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忆念记：亡人

    年初三接到一短信，大学时的一位老师死了。他对我的好，均在记忆里封存着的。听到他的死，那些记忆瞬间散开，变成隐约又模糊的悲伤。

    老师姓寇，他喜欢穿浅色的夹克。他在秋天带领我们全班学生看菊花，去龙亭公园。公园被两个湖夹着，像个岛。他走得很快，也不拒绝学生们和他照相，他笑着，一双手揣在兜里。然后就让我们写诗，关于菊花的。我那个时候是个狂热的诗人，抒情得很，不放过任何一个事物。我写了一组诗。其中有一首诗的标题叫作《饥饿天空蓝蓝的》。寇老师就在课堂读我的诗，读完以后，笑一笑，说，不懂。

    虽然不懂，老师还是完整不动地发在了校报上，老师那时候编辑校报副刊。

    他教授写作课。

    我又想起他冬天戴着鸭舌帽的样子，深色的鸭舌帽。下雪了，他戴着帽子走进教室里，后来，他在黑板上画柳树，还有天空里的云彩，还举我的那首诗的名字，他说：饥饿的天空蓝蓝的。

    我去过他家里一次，还吃了他们茶几上的苹果。是冬天的甜，我回到宿舍，一路上都觉得甜。

    然后他就退休了。

    毕业后再见到他，他笑着说，我是他最后一届学生。

    我到了一个县城工作，宣传部。我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下乡，和一些养猪的人打交道，种蘑菇的，还有骑着红色摩托车的村支书。

    我和一个乡干部交了朋友，他开着车带我去偷农民的西瓜。正在吃西瓜，传呼机响了，那是1997年，我有了第一个通讯工具。等我回到县城，回过去电话，竟然是寇老师。

    他精神出奇的好，依旧戴着深色的鸭舌帽。是夏天，但我知道，帽子戴得久了，已经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了。

    他住在宾馆里，有专门的司机。原来，我所工作的那个县城的县长是他的学生。吃饭的时候，我和那个县长握手，在老师的眼里，我们的区别不大。吃完饭，老师坐着车子走了。渐行渐远，模糊成一片秋天的叶子。

    后来就知道他有了病，版本不同，有说是家族的病，又有说做了手术，切除了身体里的某个器官。听到这些消息时，我正在奔波于某个外地城市。老师的模样已经模糊成一顶帽子，深色的鸭舌帽，还有那句鼓励我的话：你要珍惜自己的羽毛。

    我的羽毛。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被这句话纠缠，有些莫名，我找了好久，我想知道，我的羽毛究竟躺藏在身体的哪个部位。

    老师的那句鼓励，是希望我用自己的羽毛飞翔吗？

    的确。每一个人都是要飞翔的。只是出发点不同，方向不同，最后所抵达的地点也不同。

    老师并没有飞翔，又或是，我们遇到的时候，他已经停止不前了，他的羽毛被岁月割刈。他一定是对羽毛有深厚的感情，一旦发现我的羽毛，就有爱护的冲动。

    他停在了冬天里，年刚刚过，他就去了。他一定是喜悦的，在鞭炮声里整理自己的羽毛，然后用尽了力气，乘风飞去。

    年初五上午，我参加了老师的追悼会。那天殡仪馆里人出奇的多，哀乐把所有人内心里的敏感与好奇一丝丝剥去，只剩下冷风和寂寞。

    死，是对生者的一种告别。

    在那个把人化成烟和灰的场地，人的表情被简化成夜晚，暗淡、绝望。我遇到几位大学时的老师，都只是说几句简单浅近的话，随即就被殡仪馆里的气氛埋没。

    那一天，排队火化的人有六个。那是六个悲伤的主题，分布在到场的所有人的面孔上，所以，整个殡仪馆被混乱和陌生笼罩。那些低语声像一段破旧的视频，被哀乐裹挟。我在一棵古树下站着，等着通知我的同学找我。

    见面后握住手，说简单不过的话。

    那不是一个适合讨论或叙旧的地点，打电话的人把声音压得很低，初次见面的人，握手时紧紧地控制着微笑的尺度，似笑非笑之间突然就停止了，然后安静下来，被哀乐席卷了，成了站立或者静止的空壳。

    我想起老师深颜色的帽子，我想到菊花，想到他读我的那首《饥饿的天空蓝蓝的》，觉得这些记忆突然就模糊了。变成草，荒芜的草。变成被人踏成泥泞的一场大雪，模糊又不急于融化。变成紧急的奔跑，走到河边止步。变成一声尖利的刹车声，变成大雾，变成跌落在河流中的书籍，那些文字渐渐被水冲洗掉，成为令人心痛的白……

    在殡仪馆，极容易丢失自己。大概是身体和灵魂分离了，又或者是灵魂被沉重的音乐和气氛逼走了。

    一拨人进去，另一拨人出来。殡仪馆很小，来来往往的人们，在这里让灵魂得到清洗。

    我沉默的时候会东张西望，心里想，如果某一个陌生人似曾相识，那一定是我的灵魂临时跑到了他的身体里。

    我忽然有了在殡仪馆阅读现实版《聊斋志异》的兴趣。时间并不对，抬起头，就能看到，饥饿的天空蓝蓝的。我却顾不了这些了，我想在那距离死亡只有几十米的殡仪馆院内寻找一个真正死去的人，我要找的不是我的老师，也不是其他等待着火化的尸体。我想看到一个如花一样的面容，在某个角落里冷观世人执著于小悲伤和小欢喜，然后突然飘去，变成凌寒独自开的梅花，又或是变成某棵树上叫声尖厉的鸷鸟。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我并没有看到躲藏在众人身后的逝者，我看到的多是被世俗击打得只剩下平庸表情的人。他们屈服于任何一条戒律，更服从于任何一种价格，他们在小节上讨价还价，却丢失了人生最为丰硕的精神领地。是的，那众多被哀乐包围的面孔，让我联想到屈服、恐惧、庸常和失意。这个特殊的场地，它用一种特殊的背景音乐，画出了众人的精神特质。那么令人悲伤。

    我也是这样吗？

    在殡仪馆里，我仔细地检阅了我一年来被世俗生活击中的伤口与无奈。

    显然，我距离死亡尚远，但那种庸常的苟活其实和精神活动无关，我宁愿身体死了，而精神依旧活着。就像我死了，我的灵魂照耀着其他人。

    灵魂的事，在殡仪馆里成了一种困惑，像大雨，湿了我想象的翅膀。我去卫生间一趟，又和一位老师努力回忆了十多年前贴在旧墙上的一些片断。向内的。有些灰暗的青春，那么紧张，不堪回首。

    我拉不回已经随音乐飘远的灵魂，死亡在这里变成一种燃烧，肉体被烧焦的气味笼罩，像打捞的绳子突然断掉，像一记耳光突然打来。

    气味也是可以打人的，声音也是。

    一阵哭泣声把气味遮掩，那是对灵魂的另一种追逐。哭泣是碎的，拥挤的，像食物，平常的，却有合适的温度。灵魂和家常的事物接近，食物喂养身体，也喂养灵魂。

    食物。我的灵魂被那断续的哭泣拉回，对风，对周围的面孔有了注意力。

    但是，我最终没有发现老师的灵魂，在追悼会的仪式完毕之后，我把挂在衣服上的一朵白花摘下来，留在了老师遗体旁边的花篮里。待一会儿，这些纸花将会和其他花圈一起被焚烧，变成一句又一句的祝福。

    我看清楚了已经死去了的老师的身体，他没有力气了。

    他没有儿子，几个女儿在旁边哭泣不止。那是人世间最为简略的诗句，表达悲伤，其格式大致如此：爸，爸，爸……

    离开殡仪馆的时候，我抬头看天，看到彻底解决死亡的那个大烟囱。那里正冒着青烟。

    我忽然想到老师对我说的那句话：你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我现在明白了，要保留好自己的羽毛，等有一天，我变成烟，可以飞翔，到天空里。

    是啊，那饥饿的天空蓝蓝的，它收容一切，包括灵魂。

    之二 聚会记：旧同事

    旧同事见面。

    我先到。然后是小穆、大伟、马总编、付咏、毕雪征、王琛。刘明霞最后来。这些人，我们先后在一起达四年之久，在一个单位。

    叙旧。各自的现状多是喜乐，这和经年的奋斗以及个人能力息息相关。作为当年我们的领导，马总编很欣慰。

    我们之所以一直怀念在一起的日子，是因为那段时间是发光的，虽然磕绊，但总伴着喜悦。

    细想一下，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几乎都把一生中最为美好的年岁给了那本杂志。只是可惜，那本杂志并没有珍惜我们。

    时常会遇到这样的人生际会，就像我们年少时喜欢的人，可是，她们有自己心仪的人生方向，根本不珍惜我们。这或深或浅的错愕总会成为忆念的理由，多年以后，每每自己稍稍有了成就，总会想去证明当初的被忽略或者被轻视是她们的损失。

    想想，有时又会释怀，觉得一切都轻如落叶，风一吹便不知所踪。

    真正的生活属于内心，那种证明给别人看的心态，完全缘于自己的看不开。

    聚会的人中，毕雪征和我同事的时间最久。如果用韩东的一句诗来描述，大致是这样的：一天一天，时间把她逼得结婚生子。她大方得厉害。她突然就结婚了。

    当然，这个突然是说她的恋爱谈得相当沉默。我记得她大着肚子和我们一起出去旅游，晚上顶着月亮打牌至深夜。

    她肚子里的孩子在那个晚上后不久就生了出来，起了个让我们所有人都哈哈大笑的名字：成名家。她爱人姓成。

    大伟是和我一起相处较久的同事。他有些胖，显得卡通。他热爱笑，节奏也很好，所以，他出现在任何场合，都会开心。

    我们两个一起出差，专门去各个地方政府的大院里大便，出来以后，进行仔细的评价，然后哈哈大笑。我们还对着路边的女孩吹口哨，大声地说，我们有钱，有钱啊。

    所以，我们两个一见面，就会想起某次无聊的场景，哈哈笑个不止。

    转眼，多年就过去了。

    付咏是待得较短的同事，她那时年纪很小。大概正好是圣诞节，她在办公室的小黑板上写寂寞的台词：今夜谁与我同醉。她还在酒吧里抽烟，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

    刘明霞是外语系的高材生，她声音加了糖，也比别人慢一拍，特别好听。

    王琛是变化最小的一个，她善良着，一直待嫁。

    旧有的同事聚在一起，我们突然就变成肝胆相照的朋友。一年一年，时间把我们身体上的缺点变成本质善良的标志。那些个不完美成了彼此最为忆念的印记。而完美的优点却又变得平庸而记忆不起。

    在座的人除了付咏和王琛，都已经成家，扮演起人生另外的角色，内心被各种诱惑和压力塞满。从模样说，我胖了。马总编风采依旧。大伟和小穆变化不大。毕雪征和刘明霞两个美女变化也不大。

    时间过去了多年，我们的内心变化不大，这说明我们延续自己旧有的生活习性，没有刻意地改变自己。是忧伤的，也是令人欣慰的事情。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被日复一日的生活追逐着，每一刻都会变化，内心丰硕，模样枯萎。但有一些根茎是不变的，它根植于我们从起点出发的姿势里，不管开出多么鲜艳的花朵来，都不过是得益于根茎部那一堆牛粪。

    吃完饭。我说，我要减肥，我要回到身体的某一段从前的样子。

    其实，就像我们在吃饭时所说的，我们回不去了。美好的自己，拙劣的自己，都已经上演了，我们不可能回去纠正了。

    我不后悔。

    之三 多多记：他是我儿子

    上午十时，我抱着赵多多去医院打百日破的疫苗。刚到楼梯口，他就哭了。

    医院里来往的医生或是打扫卫生的人看见他，都笑，说，看这个孩子的眼睫毛。

    他不亲昵我，即使是我抱着他，他也是做好了随时离开我的准备，每每是这样。这一次，他突然把头靠我的肩膀上，摇着头，哭。我把他的身体好好地调整一下，看了一眼他的睫毛，的确好看。

    现在，我只能说，他真是一个好的演员，不需要酝酿情绪，泪流不止。他的眼泪把我击中，柔软，收紧，甚至不知所措。他大概闻到了某种和疼痛有关的气味，他觉得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已经被针头刺中，他忍不住自己的疼。

    我显然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他只有六个月大，我就去了外地工作。大约过了三个月，才见到他。当时，他看到我就哭了，或是表达不满，又或是完全把我当成了陌生人。

    然后就带他去看海，沙滩上的孩子很多，他有些高兴，屁股撅着，像要从沙里找到爸爸。他毫不犹豫地将一把沙子塞到嘴里，那么勇敢。

    那天我一直抱着他，怕他再一次把沙子塞进嘴里。他用手里的一个塑料铲子，一会儿指着海里的船只啊啊啊，一会儿指着骑沙滩自行车的人啊啊啊。

    他只会啊啊啊，快乐了，会啊啊啊，饥饿了会啊啊啊，想尿尿了会啊啊啊。

    果然，他尿到了我的衬衣上。我的青蓝色衬衣，湿成了一个中国地图，遗憾的是，这个地图稍大了一些，大约是元朝的地图，把周围的国家也一起吞并了。

    我打他的屁股，他正在喝水，指着我的衣服，大概要表达是他尿的，他啊啊啊，我觉得，他的声音那么好听，像刻在我记忆里最为动听的音乐。

    之后，又是半年才见到赵多多。他学会了打枪，他还很下功夫地趴在地板上，见到我站在地上。他爬起来，跑过来，拍了拍我的屁股，然后又趴在地上，对着我。

    他已经学会了叫爸爸，在电话里，声音很大呢。

    可是，见了面却不叫。给他糖吃就接住，仍然不叫。直到我拿起他的玩具电话递给他，他才对着话筒叫爸爸。

    现在，赵多多正趴在我的肩膀上啊啊啊地哭泣，我有些不知所措，只是一味地说：多多最勇敢，多多不怕打针。我语气委婉，我觉得，这时的我应该用温暖的声音来安抚孩子的情绪。然而，他对我的话没有反应。他不惧怕我，也不亲昵我，他对我，整个是陌生。

    中医院的四楼，是孩子种疫苗的科室。到了四楼就听见不同年龄孩子的哭泣声，那些声音波段的长段及分贝各不相同，所有这些哭声，都像是冰冷的针剂一样。

    而此时的赵多多竟然不哭了，他一只手抓住自己另一只手。围着我转了两圈，没有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他有些拿不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我一直想知道一个孩子对疼痛的理解。在医院里突然找到了答案。

    那是隐约存在于他内心的一个开关，这些开关只关于饥饿、温暖和疼痛。前两者是母亲给的，而后一点是医院给的。

    金属刺入身体，又安慰说不疼。这样温柔地杀人，对于一个孩子，只能种下恶果。

    在注射室里，两个月的孩子看见针是没有反应的，他们是钝感生活的真正代表，迟一些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看到伤口才叫喊出来。

    可是赵多多不会，他曾经也是钝感生活的热爱者，我亲眼见到过他懒洋洋地伸出胳膊递给护士阿姨，涂抹碘酒，等着享受针头刺入胳膊一瞬间的凉意。那时他只有两个月不到。现时却不同，他被前面打针的女孩的哭声暗示，突然间咧开嘴哭了起来。我听出来他的悲伤，他毫不保留自己的羞涩，他声音里的疼痛是打开的，他的声音传达出奔跑的意象，我甚至看到他把一个又一个词语用哭声哼了出来，只是，我并没有听懂。

    从医院里出来，我给他买了甘蔗，他吃一口，蹲在地上吐了一会儿，我叫声他的名字，他便跑起来，嘴里面还发出哒哒的射击声。

    离开医院，他已经忘记了刚才的自己。仿佛那个哭泣的孩子不是他。

    之四 怅惘记：他们去哪里了

    整理在北阳台上的旧报纸。用麻袋盛放着的，是上次搬家时堆放到那里的，近五年了。

    那是我前些年热爱收藏报刊创刊号时积攒下来的，那个时候，还认识了好多喜好收藏的朋友。

    有一个腿瘸的人，他姓庄，爱收集邮戳。听说他原来是某个县的县委书记，一场大病差点要了他的命，之后，被各种各样的事业闲置起来，遂养成此嗜好。他天天奔波于多家报社和杂志社，去找信封。到我们那里，我最照顾他，每一次都把信封放好，等着他来。

    他也把我当作朋友，因为一场病，他的口齿有些不清，我的名字却总是叫得清晰。

    他在别的单位遇到了报纸的创刊号或者停刊号总想着我，给我带过来。

    他孤独得厉害，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他，我随口赞美他一句，他便执著地邀请我去他家里参观他收藏的邮戳。

    他的家在省委家属院，仿佛爱人也是省委的干部，住房相当的好。

    他热情地把我带到阳台上，我惊呆了，整个阳台像破产了的信封印刷厂，全是捆扎得整齐的信封。让我惊讶的是，那些信封没有灰尘，像是昨天刚刚堆放在那里。他说，他收集的邮戳是分类的，分类错字系列、骂人的系列、论语系列……每一天都要整理，他自己制作了专门的鸡毛掸子，说话的时候，他开始认真拂去信封上的灰尘。

    他给我看他收藏的骂人的系列，很好玩的，每一个邮戳的地名都让人笑，譬如昏头，譬如白吃，譬如蹲厕所等等。这些邮戳都是乡村邮政所的名字，被老庄收集在一起，成了扩音喇叭，把日常细微的幽默放大了。

    我有一次找到了他的名片，是他趁我不在的时候放在我桌子上的。也不知什么原因。之后便长时间不来。再然后，我给他存放的信封太多了，打电话给他，才知道他住院了。

    离开那个单位很多年了。不知他还活着吗。

    收藏的报纸里面，还有一份民间诗歌报纸。我记不起来源了。

    里面的人是陌生的，报纸的名字叫《空房子诗报》，报头的下面有很大的某水泥厂赞助的字样。是四开的小报，有好多首诗，也有报纸的主编写的长篇大论，关于“空房子”的，上面还刊了照片。

    我没有读那些诗，只是对着这份民间小报发呆了一会儿。

    我很想知道，这些写诗的人，在一个小城里栽种自己的梦想，偶尔忧伤地对着哲学书发呆，他们最终坚持了什么？他们现在放下诗歌了吗？他们变成能喝酒的，见到妓女不会脸红的人了吗？他在网络勾引陌生女人的时候会写诗吗？

    不知道。

    我总喜欢这样猜测别人。我想知道这些人的变化，内心的变化。他们的张扬和骄傲被什么东西渐渐抹平。

    在那份已经发黄了的诗歌报上，水泥厂的厂长坐在某张照片的角落里，他一定是个诗人，又或者，他把水泥当作诗歌了，一袋袋包装起来，论斤卖掉。虽然廉价，却仍旧可以换来衣服和酒店服务员的微笑。

    我经常对一个诗人的结局的设想充满了恶意。

    我一直坚持认为：诗不是写出来的，诗是和母亲的羊水一起生出来的。而后天的诗人太多了，他们在不同的圈子里辗转，忧伤。但最终他们被一些莫名的句子诱惑，失身，甚至失去对世界正常的判断。

    我把那份《空房子诗报》放进一大堆创刊号中间。我没有扔掉，我觉得，我悄悄存放了一个陌生人的热情和理想。

    在整理的创刊号中，经我的手改版的杂志有两三本。

    我翻到那本打工杂志，那是2002年9月出版的。那时我刚从深圳回来，同时加盟这本杂志的，还有从昆明远道而来的老赵。

    他是个书商，在昆明过着香车美女相伴的日子，却突然来到郑州。筹备改版时正热，他每天都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他给我描述他的别墅的位置，他新买的汽车的颜色，他也写诗，他说话的声音很云南，最后的语气词很柔软，总让我觉得意外。

    他负责发行，偶尔也负责发稿。我们有分歧的时候，我很较真，他就会宽容地笑笑，说，你挺有个性。事后，我也会自责，觉得自己过于张扬了。

    我们的争执多是关于广告的，他没有原则，只要给钱，他就要。在这一点上，他是个地道的生意人。我不能接受，我是个有理想主义情结的人。我认为我办的杂志一定要有底价，不是随便给一点钱就可以打发的。

    后来，我并没有坚持。因为，这个世界上本来没有多少坚持是有价值的，包括我们的贞操。所以，我和老赵的相处一直融洽，甚至有时候会在一起小酌，萌生醉意时，会各自抒一下被世俗蒙蔽了的感情，十分好笑。

    他离开时，大家一起送他，才发现，他金屋藏了美人。当时就想，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时过多年，我忽然想起老赵骑车的模样。我那时挤公交车上下班，我很喜欢单位门前的那条马路，那条路叫政三街。

    那时的我，多么年轻。

    之五 飞翔记：经停

    在市区里堵车了，赶到机场去办理登机的时候，竟然是最后一个，二十五排B座。我差不多知道那个位置，最后一排左侧的中间位置，如果两边正好是两个胖子，会像一颗钉子一样被钉在座椅上，不能动弹。

    还好，两边的人长得很配合，瘦瘦的，像短句子。脸也笑得好看。

    我认识了靠窗位置的这个年轻人。他谈论他叔叔如何骗人钱财，说得传奇。他初中毕业，跟着他叔叔做生意，现在身家数百万。他说，他本来可以挣更多的钱，因为他不够坏。

    他做过各种生意，一开始做防盗门，老是不防盗，说完，他就哈哈地笑，他的笑很多，像是上飞机前特地准备了的。

    他在深圳下飞机，去做一个手机品牌的代理，台湾的品牌。他和台湾老板吃过一次饭，是大酒店，他咳嗽，因为那里的菜太甜了，说完，他又笑。

    我们三个人坐在最后一排，靠近走道的是一个眼睛细眯的南方女孩，大概用了香水。她的鼻子上有一粒布置得好看的痣，她对着报纸的一幅漫画笑，时不时地看我们一眼。

    飞机在空中颠簸得厉害，靠窗的那个年轻人说，他不喜欢坐海航的飞机。他经常坐飞机，熟悉所有航空公司飞机的特点。他一边说话一边撕开了刚刚发放到手里的水果盒。

    我们两个讨论郑州的房价，某个位置某个位置，还有一些街道的变化。他住在东郊，他熟悉东边的城市，他最先住在一块菜地那里，有一头牛，拉屎。那块菜地竟然建了很高的楼。

    那头牛呢？

    我没有问他，他不会知道。城市让很多人远离自己最初的家园，更不用说是一头牛了。

    我比他到郑州的时间早，有些话我可以说，他只能听。我获得暂时的满足。

    郑州花园路上的树很多，后来被砍掉。有很多鸟儿留恋这些栖过的树，夜晚在路边的楼上叫个不停。他仿佛并不关心这些。

    我只好说起大同路，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小路，旧时是一幅郑州上河图，骗子、小偷集中此地，那条路是服装街，各式各样的便宜衣服汇集于此，走进去，每一个小店门口都会雇请一个大学生持小喇叭大声叫：十元一条。一上午可得二十元三十元不等。偶尔也会被小偷偷去钱财，也会被好心人同情，带到大同路，在某家小店门口大声叫喊一上午，可得三十元费用。甚至有一些人从此就在大同路立足，做起了生意。

    这个年轻人对此有兴趣，回忆他第一次在郑州火车站迷路的情形。他走到了一个小路上，傍晚，他看到几个人正在抢一个女孩子，他吓得往回跑了。现在想起来一直很后悔，他应该上前去帮助一下，或者，至少帮助打个报警电话。

    我们终于开始赞美二七广场的天桥，还有吃烩面的人。

    旁边坐的女孩大概对河南人有偏见，对我们两个的谈话一直沉默旁观。直到那个年轻人说起他新买的车子，她才抬起头，隔过我，朝里面的年轻人看了两眼。

    这种二十五排的733飞机算是小飞机，仿佛没有头等舱。再加上经停深圳，所以，飞机上的人有不同的目的地。拍照片的人说着拖着长音的河南话，我仔细地分辨他们具体的居住地，我觉得判断一个人的口音真是一件充满哲学的事情。我去过很多地方，吃饭时或者走路时听到别人说话，觉得和自己不同，便暗暗地记下来。然后忽然有一天，在外地遇到相同口音的人，就忽然从记忆的树林里抽来那段过往。

    但更多的时候辨不清，只是一种隐约。在飞机上，前排照相的人的口音，像和我捉迷藏的一段记忆，找不到具体的方位。

    空乘的服务人员都年轻漂亮得很，听说，这是中国特色的，在一些发达的欧美国家，空中服务员都是长相一般的中年女人。中国喜欢这样，要给花费高一些的人提供奢侈的服务，哪怕是笑脸，也要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我喜欢飞机食物的包装，有些豪华。上次坐飞机的时候，我把一个喝水的一次性杯子带回了家。那杯子模样好看，像精品店里的。可是，在飞机上，就成了一次性用品。想想，其实是对物质或者环境的不尊重。

    除了免费的餐饮之外，多数航班上还有彩票。果然，水果之后，乘务员每人派发了一张彩票。那个女孩子抽奖的时候中了奖，兴奋不已。她不停地说，我第一次中奖，第一次。

    她在深圳工作，大约吃多了南方的水果，脸有些红。当然，也有可能正想心事，总之，她的脸蛋很江南，细细的眼睛，有些妩媚。

    我只是看了她几眼，并没有问她什么，也想问她，但一直找不到第一句话。

    经常是这样，我们和另外的人说话，有时候不经意就开始说话了，有时候却需要认真地酝酿第一句话。

    直到她兴奋地让我看她中奖的彩票，我才说一句：真不错。

    在深圳宝安机场降落的时候，我看到深圳的万家灯火，想起2002年我曾经在这个城市工作，可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当时居住的那条小路的名字。

    直到飞机降落了，我突然想起，对着那个中奖的女孩说，我住在南园路。她看着我，莫名我这句话的意思。我也就笑了。因为这句话太缺少铺垫了。我根本没有必要和她说这句话，而且，我自始至终，并没有和她说几句话。

    原来经停的飞机，并不更换飞机的乘客只需要等在飞机上，像坐公交车一样，等着现有的人下去，然后再上来新的人。

    这一次，却因为飞机有故障而更换，我们按照指挥到了候机厅。我在宝安机场的候机室里看足球赛。是个录像片吧，我陌生得很。

    有一个东北人，他犹豫了好久，终于走过来，看着我，说，你是不是去海口？

    我点点头，他说，我能不能借你的手机打个电话，我只说一分钟。我回家过年，十几天，钱用完了，交不上，连短信也发不了。

    我答应了他，拨了一个号码，通了，没有人接。他又一次紧张起来，他说，能不能再拨一个号码，太晚了，可能睡觉了。

    他终于打完了电话，把手机递给我，笑着说，打了一分半钟。

    我并没有在意。我当时想，如果下一次，我的手机没有钱，也希望能遇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我第一次坐这样经停的飞机。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在这样寂寞而安静的深夜，可以看看窗外的起起落落的飞机，也可以看到这个机场里迎来送往的人。

    大约十二点四十分左右，飞机抵海口美兰机场。小雨。一辆巴士摆渡我们到机场大厅。取行李用去了半个小时，回到住处，已经是凌晨一点四十分。

    我终于有了凌晨进入城市的经验，车辆稀疏得像冬天凋零的树叶，那些人都谦虚、沉默和自我保护。我也是那样，把自己收得紧紧的。

    在凌晨，进入一个城市的一个空荡的房间，那一瞬间，只觉得安静。

    房间潮湿得厉害，我很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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