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早的公园

    北京最早的公园——万牲园——就是现在的北京动物园。过去北京人习惯把它叫作“三贝子花园”。“贝子”全称“固山贝子”，亲王、郡主的儿子，有的封作“贝勒”，“贝勒”之子得封为“贝子”，“三贝子”是行三的“贝子”。实际这个园子最早名为可园，本来是高梁河南岸的园林。其东部是乐善园旧址，再往东是高梁桥。河北岸是倚虹堂船坞，是当年西太后那拉氏由水路去颐和园时，下御辇、登御舟的地方。可园在光绪中期已废，在光绪二十几年之后，那拉氏拨“胭脂银”二百五十万两，修建为御园。园中有座著名的西式建筑物畅观楼，是为准备太后临幸而建筑的。万牲园早期，畅观楼任人参观，楼上楼下都摆着很高级的红木家具，铺着很大的华丽地毯。在各家具中，有一件特别引起人们——尤其儿童——兴趣的，是两面特大的“哈哈穿衣镜”。它们被摆在楼下大厅左右两侧，一面照人细长，一面照人矮胖，同上海“大世界”的“哈哈镜”类似。不过畅观楼的那两面是紫檀螺甸边框、紫檀底座的穿衣镜形式，较之大世界的考究多了。

    畅观楼最高处东西各有一个小亭子，虽然朴实无华，但可眺望全园，颇得“畅观”之趣，过去游人是可以随便上去休憩眺望的。畅观楼的东北面，有一座游廊环绕的庭院式的建筑物，那是有名的“豳风堂”，是准备迎接那拉氏观稼的地方。堂名“豳风”，取义于《诗经》中《豳风》篇《七月》章，是“颂圣”的意思。因《七月》章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开头，而以“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句结束。这个“豳风堂”造起来，当年也是为那拉氏祝寿的。不过她来过没有，传说不一。在“豳风堂”的东南，隔一条小河，过去还有两幢日本式房屋，全部是用木头按日本房屋样子造的：鱼鳞片式木头墙壁，做工很细的拉门，“障子”房外还有矮矮的苍翠的塔松，东洋味很浓。这两幢房屋原是供展览的，但后来却变为很好的一种风景点缀了。

    万牲园是清代光绪末年施行新政时的建筑之一，在七十年前已经开放接待游客了。《鲁迅日记》记载他在民国元年（1912）五月中旬初到北京没几天，就同友人到万牲园游玩，当时已开放几年了。因此，如果编写《北京公园史》，无疑万牲园是北京最早的公园了。

    万牲园有几年曾改名为农事试验场。但过了没多久，又改了回来。因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都是叫万牲园的。所谓“万牲”，是指各种生物，包括动物和植物。在最初设计上，东面展出动物，西面展出植物。昔人诗所谓：“入园分两界，中隔一湾水，植物舆动物，划然分彼此。”好在万牲园的入园处，多少年来并没有改变，现在仍可看出旧时痕迹。只是旧时展出的动物少，只集中在东边二内那一小片地带，不但象房很小，其他几个猛兽馆也很可怜，都是养在房中，没有一点露天场所。那时大一点的猛兽，只有两头狮子、一头豹、一头老虎和两三只熊。这些猛兽分别关在三四座六角亭子似的兽馆中，里面像大铁笼子一样，有固定的铁栅栏，外面还有一圈玻璃窗。游人便隔在敞着的玻璃窗外面，看铁笼子中的猛兽。原来曾有过一头斑马，当年叫“文马”，老早就死了，后来制成标本，也供人参观。游客中不少人从动物学中知道长颈鹿，其又名麒麟，但万牲园中从来没有饲养过。至于熊猫，这种珍贵的“宠儿”，当年一般人就连名字也没有听说过了。那时经费不足，再加贪污，仅有的一些动物，不少后来都饿死了。蜀人邓忍堪20年代末曾有诗道：“豹房虎圈尽空虚，兽簿何从问啬夫。”并自注云：“园中豢养猛鸷，多以馁毙，唯猴类尚多，游人聚观，顿时有无英雄之叹。”从诗注中可以想见五十多年前万牲园凄惨的情况了。

    不过当年的万牲园仍有它的可取之处。那就是因为它本是宗室的名园，旧时乔木比较多，又有河、有池，夏日颇得水趣，风景较好，这是别的地方的动物园无法比拟的。湘人叶焕彬《观古堂诗集》中收有一篇七言长诗《游万牲园》，其中描写风景道：“西行忽见飞桥连，下有曲涧鸣流泉，舟子抱桨眠柳絮，园丁缚帚扫榆钱，桃李杏梅柰柿枣，百果分种连花田……”因为当年除去动物展览之外，还有植物园。所以百花、果树，都得到应有的点缀。不然，单纯几样动物，像马戏团一样，又有什么意趣呢？

    当年万牲园中另有最出名者，就是门口收门票的那两位巨人。现在年纪大的人，应该还有不少看到过这两位的，两人像两座塔一样，站在门前收票，孩子们特别感兴趣。其中一人，后来应美国好莱坞之约，出国表演，一时成为国际新闻人物，大概中外记得此事的人还不少吧。

    朱启钤改建中山公园

    1983年6月，张学铭先生在内地病逝，痛悼之余，不禁念及其岳父朱启钤，更想到朱启钤对辟北京的中山公园所做出的功绩。

    中山公园的前身是清代的社稷坛。清亡后，坛中榛莽丛生，蛇鼠为患。守坛人豢养猪羊，任意践踏。1913年春，亡清的隆裕太后死，在太和殿治丧。当时的交通部长朱启钤担任现场交通指挥，借工作之便到社稷坛巡视，见状即有将坛改辟公园之想。翌年春，由热河避暑山庄运来大批古物和四十四只山鹿，无法安排。于是朱启钤亲自找尚未出宫的废帝溥仪交涉，将三大殿和社稷坛交民国政府管辖。议妥后，朱氏首先来到社稷坛南坛门外东侧的三间北房，他看到屋内杂物狼藉，灰尘积浮，便命人稍做清理，作为今后建园议事、筹划办公之所。并命名为“一息斋”，意即只要一息尚存，其建园之志不使稍懈。

    经过朱启钤的各方奔走，大官僚之间发起募捐办法，筹措建园经费。前后募捐积五万余银元，朱启钤自己也捐一千元，“六君子”之一的杨度也捐一千元。按照后来成立董事会时的章程，当时捐款五十元的即为董事，共计董事三百零三人。各届董事会会长，各届公园委员会主席均为朱氏，前后约三十五年之久。募得款项后，又得到步军统领江朝宗的支持。由他派遣工兵一营来园协助，斩荆除棘，修路铺石。在此期间，朱启钤每天来园督工。1914年公园开放后，物议横生，流言四起，对朱氏改坛建园之举，多方谴责，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破坏古制，有的说是侵占古物，更有的说是自好土木，以资娱乐。但朱氏建园之意，未因流言有所动摇。又经两年后园内建设才初具规模，当年非议一时的人们也来游春遣兴，踏雪抒怀，对来今雨轩的名肴佳馔赞不绝口，对那曲栏塘称闹市桃源。当年社会上的激情怪论，早已不平自消。

    朱启钤常与梁思成等人，稽古钩沉，考察历代名园古刹之建筑。对于社稷坛的改建，故有既定之宗旨：添建只能在坛垣四周，坛内一切建筑，仍要保持旧观；其次对于园景的布局和塘榭亭台，也要保持中国园林之传统特色。所有新建工程，皆由泰生木厂承揽，因为该厂厂东马辉堂在清末时曾包揽颐和园和慈禧陵墓工程，既有传统建筑之经验，又有擅长古建筑的能工巧匠。

    1916年朱氏解政退隐，侨居津门，1918年春重到故乡，仍念念不忘斯园之建设。当时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圆明园遗址内尚有不少珍贵遗物，豪门权贵，争往攫夺。朱氏此时深感历史文物重遭劫祸，遂遣人前往，择石之较异者移置园内，借得永久保存。

    1939年朱氏年事已高，隐居沪上，欢度晚年。行前曾与同人等在西坛门外土山下合影留念。后又亲自撰写《一息斋记》一文，今天读起来，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荣辱坊随想

    坐落在北京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原是明、清两代的社稷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自1914年辟为公园以后，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文物古迹和苍松翠柏，而且还增建了一些新景观及奇花异草，构成了一幅幅迷人的图景。

    然而在这瑰丽多姿的园林内，也有一处使人望而生叹之物，那就是迎南门矗立的那座汉白玉柱蓝琉璃顶的牌坊。不仅因其色调与周围景色不和谐，而且因为它给中国人留下了一段受欺辱的记忆。

    1900年6月20日，八国联军已经攻下大沽口炮台，拟向北京进犯。在北京，义和团正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城内紧张混乱。一队清军巡逻兵在东单西总布胡同，受到德国公使克林德开枪挑衅，旋即还击，将其击毙。就是这位蔑视中国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德国公使和随员，曾于四天前开枪打死义和团民七人，激起了义和团民极大愤怒。这次被执行巡逻任务的清军击毙，总算得到了他应有的报应。

    不久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向侵略者屈膝投降，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的第一款便是要求清政府在克林德被击毙处“树立铭志之碑”。这是对中国人格、国格的巨大侮辱。该碑建成后称“克林德坊”，立于西总布胡同西口，让过往的行人低头从胯下通过。

    1918年11月11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协约国战败。中国是协约国的成员国，喜讯传到北京，西总布胡同的老人哭了，想用眼泪冲掉心里的屈辱。义愤的群众立即动手，将“克林德坊”拆毁。此事本可算了结了，但协约国的某些外交官们，却要德国将牌坊修好，移至中山公园，改称“公理战胜坊”。在他们心目中，《辛丑条约》《中俄密约》《中日马关条约》《中法新约》等不平等条约都是公理，将战前德国在中国窃取的特权转让给日本也是公理。直到1953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才决定将此牌坊改为“保卫和平坊”，郭沫若先生挥毫题写了“保卫和平”四个大字。

    北海公园铁影壁

    京华北海公园里的五龙亭、画舫斋、濠濮涧、九龙壁、静心斋等，会使游客流连忘返，但是北岸铁影壁却很少引起游客们的注意。其实，说起这铁影壁的来龙去脉，倒有着一段不寻常的沧桑史。

    北海里的大多建筑和文物都是原来皇家园林里的遗物，唯独铁影壁是1947年从别的地方移来的。世间众说纷纭，笔者当年倒是做过一番调查的。

    现在的北京城，是明初在元代大都的基础上改建的，德胜门外的土城就是元代北京城北面城墙的旧址。明初将北面城墙南移，土城以南德胜门以北便成为一片荒郊，这座铁影壁就是在这一片废墟中发现的。它被遗弃的位置，正是元大都城内东北角落。由此可断定，它是元代的遗物。

    这座铁影壁被发现后，有人便将它移到德胜门内东边的一座尼姑庵里。后来这座尼姑庵所在的胡同，大家便叫它铁影壁胡同。自从铁影壁移到尼姑庵里之后，尼姑很珍爱它，经常为它扫尘水洗。师徒几代相传一直到民国，当时的住持尼姑法名青莲，她对待铁影壁的爱护一如既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有一天忽然有个美国人来到庙里，声称要以重价购买这座铁影壁；虽然受到青莲的婉言拒绝，但那美国人坚持要买，并且临走时说道，第二天派车装运回国。尼姑青莲自那美国人去后，一直忐忑不安。哪一个中国人不又气又恼呢？青莲一夜未睡，在筹思应付对策，但始终没能想出什么好办法。直到天将黎明时，忽听邻居有人在劈柴生火，劈柴的声音凿凿不绝于耳。青莲这时心里一动，急忙拿起一把斧头，走到铁影壁跟前，忍痛东一斧，西一斧，竟把个完整的铁影壁砍伤多处。等到美国人来时，见到这座铁影壁已成残物，便愤然离去，从而这座铁影壁才保留下来。

    1947年，这座铁影壁才移至北海公园北侧。如果细心的游客认真看时，还能看到几处伤痕。

    回声壁 回声塔 回声阶

    回声，俗称会声，它是声音遇到障碍后折射返回的声音。它的形成是有条件的，一是障碍对声波要能形成反射，二是声音折射返回的时间要超过五十毫秒。原声和回声若在相同时间到达听者耳中，则听者无法区别哪是原声，哪是回声；如果回声较原声到达听者耳中的时间延迟五十毫秒，便呈现为一清晰的声音。我们的老祖先把这一原理加以应用，建成了回声壁、回声塔和回声阶，在世界建筑宝库中，堪称绝妙的智慧。

    北京天坛的回声壁，也叫回音壁，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地方。回声壁正中用汉白玉砌成三层圆形台子，称“圜丘”。周围用两重矮墙环绕，内墙为圆形，外墙为正方形，这圆形的内墙便是回声壁。两重矮墙的四面建有白石棂星门，坛面、台阶、栏杆所用的石块、栏板尺度和数量都比较符合声学原理。

    后来人们模拟“圜丘”，在南京中山陵建造了一个音乐厅，台上也有一座回音壁。在台上唱歌、小声说话，不用麦克风，台下也听得清清楚楚，使得中山陵音乐厅名噪一时。

    回声建筑的另一佳作是山西永济县蒲州镇的普救寺莺莺塔，相传唐代儒生张君瑞和相府小姐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莺莺塔高五十米，四面十三级，二层以上才有阶梯。以石投塔前，则声在塔后；如投石其后，声又在塔前。塔基南面有一击石处，只要拣石叩击此处，就能从塔顶传来阵阵悦耳的“咯咯”声，很像夏天夜晚水田里的蛙鸣。这蛙声是哪儿来的呢？当地人传说是因为建塔时工人师傅在塔基里埋了两只金蛤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

    人们往往有这样的经验，在音响效果差的剧场中看戏，常常有一种杂音在回荡、颤动，它破坏了演唱者的音质、音量、音色，使许多独特的赋有艺术魅力的歌声变得模糊，这是声音相互干扰造成的。莺莺塔却反其道而用之。塔底的叩击声通过塔内各种室形的反射、折射、叠加、干涉，混合形成模拟的蛙声，并通过若干孔道，传到塔的上层直至塔顶释放出来，传入人耳，即能“蛙声一片”了。

    与莺莺塔相似的还有河南郏县的蛤蟆塔，以掌拍塔身，则能发出“咯咯”的蛙声。

    另外还有回声阶，指的是四川潼南县大佛寺的石琴。据县志和碑文记载，回声阶在唐咸通年间建造。游人从大佛阁的右侧拾级而登，步履触处，“咯咯”作声，犹如古琴悠扬。其中以第七级石阶音响最为清晰，俗称“七步弹琴”。古时传说石阶下面均埋有宝珠，故能发声，实际上这石琴也是回声原理造成的。

    当人们拾级而登时，石阶因外力撞击而发声，再经过石阶各种不同室形的若干反射面，按一定的路线，通过孔道、缝隙释放出来便形成了悠扬的琴声。

    天坛古树

    看谈迁《枣林杂俎》中《荣植》篇，记北京古木有十七八处之多，这是明末清初的情况，距现在三百多年了。其中所记树木，不少在清朝末年也还存在，如报国寺挫松，左安门外韦公寺海棠等，也都还散见于清末一些人的著作中，不过后来也就再无人谈起了。他曾记载了天坛的榆树，文云：“京师外城，天坛拗榆钱，凡榆春钱，天坛榆之钱以秋。”这同天坛的龙须菜一样，都是奇迹，不只一次地见诸清人著作的记载中。但是在过去逛天坛，在天坛老柏树下喝茶时，一直未曾注意到这些奇迹，不知这株见于前人著述的拗榆钱，是否尚未遭到斧柯，仍有婆娑生意。真有些所谓“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的意思，看到谈迁的记载，不免对这株“拗榆钱”更系以悠悠的遥思了。

    天坛当年究竟有多少老树，向无统计记录。康熙时刘体仁诗云：“金鱼池上柳烟阔，祈榖坛边秋气高”，同时人查容《咏归录》中说“五月五日游天坛松林”，可以想见三百年前天坛林木葱茂的情况。但所说松林，与后来所见的稍异，因为几十年前在天坛中所见到的树，是老柏、老槐多，松树并不多，松林似乎已没有了。

    天坛范围太大，按古代旧址，内坛外坛全部在一起，沿着外坛墙走一圈，约有六七公里。在这样大的范围内，除去少数建筑物外，其他全是老树，郁然成林，虽没有原始森林深广，但在树间眺望，四周也是望不到头的。如果在夏天，一大早去，在树林缝隙中望朝阳穿过树枝，照耀着晨雾、露珠，雾蒙蒙地，光彩闪烁着，也是一奇景。这在其他公园中，是见不到的。在几十年前，北京居民少，到天坛来玩的人是十分稀少的。公园大，游人少，老树多，如果一大早去，进园之后，能够走半个钟头，遇不到一个人。因为进去后是向东面走，面对着从树隙中斜照下来的一缕缕金色阳光，更显得树色碧绿，晨雾轻盈，朝露莹洁。踏着树间的乱草走过去，不一会儿，鞋袜自然打湿了。而草间的小蚂蚱，挂络卞（纺织娘）受到不速客侵扰，带着露珠飞起来，可又去不远，甚至会落在你衣襟上。这真是一种奇趣，会使人忘去自身的存在，都融合在这寂静而又充满朝气的天籁之中了。这种情味，也是在中山公园、北海等处打扫得十分清洁的林荫道上所体会不到的。

    拗榆钱我印象不深，但皇穹宇外面那株上千年的辽柏我是念念不忘的。不知在它荫下喝过多少次茶，它的一枝一叶都在我的记忆中。思乔木而怀故国，现在不知它怎么样了。

    北京两座“园中之园”

    过去久居北京的人，都对颐和园、北海公园十分熟悉，但对颐和园和北海公园中的两个境清意适、超尘绝俗的“园中之园”却常忘怀，甚至未曾瞻顾。这两个“园中之园”，就是颐和园里的谐趣园和北海公园的静心斋。

    谐趣园位于颐和园内的东部，始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是一座风光旖旎，具有苏州园林特色的小园。当年建此园时，是遵照乾隆皇帝的旨意，仿照江苏无锡惠山脚下的寄畅园的格局设计建造的。当时名为惠山园，到嘉庆十六年（1811）重修时改为今名，乃取“以物外之静趣，谐寸田之中和”意。

    谐趣园以一个圆形小湖为中心，四围亭、台、阁、榭环湖建筑。独具匠心的设计者用一条三步一曲五步一折的游廊串联起来，使之浑然一体，颇具幽美、恬静、深雅之情调。据说慈禧当政时也喜欢谐趣园的清幽宁静，常来这里游览、垂钓或赏荷。园中沿小湖建有五座小桥、一排房舍，景物天成，颇具情趣。

    或问谐趣园究竟趣在何处？答者谓有三趣：一是可以听到从西北玉琴峡传来的汩汩水声，潺潺不绝，声声入耳，这是“声趣”；二是有一座从外面看只有一层，而实际却是两层的瞩新楼，这可算是“楼趣”；三是园中有一座小桥叫“知鱼桥”，是借用庄子“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典故，刻画“水清鱼乐”“鱼水交融”之景，这可谓“鱼趣”。

    第二个园中之园——静心斋，始建于1757年，即乾隆二十二年，原名镜清斋，乃取“明池构屋如临镜”之意。这是一座皇家御苑，人称“乾隆小花园”。当年乾隆皇帝把它作为读书养性的所在，后来却成为清代皇太子的书斋和后妃们避暑消夏之所。

    静心斋的主景区迎门而建，红栏曲廊，金碧辉煌，充满御苑景象。室内陈列的都是宫廷什物，如螺钿镶嵌的龙榻、炕桌和座椅等。壁上挂着明代大画家仇十洲的《牧羊图》，慈禧太后亲笔画的《牡丹》等。静心斋园内东面是抱素书屋，西间是画峰室，这是当年乾隆帝读书、习画的地方。隔着一个水池是沁泉廊，那是一座桥廊式精美建筑。沁泉廊北依丘壑，南控中轴，廊下流水潺潺，泉声若有若无，时有时无，消夏纳凉，可叹为观止了！

    知春亭畔早知春

    作诗讲究“诗眼”，关键性的一个字用得好，便可成为千古名作。“春风又绿江南岸”，着一“绿”字，便意境全出。因而我常想到园林艺术，似乎也有称作“眼”的东西。《红楼梦》中写到刘姥姥逛大观园，贾母带她坐在沁芳亭上纵览全园，把全园风景尽收眼底，因而这亭便可以作为“眼”。我也常常思念起颐和园的“知春亭”，觉是它也够得上是颐和园的“眼”。

    颐和园的仁寿殿，是仿照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安排的，在殿后堆些山石，栽些松树，先挡住全园的景物，这叫作“欲露先藏”。转过仁寿殿，顺假山石前行，没多远便有“豁然开朗”之势了。但看得还不够全面，再进一步，来到“知春亭”上，便可把颐和园中北面万寿山，南面十七孔桥、龙王庙、西面六桥长堤，以及碧波粼粼的昆明湖尽收眼底，把偌大的颐和园一览无余。这是知春亭在园林设计上最成功的地方，也可以说，这里就是颐和园的“园眼”吧。因此，今天谁要第一次逛颐和园，进园后也要先到知春亭坐上几分钟，把全园面貌看个清楚，然后再去仔细地游览其他地方。那种进来看完仁寿殿，便拥进乐寿堂庭院，踏上游人杂沓的“长廊”的逛法，不为智者所取。

    这里为什么叫“知春亭”呢？为什么不叫“宜夏”“迎秋”“喜冬”而偏叫“知春”呢？因为这里得春最早，知春最先，感春最敏。这个亭子在昆明湖东岸正中，伸入湖面约五六丈远，地势低得接近水平，四周又没有阻挡的东西，不要说园内的景物，连园外远处的玉泉山、西山也历历可见。春天一到这里，首先看到的是在阳光下泛着耀眼光芒、渐渐消融的春水和在昆明湖水面上浮动着的水气；远处所见，则是一层层深浅不同，天天在变幻着颜色的山色；高处，则是缥缈的春云，衬托着闪闪发光的佛香阁的大黄屋顶，这一切都熏染着游人的身心。坐在亭子的栏杆上，在暖融融的气氛中观赏一番，最后伸伸懒腰，打个哈欠：“啊——春天来了！”站起来，顿顿脚，然后再去寻幽访胜，登排云殿、佛香阁，逛后山，过十七孔桥，那就随你的便了，这就是知春亭的“知春之趣”！

    知春亭畔杂树不多，如果说什么“向阳花木早逢春”，知春亭够不上；如果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则庶几近之。因而每到春天，常常想着知春亭畔那暖洋洋的波光就不足为奇了。

    昆明湖畔说铜牛

    在北京颐和园内十七孔桥东端，有一头和真牛大小差不多的铜牛，卧在雕有海浪的青石座上。它双目炯炯，栩栩如生，活像一个永不知疲倦的卫士，守护着昆明湖和万寿山。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它虽然形象非常逼真，但却是一头无尾之牛。

    传说当年慈禧太后大修颐和园时，要学王母娘娘，幻想把颐和园变成天上人间，用佛香阁象征天宫，昆明湖象征天河，对面八方亭一带象征人间。据传说，天河两岸分别有牛郎和织女，每年七月七日相会一次。于是，在石舫旁边又建起一座织女亭，而在八方亭下则铸起这头铜牛。

    修建完毕，总管太监李莲英下令开闸放水。一天一夜后，昆明湖放满，只见波浪滚滚，好不壮观。李莲英看得十分高兴，心想这下又可向慈禧太后邀功请赏了。谁知看着看着，忽然发觉情况不对，只见湖水波浪翻滚，风声大作，象征寿海乌龟的圆岛居然缓缓动了起来，而且伸出了一条十七节的长颈，开始向岸边游来。李莲英顿时吓得浑身发抖，瘫在地上站不起来了。正在这危急万分之际，只听岸边那头铜牛突然大吼一声，简直是惊天动地，那大乌龟立即吓得不敢动了，十七节长颈刚好搭到岸边。原来乌龟生来最怕牛吼，它的长颈后来便成为供人们行走的十七孔桥了。

    事后，李莲英更加认识到了这头铜牛的重要，下令要进行重点保护，还让人在上面刻上了“镇海铜牛”四个大字。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那年七月七日，正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在李莲英前来巡视时，突然发现铜牛也变活了。只见它两眼深情地望着对岸的织女，身子一晃，离开原来的位置，一步一步走向水中，慢慢向对岸游去。但是，因为湖面太宽，它游到中间便沉入湖底，再也出不来了。

    李莲英迅速把情况报告了慈禧，慈禧半信半疑，她亲自赶到十七孔桥观看，发现铜牛果然不见了。她立即下令，仿照原来的样子再造一头，置于原位。为了防止它再跑，还让人用铁链子将其锁上。

    到了第二年的七月七日，李莲英不放心，害怕铜牛再去会织女，便带人前来查看。待到中午时分，新铸的铜牛又动了起来，李莲英忙令七八个大汉上前去拉，一起拽住铜牛的尾巴拼命往回拖。由于用力过猛，只听“咔嚓”一声，尾巴齐根断了下来。尾巴一断，牛就没劲了，再加上又有人找来更粗的铁链子，七手八脚，总算把这头铜牛给锁住了。不过，从此它便成了一头没有尾巴的牛。

    当然这都是传说，不足为信。但为什么要在昆明湖边铸造这么一头牛呢？大体有这么几种说法：

    一是“五镇”说。传说北京城有金、木、水、火、土五大镇物。大钟寺有“钟王”之称的大钟是金镇，景山是土镇，昆明湖则为水镇，湖边的铜牛是为了镇水。

    二是“洪水标志”说。北京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昆明湖在北京的西北，比紫禁城的地基高约十米。到了多雨季节，仔细观察昆明湖水位与铜牛地基的距离，可据以做好城里的防洪工作。

    三是“牛郎织女”说。在昆明湖西堤的玉带桥附近，有一个栽着不少桑树的“耕织园”村。两百年前，那里的人们采桑养蚕，煞是热闹。而昆明湖东岸又有一头铜牛，于是把前者比作织女，后者象征牛郎了。

    美哉，十七孔桥

    记得小时候读古文，读到《阿房宫赋》中“长桥卧波，未云何龙”一句，总生出不少遐想：“长桥卧波”，绿悠悠的水面，缥缈浩瀚，架着一道长虹似的桥，该是多么美丽的一种景色呢？可是北国山村中，山多水少，是很少见到桥的，更不要说“长桥卧波”了。后来到了北京，虽非江南水乡，但是也有不少名桥。先看见堆云积翠桥，后看到颐和园十七孔桥，真是像一下了到了神仙洞府一样。“长桥卧波”的美景是见到了，此时真是置身在“长桥卧波”之中了。

    十七孔桥在昆明湖东面，连接东岸和湖中涵虚堂、龙王庙小岛。闽侯林纾在《游颐和园记》中追记庚子前到昆明湖畔的情况：“循河塘而东，至廓如亭铜牛之次，稍北有文昌阁，严扃其扉，寿富（人名）谓禁地不宜前，仍复南折，登绣漪桥，西望玉带桥，穹然高起……隐隐然，均不能至，而北望玉泉之上，微见楼殿数叠，出万树上。”这是光绪中期，林琴南进入颐和园的情况。可以看出，他是由东南角便门进来的。当年文昌阁的门是关锁的，文昌阁以北便是禁地了。

    十七孔桥之美，有四时之美，有晨昏之美。但更重要的是从不同角度去领略，即站在园中各处望桥，和站在桥上望园中各处。一是站在桥上眺望万寿山，这是十七孔桥的最好镜头。扶着汉白玉桥栏，欣赏万寿山、水波、雕栏、长廊、绿树、崇阁、黄瓦、青天、白云，浑然一体。如果世界上真有“蓬莱仙山”，那绝不会胜过这里。北京春天多风，在风天里站在桥边，望着昆明湖动荡着的波涛，似乎万寿山也会浮动起来，一线白石栏杆也成为一条晃动着的珍珠项链了。二是站在万寿山麓看十七孔桥。这在庚子前自然是办不到的，但颐和园开放之后，这便成为游人不可忽略的一个美丽的画面了。从知春亭一带，往北，再折而西，沿湖走，随处都能望到这一卧波长桥。宜晴，宜雨，宜雪，宜月，无时不是静静地卧在那里。如果你能坐船在湖中欣赏她，那就更美了。但读者中有谁知道吗？她并不是无独有偶的，她有个“姐姐”，在苏州石湖，“石湖串月”的“杏春桥”，同她的造型一样，只是没有她华丽。如果说十七孔桥是宫庭妃子，那石湖杏春桥该是江村的浣纱女了吧。

    烟柳荷乡什刹海

    北京虽然是旱地城市，但有水的去处也甚多，小自淙淙石泉，大至滔滔白浪。而人皆喜涉足者，便是烟柳荷乡的什刹海。

    位于北京中轴线西北角的什刹海，乃是三泓碧水襟带相连的街头公园。考其渊源，本是古海港。公元1291年，精通天文、地理、历法及水利的大科学家郭守敬，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修通元大都至通州一段运河，什刹海遂成为漕运终点。因其烟波浩渺，故称大泊子，亦称海子。元代诗人傅若金，曾以“海子”为题吟咏什刹海，中有“舳舻遮海水，仿佛到方壶”之句，描绘出当年粮船集聚之壮丽景象。

    元代以降，海水渐退，运道中阻。而庙宇梵宫次第修建，古刹几十座，错落其间，“海子”一名，遂被“什刹海”取代。

    古籍中不乏记载什刹海的文字。清末震钧的《天咫偶闻》中有一段曰：“然都中人士游踪，多集于什刹海，以其去市最近，故裙屐争趋。长夏夕阴，火伞初敛，柳荫水曲，团扇风清。几席纵横，茶瓜狼藉。玻璃十顷，卷浪溶溶；菡萏一枝，飘香冉冉。想唐代曲江，不过如是。”此段文字虽有过分夸张之嫌，但什刹海以其烟波魅力而成为京城唯一的纳凉胜地，则确信无疑。

    什刹海的魅力，恰如元代翰林宋黿的一首词所云：“浅碧湖波雪涨，淡黄官柳烟濛。”

    什刹海的水，确实惹人贪恋——早春，薄冰初绽，波清微漾，好像情窦初开的少女，敞开纯洁无瑕的心扉，用她那娇美的眼睛渴望寻求到圣洁的爱情；盛夏，波光潋滟，默默地忍受烈日的熏灼和暴雨的冲击，用她那碧绿的乳汁儿恩泽着绿柳、红荷乃至消夏纳凉的游人。

    垂柳匝堤，乍发芽时鹅黄如米粒，继而则翠绿飘柔，落花满路，拂着行人，拂着堤岸，甚至拂着水面，仿佛孝子对慈母竭尽拳拳之忠。枝头的麻雀，于晨光熹微时即开始“闹林”，千鸣万啭，欢唱不已。而日光炎炽时，则蝉鸣聒聒，响彻云霄，时有童蒙擎长竿而粘之，把玩之后送与遛鸟儿的老者，撒进竹笼，顷刻间即被小鸟儿啄食得皮开肉绽。

    凭栏凝望荷塘，一片红裳翠盖，斗艳争妍。清风徐徐，温情脉脉地拂着花与叶，摇拽着，颤动着；而缕缕的幽香耐不住塘中的寂寥，乘风飘荡，悄然钻入襟袖，沁人心脾，令人迷醉而流连不舍。

    沿着长堤迤逦而行，转向东北犄角儿，便可一睹“银锭桥”的旖旎风光。石桥微拱，小巧玲珑，踞清波之上，为前海与后海之分界。伫立桥头西望，波光粼粼，岸柳蓊蔼，此即后海风致。倘有雅兴，则俟红日衔山、云霞涌起之时，倚桥远眺，则西山之重岩叠幛，尽收眼底，文人为之陶醉，必然情不自禁地低吟唐代王维的诗句——“千里横黛色，数峰出云间”。由此看来，前人将“银锭观山”列为“燕京八景”之一，确实得其三昧而不虚夸也。

    陶然亭内本无亭

    北京的陶然亭公园一带，在金代原是京都东部城厢区。明清两代为著名的窑厂，专门烧制供应建筑宫殿和城墙的砖瓦。元明清三朝，不少官僚士大夫各自在陶然亭地区及附近，攫取一片土台、高岗、池塘、林荫，先后建起私家园林。陶然亭的名称，始于清康熙年间。当时任窑厂监督的工部郎中江藻，在窑厂南边的慈悲庵内，盖了三间西厅供他休息。他取白居易诗中“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中的“陶然”二字，命名“陶然亭”。

    江藻，湖北汉阳人，是一个喜爱山水的诗人，也是一个书法家。他所写的《陶然吟》和其族兄江臬所写的《陶然亭记》两块石刻至今镶嵌在敞轩的南山墙上。江藻自题陶然亭诗，后两句是：“愧吾不是丹青手，写出秋声夜听图。”推测当时，西有流泉，潺潺有声，令人神往。

    陶然亭明明是三间敞轩，由于用了一个亭字，引起人们不少误会，过往游人常在慈悲庵中寻亭不得。原来，中国古制规定，每十里设一长亭，以便行人休息。这种亭，并非今天园林中的凉亭，而是“道路设舍，所以停集行人”的小房舍。江藻建三间西厅，也是作为自己临时休息的地方，与古制中“十里长亭”的作用一样，故此取了一个“亭”字。

    陶然亭所在的慈悲庵内，珍贵的石刻还有彭八百的画兰石刻三块，均为中堂长幅，一大两小，嵌于大院文昌阁前西墙上；还有辽金石幢，如“慈智大德师佛顶尊大悲陀罗尼幢”，以及清末翁同龢的“城市山林”四字石刻，李鸿馗的“可以远眺望”五字石刻。

    在陶然亭北有一醉郭墓。醉郭名瑞，字云五。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目睹清朝时政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凶残，于是佯装疯癫，讴歌往来于市，以此表示对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反抗。他因佯装疯癫，如醉如痴，被人们呼为“醉郭”。死后，《京话日报》的彭翼仲出资办理丧事，将郭瑞尸身埋葬于此。“醉郭之墓”四字由彭翼仲题，其墓志铭系林琴南撰、祝椿年书。

    霜秋叶红游香山

    秋风阵阵，桂子飘香，每年到了这时，便不由得想起学生时代到香山看红叶的情景。那时，年轻力壮，只要有一人倡议，便会一呼百应。总之“西直门见，不见不散”。

    届时，一人一辆单车，打气筒、水壶、烙饼、鸡子儿、酱肉，自是必备之物。

    出西直门第一站便是玉泉山。玉泉池水清色碧，细石流沙，池底气泡有如万斛珍珠，不断从池底涌起。我们先痛饮一番清洌的泉水，然后将水壶装满。池水经一小桥下，东流入西湖，为燕京八景之一，曰“玉泉垂虹”。明王英有诗云：“山下泉流似玉虹，清冷不与众泉同。地连琼岛瀛洲近，源与蓬莱翠水通。出涧晓光斜映月，入湖春浪细含风。迢迢终见归沧海，万物皆资润泽功。”

    玉泉山顶有金代行宫芙蓉殿故址，相传金章宗曾在此避暑。过玉泉山，路边树木成荫，渐入佳境，已可遥见西山重峦叠翠，白云碧树，令人赏心悦目，不觉车行劳顿。

    行至碧云寺小憩，瞻仰中山先生衣冠冢金刚宝座塔。从碧云寺折向东行，约六七里便是卧佛寺。寺中有娑罗树二株，娑罗树子形似橡栗，可做念珠。

    过了卧佛寺，便可直奔香山深处，经青龙潭，探秘魔崖，入宝珠洞，最后在周家花园野餐。举目望去，山上坡下，果真是红紫烂漫，层林尽染。山中杂以柿叶、柿实，叶紫实丹，远看如满树金星。偶然阵风吹来，落叶纷纷，红紫遍地，如置身于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之中。多数红叶是一面红、一面黄，在风中红黄二色交替翻飞，只此一景，便令人心醉，流连忘返。

    香山之美，在于红叶，这里的红叶并非枫叶，而是一种黄栌。站在高处向西南坡望去，遍山满坡的黄栌，展丫舒枝，迎晖饮露，叶焕丹红，如花似锦，不由得令人吟出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再东瞰颐和园昆明湖，平波如镜，玉泉宝塔，挺立呈奇。西北面永定河，奔出峡谷，宛若白练，卢沟桥隐隐约约横跨河上，似玉带长虹，真是气势磅礴，景象万千。

    入大学后，每年一次香山之游仍不能废。学校亦常有全系学生作香山、西山游之举。届时，路过海淀，便将水壶装上该镇著名的“莲花白”酒。入山后，在饱览红叶之余，同学三五人择一山坡，清除杂草，架上携来的铁枝，捡来松柏枝，取出早已切成薄片的牛、羊肉及酱油、大葱。一刹那，便是烤肉香味四溢，佐以烤熟之马蹄烧饼，有酒有肉，衬以四周山色、姹紫嫣红，诚为赏心乐事。脚下便是北京城软红十丈，尽收眼底。目中所见，有片片红叶；耳中所闻，是泉声鸟语。微醺之余，几忘置身尘世。一年容易又秋风，正是香山叶红时，如今匆匆便是三十余载，当年曾游香山者，不知尚复忆及此情此景否？

    漫话香山之“翠”

    朋友相聚，偶然谈及香山，交口称颂香山红叶之美。深秋时节站在山高处，俯视脚下莽莽苍苍的黄栌，泛红流丹，浩无涯际，真似波涛汹涌的红色海洋。然而香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翠”。它虽与玉泉山、万寿山不同，没有大面积湖水，但山峦林木之盛却远胜玉泉、万寿二山。

    香山之“翠”，并非近代始为人赞赏，而是自古已然。明朝孙丕扬就写过这样的诗句：“人传宝地紫光收，天语香山翠色淫。”比孙丕扬稍晚的袁宏道也曾作诗予以肯定：“真人天眼自超伦，翠色香山此语真。”从这些题咏中可以看出，香山之翠是历史悠久的，它那绰约多姿布满林木的峰峦，像装点着翠玉似的蜿蜒起伏，翠柏苍松，无处不有。

    香山山林之胜久已有名。金朝完颜雍于大定二十六年（1186）建成香山寺于此，尔后还做了皇帝的行宫，名气更大。元代以后，又有过一些修建。明代香山就具规模了。“齿翠置殿树，级石上穹昊。高卑名称妙，曲尽结构巧。有泉如线缕，盘转出松杪……绮丽谁所营，民力为兹稿。”（明李梦阳诗）清乾隆十年（1745），又在过去的旧址扩建了许多殿宇、台榭、亭阁、塔坊，并改名为静宜园，作为清代皇帝避暑消夏和离宫之一，与静明园（玉泉山）、清漪园（万寿山）并称为“三山”。在弘历一番经营后，建筑更加精美：“依岩架壑，为殿五层，金碧辉映，自下望之，层级可数。”当时就有所谓二十八景之说。从这些景物的名称看，也着实突出了一个“翠”字。例如，绿云舫、听法松、翠微亭、青未了，还有那称为“翘首眺青莲”的芙蓉坪，太阳落山时，翠色愈重的重翠崦。绚秋林更是“丹黄朱翠，幻色炫采”。从削壁山岩之间，刻满的题咏的用字来看，如“梦屏”“翠云”“留青”“飞秀”，等等，也都不难理解是因“翠”而作的。

    若是从北门入园，遥望山岭重叠，更是苍翠欲滴。诗云：“山行弥日山亦奇，乱峰扶翠纷参差。”张养浩写的这个“翠”字，可谓到家了。游程最后的风景点，是静翠湖。这里的“翠”，更是惟妙惟肖了。绕行湖岸，随意四顾，你周围的景色，除了翠的还是翠的。垂柳是翠的，榛莽也是翠的，那密布的古柏古松，则是翠耸云霄，气势非凡。从湖的北岸相望彼岸，游人在翠微之间若隐若现，不禁使人想起李白的诗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北京的教堂

    北京保存了不少具有西方建筑风格的各式教堂。例如，明末清初修建的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亦称南堂），王府井大街八面槽的天主教堂（亦称东堂），西安门内的西什库天主教堂（亦称北堂）。此外，在北京城内还星罗棋布的保存着一些较小的教堂，如米市大街、缸瓦市大街、交道口和朝阳门内大街的基督教礼拜堂或天主堂等。

    教堂的建立是随着传教士的活动而兴起的。1540年教皇保禄三世命令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耶稣会。于是明万历八年（1581），利玛窦、罗明坚和巴范济等人作为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根据中国当时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迎合中国人崇尚儒家思想的“合儒”“补儒”以至“超儒”的传教政策。其本人以及许多传教士均著“儒冠”，并精通汉文、历法和数学等知识，还想方设法打入宫廷。不久，利玛窦得到皇帝赏赐和允许，在今宣武门左侧买地建堂，即今天的南堂。

    南堂的建筑属于庄严凝重的罗马式风格，就其历史和规模来说，均为国内少见。它之所以引起清帝重视，主要因为这里住着许多当时知名的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汤若望原服务于明朝，曾参加过修制《崇祯历书》和制造火炮等工作。清兵入关后，他又投靠清朝，并得到顺治帝与摄政王多尔衮的赏识。顺治帝称他为“玛法”（满语，意为可尊敬的长者），加封他为钦天监监达。

    顺治、康熙两朝，天主教在中国发展较快，仅从1651年至1664年，全国入教者至少有十万四千九百八十名。又如雍正三年（1725）前后，仅南京地区就建有教堂近百座，教徒达六万人以上。北京许多教堂也是此时修建或重建的。

    王府井八面槽天主教东堂，亦属仿罗马式建筑，顺治十二年（1655）钦赐兴建。

    西安门天主教北堂，属于高耸挺拔的歌特式建筑。今天的北堂不是最早的北堂，它原在中南海西畔蚕池口。光绪十一年（1885）慈禧太后要修葺中南海，她顾忌坐落在中南海西畔蚕池口的北堂塔太高，在其顶部能望见宫苑内的活动，故下令让其搬迁，北堂塔乃于光绪十三年（1854）迁到此址。

    原来的北堂始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当时康熙帝身染疟疾，久治不愈，后经传教士洪若翰等人用奎宁治好。康熙非常高兴，除赏赐礼物外，并决定将坐落在蚕池口的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旧府赐给他们建堂。

    坐落在西直门的天主教西堂，亦是一座灰色西洋式建筑，规模略比南、北、东堂小。

    此外，康熙执政期间，在北京东直门内建立了东正教堂。雍正初年在崇文门内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修建了另一座东正教堂，名为“奉献节”教堂。

    孔府花园多逸闻

    在中国，一个能完整保存九百余年的古老花园，大概只有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的孔府了。

    孔府花园始建于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当时的孔子四十六代嫡孙孔宗愿，封号由“文宣公”改为“衍圣公”，乃扩建孔府，同时修建花园。开始规模甚小，后经历代修葺，特别是明弘治年间的宰相李东阳、明正德及嘉靖年间的权臣严嵩，以及清乾隆皇帝等，前后三次大修，把个孔府花园打扮得焕然一新，俨然可同皇家御花园媲美。

    孔府花园位于孔府九进大院的最后，占地五十余亩，假山、池水、竹林、石岛、亭台、水榭、花坞、曲桥等一一俱全。40年代笔者曾往游。记得花园假山位于园之东南，皆由各地奇石怪岩构成。依山势而论，有远山近水之分，高峰低峦之别，巉岩幽谷，盘回曲折，洞邃峰奇，若隐若现，羊肠小道，台阶层砌，花木扶疏，从山下一直长到山顶。园林师别具匠心，为使假山喷珠撒玉，特别在山边沿巧布太湖石，平时泉水滴滴，雨天瀑布飞挂，景色之美如同仙境。

    孔府花园的名花异卉堪称独具特色。那五百余岁的铁树，躯干粗犷，叶肥茎硕，花开花落，依然生机勃发。生长四百余年的“王柏抱槐”，一株王干，槐穿柏身而生，声喧如虎豹、躯枝似虬龙。三百余载的蜡梅，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百折老干，千条青枝，给人以铮铮铁骨，不可压摧之感。还有那二百余春秋之枣藤，盘根错节，扶树伸展，两人合抱，冠若天棚。尤其是北国稀有的佛手，更为花园一绝。那奇特的手形果实，色泽金黄，其香之清洌，抚摸片刻，周身的香味三日犹存。

    至于花园的名贵之花，何止百种千种。孔府主人为一年四季都能观赏盛开的鲜花，集天下名花于一园，四季常开，月月不败。诸如一月的蜡梅，二月的水仙，三月的迎春，四月的牡丹，五月的芍药，六月的丁香，七月的百合，八月的凤仙，九月的桂花，十月的芙蓉，十一月的金菊，十二月的升牙红等，此起彼落，争放异香。尝阅《孔府档案》，读到《孔府花园诗稿》，厚厚一本，全是咏赞花园的。别的都忘了，尚记得孔子七十三代嫡孙孔庆镕写的四句：

    园林亭榭好，岁岁客凭栏。九月寻篱菊，三春就牡丹。

    孔府的花园，可以说是由皇宫的银子堆起来的。第一次大修时，负责设计和监工的人是吏部尚书、太子太傅、华盖殿大学士兼国史总裁李东阳。

    李东阳为何出那么大气力，苦心经营孔府花园呢？原来，李东阳有个女儿，是孔子六十二代嫡孙、衍圣公孔闻韶的一品夫人。这位长沙出生的大家闺秀，李东阳视若掌上明珠，不但模样长得美，而且对游山玩水观月赏花亦极感兴趣。有一天，李女闻得未来夫婿是当时的孔府小圣人，便告之乃父，虽然府邸、人品都称心，倘若花园不如意，也不能嫁。李东阳当场言定，要为爱女修一花园，不出孔府，就能饱赏江南秀丽景色。于是一座集南北风光特色于一园的孔府花园，在他的督修下告成。为此李东阳曾四次作诗刻碑，记此盛举。

    明嘉靖年间大修时，当朝的权奸严嵩，看到举国上下，除皇宫外，权势最大者，莫过于孔府了。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他决定与孔府攀亲，将其亲孙女嫁给孔子六十四代嫡孙衍圣公孔尚贤为一品夫人。严氏女进府后，严嵩一则为显示权大无边，二则为其孙女生活悠闲，便调集全国名园林师，广搜天下奇花异石，扩建重修孔府花园。后来，严嵩被弹劾治罪，其家产虽倾荡一空，但他修建的孔府花园，却丝毫无损。据说，严嵩自罢官后穷困潦倒，曾去孔府孙女家求援。无奈朝廷有令，相助严嵩者皆从严惩处。衍圣公孔尚贤也担心舆论的压力，有意回避严嵩的求见。严嵩孙女便偷偷将严嵩藏在孔府花园内，一日三餐，靠她用餐时多留下的食物供应。府人问之，她就说在花园里养了一条狗，别人喂的食它不肯吃，喜欢女主人施舍给它食物。她身为一品夫人，谁还敢追究呢？严嵩落魄到如此地步，真可谓“多行不义必自毙”。据说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老贼就一命呜呼了。

    清乾隆年间，孔府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重修扩建，主持者是乾隆皇帝。原来，乾隆也看见了孔府这块万世繁荣的圣地。因此，也与孔府攀结起亲戚。乾隆将爱女嫁给孔子七十二代嫡孙孔宪培，做衍圣公的一品夫人。但乾隆是满族，孔宪培是汉族。按封建法规，满、汉不能通婚。群臣献策的结果是，乾隆让女儿改姓，认汉族中堂大夫于敏中为义父，以于氏之女嫁进孔府。

    孔府花园经过帝、王、将、相、公、侯、伯、爵历代增修扩建，修筑得山林清幽，洞窟古雅，花团似锦，池桥涌波，使人难分北国江南。但是，事情有时也奇怪，聪明人做起糊涂事来，真叫人哭笑不得。下面说一件花园主人当代小圣人孔德成之父拆挖花园景物的事情。

    据说清代末年，年届花甲的孔子七十六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尚未得子，心中不免有些着急。后听说家宅的风水中有不吉利的地方，才妨碍了早生贵子，便请来风水先生诊断。此位风水先生装模作样，每日享用着山珍海味的“孔府宴”，花去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察看孔府前后。最后他对孔先生说：“你这个府邸是按八卦样式建造的，七星楼上风水都不错，只是后花园的假山上凉亭建造得太高，超过了七星楼，压住了好风水，所以夫人们不能生子。”孔先生信以为真，急忙派人把花园山上那座金碧辉煌的古亭拆掉了。过了一些时日，夫人们还是没有怀孕的迹象。孔先生又把风水先生找来，此人一到就说：“我早就知道公爷要找我，上回我忘了说，你这个圣人府，地上不能挖坑弄井的，最忌讳‘坑’‘井’二字。‘坑害’‘陷阱’都是大凶。花园里那个养鱼池，挖得太深了，破坏了府邸的风水。”衍圣公一听，觉得有道理，赶快命人把个清水见底、碧水盈盈的养鱼池给填上了。接连两次，风水先生捞了两大笔财，然后溜之大吉，可是夫人们还是不生孩子。后来，孔先生爱上了丫鬟王宝翠，纳为夫人，接连为其生了二女一男，第三个是公子，这就是孔德成先生。

    据说，孔德成出生时，孔府人为盼其早早降生，把孔府千门万窗统统打开了，连平日紧闭，只在帝王祭孔时才能开启的重光门，也毫无例外地打开了，并且挂上了弓箭，祈求“速到”“飞快”。事情偏不顺当，王夫人难产。有人提议，光打开孔府门窗还不行，“小公爷”是圣人之后，应该把孔子庙的大门也全部打开。结果还是迟迟未出生，怎么办？于是，一位智叟公提议，将“鲁班高八丈”的大木牌，悬挂在孔府的最高建筑——后堂楼，那儿是孔令贻先生和王夫人的卧室。结果木牌一挂，小圣人孔德成竟出世了。

    杜甫草堂何处寻

    四川成都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古城。仅举出名气最大、游人最多的两处文化古迹——诸葛武侯祠、杜工部草堂，便可足证此言不虚。

    杜工部草堂即杜甫草堂。杜甫生前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尊敬他的人都不呼其名，称之为杜工部。

    杜甫草堂在成都市西郊。那里有一个百花潭，已辟为百花潭公园。从百花潭再西行三四里，杜甫草堂在焉。成都人每到农历五六月盛夏时节，常与家人好友相携一游杜甫草堂。一则那里风光幽美，是消夏休闲的好去处；二则表达了人们对古代这位诗圣的怀念之情。

    现在的杜甫草堂比原来的范围扩大了许多。杜甫生前穷愁落寞，死后却一千二百年来盛誉不衰。所以，草堂园区内除“工部祠”为旧时（可能建于清代）建筑外，其他亭台阁榭多为改建或经过整修的。

    进了园区，走过一座浓荫下的小桥，便是一间大敞厅，两侧有长廊通往诗史堂和其他建筑。诗史堂中有杜甫塑像，瘦骨嶙峋，傲然迎风。雨庑是据杜甫诗意所绘的名画陈列室，其中多是近现代名家的佳作，有林琴南（纾）、溥心畲、张大千、徐悲鸿、刘海粟、傅抱石等的人物画，有汤定之、陈半丁、吴湖帆、郑午昌、关山月等的山水画，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画馆门旁悬有一位当代诗人题写的对联：“世上疮痍，诗中圣哲；人间疾苦，笔底波澜。”区区十六个字道尽了杜甫的生平遭遇，也赞颂了诗人和他作品的伟大之处。

    廊庑的尽头有水槛，诗史堂对面有草堂书屋等建筑，其中陈设着自古至今出版的杜诗的各种版本，还有杜诗的近代各种文字的翻译本，也有一些评介杜诗的书刊。从这里走过，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诗人和他的作品是不朽的，它们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在长廊环绕的不小的庭园里，万紫千红，百花竞放。凡是杜甫在诗中描写过的、提到过的花草树木，几乎收罗遍及，植于此处。

    杜甫草堂也像诗人杜甫一样，历经了雨雪风霜，兵燹天灾。在30年代，这座园林一度沦为某军事机关的马厩。众所周知，杜甫虽为文人，但是却极为爱马。他写马的诗如“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一千多年来为人们所喜爱与传诵。想不到真的有马儿来与他为邻了。可惜马儿加“丘八”对草堂却有极大的破坏性。屋顶洞穿之后，一位好心人为防风雨侵袭，还给杜甫塑像上戴上一顶斗笠，杜甫九天有知，也会感谢他了。当然这是后话，现在早已焕然一新了。

    绍兴沈园情依旧

    在浙江绍兴市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园林，它就是南宋时的名园——沈园。这是当年陆游与唐琬邂逅的地方，因此地原为沈姓旧业，故称沈园。

    沈园小巷幽长，庭院深深，古桥流水，蛙声一片。园中的小池形如葫芦，故名“葫芦池”。池上有石板小桥，连同池边的假山、水井，均是当年旧物。身临其境，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南宋伟大诗人陆游初婚唐琬，后被迫离异。绍兴二十五年（1155），时年三十岁的陆游与唐琬在沈园相遇。当时唐琬已改嫁，陆游也另娶。面对金兵入侵国家，自己壮志未酬。国家危难，仕途艰难，再加之自己的婚情蹉跎，使诗人感慨万千，不禁挥毫在沈园墙壁上题下《钗头凤》词一阕：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江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唐琬面对《钗头凤》，情愁万千，一盆泪水，写下了意味深长的和词，留给后人一段沉思：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晚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名，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这就是八百多年前，发生在沈园的一段缠绵的故事。有了这段故事，沈园不仅名声大振，而且增添了神秘色彩。沈园，传颂着一首千古绝唱的词话，一个讲不清的“红楼之恋”。

    当年笔者进沈园，记得往右一拐，便是古朴庄重的双桂堂。那是用竹篱笆围起的园中小园，后被辟为“陆游纪念馆”。在这里，不但能纵观陆游坎坷一生，而且更能领悟到作为“剑南诗派”的开山鼻祖的陆游，为后人遗留的一首首耐人寻味的诗词。那近万首诗词的《剑南诗稿》《渭南文集》，便是陆游一生的写照。清末民初学者梁启超曾赞叹道：“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十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据闻，近年来在对沈园的陆续维修中，发掘出了自六朝、唐、宋、明、清各时期遗址遗物，尤以宋代的遗物——水井、假山最为壮观。而园西登高而建的闲云亭，以双亭连在一起，无疑是后人的一片诚心所在，也为沈园遗留的陆游、唐琬故事，平添了一层遐想的色彩。

    人已去，楼已空；词还在，景依旧。这就是绍兴沈园留给笔者的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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