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得从明末御史毛羽健说起。
我这位近四百年前的湖北公安老乡于天启二年（1622年）考中进士，授四川万县知县，崇祯元年（1628年）升任御史。刚到京城，毛羽健就瞒着夫人温氏偷偷纳了一房小妾。结果保密工作做得不到位，消息走漏，有着悍妇之称的温氏立马从老家赶往京城兴师问罪。这日，毛御史正与小妾男恩女爱承欢作乐，没想到温氏突然闯入，本就惧内的他那种惊惶与尴尬可想而知，好一番哀告求饶，才博得夫人的“宽大处理”。
公安县位于湘鄂交界之处，天远地偏，若以民间车马舟楫，怎么也得个把月时间才能赶到京城。温氏之所以快疾如风地将毛御史给抓了个现行，原与官方发达的交通密切相关。古中华帝国的交通网络如人体密密麻麻的神经遍及全国，各地驿站，便是这一庞大网络的神经元，为传递公文的差役、来来往往的官员提供饮食住宿及车马服务。驿站属兵部领导，管理非常严密，站与站之间一般相距十里，“乘传”之快，堪与今日的高速公路相比肩。
毛夫人正是利用了朝廷这一先进的驿站系统！
据史料记载，御史毛羽健作为监察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好言事”，为人还算正派。可这回，夫人私事公办，一场好事瞬间化为泡影，更令他恼怒的是，驿吏到达，也不及时通报，结果弄得他灰头鼠脸、颜面扫地。于是，毛御史便拿驿站当“出气筒”，向崇祯皇帝上了一道奏章，认为“驿递一事，最为民害”，请求裁撤。
驿站之重要，犹如国家之血脉，要想否定明朝两百多年的祖宗之法，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此，崇祯皇帝举棋不定。这时，与毛御史有着亲戚关系的刑科给事中刘懋紧跟着鼓噪而进，他知道崇祯节俭成性，一出手，就点中了他的“穴位”——刘懋上书说撤除驿站，最直接的效益，就是每年可节省金钱数十余万。崇祯正为日益困窘的财政苦恼着呢，一下省出数十万，可解多少燃眉之急呀！于是，一道御旨很快传遍天下，按刘懋五分裁三的建议，各地驿站大半遣散，十余万驿卒顿时失去谋生之道。
若在承平岁月，这些失业驿卒倒也没有什么，可当时，已进入衰亡末年的明朝正处于风起云涌的非常时期。边民造反，在三边总督杨鹤的着力围剿下，义军损失惨重，起义领袖王左挂、王子顺、苗美等人纷纷乞降。就在大功即将告成的节骨眼上，成千上万的被裁驿卒为义军输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他们经“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于是，眼看就要剿灭的农民起义顿时如火添薪，如虎添翼，势力转盛，以至“全陕无宁土矣”。
陕西米脂人李自成，便是这批裁撤驿卒中的一员。
国人有着安居乐业、安贫乐道的传统，不到万般无奈、迫不得已的地步，决不会犯上作难、铤而走险。李自成也不例外。尽管他从小尚武、善于骑射、勇猛无比，如果不是突然失业生活无着，极有可能安于现状在驿卒的岗位上混个肚儿圆，“老婆孩子热炕头”，默默无闻地终老此生了。其实，良民与盗贼，仅只一念之差，一纸之隔。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被裁下岗后的李自成为了生存，几经波折，走投无路之际，在造反大潮裹挟下，终于投身义军。早年的他，可不像贵族出身的项羽那样，面对巡行的秦始皇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一个置身偏远边地，家境贫寒的放羊娃，又能有多大的理想和抱负呢？所谓“乱世出英雄”，是变幻的风云、偶然的机遇、复杂的局势等一系列因素交错汇聚在一起推波助澜，一步步地怂恿着推动着李自成攀爬前行，尽显英雄本色，并一直将他推到那高处不胜寒的险峰之巅。
李自成投靠义军之初，先在起事较早、势力较大、活跃在陕北怀宁河一带的王左挂手下充当一名小头目。崇祯三年（1630年），王左挂率军南下劫掠韩城遭到重创，损失过半的他，在官兵的威逼利诱下接受招抚。从官僚体制中走出，对明末朝廷有着清醒认识的李自成几乎想也没想，就愤而离去，投入另一支农民起义军不沾泥（张存孟）部。
李自成身材不甚高大，但粗壮伟硕，《明史》说他“高颧深幽页，鸱目曷鼻，声如豺”。由清人编撰且将他视为“流贼”的《明史》，其描写自然多有贬损，但从另一侧面也给我们透露出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李自成的相貌，非常人可比。据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李自成并非纯种汉人，他的血管里，流着少数族裔党项人的血液。党项属古羌族的一个分支，是一个典型的马背上的民族，早年迁徙陕甘，宋时建立西夏王国，后为蒙古铁骑所灭。李自成“世居怀远堡李继迁寨”，于是，便有人说他是西夏国主李继迁的后代。就地域而言，米脂县怀远堡确属昔日西夏地盘，但是否李继迁后人，已无从考证。他念过三年私塾，做过寄食和尚，任过朝廷驿卒，其识见显然超过普通起义农民，加之从小尚武、功夫高强、勇猛无畏，因此很快就脱颖而出，令人刮目相看。
一位胸襟宽广、目光远大的首领，肯定会为部下的优秀出众感到自豪并予以重用。而不沾泥却气量狭小，难以容人，结果李自成呆了不到三个月，又不得不另寻出路。
此时的他，已不再孤身一人，而是拥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小队人马，还有一位效命左右，小他四个月的侄儿李过。当然，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独立单干的地步，因此不得不再找靠山。有过一番出生入死的闯荡经历，李自成变得成熟起来，他不再盲从依附，而是审时度势，伺机以进。
崇祯四年（1631年），高迎祥、张献忠及其他义军首领三十六营计二十余万人齐聚山西，其中又数闯王高迎祥部最为强盛，而高迎祥乃李自成舅父。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宗法封建习俗的传统社会里，血缘关系是一条坚韧无形、荣辱与共的纽带。于是，李自成毫不犹豫地率李过及一干人马渡过黄河，赶赴山西，投奔舅父高迎祥。
高迎祥对李自成的到来十分欢迎，将其视为心腹爱将与左右臂膀委以重任，命他率领一支人马，号八队闯将，独挡一面地转战陕、晋、豫、楚、畿南等地。
几经挫折，李自成这才有了一个满意的归属，一个施展才华、放手大干的好去处。
自从加入义军，李自成单调平静、富有规律的生活被打破，他的人生，便开始了纵横捭阖、跌宕起伏、大起大落的奋斗历程，涂上了斑斓多姿的传奇色彩。
想想看，一群迫于无奈的农民，昨天还拿着镢头、握着犁把躬耕于田土，今天却挥舞大刀、挺举长矛，面对训练有素的官兵的合围进剿，会是一番怎样的情形？他们素质低下、散漫成性、闹闹嚷嚷、留恋故土、易于满足、鼠目寸光……用一触即溃、一溃即散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呆头呆脑、土里土气的农民，却常常击退、击败、击杀无数官兵，越战越勇，越战越强，终至汇成一股摧枯拉朽的汹涌洪流。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具有一大堆缺点的同时，也汇聚了激情高昂、服从命令、吃苦耐劳、勇于拼搏、可塑性强等难能可贵的无数优点。
起义军何去何从，成功与否，领头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义军似一堆散沙，领头羊则将水泥掺入沙子均匀搅拌，使之凝聚成一个坚强牢固的整体。
加入义军后的李自成，首先面临的是转型，由普通农民转化为职业军人。这对早已脱离田土身为驿卒的他来说并非难事，难的是让所率部下快速转轨。这就得对每一位投身义军的农民加强军事训练，具备可攻可防的战斗能力：既要培养他们相互配合服从纪律的团队习惯，又要具备各自为战的灵活机动；既要占据地盘固守，又得审时度势主动出击转战四方……李自成就这样率领一支地道的农民起义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学习，在学习中日益强大。
作为一名有着“闯将”之称的首领，除了人所公认的闯劲外，他的另一侧面——足智多谋、总揽大局，也在战斗中逐渐显露。
崇祯七年（1634年）四月下旬，李自成所率农民军误陷车箱峡中，被困长达两个月之久。车箱峡长约四十里，四面皆山，道路崎岖，官兵垒石堵塞峡口，然后从两边山顶往下滚落巨石、投掷薪火。李自成实难招架，又逢连阴大雨，士兵刀剑生锈，弓弦松弛，粮草不足，人困马乏，眼看突围无望，李自成采纳谋士顾君恩建议，以重贿假降的谋略，一面接受官兵招抚，一面暗中积蓄力量。起义军刚刚走出峡谷脱险，李自成便不失时机地猛烈反攻，出其不意地击杀官兵，立时转败为胜。
崇祯八年（1635年），集结在河南的各路农民军攻占汜水、荥阳后，老回回、曹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高迎祥、张献忠等十三家七十二营首领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方略。会上意见不一，大家相持不下，发生激烈争执。李自成作为高迎祥部下与会，适时提出“宜分兵定所向”，即“统一步调，各定所向，同心协力，一致对敌”的建议，结果得到十三家首领的一致认可。在李自成的倡导下，农民军联成一体，变被动为主动，起义声势不断扩大。
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闯王高迎祥前往西安进军途中，在黑水峪突遭孙传庭所率官兵拦截，重病在身的他不幸被俘，两个月后押解至京惨遭杀害。众望所归的李自成在各路义军首领的推举下，承袭了舅父高迎祥的名号——闯王。
如果说由普通士兵到小队头目，由头目到闯将，标志着李自成个体的不断成熟与崭露头角；那么由闯将到闯王，则标志着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李自成时代的来临。
早期的李自成相当低调，虽然成了名副其实的闯王，但他没有急于称王，对外仍自称闯将。直到八年之后，也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攻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开仓济贫，李岩、牛金星、宋献策投奔效命，无数农民争相入伍，部下人马浩浩荡荡增至数十万，李自成这才正式打出“闯王”旗号。当然，我们也可认为此乃韬光养晦、深谋远虑之举，但也应该看到，李自成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不得不时时面对自我，重新估价自己，认识自己。作为一个当初唯求生存的下岗驿卒，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成为各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义军虽如星火燎原、狂飙突进，但在官兵的增兵加饷、强力围剿、血腥屠杀下，到底能够走多远，他心里实在没底。伴随着胜利与欢呼、成功与喜悦、得意与陶醉的，是无比的饥寒、无数的失败、无尽的奔波、无端的危险，还有不时袭来、无法抵御的失意、悲伤与痛苦，他时常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与惶惑之中。
李自成的信心，是在无数成功失败的辗转煎熬中逐渐树立的；其目标，也由变幻的局势操纵着一点一点地推进着由小到大由近视而远眺由模糊而清晰。
崇祯十一年（1638年），各路义军在杨嗣昌“十面张网”的围剿及“招抚”政策的诱导下纷纷瓦解，农民起义转入低潮。这年十月，洪承畴、孙传庭联手，在潼关南原对李自成设下埋伏，张网以待，“每五十里立一营，设三伏以待，战线延长一百五十里。”在这场著名的潼关原大战中，李自成部卒战死，妻女失散，几乎全军覆没，仅带刘宗敏、田见秀、李过、高一功、高鼎等十八人突围，潜入商、洛山中。在半年多的东躲西藏中，李自成十分悲观，成千上万的队伍，说完就完、说散就散了，未来的出路在哪里？他似乎看不到半点希望，仅凭内在的本能忍饥挨饿，支撑着不让自己倒下，躲避着不被官兵发现。没想到第二年五月，投降明廷的张献忠在谷城再次叛乱，局势顿时改观，李自成喜出望外，当即从陕、川、鄂交界的山区中走出，收集溃兵，死灰复燃，赶往谷城与降而复叛的张献忠、罗汝才会合。
没想到张献忠在热情欢迎的表面，内里却准备对李自成暗下毒手，将其部众兼并。幸而自成有所觉察，赶紧逃遁远去。刚刚躲过自家人内讧之劫，随之又遭杨嗣昌追剿，被困四川巴西鱼复诸山。此次史书所载的“鱼复山受困”，李自成身边所剩数十人，与上次潜伏商、洛山相比，人数虽稍多一些，但其窘况更甚。死灰复燃刚看到一星半点希望呢，就又遭遇了一场瓢泼大雨。难道真是天绝我吗？李自成对自己的怀疑比上次更深，不唯自己，他手下的心腹部将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农民是最势利最讲究实际的，没有出路与盼头，谁愿饿着肚子冻着身子提头脑子跟着闯王瞎闯荡呀？于是，受困山中的不少亲信都不辞而别偷偷溜走投降官军，就连铁杆哥们刘宗敏也有所动摇，打起了退堂鼓。由怀疑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李自成多次想要自杀，只是在养子李双喜的劝说下才打消了这一念头。置身另一种走投无路的境地，一切的一切，似乎非人力所能扭转，这时的国人，自然会想到天，想到神，想到命。于是，李自成也只有将自己乃至追随者的出路交付给神秘的天与命了——他步入丛祠，对左右说：“人言我当为天子，盍卜之，不吉，断我头以降。”是的，传言我有天子之命，到底有没有，还是卜卦吧，如果是凶卦，你们就杀了我，提着我的脑袋去向官军投降吧！刘宗敏表示同意。当即卜了三卦，结果全是吉卦。这样一来，大伙全都坚定了信心，决定死心塌地地跟着闯王干到底。对此，《明史》写道，宗敏“杀其两妻，谓自成曰：‘吾死从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子愿从者。”以杀死妻子表示自己坚定的意志与决心，这也是古人代代相承的一项传统“国粹”。李自成更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破釜沉舟地焚烧所有辎重，轻骑突围而出，率部挺进中原。河南连年灾荒，干旱加蝗虫，闹到“人相食，草木俱尽”的地步，而官府仍不停地征收这税那饷，天灾与人祸连在一起，无以活命的农民纷纷加入义军。机缘与意志相结合，李自成的部队迅速壮大，一下子发展到十余万之众。
此后，李自成下洛阳，攻开封，几乎控制了河南全省，转眼间部众多达近百万。旌旗猎猎、沙尘蔽日、洪流滚滚。“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李自成的自信，也在这风云际会中如吹气球般迅速膨胀。
“十八子，主神器。”卜者宋献策投奔李自成的见面礼，就是这条谶语。“十八子”合成一个字即为“李”，李自成以为自己真的是天意所归，有帝王之命，自然喜不自胜。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也就由“寇”而“王”，颇有几分帝王之象了。他一改过去猴子掰苞谷似的流寇作风，每占一城，都要分兵据守。杞县举人李岩深谋远虑地建议道：“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收天下心。”于是，李自成尽量减少杀戮，散发劫掠财物，开仓赈济灾民。李岩还极其重视舆论宣传作用，自编谣词“迎闯王，不纳粮”，让儿童广为传唱。为收取人心，李自成喊出“剿兵安民”的口号，贴出“均田免粮”、“三年不征”、“平买平卖”等告示。百姓企盼闯王的仁义之师，犹如久旱的龟裂田地盼望雨露降临般翘首以待，将欢迎闯王的歌谣唱得绵绵不绝响彻云霄：“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由求生存到求发展，再到占领地盘、收取民心，李自成的目标日益明确，那就是称王称霸。崇祯十六年（1643年）二月，李自成改襄阳（今湖北襄樊）为襄京，建立新顺政权，自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李自成的用心十分明显，即以荆襄为本，意欲图谋京师。这时，谋士顾君恩建议他先取陕西，以家乡为根据地与大本营。李自成深以为然，分兵两路进攻陕西，攻克西安后，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又一鼓作气地占领了兰州、西宁等地。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王，定国号大顺，由大元帅改为大顺王，建元永昌，大封功臣，订立军制，建置官吏，开科取士……闯王依照历朝历代特别是明朝王权模式，照葫芦画瓢般地设立大顺政府机构及职掌范围，所互异者，唯个别名称不同而已。
而此时，明军势力日衰，洪承畴已于两年前（崇祯十五年二月）投降满清，另一劲敌孙传庭在李自成进军陕西攻陷潼关时战死。明廷已无匹敌的强劲对手，李自成不由得踌躇满志，崇祯十七年正月称王，二月便亲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山西，旋即兵分两路，挥师北京。兵锋所指，真个势如破竹，所向披靡，除打了几场少有的硬仗外，各地府县、官兵可谓望风送款、闻风归降。其时，明军主力或调往关外对付满清，或驻防各地，京城一片空虚。李自成命偏师任珍、刘芳亮围困保定，既可牵制各地勤王之师，又可截断崇祯皇帝南逃之路。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主力围困京城，几乎连一场像模像样的硬仗都不曾发生，两天后便兵不血刃地拿下皇城，占领北京。
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二月率军出征，不到两个月时间，便攻下北京，推翻明朝。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在武士的护卫、文臣的陪同、旌旗的前导、鼓乐的喧阗中精神抖擞地进入京城。仅仅四十一天后，也即四月三十日，李自成却不得不率众仓皇败退，逃离北京。一切的一切，来去如风，如同梦中一般，真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速”。
其实，就本质而言，李自成只是英雄，一个乱世中脱颖而出的英雄，连枭雄也算不上，更遑论帝王了。另一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则心地歹毒，强横野蛮，不择手段，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枭雄。英雄具备普通人的特征，也有犯错误做坏事的时候，但其人性化的秉性为他守住了道德的底线。据《明史》记载：“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哪怕进入京城后，部下腐化堕落，他依旧保持着过去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宫中华丽器物一概不用，每天早起后吃点米粥，喝点小酒，便忙于各种如棼丝般的事务之中。
也许，是李自成的党项族血统决定了他只想做割据一方的诸侯，就像祖先建立的西夏国那样，并无一统天下之雄心。
进攻北京前，他希望得到崇祯的招安，“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李自成主动投诚充当明廷的急先锋，内忧外患都可解除，这样的好事，崇祯何乐而不为之？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此时的李自成握有“步兵四十万，马兵六十万”的筹码，完全有资格“讨价还价”。他要求崇祯犒赏起义军银两百万，分封西北一带为王，既不奉诏也不朝觐。这样的条件，崇祯皇帝未加半点考虑，便予以拒绝。进入皇城之时，李自成骑马行至紫禁城第一重门承天门（今天安门）时，望着写有“承天之门”四个大字的匾额，对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等部下道：“我若射中‘天’字，当一统天下。”话毕盘马弯弓，一箭飞出，未能正中，射在天“字”之下。牛金星忙打圆场说：“中其下，当中分天下。”中分天下，当然也不错的，因此，李自成不仅没有半点失落，反而发出一阵爽朗的哈哈大笑。当他得知崇祯在煤山上吊自杀后，内心涌出的竟是遗憾，不禁喟叹道：“我来与你共享江山，你却为何寻此短见？”也许，李自成害怕担当亡君逆贼的骂名？可他心里应该十分清楚，成者王侯败者寇，明失其鹿，天下逐之。这样浅显的传统国粹，李自成不可能不懂，即使他真的不懂，手下谋臣李岩、宋献策等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应该说，是李自成的器量、胸怀、视野决定了他的言行、结局与归宿。他的潜意识深处，对自己一统山河的天子之命有着难以克服的疑虑，做皇帝的决心一直处于摇摆不定的两可状态。进入北京后，李自成似乎并不打算在此称帝，却对西安情有独钟：“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京未足易一西安。”十座北京城也赶不上一个西安，可见故乡在李自成心中，占据多么重要的地位。在牛金星等人的三表劝进下，李自成才不得不答应即位，将登极大典定于四月十七日。
没有等到这一天，吴三桂复反的警报惊醒了大顺文武百官开国功臣的美梦，山海关告急的狼烟搅乱了他们顺理成章的计划与部署，李自成赶紧召集部下商议出兵征讨事宜。没有想到的是，在京城呆了仅仅二十多天，刘宗敏等昔日骁勇善战的将领就被帝王将相的荣华富贵掏空了斗志，一个个纸醉金迷面有难色不愿出京。也许是气恼，也许是激将，也许是无奈，总之是，四月十三日，李自成头戴毡帽，着淡青服装，又跨上那匹乌驳马，踏上了挥军平定山海关的征程。
作为一个普通组织者，事必躬亲，与下属同甘共苦，自可树立“亲民”形象，增强队伍的凝聚力，而作为一位即将登上九五至尊宝座的帝王，李自成此次亲征，哪怕事出无奈，其实大可不必。他应该留守京城，做一位新皇应该做的事情。
李自成留下近万名老弱衰兵驻守京城，率十万马步兵卒倾巢出动。不知是对北方气候的不适，还是部下进京后的胡作非为影响了他的情绪，抑或其他因素，此时的他，那敏锐的直觉，对局势的把握，包括指挥若定、成竹在胸的风采，几乎消失殆尽。从京师至山海关约七百里的路程，李自成率着转战南北的精锐之兵，竟走了八天之久，直到二十一日才抵达山海关。此时，重新抢夺山海关的吴三桂早已作好战斗准备，多尔衮率领的满清辫子兵也已抵达山海关，如黄雀般密切注视着捕蝉的螳螂，伺机以待。
李自成的大顺军与吴三桂的六万关宁军战斗正酣之际，装束怪异的辫子兵突然投入战场，两股力量合流计十三万精锐，对付仓促奔袭、未加休整的十万农民军。李自成猝不及防，大为惊骇，败局无可挽回。
以山海关之战为转折与起点，李自成及其大顺军，便与失利、悲观、败退结下不解之缘，昔日曾经有过的机遇、幸运、胜利等似乎全部倏尔远逝。
所谓一战定乾坤，对山海关垂涎欲滴而一直未能得手的满清铁骑就此叩关而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航道，在回漩的急流冲刷下，拐了一个大弯，由满清控制主宰。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二十七日，李自成率惨败疲惫之师回到京城。对北京本来就不怎么重视的他连防守的念头都不曾有过，更不用说组织、部署相应的军事行动了。原气大伤的他决意放弃京城，以实现那念念不忘、中分天下的理想，撤回西安为王。令人不解的是，称帝意志不怎么坚决的他，明知幸运之神、帝王之命已离他远去，却在失败悲观的情绪笼罩下，离京之前突然玩起了一出登极把戏。李自成并不热衷于当皇称帝，因此谈不上圆梦；他“追尊七代皆为帝王”，是否出于对先祖列宗辉煌历史的追怀与虚荣？或许出自一种类似顽童般的游戏心理，自我娱乐一番，以一时的陶醉与梦幻掩饰深深的失落惆怅与失败命运？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登基。当夜二更命人四处纵火，仅留大明门、正阳门、东西江米巷等处未烧。第二天拂晓，大顺军便以这一带作为出城之路，经丰台、保定、定州入山西，向关中退却。
多尔衮裹挟着吴三桂，将溃退的大顺军视为猎物，开始了如恶狼、鹰犬般无休止的纠缠与追杀。而那些投降大顺的明军及州县乘机而起，杀掉大顺官兵，投向满清怀抱。
败退途中的李自成，自然想到了“十八子，主神器”的谶语。他从未怀疑谶语的真实性，只怀疑这“十八子”另有所指，于是，在一种“我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的变态心理支配下，牛金星稍加挑拨，便以设宴为名，暗中埋伏杀手，不加青红皂白地将智囊李岩及其弟杀死在席间。李自成自折羽翼的同时，导致部将猜忌，内部不和，离心离德，加速了大顺政权分崩离析的进程。
清顺治二年（1645年）一月十三日，潼关失守，西安告急。李自成中分天下的美梦破灭，不得不放弃视为根本的关中地区，派兵洗劫西安，焚烧昔日宫殿，命李过、高一功阻击清军，亲率余部约十三万于二月中旬进入荆、襄地区。满清靖远大将军、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紧追不舍。此时，拥兵武昌的南明总兵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东下征讨马士英，李自成乘机进占武昌。
清军不让李自成有半点舒缓、喘息的机会，立时水陆俱进，乘胜追击。所谓兵败如山倒，大顺军严明的军纪及坚强的斗志早已消失殆尽，面对清军强悍的骑兵及威猛的火器，畏敌心重，稍一接敌，不是主动投降，就是临阵退却，溃散逃亡。
武昌危在旦夕，李自成除了仓皇逃跑，已别无他路可走。当他率领残兵及其家属顺流东下宿营富池口时，终被清军追及。大顺将士从睡梦中惊醒，仓促应战。一番殊死抵抗，李自成好不容易积蓄的资本差不多全部拼光——金银珠宝被抢夺，将士非死即伤，非散即俘。当他被追赶着如惊弓之鸟般进入江西瑞昌县境时，突围而出跟随着的“保驾”将士，所剩不到六百。
败退途中的李自成，一方面避敌锋芒寻求新的出路与对策，一方面肯定会陷入往昔的回忆与失败的反省之中。
就个人素质及前期表现而言，李自成堪称优秀而清醒。
他衣着俭朴，不好酒色，不贪财利，不事铺张，事必躬亲，“与其下共甘苦”，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朴素本色。军事组织能力相当出众，特别是具体战役的指挥，既谋划严谨又随机应变。在个人胸怀方面，也是少有的宽宏大量，如进攻开封城时，被守城将领陈永福射中左眼（射箭之人另有陈永福之子或小卒谢三之说），弄得威风凛凛的他成了一位独眼闯王，心中的痛恨与痛苦可想而知。可他后来招降陈永福时，却能抛弃前嫌，撇开恩怨，折箭为誓，既往不咎。对由一群散沙般组合在一起的农民军，他知道只要稍稍放纵，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因此管束极严。比如进入北京前，他曾三令五申，严肃军纪：“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并四处张贴安民榜：“大帅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擅掠民财者，凌迟处死。”
可以说，作为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在可能的范围与空间，李自成尽了自己的努力。然而，其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某些方面甚至事与愿违。这既有他个人的原因，更与部众的所作所为密不可分，还受制于千百年来或隐或显的规则制度及无可更移的惯性轨道。
无论内在还是外在，不论主观还是客观，李自成最大的失误与败笔，在于转轨不成功。这种不成功，既包括在某些方面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需要转轨，也因其时间短促而来不及转轨。
胜利来得太快，与猝不及防的失败在实质上并无不同。大顺军攻占北京后，李自成大喜过望之际，一直想着中分天下的他，对突如其来的天子宝座，内心深处有着一种无法克服的疑惧与惶惑。由割据一方的王侯而君临天下的皇帝，不仅是地盘的扩大，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过去每攻一城，都要洗掠一番。如果是一支整体流动作战的部队，充实供给增加补养，犒赏士兵提高士气，在某种意义上实属必要，而攻下京城之后，李自成仍命十万大军入城，以至大顺军将许多街道、胡同、民舍全部住满。军队不去守城，却与百姓混居，肯定难以管理，时间一长，扰民害民不说，战斗力必然下降。这对军队、百姓来说，都是一种伤害。李自成在占居京城的二十多天时间里，从未考虑到十万大军的妥善安置，直到山海关告急率军出征。
“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各地贫民百姓唱着这样的歌谣，欢呼着夹道迎接闯王。可是，“不纳粮”是一把双刃剑，长期免除百姓赋税，军队、政府的财政收入从何而来？“不纳粮”只能作为权宜之计，一种夺取江山时收买民心的方式。一旦政权建立、巩固，就不可能像过去攻城掠地那样去抢去夺了，赋税得纳入治理国家的统一渠道之中。进占北京后，李自成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一点，仍采取过去的模式，以抢夺的方式获取严重不足的军饷。只是这种抢夺变换了一种形式，籍没富室财物，以军管制的强迫手段“追脏助饷”。李自成亲自下令：“有罪者杀，贪鄙多脏者刑。”因实行“货币白银化”政策，追脏标准按明廷官职大小，以定量的白银计算，普通职员上千，科道、吏部、兵部三至五万，翰林一至三万，部院、京堂、锦衣三至七万，内阁十万，勋戚无定数。大顺军四处抄家，拷打前朝官吏，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专门用于刑罚，拶夹降官，逼交家中所有银两资财。一时间，京城笼罩在一派肃杀恐怖的凝重氛围之中，“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追脏范围不断扩大，连那些已经归顺的明朝百官也不放过，且殃及无辜平民，直接导致吴三桂复叛降清：刘宗敏霸占已经投诚的吴三桂爱妾陈圆圆，严刑拷打其父吴襄，追脏二十万。吴三桂“冲冠一怒”，既“为红颜”，也为查抄、洗掠的满门家产。后世文人在描写大顺与满清这一关键时刻的生死较量时，往往忽略了不得民心的“追脏助饷”之策，将笔墨着意于可以“生花”的男女浪漫爱情。
据《枣林杂俎》统计，死于“追脏助饷”的明朝官员及京城百姓多达一千六百余人。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此作为，其合理性受到严重质疑，民心丧失，以致吴三桂及清军进京时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
李自成靠武将夺取地盘，因此，他一向重武轻文。大顺政权成立后，他一反历代常规，规定文官地位低于武官，受武官节制。其结果便是节制文武百官的刘宗敏骄奢淫逸，不仅不将李岩等文官放在眼里，即使李自成，也得让着他几分。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九日，也即李自成进京第二十天，制将军李岩向李自成上疏，提出四件要紧大事：建议做好登基大典的礼仪准备，“国不可一日无君”，应早日登基；迫脏追饷应分别对待，死难、归降者除外，清廉者免刑；各营人马不宜借住民房，应退出城外；吴三桂兴兵复仇，边报甚急，不宜武力解决，应行招抚之策，“许以父子封侯”。李岩最后强调，如按计行事，“则一统之基可成，干戈之乱可息矣。”然而，一向虚心纳谏、重视李岩的他十分不快，在疏后批上“知道了”三字，婉转地加以拒绝，一项也没有采纳。
在对待吴三桂的复叛问题上，牛金星、宋献策也直言不讳地劝谏不必劳师远征，能以政治解决最好。仿佛鬼使神差似的，李自成就是听不进去。如果他不亲率大军讨伐，吴三桂便不会向满清借兵，然后联手合作，最后投降做了汉奸。没有满清介入，一个吴三桂怎么也成不了气候。满清虽然一直垂涎山海关，密切注视关内各支力量的反复较量，如果不是在汉人洪承畴、范文程的怂恿谋划下抓住吴三桂借兵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局也不会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坐天下，这一浅显的道理谁都明白，可要转轨付诸行动，实在是难之又难！
当天平的砝码倾向满清时，李自成失却了往日的耐性与坚韧、从容与大度，变得气量狭小、浮躁动摇起来。
李岩是他人生与事业转折的关键所在，他根本就不应该杀掉李岩。得李岩势力转盛，势如破竹，方能进入北京；失李岩部将离心，分崩瓦解。事实证明，在北京的最后几天时间里，李自成如能听从李岩的上疏建议，则大局已定，幸运之神绝对不会偏向满清。
李岩被杀缺少主谋，加之屡次败绩，李自成变得刚愎自用、杀人如麻。大顺官员哪怕小小过失便处死刑，普通百姓则“盗一鸡者死”，弄得上上下下，风声鹤唳，一片肃杀恐怖。
李自成原本就不想在京城登基为王，撤退时焚烧皇宫、殿堂、楼宇等建筑尚可理解，而退出被他一直视为根基与大本营的西安时也如法炮制，只能说明他意志动摇，破罐破摔，并未打算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了。
那么，逃窜中的大顺政权，其未来与出路何在？
李自成心中所念，仍是割地为王。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后，他希望抛弃往昔的一切怨仇，与明朝残余势力——南明联合，共同对付虎狼之敌——入主中原的满清政权及其辫子兵。
当然，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南明与大顺，有着不共戴天的杀君之仇。在没有认清满清政权的真实面目，没有体会到异族统治的血雨腥风，没有被清军逼到忍无可忍的境地之前，必欲置李自成于死地而后快的南明，是不会接受他的任何条件，与之和谈联手的。
当一败再败的李自成率着突围而出的近六百人马退到江西瑞昌城外时，发现城门紧闭，城楼满是手拿各种武器的守城百姓。他们也将李自成及其大顺军视为倾覆明朝、逼死明帝的流寇而严阵以待。而这时，清军仍尾随其后穷追不舍，眼看就要逼到近前，一场恶战乃至最后的生死决战迫在眉睫。突然间，西北方的树林中杀出一队人马，将满以为即将得手的清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于惊慌之中逃窜远遁。原来这支三四千人的队伍，属大顺兵士，首领白旺，守卫武昌时，李自成命他先行撤出，前往兴国州，进驻江西，随时接应。被击溃的是清军的一支尖兵，可以预见的是，大队辫子军将随之而来，白旺赶紧护卫李自成继续南行。
白旺起义较晚，不属亲信之列，所带全为湖广新兵。一直被失败、惊惶、溃退缠绕的李自成不免风声鹤唳、疑神疑鬼。逃亡途中，他悲观失望，一如举事不久的商、洛山之困及鱼复山之困，恍惚中经常想着自杀。一次，自成突闻战鼓号角惊天、喊声杀声动地，眼见前后左右、密密麻麻全是清兵，他不再犹豫，毅然举剑自刎。幸亏左右发现及时，紧紧抓住他的右臂，才幸免一死。其实，情绪低落往往是眨眼间的事情，一旦度过危机，生命的本能复活，求生意志反而更加坚定。望着遭受饥饿与疲乏袭击仍坚持着迤逦前行、狼狈不堪的队伍，李自成不由得想到了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败亡时的情景。逃入狼虎谷的黄巢绝望自刎，未成，却被外甥林言将他及其兄弟妻子七人一同杀死，割下首级准备邀功请赏。虽然中途被沙陀人将功夺走，连林言也给杀掉割了首级，但自古以来，英雄的发迹与出道各各不同，可一旦失败陷入绝境，却总是众叛亲离，其末路相差无几。于是，李自成不免对白旺起了疑心，让他虚张声势地继续南进将清军引开，自己则悄悄潜入湖北通山县，伺机西进，与留在西安断后，完成任务后向荆州、湘西一带转移的李过、高一功部会合。
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初，李自成终于摆脱清军的死死纠缠与追击，进入通山县境内的九宫山。尽管身边只剩义子张鼐及二十多名将士，但李自成还是为自己终于摆脱了清军的追击与长达一年多的溃逃噩梦，不由自主地出了一口长气。然而，李自成只防着清军，却忽略了相当顽强的地方武装势力，一口长气还未吁完，就遭到了一群凶悍的地方团练的突然袭击。李自成与身边所剩亲信将士来自陕西，方言不同，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当地民风强悍，眼见这批来历不明的人马闯入自己地盘，出于保卫家园的目的，仗着人多势众，他们呼啸着拼死而上。李自成三十九岁的生命，就此走向终点。可怜一代英杰，竟然稀里糊涂地凋落在一群从未走出大山的农民之手。
颇具意味与吊诡的是，大顺政权由一群迫于生计的农民艰难开创，以中华大地为舞台，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活剧，最后，又经一群农民之手，悄然合上了帷幕。
其实，关于李自成的个人结局与下落，历来传说纷纭，计有十九种之多。以上所叙，仅为笔者较为认可的其中一种。此外，还有在九宫山为伏兵乱刃杀死、为村民所困缢死或用锄头打死、为程九伯所杀，在湖南罗公山病死，在战场被吴三桂杀死，在黄州为乡民所杀，在西塞山左右为兴国州人寸磔，在湖南石门夹山禅隐，在榆中青城归隐等多种说法。
李自成于一连串的败仗与撤退中神秘消失，并无公认的确凿无疑的事实证明其最后归宿，因此成为三百六十多年以来的一大历史疑案与不解之谜，以致2006年清明节，甘肃省榆中县青城镇还为他修建陵墓、立石刻碑，上书“闯王李自成之墓”。
为李自成建陵立碑者共有四地，其他三处分别为湖北通城县、湖北通山县、湖南夹山县。
一般而言，官方史书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与权威性，《明史》作为官方修撰的大型史书，虽然记载了李自成两种不同死法，一为村民所困缢死，一为人马陷入泥淖被村民用锄头击中脑袋而亡，但明确认定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因此，“九宫山殉难说”不仅在史学界长期占据主流地位，也为普通民众所接受。
哪怕“九宫山殉难说”也因毗邻的通山、通城两县皆有九宫山之地名，也一时真伪难辨。后经专家考证确认，李自成殉难于通山县九宫山渐成定论。而李自成在九宫山到底是怎么死的，也是说法不一。除《明史》所记的两种死法外，根据当地县志、家谱、族史及其他野史记载，还有两种死法：在拜谒元帝庙时被村民疑为盗贼“碎其首”而亡，与山民程九伯搏斗致死。而搏斗致死又有四种死法：被程九伯一人所杀；在与程九伯搏斗占据上风时，被赶来的程九伯外甥金某从背后偷袭，以铁铲击中头部而死；与程九伯扭打将其杀死后夺路而逃，被地主张万年指挥乡勇放弩开铳射杀；程九伯率众人围杀。
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传说，一是村民发现死者身着龙衣，腰佩金印，且瞎了一只眼睛，惊为大顺皇帝李自成。但清军赶来查验之时，却发现尸体已经腐烂，“朽莫辨”，看不清什么名堂了；二是诸多记载，各各有别。如《程氏宗谱》记载程九伯杀死李自成一事，原文为“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闯贼即闯王，名字却为李延。李延是谁？是否李自成的其他名字？比对《米脂县志》、《延安府志》及其他相关资料，记载李自成的名、字、号颇多，包括其乳名，可就是没有“李延”之称。那么，死者是否另外一人？而《酉阳杂笔》记有“闯贼名自成，一名炎，米脂人”，这里的“炎”与“延”同音，是否宗谱记录有误？家谱、族谱并非印刷品，多为手写抄录，出现错字、别字十分正常。等等这些，都为后人留下了可供想象与发挥的广阔空间。
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当通山九宫山殉难说为专家学者论证认可，特别是经由郭沫若等权威人士认为“确定有据，是可以信赖的”之后，修建通山闯王陵，便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2007年11月，我终于寻得一个机会，专程来到坐落在通山县九宫山西麓牛迹岭小月山的李自成陵墓。从咸宁市出发坐车一个多小时抵达通山县城，县城至陵墓尚有五十多公里。虽有公路直达，但路况较差，小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颠簸而行，两旁高低起伏的山岭如波涛般绵延不绝地涌向远方。“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可以想见的是，三百六十多年前李自成选择的逃亡之路，该是何等偏僻与荒凉！是的，为挣脱敌手，他们自然挑选那些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越偏越隐越好。
闯王陵座南朝北，一道石头围墙将其圈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墙外山坳为朱家村民居。汽车一个拐弯，在陪同的咸宁市及通山县诸位友人的指点下，隔老远，就见到了一座气恢弘刻有“闯王陵”三个大字的牌坊门楼。进入陵园，沿着象征李自成生命春秋的三十九级台阶而上，便是他的墓冢。据传李自成尸体腐朽，几个朱姓农民找来两口石水缸（当地一带所用水缸，由五块长方形石板拼镶而成）扣在一起，中间盛着闯王遗体，给就地掩埋了，其简陋之状可想而知。如今的李自成墓经过修缮，周围的雪松、香樟长得郁郁葱葱。墓前立有一块高大石碑，上刻“李自成之墓”五个大字，系郭沫若手书。郭沫若的题词原本写给通城县李自成墓，但他读了有关通山、通城两地李自成死难考证、辨析的论文后，马上“注销并改正”了自己的观点。于是，题词便由通城转到了通山。
由墓冢拾级而上，是茅盾题写匾名的李自成陈列馆。馆中陈列着各种有关李自成死难的府志、州志、山志、宗谱等不同时代的史志谱乘，以及研究李自成归宿问题的论文、论著。而珍贵的“镇馆之宝”，当数被确认为李自成遗物的一只双龙鎏金马蹬。
出陈列馆而东，沿山坡继续攀行，便是一系列与当初战事相关的遗迹，包括下马亭、落印凼、玉玺亭、激战处、殉难处等。这些，都与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殉难章节的描写十分吻合。姚雪垠为创作《李自成》在九宫山深居简出的半年时间里，多次来此考察体验，获得了不少灵感。而景点的布设，也虚虚实实地围绕着《李自成》一书的描写而展开。
离山顶不远，还有一个幽深而隐密的山洞，如果不是当地文友引路，一般游客实难发现。据说清军追杀不止，李自成只好藏身洞中。可巧的是，突然下起了一场瓢泼大雨，将乌驳马的蹄印洗尽，将它踩过的青草复原。雨过天晴，一只硕大的蜘蛛又忙着在洞口结了一张大网。因此，当清兵追踪而至时，却找不到李自成及其战马的半点痕迹，而刚刚织就的蛛网更是造成洞内无人的假象。
于是，李自成逃过一劫。
然而，他终未逃脱最后覆没的命运！
不过，湖南石门夹山禅隐说也为闯王的末路与结局，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夹山禅隐说虽非近来勃起的新说，也非李自成败退失踪后的当时记载与传闻，而为近百年后清乾隆年间的澧州知州何磷考证发现并明确公布。此前也有类似捕风捉影的传闻，但此说的始作俑者非何磷莫属。他在《书<李自成传>后》一文中写道：“闻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犄牛坝（今临澧县境），复弃骑去，独窜石门之夹山寺为僧，今其坟尚在云。”对于当地传言，何磷前往夹山寺亲自考证，见到了书有“奉天玉和尚”的石塔，了解到顺治初年有“不言来自何处，其声似西人”的一僧入寺，自号“奉天和尚”。数年后又来了一自号为野拂的徒弟，对他执礼甚恭。奉天和尚虽已圆寂，但“藏有遗像，命取视之，则高颧深颔，鸱目曷鼻，状貌狰狞，与《明史》所载相同，其为自成无疑”。然后，何磷又逐一分析，李自成之所以自号“奉天玉和尚”，是因为他造反时曾僭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号“新顺王”。玉乃王字加一点，既起隐讳作用，又因玉与玺同质，玺为天子之宝，可见李自成哪怕出家当了和尚，直到死去，也念念不忘其僭号。至于李自成为何出家禅隐，在于“设疑代毙”。让人顶替或传说已死，便于他隐身潜伏，逃脱满清与南明的追捕，其徒弟野拂可能就是大顺“逸党”，他的“心腹谋臣”。
何磷首开先河，尔后支持禅隐说者日众，并有新的分析、考证、论述不断完善，特别是不断发现、出土的文物史料，更为禅隐说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与依据。
设疑代毙、李代桃僵经夹山禅隐说的支持者发挥，将石门与九宫山两地联系在一起。九宫山以一小头目代死，造成假象，而李自成本人则出家于石门。他这样做的目的，除自身安危外，主要在于抗击异族满清统治。于逼死崇祯皇帝的敌寇，南明朝廷与之不共戴天，唯有闯王李自成从人间蒸发消失，才有可能与大顺残余势力联手抗清。这样一来，死与隐，便成为大顺政权面对满清入关后所采取的系统战略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一般而言，童年生活对个人的一生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李自成儿时当过和尚，他小名黄来儿，僧名就叫黄来僧。早年浸润过“晨钟暮鼓”的他，败后“朝花夕拾”，遁迹空门，成为高僧，乃顺理成章之事。
众多考证、支持者中，尤数民国著名学者、享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章太炎影响最大。他于1912年任湘西劳军使期间，在石门得到相传为李自成的遗诗《梅花百韵》五首，并比照其他史料，撰文指出《明史》、《永历实录》所载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诸多“不可信”疑点。李自成念过几年私塾，加之转战南北的历练，禅隐心定、附庸风雅、吟诗抒怀当在情理之中。李自成的《梅花百韵》除章太炎所录五首外，当地文物工作者又在夹山寺发现了印刷该诗的木刻残版九块，得诗九首，共计十四首。
1980年，奉天玉和尚墓被发现。经发掘，墓主不按僧规下葬，而依民间俗礼；俗礼又不同于江南湖广本地葬俗，而是一墓三穴，与陕西延安府一带类似。特殊的葬礼，大量的文物，似乎都向奉天玉和尚的真正主人与身份——闯王李自成逼近。而那侍奉左右的徒弟野拂和尚的身份也露出峥嵘的一角，原来他就是自成侄儿李过。
此外，当地还发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物证，1994年2月，石门县青年农民刘凡军捐出一个中部刻有楷书阳文“奉天玉诏”的铜牌一枚。只有皇帝颁发文书时称“诏”，不管此铜牌是兵符、虎符，抑或其他信物，都可视为当过大顺皇帝的李自成隐居夹山之后，仍在幕后指挥部众调兵遣将的证据。
于是，一直存在着的夹山禅隐说“异军突起”，虽未取代九宫山殉难说占据李自成归宿之谜的主流地位，也形成了“两论并存”的相互抗衡之势。
2009年春节前夕，我利用回家探亲之机，专程“单枪匹马”去了一趟石门，实地感受、体验弥漫在夹山寺山水之间的禅隐说氛围。
先看夹山寺。
夹山寺又名灵泉禅院，与著名的旅游胜地张家界近邻，离石门县城约三十里，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历史，颇负盛名。被誉为禅门第一书的《碧岩录》即由在此讲经说法的宋代高僧圆悟克勤所著，而现藏于日本奈良大德寺的书法作品“茶禅一味”，也出自他之手。清顺治九年（1652年），奉天玉和尚主持此寺，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圆寂，共二十二年之久。他广修庙宇，吸纳众徒，使得夹山寺进入一个极其繁荣的鼎盛时期。寺内至今仍存有与奉天玉和尚相关的遗物，如碑记塔铭、石雕龟形敕印、诗文残板、“永昌通宝”铜币、“西安王”马铃以及显然是大顺军从京城带出的明朝宫廷玉器等，这些，似乎都约隐约现地透露着其中暗藏的“玄机”——奉天玉和尚的真实身份，极有可能就是李自成。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寺内的一座地宫。所谓的地宫，其实就是一个地洞，不大，供奉天玉和尚就寝、议事所用。里面没有开灯，黑灯瞎火的，我只有借助手头的打火机与手机照明。微弱的光线下，可见里面陈设的木床、柜子、椅子等物。地道七弯八拐，据说还有一个隐秘的通风口通向后山，给地宫平添了几分神秘的意味。可以想见的是，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奉天玉和尚就会如脱网之鱼由此逃之夭夭。
再看闯王陵。
闯王陵坐落在夹山寺西侧的公路边，奉天玉和尚墓在此处的山坡上发掘后，由当地政府筹资于1992年建成。闯王陵气势宏伟，牌坊自然是少不了的，还有陵寝、陵卫、神道、明楼、墓碑、墓穴、碑廊、野拂塔、石拱桥以及与李自成传说有关的洗墨池、玉玺井等，攀缘而上的六十九级台阶象征着李自成为奴当差等早年人生三十年、起义征战十七年、夹山禅隐二十二年，一旁的李自成纪念馆内陈列着当年发掘出土的墓葬资料及各种佐证闯王在此禅隐圆寂的文献史料。石门闯王陵的设计规划、建筑规模显然超乎通山闯王陵之上，特别是一组与封建帝王相关的仿古建筑及已然形成的绿化带，更是透着几分帝王陵园之气派。
行走在武陵山脉之尾、澧水东南之畔，感受着湘西强悍的民风及悠远的禅茶韵味，面对一系列文物史料，只觉得李自成夹山禅隐说颇能自圆其说。但是，它具有自闭自足的性质，一旦与外界的信息交流，纳入整体世界的结构之中，便存在着诸多难以诠释的漏洞与疑问。
李自成中箭“眇一目”，瞎眼作为个体的生理缺陷，常被他人特别关注并摆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而何磷前往夹山探访见过奉天玉和尚的老僧时，老僧并未提及，且存于庙中的奉天玉和尚的木雕遗像也无此特征。若有的话，何磷肯定会大书特书。
数年后前来夹山寺追随奉天玉和尚的野拂若为李过，那么肯定不是何磷笔下的“江南人”。江南人与陕西人，方言有别，生活、习俗各异，如果师徒二人果真是出家隐居的李自成与李过，绝对不会出现一为“西人”，一为“江南人”的情形。奉天玉和尚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圆寂，野拂则卒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也就是说，李过比李自成晚死二十八年。李过虽为侄儿，仅小自成四个月，一对同龄人，晚死二十八年这种可能性也许存在，但在外人眼里，他们一为老人，一为大和尚，年龄相差无疑十分悬殊，哪怕经过装扮，也难以达到如此之神效。何况“设疑代毙”，与李自成的个人性格与处事风格极不相符。一心想着分治天下的他既然一时无法完成由寇而王的转型，恐怕一时也难以完成由寇而隐的转轨。
“奉天玉诏”铜牌的出现，不论伪造还是真品，也不论是何种调兵遣将的信物，其指向只有一个——奉天玉和尚并非李自成！将“奉天玉”与“诏”联系在一起，无疑于告诉他人，夹山寺主持并非普通和尚，而是一个“奉天承运，承天行诏”的危险份子，极有可能就是那个曾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奉天倡义大将军”，又称过“大顺皇帝”的特殊人物。这一铜牌落入清兵之手，或被南明政府及其他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伪造的可能性极大。作为一个转战十七年，有着丰富阅历与经验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而言，如果奉天玉和尚果真是李自成的话，他绝对不会幼稚、拙劣到刻意暴露自己、故意惹火烧身的地步。况且大顺军余部为了联明抗清，已废除国号，舍弃帝位。如果退隐夹山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的话，仅凭此点，他也必不用“诏”。
奉天玉和尚留下的十四首梅花诗多为残文，残文不便评析，而几首完整的，不仅艺术水准不敢恭维，其内在神韵，何曾透着半点“闯王”影子？请看《放鹤梅》：“先生深隐湖山水，爱把冰花湖上栽。一味赏花情性古，梅妻鹤子日和谐。”《雁来梅》：“边外梅花雁字来，陇羌性鲁亦能栽。奉诏天使行边后，带得新香马上回。”《放眼梅》：“松肥梅瘦双堪画，岁暮相亲似弟兄。一操一妍神更爽，奇花珍木熟如君？”
据有关资料记载，著名作家丁玲生前曾说过，她是李自成后人。1939年，丁玲到达陕北保安，说在这里找到了祖先党项人的感觉，写作有了突破。丁玲为湖南临澧县人，原名蒋伟。传说李自成曾将幼子秘密过继给了当地大户蒋光业，并将明宫中的财宝一并托付。根据《蒋氏宗谱》、临澧旧县志《安福县志》所载，以及近年临澧蒋家九件传世文物皆为明代皇宫宝物等分析，此说基本可信。这，似乎可作为夹山禅隐说的一个无可辩驳的有力证据。然而，问题的关键是，且不说李自成无子，即使有（极有可能是义子、养子），将其托付给蒋家，不一定非李自成本人出面不可！当其时，皇后高夫人、大将军李过在湘鄂一带十分活跃，大顺军余部在常德、澧州及周边地区坚持抗清达十多年之久，由高夫人、李过或其他将领办理托付“手续”，又何尝不可呢？
在石门闯王陵，我见到了一块龟座石碑，上刻“大顺帝李自成将军”八字，左下角署名毛泽东。这的确是毛泽东的手迹，出自他于1944年写给李鼎铭的一封信：“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余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墓碑仅截取其中的“大顺帝李自成将军”八字，并将横书改为直书。于是，不明就里的游客，以为此乃毛泽东专为闯王陵的题字，会造成一种误导。笔者以为，此种不加说明的行为实不可取，不仅不能增加夹山寺禅隐的可信性，反而让人由点及面，对这里的一切产生怀疑……
无论通山殉难说，还是石门禅隐说，只能借助史书、文物、族谱、地方志等进行考评、分析、综合、推理，难以形成铁板钉钉的“铁案”。九宫山必有一位大顺军将领殉难，但谁也无法证实此人百分百分就是闯王；夹山寺有过一位来自中国西部的主持，这一点确凿无疑，但不一定就是李自成，有人考证他是一名来自西蜀的高僧；当然，也不排除李自成还有其他归宿与结局。学术争鸣本是一种十分正常而理性的现象，多一些宽容与争议，多几处旅游的景点，多一些历史的遐想，多一些文化的充实，又何尝不是一桩幸事？
历来传说纷纭的所有李自成结局，就文字资料而言，多是他人及后人的推测、想象与传说，恰恰没有来自大顺起义军内部的文字记载。其实，李自成无论死于何时、卒于何地、死法如何都不重要，于满清入主中原的大局无补，无关历史的发展与改变。重要的是，他只是一个闯王。闯王者，闯荡天下也，自成缺少一统江山的雄才大略，缺乏治理天下的王者气度，无法实现由流寇到帝王的转型。起与落、浮与沉、升与降、绝望与转折、偶然与必然、兴盛与灭亡，构成了李自成个人及大顺王朝的格局与走向。即使转型成功，平稳地登上皇帝宝座，受制于几千年的封建体制，李自成建立的也只能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与刘氏汉朝、李姓唐朝、赵氏宋朝、朱姓明朝没有什么区别的“李家王朝”而已。当然，在近代西方列强威逼下的转型中，由于没有满清异族统治这一汉人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血腥与杀戮、革命与暴力、战乱与动荡肯定会减少许多，社会转轨要相对顺利一些，出现在世界东方的，极有可能是一个类似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国家与政体。
然而，李自成只是一位英雄，而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大都属虎头蛇尾的“半截子”类型。李自成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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