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京畿之地的公安县，当年肯定受过郢都许许多多文明的光泽与恩惠。极有可能，孔子、墨子、庄子、屈原、吴起以及众多的楚王，当年就曾渡江南下，在公安县的地盘上或悠闲或匆匆地游走过一番。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而已，史书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等文字记载。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楚文化在以郢都为中心向四周的辐射、传播过程中，公安县是一处相当重要的“中转站”，一块到达并影响湖南的必经之地。
也许是离中心太近，郢都的光芒过于强盛而遮蔽的缘故，楚国时的公安县反而被忽略了，没有留下什么令后人为之一振的“亮点”。这也难怪，那时的公安县还不是一处独立的治所，要等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才建县，县名也不叫公安，而是孱陵。
只是到了三国时期，一直默默无闻的公安县，似乎才第一次进入史书与人们的视野。
三国时的公安，属荆州管辖。荆州凭借长江天险与南北皇华驿道要冲，东联江沪，西接巴蜀，南控湘粤，北通豫陕，是一块兵家必争之地。一部一百二十回本的《三国演义》，其中就有七十多回与荆州之争有关。而此时的荆州府已建在长江岸边，与公安县仅一江之隔。如此一来，公安县自然就占了不少“便宜”，一部风云翻卷的三国史，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公安了，哪怕县名，也在三国时正式确立。
209年，也就是离公安公元前建县四百十一年后的一天，荆州牧刘备率着一干人马在油江口（今县城斗湖堤）安营扎寨。曾被汉献帝封为左将军的刘备，人称左公，左公安营之处，肯定是一块了不得的风水宝地啦。于是，素有帝王思想的刘备就取左公安营扎寨之意，将过去的孱陵县改成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公安县。
于是，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希望“左公安靖，日后强雄”的刘备自不待言，其他如关羽、张飞、诸葛亮、吕蒙、陆逊等，皆如走马灯似地在公安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他们既潇洒又沉重的身影。此次就不是我的推测了，而有刘备城、孙夫人城、张飞田、吕蒙营、陆逊湖等遗址及相关记载、传说为凭。
特别是东吴，还在此短暂定都。称帝前的孙权，在建业（今南京）呆的时间并不长。赤壁大战后，孙、刘两家的矛盾日渐突出，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自古以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荆州。因此，孙权不得不经常就近指挥东吴军队。在消灭关羽大军，重占荆州全境之后，孙权在公安县住了整整两年时间。这，也算得上是公安县获得的少有“殊荣”吧！待到荆州大势安稳，孙权才于221年将东吴都城由公安迁至武昌（今鄂州）。
公安县此次“走红”，是时势、地理使然，并且，都是外来的英雄豪杰给这块土地争光添彩。好在刘备在安营扎寨的同时，十分注重本地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后在西蜀立国时，就有不少公安人鞍前马后地为他效劳，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大都督冯习。读者只要翻翻《三国演义》或《三国志》，肯定找得到冯习的名字。此人有勇有谋，能征善战，于赤壁之战后随刘备入蜀，屡建战功，升为大将，后在“火烧连营七百里”的大战中阵亡。成都武候祠内，就立有他的塑像。
冯习开了个好头，公安县此后便接二连三地涌现出了一大批响当当的英雄豪杰与文士名人。
若论最早的文人名士，当属东晋时期的吏部尚书车胤。车胤之名，与成语典故“车胤囊萤”是连在一起的。据《晋书》记载，车胤儿时异常聪颖，且勤学不倦、博学多通。但家中十分贫穷，晚上想继续用功，无奈买不起灯油。夏天，他就准备一个白色袋子，里面装着捉来的数十个萤火虫儿，借着那微弱的光芒苦读，“以夜继日焉”。车胤囊萤与历史上的凿壁借光、悬梁刺股，意思大同小异，都说古人学习非常刻苦，只是借助的工具与方式不同而已。
车胤的故事被写进古代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激励着无数读书人奋发向上。当然，他的家乡公安人更是受其精神滋养，出县城东不远，就有一所以车胤名命的学校——车胤中学。步入校园，便是一座高高耸立的车胤塑像，书生的清贫形象与内在的充实、自信很好融为一体，那萤光透射着的，分明是驱散愚昧与黑暗的知识之光。
车胤的出生地曾埠头乡至今仍存有囊萤台、武子台、武子宅、车公桥等遗址。
车胤之后的另一“大腕”级人物叫智顗。智顗，又称智者大师、天台大师，陈、隋年间高僧，佛教天台宗创始人。一般书籍介绍，都说他为河南颍川人。颍川是其祖籍，先祖在四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移居荆州，智顗于538年出生于公安县茅德里（今毛家港镇）。
智顗幼时父母双亡，动荡不安的南北朝更是使他感悟到人间的生死无常。他18岁在湘州果愿寺出家，进入佛教大慈大悲的境界之后，对充满矛盾的现实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经过一番透入骨髓的感受体验、思索探求，智顗终于大彻大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整合佛教传入后相对混乱的局面，调和诸种纷争，融合南北佛教特点，强调“止”、“观”并重，提出“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等观点，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真正创始人。天台宗是印度佛教本土化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智顗的圆融整合，也就难有此后影响深远的禅宗、净土宗等各派佛教的创立与发展。天台宗经鉴真和尚东渡传入日本，风行一时；日本僧人最澄入唐求法，回国后在智顗天台宗的基础上创立了日本天台宗。
智顗终其一生，共造寺庙三十五处，度僧四千多人，传业弟子三十二人，其中多为当时名僧。他的著作很多，流传于世的主要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等，都是天台宗的代表性作品，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佛教哲学家。
可惜的是，智顗在公安县境没有留下什么遗迹，倒是享有“荆楚丛林之冠”，位于当阳境内他曾修建并讲法的玉泉寺，已于1982年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香火与人气都十分旺盛。
如果知道冯习、智顗的人不是太多，那么“公安三袁”其名，只要稍具一点文学知识的读者都不会陌生。
“公安三袁”指明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任何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在论及晚明文学时，都不得不对“公安派”大书一笔。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它不仅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主宰着当时的文坛，而且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袁氏三兄弟，因他们都为公安人，所以被称之为“公安派”。
“公安派”的出现，主要是针对当时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文坛“后七子”的文学主张，王、李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了一股抄袭模仿古人的复古风潮，写出的文章千人一面、空洞无物。为此，“公安派”主将袁宏道反其道而行之，打出“性灵说”的文学改革大旗，其内容主要为不拘格套，提倡性灵，“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流自性灵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仿者，力求脱旧而转得旧……”一句话，就是不受约束地我手写我心，“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性灵说”一出，犹如一股清新的长风刮过沉寂的天空，明朝末年的文坛，顿时焕然一新，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天下有识之士群起响应：“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沦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影响所及，不久又出现了一个以继承发扬“公安派”主张为己任的文学流派——“竟陵派”。20世纪30年代，一大批知名作家如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等人对袁宏道十分推崇，“公安派”红极一时，各种介绍性的文字竞相跃上报刊，袁宏道的文集更是大量刊行，社会上掀起了一股颇有声势的“袁中郎热”。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奇特的现象，其中之一便是一家人同扬才名。显赫并为人们所熟知的有汉末“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北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再就是晚明的“公安三袁”了。所不同的是，“三曹”、“三苏”是父子齐名，“三袁”则是兄弟齐名。“三袁”中要数老二袁宏道成就最大，他二十八岁中进士，任过苏州县令、礼部仪曹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等职，四十二岁时便不幸病逝，留有《袁宏道集笺校》三卷约一百二十万字。就现有史料记载，袁宏道还是评论《金瓶梅》的第一人，他认为该书“云霞满纸”，并预见小说这一新兴体裁将成为未来文学主流的发展趋势。
在历代名人中，“三袁”在公安县留下的遗迹及借重“三袁”之名的景观最多。县城斗湖堤建有三袁里饭庄，还有一座三袁广场，广场中间塑有三袁雕像。县文化馆内藏在一块“袁中郎故里”石碑，原为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袁宏道的生前好友、荆州太守苏云浦在柳浪湖畔所立，如今湖已不存，碑也遭人毁弃，所见之碑为清朝嘉庆元年（1796年）重立。离县城约四十公里的孟溪镇是“三袁”诞生之地，一座名叫荷叶山的丘陵上，耸立着几个高大的坟茔，其中两座下面，即葬着一代文豪“三袁”中的老大袁宗道与老幺袁中道兄弟二人。因袁中道当过明光宗皇帝的老师，皇帝看在“侍讲读有劳”的份上，得到了他的“御赐祭葬”。墓前数百米处，原来立有一块高约一丈的石碑，上面刻有御赐祭文。碑与墓之间，两旁种有郁郁葱葱的树木，林荫夹道，形成一条小巷，当地人称为“碑巷”。可惜的是，此景毁于“文革”时期，高大的石碑已不可寻。如今的坟前，也立着一块墓碑，是1987年为迎接全国首届公安派文学讨论会而重新修复的。老二袁宏道于1610年病逝于沙市，灵柩也运回了故里，但未归葬，一年后移葬离此三十多公里的章庄镇法华寺。“三袁”生于公安，最后也归葬于此，与公安县的山山水水，真正融合在了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此外，公安名人还有被列为北宋第一名士的张景，一生著书甚多，现存有《洪范》、《王霸》、《张晦元集》共二十卷；明朝大理寺卿王轼，执法不徇私情，时人称之为“椎头”，不仅铲除了百姓痛恨的贪官污吏，还奉旨制订司法条例；明代户部尚书邹文盛，为官清正，政绩卓著，并领兵作战，屡建战功，死后归葬章庄镇的牛浪湖畔，墓地现存有石碑、石人、石兽、神道，为公安县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处文化遗迹……这些都是古人，当代人中，影响最大者非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学家王竹溪莫属，他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一生致力于热力学、统计物理学研究，不仅自己颇有建树，还培养了不少物理学尖端人才，如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美籍华人扬振宁，便是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授时的学生……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公安县历史上虽然出了一大批人才，但没有出过人所共知的顶尖级伟大人物，没有逼人的亮丽华贵与眩人眼目的大红大紫。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属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但又是一块僻远而沉寂的土地。随着郢都的攻陷，昔日的京畿之地便开始了越来越边缘化的历程。特别是武汉三镇崛起，荆州重要的交通地理位置、军事战略地位急剧跌落之后，公安县更是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边远县治。
富庶的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在公安县交汇接壤，一条名为虎渡河的长江支流自北向南贯穿全境。北部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南面多绵延起伏的低矮丘陵，其间河流纵横、湖泊密罗、堰塘棋布，素有“江河走廊”、“百湖之县”（共有湖泊一百零二个）之称。全县不通铁路，四通八达的水路运输在交通不甚发达的古代，将公安县与外界相连。随着公路运输的迅速兴起，水运因其航线迂回曲折，航速过于缓慢而退出历史的交通主宰地位。河流使得水路畅通，却是制约公路发展的障碍，轮渡与汽运结合，曾是公安县的一大“风景”。随着黑狗垱大桥、汪家汊大桥、南平大桥的先后修建，特别是2002年荆州长江公路大桥的建成通车，昔日的一道道天堑，如今已成为快利便捷的通途。在207国道这根贯通全县南北的主动脉上，伸展着一条条或粗或细、或东或西的公路血管，四百多座大小公路桥梁将分割的块状连成整体，构成了一幅相当别致的遍布全县乡镇的水乡公路网。
公安县的自然地貌无甚突出奇崛，最著名的，是位于东南与湖南安乡县接壤的黄山。当然，此黄山非彼黄山，面积约十平方公里，海拔仅二百六十四米。然而，在广阔的水乡平原上，仿佛上帝的有意造化，兀然耸起这么一座高山，不觉令人为之一震。“江河一片白，黄山一点青。”明代文学家雷思霈描写黄山的佳句，几百年来为人传诵。
另一风景区卷桥水库，则由人工开挖的七百六十米渡槽连接卷桥峪与孙家峪修建而成。水库依山而卧，沿岸广种杉松，林荫夹道，可谓青山碧水、绿树倒映、曲径通幽。这一位于章庄铺镇与湖南澧县交界的幽僻之地，于不堪市声喧嚣的游客而言，简直就是一处洗濯浮尘的世外桃源。水库旁茂盛的林木中，有几个高大的土冢，相传吴三桂起兵反叛，与清兵在此进行过一场殊死决战。此战为一重大转折，吴三桂败北后即开始走下坡路了。土冢被当地人称作兵器堆，据说埋藏其中的，是战后留下的大量兵器。当然，也许是战死的双方官兵，没有谁挖掘考证过，这样也好，发思古之幽情，是需要一定的想象空间的。
公安县自三国时期红火过一阵子后，在广阔的历史舞台上，背影就越来越淡了。然而，建国后的公安县，在20世纪50年代，却很是“大红大紫”了一番，而1998年的公安县，更是成为国人乃至世人关注的焦点之所在。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位于长江中游的荆江河段，其堤身要比两岸地面高出十多米，而河道又过于弯曲、狭窄、淤垫，难以承泄大量洪水。因此，每当长江洪水泛滥，荆江大堤就有溃决的危险。为保障湖北、湖南两省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刚成立的新中国便作出“加固荆江大堤并在南岸开辟分洪区”的决定。公安县以其有利于调蓄荆江超额洪水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修建荆江分洪工程的最佳选点。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在公安县境内全面动工，十六万男女民工、十万解放军官兵一齐涌入。公安县仿佛从漫漫的沉睡中一觉醒来，抖落蒙在身上的尘埃，猛然一跃地升至历史表面。
1953年4月2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部完工，由二百零八公里长的围堤、北闸进洪闸与南闸节制闸组成，总面积九百二十一平方公里，可蓄洪水五十四亿立方米。工程刚刚竣工的第二年，适逢长江出现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荆江分洪区连续三次开闸分洪。公安县以近半个县域主动受淹的英雄断腕气概，降低长江水位，减缓洪水对北岸荆江大堤的压力，保卫了江汉平原三百万人民、八百万亩良田；减少了泄入洞庭湖的洪水流量，使湘北滨湖数县人民免遭水灾；同旱，也保证了长江航运的畅通无阻。
自此以后，荆江分洪工程就一直静静地躺在那里，人们仿佛忘了它的存在。但于公安人民而言，每有长江洪峰经过，都要承受分洪的可能与压力。为保证分洪、泄洪的通畅，为减少损失，分洪区内近半个县域的土地上，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县城斗湖堤，正位于分洪区内，于是，就有一道高而长的大堤将它围在其中，这在很大程度在束缚了县城乃至整个公安县的发展。
1998年，长江全流域又出现了特大洪水，武汉告急，九江告急，荆江大堤告急……频频不断的危急使得公安县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荆江分洪工程准备分洪了，分洪区内三十三万群众按预定地点迅速转移。所有工作就绪，二十吨炸弹埋入北闸拦淤堤内的一百一十九个药室之内，只等一声令下，就要炸毁二千二百米长的大堤分洪蓄水了。历经三次虚惊，哪怕超过了四十五米的分洪水位线，但在荆江分洪前线指挥部的正确决策下，洪最终没有分，公安县有惊无险。尽管如此，可分洪区内的群众，每家每户经济损失平均达七千多元。
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容量是荆江分洪区四倍（二百二十二亿立方米）的三峡水库将上游的洪水拦截蓄住，荆江防洪标准可由现在的防十年一遇的洪水，提高到防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每到汛期，公安县虽仍大力防洪，但荆江分洪工程将有可能不再动用。但愿公安县的后人们对荆江分洪工程的概念与认识，只有在老人的记忆深处与发黄的书页中去搜寻查找。
“祸兮福所倚”，荆江分洪工程在给公安人民带来牺牲、惊吓与压力的同时，也留下了两处风景名胜区——北闸风景区与南闸风景区。
荆江分洪时，由北端的进洪闸（简称北闸）开闸放水，洪水漫过分洪区下泄，然后在南边的节制闸（简称南闸）流出，汇入洞庭湖，然后注入长江流向大海。荆江分洪工程便是通过这样的进水、蓄水、泄水方式，以保住荆江大堤，缓解下游洪峰压力。北闸、南闸风景区建有纪念塔、纪念碑、纪念亭，碑与塔上镂有各种造型浮雕，刻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先念等原中央主要领导的题词及撰写的碑文。这两处风景区已成为公安县叫得最响的著名风景旅游胜地，受到中外游客的青睐。
特殊的历史、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公安县在偏居一隅的同时，保持着天然而本真的色彩。曾几何时，笔者作为一位长期在外的公安人，为故乡没能跟上工业化席卷的浪潮而深表遗憾，今日则为其免遭工业化的污染，保持着一方净土而倍感庆幸。仅以我老家旁边的牛浪湖为例，就因为方圆几十公里内没有任何污染源，而坚守着千百年来的原生态风貌。每次回到家乡，掬一捧清甜的湖水，此种享受胜过任何珍馐美肴。
如今的公安县辖十四个镇两个乡，四百三十一个村，面积二千二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一百多万；曾被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体育先进县，被誉为“田径之乡”，是全国八个“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之一；公安县的教育质量及升学率在荆州市乃至湖北省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2004年高考获荆州市八个第一，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才更是成千上万……
位于湘鄂交界之处的公安县，犹如一朵开在边缘的艳丽花朵，静静地，不事张扬地绽放着，却又开得那么蓬勃，那么旺盛，那么热烈。这些，并非为了他人欣赏，也不图喧哗的掌声，只是出于一种生命的本能，一种能量的自然释放与内在活力的美丽呈现。
最后特别一记的是，笔者好些年前在一家旅馆与人聊天，当我说起自己来自公安时，他先是一愣，继而就说与警察同住一室，有一种安全感。我不便澄清，唯笑笑而已。是的，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见得到“公安”二字，在一种“直把他乡作故乡”的恍惚中，心中的乡愁，不知不觉间也就淡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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