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出长财部时的财政与金融

    戴铭礼[4]

    孔祥熙的筹款方法——实行法币前后——统一公债发行前的公债风潮——恶性通货膨胀——炮火声中买卖外汇——五亿美元借款的运用——加强四联总处的权力由中央银行集中发行

    孔祥熙接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那一天，代表卸任部长宋子文出席交接仪式的是财部次长李调生。在会上，孔祥熙讲到希望李调生留任襄助不可得，颇有歉然而又自得的意味，李则以病体不胜繁剧来解嘲。在此以前，孔已继宋子文当了中央银行总裁，现在又继宋为财政部长，踌躇满志，其情可知。

    孔祥熙兼任财政金融两要职长达十余年，事甚繁多，兹就我见闻所及或亲身经历的择要陈述如次。

    一、孔祥熙的筹款方法

    孔祥熙就任时，税收经过宋子文的数年整理，裁厘加税，关税已算自主，几种重要货物税改办统税，连同盐税，为当时中央财政上三大收入。但关盐两税有外债担保关系，除偿付外债本息外，国库收入有限；其他收入为数不多，加以连年内战不停，军用浩繁，在宋任内即收支不敷，逐年发行债券以为弥补。孔祥熙别无点金之术，不敷的支出仍然发行债券应付。法币实行后，为了发行统一公债，曾将国民党政府成立后至1936年1月止所发公债、库券、凭证等（包括一小部分北洋政府发行而经国民党政府认可的债券）旧债加以整理，尚欠债额达十四亿六千余万元。

    发行债券即为筹款的唯一法门，上海是筹款的最主要的地方。最初发行债券由银行钱庄摊派，但收效甚微。后来改为将所发债券向银行钱庄先做押款，由财政部命令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将此项债券开出价钱（叫作“上市”），使证券可在市面流通，一俟押款到期，即照到期日交易所开出的此项债券的行市，和押款行庄结算，还清本息。为了讨好行庄，便利续做交易起见，财政部对行庄的结价，往往比交易所开的行市低半元或一元。这样一来，行庄承受债券，除照市价折扣外，还可以便宜半元或一元，实际所得利息甚优；债券既有市价，需用款项随时可以在证券交易所卖出，对于资金调拨甚为便利，一举数得，行庄当然愿意。这就是宋子文筹款的方法，既为自己博得“理财能手”的声名，亦为银行钱庄开辟了生财大道。孔祥熙继承衣钵，如法炮制，直至法币实行为止。实际上这是一个损公肥私的办法，也是剜肉医疮的办法。当时公债库券一般利息为周息八厘，证券交易所新开的市价为票面的七折或八折，即票面一百元，市价只需七十元或八十元就可买进，而还本时要照票面价值十足偿付，利息也照一百元计算，是一种变相的高利贷。为此，银行钱庄承受债券愈来愈多，通过证券交易所或银行钱庄也流入商人或资本家手中。这是国民党政府在十年时间，能发行大量债券的主要原因。

    二、实行法币前后

    孔祥熙是1933年11月就任财政部长的。在此以前，宋子文于1928年筹设中央银行并兼任总裁。随即将中国、交通两银行增加官股改组为专业银行。宋还延请美国人甘末尔一行来华为财政金融做设计。甘末尔代表团是专以为经济落后国家设计改革财政金融为职业的，曾为智利改革币制而闻名于世。他们对中国的财政金融提出许多建议，对货币建议实行金本位制，金币定名为孙，一孙含金量为0.601860克，合英元一先令两便士半，美元四十美分。后以不适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未予采用。

    金本位既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舆论都主张先从统一银圆实行银本位币入手。由于当时市面流通的银圆极为庞杂，大宗交易均用银两（计算单位），要统一银圆，必须先废两改元。于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公布银本位铸造条例，并由财政部宣布废两改元，于1933年4月6日先从上海实行，然后推行全国。规定上海使用的规元银七钱一分五厘折合一银圆，其他各地，按照当地4月5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按0.715折合率算出折合银圆数目，一律改用银圆。同时，中央造币厂加紧铸造银本位币供应。当时银两大部分掌握于外商银行的手上，钱业进出亦多用银两，对于新铸的银本位币重量成色抱怀疑态度，阻力很大。但废两改元进行颇为顺利，这中间有几个原因：（一）七钱一分五厘规元银合银圆一元的折合率，按之废两前的洋厘（规元银折合银圆行市的名称）核计，以银兑币稍有利益。（二）统一银圆行使，对于国内货物流通和进出口都有利。（三）财政部聘请中外有代表性的银行经理和钱业巨子组织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对于新铸的银币重量成色加以检查，不合格者不准出厂，银币信用渐著。

    1935年春，再次增加中国、交通两银行官股数额并加以改组，以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以胡笔江为交通银行董事长，加强对两行的控制，为币改做了必要的准备。这事做得很机密，由行政院会议通过即付实施。据闻两行原负责人得此消息，恍如晴天霹雳，大为震动。

    那几年世界金银价格变动很大，先是金贵银贱；1934年美国实行“白银法案”，银价又大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国民党政府虽用征收银出口税及平衡税以谋制止，收效不大；加以日本浪人在华北公开武装走私，终于在1935年上海发生了白银风潮，影响全国。法币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法币的内容：（一）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的钞票为法币；（二）禁止白银流通，持有白银应交中央等行兑换法币行使；（三）原发行钞票各银行（包括省地方银行）自法币通行之日起一律停止发行，已发行钞票的现金及保证准备应交由财政部指定的银行接收；（四）法币一元合英金一先令二便士半，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这里须加说明的是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后由财政部认可，与法币同样行使，法币发行遂由三行改为四行。实行法币准备工作是在秘密中进行的。财政部于1935年11月3日晚公布实行法币，此事在同年夏天在庐山已经谈起，财政部次长兼钱币司司长徐堪为此事去过庐山。我那时任财政部钱币司帮办，在11月3日下午把我从南京叫到上海，当晚在上海某地参加翻译实行法币布告时才知道（布告底稿是英文的，工作由宋子文主持），一切文件办妥后，时过午夜，大家又赶到孔祥熙住宅由孔签字发出，法币就于11月4日生效了。原来在庐山会谈后，改革货币已在积极准备，把银圆外汇汇价逐步压低，到了实行法币时，每法币一元合一先令二便士半已贬值很多，接近孔宋的人早知道这项秘密，因而大大发了一笔横财。当时财政部币制研究委员长陈锦涛（此人在辛亥革命后参加临时内阁任财政总长，1934年被孔祥熙聘任此职，常居上海，后参加汪伪组织，在4日见到我时说，如此大事，何以事前一无商量？我只是苦笑而已。

    这里要谈一谈英国李滋罗斯爵士来华的事。李滋罗斯于1935年秋间由英经日本来中国，外间传说法币是他所策划的，目的是把中国货币纳入英镑集团。据我所知，在实行法币的同时，英国驻华公使贾德耀曾对英国侨民发出通告：“……凡住在中国境内英籍法人或个人，如以现银偿还全部或一部分债务者，应以违法论。”当时上海金融尚为英国所控制，英为保持其优势，对于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予以以上支持，此外别无其他帮助。此项计划，也不是由于李滋罗斯所策划。法币外汇牌价，一元合英金一先令两便士半，一百元合美金二十九元半，对英美并无轩轾，何况在实行法币前，银圆外汇汇价逐步压低，不是事先取得英美银行的同意，当时以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是不易办到的。1933年日元即与英金联系于一先令二便士的比价，此次法币对英金的比价尚高于日元半便士，即暗示无意与日元竞争，以免日本的反对。

    法币实行以后，原拟即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并加入商业银行为股东，提高商股权力，以防止滥发钞票，对当时实行的中央银行法加以修正。财政部和中央银行重要人员和英籍顾问罗杰士曾集会讨论多次，拟定“中央储备银行法”草案，正要提行政院审核，值七七卢沟桥事变，事遂搁置。汪伪组织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名称亦为其盗用。

    按照实施法币办法，持有银圆者应交中央等银行兑换法币行使，原来发行钞票各银行应将现金和保证准备交由指定银行接收，中央等银行因此收入的银圆、银锭为数甚巨。法币对内虽不兑现，但负有无限制买卖外汇的义务，因此需要充分的外汇为准备。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夏间派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为代表，赴美与美国政府签订“白银协定”，大量收购中国白银。陈光甫与孔祥熙原系至友，孔一向担任上海银行董事，此次赴美洽售白银，当然十分卖力。当时美国收买中国白银，完全是政治关系，价格比市价高一些，但为应付产银各州议员起见，美总统罗斯福向陈光甫提出扩充白银用途的意见，希望国民党政府采行。陈光甫电告孔祥熙，孔于1936年5月以财政部长身份发表宣言，对法币做了补充规定。原文：（一）政府为充分维持法币信用起见，其现金准备部分仍以金银及外汇充之，内白银准备最低限度应占发行总额百分之二十五；（二）政府为便利商民起见，即铸造半元一元银币，以完成硬币的种类；（三）政府为增进法币地位之巩固起见，其现金准备业已筹得巨款，将金及外汇充分增加。在禁止行使白银不久，忽又宣布要铸造半元一元银币，使人觉得莫名其妙。事实是在中国为推销白银的出售，在美国为新辟白银的用途，卖买双方各有其目的。虽然这个宣言后来并未实行，而罗斯福总统后来在别的借款中，来电称陈光甫为“诚实的商人”，点名要陈去美商谈。

    三、统一公债发行前的公债风潮

    上面已说过，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即靠公债、库券、凭证弥补不足。凭证专为临时借垫作为押品而发行；只有关税一种，是把将来关税提前支用，寅吃卯粮，数目较大，仅由中央银行承受，不在市面流通。库券规定每月还本付息，很为烦琐。不论公债、库券、证券，交易所开出的市价折扣很大，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时候，只好忍受银行钱庄的盘剥。实行法币以后，法币由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发行，财政上款项不足可向四行借垫，不再需要银行钱庄，于是财政部就提出整理公债的办法，主要是延长年限，划一利息，一出一入之间，财政方面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这套办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司空见惯，国民党政府在条件具备时，当然也要照样实行。

    公债分两种，一种是统一公债，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合计票面为法币十四亿六千万元，专为调换旧债之用。一种是新发的“复兴公债”，债额为三亿四千万元。当时上海市场上投机家扬言法币的对外汇价和银圆相比是贬值的，认为旧公债一定会涨过票面，交易所出现了一批散户新多头（交易所习语，称买进的为多头，卖出的为空头），债市也逐步上涨。在这批散户新多头里面，混有四大家族代理人和他们的喽啰们，他们的手法是小数买进，等市面高了大量抛出，出入之间就大大地可捞一笔，因此债价出现涨跌交叉的局面，而涨落数目都很大。1935年11月中下旬，市面上谣传有将令部债券结价收回的说法，12月因银行有将存放款利率减低之议，市场上又有债券减息换发新票和延长还本期限的种种传说，在大户带头下纷纷脱售，债价因此遽落。1936年1月减低债息换发新票以及延长还本期限种种传说更甚，上海市商会于1月15日电南京行政院和财政部，要求表明态度，并提出在“一·二八”时国民党政府说过“以后无论财政如何困难，不得将基金（指公债基金）稍有动摇，并不得再有变更”的话相质问。财政部的答复含糊其词，市场更为怀疑，卖风加甚，跌风更烈，有些公债跌到停板。这是统一公债和“复兴公债”发行前上海债券市场的情况。财政部的对策是以一月公债买卖交割一律要现品提交，不得掉期，令行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办理。另外又函令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将自有的和各行庄所交领用钞券的保证准备及各行庄所交的储蓄存款保证准备项下的债券，以及法币实行后接收各发钞银行所交准备项下的债券一律封存。但是债券市场的变动还是很猛烈，于是又由中央银行派出一批稽核人员，彻查证券交易所及经纪号的账目，监视办理一月的债券交割，不许经纪人在场外自行交割。对于二月债券交易，无论新旧买卖，凡卖出的，均应如数提出现品封存，交中央信托局保管。尽管公文上说得那么“严厉”，做得那么“认真”，实际上没有查出什么，也不可能查出什么，现品提交做到什么程度也是个极大疑问。到了1936年2月1日，孔祥熙在上海宣布发行统一公债和“复兴公债”的计划，这场公债风潮也由财政部以“经逐一查核，尚无公务员及本部人员投机操纵情事”几句轻描淡写的话，批复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而不了了之。

    四、恶性通货膨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同年8月13日，日本侵华军队又向上海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起而抵抗，遂展开了全国抗战的局面。南京旋即失去，沿海沿江各重要城市先后沦陷，精华尽失，财政收入主要的关税首受影响。各地产盐区域如长芦、两淮、两浙、山东、广东、福建等产盐地方尽入敌手，内地产盐有限，收入无多，盐税来源又大为减少。沿海沿江工厂较多的地方，既已沦陷，内迁工厂基础未固，加以运输困难，材料、燃料都成问题，又大大影响统税的收入。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的关盐统三税，至是都已陷入困境。其他税收收入有限，新税如所得税，收入无多，无济于事。此后失地愈广，财政益为困难。

    抗日战争发生时，孔祥熙正以特使名义在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国内财政和金融的重要措施，由宋子文主持办理。宋鉴于当时全国人民的意志激昂，认为民气可用，决定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元，以供应战时财政。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却用层层摊派以剥削平民，大户反无甚负担，有的地方缴了款领不到债票，纠纷迭起，民怨沸腾。孔祥熙从海外回国，立即宣布债券业已满额，停止劝购。实则债券并未销完；对于已缴款认购的债券，长期没有理清。这一炮不响，以后逐年发行的公债，都作为四行借垫款的担保品，四行以此项债券作为发行钞票的准备，不再公开对外发行。税收和公债均不起作用，只好专靠发行钞票以为支应。当时钞票多在国外印制，如美钞公司、德纳罗公司；香港未沦陷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均为中央银行印制钞票。同时中央信托局设立印制处，以凌宪扬主其事，制造钞票，并收购龙章造纸厂改名中央造纸厂制造钞票用纸。如此多方布置，有时仍接济不上，有一次利用存而不用的关金券，每一元做法币二十元，流通市面；又有一次将以前中国农民银行未经财政部核准擅自在香港私印的钞票（纸张尺寸较一般钞票为小，一向不准发行）亦提出发行。其需用紧张可见一斑，终于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结局。

    五、炮火声中买卖外汇

    抗日战争发生后，法币在上海仍按每一元合英金一先令二便士半，每一百元合美金二十九元半的汇率，由中央银行照旧买卖；到了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亦照旧办理，每日出售数额多的时候达数十万镑，其理由是各外商银行以为如对外汇买卖加以限制，法币价值即发生动摇，影响物价，将大不利于抗战。当时在上海主持外汇业务的是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席德懋，平时对外商银行的话奉行唯谨；一班大资产阶级为了资金外逃，随声附和；孔祥熙、宋子文满脑子崇洋媚外思想，又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战事发生后，还连续无限制买卖外汇达九个月之久，对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1938年3月12日，华北伪联合准备银行开门，发行钞票，流通市面。消息到了汉口，财政部于3月11日晚上在汉口公布“外汇请核办法”和“买卖外汇请核规则”，以防止日伪的套汇。这个“办法”和“规则”只是规定中央银行对于中外各行申请外汇采取分配制度，此外并无限制，外汇流出的大门仍旧敞开，计自1938年3月14日至同年12月止，由中央银行卖出外汇数目约达四百八十万镑。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在“外汇请核办法”公布后的十个月间，外汇卖出还达如此巨额，不可谓非一巨大漏洞。而且一面和日本侵略军交战，一面又卖出外汇给日本银行，公开资敌，真是古今中外的奇闻。所有卖出外汇数字，甚至对财政部亦不报告，只有孔、宋知道。

    中央银行实行外汇分配制度后，每星期供给的外汇在十三周以后逐步减少，汇价遂有黑市，同年8月曾跌至八便士以下，以后盘旋于八便士左右。据闻汇丰银行自1938年秋间，即在八便士左右买卖外汇，数月以来，不但无亏，还有盈余。1939年3月中英外汇平衡基金借款，总数为英金一千万镑，汇丰、麦加利两行担任五百万镑，中国、交通两行担任五百万镑，由英籍委员罗杰士控制基金运用大权，中国、交通两行委员反居于陪客的地位。后以基金数额有限，陷于停顿，又由美国参加基金，于1940年4月成立中美英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以陈光甫为主任委员，美国委员福克斯掌握实权，重心移至香港；珍珠港事变前，此会已内迁重庆，处于结束状态。

    以上是说商汇方面。至于政府机关需用外汇和留学生费用（每人每年学膳等费可结汇美金两千四百元），在抗战初期，财政部组织外汇审核委员会，由郭景琨、金国宝、陈介生、童蒙正等任委员，我任主任委员，对于请买外汇，先由委员逐笔审查，对于核准的外汇，必须送由孔祥熙亲自批准。中美英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成立后，财政部外汇审核委员会即行取消，另由行政院组织行政院外汇管理委员会，由孔祥熙任委员长，我任秘书长，主管的仍是机关需用外汇及留学生所需外汇的审核，业务内虽有出口结汇及侨汇的吸收等项，但当时易货、还债已由贸易委员会办理，侨汇由邮政储金汇业局（该局与华侨银行订有契约吸收侨汇）径与中央银行洽办，外汇管理委员会即不再重复办理。

    六、五亿美元借款的运用

    1941年10月7日珍珠港事变发生时，宋子文正在美国活动借款，12月9日忽接白宫电话云：美国政府将借款五亿美元给中国，罗斯福即将向世界宣布，嘱宋子文即去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接洽。宋往会摩根索财长，摩根索告知宋情况如上，嘱即电中国政府报告并云一切手续容后再办（此项借款文件称为中美1942年抗战借款协定，直至1942年3月始行签订）。这项借款是美国主动借与的，企图以此加强蒋军的士气，使它有力量牵制一部分侵华日军，减轻美军的压力。消息到达重庆，喜从天降，孔祥熙即令开始研究利用这笔借款收回通货、稳定金融的办法。后来经他核定，在借款中指定美金一亿元作为发行“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的基金，又指定美金一亿元作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的基金，储蓄券和公债都按照商汇牌价法币二十元折合美金一元的折合率用法币购买。“美金节约建国储蓄券”发行数额一亿美元，内一千万美元系为云南、山西两省购粮搭用，其余九千万美元全部卖完，绝大多数为豪门巨商及银行钱庄所购买，到期以后，即可换取美金支票。购买这种储蓄券的人，都获得极大的利益。一般老百姓，既无多余钱财来购买，又不懂到期后对美金支票如何处理，只好望洋兴叹，眼看别人发财。“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发行总额一亿美元，对外发行未满一亿美元时，中央银行即宣布发行业已满额，停止认购。外间遂有未发债券由孔祥熙准许由其亲信人员包销以去的传说。这时孔已赴美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议，蒋介石密令代理部务的俞鸿钧密查，经俞密派稽核往查中央银行账目，在账面上只能查出卖出日期，来龙去脉，无从查悉。唯部派稽核前往中央银行时，由该行业务局李骏耀接待，未见局长郭景琨，一说郭因嫌疑已去职；国库局长吕咸在俞鸿钧接任中央银行总裁时亦辞职，孔祥熙回国后未再回部。据说孔的去职与此案不无关系。这项美金公债本息，到期都用法币最后落个按照外汇牌价折合支付，没有拿到美金，讨便宜的一场空，和美金储蓄券比，真是有幸有不幸了。

    在五亿美元借款中还提了二亿美元，向美国国库按黄金一盎司折合美金三十五元的价格购入黄金，加上孔祥熙在借款未成立前，早在美购入合美金两千万元的黄金存于美国，在美购入的黄金共合美金二亿二千万元。在法币不断贬值的时候，孔祥熙借口收缩通货，利用这笔黄金用中央银行名义委托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向市场抛售。把每块四百盎斯重的黄金，化公为私，先后进入豪门巨商私藏。此种出售现货黄金事项，只由孔祥熙口头嘱咐，始终未见公文，售价亦由中央银行随时通知农民、国货两行照办，出售数量讳莫如深，即财政部亦不知道。

    七、加强四联总处权力由中央银行集中发行

    抗战初起时，上海银行钱庄持有债券无法取得现款，商洽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行贴放现款，以资周转，因有四行联合贴放的产生。最初无一定的组织和办法，仅于每日下午四时，四行重要人员碰头面洽办理，四行共同事项，亦于此时会商。到这年8月底才有“中、中、交、农四行内地联合贴放办法”。这项办法，仅为四行分行所在地办理贴放的依据；对四行集体议事，虽已有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的名称，具体组织及实施办法仍没有具体规定。等到上海撤守，四行重心西迁汉口，这个会议就在汉口举行。1938年秋又移至重庆，还是没有一定的组织和办法。孔祥熙海外归来，先在宁汉停留一段时间才到重庆，中央银行重要人员除少数留在香港外，其余也都到了重庆。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三行重要人员都在香港逗留，不愿到重庆，把总行亦搁在香港；出席四行会议的，都是总行处长或重庆分行的副经理，不仅事办不通，会也开得不成样子。1939年9月公布的“战时健全中央机构办法纲要”，目的就是纠正这种情况。纲要规定：财政部授权四联总处指挥四行。又规定总行没有迁渝的定期迁渝。还设立战时金融和战时经济两委员会。战时金融委员会下设发行、贴放、汇兑、特种储蓄、收兑金银、农业金融六处。战时经济委员会下设特种投资、物资、平市三处。还设立一个庞大的秘书处。因此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三总行不得不迁渝，重要负责人也不得不从香港来重庆。但四行矛盾依然存在，各为本行谋利益，尤其是中国、交通两行对于四联总处决议，每多推诿不办，使理事会主席孔祥熙一筹莫展，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虽有发行钞票的特权，由于中国银行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它所发钞票流通广而数量大，中央银行远莫能及。四联总处成立，即以中央银行实力不充，不足以当抗战金融重任。在那个时候，凡属国库垫款和对各厂矿的贴放款，都按中央银行三成五，中国银行三成五，交通银行二成，中国农民银行一成分摊，所谓三五、三五、二、一是也。中国银行外汇，在中央银行外汇十分短缺时，亦不肯支援。宋子文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后，对外汇也站在中国银行方面，造成孔宋间的矛盾。在实行法币后，原打算改组中央银行，实现统一发行，因抗战发生而停止。太平洋战事发生，香港沦陷，安南、缅甸相继发生问题，中国对外通道仅靠飞机，凡由英美运入中国的钞票，船运至卡拉奇，再由飞机飞越驼峰至重庆；国内印钞有限，如需国外运入，则运输又如此困难，费用甚大。加以法币贬值，需用筹码更多，钞票印制费亦大增，发行已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有发行权终究方便，上述种种困难也是一时的，要中国、交通、中农三行自动放弃，却不甚易。而中央银行则认为这是统一发行最好的机会，绝不能放过。双方各有打算，难于解决。1942年6月遂有“修正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组织章程”的产生。修正章程最主要一点，是加设一个副主席。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身份为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孔祥熙改为副主席，以此加强指挥力量。同时根据修正章程，制定“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使四行实行进一步专业化。在中央银行主要业务内有两条是值得注意的：一为集中钞票发行，一为统筹外汇收付。在实施步骤内规定，“全国钞票发行应集中于中央银行办理，所有省地方银行发行钞票，应由财政部规定办法限期结束，中交农三行发行钞票应交中央银行接收”。集中发行已水到渠成，经这个力量推动，中央银行于1942年7月1日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这时法币发行额已达二百四十九亿元。至于省地方银行发行的钞票应限期结束，在实行法币时即已实行，其准备金亦由指定银行接收；准备金短缺的省地方银行，如四川地方银行发行的川钞，广西省银行发行的桂钞，广东省银行发行的毫券，都由财政部准许各该省政府发行公债补足。山西省银行发行的晋钞，经阎锡山多次要求财政部长孔祥熙拨款整理，孔氏怀疑阎锡山不过借题要钱，迄不允许。至于云南富滇新银行发行的钞票，经云南省政府声明由其自己收回。根据以上情况，这项实施步骤规定，徒为集中发行陪衬文章。实施步骤内又规定“外汇之统筹管理及用途考核，除由财政部办理外，所有外汇收付应集中于中央银行调拨”。外汇是中国、交通两行尤其是中国银行的命脉所系，虽在严威重压下，两行仍图挣扎。据我所知，当时只是部分交出，没有彻底解决。

    孔祥熙与中央银行

    李立侠[5]

    由中央银行总裁到财政部长——孔祥熙上台后的措施——抗日战争期间的演变——从顶峰上摔下来——孔的私人企业和财产

    写国民党中央银行史料，无法摆脱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人的关系。宋是中央银行的奠基人，而孔由于他掌握中央银行和国民党财政部大权达十余年之久，影响更大。尽管在孔祥熙以后，还有俞鸿钧、贝淞荪、张公权、刘攻芸等人，先后担任过中央银行总裁，但整个中央银行还是孔宋世家，从人事到政策都脱离不了宋孔的控制与影响。在四大家族的分工中，宋孔一直是掌握财政金融命脉的。

    孔祥熙从表面接触看，有时嘻嘻哈哈，东拉西扯，对铭贤学校学生，对山西同乡，对旧日部属都视为亲信，给人以“厚道”及“怀旧”之感。我和他第一次接触是在1939年3月重庆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金融会议席上，当时我任国民党司法院长居正的机要秘书，兼重庆办事处主任。在这之前，我原在南京实业部任统计处专员，负责主编《实业月刊》及整理汇编中国经济年鉴。在全国财金会议上，我应邀以“专家委员”资格出席会议，会议由孔祥熙主持。当时我很年轻，孔祥熙特地找我长谈，极力赞誉我，并热情地和我谈实业部一些旧事，因为他是第一任实业部长，把我看作他的老部下，其实我进实业部时，他已经离开实业部了。后来不久，他就函聘我为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专门委员，我没有到职。1941、1942年，他又分别聘我为财政部田赋委员会委员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财政专门委员会委员，这是兼职，我都担任了。1944年他叫俞鸿钧通知我，发表我任中央银行县乡银行督导处处长，这是财金会议上决定设立的一个机构。但当时的情况，各县成立县乡银行根本没有这个条件；在筹备阶段，我又调到中央训练团高级班财政金融组受训，回来后县乡银行督导处撤销，我调任金融业务检查处长。现将我所了解孔祥熙的情况，分别罗列如下：

    一、由中央银行总裁到财政部长

    孔祥熙是1933年4月以国民党国府委员身份而被任为中央银行总裁，同年11月兼任财政部长。他是先专任中央银行总裁，后兼长财政部，因此他一直对中央银行比对财政部更为重视，因为中央银行的油水确实比财政部更多。

    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初期，蒋仍以北伐军总司令名义掌握军事大权，由谭延闿出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以副院长兼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先任工商部长，后工商与农矿两部合并，改为实业部，孔祥熙接任实业部长。孔对实业部颇有感情，这是他在国民党政府内的发祥之地。在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后，一部分高级骨干就是由鲁案公署及实业部援引来的。例如财政部的鲁佩璋与高秉坊，中央银行的吕咸和潘益民，都属于这一派。

    鲁在财政部长期任主任秘书，后提升次长。这位“鲁麻子”曾红极一时，财政部上上下下，都不敢得罪他。高秉坊曾任财部税务署长，和孔关系极深。重庆有名的高秉坊贪污案，曾经重庆地方法院判处死刑，这是国民党中下级法院对于一个高级在职官员宣判死刑的唯一事例。后经孔祥熙委托章士钊及端木恺律师提起上诉，实际上通过孔与居正的关系，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端木恺也从此加深了和孔祥熙的关系。

    在中央银行方面，吕咸担任过国库局长，但吕咸就是因为美金公债案而被免职的。美金公债案是件大案，和后来业务局长郭景琨的黄金案，并列为中央银行两大贪污案之一。潘益民是位看相算命先生，善于迎合孔祥熙的口味。孔祥熙用人首先要看看你的相貌是否端正，而孔本人向来自认为仪表堂堂。潘益民极力投其所好，称孔为“开国宰相”，潘以此而在央行担任了几年的人事处长，但遭到中央银行同人的群起反对而调职。

    孔祥熙是怎样失去了实业部长的位置呢？讲起来也很滑稽。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的同时，进入武汉的北伐军一部分，也在酝酿组织政府。汪精卫趁机由法国回国，以左派旗帜和反蒋面孔，到武汉组织和南京对立的武汉国民政府。他在武汉政府立脚未稳，就暴露了他反共的面目，屠杀共产党，与南京遥相呼应，这样在宁汉分裂之后，又促进了所谓“宁汉合作”。宁汉合作的先决条件，就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同时下野。蒋下野后去日本，汪精卫去法国。蒋去日本后不久回上海，在这期间，宋霭龄极力拉拢蒋和宋美龄的关系，促成他们的结合，得到宋美龄和宋母的同意，对蒋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为他创造了东山再起和领导国民党的条件。

    蒋介石东山再起，以继续北伐为号召，同时为加强南京政府，又提出蒋汪合作主张，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任行政院长。汪提出在行政院内需分占三个部长席位，经过讨价还价，决定由汪自兼外交部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长，顾孟余任铁道部长。宋子文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仍旧，孔祥熙的实业部长就这样让位了。

    当然，孔失去了实业部并不是他本人地位的削弱或失宠。他改就国民党中常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和蒋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孔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因为国民党起自南方，国民党内部高层人士大多数都是南方人，而孔祥熙利用山西籍贯和孔子后裔身份，可以和冯玉祥、阎锡山等北方军人打交道，在孔祥熙左右就有大批山西和山东人为他出谋献策，拉拢北方军政力量，为蒋介石效忠。

    蒋宋之间的矛盾和宋孔之间的不和，造成宋子文的失势和孔祥熙的兴起。据中央银行档案所载，1933年3月5日宋子文致电胡笔江告以辞中央银行总裁消息，原电如下：“陈副总裁鉴：可密，译转胡笔江兄鉴：弟辞中央银行总裁职，于财政金融有益无损。一切仿照原定计划进行，请转告寿民、孟嘉两兄为祷。弟子文，歌。”

    当时胡笔江、唐寿民、胡孟嘉均系宋子文的主要谋臣策士，也是宋的心腹大将，他叫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健庵）转告他们，一切仿照原定计划进行，说明宋开始时还没有辞去财政部长的意图。另据同日财政部次长徐堪致陈行电可以佐证。徐电讲孔祥熙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系由宋请汪精卫保荐的。徐电原文：“陈副总裁鉴：可密，部座本日中政会提出辞中央银行总裁职，并请汪院长保荐孔庸之先生替代，其目的大概俾各方明了财政状况，不致仍然继续要求增加经费。请转告馥荪、公权、淞荪、孟嘉诸兄为祷。弟堪，歌。”

    徐堪的电报，说明了宋辞职的原因，是为了财政经费问题。当时正值日寇入侵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及淞沪战争之后，华北局势非常紧张，军费开支浩大，蒋介石予取予求，和宋子文矛盾很大，争吵时有发生。孔对蒋一向是顺从的，由孔代宋，当然是蒋的旨意。宋是4月5日辞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系4月15日继任。孔在就职前一日，并在上海《申报》、《新闻报》刊登启事，这种做法过去也是少见的。

    孔就任中央银行总裁后，首先关心的是他自己设立在天津的裕华银行，他示意陈行于5月15日密函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李达，与裕华保持特别联系。李复函称：“健公副总裁钧鉴：顷奉本月15日钧函，敬悉种切。温君襄忱，前曾在津任国货银行经理，与达极为相熟，此次在津任国货银行经理，仍常聚晤。总裁于该行（裕华银行）既甚注意，遵当与该行特别联系。至推行钞票一节，容俟温君到津，与之面洽，再行函报。”

    孔的叔父曾在天津裕华银号任职，孔在国民党政府发迹后，即将裕华银号改为山西裕华银行，作为他自己私人开设的银行，与铭贤学校并列为他本人创业的基础。实际上山西裕华银行规模很小，资力也很薄弱，主要是依靠孔祥熙当上了中央银行总裁后的关系，利用中央银行的扶植，逐步发展起来。抗日战争开始，山西裕华银行即迁往重庆。孔对裕华银行并不避讳，而且津津乐道，显示他家早已开设银行，并显示早已是银行资本家了。

    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不久，于同年11月接任财政部长。当时国民党政府命令及由文官处转达行政院和行政院发布的命令，同时于11月1日发表，孔祥熙并于同日先到财政部接事，于11月6日补行宣誓就职典礼。孔视事后曾致电宋子文要求协助，宋于2日复电中称：“东电奉悉。谦冲之词，愧不敢当。兄尽筹硕画，宏济时艰。弟智力所及，敢不贡其刍荛，仰赞鸿猷。”这些不仅是表面的客套话，也反映了宋孔之间，虽有矛盾，但也有协作。这是宋孔之间的基本态势。

    二、孔祥熙上台后的措施

    孔于1933年4月出任中央银行总裁，11月兼财政部长，至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这一阶段在金融上的措施，是比较顺利的。但应该说，顺利的原因，还是由于宋子文为他打好了一定基础，在这基础上，逐步得到发展。孔祥熙本人和他左右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把一切归功于孔，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歌颂的顶峰，就是1943年在重庆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陈炳章组织、由经济研究处出面编写的《十年来中国金融史略》一书，用以纪念孔祥熙就任总裁十周年。它把1933年到1943年这十年中的中国金融史上的改进与兴革，通通记到孔祥熙的账上。

    中国金融在抗日战争以前，首先面临的是废两改元与白银外流的双重难关。在1931年至1933年，世界各国竞相放弃金本位制，贬低币值，倾销商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经济大恐慌。中国贫弱的工商业经不起风吹雨打，摇摇欲坠，加之国内货币制度混乱，更加重了困难。当时经济学者和工商界有识之士，均认为必须进行货币改革，首先是废两改元，使货币趋于统一，结算简单易行。接着就是改变银本位制，采用当时世界通用的金汇兑本位制，以稳定金融，并有利于发展经济。

    1933年年初，废两改元的实施已准备成熟，并决定先从上海试办，再推行全国。当时规定上海银两与银圆折合率为规元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币一元，从1933年3月10日起，所有公私交易，均用银币收付，不得再用银两。在上海以外各地方，按4月5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自4月6日起，全国实行废两改元。由于这种改革，符合人民需要，进行相当顺利。

    在废两改元期间及以后，又发生银价高涨及白银外流问题。银价高涨，开始于1933年4月美国放弃金本位之后，1933年纽约纯银每盎司合美分为34.7，1934年为47.9，1935年1至10月为64.6，说明银价的上涨是在1933年以后，主要受美国购银政策影响。特别是1933年12月，美国国会批准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所签订的九国白银协定，美国开始在国内收购西部新出产的白银，同时又在国外市场购买白银，并规定美国货币的金银准备，白银从原定12％，提高为25％，仅此一项，即需收购白银十三亿盎司以上。

    由于银价高涨造成白银外流及外汇波动，仅1934年一年，我国白银外流即达二亿五千六百七十二万元之多。当时国民党政府虽采取了征收银出口税及平衡税办法，但由于秘密走私及日本帝国主义者公开武装走私，盛行一时，无法制止白银外流。国民党政府及金融界、工商界受到巨大影响，不得不从根本上考虑币制改革问题。

    关于币制改革，虽然经历了1931年美国甘末尔委员会的建议和1935年英国财政部首席顾问李滋罗斯来华协助，但法币政策的实施，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形势需要，由中国人自己筹划，自己推行。当时不少经济学者提出不少改革币制建议，得到金融界、工商界的支持和赞助。日本帝国主义者是坚决反对的；不仅反对，而且公然拒绝交出在上海和天津日商银行所存白银。李滋罗斯虽因此而去日本，和日本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及外交大臣币原多次洽商，均毫无结果。最后因得到美国的支持，由英美双方共同协助，才得以完成法币政策的改革，并促使蒋介石进一步与美英结合。

    孔宋利用这个机会，利用白银外流造成金融上枯竭，影响工商业资金周转，使上海工商业不断发生倒闭和停业现象，以加强中央银行在金融业的控制地位。并乘机夺取中国、交通两行，将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成立中央信托局，完成“四行两局”的金融中枢地位。同时又控制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家私营银行，与新华银行一起形成“小四行”的外围组织。经过情况概述如下：

    （1）借口解救金融恐慌，实行三行增资改组

    1928年10月，国民党颁布了“中央银行条例”二十条，资本为国币两千万元；1934年增资为一亿元。1935年5月制定了“中央银行法”，由当初的二十条增订为七章三十六条，并对人事做了广泛调整。中国银行明定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资本总额由两千五百万元增为四千万元，官商各半，董事长宋子文，总经理宋汉章。交通银行定为发展全国实业银行，1935年4月修订条例，增资改组，资本总额由一千万元增为两千万元，官股六成，商股四成，董事长胡笔江，总经理唐寿民。

    三行增资改组，名义上是解救金融和经济恐慌，实际上是对中交两行的巧取豪夺，强化了宋孔在金融上的垄断地位。所谓增资，实际上不过是以新增关税为基金，发行1935年金融公债一亿元为抵充，而更重要的是人事方面的改组和安排。改组后，中、中、交三行的重要领导人员名单如下：

    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孔祥熙、宋子文、张嘉璈、陈行、叶琢堂、唐寿民、徐堪，总裁孔祥熙，副总裁张嘉璈、陈行。

    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宋子文、王宝仑、钱永铭、叶琢堂、冯耿光、宋汉章、陈光甫，董事长宋子文，总经理宋汉章。

    交通银行：常务董事胡笔江、唐寿民、胡祖同、钱永铭、陈行、宋子良、席德懋，董事长胡笔江，总经理唐寿民。

    从上面三行调整后的人事名单来看，国民党金融方面的宋孔世家阵营，已完全确立。中央银行归孔祥熙，中国、交通两行属于宋子文。其中最明显的是宋子文为了确保中国银行地位，首先把在中国银行具有长期历史和相当威望的张公权（嘉璈），彻底赶出行外，给予一席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兼副总裁闲职，而张公权在当时既未到职，亦未辞职。过了一段时期，才把张重新安排为第一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不久，张“荣任”铁道部长，但中央银行副总裁名义未动。张公权与吴鼎昌是同时为蒋介石从国民党外选拔出来的两位部长，也是蒋介石试图从党外拉拢一批有实力和社会地位的所谓“社会贤达”人物的初次尝试。

    （2）将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是由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而成。四省农民银行又是由蒋介石江西“剿共”司令部的农村金融救济处发展起来的。最初资金来自湖北鸦片特税。蒋介石设立四省农民银行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发钞票，充实“剿共”军费。在抗日战争开始前，总行一直设在汉口。

    1933年1月，财政部次长徐堪和央行副总裁陈行联名密电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嘉隆，嘱火速译转蒋介石南昌行营经理处长朱守梅，告诉他宋子文到沪，饬即将湖北省银行印就的钞券两千万元，悉数交朱守梅转蒋介石，这笔钱就是充作“剿共”军费之用，而湖北省行也就是当时四省农民银行最重要的股东。

    实行法币政策时，明令规定只有中、中、交三行发行的钞票称为法币，农民银行并无现金准备，不符合改法币的条件。后来由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于1938年通令全国对中国农民银行发行钞票，比照中、中、交三行钞票作为法币对待，赋予发行特权。这样就由三行扩大而为包括中国农民银行在内的四行体制。在四省农民银行时代，总经理为郭外峰，1935年改为徐继庄；徐的父亲徐青甫与蒋的私交甚厚，在北伐时期，徐继庄曾担任中央银行徐州分行经理。

    中国农民银行条例共二十七条，1935年5月由国民党立法院通过，作为国民党政府特许的“供给农民资金，复兴农村经济，促进农业生产”的农业专业银行。资本总额一千万元，由财政部认购二百五十万元，各省市政府认购二百五十万元，其余由人民自由认购。事实上私人从未认购农民银行股票，因此农民银行资金全部是由国民党政府拨付的。实施法币政策后，孔祥熙为了充实中国农民银行，并规定各省省银行，除河南农业银行、湖北省银行、浙江地方银行、陕西省银行的发行部分由中、中、交三行接收外，其余各省省银行或类似省银行的发行部分，统由中国农民银行接收。对尚未设立中国农民银行分行省份，同意陆续筹备设立。孔祥熙为了迎合蒋的要求，对农民银行做了全力帮助。

    当时规定法币兑换及请领办法，自1935年11月4日起，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均应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银行，兑换法币。截至1936年6月止，即收兑银币二亿二千五百万元。外商银行除日本银行外，也均将存银交国民党政府接管。美国政府并以每盎司白银合美元六角五分的价格，购买中国白银五千万盎司，使中国获得巨额外汇基金，帮助了法币的稳定。

    由于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并由于法币政策的稳定，使中央银行地位日益加强。在1928年宋子文建立上海中央银行以前，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历来都以国家银行姿态出现于国内外金融舞台。特别是中国银行，它的实力基础，远较中央银行雄厚。在法币实施以前，一个银行的实力和基础，一般表现在它发行钞券方面。1928年年底中国银行发行总额为一亿七千余万元，交通银行为六千八百余万元，而中央银行仅有一千一百余万元。

    但在中、中、交三行实行增资改组后，国民党利用增资措施，把中国、交通两行改为两个专业银行，置于政府控制之下，接着把四省农民银行改为中国农民银行和中交两行同列为专业银行，使中央银行如虎添翼，加强了实力。同时实行废两改元，把混乱的银本位制统一起来，最后实施了法币政策，采用了金汇兑本位制，摆脱了因白银价格波动对货币的影响。中国货币和金融经过这一阶段整顿和改革，逐步取得了“统一”，并取得了一定效果。而中央银行在这期中，也相应增强了实力和地位。到1936年年底，中央银行的发行额已增加到三亿四千余万元，中国银行发行额为四亿六千余万元，交通银行发行额为三亿三百余万元，中国农民银行发行额为一亿六千余万元，中央与农民加在一起，发行额已超过中国甚多，如与1928年或1934年比较，反映了中央银行在当时金融和经济方面已逐步站稳了脚根，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3）设立中央信托局及成立邮政储金汇业局

    中央信托局从1934年6月24日开始筹备，原为中央银行直辖的一个局。筹备期间由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叶琢堂兼任筹备主任。1935年7月30日正式成立，并发表副总裁张公权兼中央信托局长，张度、刘攻芸为副局长，10月1日开始营业。

    在开始营业这一天祝贺会上，孔祥熙说明为什么要成立中央信托局。他说因政府方面有许多事要委托商业机构经理，同时中央银行限于国家银行代理国库地位，事实上及手续上都不能出面，所以在中央银行之下，组织一个信托事业独立机构，经办这方面的事情。理事长由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兼任，常务理事为张公权和叶琢堂。资本一千万元，会计独立。原订经营业务：1.国营投资事业。2.各种信托业务。3.各种人民普通储蓄。4.设立中央储蓄会接管万国储蓄会办理有奖储蓄。5.保险业务等。

    这说明，中央信托局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呢？主要做军火生意。在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扩编军队，就是订购军火。当时国内虽然也有少数兵工厂，但远远不能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因此不得不通过上海租界内的洋行向国外订购，主要对象是德国和捷克、瑞典等国。例如轻机枪，主要就是向捷克订购的。

    通过洋行订购，回佣大、价格高，也缓不济急，蒋介石和宋子文考虑决定，还是直接向国外采购比较合算。最初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去德，以考察军工的名义，实际上去采购军火。正好谭延闿的儿子谭伯羽在德求学，并任中国驻德大使馆秘书，由谭伯羽会同在柏林大学的俞大维组织驻德商务专员处，直接隶属军政部，专门办理有关军火洽购事宜。从此以后，俞大维就在国民党内成为权威军工专家，历任兵工署长、军政部次长（到台湾后还担任了初期国防部长）。

    因为订购军火需要大批款项，一开始除了军政部之外，就有宋子文插手。宋子文利用这个机会，把财政部所属缉私营整顿改编为税警团，由财政部自行节制，自行训练，较之蒋介石的正规军，配备和训练更为精良，成为蒋宋之间的一个主要矛盾。蒋介石直系军队，军官清一色是黄埔军官学校及中央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而税警团最初就由宋子文选任美国西点军官学校毕业的王赓任团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期中，税警团调上淞沪前线参战，王赓在吴淞被俘，后来税警团负责人一直由美国军校毕业的学生担任。抗日战争期间的新一军，就是由税警团扩编起来的，军长孙立人也是美国维尔曼军官学校毕业生。

    在中央信托局成立初期，自1932年至1935年，通过中信局所购军火，包括航空器材、军械、汽车、汽油及海防设备，据中信局档案所载，已达一亿三千八百九十余万元。购买军火已成为宋孔发财致富的一条主要途径。抗日战争发生后，孔令侃（孔祥熙之子）以中信局秘书名义长期驻在香港，代表购买军火；接着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名义直接插手向美订购飞机合同。孔宋的家财，开始是由购买军火起家，这是很明显的。

    关于邮政储金汇业局，最初是从1930年3月成立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开始。最初总办为刘书蕃；会办二人，一为沈叔玉，一为英国人麦伦达。将向由邮政总局办理的储金、汇兑等业务，逐步改归储汇局办理。由邮政局兼办储金和汇兑业务，在国外，是由德、奥两国开始，后来日本采用此项办法，大著成效，成为日本储蓄业务得以大力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时中国为了学习这方面经验，曾派王紫霜、汪一鹤等人赴德、奥学习，成为储汇局后来的主要骨干。

    1931年7月，上海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组织法由国民党政府公布，将总办会办名称改为局长、副局长。1935年7月，邮政总局与储汇局实行合并，改称为邮政储金汇业局，第一任局长为沈叔玉，总局仍设在上海，另在南京、汉口设立分局，其他地区或设立办事处，或由各地邮政局兼办。储汇局由交通部及财政部双重领导，从此就完成了所谓“四行二局”的国家金融体制，作为国民党国家金融支柱，一直延续下来，长期发挥了金融方面的控制作用。

    （4）兼并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小三行

    在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国家金融体制逐步形成的同时，孔祥熙利用上海金融恐慌，开始兼并其他行庄。首先从兼并中国通商银行着手。1935年夏，上海发生挤兑风潮，各发行钞券银行均岌岌可危。中国通商是我国设立的第一家银行，但一向经营不善，由于挤兑，原董事长傅筱庵（宗耀）无力维持，改由杜月笙出任董事长。杜是当时地方青红帮势力的代表，一向和蒋介石、孔祥熙等国民党上层人士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杜月笙的出面，是得到孔祥熙支持的。

    随着中国通商银行的挤兑，青岛中国实业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1935年5月21日，这一天，就兑出现银二十余万元，完全依靠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和济南分行拨款维持。此外四明商业银行，系光绪三十四年八月成立的，也是我国商业银行中历史较为悠久者之一，原由孙衡甫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金融风潮中，不得不辞去总经理职务，改由叶琢堂继任。

    以上三行，有几个共同特点：第一，历史均较悠久；第二，均系发钞银行；第三，经营管理不善，内部实力空虚。孔祥熙、宋子文借着金融发生风潮的机会，实行兼并整理。办法是旧股贬值、增加官股，改为官商合办银行。对于旧股折价，是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最初国民党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折价，每百元折合十元，后来经过争执，改按一成半即每百元按十五元折成新股计算。

    按每百元折成十五元计算，中国通商银行仅存股款五十二万五千元，中国实业银行五十二万六千一百零十元；四明银行三十三万七千五百元。另由财政部加入中国通商银行官股三百四十七万五千元，加入中国实业银行官股三百四十七万三千八百九十元，加入四明银行官股三百六十六万两千五百元，使三行各凑成资本总额四百万元，其中官股均占绝对优势；而三行所有官股一千零五十八万六千三百九十元，均由国民党财政部以公债拨充。

    改组为官商合办的三行，主要负责人如下：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杜月笙，总经理胡以庸；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总经理周守良；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总经理李嘉隆。这六个人中，除杜月笙外，其余五人均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派去的人。傅汝霖是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周守良和胡以庸是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吴启鼎是财政部统税署署长，李嘉隆是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这五个人包括杜月笙，都和孔祥熙有密切关系，而绝大多数是属于“公馆派”的人物。

    三行董事长的安排颇费心机。任杜为通商董事长是为了勾结上海恶势力。四明银行原属宁波帮，吴启鼎既是孔的亲信，又代表宁波部分银钱业。傅汝霖是东北人，参加过国民党西山会议，和元老派居正往来密切，孔利用傅与元老派勾结，以对抗政学系和CC系。但总的来说，孔还是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这批官商合办的小三行与原中国银行投资兴办的新华储蓄银行，并称为官商合办的小四行，处于国民党的四行二局和代表北方财阀的北四行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及南方江浙财团南三行浙兴、上海、浙一之间，构成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金融机构总的态势。

    三、抗日战争期间的演变

    抗日战争开始，孔祥熙一帆风顺，一步一步走向他一生中的顶峰。这期间我们首先要谈的是“四联总处”的诞生和建立。卢沟桥炮火打响了抗日战争，当时孔祥熙本人尚在伦敦，由宋子文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名义处理中央银行事务。宋就此在上海成立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派中国银行副总稽核霍亚民兼任四联总处主任秘书。关于金融方面的领导，完全由宋主持，这是四联总处的开始。孔回国后，由香港直飞汉口，在汉口正式成立四联总处，原上海总处改为分处。孔以中央银行理事会主席兼总裁名义担任四联总处主席，在他是踌躇满志，但宋不与他合作，挟持中国、交通两行，处处与中央银行作对。孔不得已，只好抬出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名义，出任四联总处主席，孔任副主席，实际上仍由孔主持。经过这次斗争，使孔领会到必须利用四联总处名义，扶植中央银行，并加强其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以控制中国、交通两行，这就是由武汉迁到重庆后四联总处最重要的使命。

    利用四联总处以加强中央银行领导地位，是从这几方面着手的。首先于1939年9月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由国民党政府颁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其主要内容为：（1）四联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财政金融政策有关各特种业务。（2）四联总处理事会，由蒋介石以农行董事长名义任主席，孔祥熙以中央银行总裁任副主席，其他中交两行各推总经理或董事长一人，财政部代表（由次长徐堪担任）一人为常务理事，协助主席执行一切事务。（3）财政部授权四联总处主席，对中、中、交、农四行可为便宜措施，并代行其职权。（4）中、中、交、农四行，各依其法或条例所规定之职权或业务，分别发展。

    从此以后，四联总处性质已完全改变。改组以前，四联总处系属于四行之间的一个联系机构；改组以后，一变而为处于四行之上的决策机构。凡战时金融设施，以及经济筹划均由四联总处决定，工作范围大大扩展，职权大大加重，并利用蒋介石这块招牌，完全可以决定财金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

    在四联总处理事会之下，设立四个委员会和秘书处，其中最重要的是战时金融委员会和战时经济委员会。在战时金融委员会之下，设有六个处，包括发行处、贴放处、汇兑处、收兑金银处、特种储蓄处及农业金融处。在战时经济委员会之下，设有物资处、平市处（平抑物价）及特种储蓄处，权力之大也是空前的。

    扩大四联总处职权，把财政金融及经济熔为一炉，这在1939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财政金融会议中已经确定下来。当时大家已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代表国家银行的中央银行应该集中发行、统筹外汇、经理国库、办理贴放业务等大权，以及为了保障供给、实行田赋征实等。这些在抗战救国总的目标上都无可厚非。当然，孔祥熙为了假公济私，损人利己，搜刮民财，填饱私囊，危害国家和人民，这又是另一件事，应该区别看待。

    在加强中央银行领导方面，首先执行的第一条是集中钞券发行。1942年春，四联总处对统一发行及调整四行业务问题，已研究完毕，5月28日理事会通过“统一发行办法”，规定自同年7月1日起，所有法币发行统由中央银行集中办理，同时通过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四行业务划分要点如下：

    中央银行主要业务：1.集中发行钞券；2.统筹外汇支付；3.代理国库；4.汇解军政款项；5.调剂金融市场。

    中国银行主要业务：1.受中央银行委托经理国外款项收付；2.发展与扶助国际贸易有关事业贷款与投资；3.受中央银行委托办理进出口外汇及侨汇业务；4.办理国内商业汇款；5.办理储蓄信托业务。

    交通银行主要业务：1.办理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贷款与投资；2.办理工商业汇款；3.公司债及公司股票之承受；4.办理仓库及运输业务；5.办理储蓄信托业务。

    中国农民银行主要业务：1.办理农业生产贷款与投资；2.办理土地金融业务；3.办理合作事业放款；4.办理农业仓库信托及农业保险业务；5.吸收储蓄存款。

    在实施集中钞券发行开始时，国民党财政部曾制定统一发行办法五条，分令中国、交通、农民三行按规定执行。

    1.自1942年7月1日起，所有法币的发行统归中央银行集中办理。

    2.中国、交通、农民三行应将截至1942年6月30日发行法币之数额暨准备金造具详表，送财政部四联总处及中央银行查核。

    3.中国、交通、农民三行1942年6月30日止所发法币准备金限于同年7月31日以前全数移交中央银行接收。

    4.中国、交通、农民三行已订未订、已交未发及运送中之新券，应即全部移交中央银行接收。

    5.中国、交通、农民三行业务上需要资金，得提供担保向中央银行商借。

    自规定实施后，从此中央银行即独占全国纸币之发行。中央银行的地位大为增强。嗣后国民党政府完全依靠发行钞券来弥补财政赤字。1937年7月抗战前夕，法币发行额为十四亿一千万元，1942年6月底集中发行前夕，发行额已达到二百四十九亿元，到了1944年年底抗战临近结束时，法币发行额已达到一千八百九十亿元。如果没有法币政策的实施和中央银行的集中发行，国统区财政要支持抗战八年之久，是有困难的。

    其次，在这阶段中，外汇也逐步集中于中央银行。在法币政策实施之初，外汇可按法定汇价在市场上进行无限制买卖，当时法币法定汇价，为每元法币规定为英金一先令二便士半，市场买卖价格限定在买进一先令二便士七五与卖出一先令二便士二五之间。这就是法币汇价的上限和下限。当汇价达到下限时，中、中、交三行即无限制卖出，其余外币均比照英镑计算。在七七事变前，汇价始终是稳定的。

    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立即采取金融紧急措施，并与外商银行订立君子协定，采用限制提存办法，避免提取存款，以减少外汇购买力，勉强稳定了一个时期。其后因战事变化，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国民党已无力稳定外汇法价，遂于1938年3月12日颁布外汇请核办法，并停止在市场无限制供给外汇。

    自此以后，外汇遂进入控制时期，外汇市场必然出现黑市。中间一度采用平衡基金办法，由中英合作，以维持中国外汇汇率。基金总额为一千万镑，一半由汇丰、麦加利二行承担，由英政府担保，一半由中国、交通二行提供，由中国政府负责。基金委员会法定汇率为八便士又四分之一，此价曾经维持三个月，但欲稳定外汇固定不动，唯一办法只有源源抛出外汇维持，这在当时通货继续膨胀，敌伪又进行大量套购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勉强维持到1939年6月，又不得不放弃再度维持办法。中间一度于1940年2月由平衡基金暗中维持，以四便士八分之一为标准，但不到三个月又行放弃。迄后，法定汇价形同虚设，一切听其自由升降。当时黑市标准，完全根据上海汇丰银行挂牌标价，各商业银行的同业作价及柜面售价虽略有不同，但总的还是以上海汇丰银行牌价为基准。

    第三阶段，在1941年7月26日英美下令封存各该国境内的中日资金。同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把欧洲战争同中日战争联系起来，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所有海口均被封锁，外贸断绝，外汇问题至此已变为无关紧要的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香港相继沦陷，平准基金会移至重庆，及至缅甸失陷以后，对外运输完全靠中印之间空运，贸易上所需要的外汇极为稀少。1942年5月，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战时管理进出口物品条例”规定除军用器材及麻醉药品、空白及签字纸币等项须经主管机关核准进口，所有主要出口商品为桐油、茶叶、猪鬃、矿产均由政府机关报运出口，所有外汇及外贸均置于国民党政府完全控制之下。有关外汇储备及黄金均集中于中央银行，由中央银行统筹办理，而原定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的中国银行也改为发展国际贸易银行。

    在集中发行和集中外汇的前后，1939年7月公布了公库法，规定一切税款收入应由纳税人直接向当地代理国库的中央银行缴纳，一切支出由代理国库的中央银行凭财政部的支付书拨给领用单位。凡未设立中央银行地区，可以由中央银行委托中、交、农三行及邮局代理，这样就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库网，更壮大了中央银行的势力。

    此外如划拨清算，公理贴放业务，收管各银行钱庄存款准备金，核定放款利率，检查行庄金融业务，均逐一具备和充实。到了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所有有关中央银行应该具备的各种条件都已陆续具备，成为名实相符的国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和银行的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四联总处的存在已无必要。它扶植中央银行成长的使命业已完成，所余少数事务性工作也最后移交给中央银行而结束其历史使命。

    四、从顶峰上摔下来

    1944年抗日战争形势已经明朗，日寇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但是孔祥熙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孔走下坡路虽然是从1944年开始，但和各方面结怨之深却是由来已久。孔的内部敌人是宋子文，而外部敌人却是政学系与CC系。政学系从杨永泰开始就与孔不和，后来张群接任行政院副院长，陈仪任秘书长，与孔矛盾更加深化。政学系在新闻界中有《大公报》打前锋，在国民政府内由吴鼎昌（达铨）掌握了文官处，这些人都是打小报告的能手。加上CC系控制了侍从室，再加上一个军统和他作对。军统一向是和宋子文及中国银行勾结的，它在国外的活动经费，向来是由中国银行调拨，因此始终站在孔祥熙的对立面。

    重庆时代的《大公报》，对国民党是一贯采用大捧小骂的手法，大捧是捧蒋介石，而骂的就是孔祥熙。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日起，《大公报》攻击的矛头就明确地指向孔祥熙。首先在日寇攻占香港前夕，孔的一家仓皇从香港包乘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逃到重庆，除了大箱小箱的金银财宝外，还有梳头娘姨和二小姐的爱犬，通通乘飞机而来；而原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和爱国人士，全部陷在香港，备受屠杀和蹂躏。《大公报》乘这个机会写了一篇社论，把孔祥熙及其家族骂了一通，揭开了正面反孔祥熙的序幕。

    在孔祥熙任职中央银行总裁及财政部长任内，前后发生的贪污大案有五六起之多，这还是已经公开揭露了的。例如，吕咸私分美金公债案、业务局长郭景琨的黄金案、税务署长高秉坊贪污案、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云南走私案。有的被判死刑后，获得减刑，有的判徒刑后又被枪毙。因为这几件事接连发生，加以外界舆论的压力，宋子文又从中反映美国方面反对孔祥熙的不满意见，最后蒋不得不让孔下台。孔的下台也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先于1944年让出财政部，第二步于1945年让出中央银行，这两个职务都让给了俞鸿钧。俞虽是张群、吴铁城提拔起来的，但比较接近孔祥熙，和宋很不融洽。这也反映了蒋介石的为人，即令在孔、宋之间也保持着一贯的两面手法，可以根据情况和需要，随时掉换手中掌握的牌。

    就孔祥熙的班子来看，他掌握国民党财金大权十二年，从来没有培养或延聘过这方面值得赞赏的人才。最初的亲信，无非是山西同乡、旧日部属，或者铭贤学校学生。后来地位愈高，权力愈大，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孔院长官邸秘书处”为中心的所谓公馆派。公馆派的主要人物，初期有徐堪、吴启鼎和盛升颐，其后有鲁佩璋、边定远和谭光、傅汝霖等。徐堪本来是宋子文时代的人，但宋子文下台后，立即转向孔祥熙，并深得孔祥熙的信任，逐步提升为财政部次长、四联总处秘书长和粮食部部长。和徐堪有类似情况和经历的还有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但徐虽贪婪而较干练，而陈则唯唯诺诺，极为庸碌。抗战期间在重庆后方流行着这样的四句话：“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陈行不行，宋子良不良。”

    抗日战争胜利后，孔祥熙回到上海西爱咸斯路（现永嘉路）老宅。虽然他在离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后，接替宋子文担任了中国银行董事长，但手中没有实权，很不得志，住在老宅里，门庭冷落，满腹牢骚。到了1947年，孔祥熙更感觉到日暮途穷，蒋介石也越来越表示了他对孔祥熙的不满和厌恶。孔最后终于不得不离开上海，借口宋霭龄在美国进医院动手术为由，飞往美国，从此也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五、孔的私人企业和财产

    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财产，这当然是很难估计的。根据过去的流传说法“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明显地说明在国民党四大家族中，孔祥熙是最有钱的。

    虽然任何人都无法估计孔祥熙财产的确切数字，但是从他的经营作风，以及他聚敛钱财的手法，和他平时言行，可以得出一些概念，从而论证他的私人资财。

    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孔家原来没有多少钱，也没有经营过山西票号，当然也不是一个穷光蛋。但他很喜欢人家说他家里原来是大财主，开过票号，以表示他的财产主要是来自祖传。他是以教会起家的，由教会送往美国留学后回国，在山西榆次办了一个祥记商行，后改称祥记公司，经销美孚煤油和僧帽牌蜡烛、肥皂之类的洋货，赚了一些钱。山西人喜欢银子，集到一定数目，就把它铸成一千两一个大锭，称为“莫奈何”，用以防贼防盗，把它窖藏起来。传说孔祥熙最初发财后铸了三个大银锭，共约三千两，这就是他最初的资本。

    接着在祥记公司之后，他在教会资助下，创办了铭贤学校。铭贤办在太谷南门外孟家花园，是一个中等农业专科学校，孔祥熙任校长，宋霭龄代理过校长。同时期他和宋霭龄结婚。宋家是有一点钱的，根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记载，在上海银行最初发起人集聚约十万元资金中有孔祥熙股金一万元，这笔钱可能是宋霭龄的钱。

    孔祥熙喜欢搞独资经营。他的私人企业基本上都是商业资本，除祥记公司以外，以他为中心而创办的商业，主要还有山西裕华银行及广茂兴和晋丰源商行。山西裕华银行1915年创设，天津的裕华银行是由裕华银号改组而成。后来在重庆和上海都成立过裕华银行。广茂兴、晋丰源原来经营中药材生意，抗战期间迁到重庆，什么投机生意都做。裕华银行是孔祥熙私人企业的核心，负责人都是他的心腹，总经理一直由铭贤学校总务主任武渭清担任。孔祥熙所办企业有它的特点，不讲求外表，不重视宣传，只求实惠。抗战时期在重庆，孔二小姐曾向她父亲要求，把裕华银行、祥记公司和广茂兴、晋丰源四个机构组织一个联合总管理处，由她负责，孔未同意。这些单位始终由孔祥熙亲自掌握，连他的子女都不许插手，因此后来他的儿子孔令侃和女儿孔令俊都不得不另立门户，各自创设了扬子公司和嘉陵公司。

    在工业方面，孔祥熙搞过几个合伙组织，但多数是挂个名，个人并不出资，由有关的银行参加或放款。其中比较知名的是和刘鸿生合伙办的中国火柴原料厂、中国毛纺织厂和西北毛纺厂，以及由傅汝霖出面与四川地方财团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它当时是作为后方一个重工业集团而建立起来的，表面规模很大，有炼钢、炼铁、机器、窑业四个部门，设备也相当新，在重庆可以说得上数一数二的重工业组织。但因经营管理不善，最后也完全失败。只有华福烟草公司还是比较有利可图的，但因实际经营掌握在盛苹臣手中，最后也被盛一个人独吞而停业。

    除了商业、工业机构外，孔祥熙还办过文化事业，这就是接办的“四社”，即《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和申时通讯社。四社初期由张竹平经办，原来是研究系的报纸，因得罪了蒋介石，为蒋所取缔，无法维持，负债累累，最后只好让给孔祥熙，由中国国货银行出面承担全部债务，另给张竹平个人五万元，将四社全部买进。抗战开始，《时事新报》迁重庆，《大陆报》及《大晚报》留在上海，申时通讯社停办。胜利后，《时事新报》迁回上海，并恢复了申时社，由王正廷担任董事长名义，实际由孔令侃主持，派梁子英担任总经理；报纸销路虽然不好，但依靠官价外汇采购白报纸，并兼做生意才得以维持。

    从他所经营的企业来看，是赚了一些钱，但不可能敛聚很多，最多只能达到百万富翁程度，不会成为亿万富翁。他的私财只能是从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而来。当然他在国民党当政时期，手握财政、金融、经济大权，贪赃的机会是很多的。他的左右大都是贪污之徒，而他的背后又有宋霭龄、宋美龄支持，他完全可以放手搞钱，无须乎兢兢业业去经营工商企业。

    最初搞钱的机会是从购买军火开始，因此而产生了中央信托局。其次是操纵公债投机，国民党政府在内战初期，发行了大量公债，短期内达到十四亿多元，提供了市场投机的筹码。在上海公债投机曾盛极一时，控制了整个金融市场。当时在上海代孔祥熙搞公债投机的是吴启鼎和他所掌握的四明银行。

    抗日战争开始，外汇产生了黑市，金融重心移到香港，平准基金会和中信局均设在香港。孔令侃、盛苹臣和宋子良等一伙，都在香港搞黑市外汇交易。还有印制钞券，当时钞票均由英美钞票公司印刷，据我的前任稽核处长梁平告诉我，印钞及购买印钞的纸张，都是有回佣的，这些一向由孔令侃、凌宪扬、李骏耀朋分，但大部分还是要孝敬宋霭龄。

    在重庆发“国难财”的机会更多了，但重点还是集中在物资、黄金和外汇三个方面。当时国民党后方物资奇缺，囤积居奇和走私贩运盛行。财政部成立过以戴笠为首的缉私署，名为缉私，实际为走私。戴笠任缉私署长是蒋介石的旨意，也是对孔祥熙的牵制。而孔祥熙本人是利用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和宋子良的西南运输公司，大搞走私贩运活动，并成立庆记纱号和福生庄搞花纱布交易。

    出售黄金最初是由中国国货银行在重庆开始。宋子良和宋子文不同，他只要搞钱，和孔祥熙不但没有矛盾，而且由于宋霭龄的关系，和孔的关系很好。在宋氏家族中，宋霭龄有很高权威，不但孔祥熙要唯命是从，就是宋美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听命于大姐的。后来由美国运来的两亿美元黄金陆续运到国内，就和美金公债及美金储蓄券一起，在市场上掀起黄金外汇妖风，这就给孔祥熙造成更大贪污的机会。孔祥熙虽然因此丧失了他的政治地位，但在这些机会中，也确实捞到一笔大财，应该说这是他亿万资财中最大的来源。

    1941年6月，美国政府曾冻结中国私人及公司银行在美存款，其中私人存款约为一亿一千八百万美元。1948年3月30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援华报告，估计中国私人所有的外汇黄金外币约合五亿美元。经过发行金圆券强迫收兑国内私人部分约两亿美元外，估计当时在美的中国私人外汇存款在三亿美元左右，其中当然包括四大家族特别是孔氏家族的财产。

    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

    徐家涵[6]

    孔祥熙和他的家庭成员——孔令侃和中央信托局——孔宋两大家族间的矛盾——中央信托局兵工储料处与“合步楼”中德易货专案——中央信托局运输处与林世良案件——孔家在香港的活动——孔令侃到美国以后——香港沦陷后的中央信托局——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中央信托局——黄金储蓄券案件——“鸡立球”牌工具钢——胜利前夕的中央信托局

    中央信托局从1935年成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后十四个年头，是孔祥熙家族直接控制的一个搜刮外汇物资，剥削劳动人民的重要机构。

    我在1938年由武汉到达香港，先后由许世英、钱新之和杜月笙的介绍，在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所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西南物资运输总处（简称西南运输公司），以及孔令侃所主持的中央信托局里先后工作了八九年，在这期间，由香港经过海防、河内，到过桂林、衡阳、曲江，又由重庆出差到昆明、缅甸、仰光。由于我的社会关系比较多，接触面比较广，耳濡目染，对孔氏家族的内幕了解到不少，现将记忆所及，写一些出来，供有关方面参考。

    孔祥熙和他的家庭成员

    孔祥熙，字庸之，当时报纸上曾有人说他是“人如其字，字如其人”。他有一个英文名字叫H.H.Kong，手下有些人背后叫他“哈哈孔”，或者干脆叫“哈哈”；山西人一般称他为“老先生”。他是山西省太谷县人，过去在山西号称“金祁县，银太谷”，确有不少富豪。可是孔祥熙出生的家庭，并不富裕。抗战时期有人揭他老底的时候，孔却要面子说：“我本来就有钱，后来做了官自然也积聚了一点，加上平时省吃俭用，这样财富才有所增加，却被穷小子自己不会弄钱反而来攻击我，实在太无聊了。”就连他最亲信的山西人中，也没有人承认他过去是很有钱的。

    孔祥熙在1935年曾派人回山西太谷县替他买房子。他本来想买在太谷县首屈一指的旧豪绅乔家的房子，且不要说乔家，就是一般大户，谁也不愿意出卖祖业。后来，孔祥熙使用官府势力和高价收买的手段，才买到一所二三流的旧房子，贴上孔家的旧标签，只是想对人宣告，他祖上就很有钱。

    抗战前，孔祥熙曾带全家人回到太谷去住过几天。他的大女儿孔令仪，1937年曾随孔祥熙——“中国特使”赴英为庆祝英皇加冕典礼时，到过英国，国民党政府和英国王室互相赠礼。当时英国皇太后玛丽，还赐给孔令仪一枚金钢钻戒指。孔氏一家在“衣锦还乡”的时候，在新买的房子里，大宴宾客，请了不少地主官僚豪富和他们的亲属。孔令仪手上戴着这枚戒指，扬扬得意，周旋应酬；却有一位乔家少奶奶对她说：“你爸爸做官发了那么多财，你只戴了这样一个戒指，多么寒碜！”这位孔大小姐以为她不识货，土财主未见过世面，耐心地告诉她这枚戒指的来历。乔少奶奶说：“反正我看你戴的这玩意儿不怎么好，明天晚上我家请你们吃饭，我拿一些给你看。”第二天乔家请客，这位少奶奶拿出一个藤制的针线箩，里面装的都是些上品钻石，还有红蓝宝石、猫儿眼、祖母绿等珍品，孔令仪看了目瞪口呆，黯然失色，自叹不如。

    孔祥熙为了博得英国王室的青睐，自称是“圣人”孔丘的嫡系后代，可是在山东曲阜孔氏家庙里保存两千多年的孔氏家谱中，并没有他这支世系。孔祥熙却拉拢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山东曲阜孔氏八房的孔祥榕和孔丘的奉祀官“衍圣公”孔德成，收买了一些孔氏族长，为他篡改重修孔氏家谱；又把太谷县孔家的家谱改头换面，推溯到明末清初，因为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时，有一房孔氏子孙迁到山西太谷县落户，才有他家这一系。孔祥熙1937年以特使身份到英国时，就宣称自己是第七十五世“孔丘公爵”。他曾大言不惭地对人说，他当时受到英国王室的隆重接待，不是因为他是中国特使，而是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世家子孙。

    孔妻宋霭龄，是宋氏家族中的大姐姐，宋家是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父亲宋俭耀又名宋查理，一直在上海浦东传教，1916年死去，母亲姓倪，是浦东川沙人。宋霭龄从小也去美国留过学，回国后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以后与孔祥熙结婚。宋家虽然十分洋派，可是说中国话，却不说广东文昌话或广州话，而是十足的浦东话。孔祥熙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孔令侃，号刚父，二儿子孔令杰，一直在外国读书，很少抛头露面，人们知道的情况不多；大女儿孔令仪，二女儿孔令俊，就是有名的孔二小姐。

    孔祥熙用人行政，自成系统，人家说他“用人唯亲”、“用人唯晋”、“用人唯贤”。“用人唯贤”的“贤”指的就是太谷铭贤师范。铭贤师范学校抗战时期迁到四川金堂，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因为师生关系，有不少都在孔家天下里身居要职，最低限度也可以在中央信托局或者中央银行当上一名专员。

    孔祥熙用山西人有他自己的一套解释，他多次在对手下人训话时说过：“常常有人说我，或者攻击我喜欢用山西人，在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里延用了大批山西人。要知道全世界最会理财、最会办金融事业的，是犹太人；英国人当中，最会理财的是苏格兰人。我们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苏格兰人，办了几百年票号，在金融理财方面是天才，有传统的经验，因此我在财政金融方面，大量使用山西人，用其所长。我也因为是山西人，才能在财政金融上身负重任，做出一些‘成绩’。我用山西人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的，金融事业今后还要发达，还要大量使用，绝不是因为同乡关系才用的。”

    孔祥熙当时一身兼了许多要职，哪里有时间到各机关去办公处理日常事务，因此在重庆范庄设立“行政院院长官邸”。他另外还有两座私宅，一所在南温泉，一所在新开市。孔门五个大将，徐堪、邹琳、陈行、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宋子良，加上他自己，人称之为“孔祥熙不祥，徐堪不堪，邹琳不灵，陈行不行，宋子良不良”，叫成“五不”。各机关公事，有关用人用钱的重要文件，一律要送范庄，由“官邸秘书处”摘录事由，恭楷誊在一本宣纸精装的册子上，送给这位“宰相”审批。他批公事的方式很简单，常批的几个字是“可”（表示同意照办）、“核”（由有关部门审核后提出意见再批）、“阅”（表示看过了算数）。他的大少爷和二小姐，也正式地或非正式地由他授权代批公事。所谓非正式，是那位二小姐偷着拿出来批的，然后发到各机关，一律生效，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孔在范庄也公开接见宾客，办公室外一个大客厅，每天接见几十个人，分批请进去，他坐在一张大办公桌边，一边批公事，一边谈话；身旁有一个秘书供他询问，或者把公文的来龙去脉向他解释一下。

    孔祥熙利用职权，对外勾结帝国主义者，对内利用江浙财阀、流氓集团、特务组织。1933年以后，用所谓废两改元、白银国有、发行法币、整理公债、外汇管理、冻结资金、购买军火、举借外债，以及直接间接在金融商业上投机倒把、兴风作浪所搜刮的财产，估计在十亿美元以上。抗战后期，美国负责官员曾公开说：中国人何必到处求外国借款，动用部分中国人在美国的存款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财政困难了。孔祥熙在美国存款，调查名单上占第一位，化名的更不计其数。仅以众所周知的孔家于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购置的房地产，就有四川路的嘉陵大楼，淮海路上的培恩公寓、新康花园、武康大楼，永嘉路的庸村，时值就要几百万美元了。他个人和家族除了以亦官亦商的身份，直接控制着四行两局以外，还有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扬子建业公司、嘉陵企业公司、利威汽车公司、大业地产公司、敦裕钱庄等，遍布国内外各地，像一条贪婪的大章鱼一样，从各方面吸吮人民的血汗。

    孔妻宋霭龄，在幕后操纵国内政治经济以及国际金融投机市场。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个家族内部发生摩擦，闹得不可开交时，只有她这个大姐姐可以出面仲裁解决。她平日深居简出，不像宋美龄那样喜欢出头露面。可是她的势力，直接可以影响国家大事，连蒋介石遇事也要让她三分。她是唯一不用什么“总裁”、“委员长”等头衔称呼蒋介石的人，喊蒋“介兄”；在公共集会、外交场所，蒋介石对她恭恭敬敬。

    1937年春季，上海发生纱布交易所投机风潮，舆论哗然。明面上是财政部税务署署长吴启鼎和苏浙皖三省统税局局长盛升颐出面干的，实际后台就是宋霭龄的“三泰公司”（亦称三不公司）。当时国民党政府派实业部部长吴鼎昌到上海来查办，一时闹得满城风雨，可是查来查去，查到宋霭龄是后台老板，她给蒋介石通了一个电话，直截了当承认是她干的，结果，雷声大，雨点小，吴鼎昌到上海时下令扣留的吴启鼎和盛升颐，也由她派财政部总务司庶务科科长边定远接了去，平安无事地放了。外场的事由杜月笙出面了结，就此烟消云散。

    孔还有两个亲信，一个是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李骏耀，另一个是中央印刷厂总经理凌宪扬。这两人替孔家直接掌握着印刷钞票和发行钞票的大权，使孔家可以把国家的金银和外汇装进自己的腰包，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榨取人民的血汗。

    孔的大儿子孔令侃，1932年进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小小年纪，已经被孔祥熙任命为交通银行代表官股的常务董事。1939年杜月笙在香港以开玩笑的口气问他：“像你这样年纪轻轻的，已经会看公事，批得很老练，真是不容易啊！”孔令侃说：“我在圣约翰大学一年级念书的时候，我爸爸已经把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在上海的一部分公事，让我替他批。我带到课堂里，先生在上面讲课，我就在下面用红铅笔批公事。”他批好了自己签一个字，或者盖上孔祥熙的图章算数。孔令侃在1936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以后，就到南京财政部做“特务秘书”。国民党政府大小机关编制中，从来也没有这个怪名义，可是他能替部长当家做主，在部里从两个次长以下，哪一个敢不买他的账。孔令侃驾驶着京字777号和上海租界777号的汽车，招摇过市，任意违章打人。例如，当时规定在新街口广场上，汽车要沿左边环行道绕圈子大转弯，他的汽车总是抄近路小转弯，警察不敢干涉，生怕挨揍。有一天财政部里正在办公，忽然听到特务秘书办公室内枪声大作，人人惊慌失措，不知出了什么行刺的血案，大家跑去一看，才知道孔大少爷和几个朋友用手枪拿办公室电灯泡当靶子，练习枪法。

    孔的大女儿孔令仪，曾在上海沪江大学读书，不大为人注意。孔家对这个大女儿，总想找一个门当户对、有财有势的女婿，可是找来找去她都不同意，由她自己找一个圣约翰大学毕业生陈纪恩。当他俩提出要结婚时，孔氏夫妇大加反对，不肯同意，孔祥熙对孔令仪说：“陈纪恩家里不是名门望族，没有名气。门不当，户不对，我们这种世家结这么一门亲要被人家耻笑的。”孔令仪回答说：“钱、势、地位，我家里都有，你可以马上替他解决，同我家结了亲，自然也成了名门望族。你们认为缺少的，实在不稀奇，可是他人生得漂亮，性情温柔，我认为需要的，认为满意的，而这一切你们都无法找得到。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反正嫁定了。”孔祥熙最后只得同意，给陈一个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的名义，拿了官员护照，派去美国公干，让他俩到美国结婚去了，1943年宋霭龄替大小姐办嫁妆，要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的老婆主持的财政部妇女工作队日夜加工，精心绣制全部嫁妆八大木箱，包了一架飞机，连同古玩珍宝，直接飞美，可是在重庆珊瑚坝飞机场起飞不久，即失事全部焚毁。后来又加工赶制了六大箱，前后耗资、耗工无法计算，都由手下人代他出在公账上。

    孔令仪也在中央信托局里安插一些亲信，例如教过她书的黄应荣，是局长室法律顾问。她最亲近的女友陆小姐的丈夫陈炳炎是易货处襄理，1945年又被推荐为宋美龄访问美国代表团的一名团员。另外，陈纪恩的好友何然棣，也担任了储料处技士。当时人说：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是“无孔不入，非孔不进”，确是事实。

    孔的二女儿孔令俊，即孔二小姐，从小不安分，一直女扮男装，有时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有时穿绸长衫，手摇纸扇，妖形怪状，行人侧目。在重庆和成都出外时，随带大批娇艳的女人和全副武装的副官，有一次曾在成都与空军飞行员大打出手。因为她名义上算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可以经常出入蒋介石的私宅，一些特工人员也惹不起她。孔祥熙对她那些胡作非为也感到头痛。她不仅敢于乱批或扣压父亲的公事，甚至连蒋介石的公事，她也能翻弄。有一次何应钦的一份重要报告，被她拿出看过没有归还原处，何应钦几次催询，蒋介石不知究竟，追查侍从室公文收发，确实早已交到蒋处，查来查去是她随手扔开的，蒋介石也无可奈何。有一次在重庆储奇门江边汽车轮渡码头，蒋介石的车队已经来电话通知要过江了，她开了汽车一定要抢先过江，宪兵拦阻制止，她不但不听，而且撒野大闹，打指挥交通的宪兵一个耳光，正好蒋介石座车赶到，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用官腔训斥她一顿，把她带进座车，扬长而去。

    重庆行政院院长官邸秘书处，大小副官，她都可以直接指挥。她哥哥孔令侃直接控制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她下条子派一个亲信汪建才担任副理，搞独立王国；财政部总务司司长边定远也是她的爪牙。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的事她一插手就搞得天下大乱，人人头痛。1945年她以秘书的身份，随宋美龄去美国访问，她身穿男子西装，男不男，女不女，弄得美国政府礼宾人员不知道如何安置她。胜利以后，她在上海四川路嘉陵大楼开了一个嘉陵企业公司，自己任总经理，边定远任副总经理，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套汇走私，无所不为。

    孔令侃和中央信托局

    国民党财政部于1935年明令公布成立中央信托局，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的信托业务。开办时，由国库一次拨足资金一千万元，孔祥熙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张嘉璈以副总裁身份兼任局长。两名副局长：一个是孔门大将张度，一个是张嘉璈的亲信刘攻芸。下面设保险部，经理项馨吾；中央储蓄会，经理李叔明；信托处，经理由刘攻芸兼；购料处，经理由张度兼；储蓄处，经理陈钟声；虬江码头业务处，经理凌宪扬。另外有总会计室，总会计林兆棠，秘书科主任仲龙，人事科主任杨汝梅，庶务科主任顾心逸。

    中央信托局成立时，即登报公告成立保险部，办理一切保险事宜，资金五百万元，一次拨足，会计独立，盈亏自理。又公告成立中央储蓄会，办理一切有奖储蓄事宜，也是一次拨足，资金五百万元，会计独立，盈亏自理。后来抗战开始，由国库再增拨资金四千万元，共计资本五千万元，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一样；不过中、交两行还有商股，中央信托局则完全是官股，而且营运资金可以无限制向中央银行透支。孔家有了中央信托局这个机构，可以根据家族的需要，为所欲为，该做的当然做，不该做的也要做。

    1936年张嘉璈终于被挤出银行界，到南京去当明升暗降的铁道部部长。中央信托局局长这一要职，孔家不肯放，但子女的资望不够，够资格的又不想在孔家把持下当傀儡。后来，由蒋介石直接授意，叫宁波人叶琢堂当局长。

    叶琢堂与蒋介石算是同乡，在上海当过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买办。过去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里投机失败，曾受过叶琢堂的接济，因此，蒋对叶很尊重，人前背后都称琢老；每次叶到重庆，尽可能亲自迎送，并且招待吃饭。同时，蒋又请叶出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

    1937年日本侵华，不久淞沪沦陷，上海成为一个孤岛。中央信托局为了准备后路，由储蓄处经理陈钟声带一部分职员到浙江丽水，储蓄处副理王华带一部分职员先到武汉，后去重庆。购料处副经理孔祥勉带一部分职员到云南昆明。另外又请商办中国信托公司经理麦佐衡为驻香港专员，沈祖同为驻越南海防专员。当年年底，中央信托局总局撤退到香港，上海还留一部分人在常熟路办公。总局到香港后，麦佐衡改任易货处经理。

    中央信托局迁到香港以后，孔令侃就以常务理事身份直接管理，掌握业务用人大权。另外还有一名常务理事俞鸿钧，虽然也在中央信托局里面有一间办公室和一套小班子，但他是以尚未开缺的上海市市长身份，担任国民党政府驻香港的正式外交代表；中央信托局的重要公事也送给他过目，但他决不自作主张。局长叶琢堂身兼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他办公室外面一大间又是农行驻香港办事处，他对中央信托局的事不闻不问，仅盖盖图章而已。

    中央信托局搬到香港以后，租用皇后大道汇丰银行二楼112号里二十间办公室办公。孔令侃大权独揽，不仅直接管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一切大小事务，而且连代表江浙财阀的交通银行和南四行、北四行、小四行，也都要插手干预。

    孔令侃政治野心很大，对他姨父蒋介石的一套统治方法，非常钦佩，极力仿效。他和手下人组织了一个政治小集团，取名“南尖社”。我曾问过他们的核心人物，“南尖”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就是“纳粹”的译音。南尖社的成员有一些是财金界的骨干分子。另外还着手搞一个香港银行业联谊会，曾演出一个英文《西厢记》的话剧，演张生的是唐容裳，演孙飞虎的是凌宪扬。他还办了一个刊物《财政评论》，由贾士毅负责，另外有一个黄色的中型日报《星报》，由罗吟圃负责。

    孔令侃在汇丰银行112室内8号房间办公，办公室内有他的秘书许性初掌管文件。隔壁7号房间外面是中央信托局人事科，里面是他私人随从班子，有他圣约翰同学钱起凤、徐北溟以及张龙章一些人。这些人在当时那样环境里，都腰佩左轮手枪，出入前呼后拥，如临大敌。

    孔令侃当时只二十五六岁，一手掌握在香港的财政金融机关的大权，骄横跋扈，已极度发展。他对过去捧蒋介石上台的江浙财阀集团中一班首脑人物，除个别几个像叶琢堂、杜月笙、许世英等外，都颐指气使，直呼其名。1938年在香港乘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经过广东上空，被日本飞机拦截击落而丧命的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在未死前曾对人说：小孔对他一点不客气，打电话给他说：“你是笔江吗？我是刚父，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有事商量。”胡笔江发牢骚说：“这个孔大少爷，怎么一点礼貌都不讲，我和他父亲是朋友，算是他的长辈，开口就叫我名字，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一点都不客气。”对胡笔江尚且如此，等而下之，更不必谈了。他也像老孔一样，用电话或当面训斥人，毫不留情。

    1938年秋，广州被日军占领，中央银行广州分行撤到了九龙，在尖沙咀道半岛大酒店楼下办公。总行业务局外汇部和发行局的负责人和一部分职员，则在汇丰银行的110号办公。两个重要的国家金融机构，不在陪都重庆，却在英国殖民地香港执行业务，真是奇闻！

    孔氏家族利用美国钞票公司、英国德纳罗钞票公司，开足机器，无准备金、无限额地大量印刷钞票，供给国民党政府军政费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孔家却把国家的金银外汇、侨胞捐款，转入私人腰包。后来孔家一核算，印一张钞票成本要美金几分钱，划不来，因此进口油墨纸张机器，在香港由中华书局、大业印刷公司、大东书局日夜开工印刷大面额钞票。后来物价日夜飞涨，印刷成本越来越高，印刷机的速度赶不上需要。这时候孔祥熙已经利用职权把法币的发行权全部集中到中央银行。在香港印的钞票，日夜不停地由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空运重庆和各地还来不及。又成立中央银行运输科和中央信托局运输科，自购卡车，先经由越南海防到广西南宁以及由滇越铁路经昆明转运，还是不能应付需要。过去在国外印的钞票是空白券，下面的签字和号码到重庆加印。1941年在重庆中央信托局内成立印制处，由凌宪扬当经理，在重庆枣子岚垭设厂承印钞票、邮票和其他证券。另外，委托四川嘉定的中元造纸厂专门生产钞票纸，四川铜梁造纸厂生产邮票纸，以后扩大成为中央印制厂，无限制发行钞票，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最大财源。

    孔宋两大家族间的矛盾

    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嫡亲郎舅，这两大家族，是蒋介石在财政金融上统治旧中国的两大重要支柱。但是这两位至亲却由于个性不同，争权夺利，得宠失宠，内部矛盾重重。不妨从下面一些小事情来看。

    1940年孔祥熙有一次在四联总处训话：“大家都说现在的物价贵，公务员薪水低，入不敷出，我看不见得。这几年抗战，物价涨得并不多，我家里伙食费每天三块钱，十几个人吃饭，小菜很好。你们收入也不少，怎么老是有人叫苦，说不够用呢？”原来这位美国奥勃林大学出来的经济博士，有时也在家里算小菜账，副官知道他的习惯，每天让人照他主观想象的物价来报账，实际上三元钱在那时一个人吃一餐普通客饭也不够。也有人说：他家每天拿三元出来买菜，不够的会由中央银行等机关里开支。昆明中央银行经理孔祥勉，是山东曲阜孔八府的，孔祥熙认他做堂兄弟。1941年去重庆，临走时孔祥熙关心他的生活说：“你这几年很辛苦，孩子多，没有什么钱，我现在送你一点钱。”他郑重其事地拿出一本中央银行支票，开了一张五百元的支票送给孔祥勉。孔祥勉拿到手一看，大为惊讶，不好意思拒绝（因为五百元在那时候只能买二十斤米），只好收下，作为纪念。孔祥熙抽的香烟，在家里当然吸的是飞机送来的进口高级卷烟，但在外面开会时，手下拍马屁的人不好意思在他面前放一听什么三五牌、茄力克，只是拿一个中国香烟空听，里面装满三五牌。孔祥熙一面开会，一面抽烟，还要批评别人欢喜抽外国香烟：“你们看，这种国产香烟决不比外国烟差，不信你们抽一支试试。”大家接下来，相视而笑，谁也不好意思马上戳穿他的无知。后来，盛升颐利用特殊势力，在重庆开一家华福烟草公司，把三五牌拆开回车，用三五牌烟丝制出华福牌香烟给他吸，更使他振振有词了。

    孔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总是装聋作哑，伪装糊涂，但对搜刮人民财富却是他人所望尘莫及的。他搜刮钱财的方法有：（一）在初期利用财政部一些税收机关，安插私人，坐地分肥；（二）利用自己可以操纵的公债证券、纱布等物品，在上海交易所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三）发行公债，由银行折扣上市，利用蒋介石当权初期军阀内战的机会，兴风作浪；（四）废两改元，发行法币；（五）开动印钞票机器，无限制地发行钞票；（六）包办鸦片买卖。其他还有征实征购、直接税、专卖等，名目繁多。

    宋子文与孔祥熙个性不同，他对蒋介石一向看不起，自认为比蒋聪明，不大听话，要用钱更不痛快，这里说要预算，那里说要有准备。蒋介石的政治事务他要插手，黄埔嫡系军队他也要指手画脚，并且也敢于和蒋介石拍桌子对骂。宋子文是百分之百代表美国利益的，个人的生活习惯也十足洋化，手下高级职员与他商谈公事，要讲英语。他与蒋介石谈话，难得用他的浦东川沙话，有宋美龄在场就滔滔不绝地讲英语。他批阅的文件，要由秘书做英文摘要，批公事也用英文。在日、美两国发生尖锐矛盾时，他坚决依靠美国。在“一·二八”淞沪之战时，他为了向美国人表示与日本势不两立，他把手下唯一的武装财政部税警团调出来，在八字桥与日军作战。

    1933年，宋子文去美国办理棉麦大借款，由宋霭龄授意，叫孔祥熙代理他的财政部长。他在美国交涉签约，自作主张，不向蒋介石请示汇报。回国后两人大闹一场，宋子文拂袖而去。到了上海，新闻记者问他是不是因健康关系辞职，他回答说：“本人素日体健如牛，此次辞职完全因政见不合所致。”以后蒋介石安排他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蒋介石在西安被困，众叛亲离，宋子文与宋美龄一同飞到西安，接受张、杨所提条件，张学良送蒋到南京。后来为了对张学良的处理闹意见，宋子文又去美国，于1938年才回到香港。

    1945年10月，蒋介石下决心要干掉龙云，在昆明市内大动干戈，开炮轰击龙云的最后据点五华山，龙云准备死战到底。下不了台时，也是这位国舅出面，上了五华山，连哄带骗，把龙云送到重庆当了军事参议院院长。

    1938年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和中国银行董事长身份，在香港德辅道他自己开设的广东银行楼上办公。中国银行有这位“国舅”做后台老板，遇事可以与孔家势力相抗衡，孔令侃也无可奈何。中国银行那时国外有不少分支机构，国家的外汇收入，宋子文当然有份。孔令侃这个外甥，对娘舅毫不服帖；宋子文的亲信邓勉仁，其时当宋子文开设的广东银行总经理，在香港银行界中，公开指责孔氏母子，宣扬他们的丑闻。孔家的骨干分子也以牙还牙，攻击宋子文。

    可是这些豪门干将，宋子文下面的邓勉仁和孔祥熙下面的钟秉铎，还有财政评论社的贾士毅，却在1941年12月25日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领着香港银行界一部分人，居然打着白旗，欢迎大日本皇军。并在1942年元旦，联名拍电报向大汉奸汪精卫致敬。

    1942年邓勉仁和钟秉铎在香港看到日本人大势已去，又溜到重庆，各奔旧主。宋子文派邓勉仁做中国银行副总经理，又兼他私人控制的南洋烟草公司总经理。到重庆的第二天，宋子文下面一些骨干人物在中国银行准备公宴邓勉仁，七点开宴，可是下午五点军法执行总部派人拿着蒋介石的手令，将邓勉仁逮捕了，押到重庆南岸土桥，立即执行枪决，他自己莫名其妙为什么会送了这条命。原来前一天，蒋介石与宋子文因争权夺利，分赃不匀，在曾家岩蒋介石住处大吵大闹，宋子文不仅用英语大骂，而且一怒之下，连茶杯也摔得粉碎，拂袖而去。孔家的人趁此机会，串通特务头子戴笠，把邓勉仁由香港到达重庆和他在香港如何领头欢迎日本人，如何一贯在外宣扬蒋、孔两家族之间一些不可告人的丑闻资料，报告给蒋介石。蒋为了泄恨，在报告上批了“立即枪决”。中国银行宴会大厅灯火辉煌，客人还没有到齐，土桥军法执行总监部已经打来电话要庶务科派人前往收尸，办理后事了。

    同样媚敌投降的孔家干将钟秉铎，却由于宋霭龄庇护，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被派任中央信托处经理，代理中央信托局局长。蒋介石在1945年收到俞鸿钧保荐钟秉铎做中央信托局局长的报告后，一时想不起钟秉铎是什么人物，问左右手下，有一个侍卫官说：就是前几年从香港送一个大乌龟（玳瑁）来的那个人。蒋介石一听，面色铁青。那时孔祥熙已经声名狼藉，失宠下台。蒋介石也要直接插手四行两局。因此马上召见四联总处秘书长刘攻芸，任命刘攻芸为局长，搞得俞鸿钧十分被动。钟秉铎在中信局也待不住，终于离开了。当时有了解内幕的人说：“钟秉铎该倒霉的时候却升官得意，该得意升官时却倒霉丢官。拍马屁的人被马踢了一脚，送了一个乌龟，丢了一个局长。”

    孔令侃和他娘舅在香港时，因为争权夺利，矛盾百出，不仅私底下貌合神离，在业务上更是剑拔弩张，相持不下。那时美国对中国的棉麦大借款，是由宋子文一手包办。他通过金融外交家陈光甫和邹秉文控制的贸易调整委员会下面的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还有开在美国纽约的世界贸易公司，压低价格收购丝、茶、桐油、猪鬃、钨砂、镁砂等出口物资，抵押债款。抗战时期，这八类物资，都是国民政府明令公布的统购统销出口物资。不仅如此，连孔祥熙财政部直属的海关和盐务总局的收入，宋子文也以维持债信的名义，一手垄断，从中取利。孔令侃后来居下，没有捞到一点出口货源，只有借口用蒋介石交办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一定要把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统一办理。他自己决定算数，一个电报叫财政部转呈国民政府也明令公布所有全国范围内有关各色猪鬃之收购运销事宜，归中央信托局统一办理。财政部办事人员，虽有人觉得这事有些蹊跷，内容有些出入，但是上面交办，谁也不敢说明，糊里糊涂地搞出一个“双包案”，闹得不可收拾。

    孔令侃既然决定由中央信托局收购猪鬃，命令易货处在桂林、衡阳、柳州、常德、西安、兰州等地成立收货处，派了不少人员，贴出告示，就地挂牌以官价收购猪鬃。可是复兴公司老早在各猪鬃集散地，设置了收货处，他们是根据宋子文对美国棉麦借款偿还办法，也是国民政府早已明令规定了的，统一购销猪鬃、桐油和其他土产。这时两个收货处都有硬后台，谁也不买对方的账。开始大家还勾结一些批发商，互相抬价抢收，还能收得到几把毛货，后来大家打官腔，相互扯皮打官司，由香港闹到重庆，终于因为宋子文打出一张必须确保美国借款债信的王牌，财政部办事马虎，搞出了“双包案”，也站不住脚，后来孔令侃也离开香港到美国去了，信托局不再坚持力争，仍由复兴公司经营。

    孔令侃不但是在业务经营上与宋子文互相对抗，批双方有关的公事，也直称T.V.，这是子文的英文缩音。重庆和国外的重要电报文件，孔令侃看过批了一个“转T.V.”，就送给娘舅，宋也无可奈何。

    孔令侃更荒谬的是当宋霭龄要替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与他早点结婚时，他指名一定要讨宋子文老婆张乐怡的小妹妹。宋霭龄认为这是娘舅的小姨子，认为他异想天开。孔令侃却说：“娘舅归娘舅，讨他的小姨子，我就是他的连襟。如果不是张乐怡的妹妹，我还看不上，也选不中她呢！”虽然未成事实，由此也可以看得出他和这位娘舅的关系如何紧张。

    孔祥熙与宋子文虽不像孔令侃那样公开吵闹，但也时常闹别扭。宋子文经手美国借款一本账，从来不让孔祥熙知道。有些事宋子文直接交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席德懋和代局长郭景琨办，也不向孔汇报。宋子文认为1933年他下台是孔祥熙挤他的。宋离开财政部时，次长以下高级职员都辞职不干，只有一个赋税司司长贾士毅，是旧北洋政府财政部人员，与宋没有什么渊源，不愿辞职，被孔留用。有一次在上海，贾士毅与一批人去宋家看宋子文，宋子文不理他。曾任财政部次长的李调生对宋子文说：贾司长特来看望你，你有什么指示？宋子文大叫：我不认识他，请他出去吧！贾士毅回去向孔诉说，认为得罪了国舅以后不好办事，孔祥熙只好放他出去，当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宋子文对财政部下面一些有油水的事业机关，都一直抓住不放。例如，关务署署长关吉玉，总税务司英国人梅乐和、张福运，盐务总局局长缪秋杰，都是他的亲信。这些机关有外国人传统的一套人事规章制度，又指定作为公债借款担保，一直由宋严密控制，孔祥熙的号令是不大响亮的。孔、宋手下的人员，很少有私人交往，尤其宋子文手下的人，洋派十足，独来独往，不大瞧得起别人。

    中央信托局兵工储料处与“合步楼”中德易货专案

    1939年，香港中央信托局有一个所谓“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又有一个所谓“合步楼”的中德易货专案。抗日战争开始后，德国受到日本的压力，蒋介石也受到英美方面的压力，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双方不便于公开往来，但是暗中仍眉来眼去。国民党政府的兵工署，自署长俞大维以下，都是留德学生，全部生产装备以及操作都使用德国技术。为了补充德国武器弹药配件，当时在香港有兵工署驻香港办事处，对外化名为大陆华行，负责人方兆镐；国民党二百师办事处杜光亭公司，以及西南运输公司购料委员会的李祖冰等人。重要事务由中国驻德大使馆商务参赞谭伯羽在柏林直接接洽。德国供给中国军火武器，中国就得用土产出口，偿还贷款。这当然不能与宋子文掌握的美国、英国借款相混淆，因此蒋介石下手令把这件事交给孔令侃。他立即在中央信托局内成立一个兵工储料处，打的是奉蒋委员长手令直接办理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事宜的招牌，连财政部那些应办的公文手续都免除了。这个处和以后设立的运输科，在当时不属于中央信托局编制范围，由孔令侃亲自掌握，经理是由凌宪扬兼任，中央信托局局长、副局长都不过问。人事待遇不及中央信托局，但是一无预算，二无编制，用人多少，毫无限制，孔家大小爪牙，不少人在里面挂名兼差，支领薪资。里面办事人员根据孔公馆的习惯，一律称为秘书。连孔令侃原来在中信局随他一同工作的亲信，也另外化名在储料处支薪。例如，孔令侃的私人秘书钱起凤是中信局的办事员，又以钱肇兴的名字在储料处任技士，另支一份薪资。又有一个何然棣，是中信局办事员，从来没有到局办公，却另以何仁山的名字在储料处支薪。后来中信局整理人事档案，两处所填的登记表和照片，都是一样，实在无法交代，乃由孔家亲信、中信局庶务科主任顾心逸代他们重行填表，另换一张照片了事。

    所谓“合步楼”专案，是由德国几家大商行——美最时洋行、礼和洋行、孔士洋行等利用中国资金，在上海一些日本人占领地区，收购中国土产或其他物资，运往德国，折充贷款。中央信托局也在内地代德国洋行，甚至日本人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凡是有利可图的，当然都进了孔家的腰包。当时德方的代表是美最时的大班希米特博士，中国代表是凌宪扬和李祖冰。因这些事要避讳英美和日本方面，所以搞得鬼鬼祟祟，神秘得很。为此中信局还派了购料处副经理刘宗法到菲律宾马尼拉设立办事处，兼办此案。“合步楼”是德文Hapro的译音。记得当时提供的商品有桐油、猪鬃、矿砂、当归、大黄、蛋品等物资。

    1939年9月，希特勒对波兰发动闪电式攻击的前几天，希米特博士同几个助手，在下午五时左右，送来几大箱文件，告诉凌宪扬说接到德国政府密令，立即撤离香港，他们一部分人去上海，一部分人去澳门，几箱重要文件托中信局贴上外交封条立刻送重庆，不能让英国人发现。那年夏季，欧洲局势已经很紧张，香港一些德国商行还照常营业，看不出有什么战争迹象。德国人这时匆忙撤退，外面谁也不知道。孔令侃理解到德国人的真实意图，马上告诉宋霭龄，她立即指使她的账房，倾巢出动，把国家外汇挪来，大肆收购美国军火飞机厂商的股票，又发了一笔横财。

    “合步楼”专案由于孔令侃赴美国，中央信托局迁重庆以后，由财政部秘书处和孔家官邸秘书处直接掌握。谭伯羽在1944年纳粹灭亡之前，始终留在德国。行政院秘书齐浚，于1943年还秘密去德国联系过。由此可知，在当时国际形势下，国民党虽与英美合作共同对敌，但暗中仍和德国、日本以及汪伪勾勾搭搭，进行不可告人的活动。

    中央信托局运输处与林世良案件

    1938年国民党政府仓皇由淞沪、南京撤退以后，把自己吞吐物资的上海港丢失，当时唯一能作为通道的，只有由香港到广州一线了。英国人抱着绥靖政策，受到日本人的压力，可是香港与广东是唇齿关系，不得不在可能范围内给予中国一些方便。但如果由中国交通部门，公开在香港办理接运手续又不行，因此暂时允许中国一些机构，改头换面，在香港进行半公开的活动。于是，孔、宋豪门资本与军统特务、流氓集团，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在香港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西南物资接运总处，机构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公主行二楼和王楼，对外称为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是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副总经理刘吉生、吴琢之和龚学遂。下面设了业务处，处长邝凯华；购料委员会，主任委员苏乐真；秘书处，处长董仲鼎；此外还有一个警卫处，是军统局直接控制的派驻香港机构，处长陈质平，是海南岛人，军统局特务，又是宋子文的亲信密友，宋子文吃喝嫖赌以及玩弄良家妇女，都由他随侍陪伴，有了桃色纠纷，也由他包办解决。抗战胜利后，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院长时期，为了酬答陈质平，派他担任驻菲律宾第一任大使，以一个军统局普通处级特务，一下子升任特命全权大使，开国民党外交界史无前例的纪录。

    西南运输公司成立后，机构庞大，业务广泛，运转繁忙。尤其当广州于1938年秋沦陷以后，广九、粤汉铁路交通断绝，运输更是困难，虽然香港往桂林同重庆有飞机来往，但旅客往来以及中央银行运钞票的任务，已经是忙不过来，对于大规模物资运输，以及豪门的走私货物，必然要另谋出路。于是只得与安南商谈，开辟一条经过海防，镇南关（今友谊关）到桂林的公路，以及海防到昆明的滇越铁路。以后又开辟了缅甸到云南的公路，这些交通命脉，都在西南运输处直接控制下。虽然孔家有不少东西，打着行政院或财政部，中央银行的招牌，也可以装运一些，但究竟有些碍手碍脚。于是，孔令侃决定在他掌握的中央信托局中成立运输科，派孔家最忠实的管家、原中央银行庶务科主任林世良为主任，买了一大批卡车，打着“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和替中央银行运钞票以及装运特种物资的旗号，拼命地私运孔家需要的一切物资。还代运财政部直接订购的鸦片承包商——法商欧德南洋行的鸦片、吗啡等毒品。欧德南洋行是法国商人在重庆和安南两地设立的大规模贩毒机构。国民党纵容军阀土豪，在少数民族地区种植鸦片，运到重庆，一部分由大流氓杜月笙和戴笠合作，销售到东南沿海以及华北沦陷区；一部分由欧德南洋行包销到印度支那各地。具体交运结价先由财政部秘书长鲁佩璋指定几个人办理，后来孔祥熙下台，日本人也占领了安南，改由军统直接控制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办理。

    孔令侃派林世良做了运输科主任，他妹妹孔二小姐也开始插手问事了。孔二小姐急于要加入分肥，由她自己下条子派汪建才为副主任，带一部分人驻昆明办事。昆明是滇缅路的枢纽，后来运输科扩大范围，改为运输处，林世良、汪建才分任副经理。双方各为其主，各搞一套，利害冲突，互相掣肘，却苦了下面主持业务的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

    中央信托局运输处从1939年成立，到1942年缅甸被日本人占领为止，除了运中央银行钞票以外，不知替孔家运了多少商品。打着公家旗号，捐税杂支一律不交，名正言顺地替孔院长官邸运送的供应品，从冰箱、沙发到烟酒、罐头、卫生纸，一直到孔二小姐的几条狼狗所吃的进口狗饼干，都一律包办。巧取豪夺，空前绝后。

    1942年春，日本人向缅甸进军。在这以前一个时期，滇缅公路是国民党统治地区对外的唯一海陆交通线。为了统一调度指挥，蒋介石于1941年冬，派他的表弟、宁波小学体操教员出身的俞飞鹏，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身份，驻节缅甸仰光，主任是由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因为那时候滇缅路是所谓黄金之路，各机关单位纷纷在那里安排人员，购买卡车，自搞运输。或者勾结商车，改头换面，打的是公家物资，实际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也不能管。西南运输处虽然牌子硬，可是与那些由部会出面的机关相比，究竟不能用强迫命令的手段。而且英国人态度暧昧，先是同意修通滇缅路，修通后放了一个时期，又因日本施加压力，阻挠中国军运。最后太平洋战争发生，战局急转直下。俞飞鹏到了仰光以后，采取高压手段，任何公私车辆，一律要承运西南运输公司军用物资。有人建议照一定百分比分摊代运，或者以一半车辆让西南运输处统一调度，也不允许，没有他的手令，路上不准放行。那时候日本已经向泰国、缅甸移动，形势危急，西南运输处当时负责人陈体诚和沈士华，也认为不能蛮干。但俞飞鹏独断专行，谁的话也不听。当时，蒋介石的手令到处都是，头一个不买账的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拿的是运钞票的手令，俞飞鹏也没有多大胆量，可以扣车。其他一些航空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中国银行信托部，都一律照运。更荒谬的是虞洽卿这个大资本家，自认为是蒋介石的恩人，俞飞鹏办公室别人不能进去，虞洽卿不等通报就推门进去，俞飞鹏最凶的一张王牌就是直通重庆的军用电话，俞飞鹏有公文要批，虞洽卿坐在一旁等候，一停下来他就磨缠不休，俞说委员长不答应，那么虞洽卿接通电话就找蒋介石通话，蒋介石无办法，又推给俞飞鹏，俞飞鹏只好对他另外放行。

    这样一来，一些商车群情激愤。这时候仰光码头仓库的公私物资堆积如山，各种大小汽车不少。英国军队也趁火打劫，看到中国一般侨民和私商的大小汽车，看得上眼就随意征用，一张字条就把车子开走了。这时候滇缅路上车子却少得可怜，可以说俞飞鹏到仰光几个月，滇缅路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等到日本人由泰国西北边境向缅甸迂回，切断后路时，俞飞鹏下令仓皇撤退，一路自仰光、庇古、曼德勒、腊戍沿途命令军统局负责人潘其武派人放火。潘其武对俞飞鹏直截了当地说：“叫我派人去放火可以，你必须亲笔下条子，我才执行。”俞飞鹏说：“为什么不放心我的指示？”潘其武说：“军统局任务没有撤退放火这一条。酆悌在长沙撤退时放火，后来成了牺牲品，被枪毙了。我不能不吸取这个教训。”俞飞鹏无奈，亲笔下了具体放火措施。潘其武把手令派专人坐飞机带到重庆向戴笠汇报后，才布置放火，损失极大，大后方舆论哗然。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的龙云曾声称，俞飞鹏如果经过昆明，他将下令捉起来立即枪决，以平民愤。俞飞鹏偷偷回到重庆，蒋介石当然不会杀他。

    为了转移目标，欺骗人民，设法找一个替罪羊，正巧林世良因为平常骄傲自大，什么人也不买账，孔祥熙那时，内迫于国内舆论和各派系的联合攻击，外受到美国人的指责；黄埔系和特务戴笠为了对孔祥熙直接进攻，派他手下的滇缅公路警务处处长李崇诗，在昆明西站把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的一批满载商货的卡车扣留，林世良的死对头汪建才，也把平日收集的一些林的违法材料，送交军统局。俞飞鹏也向蒋介石哭诉，说林世良倚仗孔家势力，假公济私，阻挠军运，以致他号令不行，无法统制，才造成巨大损失。这样蒋介石只好丢卒保车，下令逮捕林世良。林这时在昆明住在太和酒店，天天吃喝玩乐，毫不在乎。突然一天下午，来了一队宪兵，拿了蒋介石手令，将他手铐脚镣立即用飞机押往重庆。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任秘书兼信托处长的许性初，也以串通舞弊的罪名，同时扣押。林世良自以为后台硬，手里有孔家这张王牌，关在土桥军法执行总监部监牢内，行动自由，毫不在乎，与他女友赵某通信，还认为这只是一点误会，不久就可以解决。当时有人向他示意，把孔家王牌交出，可以免他一死。他表示效忠孔家，并相信以孔家的势力，一定可以保他平安无事，不愿背叛主人。殊不知这时他的靠山孔令侃，远隔重洋，孔祥熙受到内外夹攻，为了保护自己，只好同意杀之灭口。林世良终于被判死刑，执行枪决。许性初也被判了八年徒刑，人心大快。特务头子戴笠不肯罢休，向老孔节节进逼，孔祥熙只好把缉私署全部大权，拱手交给戴笠，又在财政部成立货运管理局，由军统特务王抚洲任局长，把鸦片特货业务，统一由军统经营。又下条子让戴笠以缉私署名义，向中央信托局信托处一下子透支三千万元（当时黄金每两一万元）合黄金三千两。照规定中央信托局只能做短期工商业贴放承兑业务，五十万元以上要四联总处审批核准，可是这是孔祥熙与戴笠的直接交易，谁也不敢提出异议。

    孔家在香港的活动

    国民党政府那几年的军政费用，除了直接在农民身上用田赋、征实和捐税、专卖等手法搜刮之外，另一方面是由蒋介石的总管孔祥熙用中央银行名义无限制地滥印钞票。当时曾有一位美国新闻记者问孔祥熙对中国经济前途的看法，孔祥熙举了一个例子说：“中国的财政经济前途，好像一个人从纽约帝国大厦一百零八层楼高处，失足跌下来，身体还在三四十层楼空间，还是‘So far，so good'（到目前为止一切还好）。”这说明他自己也知道国民党的前途，迟早要崩溃，落一个粉身碎骨的下场，只不过时间未到而已。

    中央信托局副局长赵季言是宋霭龄的私人账房，买卖金融外汇、外国股票，大部分由他出面联系成交。美国股票外汇经纪人新丰洋行Swan，Cuotr Fson 8 Frits，办公室就在汇丰银行大楼东二楼。他们一位接电话的女职员李乃莉曾说：中央信托局几根专线，是他们最忙的客户。孔家要哄抬操纵市面，可以一声令下指挥其他银行，代他们兴风作浪，投机倒把。银行界有些人与赵季言关系密切的，近水楼台，跟着买进卖出，多少也捞到一些好处。但是有关市价大起大落的消息，从来不透露，赵季言因此得到宋霭龄的充分信任。

    1939年夏，中央银行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奉美国政府指示，为了限制中国国外资金转移，决定冻结中国私人账户在美国的存款。由美国驻重庆代表福克斯向孔祥熙秘密传达这一决定。孔祥熙不动声色，借口要向蒋介石请示，立即用私人电台电告远在香港的宋霭龄，当天下午香港半山孔公馆召见赵季言，要他第二天立即乘飞机飞往美国，把孔家在美国的存款，全部化名转移。赵季言匆匆飞到美国去，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馥荪正在美国，先听到风声，有关存款也随之转移。可是身任平准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却未及预闻，因此上海银行在美存款四百万美元，也被冻结。赵季言在短期内完成任务后，密电告诉宋霭龄，第二天重庆正式公布这一决定，外汇市场大为波动。有些银行措手不及，事先没有设法处理，影响资金周转，大骂赵季言不够朋友。江浙财阀、政学系、CC系等对孔家这一手恨之入骨。而孔家这样一来，更全面掌握了中国外汇管理的大权，使一些有外汇存款的商业银行，不得不俯首听命于他。

    孔令侃在九龙弥敦道财政评论社楼上设立了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每天与重庆孔院长官邸秘书处直接通报。除了随时报告香港及国外外汇、金银、公债证券、美国股票行情以外，也搜集香港各方面人物的生活言行，大小中外报纸消息和黄色新闻。还有“合步楼”专案中德往来的一些具体业务，用了不少报务人员，译成专用密码昼夜拍发。那时重庆孔家翻译密码的有一个中央银行秘书处办事员陈延祚，此人译电很快。孔氏夫妻父子之间有事相商，在通报过程中，重庆方面是随问随答，香港方面却要好几个人手忙脚乱，才能应付。因此，陈延祚后来升任孔祥熙的机要秘书兼中央银行秘书处副处长，成为中央银行中继前任秘书处副处长谭光、人事处处长潘益民之后的大红人。

    孔令侃这个电台是私自设立的，并未得到香港英国殖民当局的许可。当时允许设立电台的有中央银行，设在罗湖深圳边界；西南运输处因为军统与英国情报机关有联系，电台设在香港西环海岛上军火仓库内。其他一些机关银行与国内通报则通过交通银行在香港公开设立对外营业的中国电报局发报。英国人本来歧视中国，孔家电台设立后，明目张胆，日夜发报，日本人当然知道，为此对港英政府施加压力。有一天下午港英当局出动大批警探，如临大敌，将财政评论社和电台层层包围，查抄全部文件，密电码和来去电文底稿，带走了一些工作人员，在报上公布破获了一个间谍情报电台。孔令侃也慌了手脚，一方面委托律师办理罚款交保手续，另一方面向经办人员大量行贿，又托陈质平出面向英国情报机关斡旋。英国殖民当局也因牵涉中国政府机构，不为已甚，把全部案卷供词证件，送给中国外交代表俞鸿钧，表示孔令侃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不希望他继续留居香港。俞鸿钧把情况向蒋介石和宋霭龄详细汇报，重庆指示要孔令侃去当面报告一切。宋霭龄怕孔令侃到重庆要成为众矢之的，被人痛打落水狗，因此，这位豪门小霸王终于在1939年秋季，灰溜溜地离开香港到美国去了。

    孔令侃由香港乘船去美国经过马尼拉途中，在船上与孔家干儿子盛升颐的下堂小老婆魏某外号“白兰花”的女人正式结婚，打电报通知他母亲。宋霭龄认为魏比孔令侃大八九岁，出身卑贱，气得大发脾气，回电要立即取消婚约。孔令侃置之不理。

    孔令侃到美国以后

    孔令侃这次被迫去美国，什么公开任务也没有，对外宣称是进美国哈佛大学读书，而且几年后也的确得了一个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学位。实际上他到美国以后，把孔家一部分资金产业集中管理，在纽约设立了很大的办事处，雇用不少美国律师，替他经营投资，又勾结美国大厂商大发战争财。为了骗到一张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的文凭，孔令侃将香港中央信托局的一个职员，广东汕头人吴方智，调到美国，替他用孔令侃的名字，在哈佛大学缴费注册，上课用心听讲，记笔记，跑图书馆，用功勤奋，撰写论文，参加考试，进行答辩，终于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任务，弄到一张硕士文凭，名字写的是孔令侃。吴方智除了读书以外，诸如投机拍马，并不内行，孔令侃也怕他久住美国，遇到哈佛同学诸多不便，让他功成身退，于胜利后回上海升任中央信托局购料处副经理，知道内幕的人称他为“地下硕士”。

    孔令侃在香港临走以前，向他父亲保荐了两名中央信托局副局长，一个是原购料处副经理李耀煌，一个是一直在浙江丽水，以后到重庆负责储蓄处经理的陈钟声。李耀煌和赵季言于香港沦陷前奉孔令侃指示，带了几个亲信人员去美国继续替孔家效力。胜利以后，李耀煌和陈钟声因孔家退出了中国政界，没有回中央信托局，却摇身一变当了孔令侃私人经营的扬子建业公司的副总经理。

    孔氏家族的所作所为，不仅中国的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就连美国也认为实在太不成话。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指名要撤换孔祥熙。罗斯福死后，杜鲁门继任，对他也印象欠佳，认为中国经济事务搞不好，应该归咎于他。孔祥熙认为美国民主党如果继续当政，对他个人前途和中国四大家族都不利。根据孔令侃长期在美国观察研究的结论，断定共和党人纽约州州长杜威，最有希望被选为美国下一届总统。为了烧冷灶，孔祥熙父子对杜威大送秋波。1943年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竞选开始时，孔祥熙代表蒋介石从腰包里和政府费用中，前后供给杜威竞选费用达数十万美元之多。孔祥熙以“中国赴美特使”身份，公开出面代杜威抬轿子，并在杜威周游美国各地、发表竞选演说时，有时也随侍在侧，形影不离。一个中国政府的外交代表，竟公开出面帮助美国在野党领袖竞选总统，干涉别国内政，一时传为奇闻。孔祥熙信心十足地押了这一宝，每天将选举情况，摘要报告蒋介石，以为只要杜威当选，自己也可以东山再起。殊不知事与愿违，民主党罗斯福继续当选，连任第四届总统。

    1945年春，蒋介石前夫人陈洁如，由上海辗转到达重庆，蒋介石把她安置在重庆郊区山洞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家里。这样一来，蒋介石常常借口去山洞休息，次数一多，不免风风雨雨，传到宋美龄耳中。虽然他们本来是政治结合，毫无感情，但是在面子上总不好看，一怒之下，宋美龄要去美国访问，并向美国大使示意，希望美国政府正式邀请这位第一夫人访美。美国总统杜鲁门不加理睬，后来还是由故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出面邀请，宋美龄才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国了。

    宋美龄到美国接见记者时，只承认来美国医病，并应罗斯福夫人邀请，做私人访问。白宫方面对她十分冷淡，住了两个月黯然回来。回来后，她亲自招待新闻记者，并由重庆国际新闻处与美国新闻处联合主办了一个“蒋夫人访美摄影展览会”，大家才知道孔令侃和孔二小姐都是代表团重要成员，一个是秘书长，一个是秘书，展出的都是在美国吃喝玩乐的镜头，唯独没有美国官方盛大的礼仪招待的照片。

    孔令侃在美国时期，为了准备在胜利后取代外商在华地位，在贸易上进行剥削，利用中央信托局关系，抢夺美国一些大厂商产品的中国经销权。例如，国际收割机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等，胜利以后都是由扬子建业公司代理。利用豪门特权，大量套购国家的“官价外汇”，进口各种商品，从钢铁、机器，一直到口红、丝袜，应有尽有。又以巨金购买长乐路锦江饭店对面的利威汽车公司。几座大仓库堆满进口货物，严重损害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香港沦陷后的中央信托局

    孔令侃于1939年被迫离港去美国后，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处随即撤销，除有的人跟孔令侃走了以外，其余人员由中央信托局分别安排。那时还有三位副局长，张度、赵季言、李耀煌，在常务理事俞鸿钧的指挥下，分别负责。但实际上张度专管业务，谨小慎微；赵季言一向代孔家办私事，局里事不大过问；李耀煌只管购料，业务熟悉，行政经验不足；一切事务由张度当家，大事情还是身在半山公馆里的宋霭龄发号施令。这时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地安南总督，受日本军部压力，接受了由日本军部派人视察监督海防、河内通向中国广西、云南两省的交通孔道，使原来利用海防转口的中国公私双方的进出口物资，不得不改道经缅甸仰光，由滇缅路进口。

    此时，凌宪扬早已带一部分人离开香港，到重庆成立中央信托局印制处。重庆中央信托局也逐渐扩大，由陈钟声升任副局长主持一切。可是香港中央信托局的三位副局长和手下一些亲信，谁也不愿到重庆去。一直等到1941年12月25日，日本人占领了香港，才不得不仓皇向重庆撤退。

    日本人在对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以后，又挥戈南下，占领了香港和新加坡。英国人自吹自擂的远东重镇，在短短几天内就完全投降。在最危急的时刻，重庆为了接运以宋霭龄为首的一批在港要人，派了好几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执行撤退任务，蒋介石会同有关方面亲自开拟了应该坐飞机的名单，名单中有过去“南天王”陈济棠。飞机到了九龙启德机场，孔家夫人和小姐以及亲随人员，早已捷足先登，一拥而上。陈济棠好不容易挤上飞机后，因为孔二小姐的两条狼狗还没有座位，她爱狗如命，在这兵荒马乱的逃命时刻，哪里会想到什么“蒋委员长手谕”，命令她的副官把陈济棠拉下了飞机。陈济棠手无寸铁，又无卫士保镖，迫于无奈，只得退下，让她乘坐。还有其他一些要人，像中央委员陈策，只有游泳过海逃生。陈济棠和妻子莫秀英，化装由大鹏湾偷渡，沿途被拦劫，损失很大。重庆《大公报》曾登过“人不如狗”的小品文，就是指这一事件。陈济棠到重庆见蒋介石大发牢骚，蒋不得已发表他当一个农林部部长，敷衍了事。

    日本人进驻香港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中央信托局易货处经理麦佐衡，原来家住九龙，因居住地点比较偏僻，设法过海寄居到跑马地山村道交通部总务司司长谢奋程家中，同时住那里的还有交通部购料委员会江仲长等七八个人。他们当中有人备有自卫手枪。有一天晚上，大队日本宪兵突击挨户搜查，半夜敲门甚急，他们以为是烂仔行劫，向外开了两枪，日本人大惊，以为是什么地下特务机关，对前后门封锁包围，破门而入，将男女分别拘禁，然后用惨无人道的方法，将十几个男人一一用刺刀乱戳，麦佐衡因身体瘦小，而且穿一件中国丝棉长袍，几利刃都因丝棉关系，没有伤到要害，他的儿子和其他几个人都当场殒命。日本人干过血腥暴行离开后，麦佐衡苏醒过来，由他妻子扶持，一路爬行到附近养和医院，经住院急救，侥幸脱险，伤好后也去了重庆。

    麦佐衡事件发生后，中央信托局留在香港那些徘徊观望的人，大为震动。副局长张度和大小职员的家属，纷纷取道大鹏湾或澳门沿海岛屿偷渡。俞鸿均的老婆和三个女儿也只好降尊压贵，和中信局的小职员和家属在一起，搭了一艘伪装走私棉纱的帆船，在碰到日本人巡逻艇检查时，每个人身上披一块棉纱包布，伏到棉纱堆里面躲避一下，陆续脱险经广西南宁到达重庆。俞鸿钧为了感激张度照顾他的妻子女儿脱险，把自己住的财政部次长公馆分一半给张度一家居住。香港汇丰大楼112室办公处，除了极少数有关的人，冒险进去拿了一些现款发给职员每人几个月应变生活费以外，只拿出了一些印章和重要文件。其他一切只有放弃不管，不了自了，这样才结束了中央信托局在香港孔家直接指挥下搞独立王国的一段历史。

    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中央信托局

    1941年以前，中央信托局首脑部门不在重庆，而设在英国控制下的香港。中信局在重庆只有保险部、中央储金会、储蓄处、信托处、易货处、会计处等一小部分人员，没有干什么主要业务。业务行政由孔令侃在香港遥控指挥。

    孔令侃去美国以后，重庆方面便由孔祥熙以理事长名义直接管理。从中央信托局成立开始到1942年，它一直是孔家任意安插私人的重要地盘。业务不多，可是管理机构空前庞大。这段时期由孔祥熙亲笔手令发表成立的新设部门和主持人员如下：秘书处，处长陈郁，后为李晓；人事处，处长费起鹤，副处长程步宵；会计处，总会计翟克恭，副总会计韩天耀。

    后来CC系用国民政会计处名义，统一各机关会计人事，派邹曾侯为会计处处长。翟克恭直接找孔祥熙，建议成立稽核处，由老孔下条子，翟克恭、韩天耀分任总稽核、副总稽核。还有信托处，经理许性初，后为钟锷（钟秉铎）。购料处，经理张道宏。中央储蓄会，代经理祝世康，后为章云保。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副经理汪建才。林世良判死刑后，建制撤销。印制处，经理凌宪扬，后改为中央印制厂。人寿保险处，经理罗北辰。产物保险处，经理项馨吾，副经理相寿祖。储蓄处，经理祝世康。建储农贷处，经理王华。后来农贷部分由CC系的中央合作金库抢去，改为建储处。理事会秘书长，主任秘书许性初，许性初被判刑后，由罗吟圃代主任秘书。

    此外，还有一个实际上由孔家干儿子、常务理事盛升颐用来干私事的理事长办公室。各部门下面一般有两三个科，如业务部门每一处下面有文书科、会计科、业务科。有的科下面分小组，小组负责人称领组。除了正规上班的大小职员以外，还有挂名支薪的顾问、专员、调查员等，究竟有多少人支薪办公，在什么地方办事，连人事处考核科也搞不清楚。

    这些高级人员中，自然有不少山西人。有的与孔家非亲即友，或者是其他豪门勋贵的亲信，其中也可以分分类：第一等亲信，可以直接见宋霭龄商谈机要，根据她的指示办事的，例如赵季言、凌宪扬、许性初、林世良、顾心逸一些人。第二等，遇事可以直接去范庄见孔，拿公文给他批的，例如翟克恭、费起鹤、陈钟声。有些人则虽有这种权利，但不屑于这么干的也有，像副局长张度，除了日常处理公务外，一切与孔家有关的事他都不插手。

    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国营机构，在1941年以前只有一个有名无实的副局长陈钟声当家，谁也不买账；一二等角色可以拿公文签呈，直接到范庄由孔审批，孔家官邸的大小爪牙，也纷纷向中信局安插私人。当时物价高涨，一般军政机关的普通公务员工资微薄，不够生活，只有四行两局，为了维持金融寡头统治利益，拉拢职工替他们工作，在工资待遇方面巧立名目，变相分赃，使职员成为高薪阶层。中央信托局一般职员，有的是在成立时由各银行或机关抽调来的，有些雇员、练习生以及助理员，是通过招考或就地雇用的，又有一些是通过各方面关系介绍录用的，甚至有一些行政机构司处长级官吏，宁愿不要虚名，只求实惠，到四行两局当一名普通职员，一时闹得乌烟瘴气。

    陈钟声在这种情形下，毫无作为，下面以翟克恭为首的各部门负责人，遇事与他争执扯皮。各业务部门都有一个会计科，实际上都受总会计统一领导，有关财务业务不通过他办不成。一般例行公文由副局长核阅，有些事由孔祥熙直接下条子也不通过他，对人员升迁调动更做不了主。

    日军占领香港后，副局长张度和赵季言到了重庆。赵季言在重庆时间不长，便又去美国替孔家处理私产去了，孔祥熙又发表钟秉铎为副局长。1942年林世良案子发生以后，各方面以此作为攻击孔祥熙的口实，孔祥熙无法，才正式发表俞鸿钧以财政部政务次长身份兼中央信托局局长。俞鸿钧本来是一个标准的官僚，对四大家族十分忠实，进中央信托局后，对孔家全班人马一律不动，自己只带一个秘书处副处长王绍斋和局长室专员张廷荣、张似旅替他看家，萧规曹随，一切照旧。信托局经理许性初因林世良案的牵连，判了几年徒刑后，由钟秉铎兼代信托处经理。运输处取消，一般中央银行内部调拨业务由中央银行运输科自己办理，其他一些特别运输由特务机关接收过去了。俞鸿钧当中央信托局局长后，真正起了一点统一号令的作用。过去一些处长、经理不能再跑孔公馆了。孔祥熙因逐渐失势，也不大像过去那样直接下手谕给中央信托局了。

    黄金储蓄券案件

    国民党搜刮人民钱财的手段繁多，什么公债、有奖储蓄、建国节约储蓄券、定期存单等，由于法币贬值，这些名目在人民心目中已经一文不值。宋子文接长行政院以后，也回天乏术，只好向美国借了一些黄金和美元，换了一个手法，发行美金公债和黄金储蓄券。当时一般劳动人民和中下级公教人员的一点工资，连日常生活都不易维持，对这些根本没有兴趣。代表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中国国货银行四百两一块的大金砖，只有少数有实力的商人，才能购买。因此黄金储蓄券的推销任务也不易完成，每天成交量小，谁也不注意。

    1945年3月29日，财政部根据宋子文的决定，通知中央银行，从第二天早上把黄金储蓄券的牌价，由每两二万元法币一下子提高到每两三万五千元。这时候孔祥熙已经下台，由俞鸿钧接任财政部部长，仍兼中央信托局局长。3月29日下午三点以前，黄金储蓄券的销路还不大好，可是三点以后，突然有不少人大肆抢购，在收市以后还有与豪门有关系的大业印刷公司用英商汇丰银行的转账支票，一下子买了三千两。财政部总务司司长兼中央信托局秘书处副处长王绍斋，用总务司一张公款支票买了四十两，其他与豪门有关系的杜月笙手下的中华实业信托公司也买了几千两。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的职员戴仁文、张华栋、龙镛萱和储建处经理王华，看到突然有这么多人抢购，觉得有些蹊跷，各人也分别买了几两。

    第二天正式公告，牌价一下子提高到三万五千元。在统治集团内因为宋子文上台以后，骄傲自大，不像孔祥熙那样对各方面还多少敷衍一下，这样一个发财机会事先大家竟不知道，因此代表CC系、政学系、黄埔系的报刊，以及监察委员、立法委员、国民参政员等，联合起来纷纷提出质问，企图造成倒宋、倒俞的风潮。蒋介石又采取丢卒保车的手法，找几个替罪羊，下令把王绍斋、王华、戴仁文等几个人扣押起来，送交法院审判。又叫大特务戴笠进行彻查。戴笠大骂贪官豪门，说他一定要“秉公处理”。他的哲学是只要“斧头吃凿子，凿子吃木头”，一定可以搞得水落石出，希望我们以中央信托局职员的地位，如实反映所了解的事实经过。我说我在易货处办公，离营业间很远，不了解情况。

    事实上卖得最多的是在中央银行收市时，收到各行局报表以后，用转账卖出去的，有名有姓，有支票来源。大业印刷公司专替中央银行印钞票，总经理李祖永经常有大批存款存在汇丰银行，一张转账支票就买了三千两，中华实业信托公司用交通银行转账支票也买了好几千两。这些大户头和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郭景琨、发行局局长李骏耀，都是有关系的人。要追查应当从这方面着手，把全部责任压在中央信托局几个人身上，不一定会平息外面的风潮。戴笠察觉此事触及四大家族根本利益，只有表示一定要彻底查明白。结果查来查去，李祖永与孔家有关，中华实业信托公司是杜月笙帮会组织（恒社）的事业机构。军统有些特务是杜月笙的徒子徒孙，他们在贩卖鸦片上、走私货物上都是狼狈为奸的。再说宋子文与戴笠私交很好。结果戴笠报告蒋介石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搪塞过去。另由法院公开宣判王绍斋、王华、戴仁文等人，八年到三四年徒刑，作为牺牲品。一场大风波，虎头蛇尾，不了了之，豪门巨富照样捞到一笔。俞鸿钧在此案结束后，引咎辞去中央信托局局长，以后由刘攻芸当局长。

    “鸡立球”牌工具钢

    1940年，重庆有几个以胡氏弟兄为首的实业家，凑集了一笔资金，也找了若干代表官僚资本的银行界参加投资，在重庆组织一个中国兴业公司。它的主要业务是想在大后方筹建一个钢铁厂，选定了重庆牛角沱对岸香国寺，作为建立中兴钢铁厂的厂址。当时正是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时候，大后方物资极为紧张。只有少数权贵以及与他们有勾结的大商行，才能先由香港、安南，后由滇缅公路运进一些货物，或者由囤积居奇的大户，不时放出一点商品应付市面。其中五金钢铁材料和工具，更为缺乏，一些民营的中小型工厂和手工业者，叫苦连天。俗话称“五金魁首”，例如切削工具的合金高级锋钢，与黄金同价。中兴钢铁厂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应运而生，应该是大有作为。1943年该厂建成了一个小平炉，试产第一批低碳工具钢几百吨，化验成分基本上符合进口货黄牌钢的规格，这应该说是一件大好事，应该受到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可是在旧中国，统治者一贯崇洋媚外，尽管当时物资供应紧张，自己炼出来的钢铁却没有人要。中国兴业公司的业务人员，用尽了在旧社会盛行的推销方法，上面由大人物介绍推荐，下面请客送礼，行贿拉拢，向一些大规模的购料部门如交通部、航空委员会、兵工署、资源委员会等机关推销。居然有人说，中国人哪里能炼得出能用的钢材，要能炼出好钢，滇缅公路也用不着修了，日本人也不敢打中国了。有的说中国人的技术，再好也不及外国人，我们要买的是外国名牌货，英国的鹰立球牌、手心牌、E.S.C，德国的克虏伯、百禄牌，美国钢铁公司，伯利恒钢厂的产品，有多少要多少，我们采办人员求都来不及，用不着你们到处推销。

    中兴钢铁厂炼出来的钢销不出去，资金当然无法周转。原来贷款给该厂的银行，算一算工业利润远不及商业利润周转得快，纷纷催索贷款，工人又要发工资，厂方搞得走投无路，对办炼钢事业失去了信心，生产只得停下来，原先生产出的几百吨钢材，堆积如山，无人问津。再三要求孔祥熙想办法，孔祥熙下手谕让中央信托局全部收购，中央信托局接到手令，不得不照办，可是各有关业务部门却推来推去。信托处说：“我处只主管存放信贷业务，拿一大批资金收购钢材，于法无据，碍难同意。”购料处说：“我们是代理各机关企业向国外采购物资的，营运资金全由各机关事业费中拨给，专款专用，收购了这批钢材会影响购料处其他业务。”踢来踢去，只有易货处比较好讲话，当时也没有什么业务可做，只好接受了这一收购任务。没有资金，信托处一口承诺，作为内部往来，垫给易货处，不怕吃倒账，一切责任后果由易货处自理。中国兴业公司拿到了这批款子，还清债务，解雇职工，停办钢厂，抗战时期这所民办钢厂就此完结。

    易货处接下这批收购任务以后，派人拿了很多样品，送到重庆北碚中央工业试验所化验，又搞了不少进口货同类钢材样品，化验对比，认为大致相仿，完全可以应用。可是中央信托局直接出面向各机关单位推销，都一律回绝不要。

    当时易货处有一个襄理曾经在法国留学，学过炼钢，他提出建议，再进口一批炼钢合金原料，投资兴建一座小型电炉，拿这批钢回炉重炼合金钢供应市场。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拍电报给纽约华昌贸易公司，订购了一些纯矽铁、铬铁、钒铁等原料，远涉重洋，空运到了重庆。可是这项炼钢计划由兼局长俞鸿钧向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请示时，宋子文却认为中国根本不需要办什么工业，更不需要办什么生产钢铁的重工业。他说：“中国要什么东西，一个电报打到美国，一两个月就可以运到，比什么都方便。”这个计划就此告吹。

    这样一拖，中兴生产的几百吨钢材，已经在仓库里存了一年多了，风吹雨打，锈蚀不堪。幸而法币贬值得非常快，一两年下来，这点款子在官僚资本企业里，已经不算一回事了。不过易货处对信托处，终究是一笔未了的贷款，报废处理还不到时候。正巧有一个新丰企业公司的总经理张亮侯，他与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有点亲戚关系，请赵棣华写信介绍给俞鸿钧，俞鸿钧批转易货处与他接洽。他先去看一看存货，又锯了一些样品再送去化验，认为与进口货相比，确实不相上下，他认为动一下脑筋可以有办法解决，于是向易货处提出全部承购。可是如何结算价格，因为市面混乱，毫无标准，中国产品向来没有市价，因此张亮侯提出照中央信托局当时收购价格，加上利息，再加上经营管理利润百分之二十作价，全部价款分几个月付清。易货处千方百计推销不出，即将报废的滞销货，现在竟有人承受，既还清欠款，还有利润，喜出望外，把合同签好，呈报上级批准，立即成交。

    第一次付了一小部分贷款以后，新丰企业公司提运了一部分钢材，在重庆南岸找了一所旧房子，雇了一些工人，将钢条加工整理，锈蚀过度的另外堆放，外观完整、尺寸划一的将铁锈刷擦干净，外面涂上一层泡立水，两头用黄漆涂好，照进口货钢材包扎起来。又在印度加尔各答印刷所里订印一批商标招贴，他采用的商标是一只雄鸡立在地球上，牌子就叫“鸡立球”，也在经济部商标局申请登记，代表英国鸡立球钢铁厂中国总经销，办了注册手续。新丰公司考虑外观太新，不符合由英国长途运输到重庆的实际情况，又故意反复翻堆、淋水，做一些锈斑，碰一些硬伤痕，然后涂好黄漆，一捆一捆用麻布铅丝包好。又花钱伪造了一些进口税单、国外发票，一应齐全，然后取了大样小样，仍然向交通部、航空委员会、兵工署一些购料部门报价，当然也充分运用请客行贿等方式。果然，一看到是进口货，各方面都很有兴趣，以比较进口货名牌价格稍微便宜一点，每批成交二十或三十吨，不到半年工夫，全部卖光。新丰公司除付中央信托局贷款以外，还赚了很大一笔钱。

    也有一些购料经办人员对这批钢材表示怀疑。他们说：“英国只有鹰立球，没有听说有什么鸡立球。”新丰公司说：“你们只认识鹰立球，实际上都是英国亚瑟贝福厂出品，是开在上海博物院路鹰立球洋行的订牌。他们因为日本人压力关系，不敢公开出面供应中国，所以再用鸡立球作为副牌，让我们专门在大后方供应各机关应用。”人家又问：“抗战了这么多年，市面上钢材早已缺货，你怎么会囤到今天才卖出来？”新丰公司说：“我们有别的业务做，资金可以周转，囤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行情看涨。现在中印公路修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方面已经结束，钢铁生产要恢复正常，我们才决定卖出，准备做其他业务。”牛皮吹得活龙活现，人家即便知道内情是怎么一回事，也因在旧社会中“各人自扫门前雪”、“明哲保身”，经办的人上上下下都有点油水，新丰公司也有后台老板撑腰，当中牵涉很多贪污行贿的是非，谁也不愿拆穿这个西洋镜。

    新丰企业公司很快地把贷款付清，易货处业务人员觉得很奇怪，问他们这批钢究竟怎样处理掉的，卖给什么部门？新丰公司说：“仍是卖给交通部和航空委员会、兵工署一些机关。不过用的方法手段不同，有些事我们可以做，而你们中央信托局易货处却不能做。”当时，我们想新丰公司不过用大规模的行贿、请客、送礼，或者利用上层裙带关系走内线，不怀疑他们用改头换面的方法，冒充进口货才推销出去。中央信托局丢了一个大包袱，当然不去管他。一直到胜利以后，张亮侯回上海，才详细谈出这宗交易的全部经过来。

    胜利前夕的中央信托局

    中央信托局这么一个庞大机构，在八年抗战时期，除了被孔家利用来搜刮中国人民的血汗和安插一些私人外，对国计民生，有百害而无一利。这个机构，因人设事，人浮于事。在全盛时期，重庆总局十几个部处，大小职员连挂名不到的，在一千人以上，各部处可以说没有什么任务或业务。有些中级以上职员，虽每天也到局办公，却多少年看不到一件公文，只是每天看报喝茶而已。有些干脆不来办公。可是一个月有好几次工资津贴可拿，自不免亲来领取；有些由孔公馆拿了一张名单，全部代领。每月开支要几千两黄金，业务收入多少，有无上缴利润，没有人知道；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只要印钞票机器每天转动，从账面上看总是有利润的。

    至于业务呢？初成立时，虬江码头业务处准备控制上海码头仓库，保险部准备垄断全国保险事业；另外，垄断储蓄和有奖储蓄，国家的进出口业务和采购大权也要抓。可是国民党派系很多，孔家想独霸天下，也并不容易。抗战发生，上海失陷后，中央信托局迁到香港，在孔令侃直接控制下，根本不考虑把总局迁到重庆，中央信托局成为孔家安插私人、朋比分肥的机构，因此，对外汇物资能捞的就捞，不可能有什么长远的打算。

    由于法币日益贬值，物价飞涨，一些骗钱的业务如中央储蓄会的有奖储蓄、定期存款、人寿保险、建国节约储蓄券，不断停顿下来，无人问津。只有产物保险处，办理一些兵险和再保险业务，有一些收益。信托处后来在重庆公开对外营业，实际上成为一个普通商业银行。除了大额工矿事业贷款要送到四联总处照规定审批外，其余什么承兑、贴现、押汇、托收，都一律照做。重庆银行界有所谓比期，一个月要结两次账，别的银行在存欠两项轧不平时，还要同业支援互借，但中央信托局可以随时向中央银行透支，从不担心。购料处虽然打的是代各机关购料的幌子，可是除了与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经营一些石油产品进口外，其他一些大机关如航空委员会、兵工署、交通部等，都在缅甸仰光设立了办事处。有了二十元一美金的官价外汇，什么物资都可以买，零碎任务给你一点，已是很大的交情了。何况行政院在英国伦敦设有一个直接控制的购料委员会，在美国纽约又有华昌贸易公司、世界贸易公司。虽然都是为国民党服务，但是派系不同，不免你争我夺，相互扯皮。谁也不愿放弃既得利益。后来美国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提出租借法案，一切由军事代表团自己办理分配，加上滇缅路被日本人切断，中印公路还未修通，即使修通以后也是由美国人管理。这样，购料处的作用也就没有了。

    易货处设立时，本来全力做土产出口业务，可是能换外汇的土产，早为其他机关捷足先得。在香港时期做过一点大黄、当归的业务，但经营不得法，大部分虫蛀霉烂，倒入大海完事。猪鬃买了一些现货，但好景不长，又被复兴公司告了一状拿回去了。在兰州、西安、桂林、衡阳、曲江、南宁、广州湾、常德各地设置了一些收货处，大买卖不能做，小买卖不愿做，根本无事可做。易货处曾与运输处合作，从滇缅路运进了一批布匹，美其名曰供应市场，但又与官办的花纱布管制局权益冲突，正好林世良案件发生，只好由中信局大小职员内部分了一些，其余的交给花纱布管制局完事。

    当时全国大中城市，一般设有中央银行，分一等二等三等分行。有中央银行的地方，大门外照例挂一块中央信托局的牌子，经理即由中央银行经理兼，下面派几个人办保险业务。只有昆明中央信托局规模较大，也按业务部处分科办事，经理由购料处副理孔祥勉担任，以后由于孔祥熙拉拢本家，派他兼昆明中央银行经理。1942年以后，在贵阳、成都、兰州一些地方正式与中央银行分开，成立分局，但经理仍由中央银行兼任，中央信托局只派襄理。一直到胜利以后，各地才设一、二、三等分局，与中央银行完全分开；而且又设了香港分局，由麦佐衡担任经理。

    1942年孔祥熙被迫下台，宋子文接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这时的理财手段，已经简化到一手靠印刷机器印钞票，无限制发行；另一手靠美钞黄金、延缓通货膨胀。再说他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而且这位行政院院长要求用英语商谈国家大事，有些老官僚就做不到。因此，俞鸿钧就升任财政部部长，另派原中国银行总经理贝祖贻为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仍兼中央信托局局长。

    1945年年初，日军向湖南、广西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到贵州都匀，重庆大小机关惊慌失措，中央信托局也准备将总局迁往兰州。幸好美国人在太平洋发动反攻，并对日本本土开始轰炸，这样，日本攻势才停止下来。那时叫作“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中央信托局根本没有什么业务可做，黄金储蓄案发生后，中信局成了众矢之的，俞鸿钧辞去了局长兼职，由蒋介石直接派刘攻芸当局长。

    刘攻芸就任中央信托局局长，表示要裁并机构，彻底整顿内部。副局长张度因为原来与刘在创始时关系处得不好，调任中央银行秘书处处长，刘另带来原湘桂铁路总经理沈熙瑞为副局长。刘上来的打算，拟将秘书处与人事处合并，稽核处与会计处合并，产保处与寿保处合并，储蓄处与建储处合并，易货处与购料处合并。俞鸿钧向刘攻芸表示：“你调动各处主管人员，裁并机构，我都没有意见，不过我认为秘书处处长李晓，在山西人当中，有些真才实学，作风正派，也有一定工作能力，希望能维持不动。”刘攻芸因为已经约了交通部航政司司长何墨林接任秘书处处长，感到为难。当时刘的计划是对孔祥熙的亲信和山西人，凡是申请辞职的，一律照准，不愿离开的，根据职务高低，分别调任一二三等专员。俞鸿钧对刘攻芸这样大刀阔斧地排斥孔家势力，感到不痛快，马上以中央信托局理事长名义，将李晓派为理事会主任秘书，而将原来代理主任秘书的罗吟圃派为中央信托局副局长。一方面安定一下孔祥熙的亲信人物的情绪，一方面也给刘攻芸一点难堪，这样当然也打乱了刘攻芸的部署。何墨林不愿屈就，改任购料处经理，另派陈述曾当秘书处处长。

    原来罗吟圃是孔令侃的小团体“南尖社”的骨干人物，是孔令侃在香港所办的黄色报纸《星报》的主编，办的是孔家私人报纸，却在香港中央信托局购料处挂一个科副主任的名义，支领工资。孔令侃去了美国，香港被日军占领，《星报》当然停办，由许性初带他到重庆，安排他担任理事会秘书。1942年林世良案件发生后，理事会主任秘书许性初被判八年徒刑，那时孔家已经失势，俞鸿钧直接管理中央信托局，理事会秘书处有名无实，罗吟圃因此代理主任秘书。这一次俞鸿钩与刘攻芸发生矛盾，俞认为他虽不能向中央信托局内越过局长安排人事，但以理事长名义还可以派副局长和主任秘书，因此这个毫无资历又无行政工作经验的孔家小卒罗吟圃，一下子连升几级，当了副局长，使刘攻芸十分被动。有人向刘建议顶回去，或者请示宋子文或侍从室第三处要求改派，正好这时日本人投降，要考虑复员接收的大事，就此听之任之。

    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在思想上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得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四大家族控制的四行两局，在宋子文的统一指挥下，继续控制全国金融命脉，又设立一个与特务机关合作的敌伪产业处理局，苏浙皖三省敌伪产业处理局由刘攻芸任局长，中央信托局日常事务由副局长沈熙瑞负责处理。中信局的官员头一批飞到上海，其他各部会也纷纷派了特派员到各地从事“劫收”工作。沦陷区人民在日伪统治下呻吟了八年，胜利以后，迎来了国民党政府一些军政人员，搜刮劫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继续过着痛苦的生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才永远结束了这段苦难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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