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的兴盛与衰亡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纵观中国古代历史，还没有哪个统一王朝像宋代那样一开始就弥漫着一股柔弱、僵化与衰亡的气息。宋王朝似乎没有过上一天安稳日子，总在外敌的逼迫下气喘如牛，就更不用说出现汉朝的文景之治、盛唐的贞观之治了。每当我们回望这一时时讲和、处处挨打却又延续了三百多年的腐朽王朝时，就会不由自主地感到一股深深的屈辱、沉重、压抑与悲愤。只要能够，我总是匆匆跳过这段令人丧气而难堪的历史。”（见《历史的刀锋·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

    文字的历史固然可以跳过，然而，当我走进开封、踏青宋陵、漫游杭州、探访赵家堡时，却怎么也绕不开、跳不过这一经济发达但军事积弱，文化繁盛却发展畸型，疲惫不堪而常被后人景仰的“大宋王朝”。尽管这段历史阴柔衰朽、懦弱凄凉、不堪回首，可一旦涉足其中，就像掉入陷阱般无以自拔，于是，索性任其自陷一陷到底，直面正视“打捞”一番……

    2002年8月下旬的一天，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中原较量》在郑州采访“12·9”系列银行抢劫案的我，为历史上那些描摹东京汴梁风采的惊艳文字与美丽画卷诱惑得不能自持，遂借机专程前往开封这座昔日的北宋古都，寻找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当年之繁华，一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今日之余绪。

    时令虽已进入初秋，可头顶的艳阳仍施展着夏日的余威。北宋亡国已八百七十多个年头，斗转星移物是全非，当年芳踪是否“余威”依旧，仍可寻觅一二？悬着几分疑惑，揣着几分梦想，随小车穿行于大街小巷，游览了开封富有典型性的名胜景点——漫步在龙亭公园，那建于六朝皇宫遗址之上的龙亭、午门、玉带桥、嵩呼、朝门、朝房等古建筑，让人感觉自己就是一员上朝的北宋大臣；享有“天下第一塔”美誉，建于北宋皇祐元年的铁塔，至今仍巍然耸立，北宋神韵依稀可见；包公湖畔的包公祠，与包公相关的铜像、石碑、典籍、文字、图片、模型等，在默默诉说着包公政绩、品德、轶事、传说的同时，也可窥见北宋政治、习俗、文化、法律于一斑；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复原的清明上河园，让人恍惚置身当年市井，融入万千百姓之中，感受杂耍、游艺、神课、算命、彩博、喷火、斗鸡、斗狗等北宋民间风情的无尽乐趣……

    北宋开封，“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算得上一座世界性国际大都会。今日之开封，已从国都衰落为一个地区性城市，自非当年繁盛可比。黄河多次决堤，泥沙掩埋城池，据考古证实，开封地下三至十二米处，叠压着六座城池，其中就有北宋都城东京。千年地底埋着汴梁，半城清水漾着宋波，市井巷闾飘着宋风。除铁塔外，开封名胜多为仿古重建，但作为一座历史文化旅游名城，仍较好地保存、延续着北宋风骨，笼罩着浓酽的北宋神韵，殊为不易。

    “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游历中，东京的繁荣兴盛如画卷般不断浮现眼前，那早已随历史云烟飘散的战马之啸啸、战旗之猎猎、战鼓之咚咚也在耳畔随之响起。实难想象，文治无与伦比的北宋，武功却平庸衰弱得令人汗颜。国都东京屡遭北方异族侵扰，那高耸的城墙，终为金兵铁蹄踏破，满城锦绣，遭致残酷的劫掠与蹂躏。

    大宋帝国因赵匡胤的黄袍加身而横空出世，也因黄袍加身打上了无以更改的宿命阴影：创始人及其接班人在享受黄袍加身带来的荣耀与富贵的同时，也不得不吞食由此带来的一切苦果……

    后周殿前都点检（禁军最高指挥官）赵匡胤在征战途中发动兵变，黄袍加身，赶紧回师汴京，紧接着上演了一出禅让大典。从天亮开始，到黄昏结束，赵匡胤以近乎完美的大手笔，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便完成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陈桥兵变，全盘接收了后周的军队、官员、百姓、地盘等一应遗产，当然也包括汴京这座后周都城。

    赵匡胤在汴京登基，不得不以此作为宋朝开国之都！

    七朝古都开封，又名大梁、汴梁、东京、汴京，在此建都的七个王朝依次为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然后是北宋、金。作为国都之选，开封并非理想之地，它位于黄淮平原北部，周围一马平川，敌军可从任何一个方向长驱直入，不仅无险可守，也没有足以提供军事补养的后方基地。如果是地方性割据政权，定都开封，倒不失为没有选择的选择。宋之前，战国七雄之一魏国，朱温建立的后梁，石敬塘建立的后晋，刘知远建立的后汉，郭威建立的后周，不仅地盘狭小，且除魏国外，皆为短命王朝。而宋太祖赵匡胤胸怀天下，早有结束战乱、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豪迈壮志。因此，奠都开封，不过赵匡胤勉为其难的权宜之举罢了。

    于开封捉襟见肘的地缘政治格局，赵匡胤作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自然有着相当犀利而清醒的认识，心中不止一次涌动过迁都的构想。开封不宜，何处为佳？赵匡胤心中的理想之地，便是洛阳或长安（今西安），而对洛阳更是情有独钟。他生于洛阳，在那里念书习武，直到十二岁才离开。洛阳不仅有他儿时的温馨与梦想，更因其北有黄河阻隔，南有中岳嵩山，西有秦岭、渑池、函谷等险要之处，东有咽喉要地成皋（即虎牢关），在军事上可攻可守，加之洛阳乃历朝古都，交通便利，文化深厚，经济发达，两相比较，迁都洛阳，显然是一种明智与必然之举。建国之初，赵匡胤忙于巩固宝座，四处征伐，国都的建设与重选，自然排不上号。直到杯酒释兵权一劳永逸地解决内部政权危机，远交近攻扩大版图天下基本统一之时，便启动了谋划已久的迁都程序——西巡洛阳，实地考察，大造迁都舆论。

    可是，迁都序幕刚一拉开，就遭致诸多勋臣贵戚的极力反对。这些人多为后周故旧，后周以开封为都十年，加上北宋开国数年，他们已在这里广置田产、庄园。因此，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国家的安危大局，而是个人的切身利益，迁都洛阳，便意味着放弃已在开封获得的既得利益，因此反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还在赵匡胤西巡洛阳之前，就被看出有迁都苗头的大臣加以劝谏。太祖赵匡胤迁都决心甚大，哪怕群臣以各种理由阻止，也无法动摇。大臣们急了，赶紧搬出晋王赵光义。一般人反对，赵匡胤可四两拨千斤地化解，而赵光义的分量就非同一般了。他是皇弟，宋朝的主要军事统帅，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始作俑者。赵光义生在开封长在开封，不仅留恋这里的一草一木，还担任过汴京府尹，也就是开封的最高军政长官，培植了庞大的私人势力。一旦离开，其权威将大打折扣，势力必定削弱。说赵光义为反对迁都的核心与主谋，一点也不为过。他双膝跪地、言辞恳切地劝谏不已，赵匡胤只得宽慰解释道：“吾将西迁者，非它，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赵光义当即反驳道：“安天下在德而不在险，秦据关中，苛政虐民，不二世而亡。”德是虚的，险是实的，赵光义以虚应实，祭出所谓的“德”字大旗，倒令赵匡胤一时间无所应对了。自古以来，无论统治者还是小民百姓，莫不以德为首义。按赵光义所谓“安天下在德不在险”的理由，如果赵匡胤坚持迁都，那就说明他对自已的德行产生怀疑，或者说大打折扣了。因此，他不便回答，唯有沉默而已。沉默不仅表示搁置不议，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首肯与屈服。堂堂天子，虽一言九鼎，却无法与包括自己亲弟在内的几乎所有大臣为敌。赵匡胤沉默不语，而心中所指，仍是洛阳！待赵光义及一班大臣退下之后，他不禁叹道：“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尽殚矣！”

    开封不宜作为永久性首都，可谓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性问题。如果赵匡胤继续在位，他肯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再次动议迁都洛阳。然而，宋太祖西巡洛阳不过半年，就在“烛影斧声”中暴卒而亡。晋王赵光义不仅亲手制造了这一千古之谜，更弄出了兄终弟及的“金匮之盟”，“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皇位。可怜赵匡胤一世英明，虽以杯酒释兵权的谋略，有效地防范了外姓武将对大宋江山的觑觎，却怎么也没有料到抢班夺权的窃国者乃至亲弟弟，并为此搭上了自己的一条性命。在专制皇权面前，从来就没有什么父子兄弟手足之情，这既是人性卑劣的见证，也是封建制度使然。

    赵匡胤在群臣的喧嚣与反对中虽然暂时放弃迁都之举，但内心的意志十分坚定，这从宋陵的选址既可得知。北宋皇陵既不建在开封，也不建在赵氏的原籍保塞县（今河北涿县），而是建在巩义。巩义东距开封一百二十多公里，西离洛阳五十多公里，为开封与洛阳两地来往的必经之地。这一极富机巧与谋略的决策，无疑向天下昭示着他的态度与决心：迁都是其夙愿，后来者亦当尽力。然而，晋王赵光义继位，这位极力反对迁都的宋太宗自然不会“无事找事”地将龙椅搬离开封。后代以降，在一代不如一代、一代弱于一代的衰落中，连开国皇帝都无法办到的事情，更是无人提及、无法实施了。于是，开封便“稳坐钓鱼台”地做了一百六十多年北宋首都，直到在异族的铁蹄下以惨烈的毁灭收煞。

    巩义境内，埋葬着北宋七位皇帝及追封的赵匡胤父亲宋宣祖赵弘殷，即人们常说的“七帝八陵”。此外，还祔葬二十二位皇后，陪葬上千名皇室子孙，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宋代皇家陵墓群。

    1995年春天，为创作一部名为《伊洛魂》的长篇报告文学，我前往巩义市采访，乘便凭吊北宋皇陵。

    出市区孝义镇不远，便是两相毗邻的永厚陵与永昭陵。永厚陵为宋英宗赵曙陵寝，祔葬高皇后陵，陪葬着三座亲王墓；永昭陵为宋仁宗赵祯陵寝，赵祯在位四十二年，是两宋享国最长的皇帝。

    北宋皇陵墓内埋葬大量珍宝，地面建筑也甚为壮观。据史料记载，宋陵“积土成冢”，占有宽广的地域，称“兆域”，域内松柏常青，建有上宫、下宫，陵台广阔，神墙环绕，楼阁高耸，拱卫森严。陵园之内，所有居民、房舍、民坟都要迁移，陵区视为圣地，禁止采樵耕牧，百姓不得擅入，违者“徒二年”。宋陵管理机构庞大，从皇宫到地方，直到众陵园，除日常的专职管理人员奉陵邑外，还有负责保卫的驻军奉安军，人数众多。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而今的永厚陵与永昭陵，不仅没有护卫管理的军民人等，神墙神道、亭台楼阁也早已消逝无踪。原本富丽堂皇的墓葬，经金人大肆挖掘破坏及历代盗墓者的“光顾”，变得面目全非。一个个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土冢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孤零落寞，那依稀可辨的鹊台、乳台、宫城等地面建筑基址，还有残剩的望柱、石象、石马、石虎、石羊、石狮、瑞禽、角瑞、客使、文臣、武将、宫人、驯象人、控马官等各种石雕，散落在麦苗青青的农田之中，昔日浮华与当下荒凉构成一种触目惊心的反差。

    遥想当年，皇室每有丧葬，都得从京城开封而出，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逶迤西行，奢靡豪华无比伦比，仅组织机构就有山陵使、礼仪使、卤簿使、桥道顿递使等。太祖赵匡胤下葬时，仅护驾卤簿一项，就动用了三千五百三十五人；太宗赵光义增加到九千四百六十八人；仁宗赵祯丧葬，沿途守卫的路卒就达四万六千七百人。从开封出发，经中牟、管城（郑州）、荥阳、汜水、巩县、偃师等地，一百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当时，路途之遥、行程之缓、耗资之巨可想而知。而北宋每有皇帝驾崩，都得在这条送葬道路上晃悠悠地走着，一走就是一百几十年。不仅仅是丧葬，还有皇帝祭陵，公卿“每春秋二仲巡陵”，在一个举全国之力为皇家服务的封建国度，北宋皇陵的热闹与排场可想而知。如果没有覆亡，北宋肯定还会在巩义永无休止地葬下去、祭下去、巡下去，可他们就是没有深刻领悟到宋太祖的迁都苦心，没有下决心践行开国者的一腔宏愿。

    历史不经意间在巩义稍作停留，本想以此为契机，让北宋的河流拐上一道弯儿，却无力回天地留下一个顿号，便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地流向江南，注入了南宋。

    北宋以其无可更移的衰亡，说明赵匡胤的迁都方略是多么正确而富于远见！

    自公元963年石敬塘将河北、山西一带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长城的拱卫功能便不复存在。从北宋边界到都城开封，距离虽有五百公里，但全为一马平川，不仅没有天然屏障，就连一个险要的关隘也没有。门户洞开，一有边衅，不待烽火四起，敌军便直指都城，兵临开封。首都危在旦夕，当在家破国亡的紧要关头，而北宋在与辽、金的长期对峙中，敌人动不动就屯兵京城，朝廷时时处于惊惶失措、提心吊胆、被动挨打的局面，想想看，该是一种怎样的沉重与无奈，又该如何消受与承担？

    为了京城安全，北宋不得不调动大部分军队驻扎、守卫在开封一带。宋代初期，军种分为三类，乡军、厢军与禁军。乡军即民兵，战时为军，平时务农；厢军即各州镇的地方部队，武器装备、兵员素质、战斗能力都比较差；禁军原为皇帝的近卫军，赵匡胤在后周基础上将其整编为国家正规部队，变成一支力量强大的中央军，由三衙直接统领。宋太祖刚即位时，禁军十二万；到他执政的开宝后期，即发展到三十八万；宋太宗时，扩充到六十六万；而在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禁军数已达一百四十多万。这些禁军，除战争外，平时大都屯驻在无险可守的首都汴京。当时规定，禁军是可以携带家属的。禁军连同眷属，占汴京总户籍几近一半。这支数目庞大的职业化军人集团在给开封带来安全感的同时，其财政、消费、供给及眷属对北宋朝廷构成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

    宋朝的经济收入与唐朝相比，增加了七八倍。可是，却要供养一大批从地方到中央的官兵，由唐时的三千人养一官兵变为三十人养一官兵。表面看来，宋朝经济发达，可实际上却大为减少。以宋英宗为例，国家财政收入高达六千多万，而官兵开支即占六分之五，发达的经济，这样消耗于如牛负重的禁军与都城之累。北宋的积贫积弱就此形成，除迁都外，任是谁，也无力回天。

    北宋如此庞大的职业化军队，是辽军、金兵的好几倍，按理说，军事上应该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才是。可令人丧气的是，大宋王朝自始至终，除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大获成功外，在对外作战中，从未取得过一次像样的决定性军事胜利，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之先河。

    探根溯源，实与宋朝的立国之举——黄袍加身密不可分。

    宋代皇帝自赵匡胤始，他们的首要目标与任务，既不是收复失地一统天下，也不是经济发达国家强盛，而是赵氏的家族利益。皇袍往身上一披，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举止，便可使朝廷改姓江山移色。赵匡胤在获取“暴利”的同时，不得不时刻忧郁未来，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挖空心思使出权谋，以确保屁股下的龙椅不至于移向外姓。

    他先是杯酒释兵权，将军权牢牢控制；尔后逐步集中政权与财权；接着废除宰相君前坐议之礼，增加皇帝威严……所有大权小权全部归于中央，集于皇帝一人之手，但具体办事还得依靠军民人等。只要有军队，就会有将领；时间一长，将领和士兵就会相互默契，就有可能拥兵自重。于是，赵匡胤设置枢密院以制约武将，兵籍的掌握、军队的调动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最高长官枢密使负责。他创立“更戍法”防范军队结党叛变：除守卫殿前的诸班外，其他所有禁军，都要按期轮换到某地戍守，将领也不断调换，使得“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常常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为防统帅专权，宋太宗赵光义干脆取消将帅对部属的节制与处分权。以致发展到后来，将帅出征，都由朝廷事先授以阵图、训令，作战时只能“按图索骥”，不能越雷池一步。没有从属关系，自然也就没有了铁秆亲信，将领如若心生异志、谋反夺权，无异于自取灭亡。

    宋朝自建立之日起，主力军队就处于左右掣肘，战斗力不断削弱的境地。赵家王朝宁可要没有战斗力的弱军，也不要骁勇善战的叛军。将帅上受文官制约，没有自主权，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格局无法灵活机动地迅速决断；下无长期建立起来的威望信誉，对部下无法了解，士兵的特长无从发挥。官与兵，互不相属，各不相干，生疏隔膜，犹如一盘散沙。《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可以想见的是，这样一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军队，一旦遇上虎狼之师的辽、金、蒙古铁骑，会是一番怎样的对垒与结局。

    巩固宝座压倒一切，内部祸乱一起，即遭无情镇压。防内甚于防外，因此之故，宋朝虽无大的内乱，对外却长期受制于北方异族之手，除了频频招架外，几无还手之力。

    开封为都，成为朝廷及全国军民之累。大多时候，帝国必须围绕汴京运转。几十万禁军驻扎此地，每年无以计数的漕米粮秣、军需供给要靠汴渠输入。与此同时，权贵富豪、军民人等无止境的需求，也日益刺激着汴京的大规模发展。于是，以旧城为基础，汴京不断改造扩建，从根本上打破了坊（住宅区域）与市（商业集市）的界限，到处都有日夜营业的商店酒楼，完成了中国城池史上的重大突破与转折。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年—1106年），汴京户籍二十六万多户，人口约一百四十万，不仅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城市，也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汴京呈矩形，由宫城、内城、外城组成，城城相套，非常整齐。在这三重相套、硕大无朋、规模超过唐朝首都长安的方形盒子里，五丈河、金水河、蔡河、汴河等运河穿城而过，水网交织，桥梁众多。百万军民汇聚一地，人喧马闹、川流不息、繁华无比。《清明上河图》作为汴京城留给后人的一幅真实写照，从喧嚣的街市到宁静的城郊，莫不透着温润、繁华、怡然的气息，那五百多个各具职业、行业特点的人物，充分体现了当时分工的发达及相互间的依赖，标志着新型市民阶层的兴起。

    令人悲叹的是，这样一座国际大都会，虽然多次在辽兵的重压下毅然挺立，最终却不堪重负惨遭践踏。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两支金军南侵，很快就在汴京城下会合，完成了对开封的合围，都城的脆弱再次成为北宋无法承受的包袱。宋钦宗既不想战，也不能战，在金人的逼迫要挟下，以放弃国土换得一时苟安，命令黄河以北州县“仰开城门，归于大金”。宋钦宗的妥协并未换来汴京重生，金军志在必得，隔绝各路勤王之师的救援，不断向围得铁桶般的宋廷施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三十日，宋钦宗终于跪倒在金人脚下，俯首称臣。

    北宋在“靖康之耻”中灰飞烟灭。

    汴京沦陷，金军大肆搜括、抢掠内外府库以及官民金银钱财。时值严冬，抢夺一空的民众遭受饥饿寒冷的交重袭击，纷飞的大雪飘落而下，覆盖着成千上万冻馁倒毙的尸体。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军带着掳获的北宋朝廷王玺、仪仗、舆服、宝器、书籍、金银、绢帛，押着宋徽宗、宋钦宗两个皇帝，后妃子女、宗室亲戚，以及汴梁的百工、内侍、僧道、医卜、艺伎、娼优等共计三千多人凯旋北归。除掠夺的财物外，金军将开封一万四千余众分七批押往金朝。

    在金军惨无人道的蹂躏下，汴梁这座百万余众的繁华都城，成为仅剩一万多人的苍凉废墟。

    “靖康之耻”中，一本记载皇室成员的详细资料汇编《王牒簿》落入金人之手，金军“按图索骥”，北宋赵氏近系宗室几乎“一锅端”地成为俘虏押解北上，侥幸逃脱的唯有三人：康王赵构，被废为庶民隐于民间的宋哲宗前皇后，以及康王赵构名义上的奶奶孟氏。真正的嫡系宗室只剩宋钦宗之弟——康王赵构一人，因此，光复中兴的任务，便义不容辞地落在了他的身上。

    在康王赵构眼里，并无什么光复宋廷、中兴汉族之类的壮志与概念，吸引诱惑他的，无非是那高高在上、为所欲为的皇位。命运眷顾，康王有意，一番舆论准备之后，1127年，赵构便堂而皇之地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是为宋高宗。

    南宋历史，就此拉开帷幕。

    由康王摇身一变而为宋高宗的赵构刚一上台，便面临着两大难题：对金政策和建立新都。

    与金朝是战是和，事关南宋生死存亡。李纲担任宰相后，提出抗金建国的主战方略；而主和派力量也十分强大，他们将两位皇帝的被掳北上说成是“二圣北狩”，主张“割地厚赂以讲和”，迎回徽、钦二帝。

    而汴京遭受金兵洗劫之后，已变得残破不堪，显然不宜再作首都。加之金兵虽然退回，但仍在黄河南北频繁活动，为避敌锋芒，避免悲剧重演，唯有迁都南方。

    赵构刚刚登上皇位，还没有好好地享受一下做皇帝的诸多美好滋味呢，如果讲和迎回父兄，他的位置往哪儿摆？既然不能讲和，那就只有起而抗金。而金兵的强盛与宋军的疲弱他是早有领教的，胜算的可能性极小。而一旦失利，要么军力大大消耗受损，要么重蹈父兄覆辙被押往金营。这些，都非赵构所愿。经过一番思虑，他终于采纳了中书侍郎黄潜善、知枢密院事汪伯彦提出的逃亡东南地区之议，宣布南宋朝廷暂时迁都扬州。这样一来，既可达到不与金兵媾和，又能避敌锋芒、南迁都城的目的，可谓一箭双雕。

    金廷得悉宋高宗南逃扬州，再次发动大规模南侵战争。建炎元年十二月（公元1128年1月），金人倾巢出动所有精兵强将，意欲彻底消灭南宋。金军势如破竹，经过一年多时间，先后攻下徐州、淮阳、泗州。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底，金军兵锋直指扬州。扬州方面居然毫不在意，无所防范。金军攻破楚州后继续前行，遣数百骑先锋突击宋高宗行在。南宋近万名天长守军惊慌失措，不战而逃。建炎三年二月初二这天晚上，赵构正与宫女颠鸾倒凤、嬉戏云雨之时，突闻金兵奔袭，不禁大惊失色，当即赤身裸体跌落床下。“龙体”受此惊吓，落了个阳痿病根，从此丧失生育能力。高宗在少数几位亲信、随从的扶侍下仓皇出逃，急匆匆如漏网之鱼。初三黎明时分，高宗乘马驰至瓜洲，得一小舟渡江。其时大雨滂沱，直到日暮时分，高宗才满身泥泞、狼狈不堪地赶到长江南岸的镇江。关于赵构此次出逃，如何甩开追兵渡过长江脱险，留下了“泥马渡康王”等诸多传说。

    镇江不过一处中转站，稍事休息调整，几天后，高宗又逃往杭州。所幸金兵并未渡江尾随而至，短暂的平静过后，高宗终于从惊吓、逃遁、恐慌、失意的阴影中挣扎而出，北返江宁府，更名为建康，严加布防与金兵对垒。然而，随着金廷强硬主战派完颜宗弼率军第三次大规模渡江南下，宋军毫无斗志，整个江南防线一触即溃。宋高宗又不得不从建康退回杭州。宗弼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掳获高宗，消灭南宋。在金军的凌厉攻势与再三追击下，赵构不得不逃奔越州、明州，走投无路之际，唯有乘槎泛海，在海上东躲西藏四月有余。

    金兵乘舟入海继续追击高宗，所幸不习水战，加之畏惧炎热，于酷暑到来之前撤兵北返。完颜宗弼在长江沿线受到镇江守将韩世忠的成功阻击，差点葬身鱼腹，此后不敢轻言渡江南侵。

    飘荡在茫茫无际的大海，物质的匮乏、环境的恶劣、不时的惊吓以及心中的孤寂、痛苦乃至反省肯定比陆地的逃窜来得更为深刻。高宗赵构提心吊胆颠簸在汹涌的碧波之上，不得不面对一个相当严酷的现实：以宋金军力之对比，渡江北上饮马中原，希望实在渺茫。既如此，唯有“过江而避”，寻找新的立足之地才比较现实。

    入侵者与逃难者皆受惊吓，各怀心事与隐忧，一个不再南侵，一个难以北伐，就此形成南宋与金朝之间的短暂和平。

    赵构在急不择路的逃难过程中，发现浙西之地，襟带荆楚，背海而立，有淮甸为屏障，江表为缓冲，地理位置明显优于金陵、武昌、长沙、巴蜀、陕西、两广等地，是一块理想的立足之地。自古以来，中原王朝耻于渡江而都，此时的赵构，已顾不得那么多了，他心中考虑的不是还都中原的进取，而是易退易守的保全之道。而这，杭州显然为其首选。他对这块风水宝地青睐有加，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九月路过时，将其升级、改名为“临安府”；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回到杭州，以此作为南宋的根据地与大本营。

    赵高宗这一决定成为既定国策延续下来，杭州作为南宋都城，此后再也没有变更。

    宋高宗以江南为本的王道大计一旦确定，南宋在相对缓和的形势下逐渐步入安稳。

    作为南宋天降大任、临危受命的开国皇帝，赵构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帝国的痼疾与柔弱的民风决定了局势的颓败，并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与挽回。况且他也并非那种大智大德、勇于拓展的开国君主，定都临安后的高宗赵构，一心所求，唯有苟安——固守江南，以求和方式平衡局势、维持现状。当然，他也并非浑浑噩噩、一无所成的昏庸之徒，于帝国的恢复与稳定，的确做了不少维修巩固的重要“工作”。他以优厚的政策与安抚的手段，对士大夫及各方贤士兼收并蓄，将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那百折不挠的锋芒与潜力渐渐复活与释放。

    作为南宋都城的临安，正是从高宗的一系列措施开始，最终凝结成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

    这是杭州第二次成为首都。

    第一次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当时名为钱塘。吴越国被北宋征服，钱塘更名为杭州。两次定都虽然都属偏安王朝的都城，但吴越国显然不能与南宋相提并论。吴越国的影响仅只限于江浙一带，南宋则为中原王朝之正朔，不仅地盘远大于吴越国，且宋室南渡，号召力、影响力甚巨，贵族、军人、商贾、士大夫等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从四面八方先后齐聚临安，报效朝廷，刺激并推动着杭州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临安城垣扩建，分内城与外城。内城即皇城，围绕着凤凰山方圆九里，殿堂、楼阁、行宫、花园等，布局既严谨又自然；外城南跨吴山，右连西湖，左邻钱塘江，气势雄伟；临安共有十三座城门，城外护城河环绕，禁军驻扎守护。

    杭州定都之初，自然不能与旧都汴梁相比。但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发展，便逐渐取代了建康（今南京），成为江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繁荣已不下当年之开封。汴京沦陷，遗民孟元老念兹在兹，以一部《东京梦华录》追叙当年繁华之情状；南宋吴自牧以临安为汴梁，写了一部《梦粱录》，描临安之市井风情，绘杭州之富丽盛景，其中写道，临安府城所在杭州，人口较前增长两倍半，商人则“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

    临安大街小巷，共有布行、鱼行、蟹行、帽子行、销金行等各行各业四百一十四种，所谓“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家”，看来一点也没有夸张。加之酒楼歌馆、勾栏瓦舍昼夜不息，宴饮、恋色、赏艺、美食、品茶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风雅韵事，以致寓居于此的诗人陆游不禁朗声吟道：“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

    临安聚集了天下饱读诗书之士，吸引了最为优秀的学生，除府学、县学外，还设有武学、医学、算学、史学等各类国立学校。南宋的刻书业兴起，书铺交错，成为临安街头一景。佛教寺庙猛增，多达四百八十座，香火盛极一时。

    据有关资料记载，临安户籍最高达三十九万户，人口达一百二十四万之多。居民每天需用大米超过一万石，消耗的蔬菜、海鲜、水产、布匹、食盐、水果、柴炭、竹木等更是不计其数。这些，要从附近州县乃至全国各地运送而来，以致钱塘江两岸帆樯云集，客贩往来，络绎不绝。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便在临安印制并广为流通。

    读者耳熟能详的柳永《望海潮》，通过铺陈的手法，当年杭州之胜况，便生动地呈现在后人眼前：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据说金主完颜亮正是被这首词中所描写的临安胜景吸引得不能自持，才坚定了侵并南宋的决心。

    当代杭州的诸多记忆，实与南宋有着不可割舍的关联。今日之杭州，仍能看到古临安的依稀身影。我以为南宋留给杭州后人的一个最大遗产，便是西湖。定都临安不久，西湖便很快开辟为游人如织的风景区，形成了“山外青山楼外楼”的总体格局。皇家在西湖南面建有聚景园、真珠园、南屏园，在西湖之北修有集芳园、延祥园、玉壶园；王室、官吏、富商则在西湖四周建立园苑、亭台、楼阁、宅院等一百多个；供广大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瓦子，也建在湖山各地。“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西湖在南宋精雕细刻的“打造”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处著名的“游观胜地”，极大地影响了杭州人的生活观念。“若往西湖游一遍，就是凡夫骨也仙。”文人墨客留连忘返，他们欣赏西湖，品赏西湖，评出“西湖十景”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以南宋文人口味罗列的西湖十景，不仅被后人接受延续至今，还被杭州奉为对外宣传的“名片”。

    因为西湖的风景布局，更因为这里的笙歌燕舞，我们怎么也绕不开林升的《题临安邸》一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诗中所写，便是南宋当年上自帝王，下至臣民的真实写照。他们着眼于眼前的浮华，偏安一隅，忘了“靖康之耻”，忘了还都汴梁，更不用说一统中华，恢复汉唐的气象与荣光了。

    杭州地处东南，气候温暖，湿润宜人，物产丰富，自然环境孕育出来的妩媚秀丽，显然有别于汴京的雄壮深沉。环境塑造人、影响人、改变人，无论是谁，只要稍不留神，就会被临安的“暖风”熏得软绵无力、斗志全无，只知寻欢作乐、醉生梦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岳飞的横空出世，简直就是一个异数，尤其让人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

    岳飞二十七岁就组建了一支“岳家军”，他率领着这支军队，活跃驰骋，主动出击，从不知道避让退缩，是当时唯一一支能与金军死拼硬打并能占据上风的军队。南宋第一次向金人发动战略进攻，便由岳飞由江州率兵北上，一举完成战役目标，顺利收复襄阳六郡。当捷报传到临安时，整个京城轰动了，就连宋高宗赵构也出乎意料之外地慨叹道，想不到能建如此奇功！当即擢升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封武昌开国侯，节制湖北前线各州县。

    岳飞北伐态度最坚决，反对和议最激烈。在抗金战场，他总能出其不意，屡获奇功。每次临阵，岳家军无不抱着血战到底的决心，以一当十。金军不由得哀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在南宋所有将领及军队中，岳飞号令赏罚，公正严明，军功最著；岳家军恪守纪律，奋勇争先，获胜最多。

    然而，岳飞又是一个相当具有个性与锋芒的武将，他倔强任性，根本不懂韬光养晦之道，总是凭着自己的直感与好恶行事。岳飞能打恶仗硬仗，但他桀骜不驯，常常“便宜从事”。岳飞在“八字军”首领、都统制王彦手下任职时，因不采纳速战速决的建议，便不顾军纪，带领自己的部属离开王彦，擅自行动。依军法当斩，可王彦深念岳飞是个难得的人才，便宽大为怀。不久，王彦受命攻打太原，他首先想到了岳飞，决定予以重用。可岳飞接令后顾虑重重，再次违反军令，带领部队南渡黄河，准备投奔东京留守宗泽。岳飞还没见到宗泽，就被人告发查办，判处斩决。临刑前宗泽突然赶到，大叫一声“此将材也”，当即松绑开释，留军前候用。

    岳飞虽然任性不听调遣，但内心坦荡，绝无二志，他一心所系，便是消灭金兵，“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但他的意气用事显然冒犯了宋朝开国以来节制武将之大忌。宋朝历代皇帝，宁可使用言听计从的庸将，也不肯放手启用不服管束的良将。

    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岳飞建议北伐，未被采纳，悲愤难抑之际，给高宗赵构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辞职。没等批复，就将军政大事交给亲信张宪，不管不顾地撂挑子走人。这一走还走得挺远的，前往庐山为逝世不久的母亲扫墓守孝。不巧的是，张宪抱病在床，一时间，岳家军群龙无首，人心浮动，军情松弛。赵构得知此情，内心的忧虑与反感可想而知。可前线吃紧，南宋军事实在不能没有岳飞，他只有隐忍不发，下旨命令岳飞返朝复职。可岳飞偏偏不予理会，继续留在庐山“居母忧”。

    正在这时，淮西发生兵变，前线将领郦琼带领四万多兵士（占南宋政府军约四分之一）投降金人扶植的傀儡政权“大齐国”。赵构对手握军权的前方将领更是疑心重重，可军情紧急，因此，哪怕对岳飞的要挟狂为气得不行，也只好让岳飞部将李若虚、王贵等人赶往庐山，敦请他下山，并说如果请不动，就与岳飞一同按军法处置。

    岳飞撂下挑子已半月有余，李若虚等人上山苦劝，岳飞仍不肯受诏。就这样僵持了六天时间，李若虚最后不得不哀告着将话说到了尽头：“相公欲反耶？且相公河北一农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谓可与朝廷相抗乎？公若坚执不从，若虚等受刑而死，何负于公？”岳飞可以不理会赵构，但不得不为部属着想，这样才下了庐山，赴宋高宗行在三次谢罪。

    像这样的违命，岳飞还有两次。

    一次是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因对赵构和议不满，四次上奏，坚辞加俸进爵的封赏。直到高宗特下“温诏”，不许再辞，才不得已受之。

    另一次是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岳飞率军大举北伐，直捣中原，南宋朝廷以“金字牌急递”送来“措置班师”的密旨。还在忍痛班师途中，岳飞便上章要求解除兵权，未等复命，又折向庐山，为母亲守墓去了。高宗严令不准，不得已才回到杭州。君臣相见，高宗再三垂询国是，岳飞始终不答不辩，再三拜谢不已。高宗认定他对班师仍心怀不满，不禁大加训斥。

    更有一件令高宗格外猜忌的大事，那就是岳飞上奏请求将建国公赵伯琮立为太子。赵构于南渡逃亡之际，患上阳痿病症不再生育，而唯一的儿子又在一次兵变中夭折。因此，皇子的确立，皇位的稳固就变得格外令人瞩目。而当时宫中，却先后育有赵伯琮、赵伯玖等两位备选的“皇储”。岳飞因赵伯琮先进宫中，年长两岁，且在一次召对时见过一面，觉得无论外表相貌，还是言谈举止，都算得上一名英伟少年。此时，金人为了扰乱南宋，准备把掳去的钦宗儿子赵谌（曾于靖康元年立为皇太子）送回。于是，岳飞以为若早立太子，“这样就使酋虏无计可使了”。

    岳飞出于一己至纯，一片公正，一腔忠心，可站在高宗的角度，岳飞的种种作为，会在他心中引起怎样的刺激与反弹？他还不到三十岁，离驾崩远着呢。所有皇帝，最担心的是手握重权的武将干预皇位继承大事，而宋朝尤甚。赵构可以原谅岳飞的莽撞懵懂、要挟使性，可以将他的发脾气、耍大牌、撂挑子看成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而干涉敏感的大统继承这一核心问题，就让宋高宗觉得他“心术不正”，另有所图了。因此，赵构马上冷冷地回道：“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预也！”面对高宗的责难之辞，岳飞当即感觉不妥，退下殿陛时，不禁面如死灰。

    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秦桧固然是其元凶，冤狱的具体过程皆由他一手操纵，然而，如果没有高宗与岳飞之间的恩恩怨怨，没有他的猜忌怀疑，没有他的授意首肯，是无法施行完成的。对武人无处不在的约束与控制，乃有宋一代无法克服的痼疾。所不同的是，宋太祖是以谋略的柔性手段“杯酒释兵权”，宋高宗则祭起屠刀，以冤狱杀害的方式收归兵权。宋朝虽然一向防范武将，但自开国以来，还从未杀过一员大将，宋高宗算是开了一个先例。“杀戮释兵权”显然要比“杯酒释兵权”更加残忍，也更加令人寒心。

    岳飞作为南宋天空的一抹亮丽彩虹，就此转瞬即逝。

    岳飞之死，意味着南北分裂局面的不可逆转。《宋史·岳飞传》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宗忍自弃中原，故忍杀飞。”此后，南宋军民收复中原、一统天下的美好心愿，只能是“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岳飞遇害，赵氏家族统治下的南宋王朝其存在的合理性受到了严峻的质疑与拷问，这样一个黑白不分的政权，有为之效命的必要吗？这样一个昏庸的家族，能代表以中原为正朔的华夏民族吗？

    尤为可悲的是，岳飞之死在朝堂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士大夫们没有一人站出来为岳飞说上一声公道。一群麻木不仁的臣子，又能将一个腐朽不堪的朝廷支撑多久？

    岳飞死了，南宋之死也不过是早晚之间的事情罢了。

    在此，有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澄清。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夏天，宋金和议“盟墨未干”，金人便撕毁和约，再次发动大规模南侵战争。早有预见的岳飞立即率军伺机渡河，长驰北伐，收复失地，势如破竹。据岳飞之孙岳珂编著的《行实编年》所记，岳飞在朱仙镇取得大捷一事纯属虚构。岳家军攻克颍昌府后，并未打到朱仙镇。正在这时，岳飞便接到了从郾城班师的诏命。有人便据此认为，如果岳飞不效愚忠，便可收复汴京。其实，就当时局势与情形而言，这不过是一种美好的心愿而已。岳飞与金军在宋、金边界对峙，长期处于拉锯状态，交战双方各有胜负。《金史》便记载了岳家军的多次败仗，只是《宋史》遵循“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三讳”原则隐而不提。南宋北伐的其他军队多求自保，唯岳家军“一枝独秀”，奋神威孤军深入。在女真人已经建立稳固统治的地盘，如果没有友军的密切配合，没有相应的后勤供给，岳家军要想取得更大的胜利与成功，实在难之又难。

    岳家军还在孤军突进之时，岳飞就要求朝廷“速赐指挥，令诸路之兵火速并进”。当河北、山东赶来的几路金兵合力夹攻，岳家军虽然在郾城、颍昌府的几次战役中勉强获胜，若以长远的战略眼光视之，孤军奋战的岳飞，所面临的最终结局，只能是败退或覆灭。

    仅凭一支岳家军，无论多么神勇，也不可能神话般地消灭所有金军，灭亡整个金廷，并且还是一支时时受到猜疑与掣肘的军队。

    就宋高宗而言，此次的北伐行动，原本是应对金人的撕毁和约出尔反尔，他的目的，不过是给金人一点颜色瞧瞧，让他们知道宋人尚有还手之力，以迫使金人重开和议。过去的经历，使得高宗赵构对金军深怀恐惧。“泥马渡康王”的溃逃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念，影响了他的漫漫余生。因此，哪怕取胜，他也担心稍有不慎，就会重现昔日扬州仓皇南渡、明州匆匆下海的往事与劫难。并且中原抗金义军的响应，全都打着“岳”字旗号，而不是贴着“赵家军”、“大宋军”的标签，这些无法言说的隐忧，怎么也无法令他开心释怀。于是，赵构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收兵谕旨。

    当时的岳飞，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遵旨班师，要么抗旨丧师。丧师也有两种可能，一是深入的孤军被集结的金军合而围歼；二是南宋王朝借口抗命，调动其他部队与金兵一道将其翦灭。因此，收到谕旨后的岳飞与主要部将三番五次共商对策，经过一番慎重考虑，最后不得不作出忍痛班师的决定。可见岳飞的“愚忠”，并非不分清红皂白的惟命是从，而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之后的抉择。并且班师后，他也没有马上陷入冤狱，还进援过淮西战场，担任枢密副使，视察韩家军。

    战争告一段落，金人终于明白，自己尚无一口吃掉对方之实力，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协。为了迅速达成和议，岳飞不论于哪方而言，都成了一枚钉子：金人与他势不两立，必欲除之而后快，完颜宗弼托使臣萧毅带来“岳飞必须死”的口信；秦桧是和议的坚决执行者，更是容不得主战派中坚岳飞存活于世；岳飞任性使气、无所顾忌、功高震主，高宗只要一想到他就头痛……

    岳飞狱案因和议而兴，钉子除掉，各方当事人可谓“皆大欢喜”。

    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高宗杀害岳飞，是担心迎回徽、钦二帝。以宋金军力之对比，莫说二帝根本无法迎回，即使迎回，“靖康之耻”已过去十多年了，高宗执政的根基已经稳固，根本不必担心徽、钦二帝回来“抢班夺权”。更何况他并不是一个特别恋栈的皇帝，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初十日，正值壮年的高宗赵构禅位给过继儿子赵昚，也就是岳飞请立为太子的赵伯琮，然后以太上皇的身份退居德寿宫，当起了“甩手掌柜”。此后，他又活了二十五年。

    岳飞被害三个月后，韩世忠便在灵隐飞来峰建了一座翠微亭作为纪念。

    岳飞死后二十一年，终于平反昭雪。骨骸迁至西湖栖霞岭南麓，岳飞墓、岳王庙至今犹存，香火格外旺盛。岳飞墓阶下，置有陷害他的四个奸臣——秦桧、桧妻王氏、万俟楔、张俊的铁铸跪像。游客络绎不绝，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前来拜谒忠良，同时怀着鄙夷的心情，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奸臣的唾弃与痛恨，正所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岳飞未能收复中原，他死后，默默在立在西湖之滨，默默地打量着临安城乃至南宋王朝上演的一幕幕悲喜活剧。仅凭一己之力，岳飞根本无法支撑即将倾圮的帝国大厦，他空有一腔热血，空怀满腔壮志，只能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凄凉，在晚风吹拂的无尽愁绪中，目送南宋王朝的最后一抹夕阳——

    蒙古人在与宋廷联手灭亡金朝不久，即对南宋展开了凌厉的进攻。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当南宋主力全军覆没之后，元兵迅速分兵合围临安。周边守军溃散，官员相继出逃，乞和遭到拒绝，南宋朝廷要么死战，要么无条件投降。作为一个没有血性的朝廷，自然不敢背城死守血战到底，于是，投降便成为南宋谢幕的唯一选择。传国玉玺拱手送至元将伯颜之手，呈上的降表中，南宋朝廷愿“削去帝号”，并下令残剩的地方政权放下武器，只希望元人垂怜开恩，保全南宋皇室。哪怕“临终遗言”，关注的仍是一家之利，臣民百姓的命运与出路，似乎从来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列。

    所幸元人并未像金人进占汴京那样烧杀掳抢，德祐二年二月初五（公元1276年2月21日），元军进入临安，封闭仓库禁止抢掠，杭州的风华多少得以延续。而与朝廷相关的一切，仍重演了北宋亡国时的悲惨情景，皇宫仪仗、图籍、器物、珍宝等作为战利品陆续运往元大都，宋恭帝、太皇太后、皇太后及其他皇室成员也先后被押解北上。

    立国一百五十年的南宋王朝在法理上就此宣告终结。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南宋残存的余脉，仍唱着一曲不肯消散的挽歌。

    德祐二年正月初，执掌朝政的太皇太后谢道清为保存宗脉，接受文天祥建议，封宋恭帝年仅九岁的哥哥赵昰为益王、年仅六岁的赵昺为广王，让他们分镇福州、泉州。临安沦陷前夕，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在少数几位大臣与侍卫的保护下成功出逃。因此，南宋朝廷虽降，但仍有血脉存续，可谓气息奄奄，一时难以寿终正寝。

    赵昰、赵昺逃到温州，被礼部侍郎陆秀夫、前宰相陈宜中、少傅张世杰等人分别拥戴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副元帅，然后从海上逃往福州。德祐二年五月一日，赵昰在福州被拥立为新皇，改元景炎，史称端宗。一个小朝廷就此建立，南宋香火，大有死灰复燃之势。然而，赵昰毕竟不是赵构，历史看似循环，但时势、机遇与昔日判然有别。元军不像金兵那样优柔寡断、犹豫不决，而对流亡在途的赵昰、赵昺死死咬住、紧追不舍，意欲彻底消灭不留后患。

    可悲可叹的是，前途未卜的流亡小朝廷面对强敌，非但没有积极防御、尽力反攻，而是将国人的劣根性——“窝里斗”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样的一个破落朝廷，除了国土不断沦陷，行营不断南迁，如丧家之犬不断逃亡外，根本谈不上什么希望与进取。端宗一行从福州逃往泉州，刚开始，泉州城最大的富商蒲寿庚对小朝廷持欢迎态度。可张世杰停泊泉州港后，被这一国际性商贸都市的富裕所吸引，急于扩充实力，下令强征当地船队、资产。蒲寿庚由欢迎到愤怒，一气之下，不仅投向蒙古人怀抱，还动用自己的私人武装向南宋流亡朝廷发起猛攻。于是，端宗赵昰在一班大臣的簇拥下，只有再次下海漂泊，漫无目的地四处流亡。

    据最新发现的一部名为《裔孙方位修造本房自己私谱》的蔡氏族谱记载，南宋小朝廷逃经厦门时，“舟泊海沧”，准备抽调屿头村民为他们下海驾船，奔赴广东。因“居民不从，一夕大兵尽屠之。故屿头诸宗居者迁者，仅存一二人可祀。”一个朝不保夕的临时小朝廷，面对自己的百姓，稍有不从，竟丧心病狂地屠杀全村，只一二人幸免。以致后世无人祭祖，八十多年后编写族谱时，连本房祖先的姓名也无法知晓，只好笼而统之地写上“屿头翁”三字。

    这样的一个逃亡小朝廷，我们实难发现其复兴的动力与存续的理由！

    赵昰一行一路逃向南海，由潮州、惠州、浅湾而达广州。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四月，年仅十一岁的宋端宗赵昰在广州湾受惊吓病死，陆秀夫等人拥立八岁的赵昺为帝，改元祥兴，行营迁至新会厓山，据险以守。

    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正月，元军大将张弘范大举进攻厓山。此时的南宋流亡小朝廷尚有战船一千余艘，军民近二十万，他们决定拼尽全力，背水一战，绝处求生。然而，命运之神已完全抛弃了存世三百多年的大宋王朝，厓山之战以南宋近十万军民纷纷跳海、慷慨赴死而悲惨结束。

    一息悠悠的南宋流亡小朝廷，以陆秀夫怀抱八岁的末帝赵昺投海同归于尽而告彻底落幕。

    厓山之战的结束，也标志着蒙古元人南侵中国的统一之战的最终结束。

    古老的汉族，第一次整体尝到了异族统治的切肤之痛。

    武备过于疲弱，宋朝自立世之日起，就如一个拉着“风箱”的哮喘病人般活得令人揪心，既不忍听闻，也不忍目视，更不忍回顾。

    由于军人地位低下，许多将士弃武习文，褒衣阔袖，效仿举子。“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语便出自宋朝。军人多是脸上刺字、发配充军的犯人，宋代士兵，成为无赖、泼皮、罪犯的代名词。宋军以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先导，最早使用热兵器大炮，指南针也用于布阵作战，但无人习武，庸才充斥，将士离心，哪怕武器装备再先进，也是白搭，除了溃败逃亡外，实难指望这样的军队夺取辉煌的胜利。因此之故，“金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之类的顺口溜成为当时的流行语，一点也不足怪。

    翻遍三百多年的宋朝历史，无论北宋还是南宋，我以为最为缺少的就是男儿血性。在一种透入骨髓的奢靡柔弱与变态谋略的阴影笼罩下，两宋丧气得简直令人不忍正视。不敢与敌军叫板硬拼，总是一味地奴颜卑膝、委屈求和，以致逢战必败，东丢一城，西割一地，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道德悖反，价值错位，尊严全无。以黄袍加身为开端的阴柔谋略，自始至终伴随宋朝之始终，即以对外关系而言，先与金人联手灭辽，反而引来金人的变本加厉，本想分得一杯残羹，结果丢了半壁江山，连皇帝也被金人掳去，落得个千年笑柄；于是又与元人联合，借他人之手雪靖康之耻。金国在南北夹击中倾覆灭亡，南宋这回胃口更大，马上违约出兵抢占汴梁、洛阳。不意历史轮回上演，所占之地不仅被蒙古夺回，更引来元人的垂涎南侵，临安沦陷，国祚不保，大宋江山整体易色。军事的柔弱与失败，导致宋朝的中央地位严重丧失，辽、西夏、大理、金、蒙古等几个政权同时并立，长期对峙。中华帝国的版图，由盛唐时期的约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缩减到北宋全盛时期的约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不及盛唐四分之一。与北宋同时的辽，面积竟有四百万平方公里。而南宋又较北宋更为萎缩，整个疆域只有半壁河山（相当于北宋一半多一点），已沦落为一个地方小朝廷了。

    赵匡胤靠黄袍加身夺得宋朝江山，对武将的猜忌与防范达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他提倡武将读书：“朕欲武臣读书，以通治道。”并对后人立下“家法”一定要厚待读书人，除非大逆不道，否则不得诛杀。于是，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文人与读书受到特别重视，两宋文化，的确算得上星空灿烂。陈寅恪道：“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此言实不虚也。宋代词赋，与唐诗、元曲比肩鼎立，一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三大高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千百年来不知滋润了多少干涸心田，倾倒了多少文人墨客；宋朝不少皇帝喜好书法，如宋太宗擅长草书，宋真宗留下了“岳麓书院”匾额等“墨宝”，宋仁宗独创“飞白体”，宋徽宗更是以“瘦金体”闻名于世……在他们的影响下，以“苏黄米蔡”为代表的宋朝书法艺术独领风骚数百年；宋朝的绘画、杂技、戏曲、音乐、建筑等盛极一时；中国现存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十五万部古籍，其最早、最大的编纂者便源自宋朝君臣。科技之花与文化奇葩媲美斗艳，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就有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三项出于宋朝。

    然而，宋代的科技、经济、文化所呈现的，却是一抹无法辉映整个天空的畸形辉煌。缺少血性与进取的军队，哪怕利用再发达的科技，使用再先进的武器，也只能是豺狼猛虎的口中之食；没有武备作支撑的经济，哪怕再繁荣，也只能为异族掠夺与战争赔款带来丰盈的储备；没有勇猛阳刚贯注其间的文化，无论多么灿烂，也只能是异族铁蹄蹂躏下的一曲柔靡挽歌……

    厓山之战结束，陆秀夫怀抱小皇帝赵昺投海自尽；张世杰冲出重围招集余部继续逃亡海上，突遭狂风暴雨，船覆人亡，南宋残剩的最后一支武装力量沉入海底。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的是，宋朝的事儿还未彻底完结与了断。

    厓山之战突围而出的南宋残部，除张世杰外，还有一位赵氏的正宗血脉——太祖赵匡胤之弟赵匡美第十世孙、福州闽冲郡王赵若和。他在侍臣黄材、许达甫等人护卫下，夺得十六艘船只“窜港而出，谋往福州，再举图复”。不料途经厦门海域时，遭遇飓风侵袭，仅四艘船只幸免于难，折往漳浦东面的太武山旁，登岸暂住。为避元人搜捕追杀，赵若和改姓黄（“黄”与“皇”同音），迁至佛潭积美栖身。这里地处海滨，常有海盗骚扰。一次侵袭中，赵若和险遭不测，不得不另寻安身之所。经过一番勘查探访，后来选中远离集镇、山环水绕的湖西硕高地，在此建造房舍，隐身而居。

    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七百多年，隐名改姓的赵氏后人因元朝瓦解于明洪武年间恢复本来面目，先祖逃难幸存的经历不仅“公之于众”，更经民间加工成为当地众口相传的神奇传说。随着人丁的繁衍兴旺，经过赵若和第十世孙赵范、第十一世孙赵义的两次重修扩建，当地耸起了一座仿宋建筑群落——赵家堡。当赵家堡于2001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更是闻名遐迩、广为人知。

    挽歌袅袅，回荡不息，余音不绝，直至今日。大宋王朝，可真是一曲令人伤感、引人缅怀、穿越时空的千古绝唱呵！

    2008年的一个秋日，我孤身一人专程赶到赵家堡，不为别的，就为大宋王朝那畸型辉煌的最后一抹余晖，为赵氏家族那悠悠飘荡、绵绵不绝、不肯消散的一缕魂魄，为心中难以隐去的一丝惆怅……

    赵家堡所处的硕高山麓，位于漳浦县的湖西少数民族畲族乡，离漳州市区九十公里，漳浦县城三十多公里，可以想见当年之偏远闭塞。

    赵家堡初建于宋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也即赵若和逃难定居之时。当时规模较小，房舍简陋，今日所见，实为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至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以及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的两次重修扩建。建造者赵范、赵义父子虽出生于明朝，并先后考中进士，过上了优裕安宁的生活，国破家碎、先祖逃亡的悲伤往事早已随风而逝逐渐淡化，然而，大宋王朝除了侮辱与南逃，更多的则是环绕其上的耀眼荣光。不断南迁的赵氏后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无可否认的铁的事实——那就是根本不可能收复失地打回汴梁，因此，定居于此的最后一丝余脉，除了隐名改姓、小心躲藏外，根本就没有过半点反抗的举动，哪怕这一念头也似乎不曾有过。可他们内心深处，仍不满现状、意存高远、重温旧梦。于是，赵范、赵义父子在扩建赵家堡时，便将一脉相承的王族情结刻意体现在整个建筑群落之中，因此，赵家堡不论单体建筑，还是整体布局，全都模仿北宋故都汴京风貌。

    因此，当我一脚跨进赵家堡，眼中所见，几乎就是北宋汴京的一幅微缩景观。是的，只能是翻版的浓缩景观，其规模气势，远不可与当年同日而语。宋朝由北而南的迁移史，就是一部逃亡史与衰落史。杭州仿汴梁建造，虽一时繁华，但其气度、浮泛、脆弱，实难与汴京相匹配。而带着“回光返照”意味的赵家堡，只不过是王子王孙们心中的一种安慰与凭吊罢了。当然，他们也认识到南迁的屈辱，再也不能继续南向逃逸了，赵范、赵义父子所能做的，也仅止于赵家堡而已。于是，他们封死南门，让工匠将北面的城墙向外扩展五丈，改北门为正门，还建了一座瓮城。从此，赵家堡原北城墙基成了一条横跨荷花池的长堤，而堵死的南门则荒草萋萋、杂树丛生。

    说到北门、南门，不得不提及赵家堡外围那道高六米，宽四点三米，长一千零八十二米的高大城墙。明中叶后，倭寇常常侵扰漳浦沿海乡村集镇，赵家堡也多次遭袭。想当年，北宋汴梁、南宋临安受北来的金人、蒙古族入侵，隐居赵家堡则遭东来的倭寇袭击。赵氏家族，似乎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所幸的是，赵家堡不是汴京与临安，倭寇的多次入侵都被赵氏后人组织的乡勇击退。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明崇祯初年，近千名倭寇围攻赵家堡，守城居民通过一条秘密通往堡外的地道运送弹药粮草，顽强坚守一月有余。后在官兵的配合下大获全胜，斩杀倭寇数百名，剩下的几十名倭寇仓皇逃往海上，从此再也不敢来犯。这道下为条石、上为夯土的坚固城墙，在御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居功甚伟。

    作为一座聚族而居的防御城堡，赵家堡对外可以抵抗敌寇入侵，内里则具备家族的生存与发展功能。

    据传赵义为完成父亲赵范嘱托，以“修建城堡，抵御倭寇，造福一方”为由，专门考察了北宋都城汴梁及南宋都城临安的建筑布局。因此，重建、扩建的赵家堡，大有“依葫芦画瓢”的意味：比如赵家堡的外城、内城、完璧楼便仿照汴京的外城、内城、大内三重；鱼池、荷花池则为汴京潘家湖、杨家湖的缩影；汴派桥不仅名称与汴京的汴梁桥相近，其圆拱平板的石桥形状更是模仿得惟妙惟肖；一些特殊建筑如聚佛宝塔不仅克隆汴京铁塔，并按原建筑的一定比例设计建造；其他如城垣、府第、小院、佛庙、戏台等，不仅模仿汴京的相应建筑，其命名也赋予特定含义，如高耸的完璧楼，便取自典故“完璧归赵”，其寓意不言自明；又“南门”、“汴派桥”等，也隐含着一定的喻义……几百年来，这些特殊建筑的典故、隐义经当地民众不断演绎，并与赵氏家族南迁逃亡的历史、赵若和及其后代开创基业的艰辛、湖西畲乡的奇闻、周围秀丽风景的传说等交织在一起，朝廷与民间、真实与虚构、风俗与民情融为一体，雅俗共赏，颇具文化内涵。

    堡内有棵高大的老榕树，浓荫遮蔽，在树下纳凉，据说可祛瘴除病。《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梁古都，到处都是枝叶稀疏的杨柳，可没有榕树这一福建常见且被闽人视为神树的树种。赵家堡人将这株榕树视为村宝，据说原来还刻有一块“树在村在”的匾额。辗转南迁，赵氏后裔的语言变了，习惯变了，每到一地，不得不随乡入俗，与当地的自然、人文相互融汇。他们永远不变的，是对先祖辉煌帝业的追思，对优良传统的坚守，对复国不得的无奈……

    在堡内的建筑群间穿行，我见到了一位坐于木靠椅中且年愈七旬的老人，交谈中，得知他是赵若和的直系后裔。也许是遗传，也许是千百年来的熏陶感染，这位赵姓老人的举止谈吐，与普通农村老人相比，显然多了一份优雅、安详与自信。

    突然想到，大宋皇朝自赵匡胤开国以来，皇位几经辗转移位，后来便有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赵匡胤兄弟五人，老大、老五早夭，除老二赵匡胤外，还有老三赵光义，同父异母的老四赵光美。赵匡胤死，兄终弟及，赵光义登上王位，为保证太宗一系的统治地位，赵光义拿宗室开刀，逼杀赵光美、赵德昭、赵德芳。老大赵匡胤、老四赵光美两房支系的后代，大多沦为平民。赵构南渡，受惊吓患上阳痿没有生育，唯一的儿子早逝，不得不将皇位还给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昚，是为孝宗。后经光宗，传到宁宗时，又没有儿子可传了，不得已仍在宗室中挑选皇位继承人。当朝宰相史弥远根本就不想找一位真正的宗室子弟，在他一手遮天的操纵下，登上皇位的理宗与宋氏宗族并无半点血缘关系。好在天怜赵家，理宗死后也没有儿子，只好又在宗室子弟中选择，赵氏的皇位血统这才得以复归。挑来选去，老四赵光美的十世孙赵若和中了“头彩”，被选入宫中。遗憾的是，从未出过皇帝的赵光美一系仍是无缘帝位，最终继位的却是另一位宗亲赵基，仍属太祖一系，是为度宗。赵若和的皇位没了着落，自然不能继续留在宫中，他被封为闽冲郡王，迁往封地福州。临安沦陷，赵若和追随新立的小皇帝赵昰、赵昺不断南逃，直至这个小朝廷在厓山覆没。

    中华古国每一次改朝换代，伴随着的往往是数不胜数的残忍杀戮，在血雨腥风的笼罩下，先朝皇族首当其冲。老四赵光美及其后裔虽然从未有人登上皇位，可属于平民、草根阶层的这一系生命力却最为旺盛，传续时间最为长久。

    由此，不禁想到了离赵家堡不远的诒安堡，堡内所居，乃赵若和侍臣黄材后裔。当初定居时并无城堡，作为侍臣，黄材所建房舍，肯定比赵若和家族简陋。直到清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官至太常侍卿正一品的黄材十四代孙黄性震有了资本，才建造了传至今日的诒安堡。城墙全用条石砌成，虽稍显破旧，但比赵家堡显得更为高大、厚实、坚固，它长一千二百多米，高六点七米，上面筑有宽三点三米的跑马道。堡内现有九十五座石砌民居，全部坐北朝南，红砖红瓦，飞檐翘角，清一色的闽南民间古厝。石板铺就的八条巷道穿插其间，布局井然，显得有条不紊。赵家堡虽也住着一百多位赵氏后人，而诒安堡则显得更具人气，其平民风格不仅亲近随和，且更具生命活力。

    从古至今，人类经由神话时代、英雄时代，逐渐向平民时代过渡，大宋王朝的远逝与残梦，似乎也在见证着这一历史变迁。只有昔日匍伏在地、惶恐不已的广大民众日渐站立、挺直腰身，才能可能打造一个富有活力的平民时代，建造一个充满生机的民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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