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箭式”飞机项目

    一 “箭式”飞机项目遇到麻烦

    北美空防建立之后，迪芬贝克政府面临圣劳伦特政府遗留下来的另一个非常棘手的“箭式”飞机项目（以下简称“箭式”项目）的问题。由于工程造价迅速上升，正在研制的“箭式”项目已经导致政府财政难以承受，是继续研制还是让工程下马？如果取消，加拿大空军现役战机面临淘汰，未来将以何种战机或者其他武器替代以保持空防力量？这些都成了迪芬贝克政府无法回避的难题。而且，终止该项目带来的美国武器的引进以及由此带来的必须引进与之相配套的核弹头和核武器问题使两国安全关系所蕴含的矛盾变得更加复杂、突出。与此同时，迪芬贝克政府为了弥补因终止“箭式”项目而带来的加拿大军工体系的损失，加紧实施两国军工生产共享计划，从而导致对美国安全依赖程度的加深，又使加美安全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阶段发展。因此，理解迪芬贝克时期的加美安全关系必须重视“箭式”飞机项目问题的探讨。

    “箭式”项目最早由圣劳伦特政府在1952年下半年提出，主要是开发新一代战机“箭式”飞机，替代1947年设计制造的CF-100飞机，以推动加拿大飞机制造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箭式”歼击机设计理念领先，具有全天候、喷气式、远程、超音速的卓越性能。加拿大政府研制“箭式”飞机的目的，在于借此展示自己的军事技术水平和国家实力。到迪芬贝克政府时期，“‘箭式’项目意在向世界表明，加拿大作为世界航空大国之一，不会在北美空防徒具其名，它不仅可以向该机构派出能力卓越的副司令、强大的空军部队，而且可以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歼击机”。[304]最初的可行性报告还认为，一旦试制成功，这款飞机将成为各盟国空军的首选，在为盟国空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的同时，还将为加拿大飞机制造业带来丰厚的利润。更重要的是，“箭式”项目肩负着实现加拿大国防独立和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神圣使命。如果“箭式”飞机能够研制成功并实现量产，加拿大也就具有了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防的坚实基础。[305]

    最初方案是由加拿大空军和加拿大最先进的A.V.Roe加拿大有限公司（A.V.Roe Canada Ltd.，以下简称AVRO）共同研制，研发经费通过国防拨款来解决，项目启动资金为2692万美元。[306]内阁军事委员会于1953年12月2日批准了这一重大军工项目。经过进一步的论证，1954年初，项目正式启动。

    1957年8月，经过3年多攻关，当时世界上性能最好的歼击机“箭式”飞机的样机在安大略省莫尔顿市AVRO工厂顺利下线。它标志着最艰苦的试制阶段已经结束，项目已经取得重大进展，接着将进入试飞、改进、定型阶段，再接下来就是批量生产了。

    可是，这个重大项目到1958年却遇到了财政难题。[307]引起财政困难的原因是多重的。在最初方案里，飞机引擎、空对空导弹以及发射控制系统拟从美国购买。可是，该计划由于各种原因变成了由加拿大自己来研发生产引擎和空对空导弹，加拿大提供资金、美国制造商研发武器发射系统。这样，研发费用大大超过了原先的估计。1958年8月28日，财长唐纳德·弗莱明在内阁会议上严肃地指出，如果继续推进“箭式”项目，政府每年要增加4亿美元的国防预算。问题是，即使不增加该项国防预算，次年财政赤字仍将扩大。按照当前的财政赤字增长速度，势必引起通货膨胀。这与总理竞选时做出的减少支出、使财政达到大体平衡的承诺相违背。如果把“箭式”飞机投入生产，政府唯有增加税收一途，这势必增加民众的不满。[308]与此同时，来自加拿大空军的订单也出现变化。原来计划为9个现役空军中队和11个预备役空军中队配备“箭式”歼击机，可是，后来发现预备役飞行员很难掌握“箭式”飞机的驾驶技术，11个预备役空军中队配备“箭式”歼击机的计划被迫取消。因此，飞机的订单从400架降到了100架。订单的减少使飞机单价飙升。按照成本收益核算，“箭式”项目投产将出现巨额亏损。

    就在此时，国际安全环境发生巨变。1957年8月，苏联成功试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极大地改变了东西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一些军事专家指出，苏联研制出洲际导弹使得远程轰炸机的威胁下降，作为北美空防主战武器的歼击机的作用也随之下降，因此“箭式”飞机在军事上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因此，“箭式”项目在加拿大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但是加拿大政府还是对该项目抱有一线希望，希望来自美国的购买能够解决它面临的单价上升的问题。

    非常诡异的是，美国空军在“箭式”飞机研制过程中不时地发出赞美之声。[309]这让加方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美国空军对购买“箭式”飞机感兴趣，从而增加了对飞机外销的期望值。殊不知，美国空军此时也在研制同样性能的歼击机，美国空军的好感其实是对“箭式”卓越技术的觊觎。例如，1959年初，美方得知加拿大准备放弃“箭式”项目，立即放弃与“箭式”同类型的飞机研究，决定研发更先进的F-108战斗机。加拿大内阁早在1958年9月就已经认识到“箭式”项目一旦取消，大部分研发人员很快就会为美国飞机制造业所吸收。[310]所以，它想保住该项目从而保住加拿大军工人才。可是，美国为了诱使加拿大放弃“箭式”项目，在1958年12月的加美部际安全联席会议上出人意料地开出了同意向加拿大优惠供应其他盟国享受不到的价值3.78亿美元美国新式装备以及加拿大军工企业参与美国军工生产项目的条件。[311]前者完全符合迪芬贝克政府节省开支的要求，而后者也符合让加拿大军工企业继续生存的期望。然而，这是美国政府为迪芬贝克政府准备的一杯毒酒，正如美国防长麦克尔罗伊1959年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做证时所指出的那样，加拿大政府1959年2月做出从美国购买武器装备的决定沉重打击了加拿大军工企业。[312]不仅如此，有研究发现，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CIA）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破坏“箭式”项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313]让加拿大“箭式”项目失败是美国希望的结果。默里·佩登很奇怪加拿大没有看穿其中的奥妙，他说，“现实一点的人都明白，任何美国政府在（国会和舆论的）压力之下都必须首先把纳税人的钱用来研制美国的飞机”。[314]言下之意，美国政府不可能购买“箭式”飞机。

    二 向美国推销“箭式”飞机

    尽管有些天真，但为了让“箭式”项目能够继续下去，加拿大还是没有放弃一切向美国推销“箭式”的机会。1958年7月8～1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加拿大，加拿大政府认为劝说美国政府同意购买“箭式”的绝佳机会来了。

    7月10日，加美双方举行了防务会谈，参加会谈的加方代表有外长史密斯、国防部长皮尔克斯、国防生产部长J.雷蒙·奥赫尔利、参谋长会议主席福克斯、空军参谋长空军中将休·L.坎贝尔等，美方代表有国务卿杜勒斯、美国驻加大使泰勒·汤普逊等。

    皮尔克斯强调加拿大因为地理位置关系已经承受了过重的防御负担，再也承受不起研发高端武器的费用，而在研项目将用于北美大陆防御这一共同事业，因此美国有义务分担成本。他建议加美最有效地利用两国资源，共同研发和生产对防御北美大陆有益的军工项目，这些项目包括“箭式”、半自动地面指挥系统（SAGE）、“波马克”导弹（BOMARC）、弹道导弹防御系统（BMD）、[315]雷达技术升级。皮尔克斯建议召开两国部际安全联席会议讨论并解决上述问题。

    杜勒斯先赞扬皮尔克斯提出了一个需要双方加强合作才能解决的紧迫问题，后以美国面临同样困难为由委婉地拒绝了加方提出的购买要求。他指出，虽然此次会谈不能解决上述问题，但美国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已经向皮尔克斯发出访美邀请，可以利用两国防长在华盛顿会谈的机会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杜勒斯表示将会敦促美国国防部重视皮尔克斯提出的问题。[316]杜勒斯把皮球踢给了国防部。皮尔克斯对杜勒斯的敷衍看得很清楚，也知道美国不希望加方构建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于是威胁性地表示加拿大在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之前不会放弃在研项目。

    与对“箭式”项目的态度相反，美方对加方提出的与美方共同研发和生产军工产品的设想很重视，因为它实际上是美方所希望实现的目标。[317]这对于进一步加强两国军事联系、增强两国安全合作将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目标由于加拿大长期抵制一直未能实现，现在由加方代表主动提出来，正中美方下怀。

    1958年8月4日，皮尔克斯应邀访美，与麦克尔罗伊举行会谈。皮尔克斯承认“箭式”研制遇到成本增加的困难，询问美国是否愿意为驻哈门和古斯贝[318]的美国空军配备“箭式”飞机，表示如果能得到美国的订单，加拿大就可以通过量产从而降低生产成本。麦克尔罗伊委婉地表示，“箭式”飞机的性能确实不错，但是美国制造的F-106A/B飞机可能更适合美国空军。皮尔克斯碰了一鼻子灰。

    皮尔克斯努力推销“箭式”飞机之时却愚蠢地向麦克尔罗伊透露了一个惊天的秘密。皮尔克斯说，尽管面临很大的政治风险，加拿大政府可能不得不取消“箭式”项目，转而寻求用导弹来武装加拿大空军；未来五年与其把大部分军事预算用来制造一个过时的武器，还不如现在就承受（因取消“箭式”项目而带来的）损失。可想而知，对于一直利用各种机会收集情报以便准确判断加拿大政府在“箭式”项目上的真实态度的美国人来说，皮尔克斯此言无疑暴露了迪芬贝克政府的真实想法，美方因此可以在未来举行双边谈判时坚守自己的谈判底线，更加从容地与加方讨价还价。它的愚蠢还表现在，一个连自己都打算要放弃的飞机却要对方去购买，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早在7月10日加美防务会谈之前，加拿大军方领导人就已经认识到“箭式”飞机成本上升的可怕现实并准备放弃。8月，除福克斯外，大多数参谋长会议成员都已经非常怀疑此项工程的价值。福克斯后来在议会做证时说：“参谋长会议当时认为，当我们可以从美国那里以2百万美元的单价购买同样性能的战机时，如果再以8百万美元的单价购买（‘箭式’飞机）已经没有任何意义。”[319]这就很清楚地表明加拿大军方已经对该项目失去信心。

    8月5日，加美双方接着讨论了美国歼击机F-106B的性价比，认为可以以此来代替“箭式”飞机。皮尔克斯可能对麦克尔罗伊4日的拒绝产生了一些不快，忽然改口说“箭式”项目寄托了很多政治理想，加拿大不可能关闭“箭式”飞机生产线。皮尔克斯试图以此要挟美方。可是，皮尔克斯错过了说狠话的最佳时机，把所有底牌都已经亮给对方之后再想扳回这一局已经不可能。麦克尔罗伊看出了破绽，故作大度地说他完全理解加拿大继续研制“箭式”飞机的必要性，摆出一副完全无所谓的架势。麦克尔罗伊通过7月10日和8月4日的两次会谈已经摸清了取消“箭式”项目已不可逆转的事实，他明白现在如果同意购买“箭式”飞机只会达到鼓励加拿大继续朝着建设独立国防的目标奋斗，相反，他要利用加方的困局把加拿大引入军工生产合作的道路。

    麦克尔罗伊指出，“箭式”困局证明军工生产必须更经济地利用北美的资源，两国应该以此为契机开展一般性研究。皮尔克斯表示此事需要由加美部际安全联席会议做出决定。麦克尔罗伊回称，美方随时愿意与加方磋商，请加方确定会谈时间和地点。麦克尔罗伊还指出，如果加方不要求生产高端武器系统，只要求生产武器零部件，相信共同生产军工产品的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320]

    总之，8月会谈，加拿大政府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让美方认清了“箭式”项目难以为继的事实。双方还就军工生产合作进行了初步探讨。可是，美方在讨论时明确告知对方不要希望美方会同意加方生产高端武器系统，只同意让加方参与武器零部件的研发与生产。这就意味着在“箭式”项目取消之后，加拿大军工企业将在未来的联合生产中沦为美国军工系统的零部件生产供应商，成为美国庞大军事工业的一部分。美方不愿意加方在高端武器的研发和生产上拥有自主权，一个拥有强大国防实力的加拿大只会增加自主独立性，这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

    三 1958年9月23日的声明

    对美外交公关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而研发成本不断上升的严峻形势依然如故。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对“箭式”项目做出一种过渡性安排。

    从8月22日到9月21日，迪芬贝克多次召开内阁会议讨论“箭式”项目的存废问题。每次讨论都争论激烈，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321]反对派主要担心终止“箭式”项目将造成大量合同不能履行，从而导致失业和社会震荡的可怕后果。赞成派的理由则更充分，他们认为继续推进该项目将推高加拿大经济成本，造成通货膨胀、出口成本上升的不利局面。如果现在不当机立断，未来爆发失业潮会更危险。等到将来民众发现政府违背军事专家意见继续生产“箭式”飞机和相关设备，将会责难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自私利益浪费了国家巨额财富，到那时将严重动摇人民对政府的信心。福克斯说，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加拿大空军在此问题上最终持何种立场，但他们目前的想法是既不放弃“箭式”项目，又会选择便宜的美国歼击机。

    迪芬贝克认为这么争论下去不是办法，应该达成某种妥协。迪芬贝克的意见为两派所接受，于是内阁形成如下政策意见：

    （1）原则上同意在安大略省北部和魁北克安装两套“波马克”导弹、重型雷达和配套的辅助雷达天线；

    （2）推进“箭式”飞机和Iroquois引擎项目直到1959年3月31日；

    （3）不安排生产“箭式”飞机和Iroquois引擎的订单；

    （4）1959年3月31日前完成对“箭式”飞机和Iroquois引擎项目的综合评估，为是否应该继续研发和生产提供决策依据；

    （5）参谋长会议评估空军对空防导弹和与“箭式”同性能或者同型号的歼击机的需求；

    （6）进一步研究开发武器发射系统的可能性；

    （7）最迟后天在议会发表公开声明。[322]

    9月21日的内阁会议虽然还没有宣布“箭式”项目的死刑，但踩下了刹车。在内阁意见依然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如何阻止内部分裂、恢复政府的团结和力量成了迪芬贝克面临的头等大事。

    9月23日，迪芬贝克按照9月21日内阁会议确定的时间在议会发表讲话，表示政府将继续生产“箭式”飞机，但是需要重新评估“箭式”项目，同时决定为加拿大空防部队增添半自动地面指挥系统和“波马克”导弹两种军事装备。他回避讨论飞机研制成本上升的问题，反而大谈轰炸机威胁下降而洲际导弹的威胁上升，新军事变革带来北美空防建设的新变化，主要防御轰炸机的“箭式”飞机正在失去它应有的价值。“我们的空防部队应该引进导弹，未来几年加拿大空军空防司令部所需的‘箭式’的数量将大幅减少。”[323]

    所有关心该项目命运的人都很清楚，迪芬贝克政府此时否定“箭式”飞机的军事价值意在为将来取消该项目做舆论准备。迪芬贝克政府在“箭式”项目政策上的显著变化使加拿大空防计划顿时陷入了混乱，不但没有阻止反而加剧了政府的分裂。而加拿大空军担心其地位受损，强烈反对9月23日的声明。很明显，福克斯在9月21日会议上低估了空军的反对，加拿大军方也分裂了。

    加拿大空军的反对主要针对迪芬贝克关于“波马克”用途的说法。按此说法似乎表明“波马克”是一种可以对付洲际导弹的武器系统。实际上，“波马克”只能用来对付远程轰炸机。加拿大空军认为以“波马克”取代“箭式”是很明显的昏招。加拿大档案由此推测，迪芬贝克故意犯这种低级错误完全是为了忽悠民众，否则很难解释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说辞。[324]皮尔克斯在1960年7月承认，当初终止“箭式”项目时，政府就知道远程轰炸机的威胁依然存在，否则，它不会决定购买“波马克”。[325]迪芬贝克可以欺骗那些不具备军事常识的民众，可是他无法骗过具备大量专业知识的加拿大空军。

    美国国防部的行动也与迪芬贝克的观点相反。尽管当时美国国会和国防部的一些人也认为“洲际导弹开启了战争的新时代，花在防御轰炸机攻击的钱浪费了”。[326]为了回应国内这种对歼击机作用的批评，美国国防部在1959年重新制定了空防规划。[327]可是，美国国防部在新修订的空防规划中仍然要求为美国空防部队配备其他新的超音速歼击机。这就说明美国军方对超音速战机重要性的认识并没有因为洲际导弹时代来临而降低。等到1960年7月12日弗莱明再次询问美方对远程轰炸机威胁的评估时，新防长托马斯·S.盖茨（Thomas S.Gates）的回答让弗莱明大吃一惊。盖茨说，导弹威胁性是渐进性的，过去被严重夸大了，远程轰炸机的威胁仍然是目前的主要危险，今后数年，任何进攻都会组合使用导弹和轰炸机。[328]

    更让弗莱明想不到的是，早在1959年10月，美国国防部军事装备研究所的军事专家就认为即使洲际导弹时代来临，未来的北美空防仍然需要歼击机，歼击机在保卫战略空军司令部（以下简称战略空军[329]）时仍然具有特殊的价值。他们非常担心苏联会对战略空军发动小规模的突然袭击，为此必须确保北美雷达防线不被苏联战略轰炸机突破，同时提高北美空防部队在北美空防边缘区的识别能力。而“提高（空军的）识别能力就需要性能更好的超音速歼击机，‘箭式’恰好满足了这种需要”。该研究所认为最多需要40架“箭式”就足够保卫战略空军。[330]但是，加拿大空军认为40架飞机太少，不能履行保卫战略空军的任务，至少应该装备6个飞行中队，按一个飞行中队12架飞机计算，总共需要72架“箭式”飞机。[331]可问题是，无论是美国军方的意见还是美国军事专家的研究成果都没有及时地通报加方。在加拿大政府为“箭式”项目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美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隐瞒下来，其用意显然不是为了完善北美空防的共同事业。与此同时，北美空防司令部的表态更是让人吃惊，它支持加拿大建立9个飞行中队，按照标准配备就需要108架“箭式”飞机。如果量产能达到这一数字，飞机单价也能够降下来，这场危机也许就能成功化解。可是，军事装备研究所的立场没有为美国国防部所接受，而且它提出的数字也远远低于加拿大的期望值，不能达到拯救“箭式”项目的目的。

    “箭式”飞机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加拿大政府却匆忙做出“箭式”飞机无用论的判断肯定经不起现实和未来的检验。此后的美国歼击机发展史也证明，美国空军从来没有放松高端歼击机的研发，美国的主力机型F-16、F-22、F-35无一例外地速度越来越快，作战半径越来越大，作战用途越来越广泛，而且越来越隐形。迪芬贝克完全无视军事常识的决策所引起的不满和反抗，成了加拿大政府和军方之间矛盾的新火种。

    四 最后一次推销努力

    尽管此前发表了9月23日的声明为“箭式”项目踩了刹车，可是加拿大政府仍然希望利用即将举行的加美部际联席会议为推销“箭式”飞机做最后一次努力，挽救濒死的“箭式”项目。根据8月两国防长会议达成的召开首次加美部际安全联席会议、解决一系列涉及两国防务安全紧要问题的精神，双方原计划在华盛顿或渥太华举行该会议，后来美方为节省时间改在1958年12月15日在巴黎举行北约理事会的间歇举行。[332]

    双方为此次会议做足了准备，10月9日和11月19日分别在渥太华和华盛顿举行了副部长级的事务性磋商，确定了会议的方向和任务。[333]11月29日双方在华盛顿最后商定了会议议程，包括加拿大获取防御性核武器和核武器控制的相关问题、由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宣布加强军事准备的相关问题、加美军工生产一体化、目前大陆空防领域相关项目的费用分担协议、美国建议激活战时联合政策委员会以及其他问题。[334]这里主要讨论“箭式”问题和加美军工生产一体化问题。

    加拿大政府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更是在10～11月连续召开专题会议商讨对策，[335]12月9日又召开内阁会议确定谈判立场。[336]

    12月15日，加美部际安全联席会议在巴黎如期举行。与会的加方成员有史密斯、皮尔克斯、国防生产部长奥赫尔利、弗莱明以及上述四个部门的副部长各一人，还有参谋长会议主席福克斯。美方与会人员包括疾病缠身的杜勒斯、麦克尔罗伊、财政部副部长斯克里布纳、特文宁以及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相关负责人员各一人。从参会人员的构成和规格来看，双方都对此次会议给予了很高的期望。

    史密斯首先提出“箭式”问题。皮尔克斯很客气地询问：“夏季会议（指1958年8月4～5日的会议——引者）给我留下了美国政府不会购买‘箭式’的印象，现在该飞机购买了美国休斯公司的武器发射系统和猎鹰导弹，‘箭式’如果大幅下降成本，美方是否愿意改变此前的立场？”

    可是，麦克尔罗伊的回答生硬如铁，封杀了所有购买的可能性，他说：“你的印象一点也不假。”他进一步解释说，除了F-108歼击机的研制经费，国防部大幅削减歼击机开支，连F-106C/D歼击机的购买预算也取消了，1960财政年度原来计划购买新歼击机的资金只能用于购买以前订购的飞机，预算中没有包括购买新式歼击机。

    尽管麦克尔罗伊把话说得很死，根本不存在改变立场的可能，但加方还是不死心，继续对美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弗莱明指出：由于加拿大国内市场狭小，致使“箭式”飞机的成本迅速上升已经超过了加拿大的承受能力，美国如果能够购买一定数量的飞机，将能有效地分摊成本，这样可以使加拿大政府对项目进行成本控制；“箭式”不仅寄托了加拿大的国家骄傲，而且因为该项目集中了一大批技术力量，还关系到加拿大重大的国防利益；加拿大各大报连篇累牍的报道增加了人们对美国仍然可能购买“箭式”飞机的期望值，因此，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最终确定美国政府的立场。

    然而，麦克尔罗伊连一句敷衍性的安慰都没有，他说“箭式”飞机是加拿大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与美国无关。他再次确认了美国政府的最终立场，那就是美国政府绝不可能购买“箭式”飞机。[337]

    对于加拿大国运之所系的“箭式”项目，作为加拿大盟国的美国连一点同情都没有，更不用说施以援手了。由此可见，在国家利益存在重大竞争之时，美国政府不会心慈手软。加拿大政府希望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无异于与虎谋皮。

    五 1959年2月的内阁会议

    早在1958年11月，针对迪芬贝克9月23日的声明，北美空防副司令罗伊·斯利蒙就在北美空防司令帕特里奇将军的陪同下发表公开声明：“根据我们的判断，歼击机是必备的（武器）。”[338]北美空防司令部支持超音速歼击机的立场在加拿大公开，加拿大国内的争论变得更加激烈。1958年12月加美部际安全联席会议的结果让迪芬贝克政府陷入了绝望之中。为了不让这个议题继续影响政府内部的团结和损害执政的民意基础，迪芬贝克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尽快做出决策。相关部门按照1958年9月21日重新评估“箭式”项目的决定，立即从不同层面重新审查了该项目。1959年初，国防部、国防生产部、财政部、外交部以及参谋长会议对“箭式”项目的评估基本结束，召开内阁会议讨论“箭式”项目去留的条件已经成熟。1959年2月，加拿大内阁连续召开会议集中讨论终止“箭式”项目及其后续政策问题。[339]

    2月4日，皮尔克斯主要从财政层面向内阁汇报了国防部对“箭式”项目的评估。具体如下。1958年9月到1959年1月底，研制费用达6000万美元，如果项目延续至3月31日，费用将增加4500万美元；按照100架来核算成本，单价是781万美元，这个单价不包括自1958年9月1日以来中止“箭式”导弹[340]研制的费用2800万美元。尽管单价从1260万美元降到了781万美元，但如果只生产100架，实际价格肯定超过781万美元。另外，迄今为止，美国没有购买“箭式”的打算，加拿大参谋长会议正在考虑把位于加美中部边境美国一侧的“波马克”导弹移至加拿大西部。如果轰炸机的威胁逐渐减少，与其继续生产“箭式”飞机，还不如加强防御导弹的建设。因此，他建议终止“箭式”项目。

    此次会议还讨论了取消“箭式”项目将要面临的两个问题。其一，在CF-100不能执行战斗任务而又面临重大危机时，替代的歼击机既不能在加生产又无法从外购得，可能不得不依赖美国空防部队提供空中防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加拿大政府可能要根据《北美空防协议》允许美国空军临时驻扎在加拿大机场。其二，原来计划飞“箭式”的飞行员和为“箭式”服务的地勤人员可能要转岗。[341]这两个问题实际上表明取消“箭式”项目将使加拿大政府面临很大的安全困境和人才损失。

    由于此次会议没有收到参谋长会议的评估报告，迪芬贝克为谨慎起见没有对“箭式”表态，要求在做出最终决定之前再召开一次内阁军事委员会会议。

    2月5日，加拿大内阁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继续讨论“箭式”项目的问题。与会人员包括外交部、国防部、财政部、国防生产部和参谋长会议的主要负责人，会议由迪芬贝克主持。

    皮尔克斯指出，美国空军装备了800架超音速歼击机，正在加紧生产另外的650架，同时决定取消生产F-106C/D，以节省资金开发更加先进的F-108。皮尔克斯坚持取消“箭式”项目的原议。

    福克斯代表军方向会议提交了“箭式”项目评估报告。军方坚持上年所做的判断，那就是新军事变革特别是导弹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北美空中防御的形势，导致了对歼击机的需求迅速下降，这种变化使得人们有理由怀疑以如此高的成本生产这样少的飞机是否恰当，“箭式”项目已经失去了正当性。参谋长会议对加拿大空防部队所需的防空导弹“波马克”和“箭式”的替代战机进行了调研。迪芬贝克插话问：是需要歼击机还是“波马克”导弹？福克斯回答：两者全要，而且需要100～115架歼击机组建6个歼击机中队。福克斯对即将失去的“箭式”飞机充满遗憾，不由自主地叹气说：“现在取消‘箭式’项目，我到哪里去获取这些歼击机。”[342]福克斯回答总理，军方目前主要考虑把美国西部的两个“波马克”导弹营调往加拿大西部，或者是在大西洋沿岸和太平洋沿岸各部署一个导弹营。北美空防司令部建议把这两个导弹营部署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斯威夫特卡伦特地区。福克斯的发言表明，军方尽管出于军事技术革命的原因赞成取消“箭式”项目并在加拿大境内部署“波马克”，但是明确要求保持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歼击机部队，实际上是对取消该项目持保留态度。

    霍华德·格林[343]指出，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根据国防生产部官员的评估，如果“箭式”项目在2月15日取消，开发成本是3.25亿美元，取消后的安置费用为4500万美元；如果3月31日中止该项目，上述两项费用分别是3.42亿美元和4000万美元。如果现在取消，可以节省大约1500万美元。言下之意是越早终止越好。

    史密斯赞成格林的建议，既然内阁的意见已经趋于一致，接下来的讨论就应该围绕终止的条件和方式进行了。

    史密斯指出：总理9月决定延续“箭式”项目的原因之一，当时金门、马祖出现了紧张形势，现在那里形势出现了好转，终止该项目的国际条件已经成熟。但是，柏林现在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险，俄国何时切断西方进入西柏林的通道还有待观察。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为了准确了解苏方的立场，让英国民众相信政府在竭尽全力地避免战争，计划在本月底出访苏联。在国际形势明朗之前，无论政府准备做出何种决定，AVRO公司的研发队伍在3月31日之前必须保持完整。

    加拿大无意建立独立的国防体系，北美防御是两国共同的事业。加拿大为此提供了自己的领土和领空并且出资与美国共同建设了预警系统、通信设施。言外之意，美国理应为北美防御提供先进战机。

    如果“箭式”被取消，民众肯定想知道它的替代方案。眼下只能说CF-100还能服役一段时间，正在考虑以其他装备来代替。[344]

    除了军方的意见还是与政府的立场保持了距离外，会上几乎就取消“箭式”项目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军方既然无法证明新军事技术变革不会影响超音速歼击机在北美防御中的作用，它也就无法为自己的要求提供充分有力的理由。但是，对终止“箭式”项目的合理性的质疑仍然存在。有人当即指出，《北美空防协议》允许美国歼击机可以临时驻扎在加拿大基地，如果真如有些人所认为的轰炸机的进攻威胁正在迅速下降，那么美国的歼击机就不再需要驻扎在加拿大，更别说加拿大还要建立自己的歼击机部队了。言下之意，这些事实说明轰炸机威胁性下降不能成为终止该项目的理由。

    此次会议把加拿大不谋求建立独立的国防体系、北美大陆防御是共同事业确定为加拿大的安全政策。这就说明终止“箭式”项目将彻底破坏加拿大独立自主的军事基础。尽管内阁鉴于当下的柏林危机决定暂且保留研发团队，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会保留“箭式”项目。会议还提出，为了应对未来舆论的批评，现在就要准备应对预案。连续两天的会议表明，经济因素始终是迪芬贝克政府评价和终止“箭式”项目的主要依据。

    然而，来自军方和少数人的态度还是引起了迪芬贝克的重视，他再次推迟就“箭式”项目做出最终决定，并且决定2月10日继续讨论该问题。

    2月10日的内阁会议如期举行。本次会议旨在进一步统一内阁的思想。皮尔克斯认为，北美遭受轰炸机袭击的危险正在迅速下降，而且苏联在拥有庞大的洲际导弹之前不会考虑发动攻击，歼击机已经无用武之地。然而，政府现在不可能做出将来不会从美国购买歼击机的保证，如果有新证据表明苏联在开发更加先进的轰炸机，就必须购买歼击机。这就自然引申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加拿大要装备只能打击轰炸机的“波马克”导弹呢？这是为了防止可能的轰炸机袭击的万全之策，它远比“箭式”飞机便宜。而且美方已经同意加方只付9100万美元就可以购买价值1.10亿美元的两个“波马克”导弹营，以部署在安大略省的北部和魁北克省。皮尔克斯的发言再次证明，美国向加拿大优惠供应武器的策略确实影响了加拿大政府终止“箭式”项目的决策。一边提出购买和部署“波马克”防止轰炸机袭击，一边又说轰炸机袭击的危险正在迅速下降，皮尔克斯的话其实前后矛盾。这也就证实了2月5日内阁军事委员会少数人的反对是有道理的，终止“箭式”项目的军事理由不充分，而终止该项目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经济考量。

    皮尔克斯的说辞仍然无法打消军方的顾虑，有人当即提出新的质疑：军方在2月5日的内阁军事委员会上提出加拿大空军未来几年需要100～115架歼击机，现在取消“箭式”项目就意味着加拿大未来要么购买美国歼击机，要么由美国空军来保护加拿大领空；紧接着又会遇到更尴尬的问题，加拿大正花费4亿～5亿美元为驻欧洲的空军第1师更换新式飞机，这就造成了加拿大保卫欧洲、美国保卫加拿大的局面。加拿大政府将不得不面临民众的拷问：为何不把花在驻欧洲部队的钱花在本土部队身上？或者更直接点，花在“箭式”项目上？这一质疑直指问题核心：终止“箭式”项目不仅将对加拿大国家安全和主权带来不容忽视的致命损害，而且将引发民众的反对狂潮。然而，这种中肯客观的声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支持者马上反驳，驻欧洲空军第1师与本土空军部队扮演的角色不同。北约赋予了空军第1师先发制人打击敌人的重任，如果不更换先进装备，它就很难履行神圣的使命，空军第1师就失去了它存在的价值，必须打道回府。而加拿大的离开将会使北约面临一场严重的危机。可是支持者的反驳没有回答如何让民众平息愤怒的关键问题，当然就无法说服反对终止“箭式”项目的人。

    支持者进一步指出，美国正在开发的F-108歼击机可以不依赖地面指挥系统从阿拉斯加和格陵兰起飞，这种飞机作战半径之大将自然发挥保卫加拿大领空的作用。[345]言下之意，既然美国空军可以顺便保护加拿大领空，加拿大空军的存在价值就不是很大。这种“搭便车”理论显然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考虑国家安全主权问题。

    2月10日的内阁会议证明，迪芬贝克政府和圣劳伦特政府一样重视多边和双边的安全合作远甚于独立自主的国防建设。[346]既然已经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保护上，有没有“箭式”之类的国产先进武器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舆论的反应以及取消“箭式”项目将会对未来的选举造成何种影响。决策层分歧依旧，内阁不得不再次推迟做出决定。

    可是，迁延不决不是办法，问题还在那里，而且变得更复杂了。2月14日，内阁再次召开会议。格林迫于制造商的压力催促内阁早做决断，指出AVRO飞机公司还等着政府就是否愿意承诺支付到合同期满为止所有开支给出确切的答复。AVRO公司已经明确提出，研发开支肯定要超过原来的估计，除非突破财政上限，否则公司现在就要采取裁员措施直到合同展期或者合同终止。格林建议做出如下灵活答复：政府将支付所有直到合同终止时所产生的合理研发费用。

    可是，格林的建议当即遭到了弗莱明的坚决反对。弗莱明指出，财政部经常遇到各部首长信口开河随意突破财政预算上限，造成既成事实后再让国家财政埋单的情况。财政部几周前刚刚做出禁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决定，不能让财政纪律流于形式。弗莱明堵死了这条变通之路。

    会议形成了一致意见：如果现在给AVRO答复，那就应该无条件地为合同增加政府支出；如果现在不急于做出答复，那就应该立即对是否终止“箭式”合同做出最终决定。关于后者，政府实际上几周前即已决定终止“箭式”项目，只是因为内阁军事委员会想和政府军事顾问再斟酌此事而拖延了。现在内阁军事委员会已经提出终止“箭式”项目的政策建议，讨论可宣告结束。

    会议建议对外宣布时应尽可能多地宣传与美国达成的生产共享协议。然而，内阁对生产共享的前景却没有什么把握。因为即使美国国防部和其他部门乐于把订单交给加方，加拿大政府现在也不能向议会明确地保证加方将从美方得到多少订单。把一个未来形势不太明朗的事情大肆宣扬，其目的显然是转移视线，欺骗舆论。

    结果，除了劳工部长担心终止“箭式”项目将带来严重失业故意缺席此次会议外，出席会议的人一致同意终止该项目。会议决定，全体内阁成员出席2月17日的会议，就“箭式”项目共同做出最终决定。政府在向众议院报告的同时，向AVRO公司下发终止通知，在此之前相关人员应该准备好即将在众议院发表的声明。[347]

    2月14日的内阁会议最终决定对“箭式”项目下死亡判决书，可是存在的争论并没有因为这份死亡判决书而停止。2月17日内阁会议关于获取核武器的新议题还埋下了加美安全关系未来争吵的引线。

    2月17日，内阁会议再次召开。终止“箭式”项目造成的负面影响在这次会议上立即显现出来，受到终止“箭式”项目直接冲击的地方政府强烈反对中央政府的决定。会上迪芬贝克向内阁通报了议会声明草稿的部分内容，包括与美国的共同生产协议和为加强防御从美国获取核武器。

    J.M.麦克唐纳[348]向内阁报告，安大略省省长莱斯利·弗罗斯特（Leslie Frost）2月16日在会面时以非常强烈的口吻要求政府考虑终止“箭式”项目对莫尔顿[349]以及周边各市镇可能造成的影响。弗莱明插话说，弗罗斯特和他讨论时也抱怨现政府对AVRO关注太少，并且质问为什么不把更多的合同交给AVRO。他耐心地向弗罗斯特解释政府为此殚精竭虑，对所有选项都进行了评估，现在的决定是根据军事专家的建议做出的。谁也没说过研发之后紧跟着就会批量生产，而且“箭式”项目需要逐年评估是众人皆知的事实，现在根据评估报告做出终止决定也属正常。

    弗罗斯特的强烈反应立即引起了迪芬贝克的高度重视，迪芬贝克由此认为终止的消息迟早会泄露出去，越早公开越好，越迟损失越大。会议最终决定向议会公开的内容不仅包括终止“箭式”项目，而且包括共同生产以及获取核武器。会议还决定立即与美国互换照会，实施已经达成的新雷达、雷达辅助天线、半自动地面指挥系统和两个部署在安大略和魁北克的“波马克”导弹营的计划。[350]

    1959年2月20日，迪芬贝克在众议院宣布，鉴于洲际导弹时代的来临，“‘箭式’针对的那种威胁变得不如以前评估严重……现在的北美空防体系足以应对这种威胁”， [351]歼击机已经无用了，所以政府决定终止“箭式”项目。

    2月17日内阁会议来不及完全协调意见，就做出了终止“箭式”项目的决定，试图以既成事实来平息正在引起国内日趋分裂的汹涌舆论。可是，对于这个寄托了如此多民族情感和牵扯了如此多军工企业和个人利益的国家重大项目，2月20日的一纸声明能够终结它的命运，却不能终结人们对这个决定的批评。迪芬贝克政府将再次为自己的鲁莽决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任何对战争装备与物资生产投入资本，都会带来就业与收入机会；任何国防合同都会成为扩大需求、推动商业经营紧张运转从而直接促进繁荣的一个因素。不仅如此，它还可以间接成为参与其中的产业界增强信心、寻找经济机会并导致投机活跃的一个因素。然而，这种投资却使资本退出了其他可供选择的用途，并使它更加难以满足其他领域的需求。[352]加拿大政府在启动“箭式”项目时，原本希望该项目成为促进加拿大经济繁荣、国防独立的重要抓手，可是，随着成本的不断增长和订单的减少，经济上得不偿失的局面最终出现，“箭式”项目成了一个赔本的投资项目。而且，由于政府在该项目上的投资过大，抑制了其他领域的投资需求，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平衡增长。迪芬贝克政府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决定终止该项目，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这个决定没有任何问题。

    反过来，如果军事投入不能带来经济增长，它就会损害经济的繁荣。政府终止“箭式”项目给加拿大产业界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据估计，终止该项目将直接造成AVRO公司14000人的失业，还将造成相关行业同等数字的间接失业。“箭式”项目是加拿大飞机制造业最大的项目。它的终止不仅影响AVRO公司，还影响到加拿大第二大飞机制造公司Cana-dair。Canadair公司主要负责生产与“箭式”配套的“箭式”Ⅱ导弹，并承担“箭式”项目的650个子合同的研制任务。[353]

    政府宣布取消合同后，各种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各地的抗议浪潮，工会威胁要到渥太华去游行。《麦克林》杂志在一篇引起很大争议的社论中悲愤地自问自答：“加拿大作为一个军事国家要自废武功了吗？”“是的！”一个政治专栏的记者更是言辞激烈地抨击政府的决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作为世界上重要中等国家的地位正在摇摇欲坠。”“加拿大的普通百姓还从未像现在这样在和平时期如此热烈地讨论防御问题。”加拿大民众对政府口诛笔伐的声浪更是几个月不见衰减，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354]一份美国国防部的文件称，终止“箭式”项目对于加拿大工业和加拿大人民的骄傲是一记重击。[355]诚如帕特里克·伦诺克斯所言，1959年2月20日迪芬贝克政府宣布终止“箭式”项目是加拿大人难以吞咽的药丸，它标志着加拿大努力建设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的终结。[356]

    自由党国防政策发言人赫利尔批评政府终止“箭式”项目不仅将使加拿大失去对北美空防的影响力，而且将给美国以可乘之机，严重损害加拿大国防工业的基础。他尖锐地指出，政府声明的第二天，美国飞机制造业在多伦多的代表就给AVRO和其他飞机公司的专业技术人员打电话约见他们，以丰厚待遇为诱饵把他们挖到了美国。赫利尔的指控反映了美国觊觎加拿大航空业人才和技术的事实。下面一份美国档案也有力地佐证了赫利尔的指控：“加拿大经济实力不能独立承担开发和生产适合现代国防理念的高端武器，但是加拿大军工企业能够生产这些武器的主要零部件，独立生产中端的军工产品如教练机、运输机和识别机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与此同时，加拿大国防需求太狭小，无法容纳其军工企业多样化的巨大的产能。因此，加拿大军工企业除非融入美国或者其他北约盟国的军工生产体系，它就无法发展壮大。同样，如果加拿大军工企业无法保持健康，美国将失去加拿大军工领域的人才储备、技术实力和工业实力，也就无法保持美国在世界军工产业上的优势地位。”[357]这份档案清楚地表明，美国把加拿大的技术和人才当成了自己军工体系的一部分，也揭露了美国破坏加拿大建立独立军工体系努力的真相。

    自由党领袖皮尔逊就美国打算分担那些部署到加拿大的“波马克”导弹费用一事质问政府：“这是不是加拿大第一次接受军事援助？美国愿意支付这些费用是不是换取加拿大与美国军工产业更加紧密的合作？”[358]皮尔逊的质问揭穿了迪芬贝克政府以终止“箭式”项目以及交出军工技术人才为代价换取美国同意军工生产合作的事实。另一份美国档案有力地证明了皮尔逊质问的穿透力：福克斯在1958年11月19日举行的加美副部长级的军事政治会议上说，“‘箭式’研制的困局充分说明了加拿大研发成本大于美国，市场需求又小，加拿大承受不起新高端武器的研发，将退出这一领域。加拿大如果花费两倍于美国的代价研制新飞机，那将削弱它一半联合防御的能力。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双方达成武器生产协议，加拿大可以生产共同防御的零配件”。[359]

    “箭式”项目的支持者认为，“箭式”项目从短期来看可以支持就业，从长期来看可以促进飞机制造业的发展，为此付出多大代价都值得。迪芬贝克明明知道取消“箭式”项目将会给加拿大飞机制造业以致命打击，政府也将因此承受巨大的压力，可是他的声明却只字不提取消“箭式”项目与引进“波马克”导弹和半自动地面指挥系统之间的关系。迪芬贝克为了证明决定的正当性，打了个形象的比喻：“马不在了，造马轭还有何用？”[360]迪芬贝克的辩护能否起到缓解舆论压力的作用要取决于民众对这项政策的认可度。然而，一项连自己的内阁成员都没有取得一致的决议，很难得到民众的支持。

    约翰·B.麦克林对迪芬贝克9月23日的声明与迪芬贝克安全政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解释。迪芬贝克实际上在政治上和心理上都不愿意承认加拿大再也没有能力提高军事技术、再也不是一个高级军事装备生产者这一事实，他既羞于承认这种优势地位的丧失，又对它的政治影响过于敏感，自然希望模糊地处理该问题。[361]而这种模糊处理手法当然无法给民众和在野党一个入情入理的解释，只会造成欲盖弥彰的效果，势必造成其安全政策更大的混乱。麦克林的分析切中肯綮，在此后的加美安全关系互动中不断得到印证。

    德斯蒙德·莫顿认为，终止“箭式”项目的决策是正确的，只是方式有问题。[362]本研究不同意莫顿的观点，终止“箭式”项目之所以成为一个争议很大的政治问题，是由于加拿大政府不敢公开承认它忠于加美同盟就必须限制加拿大的行动自由并交出部分主权的事实，在政策上总是遮遮掩掩，根本无法做到兼顾和平衡。渥太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加拿大的防御角色不过是紧跟美国和北约，无权争辩也无权掌控，以相对来说无关紧要的资源默默地奉献，这就是残酷的真实。我们现在不是美苏结盟的时代了。”[363]

    对共同事业贡献的不平等意味着决策权力的不平等，也就决定了加拿大的伙伴国地位，而承认这一事实很伤害加拿大的民族自尊。政府既不愿承认主权受到侵蚀，又没有办法抚慰民众受伤的民族情感，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由此产生。他们将像当年控诉圣劳伦特政府那样控诉迪芬贝克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同样，他们会很自然地把国家灾难归咎于美国，在批判迪芬贝克政府的同时批判美国政府。根据一份美国国务院的文件，迪芬贝克告诉美国大使，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如潮水般涌来，“箭式”项目的终止让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些信件都对美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声讨。[364]当年举起反美大旗、标榜自己是爱国主义者的进步保守党在执政后却加紧拥抱所谓的敌人，这真是历史绝妙的反讽。这一点，早已被美国看穿。艾森豪威尔就认为，进步保守党为了取得大选的胜利，需要操弄政治议题，向选民显示它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然而，就连进步保守党也不相信它所做的政策宣示，它在胜选后将无法兑现它的诺言。[365]正因如此，反美主义政策始终没有成为迪芬贝克政府的基本政策，不过是竞选时操弄民意、激发民粹的意识形态工具而已。进步保守党的“双重人格”使“箭式”项目的终止成为迪芬贝克政府不断流血的伤口，进而影响加美安全关系，这是它始料不及的。

    第二节 引进美国武器

    取消“箭式”项目之后，加拿大政府不得不依赖从美国进口歼击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来填补它的军事装备空白，并且允许美国空军进驻加拿大军事基地。由此导致加拿大的安全更加依赖美国，终止项目所导致的政治影响也因之而扩大化了。

    加美在北美空防问题上的争议越来越多，其中部分原因是北美空防司令部认为引进美国武器实属必要，而加拿大民众认为美国武器引进得太多了。

    尽管“波马克”存在技术不匹配的问题，迪芬贝克政府对它的承诺仍然在政治上不可撼动，因为如果取消该承诺，一方面将使加拿大空中防御出现安全漏洞，另一方面也违背了《北美空防协议》，将面临美国更大的压力。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事实是，核武器和投放系统都来自美国，加拿大的独立自主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让迪芬贝克政府不得不无奈地以拖待变。

    综上所论，迪芬贝克政府面临种种现实困境，一是不得不接受一些加拿大根本不需要的美国淘汰的昂贵军事装备，二是一旦做出这样的决策将不仅带来经济损失，还要带来灾难性的政治损失。

    早在1958年9月23日，迪芬贝克政府在发表关于“箭式”项目的第一次声明之时，就公布了政府拟购买包括导弹、歼击机在内的美式装备以及与美国在军工领域合作生产的方案。1958年12月15日加美在巴黎举行首次部际安全联席会议时，迪芬贝克政府与美方就进一步改进北美大陆的雷达系统、半自动地面指挥系统和部署“波马克”导弹以及与美国在军工领域合作达成了基本共识。[366]1959年2月20日，迪芬贝克政府发表第二次声明，决定终止“箭式”合同，更加详细地公布了该方案。这两次公开声明表明政府早已为取消“箭式”项目准备了替代方案，并且决心要实施这一方案。同时，迪芬贝克采取上述行动意在向民众表明，他不会因为终止“箭式”项目而忽视加拿大的国防建设，以此来冲淡甚至消除国内民众对他终止“箭式”项目的不满情绪。然而，他的新国防建设方案建立在购买美国装备和参与美国军工生产体系的基础之上，衍生出了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国内矛盾和国际问题。

    一 以“巫毒”替代“箭式”飞机

    加美双方在1958年12月15日的巴黎会议上就购买美制歼击机问题达成了基本共识，可是迪芬贝克却在1959年2月20日的声明中声称，政府还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国防部和参谋长会议还在研究不同的方案。[367]按照总理指示，军方经过一番调研之后很快就提交了四个方案，每个方案都以加拿大空军需要新歼击机为前提。这些方案包括：（a）为加拿大空军购买100～150架美制歼击机替换 CF-100；（b）由美国空防部队代行空防之责；（c）加拿大空军基地做好充分准备以便美国空军能在紧急时启用；（d）允许美国战机驻扎在加拿大基地。

    皮尔克斯和参谋长会议均表示不支持（b）和（d）选项，因为加拿大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军事上都无法接受让美国空军部队驻扎在加拿大军事基地的事实，其余的选项可以考虑。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允许美国飞机部署在加拿大是北美空防司令部的既定方针，但是加拿大政府没有让美国空防部队提前接管加拿大空防的计划。

    （b）、（c）和（d）选项意味着加拿大空军无机可飞，只剩下一个名号而已，加拿大空军也担心这样做会损害它在北美空防的地位。得知消息后万分惊讶的空军参谋长休·坎贝尔中将致信国防部长皮尔克斯说，如果加拿大空军仅剩下一个躯壳，那么“加拿大在北美空防将不再是一个享有充分权利的伙伴，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伙伴”。[368]

    皮尔克斯和军方否定了（b）、（c）和（d）选项，加拿大政府不得不把剩下的（a）选项作为自己的国防政策。

    然而，就在加拿大政府犹豫是否购买美国歼击机以填补“箭式”空缺之时，反对党却提出了与（b）、（d）方案类似的建议。1959年7月，皮尔逊在众议院讨论军事拨款时指出，要求装备落后的加拿大空军与配备最新歼击机的美国空军承担同样的任务不公平。他建议政府考虑把大陆空防任务交给美国去承担，让加拿大空军去完成更适合自己的任务。如果政府仍然主张美国空军应该在敌机到达加拿大工业和人口中心之前就与之交战的话，政府就应该准许美国空军驻扎在加拿大的北方地区。皮尔逊的发言揭开了加拿大空防处境尴尬的真相，也证明了与美国结成更紧密的安全关系是两大政党共同的政策。在朝野一致的情况下，加拿大政府对未来的政策更加有把握了。1960年5月，皮尔克斯暗示准备把歼击机部队的任务交给驻扎在美国的美国空军，加拿大空军作战任务的重心可能转向地面的电子监控。几周之后，皮尔克斯又进一步承认允许美国空军使用加拿大空军基地作为补给站。加拿大歼击机部队似乎要放弃它的使命了。

    可是，加拿大参谋长会议和加拿大空军根本不能接受放弃歼击机的任何政策。而且，美国国防部和美国空军也反对以美国空军完全代替加拿大空军的角色。1959年底，他们向加拿大政府主动提出把66架已经编列为美国空军装备的双引擎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巫毒”（又称“Voodoo”，以下简称“巫毒”）配备给加拿大空军。“巫毒”的机动性能好、作战半径大，是一款特别适合在飞行识别区边缘识别并发起攻击的进攻型轰炸机。可是，这样将使美国空军不能及时得到先进的“巫毒”，为此美国打算用性能比“巫毒”差的F-102来弥补美国空军的要求。加方对该项建议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北美空防副司令斯利蒙如此解释加方没有立即做出反应的原因：“在取消‘箭式’之后加拿大政府立即接受美国的超音速歼击机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政治问题……尽管它具有加美成本分担的性质，购买与‘箭式’性能相同的美国战机还是会把加拿大政府置于尴尬境地。”[369]

    1960年初，加拿大又向美国推销加拿大生产的CL-44运输机。美国政府乘机利用加拿大希望达成交易的心理推销“巫毒”。它声称，除非加拿大购买“巫毒”飞机，政府将无法说服一直强硬地反对购买加拿大产运输机的美国飞机制造业界。[370]美国空军为了配合政府的行动，在“箭式”项目终止后反而催促加拿大空军尽早配备至少比CF-100速度快两倍的歼击机，并且特别强调，唯有如此，加拿大空军才能在军事行动中拥有早期识别的能力。按理来说，双方各有需求且存在共同利益，这笔交易应该可以顺利成交，然而，美国的目的在于破坏加拿大的军工体系，再加上美国空军以及飞机制造业的坚决反对，问题复杂化了。

    美国的催促对加拿大产生了重大影响。1960年7月29日，加拿大众议院军事拨款委员会要求尽早解决CF-100的替代战机问题。8月8日，皮尔克斯对外宣布，运输机换歼击机的问题很快就能解决。然而，由于美国飞机制造业界的反对，协议未能如期达成。11月，哈肯尼斯接任防长职务并很快出访华盛顿。外界普遍认为，他将与美方讨论以66架“巫毒”交换32架运输机的事宜。然而，就在哈肯尼斯回国后不久，美国空军和航空署却在当年年底突然宣布美国计划开发新的军民两用喷气式运输机。这就意味着美国不再需要加拿大的运输机。加拿大向美国推销大型运输机的愿望再次落空。

    1961年2月，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后，加美重新开始谈判。新的谈判计划是加拿大购买“巫毒”，作为交换，美国同意把供应北约盟国的F-104生产订单交给加拿大。可是，该计划再次遭到美国飞机制造业界的强烈反对。

    1961年5月，肯尼迪新政府又向加拿大政府提出了一个更吸引人的计划，它包括三个部分的内容：美国无偿为加拿大空军装备66架“巫毒”；作为交换，加拿大负责接受一直由美国管理的16个“松树”雷达站并承担5个一直由加拿大人管理、由美国提供资金的雷达站的财政责任；美国同意从加拿大采购价值约2亿美元的供应北约的F-104，其中美国分担1.5亿美元，加拿大分担0.5亿美元。该计划似乎不仅解决了加拿大空军的超音速歼击机的问题，而且还可以给加拿大飞机制造业带来生产订单。迪芬贝克政府无奈地接受了这一提议，加拿大没有实现向美国销售运输机的初衷，美国却成功地推销了“巫毒”，利用军工生产订单钓住了加拿大。1961年8月，双方经过多轮谈判之后最终达成了关于“巫毒”的一揽子协议。

    然而，加拿大空军痛苦地意识到，66架“巫毒”明显少于军队曾经渴望的100～150架“箭式”飞机，也少于他们将要换下来的CF-100。1962年，加拿大空军司令部警告加拿大空防司令部，“这样少的装备，如果考虑到执行任务所要承担的风险，损耗要降到零才行”。[371]加拿大空军的整体实力因此遭到了严重削弱。不仅如此，在失去了先进的“箭式”飞机之后，所有歼击机从此要依赖美国。而且，加拿大飞机制造业由于开发的新式运输机无法进入美国市场也陷入了更深的危机。

    二 以“波马克”地对空导弹加强北美空防能力

    1959年4月，皮尔克斯发布1959年国防白皮书，向公众证实了加拿大政府与美方达成了购买“波马克”地对空导弹以加强加拿大空防能力的协定。根据协定，“波马克”导弹基地建设费用由加美两国按照1∶2的比例分担，它将和美国同型号导弹一起构成一个由半自动地面指挥系统控制的北美防御网。白皮书一经公布就在加拿大引起了轩然大波。

    “波马克”导弹[372]是1951年应美国空军的要求而研制的地对空导弹。加拿大准备引进的波马克导弹是它的改进型波马克-B，此时还处在试验阶段。这种型号的导弹采用固态燃料和冲压式喷气发动机驱动技术，速度为400英里/小时，射高为9万英尺。波马克-B在速度上比“箭式”飞机稍慢，但是作战半径比“箭式”飞机要大，存在无法识别对手的主要技术缺陷，主要用于对付轰炸机而不是对付洲际导弹。[373]然而，加拿大政府当初基于北美面临的轰炸机威胁急剧下降、导弹成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认识终止了“箭式”项目，那么它在引进先进武器时主要的技术考虑就应该针对洲际导弹，波马克显然不符合这一技术要求。

    况且，就在加拿大决定引进波马克导弹之时，美国防御建设的重点已转向了应对洲际导弹威胁，加紧在北美大陆外围构造防御弹道导弹的早期预警系统。1959年6月初，一直面临陆军的Nike导弹和空军的波马克导弹激烈竞争的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再次决定把拨款重点从防御轰炸机转向防御导弹，并且建议砍掉拨给波马克的经费。1959年6月9日和15日，在野党领导人皮尔逊质询，鉴于波马克在美国地位下降，政府是否考虑暂停在诺斯贝建造首套波马克导弹基地，以待美国导弹争论尘埃落定。皮尔克斯否定了皮尔逊的建议，指出美国国会是根据加拿大对轰炸机威胁正在下降的评估采取的行动，防御性导弹基地仍然没有失去军事价值，不会影响后续武器更新计划。

    可是，美国军种间的武器争论引发了加拿大媒体对波马克的负面报道，波马克-B在5月27日才开始进行首次测试。有媒体甚至援引美国陆军内部消息指出，迄今为止，波马克-B还没有打下一个超音速试验目标。皮尔克斯不得不出面澄清，美国国会削减的是波马克-A型的资金。然而，他很快又表态，如果美方打算完全放弃波马克导弹，作为统一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加拿大也将放弃。皮尔克斯前后矛盾的讲话带来了不利的政治影响。反对党抓住迪芬贝克政府在防御政策上紧跟美国的事实，指责迪芬贝克政府的安全政策由美国决定。

    这一年冬天，又传来波马克-B在卡纳维拉尔角和埃格林空军基地测试失败的消息，引起了加拿大媒体更为广泛的关注。媒体对波马克-B和皮尔克斯的攻击简直有些恶毒了。1960年2月1日，皮尔克斯不得不到众议院接受质询。他辩解说，导致测试连续失败的错误很快就会得到纠正；美国削减的主要是美国南部的波马克军事基地，包括加拿大的两个导弹基地在内的14个北部波马克基地因担负保护重要工业区的重任不在削减之列。[374]

    可是，加拿大政治观察家和加拿大民众的批评没有因为皮尔克斯在议会的做证而有所减轻，反而增强了。《多伦多每日星报》指出，用对美国东北部战略空军防御作用非常有限的波马克来武装空军部队的做法令人生疑，嘲讽皮尔克斯不过是以此来证明全加拿大只有他才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该报悲愤地指出，加拿大干脆放弃军事现代化的努力，退回常规部队时代算了。《蒙特利尔星报》批评说，普通百姓看不清专家意见不一致和美国军种之间竞争的实质实属正常，然而最高决策层也没有透过表象看实质就有点说不过去了。《环球》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波马克的问题上，加拿大遭到了美国人的羞辱，号召民众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多伦多每日电讯报》与上述激愤之语不同，认为所有的批评都带有政治攻击的意味，建议对波马克进行客观公正的审查。由此可见，引进波马克在加拿大社会引起的争议一点也不亚于“箭式”项目被终止所引发的争议。[375]

    4月13日，皮尔克斯再次到众议院接受质询，他突然打断议会辩论，宣布波马克-B已经发射成功，试图以此证明引进波马克导弹的决定至少部分是正确的。两周之后，在被记者问及他对有关美国国会拨款委员会完全取消波马克拨款的报道做何评价时，皮尔克斯回答说，如果这项议案得到最终批准，那么它显然违背了一年前两国关于大陆空防的双边协定。美国国会的法案让加拿大军方和政府不得不接受来自各方的批评，再次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

    然而，形势在一个月之后突然发生了戏剧性变化。1960年5月17日，赫鲁晓夫因为U-2事件在巴黎宣布取消对艾森豪威尔访苏的邀请，苏美首脑会晤未能如期举行，四国首脑会议彻底流产。自赫鲁晓夫访美以来出现的东西方缓和的气氛戛然而止，骤然紧张的新形势迫使美国国会重新考虑并恢复了对波马克的拨款。赫鲁晓夫的行动挽救了波马克的命运，也使加拿大政府承受的舆论压力得到了缓解。美国国会声称，加拿大的游说是国会做出继续向波马克拨款的重要原因。如果确实如此，那就极具讽刺意味了，虽然美国国会的声明说明加拿大能够对美国的安全政策施加影响，但很多加拿大人却不以为然。尽管如此，1960年7月，加拿大反对党在防务支出特别委员会上还是提出了反对为加拿大建设波马克拨款的议案。只是由于一名缺席的进步保守党议员被临时召来对此议案投了反对票，反对党的议案才没有成功。[376]

    虽然废止波马克建设议案的行动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在野党对执政党的追究却没有停止。自由党影子内阁国防部长赫利尔认为，波马克是为击落轰炸机而设计，而轰炸机的飞行速度较慢，极易被击落，因此敌人将首先用导弹摧毁美国的战略空军和波马克导弹基地，然后再用远程轰炸机发起对北美工业中心和人口密集的城市的进攻。因此，波马克导弹基地将招来敌人的进攻，从而对加拿大安全带来致命危险。在完善反导防御体系之前，作为应急手段，美国应该加强抵御轰炸机进攻设施的建设，而不是首先树立靶子。赫利尔的批评揭示了迪芬贝克政府宣称的购买波马克导弹是为了对付来袭导弹这一虚假命题的致命错误。赫利尔质问迪芬贝克政府，在加拿大不能做出更大贡献的情况下，把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指“箭式”）闲置起来是否恰当。这一质问使问题又回到了原点，即政府终止“箭式”项目的决定是否明智。政府的回答明显避重就轻：苏联目前仍然拥有大量轰炸机，至于什么时候转换到导弹时代，则有待情报机关做出评估之后才能做出回答。[377]这一回答再次证明了政府对轰炸机时代已经过去的判断是错误的，从而再次使终止“箭式”项目的决策基础发生了动摇。

    引进波马克在加拿大国内引发如此多的批评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疑问：这样一个关乎加拿大防御体系的重大问题，加拿大是独立做出决定的吗？美国事先与加拿大磋商过吗？这些都是反对党在波马克争议中反复射向皮尔克斯的子弹。究其实，波马克问题不在于它是否能有效解决加拿大的防御漏洞，而是在导弹成为真正危险之时，美国的安全政策到底是基于核威慑、拦截轰炸机还是防御导弹？还是兼而有之？在这些问题都还不明朗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这么早就做出决定？迪芬贝克政府以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决定掩盖自己终止“箭式”项目的决策失误，实在是错上加错。决策者事先不经过科学论证，事后再去弥补或者掩盖错误常常是文过饰非，贻害国家。

    三 以“星式”战机加强加拿大驻欧洲空军

    1959年，美国还有一些新武器装备拟陆续交付驻欧洲的加拿大军队，但是1959年4月加拿大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仅仅提到陆军对引进“Lacross”地对空导弹以及继续开发运兵装甲车的评估，并未提及如何处理驻欧洲空军师那些过时的F-86 Sabre和CF-100飞机的问题。

    1959年4月，北约司令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在访问渥太华之时，与加方官员详细讨论了加拿大驻欧洲部队的装备问题。坊间随即传言，飞机也在讨论之列。7月2日，皮尔克斯在众议院做证，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的“星式”战机（F-104G）已经被选为识别并对目标进行核攻击的飞机，该飞机将按照合同在加拿大生产。他还特别指出，美国同意在加拿大生产为德国空军使用的“星式”战机。美国此举明显带有抚慰加拿大的意图。

    然而，这一决策还是让在野党看出了破绽，赫利尔在议会针锋相对地指出：“星式”战机不是用于实施低空突袭敌方目标的，而是用于高空日间侦查。言外之意，有一些更适合完成识别打击任务的飞机被淘汰掉了，“星式”战机不是最佳选择。《环球》也批评政府买了一款尚未试飞的飞机。尽管遭到了这么多的批评，加拿大政府仍然坚持购买“星式”战机。

    不仅如此，加拿大舆论还揭露迪芬贝克政府正在试图通过引进“星式”战机把一支自二战结束以来专事防御的常规轰炸机部队转变为一支战略进攻部队。这一事实后来为皮尔克斯所承认：驻德国的加拿大军队将在1960年3月配备“诚实的约翰”导弹，而加拿大政府在1960年国防白皮书中承认，该导弹必须配备核弹头才能正常发挥作用。政府开始允许在欧洲的加拿大部队使用核武器，这是对加拿大反核安全政策的重大修正。美国向加拿大输出必须配备核弹头才能发挥正常效能的武器系统的做法把加拿大引入了核武器陷阱。这一决策在迪芬贝克政府后期引起了更大争议，以致撕裂了加拿大社会。[378]

    总之，引进新武器的决定让迪芬贝克政府陷入尴尬境地。购买美国歼击机必会引发全国对终止“箭式”合理性的大讨论，因为很多加拿大民众认为，与其花钱买美国歼击机，还不如花钱研发和生产自己的歼击机。可是，不购买美制歼击机而让美国空军单独承担北美空防责任，又会导致另一个令人生厌的安全政策选项——允许美军驻扎在加拿大。而且，我们会看到，无论哪种方案，都会导致加拿大政府需要在核武器政策上重新做出决定。这种困境如果不是迪芬贝克延迟核武器决策的唯一原因，至少也是促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可是推迟做出决定不等于无限期不做决定，即便本届政府不做决定，下届政府还是要做，而且越推迟越对迪芬贝克政府不利。

    迪芬贝克政府之所以陷入这样尴尬的境地，一是因为目标太大而能力有限。美国人对此看得很清楚：“加拿大政府试图以有限的财政预算为共同防御做出最大贡献，促进加拿大军事工业发展，改善与美国的贸易平衡。”加拿大政府想一石三鸟，以低成本获得最大效益，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二是因为加拿大与美国的愿望存在较大差距。“加拿大对我们共同防御事业的最大贡献也许是使用美国正在生产的高端武器并且融入北美空防，而不是独立研发和生产（先进武器）。”美国不希望看到加拿大实现军事自立，脱离美国的控制，它更希望加拿大加深对它的依赖。

    因此，美国开出的解决加拿大困境的药方就是“共同生产军事装备，否则，加拿大的军事工业和贸易平衡将遭受损失”。可是，这样一来又引出了另一个使加美安全关系矛盾复杂化的问题，这就是军工生产共享计划。加拿大一方面希望从美国庞大的军工生产中分一杯羹，以维持其军工产业；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充当美国的小伙伴，“对这种军工生产的安排非常敏感，认为它在这种联合军工项目中仅仅能够生产零部件”。加拿大对它在共同生产军事装备中的作用与地位的心态非常复杂。

    引进新武器的决策反映了加美以北美空防为平台、日益增长的一体化趋势，也反映了随着现代军事装备研发成本不断上升，加拿大在未来不可能独自开发主战武器装备的现实。加美军队日益增长的一体化趋势要求两国在武器的研发和生产领域开展更紧密的合作，美国则要求在北美大陆的安全建设上可以尽可能地利用加拿大资源和技术的优势。

    加拿大政府向美国推销“箭式”飞机和 CL-44运输机相继失败，都与美国空军和美国飞机制造公司的强硬反对分不开。这恰恰说明美国不愿意失去在关键领域的竞争力。它利用加拿大资本劣势、推高制造成本的办法挤垮了加拿大的航空制造业，使它沦为美国航空业的小伙伴。与加拿大的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在迫使加拿大政府终止“箭式”之后，向加拿大推销歼击机和导弹等新式武器却取得了成功，从而使加拿大军队更深地依赖美国的军事装备，美国对加拿大的控制能力也大大增强。正如麦克尔罗伊1959年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做证时指出的那样，由于加拿大政府决定从美国购买成套武器系统，加拿大军工企业遭到了沉重打击。[379]迪芬贝克政府反抗美国的能力遭到了严重削弱。这是迪芬贝克执政后期反美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三节 军工生产共享计划

    准确理解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必须从加拿大国防工业特别是飞机制造业的经济特征和政治影响中去寻找。1950年代末期，由于财政上不断削减军费，加拿大国防工业越来越无法向空军如期交付所需武器装备。经济制约还致使加拿大在发展国防工业时必须考虑一些非军事因素。比如，加拿大政府常常会受政治压力去购买某种武器，否则该武器行业的生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就业就会丧失。其他非军事因素还包括武器采购对加拿大财政平衡的影响。比较典型的是，由于经常项目下财政赤字扩大使加拿大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它终止“箭式”项目转而去购买相对更加经济的美式装备，而做出这样的决定又会遇到政治上的麻烦。这些非军事因素对加拿大国防工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我们承认，依赖外国武器装备而让加拿大国防工业死亡，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不可接受的结局，那么，解决这一困境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加拿大选择的军事角色不超过加拿大自身军事装备所能发挥的作用；二是它购买的武器装备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尽可能地弥补其国防工业的损失。迪芬贝克政府在武器研发和生产共享计划中强调后者，而1963年上台的皮尔逊政府在强调后者的同时强调前者，也就是缩小加拿大海外军事义务，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一 前迪芬贝克政府时期加美军工生产合作状况

    生产共享计划是指加拿大军工企业分享美国国防合同以及美国增加在加军事采购以弥补日益增长的加拿大在美军事采购的军事合作计划。它要求美国对军事采购规章制度做出相应的改变与安排，废除一切妨碍加拿大企业平等竞标美国国防合同的条款。生产共享计划与此前的军工生产合作相比在原则上具有一致性：促进加美军事生产一体化，拆除互惠采购和两国军品流通的障碍，促进军事装备标准化和生产布局合理化，加强情报交流，扩大加拿大的产能满足美国的军备需要。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两个新原则：确保国防资金获得最佳使用效果，给予两国承包商同等待遇。

    加美军工生产合作可以追溯到1941年的《海德公园协定》。根据该协定，美国在二战期间从加拿大购买了价值约1.25亿美元的军用物资，加拿大也从美国购买了几乎同样价值的军用物资。[380]

    1941年至二战结束，是加美军工生产合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加美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优化生产，军火产量猛增，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兵工厂”，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这种军工生产合作采取了加拿大提供资源和土地、美国出钱出人出设备的方式，形成了美国建设和管理包括阿拉斯加高速公路、西北输油管道和在加美军飞机场在内的所有合作项目的特色。然而，加拿大的参与程度极低。两国统筹生产向盟国提供的武器装备，除核武器等较少项目外，研发合作较少。加美两国经济在军工生产合作中皆获利，很快从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中摆脱出来并且走上了一条快车道。更重要的是，加拿大很快从一个传统农矿业国成长为西方重要的工业国，为战后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5年5月，应美国要求，加拿大同意在战后继续开展军工生产合作。但是，在两国面临大规模军队复员的形势下，双方缺乏继续开展亲密合作的意愿和动力。因此，很少有人注意1945年5月的照会，1948年建立的加美工业动员联合委员会同样没有引起注意。当冷战来临，两国重视军备建设，才重新刺激它们恢复军工生产合作的意愿。1949年10月12日，防联会决定启动一个新的军事采购互惠计划，该计划的目标类似《海德公园协定》，包括美国扩大全球军事供应，分散建设工业设施，强化武器装备工业的标准化，支持加拿大赚取更多外汇以支付它从美国的军事采购。1950年2月，圣劳伦特在访问纽约时声称，该计划将帮助加拿大获得更多更大的美国国防合同。3个月之后，圣劳伦特就得到了回报：美国国防部长指示各军种在1951财政年度从加拿大采购1500万～20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6月，美国直接介入朝鲜战争，两国特别是美国需要出台一个更清晰更坚定的基础性政策来指导和加强彼此合作。结果，1950年10月26日，两国互换了《关于经济合作的原则声明》的外交照会。该照会除了重申《海德公园协定》的一般原则外，还附加了两个更加具体的条款：（1）为了最大限度地生产用于共同防御的产品，两国启动一个协调一致的需求、生产和采购的程序……（5）尽可能地废除一切妨碍用于共同防御事业的商品流通条款。[381]这些原则和贯彻这些原则的行政协定详列在美国陆军采购法规里。后来，在加拿大武器装备输出美国与《买美国货法案》相冲突时，美国陆军和海军排除了一些更具体的障碍，而且还破例将加拿大军品排除在《买美国货法案》之外，在涉及安全保密原则和许可证时，美国军方更是优待加拿大军工企业。

    朝鲜战争是两国军工生产合作的第二个高峰期。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后，军备需要日益增长，加美之间的军事采购数量迅速超过了1950年春季的估计数。1951财政年度美国在加拿大的军事采购达到了1亿美元，1952年更是达到3亿美元。加拿大在美国的军事采购增长得更快，1951年4月1日至1952年12月31日，加拿大在美国的军事采购达8.5亿美元。[382]这种不平衡表明加拿大对美军售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把这种不平衡归因于美国不愿意购买或者设置障碍是不公正的，它实际上是加拿大国防工业生产能力严重滞后的结果。麦克林指出，美国军需急剧上升，明知从国外购买高级战机会引起很大政治麻烦也在所不惜，而加拿大国防工业连国内军需都难以满足，更不要说满足那些可观的美国订单了。[383]

    为了支持美国的军需，1951年成立的国防生产部在C.D.豪的领导下，成功地实现了加拿大国防工业体系的转型升级。加拿大在二战期间还不能生产飞机发动机，到1957年，它可以生产R-1340和R-1820活塞式引擎以及Nene、Orenda和Iroquois喷气式引擎，不仅如此，加拿大还拥有了发达的高端电子产业，甚至向美国出口至少6款飞机：F-86和CF-100战斗机、Harvard和T-34教练机以及Beaver和Otter运输机。到50年代中期，加拿大已经能够生产很多较高级的军事装备。简言之，朝鲜战争的刺激使加拿大不仅可以生产加拿大军队所需的大部分武器，而且还可以在某些领域与美国开展竞争。但是，加拿大国防工业仍然高度依赖美国市场，加美军工生产经过朝鲜战争形成了高级分工。

    然而，朝鲜战争结束使两国军工生产合作再次转入低潮期。这种情形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有北美大陆空防的切实需要而且并无性能相近的先进飞机，美国仍拒绝参与“箭式”歼击机的研发和生产。1953～1958年，美国给加拿大的生产合同削减到大约3500万美元/年。[384]加拿大也不愿意接受朝鲜战争所形成的北美军事工业分工，因此完全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研发“箭式”歼击机，努力建立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

    二 生产共享计划的缘起与争论

    1950年代末期实施的生产共享计划是二战以来加美两国军工生产合作的自然延续。50年代末期，加拿大国内形成了一股把两国军工生产合作引入一个新阶段的思潮。其一，基于领土合作原则，加拿大承包商应该获得同等机会来竞标和承建在加拿大领土的共同军事设施。具体而言，就是加拿大要求在其领土兴建共同军事设施时使用加拿大劳动力和建筑商。其二，如果不把安全合作延伸至军工生产领域，两国安全合作事业就缺乏完整性，《北美空防协议》所追求的军事一体化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从1958年春季到秋季，随着加拿大政府决定取消“箭式”和引进波马克，加拿大的新思潮与美国全球战略形成了一致，这是生产共享计划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弗莱明在1959年11月8日再次恳求美方：“在上次联席会议上（指1958年12月15日首次加美部际安全联席会议——引者），我就曾经谈到取消‘箭式’对加拿大造成的政治影响，这些影响到今天仍然不能低估，正因如此，确保生产共享计划成功显得尤为重要。”[385]迪芬贝克政府取消“箭式”，促使它加速与美方在军工生产上达成谅解。

    取消“箭式”和引进波马克的决定让人们明白加拿大政府不再抱有发展核心军事装备的雄心。可是，这种新形势却让加拿大政府开始着急起来，如果它不想毁掉加拿大的军工产业，就必须想办法获得更大的美国军火市场份额。加美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7年下半年，美国国会代表团对深陷危机的加拿大国防工业进行了实地考察，回国后提交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提出：为了便于加拿大承包商得到更多美国军火订单，美国政府应给予加方更多优惠条件。1958年7月，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访问渥太华，加美就此举行了高级别的会谈并达成了相关协议。就此次会议取得的成果，1958年9月23日迪芬贝克对议会宣布：“美国政府现在准备与我们达成生产共享协议。”[386]10月，生产共享计划谈判再次取得重大进展，两国就生产共享计划的方向与目标达成了一致。

    就在两国政府不断取得进展之时，加拿大舆论却出现了很大的分裂。一些人担心加拿大独立受损，强烈要求遏制与美国的军事一体化趋势；另一些人抱怨加拿大在军事一体化过程中没有得到恰当比例的军工生产订单。在加美共建军用设施如波马克、半自动地面指挥系统和“松树”雷达网升级的谈判中，对舆论过敏的迪芬贝克政府因此要求确保加方拥有以下权益：（1）用于这些设施的电子设备应该尽可能地由加拿大生产商提供；（2）其他军事装备，如果加拿大公司能够满足具体要求并且能够及时供应，就应该把生产合同授予这些公司；（3）给予加拿大承包商在招投标上特别照顾。具体而言，加拿大公司与美国公司竞标时在价格上处于劣势，加拿大公司的竞标价格如果按照加拿大标准是合理的，则应授予加拿大公司；若美国公司竞标价格低于加拿大公司，则不应授予美国公司。

    在美国人眼里，加拿大舆论的分歧和加拿大政府的要求表明加拿大既要享受生产共享的好处，又要抵制北美大陆防御一体化，这种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原则的行为无异于过河拆桥、藏奸耍滑。这种印象因为那些大声抱怨加拿大在生产共享领域遭到虐待、又坚决反对加美军事同盟的人而加深了。美方认为，克服阻碍不应以改变经济合作原则为代价，双方政府当初批准这些原则时就同意按照符合各自实际的方法合作。为了使两国资源和生产达到最佳效果，两国经济部门必须进行磋商，以求在军事需求、生产和采购程序上达成一致，在此过程中，两国必须不断地完善相关程序。可是，完善程序并不等于在招投标上给予加拿大公司特别待遇，因为这种特别待遇可能会造成美国国防资金使用不当，从而招致美国企业界和劳工组织的批评。[387]

    正因如此，美方坚持加拿大公司应该首先达到美国公司参与竞标的标准，不愿意在竞标价格上让步。可是，两个不同量级的选手按照一个标准去比赛又显然是不公平的。加方军工企业的竞争力无法与美方军工企业相提并论。由此可见，美方的立场无非是要把加拿大军工企业继续挡在国门之外。

    三 1958年12月15日加美部际安全联席会议

    为了减少分歧并形成共同的军工生产共享政策，两国决定在1958年12月15日举行首次加美部际安全联席会议，双方为会议的顺利进行做了充分的准备。[388]会议议程广泛，这里主要讨论加美军工生产一体化问题。

    在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终止“箭式”项目之前，它必须与美国提前谈妥引进美国武器装备的条件。因此，加拿大政府比美国政府更急于就军工生产一体化达成协议。1958年12月2日加拿大参谋长会议给防御与经济问题委员会的备忘录[389]显示，在1958年9月23日决定按下“箭式”项目的暂停键之前的9月21日，加拿大内阁决定同意为加拿大空防部队引进波马克导弹和半自动地面指挥系统，同时对“松树”雷达网进行升级改造，包括引进重型雷达和雷达辅助天线。这份备忘录表明，引进这些美式新装备填补加拿大空防体系的巨大漏洞是迪芬贝克政府的当务之急。

    不仅如此，为了减轻因终止“箭式”项目而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加拿大政府必须向国民证明：本政府无意放弃国防建设中积累的技术优势，而且，为了弥补加拿大军工行业因取消“箭式”项目遭受的损失，使之不因“箭式”的取消而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生产萎缩，保住加拿大的军工产业，尽早让加拿大军工企业参与波马克、半自动地面指挥系统和雷达升级改造的工程项目就成为它对美外交所追求的目标。而且，迪芬贝克政府最初考虑终止“箭式”项目的前提就是它能够以共同事业的名义与美国达成生产共享协议。[390]总之，迪芬贝克政府认为分享美国军工产业蛋糕是重要的政治停损点。

    另外，我们应该弄清楚加美双方在生产共享上的立场，从而了解双方谈判的矛盾所在。加拿大的立场是要求在军工生产合作中扮演主承包商的角色并承担研发任务。然而，这一要求很难实现。究其原因，其一，尽管根据1950年的《军事采购互惠协定》，美国在加拿大的军购规模一度很大， 1953财政年度甚至达到了2.70亿美元，[391]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的军购急剧下降。这就意味着在朝鲜战争之后的美国军工业普遍吃不饱的情况下，它很难满足加拿大军工企业分享蛋糕的请求。其二，1957～1958年，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美国军工企业也面临裁员危机，为了自保，它常常毫不犹豫地援引《买美国货法案》，强烈反对给予加拿大军工企业重大的军工合同。尽管美国国防部利用该法案的例外条款为加拿大军工企业开了一些绿灯，[392]但是与加拿大的要求仍然存在很大的距离。其三，加方的要求也阻碍了加美军工生产的合作。加拿大一方面坚持生产美国已经很成熟的高端军事设备，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招投标时给予加拿大公司以优惠，这让美国政府在面对美国企业反对时很难为加方说话。此外，一些涉及专利权、许可证以及国家机密的因素也影响到加拿大企业参与美国军工生产的程度。

    一份档案号为NSC5822/1的美国档案揭示了加拿大国防工业的现状以及美国对生产共享计划的立场：“加拿大的经济不能独立承担开发和生产适应现代国防的高端武器设备的任务，但是加拿大军工企业能够生产这些高端武器的主要零部件，而且能够独立生产不那么高端的军工产品如教练机、运输机和识别机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加拿大军工市场太狭小，无法容纳它的军工企业多样化的巨大的产能。因此，加拿大军工企业除非融入美国或者其他北约盟国的军工生产体系，它就无法发展壮大。同样，加拿大军工企业如果无法保持健康，美国将失去加拿大军工领域的科技人才储备、技术实力和工业实力，也就无法保持它（美国）在世界军工产业上的优势地位。”[393]由此可见，美国一方面不希望加拿大军工企业实现独立自主，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又希望后者保持健康，成为美国军工产业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可是，不管它的立场与美国的立场存在多大差距，加拿大政府都要尽最大的努力。加拿大政府多次召开相关部门首长参加的专题会议。[394]12月9日，内阁会议最终确定了加方谈判立场。[395]

    12月15日，加美第一次部际安全联席会议在巴黎如期举行。

    会议首先对军工生产共享计划中一些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第一个问题是加拿大军工产品受阻于《买美国货法案》。麦克尔罗伊表示，尽管政治上不可能废除该法案，但任何阻止加拿大军工产品进入美国的条款在审查之后都要废除。他还指出，美国空军正在按照同等条件对待加拿大承包商。

    第二个问题是批准加拿大飞机制造业与美国Convair公司合作研发新型战机。麦克尔罗伊说，国防部高层完全理解加拿大的要求，正在对此开展综合评估，再做出最终决定。国防部将会尽力确保Convair公司的建议得到充分的考虑，不会因为它所提出的方案中涉及了一些非美国公司的产品而加以歧视。

    第三个问题是扩大加拿大电子设备在美国军品市场中的份额。麦克尔罗伊表示，部长助理一直在和加方磋商，他会在适当时候给予支持，逐步解除对加拿大供应商设置的障碍。

    其次，双方讨论了生产共享计划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奥赫尔利指出，由于加拿大政府终止了“箭式”项目，面临失去大批熟练技术人才的危险。尽管在切实保护加拿大利益上取得了一些令人满意的进展，但是他还是希望利用此次机会解决这一问题。

    国防生产部副部长戴维·A.戈尔登接过话题说，两国最近就生产共享计划的近期和长期目标达成了协议。近期目标就是让加拿大军工企业更多地参与生产用于北美防御的军事装备。长期目标是，为了共同的安全事业，依据相互依赖和统筹安排的原则，协调彼此的安全需求，共同研发、生产和采购军事装备，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各自的军工产能。未来两国军工生产不仅涉及北美防御，而且要扩大至其他共同防御事业。[396]这就意味着未来向两国共同的盟国供应军事装备，生产共享计划要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加拿大的军工企业因此将成为美国全球军事供应链条的重要一环。重要的是如何落实这些目标。

    麦克尔罗伊答称，非常理解加拿大政府落实这些目标的愿望，回国后将向国防部相关职能部门强调保护加拿大利益，让美国负责军事采购的人员明白戈尔登提出的生产共享目标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政策。然而，两国各自面临的政治压力以及成本、生产时间和技术优势等因素影响到这些目标的实现。

    弗莱明进一步要求麦克尔罗伊具体落实目标，也就是具体给加方军工企业哪些军品生产的任务。麦克尔罗伊回答，消除《买美国货法案》负面影响的最佳办法就是彻底解除阻止两国军事装备自由流通的一切束缚。如果真能实现彻底解除，那么两国达成的军工生产共享原则就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此次会议批准了生产共享协议。12月30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该协议。[397]

    两国批准了该协议的消息很快就让媒体披露出来，而官方消息直到迪芬贝克政府宣布终止“箭式”项目才发布。1959年2月20日，加拿大国防生产部长第一次在议会证实了生产共享计划。

    可是，生产共享计划从一开始就存在目标差异。尽管两国利用该计划改善北美大陆防御的目标一致，但是加方的主要目标是拯救因终止“箭式”项目而衰落的国防工业，维护加拿大的独立自主；而美方的目标是把加拿大国防工业纳入自己的军工体系，削弱加拿大独立自主的实力，为美国的全球冷战事业服务。正是由于加美目标的南辕北辙，生产共享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产生矛盾。

    四 生产共享计划的实施

    12月15日巴黎会议结束后，美国确实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解除加拿大供应商参与美国军火市场的限制。[398]从12月30日的美国文件来看，美国决心采取措施确保加拿大在互利互惠条件下平等参与研发和生产军事装备的机会。这些措施包括：（1）促进两国军工生产的一体化进程；（2）向加拿大企业转让相关技术；（3）确保美国资金的最佳使用；（4）给予两国企业平等的机会。[399]可是，除了在技术转让上做出让步外，美国并不打算在招投标上给予加拿大企业优惠待遇。这就表明美方仍然坚持国家利益优先的原则。

    美方的让步出现在1959年5月，华盛顿宣布1933年开始实施的《买美国货法案》不再适用于加拿大。为了避免对美国军工企业和政界产生爆炸性的影响，美国政府没有公开对外发布。根据1933年的《买美国货法案》，国外生产商在竞标美国军事合同时，竞标价格中要增加6％的保证金，如果竞标存在与美国劳动力充足地区军工企业的竞争，要另外附加6％的保证金。除某些免税产品外，竞标价格中还要包括关税，如果竞标成功再退税。

    1959年7月1日，新的《买美国货法案》生效，加拿大企业竞标时不用再交纳保证金。不仅如此，如果竞标成功，免税目录上的产品可免征关税。然而，新《买美国货法案》同时规定美国空军不受新规限制，美国陆军部分适用新法规。[400]因此，只有海军和陆军的部分军品订单接受了新《买美国货法案》。可是，加拿大军工企业只有空军产品的技术含量高，能够对美国的产品构成竞争威胁，而美国所做的让步大多集中在海军产品上，这就意味着美方做出的让步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它对加拿大空军产品的挤压态势没有丝毫改变。加拿大反对党领导人和新闻媒体对新《买美国货法案》充满了嘲讽。加拿大舆论显然认为美国做出的让步太有限，对加拿大国防工业的贡献不过杯水车薪。

    加拿大政府为了帮助加拿大生产商打入美国市场也做了一些切实的努力。作为生产共享计划的一部分，加拿大国防生产部提供1.25亿美元补贴来帮助那些参加美国国防合同竞标的加拿大企业。根据该部估计，为了支持那些优质的军事开发项目，政府又提供了500万美元的拨款和400万美元的政府信贷支持。[401]政府提供的上述支持不过是为了维持加拿大工业技术的进步而已，因为它的军事生产能力靠这点资金是无力维持的。1960年9月，国防生产部又制作了122页的《加美军事生产共享》的小册子，帮助加拿大企业了解美国的军购信息，减少加方企业竞标的盲目性。然而，由于加拿大不再能够独立地生产主战武器装备，国防工业对各军种的实际支持下降了。

    在生产共享计划实施的头一年，美国把价值4500万美元的分包合同交给了加拿大公司，两国生产共享计划似乎展现出光明的前景。可是由于一些美国主要承包商仍然抵制加拿大生产商参与生产共享计划，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到了1959年11月，加拿大认识到加方企业如果不能参与武器的研发，生产共享计划从长期来看不可持续；而且只有参加军工产品的研发，才能有效地保持加拿大的科技水平。[402]因此，加方要求对生产共享计划进行修改，注入新的内容。同时，美国决定1962年之后不再续签购买加拿大铀矿石的合同引起了加方的担忧。加拿大每年通过向美国出口铀矿石赚取3亿美元，铀矿贸易占其对美出口额的10％。美方的决定将使加拿大对美出口矿产品遭受严重的损失。

    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问题，1959年11月8～9日加美在戴维营举行了第二次部际安全联席会议，加拿大仍然把生产共享计划作为会谈的重要内容。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会议重申已经达成的各项原则，并且同意继续努力确保在不远的将来取得更丰硕的果实。[403]

    1960年4月，加美举行两国议会间联席会议，军工生产再次成为会谈的主要内容。加方指出，尽管生产共享计划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两国军事贸易出现了严重不平衡。[404]加拿大显然对自己在生产共享计划中的不利地位感到担心。它强烈要求讨论这些问题，就是希望能够引起美方的重视，从而使美方加大对加方的军购力度。

    加方的担忧和不满使美方感到必须进行一次严肃认真的双边会谈，以解决生产共享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1960年7月12～13日，双方在魁北克举行了部际会谈。[405]参加会谈的美方主要代表有财政部长安德森，国防部长盖茨，前驻加大使、现任副国务卿麦钱特，现任驻加大使威格尔斯沃斯、特文宁，加方主要代表有外长格林、财长弗莱明、防长皮尔克斯、军工生产部长奥赫尔利、驻美大使希尼和内阁秘书布莱斯。

    奥赫尔利首先就生产共享计划谈了如下几点：相对于1959年，1960年相互给予对方的生产订单出现了严重不平衡，1960年上半年美国给予加拿大的订单在大幅下降，而加拿大同期给予美国的订单在大幅上升。除非采取迅速有力的措施，这种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就不可能改变。奥赫尔利分析这种不平衡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加拿大给予厚望的空防装备生产项目被大幅削减，而期待美国大量采购产品的订单在锐减。在过去18个月里，加拿大在美国的军购达到了2.25亿美元，而美国在加拿大的军购才1.22亿美元。这种情形让人很失望。

    戈尔登忍不住插话说，从达成合同的现状来看，这种令人失望的状况是不可能改善的。奥赫尔利接过话题说，改善的唯一办法就是美国把合同直接分配给加拿大供应商。

    弗莱明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将对未来产生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影响。根据1959年11月戴维营会议重申的生产共享原则精神，加拿大各部部长无论是在议会还是面对媒体都公开地表达了对生产共享计划取得成功的愿景。戈尔登说，双方都对此给予了厚望，尽管目前形势很不好，相信经过较长时间的努力有可能达成适当的平衡。

    然而，加拿大改善生产共享计划的愿望没有得到美方的积极回应。盖茨说，美国政府现阶段不可能分配合同。安德森插话说，现在不是适用《买美国货法案》例外条款的时候，因为美国政府正面临美国企业和大选的双重压力。

    弗莱明指出，生产共享计划事关两国贸易平衡，迪芬贝克政府自然非常关心。奥赫尔利再次恳请盖茨将一些分包合同直接分配给加拿大。盖茨以主承包商将把它理解为对他们权利的侵蚀为由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戈尔登询问美方，是否可以把援助比利时、荷兰和意大利的F-104飞机的生产订单交给加拿大飞机制造商Canadair，而不是交给洛克希德公司。安德森回答，美国政府还没有对军援法案的资金使用做出决定，而欧洲的支付平衡问题使得军援法案很难支持这一项目。戈尔登的要求属于离岸购买，这会给美国政府带来麻烦。安德森的回答实际上否决了戈尔登的提议。

    弗莱明严肃地指出，加拿大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军购不平衡的问题，更是加拿大对生产共享计划未来的信心问题。弗莱明带有威胁性的发言并没有让美方在生产订单上出现立场松动，盖茨再次以美国恰逢选举年和美国飞机制造业遭遇的大萧条为由否决了加方的新提议。

    戈尔登严肃地指出，美国在生产订单上的僵化立场可能会对F-104、雷达、半自动地面指挥系统以及空防其他领域的合作产生消极影响。如果美方打算把这些领域的大量订单交由加拿大来完成，现在就要分配生产。尽管美国购买Caribou的前景光明，但是，现在必须立即消除两国间军购的不平衡。[406]

    加拿大希望利用此次会议为本国军工企业争取更多的订单，解决军事贸易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尽管美方最终做了一些让步，同意给予加拿大更多订单，但是美方后来的行动证明这种让步不过是应景之作。会后盖茨签署命令，要求各军种在武器装备和物资的采购和生产中努力确保让加拿大获得更加公平的份额。可是，美国各军种并没有真正落实盖茨的指示。这让加方大为恼火，觉得自己遭到了美方的戏弄。9月3日，戈尔登通过媒体向美方严肃地指出，除非加拿大能够从研发阶段就参与生产共享计划，否则加拿大公司不可能享有真正平等的机会。[407]

    尽管加方一再努力改善自己在生产共享计划中的地位，可是美国发生的新危机却使得这种努力再次受到重创。1960年初，美国长期积累的信用危机终于演变成第一次美元危机，1960年11月1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宣布削减美国海外军事支出。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令在12月17日正式开始实施，美国国防工业把取消加拿大的生产订单作为削减海外军事支出的重要手段。这种结果与加方在金融危机初起时的设想南辕北辙，加拿大生产商原本寄希望于生产共享计划以躲避新的金融风暴。

    1960年的军工生产共享数据显示，美国在加军购从0.963亿美元上升到1.127亿美元，与此同时，加拿大在美军购从1959年的1.082亿美元上升到1.963亿美元。这组数字表明，加拿大军工生产很快就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加美之间军事贸易失衡的问题加剧了。1961年2月20日，迪芬贝克向来访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指出，加美之间的军购不平衡问题如此严重，以至于他的政府备受反对党自由党的攻击；加强加拿大经济在军工生产共享中的地位，将有利于加拿大政府不受掣肘地直接追求一种联合防御的政策。肯尼迪表示他理解加拿大的困难。[408]1961年6月，两国议会间联席会议指出，加拿大军购总量超过了美国军购总量，鉴于这种严重不平衡的现状，双方议员同意美方应扩大军购以增加加拿大的比重。[409]美方终于认识到这种不平衡将严重危及两国安全关系的前景。此次会议后，美国开始采取切实步骤解决生产共享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增加订单是最切实的措施。加美之间的军事贸易很快就恢复了平衡，一举扭转了加拿大长期不利的地位。

    生产共享计划实施的1959～1965年，两国军购数量达到了和平时期从未企及的程度，美国在加军购达到了11.74亿美元，年平均达到了1.70亿美元，而1953～1958年平均只有0.35亿美元。同期，加拿大在美国的军购达到了9.81亿美元。[410]

    虽然迪芬贝克政府末期加美之间围绕核武问题充满了争吵，可是生产共享计划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见斗争和合作是并行不悖的。这也就决定了迪芬贝克政府与美国政府的争吵是可控的，在外人看来有时就像茶碗里的风波。

    对生产共享计划实施的效果很难进行评估，因为一国生产的军品包括来自另一国的原材料，并且一些美国官员明确要求在统计分析两国武器贸易时把原材料也计算在内。而且，在生产共享计划实施之前，美国很少把分包合同交给加拿大公司，因而也就没有1959年之前的分包合同数据可资比较。然而，从生产共享计划实施到1961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加拿大从该计划中得到的结果和它的初衷存在很大的差距，加拿大从美国的军购大多是高科技武器装备，而它输出的大多是原材料和一些中低端产品。除此之外，军火贸易的不平衡性还表现为数量上的差异，加拿大军购量一度超过美国8000万美元。迪芬贝克政府企图通过生产共享计划拯救加拿大国防工业的幻想被彻底打破，相反，在失去了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之后，它对美国先进武器的依赖更深了。

    小结

    究其实质，终止“箭式”项目是迪芬贝克政府在北美空防原则下做出的符合加美安全关系逻辑发展的决策。所谓北美空防原则，就是北美大陆防御是共同事业，加拿大的国家防御和加拿大空军是这个共同事业的必然组成部分。加拿大的领空和军事基地允许美国空军自由使用以及与美国在加拿大领土上共建雷达安全网都是对共同事业的贡献。为了这个共同事业，加美在国防工业领域里开展充分的合作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加拿大得到的回报则是其安全得到美国的保护。既然有美国空军的保护，有没有“箭式”其实无所谓。

    加拿大政府这种“搭便车”的安全政策，是希望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得到更多的军事保护，从而把节省下来的军费开支用于其他经济建设领域。这种单纯从经济效益来考虑和决定一个具有重大军事和政治价值的军工项目的命运显然缺乏合理性。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加拿大将不得不付出失去对其领土和主权的部分控制和建立独立国防体系的沉重代价。与加拿大同属西方阵营的法国，在戴高乐领导下克服一切障碍，发展独立的核力量，不愿意仰人鼻息。与加拿大处于不同阵营的新中国，经济和技术基础远逊于加拿大，20世纪50年代宁可舍弃其他方面的发展，也要发展核武器。如果单纯从经济效益来考虑，戴高乐和毛泽东绝不会做出那样震惊世界的决策，因为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不仅仅由经济标准衡量，也是一个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独立的问题。迪芬贝克政府单纯从经济效益来决定终止“箭式”项目，不去考虑它的军事效益和政治效益，是完全错误的。

    加拿大政府既然不愿意在国防事业上投入太大，削减军费开支就是必然选择。在军费不断被削减的形势下，“箭式”项目迟早要遭受被砍掉的命运。约翰·盖尔纳从1959年的国防白皮书中发现，5年间加拿大的军费开支一直在大幅削减。削减军事开支实际上是从圣劳伦特政府就开始实施的政策，迪芬贝克政府不过是萧规曹随。正因如此，皮尔逊在议会引用盖尔纳的研究，反对现政府在苏联增加军事投入时削减军费开支，他对政府军事开支水平提出的批评显得有气无力。可是令军方懊恼的是，不管在野党如何批评政府的国防预算水平，迪芬贝克政府为了平衡财政预算，再次大幅削减1960年的国防预算，而且，由于终止了“箭式”项目，1959年的实际军事开支远远低于1959财年的国防预算。[411]

    美国暗里搞垮加拿大的“箭式”项目，迫使加方引进美国军事装备，然后通过生产共享计划把加拿大军事工业纳入美国庞大的军工链条，从而控制加拿大工业。这种情况让加拿大历史学家理查德·A.普雷斯顿当时就悲叹道：“历史上还从未有一个独立国家的工业由外国人拥有和控制到如此程度！”[412]从北美空防到生产共享计划，迪芬贝克政府时期的加美安全关系越来越密切、牢固。正因如此，迪芬贝克政府的反抗看上去轰轰烈烈，实际上是没有底气的抗争，最终要在美国精心编织的军事、经济密网中束手就擒。迪芬贝克政府看不清“箭式”终止后的悲剧后果，一厢情愿地希望在美国的全球冷战中既享受安全与经济的好处，又保持国家的自主独立，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取消“箭式”项目不仅给加拿大政府带来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危机，而且迫使加拿大更深地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

    加拿大政府从共同事业的维度要求美国支持“箭式”飞机的研发和生产，美国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落井下石，加速了“箭式”项目的终结，其实质是美国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北美霸权因为“箭式”项目的成功而受到挑战。由此观之，美国在冷战时期的结盟，国家利益始终高于一切。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美国不愿意在一个既有利于北美防御又有利于全球冷战的高端武器的项目中担任配角的原因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