘政治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是，失去英国和加拿大的支持，美国在与苏联的战争中胜算的概率将大大减小，正是英、加的理性声音和强有力的影响才使得北约内部局势不至于失去控制，迫使美国和北约内部的强硬派改变立场，走上了一条与苏联谈判的正确道路。除了四国外长会议，还有至关重要的米高扬访美和赫鲁晓夫访美，正是这些谈判与会晤，使得美苏双方能够摸清对方的底牌，表现出应有的冷静、克制，避免了无谓的摊牌，使柏林危机得以缓解直至平静。
迪芬贝克政府相信欧洲上升的敌意肯定将导致全面核战争，因此反对在柏林问题上诉诸武力，这一关键反对表明了迪芬贝克政府对美国的核威慑战略的保留态度。而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证明苏联的柏林政策是可以调整的，柏林危机的起伏随着美苏关系的恶化与转暖而不断变化。迪芬贝克政府的作用就是促进美苏关系的复苏与转暖。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迪芬贝克政府继续发挥了这种缓和紧张局势、促进和平解决争端的作用。
史学界一般认为，古巴导弹危机是迪芬贝克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冷战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肯尼迪作为西方世界的领导人经受住了这场危机的严峻考验，西方盟国的其他领导人也在危机面前证明了自己具有迎接热核战争挑战的能力以及对同盟事业的忠诚度。肯尼迪的传记和其他关于古巴危机的著作中，无一例外地都强调西方阵营展现出了可贵的令人信服的团结。然而，根据大多数著作的描述，唯一的例外是加拿大，这个美国人认为最可信赖的盟友，表现出与美国和其他西方盟国不同的态度和行为。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en）写道：“尽管加拿大表现出来一些软弱，同盟还是经受住了考验。”伊利·阿贝尔也认为四个主要西方大国领导人中，只有迪芬贝克表现出了对美国动机的怀疑。[569]这也正是研究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加美安全关系的价值所在。
迪芬贝克从古巴革命一开始就表现出与美国不同的立场。他不赞成对古巴的贸易禁运政策，相信视对外贸易为国家生命的加拿大人[570]会支持其立场。迪芬贝克对肯尼迪在猪湾事件中的表现很失望，认为肯尼迪太年轻，斗争经验不够丰富，不是一个合格的西方领导人。正因如此，猪湾事件使得迪芬贝克更有理由质疑肯尼迪政府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政策，怀疑肯尼迪是否再次犯急躁冒进的错误。因此，“美国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很难得到迪芬贝克的支持。……他（迪芬贝克）对美国总统嘴里发出的权威性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表达了上帝完美的真理这一教条提出了不敬的质问”。[571]
在导弹危机爆发之初，迪芬贝克就对肯尼迪行动的动机表示怀疑，对肯尼迪应对危机的措施也有深深的忧虑。他和他的内阁成员特别是外长格林都不希望危机进一步激化，当然更不希望它演变为一场毁灭世界的全面核战争。因此迪芬贝克从一开始就主张为危机降温，请联合国介入以控制局势，然后通过谈判解决这场严重的危机。10月22日，当肯尼迪提出提高加拿大军队的警戒级别时，迪芬贝克没有及时地按美国的要求行动。迪芬贝克在安全合作上的犹豫和拖延，造成了北美大陆北部防御的巨大漏洞，这是肯尼迪最担心、最愤怒的地方，幸亏哈克尼斯在迪芬贝克不知情的情况下及时补位，才没有酿成大错。10月24日，苏联的舰船在隔离面前撤退了。
迪芬贝克确实有很充足的理由可以像天鹰事件时那样对肯尼迪的请求说“不”，美国没有遵守两国达成的北美空防政治磋商的原则这一条理由已足够。可是，这一次事件的性质完全不同，它事关西方冷战事业的生死成败，西方必须展现团结和坚定，丝毫的不和谐的声音都可能被敌人利用，从而酿成巨大的军事和政治灾难，这里容不得半点自私的利益的算计。但是，如果从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独立来考虑，迪芬贝克的行为具有反抗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如果从缓和危机的紧张气氛有利于世界和平来考虑，迪芬贝克不计较个人毁誉和得失，则显得无比的伟大而且崇高。
如果肯尼迪也从前者来考虑迪芬贝克的行为，他会无比震怒，对迪芬贝克失去最后一丝残存的信任，二人关系完全破裂；如果从后者来考虑，他应该表现出对迪芬贝克的理解和尊重，从而冰释前嫌，走向和解。很遗憾，从后来两国安全关系的发展来看，肯尼迪显然认为迪芬贝克破坏了西方的整体利益，是一个搅局者。
西方欢呼肯尼迪赢得了这场较量，让西方和世界免于一场迫在眉睫的核战争，肯尼迪成了西方和世界的英雄。可是，肯尼迪最终保护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不受损失，保全的是自私的美国利益。
迪芬贝克的命运完全不同，由于西方舆论批评他没有从西方整体利益出发恰当地应对这场危机，他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特别是在美国深陷巨大的争议之中。然而，迪芬贝克从缓和紧张形势入手，以冷静的头脑和理智的行动为肯尼迪的冲动与蛮干降温，从而为世界避免一场核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迪芬贝克才是真正的时代英雄。
肯尼迪也有自身的问题，即便对迪芬贝克有很深的成见，在大敌当前时，他也应该抛弃成见，表现出对迪芬贝克和加拿大政府的尊重，严格按照双方达成的原则进行政治磋商，不能用简单、生硬的命令来要求加拿大政府采取符合美国政府意愿的安全政策和危机应对措施。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每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都很敏感。当然，我们会看到，在北美霸权结构之下，加拿大不管有多么不情愿，它还是要服务和服从于霸权国的利益，在10月25日宣布提高军事警戒级别。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加美安全关系，最生动地体现了在两种不同结构之下实力悬殊的国家间互动的状况和结果。
古巴导弹危机暴露出加美安全关系巨大的裂痕，危机结束后，肯尼迪不得不思考如何修补这一百孔千疮的关系，然而，他和迪芬贝克之间的关系从貌合神离到形同陌路，实际上已经无法挽回，迪芬贝克成了肯尼迪最讨厌的外国领导人。[572]古巴导弹危机吞噬了美国对解决历史遗留的核武器问题的最后一点信心。[573]肯尼迪能考虑的办法就是颠覆迪芬贝克政府，让另一个人取代迪芬贝克。这种想法随着两国在加拿大取得和使用核武器上的僵局久久不能打破变得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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