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与一座城

    重庆去过两次，却无缘识得北碚。还以为就在市区呢，直到2008年12月下旬全国城乡统筹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论坛在北碚举行，我第三次前往重庆，方知北碚区位于北郊的缙云山旁，离重庆市中心尚有一个多小时车程。

    北碚享有“重庆的后花园”之称，是重庆市第一个山水园林城区，著名的文化科技城，获得过“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区”等荣誉。抗日战争时期，当重庆作为陪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名城时，北碚是重庆的支撑与后方，被称为“小陪都”、“陪都的陪都”。其时，日机盘旋于重庆上空狂轰滥炸，企图达到“以炸迫降”的战略目的，并于1941年6月5日酿成惨绝人寰的“重庆大轰炸惨案”。于是，无数抗日志士的目光，投向北碚这座“具有现代化雏形”的城市。一时间，这里成为陪都重庆的迁建区，一百多家中央机关、高等学府、国家文化机构、科研单位、学术团体及上百家工矿企业在此“落户”，并吸引了上千位知名作家、专家、学者长寓短住，形成了独特而丰厚的抗战文化。可令人难以想象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北碚，还是一个交通闭塞、盗匪出没、贫穷落后的偏远乡村。从“一个小村庄”，一跃而成为世人瞩目、众人向往的明星般美丽城市，这种翻天覆地的改造与“脱胎换骨”的变化，实与一个人——卢作孚密不可分。

    提及卢作孚，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创办的民生实业公司——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当1938年武汉失守，中华民族进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之时，享有“中国船王”之称的卢作孚集中所有船只，紧急抢运后撤重庆的人员和物质。经过四十个昼夜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工业、企业及上万名精英经三峡航道运送到西南大后方，完成了被称为“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抢运行动，不仅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西部工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其实，卢作孚不仅是一位实业家，还是一位教育家、改革家、社会活动家，一位著名的乡村建设理论家与实干家。

    1927年2月，卢作孚出任峡防局局长，辖区位于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界处，属嘉陵江由合川至重庆之间的小三峡地带。这里山势险峻、偏僻闭塞、贫穷落后，盗匪十分猖獗。作为峡防局局长，卢作孚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当他在剿匪、禁毒、禁赌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效，建立起良好的治安环境与社会秩序后，便将重心转向乡村建设——以经济民生为重点，以北碚为中心，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实验，并超前性地提出“乡村现代化”的建设宗旨。

    卢作孚将北碚作为一处带动乡村的示范点予以“打造”，他扩大城区面积，拓宽街道，建造街心花园，在马路两旁栽种从上海买回的法国梧桐树苗，开办各种工厂，建立峡区第一家地方医院，修建公共体育场，改建公园，创办北碚实用小学、兼善中学，创立峡区图书馆、博物馆、俱乐部、中国西部科学院……经过一番精心建设改造，北碚面貌焕然一新，被称为“平地涌出来的现代化市镇”。卢作孚还将这一“北碚模式”推而广之，使得峡区的每个乡场“皆有图书馆、博物馆、讲演所、运动场”，“人民皆有知识，皆有职业，皆能自治，皆无迷信。”

    20世纪30年代末，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人前来参观，对北碚的变化大为吃惊，评价甚高。陶行知在北碚实验区署纪念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在北碚参观了一周，看到了你们创办的经济事业、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一派生机勃勃的奋发景象”，认为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建设新中国的缩影”。美国《Asiaandamerica’s》杂志1944年6月号撰文，认为北碚“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市容”，“是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划的最杰出例子”，“最有希望有一天成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东亚最重要的旅游中心之一”。1948年，由中美两国专家组成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前来北碚考察，“各委员发现北碚市容，如宽广的街道，各种公共建筑，市政中心，及其他事项，都远非普通中国城市所可望其项背。”

    轰轰烈烈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遍及全国十多个省份，据有关资料统计，1934年全国共有乡村建设团体六百多个，乡村建设实验区、实验点一千多处，而真正给农民带来利益与实惠，对农村发展起过显著促进作用的并不多见。这些团体或实验基地因多种原因大多自消自灭，少数延续下来的，及至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东部、中部受日寇侵扰，几乎所有乡村建设实验不得不被迫中断。于是，卢作孚的峡区乡村建设实验便显得一枝独秀、格外瞩目，不仅成就最大，而且延续时间最长，从1927年开始，至1949年解放前夕中止，长达二十二年之久。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而这种发展，不能“零打碎敲”、短视无序，必须有规划、有步骤、有重点、有秩序地统筹安排。卢作孚对北碚的建设，既有二十年的长远系统规划，也有短期的具体方案，管理显得十分有序。他以建设北碚城区为发展中心，形成一种强力辐射与影响，从而带动整个嘉陵江峡区的改造与建设，这一成功经验于今天的西部大开发而言，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尽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建设全部中断，尽管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湮没一时，但其远见卓识，仍绵延不断地作用、有益于后来的当地建设者。北碚区发展至今，便一直沿袭了卢作孚的设计理念。上世纪末，北碚在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中，特别注重统筹安排和有序发展，“基本形成了主城、中心镇、小城镇所组成的层次分明、规模适度、功能合理的区域城镇体系框架。”卢作孚乡镇城市化的理想正逐步实现，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2003年底，北碚区总人口六十五万，其中城镇人口三十五万多，城镇化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六点六。

    我们入住在五星级的海宇温泉大酒店，旁边就是高耸的区委、区政府行政中心大楼及宽阔的广场。在北碚的两天时间里，我尽可能地多跑一些地方，游览负有盛名的景点，感到卢作孚作为“北碚的开拓者”与“北碚的奠基人”，实乃名不虚传。斯人已逝，但不经意间的每一处地方，每一个景点，都留有他的痕迹与影响。他建造的几座公园，如今仍是北碚民众休闲娱乐的好所在；他主持修建的图书馆、博物馆、学校等依然存在；而留下来的一百多处文化遗迹，如西部科学院旧址、红楼、晏阳初的“晏宅”、晏阳初与乡建学院陈列室，都与他相关联，哪怕老舍旧居、梁实秋的雅舍等，也是北碚的发展在抗战时期吸引大批作家、文化名人前来居住、参观、考察、演讲的纪念与遗存；而遍布街道两旁的高大梧桐，全由他于1930年购回的一捆树苗繁植而成……

    卢作孚当年提出的将北碚建成一座“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的山水城市，如今已成事实。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关联是如此密切，一个人对一座城市的影响是如此巨大，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卢作孚的苦心经营与刻意改造，就不可能诞生今天的北碚。而我所见到的只是北碚城区部分景观，由北碚这一中心向周边乡村的辐射与影响、带动与改造，更是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大概也是全国城乡统筹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论坛在北碚举行的原因之一吧。

    北碚公园一角，专门设有作孚园，园内的一尊卢作孚雕像，满脸写着自信，而平视的目光，则透着一股射向远方的深邃。这里安葬着卢作孚及其夫人蒙淑仪，时令虽是深冬，而墓地周围的大小树木，仍绿意葱茏、生机盎然。墓后的一面深色大理石墙，刻着卢作孚的生前名言：“愿人人皆为园艺家，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这勉励之语，当为后来者努力的方向与目标。

    雅舍之雅

    雅舍的名气实在是太大了，这是到了北碚后一个非去不可的所在。

    雅舍为著名作家梁实秋旧居，与一部名为《雅舍小品》的作品紧密相连。此前的的梁实秋，也创作过不少作品，但真正产生影响者，当属《雅舍小品》。《雅舍小品》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奠定了梁实秋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乃至后来的不少作品，也以“雅舍”冠名，如《雅舍忆旧》、《雅舍怀人》、《雅舍杂文》、《雅舍散文》、《雅舍谈吃》、《雅舍菁华》等，差不多形成了一个雅舍系列。

    《雅舍小品》的字里行间，透着一种苦中求乐、苦中作乐的幽默与达观。难得的是，这并非作者刻意为之，而是平实简朴的生活，从容恬淡的心境的自然流露。我最早知道梁实秋其名，自然不是什么《雅舍小品》，而是中学课本里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当年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那场争执，本属文艺翻译的学术之争，可一旦“上纲上线”，纳入政治范畴，就变得面目全非了。有论者说，梁实秋与鲁迅交恶对阵，是他文字春秋的一大败着。此言实不虚也，如果不是“文革”结束开禁，梁实秋的作品大量出版，其人其文得以重新评价，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恐一时难以逃脱“资本家的乏走狗”这一“定论”。

    如今的雅舍，在北碚汽车站北面，位于碚青路边的高坡上——据说这儿如今已是北碚区的黄金地段。往上攀缘，走进写有“梁实秋旧居”的一座小小山门，跨过数十级石蹬台阶，但见一幢矮矮的平房，紫色的小瓦，黑色线条将白色外墙勾勒成黑白相间的长方形块面，着实透着几分雅趣。房前有花圃，围以楠竹栏杆；屋后山坡，筑有凉亭；屋旁一棵大树，长枝逸出，斜在雅舍门前，凭添几分大自然的生气与野趣；两旁是高楼，雅舍就这么静静在伏在一块相对开阔的地面，显得既精致又朴实，既淡定又风雅。进入舍内，里面装修一新，陈列着梁实秋各种版本的《雅舍小品》和其他作品，不同时期的一百多幅照片，研究他的评论著述，还有相关的纪念物品，比如一张八仙桌上摆着的围棋，一部正在创作或翻译的手稿等。

    据梁实秋及相关人士描述，当年的雅舍，既不是如今交通方便的城区中心地带，也没有经过“整旧如旧”修复后的这么“现代”与“雅致”。

    华北沦陷日寇之手，梁实秋上了“黑名单”，为逃避追捕，从北平几经辗转来到北碚。1939年5月，他与友人吴景超合买了这栋位于郊区的房子，在《北碚旧游》一文中描述道：“六间房，可以分为三个单元，各有房门对外出入，是标准的四川乡下的低级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刷灰，地板颤悠悠的吱吱作响。”正是这么一间“低级茅舍”，却取了一个“雅舍”的名字，主要是“没有门牌，邮递不便”，梁实秋便提议以合买人吴景超夫人龚业雅名字中的“雅”字命名了。对此，他稍带几分委屈地写道：“后来我写的《雅舍小品》颇有一些读者，或以为我是自命风雅，那就不是事实了。”

    其时，梁实秋孤身一人，夫人带着三个孩子仍在北平，直到1944年才来北碚相聚。六间房的雅舍，梁实秋一人占了两间，友人一家住两间，另两间租则给了其他两位先生。抗战时期的乡居岁月，于梁实秋而言，实在清苦得很。雅舍设备简陋，睡的床是四只竹凳横放，上面搁一张棕绷，睡上去吱吱作响摇摇晃晃。雅舍附近没有水源，吃水要到挺远的嘉陵江去挑。夏天则蚊蝇飞舞，令人防不胜防。饮食也十分节俭，吃的平价米中常有小砂石或稗秕，而菜“大概尽是白菜豆腐的天下”。

    当年的雅舍，严格说来，只能算作陋舍。读着梁实秋的忆旧文字，我不由得想到了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虽然地偏路远、条件艰苦，可雅舍常常高朋满座、友人如云，老舍、冰心、卢冀野、徐景忠、方令儒、余上沅等诸多文化名流都是这里的座上客，梁实秋招待他们的，往往是一场精神的盛宴。雅舍前面的花圃，那时是一块平坦的空地，坡下的公路与市区，还是一片稻田。于是，春秋佳日之时，三五友人泡一壶清茶，搬出藤椅坐在空地，眼底是千重稻浪，对面半山腰是运煤火车呜呜长鸣冒出的阵阵白烟，头顶是掠过长空的一行白鹭，他们天南海北，放言高论，无所不谈。一次，有客前来就宿，雅舍无处下榻，他们便以打麻将为乐，在两盏油灯下酣战不休，直到公鸡报晓，兴阑人散。还一次，冰心来到雅舍，正值寒冬，大家便围炉而坐，一边烤火，一边谈至深夜。后来梁实秋回忆道：“冰心那一天兴致特高，自动地用闽语唱了段福建戏词，词旨颇雅。她和业雅挤在一个小榻上过了一夜。”

    雅舍之“雅”，并非物质生活的精致与富足，而在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体现在性情的高雅、操守的坚持与精神的追求上——清茶润喉，浊酒助兴，下围棋，打麻将，拂清风，赏明月，谈文化，析时政，忆往昔，话人生……主客不分，融融泄泄，此乐何极！

    雅舍成了抗战时期流寓北碚的文人墨客的一个沙龙，他们纷至沓来，推波助澜中，雅舍变得更其“雅致”了。一次宴饮，书画皆绝的彭醇士画了一幅水墨山水《雅舍图》，众人展卷观之，梁实秋不禁叹道：“遒劲之中含有秀润之气，雅舍本不雅，经他一加渲染，土坡变成了岗峦，疏木变成了茂林，几楹茅舍高踞山巅，浮云掩映，俨然仙境。”

    而雅舍之声名鹊起，为圈外大众所知，还在于学贯中西的梁实秋那支生花妙笔。友人刘英士在重庆办《星期评论》，他应邀写稿开专栏，名为“雅舍小品”，一气写了10篇。《星期评论》因故停办，梁实秋却写出了“惯性”，上瘾似的依旧写个不休，又在《世纪评论》发了14篇，后以《雅舍小品》为名结集出版。这些文字，写得从容平实、自然婉约，又不乏幽默旷远、隽永洒脱之气，深受读者喜爱。诗意充盈笔端，陋室在梁实秋笔下，宛如人间仙境：“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行。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雅舍“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苦中作乐、陋中求雅的怀情，着实令人叹赏不已。

    于是乎，梁实秋这些温婉素雅的文字，一时风行开来，洛阳纸贵，流传至今。据不完全统计，《雅舍小品》迄今已再版三百多次。有人说世上凡有华人之处，就有《雅舍小品》，看来此言并非虚妄。

    日寇横行，全民抗战，而梁实秋却于国难当头、抛家独居、生活困窘之中，写下如此淡雅平和的文字，从中感受不到半点抗日与悲壮的气氛和情怀。一方面，他对日人有着深仇大恨，在北碚仍从事着抗日的具体工作；另一方面，却仿佛忘了家仇国恨，与时代隔膜着，留恋于“风花雪月”之情。其为人与为文，看似分裂悖反，实则个人性情与艺术追求使然。

    先说个人性情。冰心与梁实秋过从甚密，从女性与作家的角度，看人待物，当尤为贴切。冰心说：“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梁实秋最像一朵花。”方令孺论梁实秋说：“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事实也正是如此，雅舍外面，种的就是梨树。正是个人性格、内在风骨与天然情趣，决定了梁实秋的从文之道乃至人生走向。

    再看艺术追求。梁实秋对文学服务于政治的观念，大不以为然，一贯反对“文以载道”，反对思想统一，渴望精神自由。其文学观，并不以阶级性为旨归，而是描写、表达、反映永恒不变的人性。这，也是他与鲁迅论战，以及在北碚卷入“与抗战无关论”，被左翼文人攻击的原因所在。

    逝者长矣，往昔的个人恩怨与论争，都成过眼烟云。历史在不断的淘洗中还原真实，同时过滤一切人为的装饰。正因为文学的生命在于阅读与流传，雅舍也从刻意的打压与长时间的湮没中浮出水面，于1990年终于得到北碚文史专家的确认。

    观赏、感受、拍照，总觉得修缮一新的雅舍，缺少了当年的简陋之趣，显得过于雅致了一些；而周边的环境，也过于现代与嘈杂了一些。梁实秋1946年秋离开北碚，住了七年有余的雅舍，已烙印在他的生命与心灵深处。此后，他不仅创作了“雅舍”作品系列，就连离开大陆后的台北新居，也一仍其旧地名为“雅舍”。

    也不知台北的雅舍如何，真想找个机会去那里看看。

    老舍不老

    离开梁实秋的雅舍，便寻老舍旧居。

    他们当年的居所真近，顺着路人指点，不过几百米即到。

    老舍本名舒庆春，于1944年6月前来北碚时，也是抛妻别子孤身一人。不过呢，还有一位红颜知己陪伴着，她就是赵清阁。

    老舍在武汉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务组组长（即协会总负责）时，赵清阁为老舍秘书。随老舍来北碚后，两人比邻而居，一同合著过话剧《桃李春风》。

    老舍旧居原为林语堂购置，这幢砖木结构的川东民居，一楼一底，灰色砖墙，上覆青瓦，与雅舍相比，显得更其雅致。林语堂于1940年8月全家移居美国前，将此楼留给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管，成为该会北碚分会旧址。前来北碚的作家们，常在此栖居。

    老舍寓居这幢小洋楼后，生活虽然清苦，外表显得黑瘦而憔悴，但精神生活无疑十分充实。他在《北碚琐忆》中写道：“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其实这里也颇简陋，老鼠时常出没，被他戏称为“多鼠斋”，并写下《多鼠斋杂记》。老舍之所以认为这儿“理想”，主要在于在战乱与动荡中，找到了一处可以安放书桌的地方，继续他的创作。作家生命的价值在于作品，罗曼·罗兰曾说过：“不创作，毋宁死。”在这里，老舍每天都能坚持写作。这对他而言，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与幸福。一个真正的作家，唯有沉潜创作之中，他（或她）的灵魂才能得到安宁。这幢旧居之所以声名远扬，就在于与老舍的一系列作品联系在了一起——影响深远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第二部《偷生》，以及长篇小说《火葬》，短篇小说《一筒炮台烟》、《贫血集》，话剧《王老虎》、《张自忠》，回忆录《八方风雨》等一百多万字的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长篇小说《四世同堂》，这部近八十万字，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作品，曾两次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被誉为“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民族记忆”。老舍在英国任教时，对但丁的《神曲》十分推崇：“世界上有一本无可摹仿的大书，就是《神曲》，它的气魄之大，结构之精，永远使文艺的学徒自惭自励。”无论创作主旨，还是人物形象、典型意象，两部作品都十分相似，包括结构形式，也是三部曲一百章。《四世同堂》正是深受《神曲》影响，通过各个阶层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再现了抗战时期北平民众独特的生活画卷，史诗般地讴歌了“二战”期间中国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老舍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十分看重，说“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

    由此可见，老舍与梁实秋，两人虽置身同一时代，处于同样环境，但创作题材、内容主旨则相异其趣。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两人是一对很好的朋友。两人住得如此之近，互相交往，串门走动，实在是太方便了。雅舍高朋满座，老舍常去，没事就聊聊天，打打麻将，自得其乐。而“抗敌文协”算得上文艺家们的一个“据点”，梁实秋免不了也要前来会会友人，见见“名流”。他们两人相互交往的同时，肯定带动了各自身后的一大批作家与艺术家。

    老舍当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佝腰偻背，迈四方步，话音低沉，语速徐缓，看似老沉，却十分干练，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他与梁实秋在一起，给人们带来了不少乐趣。一次募捐劳军晚会，老舍自告奋勇出演铺垫性的传统相声《新洪羊洞》与《一家六口》，特地挑选梁实秋做搭档共同登台“献艺”。听说两位著名作家说相声，大家都跑来观看，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可谓盛况空前。刚一报幕，掌声四起。等到他们俩从后台上场，往那儿一站，如泥雕木塑故作姿态地绷脸肃立时，观众开始大笑。正式开演了，笑声一阵紧接一阵，他们只能趁笑的空隙对话演出。旧时说相声要逗哏，即一人（甲）用折扇敲打另一人（乙）的脑袋，这“敲”当然是假敲，无须真打，亮个动作即可。当老舍握着折扇敲向梁实秋时，不知是激动忘情，还有有意违反演出规则，只见他做出一个夸张动作，向梁实秋头部使劲打来。梁实秋见状，吓了一跳，赶紧往后一闪，折扇恰好打落他的眼镜。梁实秋慌了，出于一种本能，手掌赶紧向上，朝前一伸，刚好托住往下掉落的眼镜，且顺势来了个长时间的“定格”。顿时掌声如雷，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不少人还高喊“再来一回”、“再来一回”。演出博了个“满堂彩”，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当然，这只是老舍北碚生活的一个侧面，除了日常事务外，他每天都坚持创作，并严于律己地给自己规定任务。老舍关注时事，创作的作品，也与时代同呼吸，显得厚重而大气。这既靠天份灵感，更须博古通今的知识积累，融入社会时代的生活体验，还得精心提炼缜密构思，然后才艰难地变成一个个文字。老舍身体不好，到北碚后得过盲肠炎，在缺医少药的抗战后方，他为此开了两次刀，住院一个多月。一个算不得大病的盲肠炎，竟让他饱受痛苦的折磨，身体更其衰弱，这无疑会影响他的创作速度与进度。写作是一件比疾病更折磨人的事情，老舍的写作态度十分严谨，他视文章为生命，将写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曾说“什么字都要想好久”。他在北碚住了三年多时间，面对不期而至的疾病、日常性的事务、难以推辞的琐事以及内心的孤独与道不清的隐忧，竟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不仅高产，而且优质，实属难得！

    老舍与梁实秋不同的个性特征、艺术追求及创作风格，决定了他们日后的创作道路及命运归宿。1949年，梁实秋随败退的国民党去了台湾，而应邀在美国讲学的老舍则回到大陆。回国后的老舍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政治，仍以其一以贯之的风格关注社会，向往美好的生活与未来，创作了《方珍珠》、《龙须沟》、《春华秋实》等大批紧跟时代、歌功颂德的“应景之作”。尽管如此，在“文革”中仍免不了受到激烈的攻击与批判，被迫自杀身亡。

    老舍为满族人，仿佛一种宿命，他们父子的命运与结局都挺悲惨，属非正常死亡。两岁时，老舍父亲以旗兵身份与八国联军作战，惨死于炮火之中；而享有“人民艺术家”之称，且心存厚道、和蔼可亲、人缘极好的他，却被一张文字狱的无形大网罩着难以挣脱，这种遭受同一阵营相残的自我了断，比死于敌人之手更其悲惨。

    老舍虽死，但他的《茶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将永远流传。老舍不仅活在读者心中，也永远年轻着——老舍不老，定格在他生命旺盛、创作圆熟的巅峰期。

    步入老舍旧居，我仿佛看见了当年凝视深思、奋笔疾书的他，哪怕豆大的雨点打在屋外的芭蕉，疾风吹得窗纸呼呼作响，满地老鼠在身边跳跃“撒欢”……他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完全沉浸于自我构筑的艺术世界，笔尖与纸张摩擦着，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响……

    老舍旧居一如雅舍，也经过“整旧如旧”的修缮，据说这是继北京老舍纪念馆之后对外开放的第二个老舍旧居。室外种了不少老舍喜欢的植物，比如楠竹、芭蕉、洋槐、茶花、栀子花、三角梅等；室内则陈列着图片两百多幅，文献近两百册，还有箱子、眼镜、手稿、条凳、镇纸、放大镜等不少相关实物；四个部分的展览介绍了他的一生，主要集中重庆北碚的创作及抗日活动……当地政府高度重视，老舍旧居的保护工作自然做得不错，只是四周高楼林立，不远处便是热闹喧嚣的缙麓商都，与旧居的格调，实难“和谐”统一，怎么也回不到当年的情景与氛围之中去了。

    就要离开这里了，我站在旧居内老舍的半身铜像旁，他的宽厚朴实、平正通达与和蔼幽默使我产生了一股少有的亲切与冲动，就在同伴为我按下相机快门的瞬间，不禁右手微抬，轻轻地，轻轻地搭上先生的左肩。

    张自忠不朽

    张自忠将军1940年战死于湖北宜城十里长山南瓜店，忠骨却埋在了北碚梅花山。北碚虽属陪都的陪都，却因位于远郊，而无重庆不得不饱受的日机狂轰滥炸之苦，又兼水陆交通之便，烈士骨骸葬于此地，也属“顺理成章”之事。当时之葬，只是权厝，暂埋而已。1947年，国民政府已经发布国葬令，要将张自忠灵柩运至首都南京举行国葬，因内战而中止。1953年，张自忠胞弟张自明希望移柩北方迁葬，又因路途遥远、起运不便而作罢。许是北碚灵山秀水与百姓大众的诚挚挽留，感动了冥冥之中的张将军灵魂，于是，“权厝”成了永久安葬。

    张自忠墓位于北碚西南，离市区约两公里，这里原名雨台山，为高扬张自忠烈士坚贞不渝、宁死不屈的爱国气节，仿明末清初民族英雄史可法葬身扬州梅花山之故事，取梅花傲立寒霜、百折不挠、高风亮节之意，将雨台山更名为梅花山。

    古人对墓葬称谓十分讲究，陵，专指帝王之墓，专制皇权统治者享有其专属权。如今，陵园虽泛指以坟墓为主体的园林，但当墓地入口处一块黑色大理石方碑上的“张自忠烈士陵园”几个大字映入眼帘时，我的心头仍为之一震，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茂陵、乾陵、十三陵、清东陵等中华皇陵。进入陵园，一条甬道直达山麓墓地，两旁栽种青松翠柏。道中若立有翁仲，倒真有几分帝陵的气象了。张自忠烈士陵园是经国务院批准的首批三十二个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之一。一个国民党将军享有如此殊荣，实属罕见。张自忠不仅是抗日战争期间为国捐躯的唯一上将（上将衔陆军中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五十余国血染沙场的最高将领。

    其实，张自忠之死，就个人而言，是他慷慨与决绝的结果；于国家而言，既是损失，也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一个古老而积弱民族那失落已久的血性与阳刚。

    张自忠注重士兵演练，按照严格的军事标准进行行军、筑城、爬山、夜战及各级对抗演习；也善带兵，常常身先士卒，要求官兵同甘共苦，所带部队，无论纪律还是战斗实力，都超出其他国军。自二十三岁投笔从戎，张自忠从一个普通的副兵，然后司务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依次步步上升，全赖自己的坚毅沉着与刻苦努力。1933年日军入侵热河，时任二十九军前线总指挥的他，率部与日军激战于喜峰口、罗文峪等地，重创敌军，因战功卓著，获颁青天白日勋章。此后，他还坚决抗击入侵察东的日本侵略军，晋升为陆军中将。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抗日的有功之臣，却不得不在当时的特殊情势下，代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后调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张自忠深感凶多吉少，坚决请辞，未获批准。无奈之际，不禁对秘书长吐露心扉道：“我们军人，只有服从命令，明知牺牲名誉与小我，但为国家为地方，也得去干。”当其时，中日关系处于十分复杂的胶着对峙状态，作为华北前线的一位军政长官，张自忠既无奋起抗日的决断大权，更不可能投靠日本，为保存实力，他不得不走一条与日军虚与委蛇的中间路线。然而，他与日伪的交往，比如设宴款待、合影留念之类的应酬周旋，受到了国人误解。特别是在中日关系十分紧张的1937年春，张自忠应邀率团出访日本，想在和平没有彻底绝望之前，“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局面，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张自忠的这些做法，与几年前在抗战中表现出的大无畏英雄气慨，简直判若两人，不由得引起舆论界的种种猜测，国人也由忧虑惋惜，发展到猜疑、愤怒乃至诅咒。不久，标志着抗日战争正式开始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眼看就要失守，而这时，张自忠又临危受命——国军主力撤离，上司宋哲元命他留平，“和敌人暂时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张自忠认为自己已受多重误解，如果再留北平，那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宋哲元大怒道：“我们二十九军是有令必行，你们平日口口声声说服从我，怎么，在此重要关头，竟不服从呢？”张自忠闻言，呼地站起身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于我军及国家民族有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正如张自忠所料，留守北平维持治安的他，一时间成了千夫指，诸多报刊痛加辱骂，有的甚至将他比为张邦昌与吴三桂，说他“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一顶叛徒、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就这样严严实实地扣在了他的头上。直到后来，人们才知张自忠完全是以“跳火坑”的精神牺牲自我，为掩护宋哲元率军离开，保存抗战实力以争取时间。

    不到两个月，忍辱负重、受够了气的张自忠终于化装潜出北平，离津与家人告别，然后经济南、泰安前往南京。经过一番解释及宋哲元的陈述，张自忠的冤情虽然得以澄清，但一时难以受到重用，加之舆论界对他仍不肯放过，“受尽国人皆曰可杀的唾骂”，不觉十分失意、落寞、苦闷乃至空虚。后在李宗仁的劝说鼓励下，情绪逐渐转佳，又经他在蒋介石面前进言，张自忠终于回到旧部五十九军代理军长，开始了一番壮怀激烈的新的人生。

    五十九军是张自忠一手带出来的一支敢打硬仗的队伍，他来到军部，开口说道：“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大家一听，全都哭了。不久，又在全军营以上干部训话时说道：“日寇气焰高涨，无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独我张自忠的部队是不能打败仗的！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白干净！”

    张自忠正是抱着一种破釜沉舟、以死相拼、洗刷冤屈的决心，开始了转战南北、抗击日寇的一连串战绩——一战淝水，二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每战必胜，战功卓著。特别是三次驰援临沂，重创日本精锐第五师团（板垣师团），开台儿庄大捷之先河。经此一战，张自忠名震中外，再也无人说他汉奸了。国民政府记大功一次，不仅撤销了对他的查办处分，还擢升他为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半年后升至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旋兼任第一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关于献身死战，张自忠认为中国军队虽然装备简陋，但只要严格训练，仍可形成较强的战斗力，关键在于敢不敢和肯不肯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同为中国人，抗战时期就出了一百多万伪军，他们不仅不抵抗，反而调转枪口为虎作伥。其实，张自忠于1940年5月16日战死南瓜店，作为一名集团军总司令，完全可以不必亲临前线。当总部所用无线电密码遭破译，被日军合力夹击之后，张自忠及其总部仍可从容撤离战场，但为了不影响战局，他坚持留在河东。哪怕遭到三面围困之时，还有机会翻过长山突围，杀开一条血路。参谋长一再劝他转移，他却与士兵共存亡，不肯离开，亲自上阵冲杀，被日军机枪打中，血染沙场。

    张自忠每次率军临战，都将生命置之度外，抱着“一死报国，以示清白”的决心。他给弟弟张自明的信中所言最具典型性：“吾一日不死，必尽我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他不仅以死明志，洗刷过去国人的误解，还想以此唤醒国民的斗志，“我死则国生”。他说：“日本人之所以敢如此猖狂，不是他们不怕死，而是我们太怕死了。如果我们不怕死，他们就不敢为所欲为了。所以，我想以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和生命激励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张自忠不仅说到，而且做到，他的高尚品格与牺牲精神赢得了国共两党及全体民众的尊崇敬仰与高度评价——蒋介石说他“大仁大义，至忠至勇；江河万古，国士之风”；周恩来撰文“觉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国人将他列为“中国抗战名将第一人”、“抗战第一英雄”。

    在两旁长满高大松柏的石板路上前行，跨过数十级石阶，登上一块平地，一眼便见到了一块高大的墓碑，上书“张上将自忠之墓”（冯玉祥题）七个大字，碑后的坟墓成全封闭半园弧形，条石镶边。我毕恭毕敬地立在站在墓前，感到了一种少有的肃穆，以从未有过的虔诚，深深地三鞠躬。天气阴沉，空中飘着濛濛细雨，由张自忠的忠诚、血性与献身，想到国民性的顽固与改造，想到当下转型期间横流的人欲与过度喧嚣的社会，我的心情，一如阴霾的天空，感到十分压抑而沉重。我在墓前徘徊不已，就见到了空地散放及紧靠条石的几个花圈。其中的一个，那大朵大朵黄色、白色相间的菊花，在雨水的滋润中，虽脱离了母体，仍绽放得蓬蓬勃勃。

    近七十年光阴转瞬即逝，那些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人们永远记得他们的英名，缅怀祭奠。他们的高尚人格与丰功伟绩，鞭策激励后人不断反思，勇于自新。这，也是一个古老民族走向涅盘的源泉与动力之所在。

    张自忠虽然只活了四十九岁，但他获得的，是永生，是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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