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
《中国人》一书自1935年于美国问世至今，在漫长的半多个世纪里，林语堂对湖北人的这段概述一直被视为权威与经典之论，只要谈起湖北人，大都以此为据加以引用或转述。
林语堂对湖北人的论述自然不乏精辟独到之处，但多少也有点牵强附会与偏颇失真之嫌。比如说脑袋瓜子聪明灵光，并不等于对阴谋诡计情有独钟；比如说吃辣椒，四川人讲究麻辣，湖南人喜干辣，而湖北人觉得麻辣不过瘾，干辣又受不了，就搞了一点折衷，来点油辣——辣椒放在油里炸一下，辣味自然要打折扣，这是最起码的生活常识，并不是为了追求更辣；再则，对林语堂这三言两语的评述，我们实在无法指望他对湖北人的概括会有多么综合多么全面。
那么，真正的湖北人又是怎样的一番面貌呢？
法国著名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认为，一种文明的发生、发展及性质取决于种族、环境与时代三大因素。文明的载体是人，某种文明的特征便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所构成的庞大群体反映与表现。于是，我们在论述湖北人时也可运用丹纳的有关哲学原理，撇开种族不谈，环境与时代的确是决定某一群体的重要乃至决定性因素。
就湖北的地理环境而言，大山与平原、湖泊与河流为其主体。湖北三面环山，西有武当山、大巴山、荆山、巫山构为一体的鄂西山区，北有桐柏山、大洪山、大别山形成的鄂北高地，东有幕阜山脉与江西分界。中部原是一望无涯、烟波浩淼的巨大湖泊，那就是常见于古籍的云梦泽。历经千百年的自然变迁，著名的云梦泽早已化为一股云烟飘散在历史深处，变为素为米粮仓之称的江汉平原。云梦泽虽然消失了，但其“残骸”——数以千计的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地遍及坦荡辽阔的江汉平原，湖北也因此而获得了“千湖之省”的美称。此外，浩浩荡荡的万里长江由西至东穿省而过，以长江为主体的近一千二百条支流在荆楚大地上更是构成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水乡网络。
湖北原为古楚国腹心与主体之地，湖北人当然是地地道道的楚人后裔。楚人的根基在西部山区，当年只是一个方圆五十公里的蕞尔小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因此之故，楚国、湖北又有荆楚之称。“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山区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山民大多吃苦耐劳、灵活敏捷、勇敢强悍。楚人正是凭着这股内在的“国民素质”在荆山崛起，不断发展强盛，最终成为问鼎中原的泱泱大国。在此后的历史长河里，不论时代风云多么变幻，当年于特殊环境中所形成的这种内在特征已成为一种集体潜意识积淀在楚人的骨子深处，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传基因代代传承。
除了山地，楚国更多的是河流湖泊。水的流动柔弱与山的稳固刚劲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水色的秀丽、细腻与柔情从另一方面滋润、哺育着不断发展壮大的楚人。湖水、江水、河水的汪洋恣肆给人以波诡浪谲、云蒸霞蔚、瑰丽迷幻之感，便有一种丰盈的想象与浪漫的诗意在胸间鼓荡翻卷。正是楚地特殊的自然环境，催生、孕育了老子至柔至刚、生动玄妙的道家哲学思想，体现了楚人好逞神思、丰富辩证的思维特点：屈原那想象奇特、感情奔放、文采华美、风格绚丽的诗风，以及对天地万物的大胆质疑，“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热烈情怀，正是吸取了楚地湖光山色之精蕴，成为独领风骚的中国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
楚地的山水形成了先民独特的图腾崇拜，他们视凤凰为吉祥之物，认为凤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神鸟，是雍容华贵、伟岸英武的象征，人的精神只有在凤凰的引领下才能飞升九天遨游八极。中华民族文化中崇尚的“龙凤呈祥”，便是中原的“龙”与楚地的“凤”，这两种图腾的相互融合，从中也可窥见汉民族的发展与形成，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庭不断凝聚的过程。楚人崇拜凤凰，总觉得多了些阴柔之气，少了点勇武阳刚，他们的内心深处，时刻有着先祖的强悍之风在吹拂鼓荡，为了突出与弥补，在塑造图腾之物时，便选了百兽之王——老虎作为底座与依托：凤昂然站立在勇猛威严的虎背之上，充分显示出凤的雍容大气与灵动飞扬。
强秦东进，横扫六合，对楚国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与摧残，形式上的楚国虽然灭亡了，可内在精神却在楚国后裔的血液中沸腾不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骨子里的强悍勇武永不消逝。打败强秦主力的西楚霸王项羽，他身上所透出的“凤凰”之气——那一诺千金、舍生取义、雍容高贵的道德品质，至今仍令我们怦然心动、深情缅怀不已。项羽的乌江自刎，不仅是楚人凤凰之气的不幸夭折，而且标志着中国最后一个真正贵族从肉体到精神的消亡。此后，汉高祖刘邦的下流无赖与实用主义便一跃而成为左右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历史的每一角落，其势力之强大，就连楚国后裔也无法避免。
只要我们将不断变迁的时代精神与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相互结合，便能探究、洞悉生活于某一自然区域的社会群体的本质特征。
独特的山水决定了湖北人的内在精神气质，而位居中国腹地与长江中游、周邻九省这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对湖北人更是有着不可忽略的改变与影响。
古代湖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位于荆州，到了清朝末年，随着京广铁路的修建开通，武汉取代荆州迅速崛起，成为湖北省府所在。如果将万里长江视为东西横轴，京广铁路看作南北纵轴，其交汇坐标点，便是武汉长江大桥。武汉被誉为九省通衢之地，实乃名不虚传。湖北特别是武汉俨然国之中心，这在交通不甚发达的古代，自然有着其他省份无可比拟的优势。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吃喝玩乐各种珍宝，不论多新鲜的事物，多怪异的见闻，也不论往北朝南，还是向东朝西，位于风云际会之地的湖北人自然都会有所见识，并在心底或多或少地刻下一定的烙印与痕迹。日子一长，就有了一种见多识广的眼光，一种兼收并蓄的气度。再美的事物，也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往往是优的劣的、好的差的、红的黑的兼而有之。对此，湖北人不可能视而不见，也不可能顽冥不化地坚守自己的传统与独特，于外来新鲜事物就采取了一种折衷办法，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视之：什么都来点，什么都不走极端，颇有点杂烩、杂交的味道，成为孔老夫子“中庸之道”执行得最为彻底、实践得最为充分的一个代表省份。
在此，我们可举具有象征意味的湖北人“吃狗肉”一事为证。北方人视狗为人类的忠实伙伴与宠物，狗死了，不仅不吃让其“全身”，还要给予“安葬”；南方人则不然，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没有他们不吃的东西，因此，吃点狗肉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也就吃得堂而皇之、“理直气壮”；而生活在华中地区，介于北人与南人之间的湖北人则来了个折衷，他们仿效南方人吃狗肉吃得有滋有味，却又不想“得罪”北方人，吃起来就有点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味道，后来还干脆弄出一则“狗肉上不了正席”的民间俗语流传至今。既然做了，又要搞点小动作加以掩饰，这，恐怕就是林语堂先生认为湖北人“喜欢搞点阴谋”的一个有力证据吧？其实，他所说的湖北人吃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也不过是其折中主义、中庸之道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已。湖北没有独特的鄂菜系列，但什么饮食、菜系都可以在湖北吃到见到。
国民中，湖北人的“拿来主义”运用得最为充分，也最为成功：道教并非起源于湖北，湖北人“拿来”之后，省内的武当山就成了道教圣地；佛教更是来自印度的“舶来品”，可一经湖北黄梅五祖寺的“加工改造”，就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禅宗，后经日本传至西方，还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禅宗热”；再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硕果仅存的中医文化与茶文化为例，也是“拿来”综合的成功典范，湖北蕲州人李时珍博采众长，留下了一部集中医之大成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中国古代药学百科全书；诞生于湖北天门的陆羽在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茶书——《茶经》，建立了中国茶文化构架与体系……
只要提起湖北人，外省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将他们与“九头鸟”联系在一起。“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一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开始流行开来的俗语，如今早已传遍海内外。据说是一群江西人吃了湖北人的亏，就有人编了一个顺口溜：“天上九头鸟，地下一个九江佬，三个九江佬，抵不上一个湖北佬。”在流传的过程中加工打造，就变得更加精炼了。其实，九头鸟到底什么样子，谁也没有见过，更多的只是一种民间传说而已。据《山海经》所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由此可见，九头鸟的“前身”原为唤作“九凤”的神灵。将九凤与湖北人“串”在一起，与楚人的图腾崇拜密切相关。我们通过《虎立座》这一出土木雕，从凤凰那翅翼伸展、昂首欲飞的形象，已不难看出其与“九头鸟”一脉相承的内在线索与历史渊源。湖北先民尚凤，加之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形成的见多识广、聪明灵活、韧性十足等性格特征，也就难怪外省人要将湖北人称作“九头鸟”了。如果从正面理解，“九头鸟”是说湖北人有九个脑袋在不停地转动、思考，充分显示出湖北人的聪明智慧与足智多谋；而从另一角度来看，则指湖北人刁钻狡猾、难以信任。因此，外省人认为“九头鸟”聪明有余信任不足，表现在经商方面，就是一般不愿与湖北人打交道，害怕被湖北佬暗中耍弄，吃了亏还不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是呵，你一个脑袋怎么抵得过人家九个脑袋呢？由此可见，“九头鸟”这一称谓里面实则包含着外省人的深刻教训与谆谆告诫。不管怎么说，“九头鸟”三字由外省人口中说出，多少有一点含讽带讽的贬义。而湖北人却不以为然，明知“九头鸟”在外省人眼里贬多褒少，他们不仅不忌讳，还常常以此自诩，似乎对“九头鸟”这一称谓十分满意。前些年一首炒得沸沸扬扬的歌曲《湖北佬》，报出六百万元的天价竞拍，最后以三百万元成交。歌曲由湖北人自己作词自己谱曲，开头的两句歌词就是“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湖北人的豁达大度。是呵，他们什么没见过什么没听过什么没经历过，好一点歹一点，褒一点贬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况且九头鸟这一称谓并未含有明显的敌视与恶意，仅从正面含义来理解，就是对湖北人形象的一种确认与肯定，也算得上一个价值无穷的“品牌”嘛！
这种豁达于外省人看来，就具有了一定的喜剧色彩。在他们眼里，湖北人不论男女老少，动不动就喜欢发笑。不唯他们自己喜欢笑，就其外表而言，也让人发笑。湖北位居中国之中，不仅性格受到各地影响，就连外貌，似乎也中合了别人的成分，没有自己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个子不高也不矮，面部少有鲜明的棱角，一副“面目模糊”、其貌不扬的样子，但一个个都显得精明能干、劲头十足、格外自信。湖北人不喜张扬、含蓄蕴藉、深藏不露，一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派头，对什么都不拒斥，也不盲目接受，而是先打量打量，然后表明态度，决定取舍。其貌不扬的外表与昂然自信的气质集于湖北人一身，形成一种鲜明的反差，于是，在外省人眼里，就有了一种滑稽可笑的成分，他们不禁在心底叹道：这些湖北佬呵，可真有点鸟人的味道呢。鸟人就鸟人吧，湖北人一点也不计较，显出十足的感性、达观与实在。
九头鸟这一称谓令湖北人最为惬意的解释，就是生命力格外蓬勃旺盛、顽强不屈。想想看，一鸟九头，即使遭遇不幸接二连三地砍下八头，还剩一头也可维持正常的生命与生活呢。而要斩下九头鸟的最后一头，说不定那砍下的八个脑袋早已复活也未可知。呵呵，这些九头鸟呀，可真令人无可奈何、防不胜防呀！于湖北佬的这种韧性与倔强，外省人不得不心悦诚服、油然生畏。
今天，当我们从21世纪的角度探讨九头鸟的文化内涵，还可得出另一种解释：湖北人站在中华腹心之地，以一种见惯不惊的眼光与吞吐万物的胸怀，迎接从古至今、从东到西的八面来风。各种文化在此交汇碰撞，湖北人将其纳于一体，成为多元文化的集大成者与典型代表。头，即首脑，意指最高控制指挥中心。一鸟一头，有一最高指挥控制中心；一鸟九头，乃多元杂陈，是对一元化专制集权的一种威胁与解构。多元化、多中心、多主题、多层次、多变奏，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交响共鸣，才能平衡，才有效率。这也是工业文明的要求与体现，其内里弥漫着一股现代民主自由的精神与氛围。见多识广、兼容并纳的湖北人最不能容忍封建集权、专制残暴，皇帝老爷也不在话下。这一论断看似牵强，但有确凿的史事为证：公元1911年，正是在湖北爆发了举世闻名的武昌首义，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辛亥革命，这才彻底推翻了笼罩中国大地长达几千年之久的封建皇权统治。
如果继续挖掘，我们从“九头鸟”这一称谓，还可寻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文化意蕴。九头，是一个多指挥、多中心的象征，中枢一多，互相制约掣肘，一天到晚扯皮拉筋“窝里斗”，难以形成统一而有效的运作机制，将使闪耀的智慧全部浪费在无谓的“内耗”之中，不得不令人扼腕长叹。这种被台湾作家柏杨称为“酱缸文化”的国粹，湖北人自然也难“免俗”。
楚人的发迹之地位于荆山，几千年的漫漫时光过去了，湖北人的骨子里仍一直保留着先祖先宗的勇敢强悍之风。
湖北人好斗，从不服输，军事家层出不穷，每一民众都是潜在的勇士、武士、斗士与战士。“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古代自不待言，即以现代的“将军县”——湖北红安为例，仅一县就出了二百二十一位共和国将军，数目之多让人咋舌。“文革”时期，湖北人动枪动炮，武斗全国有名，十分了得。似乎一有机会，湖北人就表现出内在的“好事”与“好斗”本性。
撇开历史遗传，特殊的气候环境恐怕也是湖北人勇猛好斗的重要因素。湖北气候，一年四季最为分明，夏天热得要死，冬天冷得要命。冬天的北方，当然比湖北更冷，可室内大多备有暖气；夏天的南方，自然比湖北更热，可没有哪个地方热得过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与武汉纬度大致相当的另一“火炉”重庆，一年四季阴多晴少，难见阳光，为了平衡，他们就“发明”了一种名曰“火锅”的饮食加以调节。而湖北人于大冷大热的严寒酷暑，什么也没有发明，又没有外来之物可供借鉴“拿来”，他们所依仗凭恃的，唯有父母赐予的血肉之躯，与酷烈的气候干抗干熬。生活之艰难困窘，心情之恶劣不堪，由此可想而知。于是，一股难忍的“积怨”时时压在心中，每每憋在胸口，一有机会，就要寻找适当的途径与渠道，用以发泄舒展，也就难怪湖北人脾气暴躁、爱憎分明了。他们热情火爆，容易冲动，但是，就如忽冷忽热的气候一般，火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刚才还是恶言歹语、老拳相向，转眼间已是同围一桌、春风和熙，酒逢知己千杯少，大论哥们姐们、老少爷们……
喜好动武只是湖北人的一个侧面，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凤的雍容华贵与智慧灵动，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也。在激动暴躁的另一面，湖北人显得格外冷静沉稳，这可能与湖北凛冽的严寒有关。“九头鸟”这一称谓中所蕴含的最为突出的特征并非勇武，而是聪明智慧、灵活狡黠、韧性十足。将聪明与韧性结合在一起，就有“唯楚有才，于斯为盛”之说。湖北多才子，自古皆然。即以当今为例，被誉为“教授县”的蕲春，从这里竟走出了一百五十多位教授；湖北天门是全国有名的高考“状元之乡”；湖北黄冈中学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频频得奖、风光不断，而高考保送率、升学率之高，全国其他中学，哪怕那些硬件设施远远超过黄冈中学的北京、上海等大都会中学，也无法与之比肩……
随着全国第一大湖泊——云梦泽的消逝与湮灭，湖北人的生态环境自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改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眼中少了一种汪洋恣肆与云蒸霞蔚，心中少了一份浪漫主义的理想情怀。因此，自屈原以降，湖北就再也没有出过一位大师级的真正诗人了。当云梦泽衍化为千里沃野、良田万顷的江汉平原，带给湖北人的，不仅是鱼米之乡的美誉与富足，也注入了一种脚踏实地的执着。将历史上的浪漫主义情怀与当代的现实主义精神相结合，成为现当代湖北人的一种内在特征。对此，我们可以将中国当代话剧艺术大师、湖北潜江人曹禺视为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代表作品，便充分体现了湖北人这一独特的时代风貌。
然而，如果过于现实，过于实用，过于世俗，就会缺少人文情怀，缺少理想追求，缺少诗意浪漫，这种倾向已在湖北好些地方蔓延开来。当湖北人自己还未引起警觉之时，旁观者清的外省人早已“明察秋毫”地诉诸笔墨了。在广州《羊城晚报》的一份“中国城市魅力排行榜”上，武汉被定格为“最市民化的城市”。这里的“市民”，更多的是庸俗、势利、市侩之意。是的，不管热也好，冷也好，只要活着就好，武汉市民首先考虑的，是生存与活着，至于怎样活得更好，活出高质量高水平，一时间还少有顾及，或者说难以顾及——没有闲暇，没有心情，没有条件呵！作为湖北省会的武汉乃一“最市民化的城市”，那么省内的其他城市呢，不必多言，我们自可想象、推及一二了。
湖北位于华中地区，武汉居于国之中心，具有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地理优势，按说最有条件与可能成为国都所在。其实，武汉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两次成为首都的机遇，最后都阴差阳错地失之交臂了。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时期，因首义之功，武汉已俨然成为当时的民国首都，可阳夏之战的惨败改写了这一事实；第二次在北伐战争时期，北伐军攻克武汉不久，当时的中央政府即由广州迁入，不久宁汉分流，身居武汉的汪精卫斗不过扎根南京的蒋介石，武汉不得不以“特别市”的身份屈居南京之后。如果武汉有幸成为首都，以其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之地位，就真的有了凤凰的雍容大气与高雅华贵，断然不至于陷入“最市民化的城市”之尴尬。受此影响，整个湖北省与湖北人，当以一种全新的面貌与风姿出现在国人乃至世人眼中。历史与机遇，有时真能改变、决定一时一地的风物民情、发展走向与未来命运。
即使武汉没能成为首都，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湖北确属上帝垂青之地。这里有山有水，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加之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湖北人便常常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一种知足常乐的神情。他们虽对外来新生事物“乐此不疲”，但那观望打量的目光里，其实含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沧桑。湖北既非起点，也不是终点，只是一处“过路站”。所谓“水过地皮湿”，仅只留下一点痕迹而已。因此，湖北人接受新生事物快，但不持久，也不深刻，颇有点“夹生饭”的味道。
正因为湖北人居中兼收并蓄，常以折衷主义、中庸之道的姿态对待世界万物，所以少有极端主义者，个性大多不甚突出鲜明，更缺少一种吞吐宇宙万象的雄伟、大气与魄力。因此，湖北虽然“唯楚有才”，却少有顶尖级的千古伟人。见多识广有点玩世不恭，遇事中庸显得精明圆滑，在多种文明的撞击中生存能力强却给外省人一种强悍凶狠的感觉……最要命的是，长期的居中位置与拿来实用使得湖北人缺少一种原创的精神与活力，这一点与日本人颇为相似。然而，日本人在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碰撞中左右逢源，不断发展，终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而湖北人呢？不说难以望其项背，即与国内沿海地区及其他经济发达的省份相比，也无法匹及。
谈及经济，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写道，湖北自古以来人才辈出、群星闪烁，诞生了许许多多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却少有鸿商巨贾、经济学家，更不用说像徽商、晋商那样形成某一群体帮派了。以湖北人的聪明智慧、执着韧性及优越的地理环境而投身商业领域，一定会硕果累累、大获成功。然而，素有“人鬼”之称的湖北人于商业却不屑为之。不说跨越省界主动出击，就连本省地界的商业，自明清以降到民国初期，也全为外省商人如徽商、晋商、洞庭商人、宁波商人所控制垄断，哪怕繁华的商业重镇汉口也为徽商所建。湖北人对富商一掷千金的豪奢生活多少有些艳羡，但也仅止于羡慕而已，他们并没有纷纷“下海”，于外人对自家地盘内商业市场的“瓜分蚕食”也不怎么在意，就更不用说引起他们的危机紧迫与忧患意识了。
究其原因，恐怕与湖北为著名的鱼米之乡不无关系。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民自给自足，还有什么必要为了金钱而四处奔波、汲汲钻营呢？此外，湖北人的缺乏商业精神，恐怕与“九头鸟”这一称谓也不无关系。“九头鸟”、“九头鸟”，它似乎时时刻刻提醒人们，与湖北佬打交道可一定要多点心眼、多长几个脑袋才行呵！因此，外省人在与湖北人进行实质性的商业接触时，总是怀有一股深深的戒心，觉得湖北人不讲义气不够坦诚，精明狡猾韧性十足，轻易不敢跟湖北人较劲。他们心存畏惧，对湖北人缺乏信任，宁可绕着道儿走，宁可少做一笔生意少赚一笔钱，也不愿跟湖北佬经商交往。湖北人哪里受得了这等猜忌怀疑、蔑视防范？加之多次生意“谈崩”，于是索性远离商场，久而久之，经济意识也就越来越淡漠了。
湖北人对经商的远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直到错失了一次又一次难得的良机，才引起了他们的足够重视与深刻反思。改革开放后，湖北的商业与经济在全国最有名的似乎就只有一条汉正街，而汉正街不过是一处小商品集散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启蒙、过渡与入门。今天，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发达富裕，东北地区正在振兴，西部占得了个“大开发”的优惠，而位于中华腹心位置的湖北，过去的地理优势早已无从凭借，“中部崛起”的口号喊了一年又一年，却迟迟不见崛起之势。经济意识淡薄、商业精神缺乏、已经落后半拍的湖北人这回真的着急了，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开始奋起搏击、齐头并进了。不难预料，只要他们严格遵循经济规则与商业道德，以其刻苦耐劳、脚踏实地、聪明能干的传统精神，必将大有斩获。然而，湖北人要想改变他们在外省人心目中的某些负面形象，树立真正的商业信誉，建立完善的市场规则，充分施展自己的经济才能，还得有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与改造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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